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臧先生論詞學
吳世昌字子臧，浙江海寧人。一九零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生。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英文系，同年考上哈佛燕京學社國學研究所研究生。一九四七年赴英講學，任牛津大學高級講師兼導師。一九六二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世昌先生不僅在紅學方面多所建樹，旅英期間所著《紅樓夢探源》及歸國後所著《紅樓夢探源外編》，在海內外頗具影響，而且兼擅詞章，於詞學此道十分專精，所著《羅音室詩詞存稿》及《詞學導論》(已刊部份)，已為詞學界所注視，得到詞學愛好者的歡迎。
筆者重新報考研究生，有幸於一九七八年七月晉京接受吳世昌先生面試，並於同年十月至先生門下學詞。先生治學態度嚴謹，對學生課業熱忱負責，指導有方；數年來，課程講授以及平日說詞，發明精義，諄諄善誘。於詞學研究，力倡獨立思考，言前人之所未曾言，發前人之所未敢發，勇於創新局面，並且強調以科學的態度與方法，進行嚴格的訓練。論詞學研究，甚多精要之語，足資參考。因據筆者《問詞筆記》整理於下，以與讀者共饗之。
一 讀詞與品詞
吳世昌先生論讀詞，主張“讀原料書”，並講究讀法。曾說：“學習或研究任何學問，總要先從讀書入手；而屬於文學方面的尤其如此。讀書的最徹底辦法是讀原料書，直接與作者交涉。最好少讀或不讀選集和別人對於某集的討論之類。”並說：“……我們雖主張讀原料書，卻不能不講方法。而在方法中，尤其是對於詞，最初，也許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讀法。”讀原料書，弄通詞作本身的內在聯繫，從詞作本身所創造的意境出發，實事求是地探尋其真正的含義，以取得“真切的瞭解”，其具體步驟，歸納起來，大致四個程序：“第一是瞭解，第二是想像，第三欣賞與批評，第四是擬作與創造”。〔1〕這就是詞學研究所必須的功夫，即所謂基本功。
對此，吳先生曾以五代的孫光憲詞為例進行具體闡發。
孫光憲<浣溪沙>八首〔2〕，歷來少有解者。詞曰：
桃杏風香簾幕閒。謝家門戶約花關。畫梁幽語燕初還。繡閣數行題了壁，曉屏一枕酒醒山。卻疑身是夢魂間。
花漸凋疏不耐風。畫簾垂地晚堂空。墮階縈蘚舞愁紅。膩粉半霑金靨子，殘香猶暖繡薰籠。蕙心無處與人同。
攬鏡無言淚欲流。凝情半日懶梳頭。一庭疏雨濕春愁。楊柳祇知傷怨別，杏花應信損嬌羞。淚霑魂斷軫離憂。
半踏長裙宛約行。晚簾疏處見分明。此時堪恨昧平生。早是銷魂殘燭影，更愁聞著品絃聲。杳無消息若為情。
蘭沐初休曲檻前。暖風遲日洗頭天。濕雲新歛未梳蟬。翠袂半將遮粉臆，寶釵長欲墮香肩。此時模樣不禁憐。
風遞殘香出繡簾。圑窠金鳳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何處去來狂太甚，空推宿酒睡無厭。爭教人不別猜嫌。
輕打銀箏墮燕泥。斷絲高罥畫樓西。花冠閒上午牆啼。粉籜半開新竹徑，紅苞盡落舊桃蹊。不堪終日閉深閨。
烏帽斜欹倒佩魚。靜街偷步訪仙居。隔牆應認打門初。將見客時微掩斂，得人憐處且生疏。低頭羞問壁邊書。
吳先生指出：這八首<浣溪沙>詞構成一組聯章，合寫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不像曾布<水調歌頭>所述馮燕故事和趙令畤<蝶戀花>所述鶯鶯故事那麼直截了當。這是孫光憲自己的故事，不願明白說。但是，聯繫起來看，尚可見其中隱秘。在<論讀詞須有想像>中，吳先生指明：
第一首“桃杏風香簾幕閒”記初訪情人(注意“燕初還”也是象徵的用法)，在她房中牆壁上題了一首情詩(大概即是所謂“定情詩”)，過了一夜(作者既然在第二句點了這一位女主人的名，我們也就姑且稱她為“謝娘”)。以下兩首說他分離後她的孤寞怨哀，分離的原因大概因為她的脾氣別扭：“蕙心無處與人同”(這個“人”指他，不指別的女性。其六的“爭教人不別嫌猜”之“人”指她自己，也不指別人)。第四首說他又遇見了別的美人，從簾中望見她長裙款步，在燈下聽她吹簫，可是素來不認識，也苦於無法和她通消息。第五首說他認識了這第二個美人，那天她正洗完了頭髮臨檻梳妝還未化妝完畢。第六首說他心中還戀戀於“謝娘”，所以對她很隨便，以致引起她的疑心與妒心。第七首再說謝娘門巷冷落，不堪孤寂。末首可以說是“團圓”。他再回到謝娘那兒去，她還記得他以前打門的聲音，可是這次重逢，她不免有點羞愧，也不得不裝點矜持，祇低著頭問他上次在牆壁上寫的是些甚麼。這一篇故事的關鍵是第一首的“繡閣數行題了壁”和末一首的“低頭羞問壁邊書”。此外如第一首的“畫梁幽語燕初還”和第七首的“輕打銀箏墮燕泥”，“桃杏風香簾幕閒”和“紅苞盡落舊桃蹊”，都是有意的前後照應。中間第四、五、六三首是一段插曲，作者也有特別提示注意的地方：如第四首寫了“此時堪恨昧平生”和“杳無消息若為情”兩句，都為了使讀者消去對這位長裙善簫者即上文謝娘的誤會。第六首上片說她風動襜舞，也與第四首的“長裙”相照應。這些都似乎不能算是偶合，而是作者注意結構的地方。〔3〕
