澳門産業結構演進趨勢初探
劉健豪*
任何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都是由政治、經濟與文化互為作用而向前推進的。上層建築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同時又塑造了經濟模式和文化的內涵；後兩個因素又會反過來影響上層建築對發展策略的制訂和實施。這一普遍規律在澳門同樣適用，並應成為澳門未來發展過程中值得重視的一個方面。
作為著名的賭城，澳門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經濟得以發展，並以博彩業為主體。其後在70年代借助歐美先進工業國家對澳門某些工業產品，特別是紡織品的優惠政策，把香港為主的資金吸引過來，使澳門的製造業如雨後春荀的速度發展，尤其是內地在70年代末期經濟開放更加速了澳門地區的經濟起飛，使澳門的國民生產總值在短期內拉近同亞洲“四小龍”的差距。但澳門回歸前曾有連續四年負增長的紀錄，房地產業所受打擊尤甚，近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斷深化及2005年全球成衣配額制度的取消，製造業面臨賴以生存的空間的喪失。
從澳門發展的歷史來看，經濟發展並不是全由上層建築——管治者的意志所決定的。作為國際自由港，澳門或許過去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可稱為“隨波逐流”模式，亦即古典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倡導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
這種經濟政策的理念是：總合支出永遠等於充分就業下的總合所得，並堅信只要政府遵守自由放任而不干涉的策略，將會引導經濟體系自動邁向就業的均衡。
這種政策在歷史上有成功的例子，香港在前殖民地時代就是引用這種政策，而且取得輝煌的成績，被世界公認為“東方之珠”。它的成功，是基於政治、地理和歷史事件等特殊因素互為作用之下取得的。人們應該還記得，在西方世界對50年代的新中國加以孤立和制約的時期、韓戰時期以及越戰時期香港所扮演的中介及補給基地的角色、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才的大量流入香港以及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下對香港的惠益等，對於這些歷史事件下的經濟發展，香港政府保持著一貫的“自由放任”政策，亦因此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而失敗的例子亦存在，其發生在西方世界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衰退危機時期。當時經濟衰退，並沒有如亞當·史密斯所言，經濟體系具有自動調整的機能，亦即沒有自動朝向充分就業的傾向，這次危機論證了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並不是萬能，因而導出現代經濟學大師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提出的並與古典學派相反的理念，即總合產出與就業的水準由總合支出水準所決定，並且不保證總合支出會永遠等於充分就業下的總合所得。因此，政府必須通過有效的財政政策和貸幣政策，加強政府在經濟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再者，現今世界的經濟體系複雜且變化萬千，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不斷深化，企業生產、金融以及科技資訊趨於國際化，沒有一個單獨的經濟體系能置身其外，“自由放任”的政策無法解決問題，各政府(上層建築)必須要採用合理及適當的經濟策略，才能碓保經濟的有效發展，並解決失業的問題。
事實上，過份的“隨波逐流”的經濟模式必然對澳門這種特殊的小型經濟體系產生負面的影響。澳門政府不能無為而治，任由市場的力量來決定供求關係，而依賴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而間接受惠的政策也不實際。澳門近年經濟走下坡是基於兩個關鍵的經濟環境因素，一是9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宏觀調控政策，另一是1997年的金融風暴。前者使澳門的地產泡沫爆破，後者使澳門的博彩遊業不斷萎縮，而製造業則繼續向珠江三角洲轉移，更進一步打擊澳門的經濟狀況，失業率高企不下，究竟澳門的經濟能否作出自動的調節使經濟重攀升軌呢？答案是否定的，若任由其自由發展，澳門可能要經歷一個漫長而痛苦的歷程。
因此，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貫徹以行政為主導之策略，實行財政政策進行對經濟週期的干預。回歸後一年內，政府制訂發展的策略，量力而行地投入資金加強基建和推廣旅遊業，試圖把沉寂多年的經濟引向發展的軌道上。可以推斷，假使以後經濟發展過程再沒有突發的不利因素，而政府又能恰當的運用財政政策，加上澳門睹權開放和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的正面作用，澳門經濟將可穩步發展。
