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燾與中國當代詞學
本世紀以來，中國詞學發展史進入了新舊交替的時代。一方面，清季四大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繼續維護傳統論詞標準與方法，將舊詞學推向其終極發展階段；另一方面，王國維標舉境界說，以境界說取代傳統論詞標準與方法，開創了中國新詞學。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詞學既是清季詞學的繼續，又受到新文化、新思潮、新學說的影響，不斷發展演變，不斷形成自己的特色。至今，中國詞學已成為新時代一門獨立的文學研究學科。作為“一代詞宗”夏承燾先生，就是在這一新舊交替的歷史背景下開始其治詞生涯的。夏承燾先生的治詞業績隨著本世紀以來詞學的發展而發展，並為其增添了新的內容；所謂繼往開來，他對於建設中國當代詞學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研究中國當代詞學，不能不從此入手。
一
夏承燾先生字瞿禪，晚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溫州市)人。一九零零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日(陰曆正月十一日)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日(陰曆四月初三日)病逝於北京，終年八十七。先生並非出身於書香門第，無有家學淵源，但他從小就有一種靈性並有一種堅強的毅力，經過刻苦自學、多方師承，治詞多所建樹，終於成為蜚聲海內外的一代宗師。
先生是本世紀的同齡人。其詞學觀念的演變及詞學業績的建樹，與本世紀以來中國詞學的發展進程有著密切的關係。拙文<百年詞通論>曾將近百年來詞的發展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一)清朝末年至民國初期；(二)“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三)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至開放、改革新時期〔1〕。有關詞學事業，其興盛與衰微，與這三個時期的詞創作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先生是這三個時期詞學變革的積極參加者及詞學建設的宗匠。
在中國當代詞學發展的最初時期，即清朝末年至民國初期，先生尚年幼，正處於求學階段，但與詞學已結下了不解之緣。
先生在溫州師範學校讀書時，對於詞學就有了興趣。他所填製的第一首詞<如夢令>末二句曰：“鸚鵡、鸚鵡，知否夢中言語。”當時的國文老師張震軒曾用濃墨在句旁加了幾個大圓圈。這是一個十四歲學生所填製的詞。六十年代初，在向研究生及助手介紹治學經驗時，先生回憶道：“這幾個濃墨大密圈，至今對我仍有深刻印象，好像還是晃耀在我的眼前。”〔2〕這是先生倚聲填詞的最初嘗試。
先生是一位天才詞學家。他對於天賦之靈性頗為重視。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一日，在日記本上曾有這麽一段記述：
晚飯過與家人坐庭下，閒談予家昔年事。父親謂當十餘年前，金選卿公設帳，予時方二、三歲，頭上生異瘡，晝夜號啕，惟金公抱之外庭，見庭聯即破涕為笑，且目注聯上字，不少瞬。因大奇之，嘗囑告家人曰：是子未離乳臭，即知如此，他日必善讀書云云。噫!予生性駑鈍，年已弱冠，而尚屑瑣自牽，虛度韶光。視諸古人，既不能如終軍之稱纓，為國家建勳立業，又不能如李長吉之賦高軒，王子安之賦滕王，以文章見重公卿，乃上蒙先人虛許如此，實所不解。謹述於斯，其亦以之當座右銘，勤勵來日。雖不敢望必達金公之言，希幸不致無聞於世與草木同腐焉也可。〔3〕
先生並曾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個夢，謂其前身為宋真宗云云〔4〕。但是先生更加重視的還是後天的努力。他說：“我曾經諧笑地告訴一位朋友，‘笨’字從‘本’，‘笨’是我治學的本錢。”他的成就，他的詞學建樹，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先生說：“十五歲到二十歲，是我學習很努力的時期。”溫師課目甚多，有讀經、修身、博物、教育、國文、歷史、人文地理、幾何學、礦物學、化學、圖畫、音樂、體育以及英文、西洋史等十幾門課程。他因為一開始就潛心於古籍之中，對於英、算等學科，常常是臨時抱佛腳，採取應付的態度，絕大部份的自修時間，都用於讀經、讀詩文集子。那幾年，每一書到手，不論難易，必先計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並說：一部《十三經》，除了《爾雅》以外，他都曾一卷一卷地背過。記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從椅子上直撲向地面〔5〕。
