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兩地回歸週年民情比較
鍾庭耀*
澳門在1999年12月回歸中國，2000年底是回歸一週年。香港則早在1997年7月回歸中國，1998年中是回歸一週年。本研究以回歸週年為基準，比較2000年底澳門與1998年中香港的民情狀況，以突顯兩地在回歸初期不同的民情發展。
以港澳回歸週年為基準，屬於橫向的比較，當中涉及兩年半即30個月的時差。究竟2000年底的澳門，應該與1998年的中香港還是2000年底的香港比較？這個可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筆者認為，“九七”及“九九”回歸是港澳兩地社會發展的轉捩點，影響深遠。因此，當澳門回歸效應尚在的時候，以回歸比回歸應該較年底比年底更能突顯回歸效應的作用。兩三年過後，港澳兩地的研究理應以同一年份平行比較，放棄以回歸為基準的同步測試。
不論橫向比較的標準應該如何釐定，是次研究特點之一，是包含了港澳兩地的縱向比較。一年前，筆者在澳門回歸前夕在澳門境內進行了同樣調查①，比較兩地市民在回歸前夕的心態。該次調查研究，其實已為本文的比較分析作出了準備。
因此，是次比較可謂縱橫交錯。橫向方面，筆者採用了2000 年底在澳門進行的調查，與1998年中在香港進行的三次調查，互相比較。縱向方面，筆者以澳門1999和2000年兩次同類調查為主軸，比較澳門在過去一年的民情變化，再輔以回歸同期香港的變化，互相比較。由於數據繁多，縱橫交錯，本文只能籠統地勾劃出兩地民情在回歸初期的變化。更加深入的分析，則要留待收集更多數據後才另文處理。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1991年成立以來便不斷研究香港本土的民情發展②，並在1992年開始間歇地在澳門進行實地調查，當中又以澳門立法會選舉和回歸民情為主要項目。所有在港澳兩地進行的調查都是純粹以學術研究出發，不受任何政府或機構影響。本文涉及的所有調查皆由筆者獨立設計，香港境內的調查由民意研究計劃獨立執行。1999年澳門境內的調查工作由香港台灣研究會負責，香港中華協進會協助進行。2000年澳門境內的調查工作則是由民意研究計劃聘用的澳門高中學生進行，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主管余振協助督導。兩次澳門境內的調查皆以十八歲或以上操粤語的澳門居民為抽樣對象，1999年的調查於當年12月17至18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575名澳門居民，回應率為六成正，而2000年的調查則於當年12月28至30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551名澳門居民，回應率為五成八。
研究設計
本文所引用的港澳兩地調查均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香港地區的訪問對象為十八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為求降低抽樣誤差，抽取電話樣本的方法如下：
調查首先以隨機方法從香港住宅電話簿中抽取部份電話號碼，作為“種籽”號碼，然後再以“加一減一”兼“加二減二”的方法產生另一組號碼混合使用。此方法可減低因忽略非登記住戶而出現的差誤。所有號碼在過濾重覆號碼後再以隨機方式排列成為最後樣本。
澳門地區的調查同樣是訪問十八歲或以上操粤語的澳門居民。取樣方法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設計，抽取電話樣本的方法如下：
訪員首先按隨機號碼表根據頁、欄及行數從澳門電話簿住宅部份抽出若干“種籽”電話號碼，然後再把緊接該等號碼的隨後九個號碼納入樣本，十個一組，直至取得足夠樣本為止。
在港澳兩地各次調查中，當訪員成功接通電話後，便會從住戶中以“即將生日”的方法抽取一名適齡人士接受訪問，兩地皆是。
調查結果
(一)回歸前後市民心態及期望
澳門回歸後一週年的調查發現，58%澳門市民以平淡、無甚感覺等中性形容詞描述自己的心情，比回歸時高出21%(表一)。用開心、興奮等正面形容詞者有則35.9%，比一年前下跌20%比。這個現象，可視為回歸效應的消退。澳門如是，香港如是。
香港市民在“九七”回歸時心情明顯比較複雜，抱愉快及樂觀心情者只得三成半，一年後更下跌26%，跌至不足一成。持負面心態者則上升10%至19%的水平，而以中性形容詞描述自己心情者亦上升15%至62%的水平。這種負面發展，應與1997年底開始的亞洲金融風暴有直接的關係。反觀澳門在回歸前已經歷了金融風暴，市民心情的平伏理應與金融風暴沒有直接關係。
至於社會轉變況方面，72%澳門市民在回歸一週年時認為澳門社會在回歸後改變很大(表二)，遠遠高於回歸時的估計46%)，及香港在回歸一週年時的數字(45%)。這個現象，下文將有討論。
(二)對英/葡國管治的評價
對於殖民政府的統治，香港市民的反應較為正面，而澳門市民的反應則較為中性(表三)。調查顯示，四成一澳門市民在回歸一週年時以「一半半」評價葡國的殖民統治，二成九感到不滿，前者較回歸時上升10%，而後者則下跌7%。兩次調查皆有約四分一澳門市民對葡國的殖民統治表示滿意，數字相當穩定。香港調查方面，兩次調查皆有約三分二香港市民表示滿意英國的殖民統治，數字也相當穩定，但明顯與澳門民情的方向不同。
