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爭鳴篇
 

《澳門的社團文化與社團政治——兼論從社團政治過渡民主政治》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余振

  (二零零零年七月)
  近兩三個月來,一向平靜的濠江起了一陣陣漣漪,人數不斷上升的失業大軍,對特區政府的經濟和輸入外勞政策,表示強烈不滿。他們更加不滿意代表他們利益的工會組織未能向政府施壓,維護工人的利益。在求助無援的情況下,部份失業工人接二連三採取較為激烈的街頭行動,最後導致發生澳門近30年來最大的警民衝突事件。失業工人上街遊行示威,直接影響澳門特區政府的統治權威,並對澳門的社團政治敲響了警鐘。
  傳統華人社團在殖民地時期扮演一個特殊的社會和政治角色。澳葡政府實行殖民地政策統治澳門,施政方針以維護葡萄牙人(包括本地和里斯本葡人)的利益為主,鮮有顧及澳門大眾市民尤其是低下階層的利益。事實上,由於語言的隔閡,澳葡政府很少與澳門市民直接溝通,一般依賴能說本地廣東方語的土生葡人為中介,近30年則主要透過傳統華人社團這個管道與澳門市民間接溝通。由於澳葡政府一向很少關心大眾市民的民生福利,所以傳統華人社團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在教育、慈善、扶貧等社會福利領域的角色。1966年「一二·三」事件之後,澳門的傳統華人社團更趨向「政治化」,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角色。

澳門社團文化的特色


  眾所周知,經過「一二·三」事件的洗禮,澳門的傳統華人社團幾乎成為清一色的親中愛國社團,披上一層濃烈的政治色彩。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生效,澳門正式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傳統愛國社團的「政治化」進一步升級。在澳門新華分社的統戰和協調下,傳統社團與澳門政府的關係被規範化,對澳葡政府的重大施政方針、過渡期的準備工作的批評統一口徑,並根據中葡關係的轉變而調整。無可置疑,傳統社團在澳門過渡期間是中方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棋子。而傳統社團領袖或頭面人物亦是中方的統戰對象,很多被委任為全國人大、政協或地方人大、政協代表。另一方面,在澳門新華分社的協調和扶持下,傳統社團領袖通過直選或間選的途徑,自80 年代中期起,逐步進佔到最後幾乎壟斷澳門立法會和市政議會的議席。很明顯,從中方的部署及近20年來澳門的政治發展來看,回歸祖國後的澳門政治主要被傳統華人社團所壟斷,行政會成員(除政府主要官員外)及立法會議員大部分為社團領袖,成為別具澳門特色的社團政治。
  不用說,社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團文化的影響。由於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原因,澳門的傳統社團文化有下列特色。首先,傳統社團文化傾向家長作風、一言堂。澳門小城人口不多,社會經濟規模小,很容易被幾個財雄勢大的家族控制。這種家族式的社團文化尤其顯現在以商人利益為主的社團中,流風所及,整個澳門的社團文化都相對封閉,大多數社團被少部分人所把持控制。其次,家長作風的必然結果是形成小圈子文化。傳統社團的運作一般欠缺透明度,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只著重形式,對會務尤其財政開支欠缺實際監督,對會務報告或社團代表的委任「拍掌通過」,不用表決,等同兒戲,民主決策欠奉。其三,社團負責人重疊,一身兼幾個社團職務的大有人在。澳門城小社區小,但社團眾多,估計有不少於500個活躍的社團,形成有頭面的人被爭聘為幾個或甚至10多個社團的理事或顧問,而社團領袖之間的人脈關係千絲萬縷,促成澳門特有的小圈子「共識文化」。其四,傳統社團傾向於保守、維持現狀、欠缺創意。小圈子「共識文化」的必然結果是令社團傾向保守、固步自封。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傳統社團不思改革,與社會發展的潮流逐漸脱節。最後,如上述,澳門的傳統社團日漸「政治化」,為政治的目的服務。但是,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社團「政治化」的後果導致傳統社團日漸與澳門大眾市民疏離,與澳門的現實社會脱節。究其原因,為了配合統戰或其他政治的需要(如「穩定壓倒一切」或「以大局為重」),傳統社團很多時被逼或不惜犧牲其所屬會員的利益。本澳工會團體對輸入外勞政策的容忍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很自然地,本澳的「社團政治」具備上述社團文化的特色。簡而言之,社團政治的本質是小圈子「共識政治」具有排他性,傾向於保守、封閉、家長作風,造成政治壟斷及大眾市民對政治的疏離,與澳門市民渴望建構一個高效率、廉潔的現代政府及一個公開、公平、公正、民主的社會的意願背道而馳,亦不符合「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精神。在21世紀之始,「澳人治澳」新時期的啟動,澳門的傳統社團必須重新定位,才不會被時代的洪流衝走。