可見，認真理解、領會，發掘其本身的內在聯繫，再加上必要的想像，是可瞭解其中真實含義的。
吳先生說：孫光憲這八首詞既可合在一起看，又可單獨看。但合在一起有一定內在聯繫，這就是內在“結構”。過去已經有人注意“結構”。如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一稱周邦彥好“鈎勒”，曰：“鈎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鈎勒便薄，清真愈鈎勒愈深厚。”〔4〕說的就是周詞有故事，講究結構，意味無窮。由這種結構方法所達到的境界就是：“即景傳情，緣情述事，就事造境，隨境遣懷。”這一境界，北宋作家可以達到，南宋作家就寫不出。北宋作家常借用前代故事來抒寫，情與景都不是空乏的，其中大多有故事；南宋就不一樣，例如史達祖，情與景都寫得很細緻，但就是缺少“事”，即使用了典，也還是白費勁。讀詞與品詞，不可粗心大意，必須通過想像，發掘其內在聯繫，重建其“結構”，才能得到真切的瞭解。
但是，這種想像，切不可牽強附會，主觀臆斷。吳先生說：常州派論詞，注重其比興寄託，發掘其微言大義，對於理解內容、推崇詞體，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張惠言等人說詞，往往毫無根據地給詞作予外加的東西，即所謂“言外之意”，卻在詞學研究中開了不好的頭。例如：張惠言《詞選》謂溫庭筠<菩薩蠻>乃“感士不遇也”，就十分牽強；其後，陳廷焯所著《白雨齋詞話》，也多瞎說，這是我們所不當取的。
詞學研究是一門科學，對於前人說詞言論以及前人所記有關詞作家的遺聞佚事，都必須作具體分析，不可盲從。
吳先生指出：許多人根據南宋張端義《貴耳集》所記李師師事，將周邦彥<少年遊>解作專詠邦彥與道君(宋徽宗)爭風吃醋事，就大成問題。徽宗微行始於政和而極於宣和，政和元年(二一一年)，周邦彥已五十六歲，徽宗才二十八歲，謂其為一位至老不衰的名角妓相爭，不合情理。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已糾其謬，謂其“所言尤失實”，這一謬誤，不當繼續流傳。
吳先生並指出，《高齋詩話》所記蘇軾與秦觀論詞的一段對話，也不可信。詞話載：
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此。”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坡又問別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曰：“十三個字，祗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5〕
這個故事分兩個部份：上面一段東坡評秦少游的<滿庭芳>(“山抹微雲”)詞下片第一個五字句，說秦少游此句學柳永。第二個故事是蘇東坡又問秦少游“別作何詞”，秦又報告他一首<水龍吟>的首二句。於是東坡又批評他用字不夠經濟。吳先生說：“我曾舉這條傳說，問過許多對詞有研究或至少有興趣的朋友。他們都記得這個有趣的故事，也都欽佩蘇東坡的批評很中肯。於是我又問：蘇東坡是不是一個文化水平很低的半文盲?他們聽了我這‘怪話’後大為驚訝，無法回答我的問題。”吳先生指出：“繡轂雕鞍”，有車有馬。並非祇是“一個人騎馬樓前過”，東坡不可能認不得“轂”字。又，“銷魂當此際”，五字並非一句，不該一起讀，根本不存在“學柳七作詞”，筆調像柳七問題。這故事上下兩部份都是虛妄的，經不起粗淺的分析〔6〕。這說明：“對於前人所記載的故事，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不可人云亦云，以訛傳訛。”
吳先生論讀詞，強調“自己去摸索”。認為：“前人的討論未嘗不可讀，但如果自己根本對於原作尚無認識，則看別人研究的結果也不能真切瞭解，等於嬰兒待人嚼飯而哺，嘗不到真實滋味。”並認為：“要用死功夫，自己去摸索，最後自能登堂入室。”〔7〕
二 關於詞的風格流派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來有關文學史專著及多數論詞文章，每以“豪放”、“婉約”劃線，將宋詞分為“豪放”、“婉約”兩大派。吳世昌先生極力反對這種“二分法”，認為是不科學的。