以上是求學階段的情況。此後，在治學道路上，先生的求索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探索階段、創造階段、發展變革階段。這三個階段就是在中國當代詞學發展的第二、第三時期進行的。
(一)探索階段(一九二零——一九二九)
師範畢業後，先生到溫州任橋第四高小任教職，並曾參加溫州當時的詩社組織——慎社及甌社。社友中劉景晨、劉次饒、林鵾翔、梅雨清、李仲騫等，於詩學均有甚高造詣，一起談論詩詞，論辨陰陽，頗多獲益。由此，先生於舊體詩詞創作，漸識門徑，並發表習作，開始其治詞生涯的探索階段。但因其無有機會上大學，進一步深造，又苦無名師指點，其探索過程是經過一番周折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先生應友人陳純白招，赴北平《民意報》任副刊編輯，得到了北遊機會。同年十一月，轉向西北，在西安中學任教。一九二五年，兼任西北大學國文講席。三、四年間，往返北平、西安、溫州之間，廣泛接觸社會，並在西安實地考察古代長安詩人行蹟，為其詩詞創作及學術研究工作積纍了豐富的感性知識。這時，先生研究計劃甚為龐大。他曾發願研究宋代歷史，妄想重新撰寫一部《宋史》，或者編撰《宋史別錄》《宋史考異》以及編著《中國學術大事記》。這是剛剛步入社會，對於做學問的初步設想。
一九二五年秋，先生由西北返回浙江，先後在溫州甌海公學、寧波第四中學及嚴州九中任教，得到了兩次廣泛讀書的機會，為其進一步學習與探索打下紮實的基礎。到溫州時，瑞安孫仲容的“玉海樓”藏書及黃仲弢的“蓼綏閣”藏書已移藏於溫州圖書館。為方便讀書，先生將家移至圖書館附近。兩年時間，他幾乎把孫、黃二氏所藏書本本都翻過，並將閱讀心得札入日記。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先生到嚴州。嚴州九中原是州府書院，有州府藏書樓。先生發現一個藏書閣，裏頭盡是古書，甚是喜出望外。尤甚是，其中有涵芬樓影印廿四史、浙局三通嘯園叢書等，更是如獲一寶藏。同樣，在一、兩年時間內，先生將許多有關唐宋詞人行蹟的筆記小說以及有關方誌全都看了。但此時，對於如何做學問，仍然把握不定。所謂早晚枕上，思緒萬千，常苦無人為一決之，正是上下求索而又未有結果的體現。
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海闊天空，浮想聯翩，其思路是相當寬廣的。先生曾在日記中寫道：“世方群趨於救國救民之大計，乃兀兀終日為古人考履歴(指作《詞林繫年》——筆者)，屢欲輟之。”〔6〕並寫道：“年來治舊學嫌瑣碎支離，無安心立命處，頗欲翻然改習新文學，又苦不解西方文字。年齒漸長，尚在旁皇求索中，愧懼交作。”〔7〕先生廣泛讀書，上下求索，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有益於社會，即有益於救國救民之大計。他也發覺舊的治學方法的某些局限，對於胡適等新學巨子“以科學方法治舊學”的鼓吹頗為關注，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跟上時代的發展。但是，他又並不盲目地趨時趨新。他是經過反覆思考並在實踐中不斷試驗，才堅定走自己的路的。即，經過將近十年時間的探索，至而立之年，他才真正認定目標——以詞學作為自己終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對於這一抉擇，先生是充滿信心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年來讀書，時有不入時之想。細思真人生，在能各發揮一己之才性，何必媕阿附俗，強所不能。我國文學待墾植掘發之地尚多，止看其方法當否耳。不入時何足病哉。任公、靜安，皆獨有千古。”〔8〕這是先生經過自己的探索所得出的結論。
(二)創造階段(一九三零——一九四九)
一九三零年，先生三十一歲，由嚴州九中轉之江大學任教。先生到之江，標誌著他治學道路的一個大轉折，即：由探索期轉向創造期。
