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長篇小説創作的困境
——評柳惠《白狼》與周桐《錯愛》
一
相對於讀者量最多的散文專欄作品，以及讀者最少、但在外頗造出聲勢來的現代詩創作，澳門的小說創作顯得相當寂寞——這片空曠的園地上，只有數位園丁長期在默默耕耘，所以，我們見不到茂盛的熱鬧景象。
然而，在澳門現代文學史上，二、三十年代已有連載小說(大部分作品轉載自內地和香港)，主要是武俠章回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形式的艷情小說，直至五、六十年代有描寫現實生活的社會小說、言情小說等，至今也有科幻小說創作；雖則發展緩慢、質素參差，但園地上總算長出種類不一的小花小草來。而自六、七十年代以來，一直堅持長篇小說創作的本地作家，只有柳惠及周桐，兩人已形成各自的創作風格，受到讀者的關注。
柳惠(即魯茂)，進行小說、散文創作已有三十多載，筆耕不輟；二十多年來在《澳門日報》連載的長篇小說有：《星之夢》、《小蘭的夢》、《恩情》、《辮子姑娘》、《黑珍珠》、《打虎不離親兄弟》、《誰是兇手》、《冬暖》、《莫負青春》、《愛情的軌跡》、《鐵漢柔情》、《百靈鳥又唱了》、《蒲公英之戀》、《杜鵑花開》、《路漫漫》、《白狼》、《早熟》等二十來部，產量甚豐。至於周桐(即沈尚青)，雖然在七十年代中期才進行小說創作，但作品數量也不少，有《半截美人》、《幻旅迷情》、《赤子情》、《晚晴》、《逃妻》、《流星》、《綠羅衫》、《人生邊際》、《狹路姻緣》、《才娘》、《澳門假期》、《除卻天邊月沒人知》、《再生緣》等十來部。其中《赤子情》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單行本，易名《錯愛》(一九九二年由廣州花城出版社發行內地版本)。
柳惠與周桐的小說創作風格各異，前者較重教育性，後者則重言情，很有言情小說的特色。
八十年代是澳門現代文學處於蓬勃的發展階段，散文、詩歌、小說的創作各有特色，有的已經進入成熟期，有的則在摸索路向，有的還需要尋求突破；而本文旨在探討澳門長篇小說創作所處的困境。柳惠與周桐是八十年代長篇小說創作的代表性作家，此時期亦是兩人創作臻於成熟的階段；通過對其作品進行分析，既可歸納創作特色，也可從中窺探到潛伏的困境，藉此尋求突破點，使長篇小說的花朵開得更加燦爛美麗。
二
柳惠喜愛寫實，二十來部的長篇小說中，描寫了各個階層的人和事，刻劃出澳門社會生活的面貌；這些以寫實為主要創作手法的作品，具有見證時代變遷、社會發展的意義，一定程度上是澳門社會的風貌紀實。柳惠尤其喜愛描寫中低層人民的生活，其中有工人、夜校教師、義工、以及家境貧困的青年、學生等。不過，《白狼》(一九九二年)卻是我在這幾年讀到柳惠的連載小說中，最生動且有新意的作品。
《白狼》寫時下問題青年誤入歧途、為禍社會，幾近自我毀滅的悲劇——這是一個凝聚着社會矛盾的角色，尤其角色是土生身份(中葡民族結合的後裔)，有特殊的意義，在澳門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未曾對這類人物給予專題的描寫，“白朗”這個角色開墾了小說創作領域裡一塊處女地；同時，作品中還對近年在澳門出現的“新市民”——北地胭脂進行相當精彩的刻劃，“藍泡泡”小姐是第一位出現在連載小說中的北地胭脂。這兩個人物充實、豐富《白狼》故事，作品反映出九十年代澳門社會某個側面的時代風貌。