一九七九年春，吳先生在給研究生講授“詞學專題”時指出：
周濟《宋四家詞選》劃蘇、辛為一派，以辛棄疾作為頭頭，蘇軾歸附之，以為稼軒地位在東坡之上；另一派以秦觀為代表。這様分派很不全面，不準確。實際上，秦觀的詞有的說得一點也不婉約，柳永、李清照也有寫得很露骨的；而蘇軾三百多首詞，寫得豪放的，僅是個別幾首，辛棄疾是帶兵打仗的人，也受了李清照很大影響。此外，周邦彥詞，則既不豪放，也不婉約。兩派說，無法包括全部宋詞。〔8〕
一九八三年，吳先生接連發表兩篇論文，系統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有關蘇詞的若干問題>中，明確提出：“北宋根本沒有豪放派”〔9〕。在<宋詞中的“豪放派”與“婉約派”>中，並就宋人創作情況，對“豪放”、“婉約”的具體含義進一步加以論述。指出：“北宋的詞人根本沒有形成甚麽派，也沒有區別他們作品為‘婉約’‘豪放’兩派。”說：論者“這種機械的劃分法並不符合北宋詞的實際，很難自圓其說”。〔10〕
針對“兩派說”的主要依據：“(蘇軾)創立了與傳統的婉約派相對立的豪放派”〔11〕。吳先生指出：“蘇詞中‘豪放’者其實極少。若因此而指蘇東坡是豪放派的代表，或者說，蘇詞的特點是‘豪放’，那是以偏概全，不但不符合事實，而且是對蘇詞的歪曲，對作者也是不公正的。”〔12〕並指出：蘇軾幾首經常為人引證的作品，如“大江東去”、“老夫聊發少年狂”、“明月幾時有”等，“祇能是曠達，連慷慨都談不上，何況“豪放”〔13〕。吳先生說：蘇東坡並沒有像胡寅說的“一洗綺羅香澤之態”，這完全是信口開河。《東坡樂府》三百四十多首，專寫女性美的(即所倡“綺羅香澤”)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別朋友，應酬官場的近百首小令，幾乎每一首都稱讚歌女舞伎(“佳人”)，……所以在東坡全部詞作中，不洗“綺羅香澤”之詞超過一半以上，其他詠物(尤其是詠花)也有三十多首，腦中如無對“佳人”的形象思維是寫不出來的〔14〕。吳先生把近代以來，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來，論詞重豪放、輕婉約的偏向，追根到宋代胡寅。以為：從胡適直到胡雲翼等人，以豪放、婉約劃線，“言必稱蘇、辛，論必批柳、周”，他們的老祖宗就是胡寅。
此外，吳先生還深刻地揭露了詞學研究中這種“二分法”之所以沿襲不斷的原因。指出：(一)“‘詞’這個品種是比較不容易懂的”，越是大作家，“他周團堆積著的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就越多，有關他的問題就越多”，某些人“好起哄打趣，編造‘本事’，不核對事實，不考慮邏輯，給後世研究工作者造成一些混亂與困難”。(二)今人論蘇詞，將蘇奉為“豪放派”教主，“使他變成了不調平仄不押韻的所謂豪放派自由詞或‘解放派’詞的‘保護神’。好像‘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似的，祇要蘇東坡在此，詞的一切格律可以不管了”。這就是“那些想填詞而又無此才力者”所以鼓吹“豪放派”的奧秘之所在〔15〕。因此，吳先生指出：詞學研究，既要反對不讀詞或讀不懂詞的“胡說派”，又要反對不動腦筋，人云亦云，好起哄打趣的“吠聲派”〔16〕。
由於以豪放、婉約劃線，重豪放、輕婉約，詞史上某些所謂婉約派詞人往往受到貶斥。例如溫庭筠，因其“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艷之詞”，他的作品就被斥為“香而弱”的代表。對此，吳先生頗不以為然。指出：“此說牽強”!並列舉具體詞例，說明溫詞之壯而有力。例如：“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菩薩蠻>其二)；“滿宮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山隔”(<菩薩蠻>其九)；“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更漏子>其一)；“星斗稀，鐘鼓歇，窗外曉鶯殘月”(<更漏子>其五)；“漢使昔年離別，攀弱柳，折寒梅，上高臺”(<定西番>)；“飛雪千里，玉連環，金鏃箭，年年征戰”(<番女怨>其二)等等。吳先生指出：“此等作品豈得為弱?”並說：溫詞中，“其它不弱不香的作品還有不少”〔17〕。對於其他作家的研究探討也是如此，切不可為舊說成見所囿。
三 研究與評論