先生在治學道路上所做的探索及抉擇，除了其主觀因素之外，當時的詞壇局勢也從客觀上產生了一定的推進作用。本世紀以來，中國詞學發展史上的新舊交替進行得甚為緩慢。清季四大詞人——王、鄭、朱、況，出生於道咸期間(一八二一——一八六一)，活動於同光期間(一八六二——一九零八)，除了王鵬運，鄭、朱、況三人都進入民國。他們是晚清詞業中興的代表人物，又與本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詞壇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清末至民初，新一代作者已登上詞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及《人間詞》也以一種嶄新的面目出現於詞壇，而新的力量仍然未能與傳統的勢力相抗衡，詞壇上仍以復舊勢力佔主導地位。這一局面，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才被衝破。拙文<百年詞通論>曾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亦即中國當代詞學發展的第二個時期的詞業隊伍劃分為三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這一時期，南北詞壇發生了許多變化，詞業活動甚為踴躍。一方面，以胡適、胡雲翼為代表的解放派，將王國維的學說進一步發揚光大，並倡導“以科學方法治舊學”；另一方面，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的尊體派，廣泛結集詞社直接將清季詞業繼承下來，繼續沿著舊學的方向往前走。但是，兩派力量未曾形成對壘局面，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北詞壇均在尊體派的統治之下。先生之走上治詞道路是與尊體派及其祖師爺——朱孝臧的直接誘導密切相關的。師校畢業後，剛才進入探索階段，在慎社及甌社填詞，先生就得與尊體派詩友、詞友接觸。其中林鵾翔即為本世纪以來中國當代詞壇第一代作者[9]，亦即當代詞壇早期尊體派代表人物之一。先生曾通過林鵾翔將詩詞習作轉呈朱孝臧、況周頣二大師審正。在十年探索階段中，先生時常以朱孝臧的治詞業績為目標，摸索前進的路。一九三零年，當先生處於探索及抉擇的關鍵时刻，經由龍榆生介绍，曾三次赴滬拜謁朱孝臧，並得到其具體指導。這是先生治學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四年之後某日，先生曾在日記中寫道“夜閱嚴州日記，念僻居山邑，如不交榆生，學問恐不致有今日。”〔10〕先生十分重視這段情誼，而且從此以後，詞境大進，詞學業績日益顯著。
十年探索階段，雖難免“貪多不精”，但已經有所側重。即，依據平時興趣愛好和積纍，先生已逐漸傾向於詞學研究。他景仰尊體派的祖師爺，除了詞的創作以外，尤其是欽佩其考訂方面的業績。在探索階段，先生以前輩詞學家為榜様，已在詞學校勘及詞人譜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先生已完成《白石道人歌曲考證》以及詞人年譜、詞集考訂等多種著作。步入三十年代，加上名師指點，並且進一步廣泛結交朋友，擴展視野，先生已逐漸成為詞界的中心人物。一九三零年，夏敬觀在上海結午社，社友十五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11〕。一九三二年，先生第一篇學術論文<白石歌曲旁譜辨>，由顧頡剛推薦，在《燕京學報》(十二期)發表，即為學界所注目。一九三三年四月，《詞學季刊》創刊，先生與龍榆生，一個撰年譜，一個著詞論，每期發表文章，成為這個刊物的兩大臺柱。直至一九三六年九月，季刊出了十一期。夏、龍二氏，成績卓絕。同時，先生在之江大學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任教期間，曾創辦詞學研究會，深受學生歡迎。
先生認定目標，專致治詞，乃以尊體自命，以前輩為師承，並自勉為學者。他是作為尊體派的代表人物而馳騁於南北詞壇的。但因其生性豁達，襟懷寬大，卻不為門戶派別所限。先生治詞，雄心勃勃。從他進入創造階段起，就想在詞史上另闢新境。他曾在日記中寫下這麽一段話：“思中國詞中風花雲月、滴粉搓酥之辭太多，以外國文學相比，其真有內容者，亦不過若法蘭西人之小說。求若拜倫哀希臘等偉大精神，中國詩中當難其匹，詞更卑靡塵下矣。東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軒之豪，舉不足以語此。以後作詞，試從此闢一新途徑。王靜安謂李后主詞‘有釋迦、基督代人負擔罪惡意’，此語於重光為過譽。中國詞正少此一境也。”〔12〕因此，在整個創造階段，先生追求目標乃甚為遠大。