作為《澳門日報·小說》版編輯，我初讀到《白狼》的創作提綱時，有些興奮莫名，當時便喜歡上這個故事。按照柳惠的設計，《白狼》會是射向澳門社會陰暗面的一記冷槍。作品中的問題學生黃白朗因無心向學，受社會不良分子的影響而結成小幫派，進而成為黑幫勢力一分子。白朗是個身世如謎的混血兒，具有英俊容貌、健壯身軀、充沛體力，風度雖如拉丁情人，內心卻極為冷酷自私。事實上，他是某高級司法官員私生子，他的父親是從小公務員爬升至執法者位置的葡人，因此，白朗在幫派衝突中總是能佔上風、總是有替罪羊頂罪，就因為那位不肯公開承認兒子的父親在暗中袒護，使白朗成法網中的漏網之魚!直至白朗在一次黑幫爭地盤時殺死人且被捕，同時，其父也由於貪污案發，被撤職查辦，白朗頓失衙門靠山，結果被判入獄，在獄中遭仇家生閹。……
另外，柳惠還設計了多條支線發展，譬如欲以真情打動白朗浪子回頭的理想主義者社工；以及小市民為生活而掙扎、善良者求生的艱苦創業等等故事情節，令《白狼》故事縱橫發展，內容豐富複雜，使白朗形象立體化。
無疑，柳惠的構思是大膽的，因為揭示當局不高興讓人窺探的毒瘡，它長在敏感的部位上：執法部門；這就觸及社會上的幾個大爛瘡：司法人員與黑幫的狼狽為奸、政府人員以裙帶關係庇護“自己友”犯法、貪污……等等。這些問題存在於澳門社會已有相當的時日，是歷史遺留下來且正繼續污染腐爛的膿瘡，即使沒有觸到瘡眼上，這些膿瘡也輕易能給碰得破爛，膿液橫溢、臭爛不堪。在一片情花愛草的小說叢中，若能長出這樣一棵刺向夜空的大樹來，那麼，澳門小說園地該有比現在多姿多彩的一番景象了。
不過，連載的《白狼》故事在發展初期，就漸漸與作者的原構想偏離了，以至最後的結局完全相反。
與讀者見面的《白狼》故事是：白朗得罪一黑幫頭子，但未惹起麻煩，因該頭子知道白朗有衙門大後台，故反與他交朋友，更在白朗失學後將之收入門下，有意栽培。白朗心狠又心頭高，一意要在黑幫中闖出名堂，成為“大哥”人物，因此表現頗出色；可惜與黑幫頭子的情婦——北地胭脂藍泡泡發生關係，又被“眼紅”的大喪、細喪兄弟誣陷，慘遭黑幫破相，由英俊的美男轉眼變得醜陋無比。當白朗得知被破相的內因後，“忍辱”加入另一黑幫伺機報復。然而，就在實行報復計劃的時刻，白朗突然良心發現，覺得這樣冤冤相報何時了，且有意要退出黑幫，改革自新作個孝順子；而且，最後還協助警方破案，將功贖罪。
在創作的過程中，作家的筆下故事、人物性格、形象不一定與初期構思的相脗合，這是文學創作常有的現象；文學作品從初期原構思到完成，期間必須經過作家的具體思考、主題確定和情節、人物等的加工醞釀，以及寫作方式的考慮，在這過程中，也許作家某方面思想觀念的改變，或者發現初期構思的不成熟，於是，在定型構思之後創作出來的作品便與初期構思的有相當的出入了。
我們不妨由創作心理學的角度，尤其對作者從初期文學構思到定型文學構思以至完成作品，期間的幾個因素進行探討。
從《白狼》的創作提綱來看，已經可以排除柳惠對作品的初期構思不成熟的可能性；提綱所陳列的人物性格塑造、縱橫情節發展，甚至思想中心的因素，都構思得相當詳盡且合理，作者只要在創作中把人物形象生動化，情節鋪展豐富起來，《白狼》就可以是一篇出色的好作品。
事實上，定型後的《白狼》故事，其前半部寫得十分好，“北地胭脂”和問題學生的心態描述、形象刻劃都生動自然。黃白朗出身中國人家庭，卻長得很“洋化”——與家人不同的外型特徵，不時令他感到困惑；後來得罪黑幫，但由此“幫”運亨通……這一切的戲劇矛盾都處理得效果甚佳；利用戲劇衝突，是柳惠擅長用來解決人物關係、鋪展情節的手法。