一九七八年七月，筆者接受吳世昌先生面試時，吳先生問：“你看過那幾種詞話?最喜歡那一種?”筆者回答：印象較深的是況周頤的《蕙風詞話》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吳先生說：“實際上，《蕙風詞話》才是專門論詞的一部詞話。”吳先生認為：王國維作為我國近代著名學者，對於學術界的許多領域，固然多所開拓，貢獻不小，但他對於詞學，畢竟並不怎麼當行。
王國維《人間詞話》論蘇詞，曾說：“東坡<水龍吟>詠楊花，和均而似元唱。章質夫詞，原唱而似和均。”〔18〕吳先生指出：“這話也不可信，不要以為王有大名，所以每句話都對。”謂：蘇軾<水龍吟·和章質夫詠楊花>，寫得實在不高明。修辭學上的擬人法，必須有分寸，有充份條件，不得不擬，才令人信服。楊花並不是花，比其他花卉，已不足貴。楊花即使是花，又何至有“柔腸”，有“嬌眼”，有“夢”有“思”，還有個“郎”讓柳絮去“尋”，試問楊花之“郎”為誰〔19〕?吳先生認為：蘇軾此詞，擬人太過，想入非非，說得不倫不類，說過了頭，非常勉強。並認為：“歷來評詞者對此詞一味鼓吹亂捧，實在令人皺眉。”但是，詞學界有人為了誇大蘇軾對於詞體的“革新”與“突破”，也在楊花詞上大做文章。以為蘇軾的“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為“七——三——三”句式，於律未詣，並以<念奴嬌>的“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為旁證，謂於“了”字斷，也不協律。以此證實，蘇詞創作不重音律，不受格律束縛。吳先生說：“這也缺乏具體分析。東坡楊花詞既明言‘次韻’，就不可能不遵守原作的韻律，這是一般常識。況且，東坡<念奴嬌><水龍吟>二詞，實際上也並未違反常規。”吳先生指出：
論調“了”字當屬下句，論意亦當屬下句，“了”解作“全”，如“了不知南北”。
“楊花點點”為句，正如“炊煙縷縷”、“落紅片片”；“是離人淚”，乃“一二一”句法，詞律如此，調以“點”斷，並不妨礙詞意。〔20〕
可見，不要過份聽信前人，也不可跟人起哄，必須自己分析研究。蘇軾楊花詞，不僅立意未超過原作，而且格律也尚未“突破”。王氏所說，似不可靠。
吳先生論詞，為倡獨立思考，獨闢蹊徑。曾說：“我平生為詞，亦取徑小山以入清真、稼軒，而不聽止庵之‘問途碧山’。”〔21〕對於詞學問題的探討，吳先生不用一般化的介紹與批評，而提倡別開生面的深入研究。例如，對於蘇軾，一九四九年以來論者甚多，其中雖然也有不少好的見解，但是，多數文章僅僅停留於一般化的思想性、藝術性分析與評價，進行一般的褒與貶。筆者在考慮碩士論文時，曾經想研究蘇詞。吳先生說：“你已經跟夏(承燾)先生學習過二年了，對你的要求比一般研究生要高。你不要做一般的作家作品論，不要做別人已經做的題目，而應當敢於披荊斬棘，開創新局面。”並說：“你所寫的論文，如果是在現有的一百篇當中，再加上你一篇，成為一百零一篇，那就沒多大意思；你所寫的論文，應當是某一方面的第一篇，而且，以後人家搞文學史，一接觸到你所論述的問題，就想起‘施議對曾經寫過一篇這方面的文章’，非找來參考不可，這樣的論文，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吳先生十分強調：“寫文章不說別人說過的老話，一定要有新的見解，是自己經過艱苦的研究工作所獲得的成果。”〔22〕
對於“評論多於研究”的風氣，吳先生表示不讚同。例如，有的人曲解“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批評標準，研究詞學問題，重思想、輕藝術，以政治鑒定代替學術研究，片面強調音律束縛思想，形式損害內容，一方面把蘇、辛當作豪放而不協律腔的典範，另一方面把周邦彥、姜夔等人，當作形式主義者而進行批判。吳先生指出：“凡作音律束縛論者，大抵自己要填詞，又不懂格律，怕為識者所竊笑，則以蘇、辛為解放派，實即替自己開脫。”並指出：“有些人雖也精於此道，通曉平仄韻部，而且，對於周、姜等人講究格律的作品也未嘗不暗暗欣賞，但是，為了迎合時代思潮，故作違心之論，大批起周、姜，這也不是科學的態度。”〔23〕吳先生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實事求是，並且下苦功夫，腳踏實地地進行深入的鑽研，獨立思考，才能寫出帶有真知灼見的文章來。
四 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