抗日戰爭爆發，詞業發展喪失了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擺在所有詞家、詞論家面前的現實是：山河破碎，失所流離。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13〕，“為時”、“為事”，已成為中國當代詞壇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此時，尊體派詞人已無法像過去那様，拘拘於社課中討生活，而詞壇上的另一派——舊瓶新酒派，則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抗戰期間，不少作家將社會動亂所產生的滄桑之感及悲憫之懷，一寄於詞，使得詞的質量及其社會功能大為提高，出現了一批堪稱“詞史”的作品，即“抗戰詞”。這期間，先生入樂清雁蕩山，在浙江大學龍泉分校任教，有感於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也創作一批“有淚為蒼生”〔14〕的篇章。所謂另闢新境，先生因此在詞學領域裏找到了用武之地。
抗戰勝利後，先生重返杭州，任教浙江大學文學院。
從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九年，在先生的治學道路上，這二十年，既是創造期，又是豐產期。這期間，除了完成《唐宋詞人年譜》的編撰工作之外，收入《唐宋詞論叢》的若干重要論文，也是這時的產品。同時，先生所作詞也在這期間第一次謄錄成集(詳下文)。
(三)發展變革階段(一九四九——一九八六)
經過戰亂的四十年代，進入五十年代，人們又回到安定的社會環境當中來；百業待興，詞這一特殊詩體也以一種嶄新面貌出現於新時代詩壇。中國當代詞學發展史的第三個時期，即由此打開了新的一頁。這一時期，將近四十年，詞學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批判繼承階段(一九四九——一九六五)；二、再評價階段(一九七六——一九八四)；三、反思探索階段(一九八五年以後)。先生的詞業活動同様跟隨著這三個階段詞學的發展而發展。
一九四九年後，詞學事業開始其批判繼承階段的工作。此時，大批長期從事詞的創作和研究工作的詞學家，重新登上大學講臺和有關文化學術崗位，詞學事業得到社會的重視與支持，有關論著一批批從抽屜底下搬將出來出版。同時，許多老專家(當時正當盛年)，無論是解放派或者是尊體派，都嘗試“舊瓶裝新酒”，用這特殊詩體謳歌新時代，讚頌新社會，並且努力培飬自己的接班人。一時間，中國詞業似頗有振興之勢。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詞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先生步入這時代，年方五十，其詞學業績因此而大放光彩。先生的一大批著作，諸如《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選》《白石詩詞集》以及《唐宋詞論叢》等，一版、再版，均在此時問世。
但是，五十年代後期，直至六十年代中，中國詞壇局勢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先是“教改”、“大批判”，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所謂“復舊”進行一次小清算，在大學講臺上，將詞及其他古代文學作品驅逐出境；再是三年困難時期的所謂“復辟”，進行一次小反覆，讓詞及其他古代文學作品得到生存、發展的間隙。這是中國當代詞學進入第三個發展時期所經歴的一次變化與變革。其時，為適應形勢的變化與變革，先生對於自己的治詞事業作了一番調整。
第一，先生在解放前一、二十年所作校勘、考訂的基礎上，開始寫作詞論詞評。諸如<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李清照的豪放詞><評李清照的“詞論”>以及<論陸游詞><辛詞論綱><論陳亮的龍川詞>等，均此時所作。而且，在研究生的協助下，先生還有<詩餘論>，試以新的思想武器對宋詞進行全面批判。
第二，為適應社會需要，先生著手詞學研究方面的普及工作，寫了大批有關詞的鑒賞文章。他與助手懷霜(田葆蓉)一起，曾在報刊、電臺，開闢“唐宋詞欣賞”、“湖畔詞譚”、“西谿詞話”等專欄，為詞學事業擴大陣地。
第三，努力創作新作品，謳歌、讚頌，賦予傳統歌詞以新的藝術生命。