儘管《白狼》與初期構思的內容有很大的差別，但只要故事編排得當，人物、情節的架構不比初期構思遜色，能掀起另種高潮的話，仍不失為好作品；其中加插的“北地胭脂”藍泡泡更成為第一配角，既起貫串全篇故事的作用，也確實豐富了作品的人物類型。柳惠刻劃的藍泡泡形象相當生動，不論人物的內心、外在言行舉止都描寫得入木三分；尤其她的賣身不賣良心的義氣女子性情，使藍泡泡這個人物充滿個性。塑造這個人物形象時，作者賦予較為濃厚的同情，而且，有力圖改變人們對歡場女子的成見之意。
然而，從整體觀之，《白狼》不及初期構思的好，在前後的差別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關於白朗父親的刻劃。作品開頭便暗示了白朗的身世，並且在他被斬破相後，其母為了兒子的整容醫藥費，暫棄自尊心到當年遭強姦的葡人家邸去，忍辱向白朗的父親“討錢”；在這前後兩次中，白朗的父親已由暗中“保護”兒子免遭黑幫尋仇的衙門高官，變成“不理世事”，對兒子亦不關心的退休公務員。這期間人物內心的變化並沒有鋪叙出來，更自此再也沒有這個人物的戲份了；所以，初期構思中他如何藉在司法部門的地位袒護兒子犯法，又如何的因貪污案而撤職查辦的情節，都完全沒有了。而這個人物在整個故事中偏是起着舉足輕重的“棋子”，沒有他，就沒有作者所要揭露的爛瘡，也就沒有作品該有的現實意義了。如果說，白朗在復仇之際，對人生的理解突然有所感悟，其“突然”可以理解為人物向善的思想戰勝向惡的傾向的話，那麼，白朗父親從心理到社會地位的“突然”變化，有甚麼假設的理由呢？也許可以解釋為作者鋪排不成熟，情節的發展欠合理性等創作的內在因素……，真是這個理由麼？
從主觀因素而言，這與作者的個性、人生觀、創作觀有一定的關係。柳惠，便是散文專欄作家魯茂。他在五十年代開始寫作，作品至今累計約一千萬字，在澳門自是創作量最多的，而讀者對這位產量豐富的作家的熟悉，應該是來自他在《澳門日報》長期撰寫的散文專欄：《開顏集》、《晨窗小品》、《熒幕眼》、《單刀集》、《望洋小品、斗室漫筆》、《筆耕集》、《三和弦》等；由這些專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魯茂善於寓教於文，這恐怕也與他長期從事的教育工作有關。魯茂懷着極重的社會責任感進行創作，所以“勸人從善”幾乎成了他的創作宗旨。這樣一位溫厚的作家，大概是不忍心讓白朗走向絕路的，因此，在關鍵之際對白朗進行“勸善”，讓他懸崖勒馬，在懺悔中走向光明。
由柳惠的“懲惡勸善”，使我想起托爾斯泰創作的《復活》。作者通過作品提出了沉重的人生問題，然而，又無法在作品中解決問題；托爾斯泰最終求助於宗教信仰，柳惠則求助於他的勸善的創作宗旨。
文以載道、導人向善，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人奉守的創作觀——雖然觀念遭受激進者的批評，認為是保守落後的表現，但我以為，只要作品寫得生動、深刻，能挑起讀者的興趣，那麼，以傳統的創作觀進行創作，不見得就會影響作品的水平。然而，柳惠向白朗“勸善”，結果倒是令《白狼》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因為，讓白朗向善，但柳惠的一廂情願，讀者並沒有受感動。這個敗筆，有作者的主觀因素，另外就是社會的客觀因素。