社團在21世紀新時期的重新定位


  首先,本澳社團必須「非政治化」。澳葡時期尤其是進入澳門回歸祖國的過渡期,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保證澳門的平穩過渡,傳統親中社團曾經扮演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監督澳葡政府的施政行為和對政權移交的準備工作,並成為中央政府的統戰目標和統戰工具。但是,澳門回歸後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特區政府是澳門人的政府,澳門人當家作主,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已不需要向澳門人統戰,更不用向本澳社團統戰。因此,傳統親中社團的政治角色尤其是對政府制衡的角色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澳門回歸後的大半年中,我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傳統社團傾向為特區政府的政策護航,成為「保皇黨」。我們不贊同社團扮演「保皇黨」的角色。特區政府既然是澳門人的政府,澳門市民包括代表不同階層市民利益的本地社團應該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為政府出謀獻策及指出政府的錯誤政策,而不是為政府政策護航。
  其次,本澳社團應重新定位為「利益團體」,社團不同於政黨,後者為了爭取選票將競選政綱內容不斷擴大,流於空泛。社團則代表社會上某一特定階層市民的利益,所以社團的宗旨應具體明確,清楚列明其所屬會員的權利和利益,並以爭取和維護會員的權益為社團的最大目標,即將社團定位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

從社團政治過渡民主政治


  澳門能否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國策,關鍵在於本澳現時的社團政治能否順利過渡為民主政治。根據筆者去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九成以上的澳門人心中理想的政治是民主政治,而七成半認為民主政治適合澳門。換言之,在澳門實行民主政治是有深厚的民意基礎的。但從相對封閉保守的社團政治過渡到開放和富改革意識的民主政治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首先,社團應逐漸淡出政治,從政府建制內退出,重新定位為社會利益團體,在政府建制外監督政府的施政,為所屬會員爭取利益。所有政府主要官員和行政會成員都不應與任何社團有利益的關係,更不能兼任社團職務,以避免出現角色和利益的衝突。社團領袖如被委任為行政會委員或政府主要官員,應效法特首何厚鏵,辭去原社團所有的職務。
  其次,特區政府應配合時代的改變,不要再依賴社團為中介,開闢新的管道或機制,加強與大眾市民的直接溝通,使下情上達;增加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廣徵民意,務求政府的施政和政策都以民意為依歸。特區政府更應積極採取主動,大力推廣公民教育,宣傳和教育市民正確的民主觀,提高市民的民主意識,鼓勵市民參政議政和參與立法會、市政議會的選舉投票。說到底,只有適當的政治文化土壤,民主政治才會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在可見的將來,因為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局限,本澳的政治改革只會是由上至下的發動。所以,澳門能否成功由社團政治順利過渡到民主政治,關鍵在於中央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和社團本身是否有這個認知,及對民主政治是否認同。如果中央和特區政府滿足於社團政治的現狀,不進行政治改革,澳門市民會感到被政府疏離,部分不滿現狀的市民會採用暴力或其他偏激手段宣洩他們對政府的不滿,長遠來說,十分不利於本澳的繁榮和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