本澳經濟發展受內外因素所決定，外因受周邊及全球的經濟發展所影響，這非澳門政府可以控制的；只有內因，也就是要靠政府、商界和勞工組織互相的協調才能使這一微型經濟體系發揮潛在的效能。
在產業結構方面，澳門的出口工業(紡織和成衣業)、博彩旅遊業、建築業和金融業被稱為四大支柱，其簡要資料如下：
(一)出口業(以紡織業和成衣為主，佔近年出口生產總值的75%以上)在澳門資源配置中曾有過驕人成績，但其生產單位數目比例已趨向下降(表一)，對比製造業中紡織和成衣工廠數目的變化，紡織廠由1992年的237間減至1998年的126間，減幅達46.8%，製衣廠則由644間減至393間，減幅達39%；但其出口總額變化相差很少(通脹因素忽略不計)，因此表明了有很多工序或生產已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特別是較低勞動力價格的周邊地區去。
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數據也顯示由1992年約佔勞動總人口的28.5%，下降至近年的20%左右(表二)。注意此數據沒有說明各行業中的外地勞工數據，在外地勞工2.8萬多人中，以製造業、酒店及餐飲服務業者佔大部份的比例，所以製造業的本地勞動力就業情況一定在這百分比之下。
(二)博彩旅遊業在本澳的本地生產總值佔有首要的位置，其中酒店餐飲業及博彩在博彩旅遊業中所佔的比例極大。從旅遊業的發展策畈來看，澳門旅遊資源方面雖有較豐富的歷史人文景觀、宗教文化、美食、會議旅遊、商務、體育和購物等方面的旅遊資源，但在90年代中期以前，澳葡政府在推廣方面都是無的放矢，把大量資金投放到歐洲和美洲進行推廣活動，而這些地區的來澳旅客所佔的比例低微，鄰近地區如廣東省、台彎及星馬泰等地區的來澳旅客較多，反而不獲重視(表四)。
旅遊業以往偏重於博彩項目。回歸後，特區政府為了增加博彩旅遊業中旅遊的份額，加強了對旅遊資源硬件的改善，如旅遊點包括博物館、公園、廣場、街道及文物等進行了修葺以增加吸引力。為了配合旅遊的氣氛和增加就業率，政府還舉辦了假日市集和相關的項目，倘當局能因應亞洲旅客市場的比例進行相關規劃並能持之以恒，相信不到五年的時間，本澳一定能改變來澳遊客滯留時間短的弱點並同時增加在節日來澳的旅客流量，特別是香港和內地的旅客數目。
從就業方面考慮，旅遊業應可以吸引一部份製造業失業的勞動力，雖然在工作技能方面是完全不同的領域，但初低級的職位是可以通過短期的和在職的培訓得到解決，現時政府和民間社團也正開展類似的工作。現實中，旅遊業的發展前景是十分樂觀的，旅客人數在回歸後不斷增加，且於2000年達到915萬人次，打破了歷年的遊客到訪數目。
(三)建築業的發展有其局限性，由於土地供給受地理上的限制，人口增長比較慢，各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低，影響了市民購置住宅的能力；租賃法律不健全，物業登記手續煩瑣和不合理，影響外來人士的物業投資意欲。商業樓宇和工廠大廈空置率高，這主要取決於外來的投資不足和製造業外移等因素，澳門並不能像香港那樣大量吸引外資企業及設立在遠東的商業據點和商品的生產基地，所以近年所落成的商厦沒有銷路和工業大廈價格持續下滑。相信建築業如90年代初的興盛時期，短期內難再重現。澳門的土地資源十分貧乏，只有向離島地區延伸發展，但礙於該地區的土地多以清朝或民國時期的沙紙契約為主，只有政府理順歷史遺留的問題才能開發更多的土地。
澳門現今地產及建築業再難以發揮過往的支柱功能。根據樓宇建築的數據顯示，總建築樓房面積90年代初至1999年間，每年由100多萬平方米下降至60多萬平方米，建成單位數目則由12900多個下降至5000多個，其中工業用單位已出現停止建造的情況(表五)。
基於建築近年的不振，對建造工人的需求大減，由1996年約佔就業人口的20%，下降至1999年的8.1%，減幅達32.5%，因而引起近年大量建造工人轉到台灣找尋工作，而留下的本地工人也經常出現開工不足的情況，幸好現時特區政府開始大興土木，不斷推出各項基建項目，為建築業帶來了不少許的希望。再者，今年博彩業將進行研究開放的策略，賭場開放應可在今後數年帶動建造業方面的需求。不過，值得指出的是，政府一定要加強建造業的培訓，因為過去很多大的基建工程都需要向外招募大量的高技術人員，本澳建築工人的培訓不足，工業安全推行效果不好，現時本澳正向著提升建造質量或ISO認證的方向發展。因此，建議政府除了加強建築學科的培訓外，亦應加強在職的技術培訓，使澳門能追上香港的建造水平，更為重要的是吸引青年一代進入該行業，不會將來造成該行業的勞動資源斷層，使發展無以為繼。
(四)金融業在本澳的四大支柱產業中，是僅次於博彩旅遊業，由於受惠於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澳門又有低稅率的優點以及多元化產品和專業水平，因此發展的前景應該是樂觀的。本澳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數目以地理範圍來考慮亦算有規模經濟，為社會提供了很多的就業機會，現今該行業就業人口約佔勞動人口的7%左右；而且為本地生產總值作出1/4以上的貢獻。
金融業自中國經濟開放後漸漸發展起來，以下是過往與內地的金融合作方面的具體內容：
1)銀行貸款：通過銀行的貸款形式為珠江三角洲提供融資的渠道。港澳的工業生產大規模轉移入內地所需的資金便是透過這一來源；另外，直接由銀行貸款給內地企業或貸款給內地駐澳的機構，再轉貸給國內的企業。