《白狼》與初期構思相去甚遠，不能忽略其客觀因素。一部文學作品的構思內容，取決於作家生活其中的社會歷史條件，而社會歷史條件又會對作家的構思產生制約。澳門社會具有四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葡國人在這片土地上建家立業，並且，把葡國文化中保守的基因種植在這座半島上，與華人社會中的儒家文化相融匯，所以，在文化意識方面，澳門欠缺主動性，在文化衝擊中比較被動的接收外來文化；這樣，文藝創作的環境便不算得是開放的，也不是絕對的自由，像大多數保守的統治者一樣，澳門政府並不高興聽到批評的聲音。《白狼》構思的起源是社會本身存在的問題，而執法部門的高官庇護有裙帶關係的人物、貪污之風吹遍政府部門，這都是社會實情；然而，礙於澳門具有的小地方色彩——一種溫情主義思想，以及創作環境在種種複雜的社會因素下缺乏的自由度和開放性，《白狼》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在澳門，要扮演批判者的角色、做着刺破社會膿瘡的英勇行徑，談何容易。這就是《白狼》中敏感問題的淡化，甚至消失的客觀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這樣的創作環境，使得作者的思想受制；在社會歷史條件的束縛下，作者要在作品中解決重大的敏感的社會問題談何容易？這就是澳門小說創作所面臨的最主要困境——一個不夠自由開放的創作環境。
三
周桐是讀者們十分熟悉的澳門小說家，然而，有許多的讀者閙不清周桐是男人還是女人——由這一點多少可以說明：周桐是一位成功的小說家；寫女性，寫得細膩柔情，寫男性，寫得粗獷自然，寫什麼樣的角色便有什麼樣的筆墨。
周桐是一位極善於講故事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在取材、鋪排情節，尤其製造懸宕的故事性上，是極其出色的。我們來細緻的分析《錯愛》的故事，以了解周桐講故事的高超技巧。
《錯愛》是一部相當成功的通俗小說，尤其在故事情節的安排上，作者是很有“手段”的。男主角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與異國女郎結一夕緣，這一夕風流雖然帶着浪漫情調，到底只是一抹淡得留不住色彩的婚外情；而且，八年後私生子的突然出現，像一塊巨石打到湖面，引出大大小小的浪花和不斷的漣漪——那一抹淺淡的色彩沒因此變得濃烈，卻把男主角已經擁有的幸福家庭生活搞亂了常規，甚至達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乍一看故事梗概，就很清楚這是一部十分通俗的奇情小說，而且俗味不淺。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在這一層俗套的鋪墊底下，卻有不俗的刻劃人性主題：作者是試圖探討一些人的雙重性格問題，譬如關於愛，尤其好人表現的愛的無私和自私。在整部小說的結構中，這是一個很強烈的意念。作者離開了消遣小說通常犯的膚淺，沒有浪費筆墨去寫些俗氣的愛。
《錯愛》突出的藝術特色，在於取材的角度。如果說，男主角李懷民的一夕風流情，只具有濃郁的奇情色彩的話，那麼，他的妻子尤琴，作為一個患乳癌又遭割去雙乳的女人，這個落筆點就很有戲劇感，作者出色地抓到了一個出奇制勝的創作角度。