吳世昌先生強調，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必須端正態度，樹立勇攀高峰的雄心大志，並進行嚴格的訓練，使自己的工作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第一，吳先生常說：我們的研究工作，要能夠發前人之所未能發，對於解決以往或當前研究工作中的某些問題有所幫助，對於發展人類的文化事業有所貢獻，就必須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地進行探索與鑽研，絕無捷徑可走。
吳先生強調：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前人的觀點以及所徵引的材料，吸收採用時，必須經過重新檢驗，提出自己的見解，應當後來居上。
研究生學習期間，筆者曾想重新整理編撰詞譜。學術界大多認為現存詞調僅八百二十六。筆者根據有關資料，發現還有一百七十八調，《詞律》《詞譜》未曾收入，現傳詞調當為一千零四。吳先生很支持，指示筆者編撰《詞律補編》。說：“這才是傳世之作。這項工作做起來有點單調乏味，但要有堅強的毅力，要經過一番艱苦的勞動；這項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吳先生還以自身經歷，說明從事詞學考訂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柳永的<引駕行>，萬樹《詞律》(卷七，頁十五)“斷句多誤”。吳先生在<論詞的章法>中已指出，萬樹之誤，共八處。並指出：由於對此詞多所曲解，朱祖謀<樂章集校記>(據《彊村叢書》本)“引夏敬觀說，以為首二十五字疑他詞殘文，編者誤冠此詞”。此外，林大椿《詞式》，也“據此棄而不錄，可謂巧于卸責”。吳先生經過認真體驗，訂正了前人的曲解和錯誤。吳先生說此詞“首廿五字與次廿五字完全是相同的排句，幾乎像一副對聯”。指出：“夏(敬觀)說以為首廿五字寫秋景，亦誤。此詞起首數句，分明用‘紫陌紅塵拂面來’‘路上行人欲斷魂’二詩意境，原詩豈寫秋景?下文又有‘韶光明媚’‘和氣暖’‘望花村’等語，明為春景。‘暮草’之‘暮’指早暮時間，亦非衰草之意，不得曲解也。”吳先生按照自己研究的結果，重新進行斷句〔24〕。
又例如，姜夔的<長亭怨慢>，詞曰(序略)：
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户。遠浦縈迴，暮帆零亂向何許。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見，祇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為主。算空有幷刀，難翦離愁千縷。〔25〕
此詞因為白石“自度曲”，歴來斷句亦多出入。黃昇《花庵詞選》及陳耀文《花草粹編》皆以“日暮”二字屬上片。朱孝臧《白石道人歌曲》始予糾正，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即依此。吳先生指出：此詞斷句、分片所產生的錯誤，主要當從韻腳上找原因。說：白石用錯了韻，“此”(四紙)與“絮”(六御)、“許”(六語)、“戶”、“樹”、“數”、“主”、“縷”(七麌)，以及“暮”、“付”(七遇)等不同部；因此，如果孤立地以押韻作為斷句的依據，就可能產生混亂。
第二，吳先生強調進行嚴格的科學訓練。
吳先生指導研究生寫作非常細緻。筆者平常寫文章，總忽視注明引文出處。吳先生批曰：“凡引用某書，第一項注明版本，出版日期、地點，此為國際學術論文適例。而且，頁碼尤不可少。”
吳先生還說：對於引文，切忌轉引，第二手、第三手，往往以訛傳訛，易出差錯；萬不得已轉引了，也當細心核實、檢驗。
曹聚仁為劉毓盤《詞史》(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版)所作跋，其中引用一段成肇麐語。曰：
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為範也。抑揚抗隊(墜)之音，短脩(修)之節，運轉於不自己，以蘄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衍為文章之流別。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弦筦，而詞無不可歌者。
成肇麐此語，見<唐五代詞選序>〔26〕。曹氏將<唐五代詞選序>誤為<七家詞選序>。筆者轉引成肇麐語，亦同此誤。吳先生批曰：“此段文字從何處鈔來?如從<唐五代詞選序>鈔來，何以說是‘成肇麐<七家詞選序>’?成肇麐所編為《唐五代詞選》，《宋七家詞選》為戈載所編。鄭振鐸引此語，誤稱出自<七家詞選序>，引語從‘其始也……’開始(參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二冊第四一六頁)，你是否由鄭振鐸處得這一錯誤，必須查核原書。”吳先生說：“五十年來，鄭振鐸用錯了，另一位老學者在一部著作的前言裏所引也錯了；一錯再錯，誤人不淺。”。吳先生說：要把根子挖出來，看看是誰第一個弄錯的〔27〕。