2)金融機構在國內直接投資，其形式有三種：a.本澳銀行及金融機構直接投資興辦企業或項目；b.與內地有關法人單位合作，承包或參與某些技術改造項目或企業發展項目；c.與內地有關法人單位聯繫，收購某些企業以重新改造或發展。這些直接的投資方式為與內地金融協助和發展產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3)透過貿易融資：由於當時廣東省對外貿易時利用港澳轉口或直接出口，本澳銀行業都發揮了其為內地的對外貿易融資的服務作用。
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金融服務和產品的需求必將增加，澳門政府亦表明將大力加強本澳的金融業務和資金的投入，若本澳能有效地加強或能獨立設立本澳的證券市場，相信可吸引國內外更多企業來澳進行集資，這樣便可使本澳金融業的發展速度加快。
透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粗略的結論：四大支柱產業的發展應區別輕重緩急在資源方面作策略性的投入，其次序應以博彩旅遊業為首，金融業為次，建築業則可作為城市建築及推動博彩旅遊的輔助產業，而傳統製造業則需“退位讓賢”，同時必須改變該產業的生產水平和產品的附加價值。香港提倡搞高科技和工業的轉型，本澳曾有學者提議澳門也可搞些高科技項目，但隨著世界性的高科熱潮的減退，特別是互聯網企業的泡沫爆破，使人們更了解高科技在投資上的風險。以本澳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基礎，在沒有充足的財政儲備的今天，提倡搞高科技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本澳目前應以自身的長處去制訂發展策略，必須有明確的思路，把有限的資源投放到效益較高的產業中，才能使本澳的經濟得以復甦和持續，解決本澳的就業困局，從長遠的經濟持續發展方向來看，除了第三產業為首外，其他新興的行業和第二產業亦應給予鼓勵和支持，因為本地有相當一部份勞動人口是從事第二產業的。
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引起各類勞動力需求的改變。政府要大力投入資源進行職業或技能的再培訓計劃，使部份沒落產業的勞動力經培訓後，再投入發展中的行業，然而，在建立培訓計劃的同時，必須注意與市場的接軌，避免對已屆沒落之行業投入培訓的資源；另一方面，澳門的大專院校和培訓中心必須配合未來產業調整的方向，否則只會浪費資源，使失業不斷加深，千萬不可用有限的資源，製造出另一批具高教育水平而又不適合澳門產業結構的失業者。若政府有意發展工業或輕工業，應搞好人力資源的培訓，否則引進了的企業但又沒有適合的人力資源，只有用外勞作為替代，達不到舒緩失業的效果。澳門或許可從德國工業的成就中得到一些啟示：德國能成為工業大國，其原因之一可歸功於它們的專業教育訓練制度，德國建立了很多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這些學校吸納了那些不打算於文化高中或高等學府繼續升讀的學生。此類學校多能提供有效的及專業的訓練，因而在人力資源上可擁有各類工種的技術人材。反過來，澳門的教育則注重學生升讀高等學府，但這種制度培養出的人才，又缺乏有效的市場需求，看來政府應在這方面多作一些協調和改革。
特區政府會以發展旅遊業為首要任務，再推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相信路是走對了，但還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才能發揮理想的效果。例如政府推動旅遊教育，目的是使市民或相關人士加深該行業的認知和了解，以協助旅遊業的推廣。作為旅遊之城，必須全民動員起來參與，因此旅遊教育應成為學校的其中一個課題，從香港的情況來看，鄰埠早已將旅遊教育的概念加入部份中學的教程中了。
為配合產業結構的調整，政府應作出不同時期的目標，多加宣傳，使投資者、培訓機構和社會各階層人士都有共同的基本認知，才能更有效的解決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源的矛盾。“五年計劃”的制定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因可使各種資源的投入有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希望政府於來年呈交施政報告時，對經濟發展的策略有更詳細之說明。
參考資料和文獻：
1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由1995年至2000年期間出版之《澳門資料》。
2《當代經濟學》，原著MiltonH.Spencer，方世杰譯，1986年版，曉園出版社。
3.《論澳門產業轉型》，楊允中等著，澳門基金會1995年出版。
4.《跨世紀的粵港澳區域經濟》，李華杰、許隆及周維平主編，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5.《澳門經濟發展透析》，曹坤華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6.《經濟學的世界(下篇)》，高希均及林祖嘉合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7.《澳門2020——未來20年遠景目標與發展策略》，楊允中博士執筆。
* 經濟學碩士、澳門理工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