港澳兩地市民對殖民統治的不同反應，同樣顯示於他們對殖民統治功過的評價(表四)。澳門方面，兩次調查中市民認為葡國對澳門發展功過參半者皆約佔四成，餘下者意見可謂正反參半，唯於回歸後表示功少過多者比回歸前略多。香港方面，則兩次調查皆有約三分二市民認為英國對香港的發展功多過少，極少認為功少過多。
論功績，持肯定意見的澳門市民主要認為葡國的貢獻在於經濟及民生(表五)，但兩者意見的輕重在一年來有所改變：回歸時以民生為主，經濟次之；一年後則次序對調，可能反映澳門市民對經濟現況的不滿。香港方面，則兩次調查皆顯示市民普遍認為英國對香港的貢獻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方面，意見穩定。
論過失，澳門市民則明顯認為葡國的失誤主要在於處理社會民生問題，尤其是貪污及治安問題，該等想法在回歸一年後更加明確(表六)。香港方面，則市民認為英國的失誤主要在於社會民生，政治為次，兩次調查的結果分別不大。
(三)對前途及“一國兩制”的信心及期望
以回歸一週年論，香港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明顯下跌，數字由1997年中的75.2%跌至1998年中的60.6%，下跌15%(表七)。但澳門地區的兩次調查則結果相約，由1999年底的79.6%整輕微下跌至2000年底的77.7%。兩地的差異究竟是政治改變使然，還是基於其他原因呢？表八的數字可能有所啟示。
調查顯示，雖然香港市民在回歸一年後對前途信心下降，但他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卻增加了，由1997年中的56.8%上升至1998年中的62.1%，增加5%(表八)。澳門地區兩次調查的結果則基本上沒有改變，都維持在76.6%－75.9%左右，數字一直高於香港調查。結合表七及表八的兩組數字，就顯示香港市民在回歸一年後信心下降，其實並非考慮實施一國兩制的政治因素，而是基於本地社會的發展情況。一則可能由於金融風暴影響，二則可能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滿，因而影響他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及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其實已比他們在回歸時的預期理想。
(四)對地區首長表現的評價
調查顯示，澳門市民對當地領導人的評分普遍高於香港市民，當中又以澳門特首何厚鏵得分最高，第一年有73分，第二年有71分，微跌1.8分(表九)。無獨有偶，香港特首董建華第二年的得分也較第一年微跌1.8分，由60分跌至58分。論高低，則何厚鏵的得分遠比董建華高，相距有13分。論市民對長官的認識程度，則何厚鏵在首年調查只得53.7%的認知比率，遠低於董建華的85.9%。不過，澳門市民對何厚鏵的認知率在次年調查已達到98%，即所有市民對他都有明確而較良之於回歸前殖民地政府的領導，何厚鏵明顯較末任澳督韋奇立優勝。韋奇立在離任前得62分，回歸後已不在調查之列。董建華方面，第一年的評分比離任前的末任港督彭定康分數略高，但一年後又變得略低，兩者可謂不相伯仲。市民對特區首長的評分，大底反映了他們對特區管治的滿意程度。
(五)對當地社會的評價
回歸時，澳門市民的注意力分別集中在經濟及社會問題上，比重為47.9%對36.1%(表十)。回歸一年後，79.4%的注意力已集中到經濟問題上。這個現象與香港情況一致，不同的是香港居民在回歸時比較關注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的比重為43%對31.2%，但一年後則有74.4%市民謂最關心經濟問題。
回歸一年後，澳門市民對當地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環境的滿意程度普遍比回歸時好，分別是56.4%、42.1%和25.9%(表十一)。不過，從絕對數值看，市民依然對經濟情況表示不滿，有48.2%之多。總括而言，澳門市民對社會環境的滿意程度有非常可觀的增長，由29.1%急升至56.4%。對政治環境的滿意程度亦有頗大增長，由27.2%上升至42.1%。經濟環境方面，不滿程度亦有頗大跌幅，由65.2%回落至48.2%。
香港方面則情況完全不同，所有指標在回歸一年後全面回落(表十一)，當中又以對經濟環境的滿意程度跌幅最為驚人，由59.4%下跌至7.8%，下跌51.6%。不滿程度亦相應由26.9%急升至81%，升幅達54.1%。此外，香港市民對社會環境的滿意程度亦有很大跌幅，由58.8%跌至32.1%。對政治環境滿意程度的跌幅則相對較小，但亦由47.1%跌至31.1%。可以這樣說，回歸一年後，香港市民對經濟環境非常不滿，政治環境屬於尚可，社會環境則怨氣較多。
(六)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表十二綜合了市民對各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可以見到，回歸一年後，澳門市民對澳門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比回歸時高出很多，由60.3%正上升至72.7%。相反，香港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則明顯下跌，由49.2%跌至33.1%。從絕對數值看，兩地市民對當地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差40%。