尤琴，一個當過記者、編輯，又親自辦過雜誌的事業女性，是有修養、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她不是俗頭俗腦的小主婦。可以說，她的生活是充滿文化氛圍，精神世界是高層次的，而不是平俗的；雖如此，當她失去女性特徵的雙乳時，這一打擊仍然是很大的：沒有女性的特徵，在她是個恥辱。
一個女人，縱使有出眾的才能和高尚的情操，在她失去雙乳時，這種最原始、最本能的性特徵卻可能把她從高處一筋斗栽到地下，摔得身心俱碎，這是正常的人性反應。從文學角度看，這是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題材，是寫出具思想深度的文學作品的前提，可惜，在《錯愛》中作者並未有抓住它做進一步深入的刻劃。作者將筆觸放到尤琴因此引起的自卑心態上，藉此把故事一次又一次帶入高潮，只在意取得“講故事”的藝術效果，但放棄深入剖析尤琴代表的女性普遍隱藏的悲劇色彩。
我們遺憾地看到，作者揀到了一顆晶瑩絢麗的貝殼，卻只放在手中輕輕撫弄，而沒有更細心地把它全面觀賞，再把它最具魅力的角度呈於陽光底下，讓它發出耀目的光輝。
小說結構的緊湊，情節的富於懸念，故事的曲折動人，是奇情小說的特色，也是《錯愛》最成功之處。《錯愛》的結構由四條線索組成，分別以四個人物李懷民、尤琴、小里蒙和尤鈐為中心；四條線索既平行發展，又相互交錯，其中許多情節以尤琴為軸心，旋轉網結出錯綜複雜的故事內容。
尤琴在一年內出現兩次乳癌，由自信的事業女性變成憂鬱小婦人，尤其敏感於“胸圍”和“癌”的字眼。故事一開場，作者就點明李懷民的辭職是因為妻子的病，跟着尤琴的出場卻是一場“胸圍底褲風波”：菲傭誤將自己的內衣褲放入男主人的抽屜裡，尤琴為此大發脾氣，這當然是疑心及對自己失去信心的反應。尤琴這種病後心態導致李懷民不敢直認親生子小里蒙，恐怕對再也經不起重大刺激的尤琴造成致命傷；同時這也為尤鈐的“乘虛而入”墊下基礎，讓她抓住姐夫的“要害”，為所欲為。
尤琴的心理障礙未得消除，而威脅着這個家庭和諧的因素卻步步逼近，即小里蒙的存在到終於出現。《錯愛》的整個故事結構，是由李懷民中東之旅的奇情中搭架出來的，因為與安琪有婚外情關係，而與私生子小里蒙產生直接關係。但在作品中，這是作為一條創造強烈懸念效果的伏線，每回作者總是輕輕沾個邊，隨即“住手”，只讓它有一絲的弦外之音：別人提起李懷民事業里程碑的中東之旅時，他卻“大不願意重複提起它，它使我(李懷民)感到荒唐。我怕翻起一些記憶的漣漪，而這又是我欲終生將它忘記的。”(頁一六)。為此，作者幾次的反覆輕描淡寫，卻是緊緊扣住了讀者的好奇心。
終於一則“尋人啟事”引出小里蒙，讀者恍然大悟。唯有尤琴及小里蒙兩個關鍵人物卻還蒙在鼓裡，也就更吸引讀者讀下去。小里蒙以養子身份順利住進李家，但隨身收藏着生母的日記，以及李懷民贈給母親的定情物，這無疑給李家置了個“定時炸彈”；跟着作者又安排陰險毒辣的尤鈴也住進李家來，這個欲置姐姐於死地、獨攬成億家產的狠毒小妹妹則是確確實實的炸彈引爆器，要把李家炸個粉碎。
這樣多線條多情節的故事，一環扣一環，不斷營造出緊張氛圍，達到最理想的戲劇效果。我們不得不佩服作者製造懸念的手法，她給一部浪漫的奇情小說，賦予類似偵探小說的懸疑和刺激。這是《錯愛》的藝術特色之一。