吳世昌先生說：“不會挑剔，就不配當導師。”所謂“挑剔”，就是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進行嚴格的訓練，這是進行研究工作的必要過程。
一九八二年七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稿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遂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此柳詞句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所載與詩話前半同，因錄備參考。
〔6〕詳參<有關蘇詞的若干問題>。載北京《文學遺產》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7〕《詞學導論》第一卷<總論讀法>(未刊稿)。
〔8〕據筆者記錄。
〔9〕同〔6〕。
〔10〕載北京《文史知識》一九八三年第九期。
〔11〕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第五九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12〕同〔6〕。
〔13〕<宋詞中的“豪放派”與“婉約派”>。
〔14〕同〔6〕。
〔15〕同〔6〕。
〔16〕據拙文<吳世昌傳略>。載太原《晉陽學刊》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17〕先生為筆者論文習作所作批語。
〔18〕《人間詞話》本編第三七則。拙著《人間詞話譯注》卷一。廣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四月南寧第一版。
〔19〕同〔6〕。
附記
此文原載福州《福建論壇》一九八五年第五期。有刪節，此為原稿。
附注
〔1〕《論詞的讀法·引言》。原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文史週刊第十九期。
〔2〕《花間集》卷第七。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3〕原載北京《文史知識》一九八三年第八期。
〔4〕據《宋四家詞選》。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六月上海第一版。
〔5〕據《詞林紀事》卷六轉引。又，黃昇《花庵詞選》“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載：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
〔20〕同〔17〕。
〔21〕<漫談〔小山詞〕用成句及其他>。載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光明日報》。
〔22〕《子臧先生論詞語錄》。據筆者記錄。
〔23〕同〔22〕。
〔24〕以下為吳世昌重新斷句並加新式標點之柳永<引駕行>：
紅塵紫陌，斜陽暮草長安道，是誰人?斷魂處，迢迢匹馬西征。新晴。韶光明媚，輕煙淡薄和氣暖，望花村。路隱映，搖鞭時過長亭。愁生。傷鳳城仙子，別來千里重行行。又記得臨歧淚眼，濕蓮臉盈盈。銷凝。花朝月夕，最苦冷落銀屏。想媚容耿耿無眠，屈指已算回程。相縈。空萬般思憶，爭如歸去睹傾城?向繡幃深處，並枕說：“如此牽情”。(據<論詞的讀法>)。
〔25〕《白石道人歌曲》卷五。《彊村叢書》本。
〔26〕成編《唐五代詞選》十卷，有民國二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本。
〔27〕據先生為筆者論文習作所作批語。劉毓盤《詞史》，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版，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自序作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鄭氏之誤，不知是否出之於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