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方面，澳門市民也明顯比香港市民正面，回歸一年後有66.2%表示信任中央政府，比香港市民的26.9%亦相差接近40%。兩地市民在一年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對台灣政府方面，兩地市民普遍都持負面態度，回歸一年後都有約六個百分點的跌幅。值得注意的是，兩地市民對台灣政府似乎都認識不深，不置可否者一般都佔四至五成。
(七)成為中國國民的感受
對於在回歸後自己的身份變成中國國民，46.6%香港市民在回歸當日謂對此感到自豪，但亦有大約相同數目的市民謂無此感覺(表十三)。相反，澳門市民的感覺則強烈得多，回歸前夕有63.2%謂對於自己變成中國國民感到雀躍。這個感覺在回歸一年後更加強烈，有66.4%。香港在回歸一年後的數字則跌至31.6%，無此感覺者相應升至65.7%。
(八)對特區政府表現的評價
是次港澳回歸比較調查，加插了一項有關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表現評價的分析，當中包括了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特區政府在維持經濟繁榮、改善民生、維護人權自由、民主步伐、和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方面的表現、特區政府司級官員的表現、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和特區司警的表現。該等項目其實在回歸前後的港澳調查都有出現，但至今才以專題探討，是因為數據複雜，不能一言以蔽之。本文亦只能集中討論澳門社會在回歸一年來的發展，香港調查的數字則在此從略。
表十四顯示，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在回歸一年來明顯增加，由40.5%上升至64.2%。這個結果與前述市民增加信任特區政府的結果一致。分項而言，澳門市民似乎對澳門特區政府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方面的表現最為滿意，有69%。維持經濟繁榮及改善民生方面則分別只有45.9%和41.3%，都較一年前有所改善。相反，在推行民主步伐及維護人權自由方面則比一年前略為下跌。不過，以上所述各項，都是滿意者多，不滿者少。
最後，關於各類人士的表現方面，特區司警的表現最獲好評，滿意程度有59.8%正，較一年前上升38%。至於政府司級官員及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則滿意程度分別只有33.5%和31.6%，總算有些進步。
結語及評論
是項比較研究發現，澳門市民在回歸一年後對澳門的各項發展普遍表示滿意。興奮的心情固然是平淡了，但對澳門社會及“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則保持了很大的信心。這個結果與香港回歸一年後的情況明顯不同，這個應與1997年底的亞洲金融風暴不無關係。當然，香港特區政府應付各項難題的表現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兩地市民對現狀的評估，亦間接影響了他們對以往殖民地政府的評價。香港市民對過往港英政府的管治普遍持正面態度，而澳門市民對過往澳葡政府的管治則持中性偏向負面的態度。究竟是對現狀的反射，還是英葡政府能力的問題，可能還需歷史考究。
由於港澳兩地的社會結構與歷史發展不同，市民對中央及特區政府、以至特區首長的要求也不同，評價自然有異。對社會現狀的評估，亦可能由於兩地回歸日程有兩年半的時差而有所影響。香港“九七”回歸無疑也對澳門“九九”回歸起了示範作用。香港市民在回歸前夕有不少憂慮，而澳門市民則普遍期待回歸。從人口結構看，澳門社會內新移民眾多，其政治文化亦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但無論如何，港澳回歸以後，香港、深圳、澳門、珠海、以及珠江沿岸等地區，勢將會溶合成為一個經濟及文化的新實體。當回歸漸遠，港澳兩地以至港澳深珠四地將需要使用共通的指標，同步監察社會的轉變。筆者希望是次港澳兩地民情的比較研究能夠為制訂未來四地共通的社會指標作出些少貢獻。
註釋：
①見鍾庭耀、馬嘉莉及李博儀《港澳兩地回歸前民情比較》，吳志良、楊允中編《澳門2000》，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259－272。
②民意研究計劃在成立初時屬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2000年5月轉往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繼續進行各項獨立的民意調查工作。
*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