作品中四個主要人物之一的尤鈐，是個美艷女人，但“這個漂亮的軀殼底下鑲的是一副蠍子心腸，掀開了，裡面全是黑色的”(頁一七四)，當是對她最形象的刻劃。她是作者成功創作的反面人物，大多數的緊張氣氛因她而起；作者在她身上的着筆相當多，像剝笋皮一樣，一層層地把其個性淋漓盡致的描繪出來。
小里蒙則是最正面的人物：頭戴光環，渾身洋溢着愛——既愛身邊的人又引起別人的愛的小天使。他不但長得可愛，而且善解人意，叫人憐愛不已。相對而言，李懷民的形象就顯得平淡得多，沒有很獨特的個性，卻是作品中最真實自然的一個人物，就像我們生活中隨處可遇的普通人那樣。尤鈴和小里蒙個性活靈活現，具有文學味道，屬於文學人物，倒是李懷民脫了這件文學外衣，更為真實的站在我們面前，具有生活真實感。
李懷民是個普通的好男人，他愛妻子、愛孩子，他的愛當然真摯，卻也很自私。一般小說寫好人，尤其好人的愛，容易出現一面倒的情况，因為人的品格好情操好，他的愛自然就無懈可擊，卻很少會注意到他的另一種真實的人性：一個人不在乎自我犧牲地愛妻子兒女，對於家人，他的愛可以很無私，可往往對別人的愛就很自私、很狹隘。這一點，作者觸及了別人輕易忽略的人性範疇。
《錯愛》處處泛濫着愛，有溫馨的親情之愛，有浪漫的“錯愛”——安琪對李懷民的愛，是一種錯愛；尤鈐對李懷民不懷好意的愛；以及一家子圍繞着小里蒙的愛。李懷民的愛是夫婦摯情的愛，為了治癒尤琴的憂鬱症，他放棄年入百萬的總工程師職位，放棄香港的繁華來到寧靜的小澳門，過着平淡的日子，這是一個標準好丈夫所為。我們深信他的愛是真實的，雖然作者沒有表明：為甚麼尤琴可以使李懷民如此深愛她。
可是，當面對小里蒙時，李懷民卻變成一個庸俗的自私鬼，他不敢也不想去確認流着李家血緣的兒子，因為害怕他可能破壞自己現有的幸福家庭，甚至可以昧着良心反問小里蒙的養父：“你怎麼這樣肯定，孩子是我的而不是其他人的？”(頁五七)，這完全由於李懷民為保住家庭的和諧，犧牲一切在所不惜，但不免又令人痛感人性的冷峭和脆弱，崇高和卑劣可以同時存在。
我們不妨來鑒賞全書其中的一段精彩心理描寫：李懷民面對小里蒙養父時的心理歷程。
“我的心卜卜地跳了起來，他問我去過黎巴嫩沒有，是甚麼意思？
“他的眼光似有一種壓迫力，直透我的心窩。我承認自己開始有些慌亂……
“我是在撒謊，我知道照片裡的人如果是她，她就叫安琪狄摩。……我預感我大概要牽涉進一件對我不大有利的事情中。
“我倒抽一口氣!幸好我還沒有透露自己的地址。
“安琪死了？我在意外與驚愕中有些惋惜，她實在是一個好女孩……在一絲傷感泛上心頭的同時，我舒了一口氣。”(上引自頁五一——五五)
當然，在李懷民知道安琪為他留下一個兒子時，他“竭力掙扎，企圖擺脫這個漩渦”，而且“思索出一個速戰速決的方法，從衣袋中取出一本支票簿，簽了十萬港元支票……”(頁五六)他對兒子的照片連看一眼的意思都沒有!如果只看前面所引的描寫，誰能相信李懷民是個唯妻子、唯女兒至上的好丈夫、好父親？
在這裡，作者十分成功地刻劃了一個普通人身上隱藏的雙重人性。
《錯愛》的結局是皆大歡喜型，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大團圓”傳統模式。李懷民一家子(包括小里蒙)固然大團聚，人性滅絕的毒美人尤鈐則落得個神經失常、流浪異國街頭的收場。這樣的尾聲是結合整部作品洋溢的愛，作者一開始就已有這樣的意念了；雖略嫌故事情節的安排過於戲劇化，但對於作品本身也恐怕只能是這樣的結局吧。
作品的結局，是否一定要帶上低沉的色調才顯深度呢？這類看法當然片面，但不可否認的是，低沉的尾聲往往較能觸動讀者，使之產生震撼感，收的效果會強得多，說服力也就來得堅定些。這不代表《錯愛》的結局該被否定，因為它是由整部作品的構思決定的；只是由此我們回頭而思考一下作品裡充斥的愛，是否太泛濫，以致產生一種濫情的結果呢？除了尤鈴代表“惡”之外，還有一個算不上有甚麼份量的何工程師屬“邪角”，其他代表“善”的全部角色，他們的內心就裝滿了愛。
李懷民的愛、尤琴的愛、安琪的愛，甚至小里蒙的愛及其養父的愛……這些人物愛的立根點，自然也有其真實的可能性，然而，把最有愛心的人全集中到一處來了，讀者就會意識到作者是在編故事、在做哄，雖然也會為情節所吸引，但作者欲通過小說起社會功能作用的意圖也許因此被削弱了。故事的戲劇性太強烈，作品往往缺乏真實的力量，因而降低作品的感人程度。
作為消遣的通俗小說，《錯愛》具有不俗的特色，那麼，作者的希望把主題提升到深刻的人性問題上，究竟是否成功呢？無論從作者的藝術創作手法，或對讀者的思想啟迪效果看，可以說希望已經達到，只是就整部作品的完美性來說，仍有所不足，因為，存在着一定的客觀條件的箝制。《錯愛》的前身是報章連載小說《赤子情》，也就是說，她是供人消遣的讀物，是一種溫室花朵。這種環境是難以長出挺拔雄壯的大樹。即使作者重新把她完整地集成本子，展示在人們面前的已是經過一番潤飾的作品，但是，就算連根拔起，重新培育，花是花，卻終歸顯不出大樹的健碩來。
報紙上的連載小說有個特點，即要達到吸引讀者的效果，就需要在每一節的七、八百字中，描寫一個情節，而且末了留下個懸念(哪怕這是否算得上叫懸念，或者有沒有必要)，來“引誘”讀者日復一日地追看下去。結果，為了滿足大眾的文化味覺，卻間接給自己的創作劃了“規格”，既不利於作者創作的自由度，也削弱作品的深度，對提高讀者的閱讀素質更無從說起。
《錯愛》的故事情節，一環扣一環，十分緊湊，產生強烈的懸念效果，這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然而，因為過份講求故事性又影響了作品的深度。作者必須積極“做”出一個個小故事，其結果是忽略對人物內心世界作有份量的刻劃，多流於表面化描述，使文學作品的質感厚度薄弱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譬如，作品中關於人性的內在本質，雖然我們也能感覺得到，但感受並不深刻。
出色的小說可以利用人物典型個性、情節發展，以及意象、象徵等創作手法表達出主題來，可是《錯愛》偏重故事性，儘管作品情節十分繁雜緊張，卻只像一棵葉片茂盛的矮樹，缺乏粗壯的軀幹撑起那一冠濃葉巨傘。不能否認，這是與先天不足的土壤箝制了巨樹的成長有關。這就是澳門小說創作的困境之二——沒有小說雜誌。澳門沒有可供兩三萬字或四五萬字小說刊登的園地，只能依靠連載，多少是會影響作品的整體結構，故事連貫性，以及文筆的精煉的。
當然，要培育大樹，在有好樹苗的前提下，還需要適宜的土壤，包括讀者要提高欣賞水平，這當然少不了作者的努力推動。如今的社會生活節奏緊張，讀者群只樂意閱讀娛樂性作品以調劑緊張生活，但我希望在這種環境中的小說作家，除了適應大眾的這種需要之外，還應在作品裡面滲進深刻的人生思考問題，並逐步提高大眾的閱讀素質。澳門的文學創作和同等地區比較，起步較遲，但這不能說註定是落後的。隨着時代的進步，讀者和作者沒理由原地踏步。
一九九三年底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