此外，先生對於詞學事業的組織工作也甚熱心。一九六一年，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成立，先生出任硏究室主任，即開展全面建設工作：一、課徒授業，招收研究生，培養接班人；二、組織《經籍纂音》《楚辭詞典》及《詞林繫年》《詞詞典》編纂工作(前二種由姜亮夫主持，後二種由先生主持)；三、組織專家講演治學經驗，出版《治學偶得》。四、率領諸生進行學術考察，培養實際科研能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間，研究室工作開展得頗為起色，先生也出了大量成果。所謂“書城要策晚年功”(<臨江仙>語)，先生不僅在報刊、雜誌、電臺發表了一系列論詞文章，而且他的《月輪山詞論集》已由中華書局發排，他所主持的《詞林繫年》編纂工作也頗有進展。這是先生治詞生涯中的第二個豐產期。
從一九四九年至“文革”前夕，十七年間，先生治詞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文革”開始，一夜之間，他的這一切馬上變成“罪行”。“文革”十年，中國當代詞學留下一片空白。而先生在遭受“批鬥”之餘，仍將自己的全部心力放在歷代詞人身上。他的《瞿髯論詞絕句》八十餘首，其中一大部份就是在“牛棚”裏吟成的。這是先生在“文革”的荒原上為詞苑精心培育的一束鮮花。
“四兇”覆滅，中國當代詞學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即再評價階段，也是中國當代詞學重新打開局面的準備階段。
此時，先生之獲得徹底平反雖不算太早，但他所有著作的出版，卻走在詞界最前列。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先生的著作一版、再版，共刊行十餘種。其中，《瞿髯論詞絕句》《月輪山詞論集》《天風閣學詞日記》《唐宋詞欣賞》《域外詞選》《金元明清詞選》《韋莊詞校注》《放翁詞編年箋注》《姜白石詞校注》以及《夏承燾詞集》《天風閣詩集》《天風閣詞集》等，乃初版刊行，而《唐宋詞人年譜》《讀詞常識》《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龍川詞校箋》等，則為舊版重印或重排再版。先生大批著作應運而生，為這一階段的詞業建設增添光彩。
接著，所謂反思、探索，中國當代詞學在再評價的基礎上，醖釀著新的飛躍，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此時，先生雖未能衝鋒陷陣，為中國詞學的發展再立新功，但他仍盡其餘力，抓緊案頭課業。直至一九八六年病逝之時，先生平生積稿，除了《詞例》《詞林繫年》以外，基本上都已整理出版。他寫了將近七十年的學詞日記，也已部份整理出版。至此，其等身事業，已達頂峰。
二
綜觀夏承燾先生所經歷的道路及其所取得的成績，已可見其對於本世紀以來中國當代詞學發展所作的貢獻，亦可見中國當代詞學發展對於先生治詞業績的影響。在本世紀以來中國當代詞學的發展過程中，先生的貢獻大致包括三個方面：詞學考訂、詞學論述及詞的創作。以下試分別加以闡述。
(一)關於詞學考訂
這是詞學研究的基本功。老一輩詞家均十分注重這一工作。例如王鵬運、朱孝臧，就是從這裏起家的。王氏之《四印齋所刻詞》及朱氏之《彊村叢書》，均為其傳世之作。論者以為：中國詞學史上的校勘學是由王、朱二氏建立起來的〔15〕。但是，王、朱二氏的工作似乎偏重於詞籍校勘，即偏重於前代名家詞集之重刊廣布而無暇他顧。先生對於王、朱二氏的業績極其欽佩，所謂“懷企之私，不能自己”〔16〕，可知其嚮往之情乃甚為迫切。然則先生之追求乃遠遠不止於此。先生之欽佩、嚮往，乃至於發願通讀《彊村叢書》，其目的不僅在於步其後塵，更重要的乃在於“別尋蹊徑”〔17〕。先生之詞學考訂工作乃較王、朱二氏更加有所進展：
第一，先生從一般詞籍校勘，深入於詞樂領域，進行精密嚴謹的聲學考訂工作。
這項工作是由解譯白石歌曲旁譜而打開突破口的。這是歷來被視為絕學的一個堅固堡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之無法求其音節。先生知難而進，三十嵗之後到浙江大學，終於寫成<白石歌曲旁譜辨>一文。這是先生的成名之作。此後，先生就此推而廣之，對於白石聲學進行全面考訂。先生不僅將白石歌曲十七譜解譯出來，使之成為可以探知的詞樂文獻，而且將白石歌曲小序中所記錄下來的有關樂律術語一一細加箋釋，弄清了白石聲學的各個組成部份。然後，在這一基礎之上，先生所著《姜白石詞編年箋注》，將白石歌詞創作以及有關樂律資料匯為一編，即為白石聲學研究提供一部小百科全書。這是先生考訂工作的一個重大收穫。
第二，先生於一般詞藉校勘之外，“勉為論世知人之事”〔18〕，進行規模龐大的譜牒考訂工作。
這項工作是在廣泛讀書的基礎上進行的。一九二五年秋，先生由西北返回浙江，曾在溫州及嚴州兩次得到廣泛讀書的機會。當時雖難免“貪多不精”，但對於進行這項工作卻頗見成效。幾年功夫，由年表而年譜，已將宋、元及金有關詞人之行實繫年初步勾畫出來。一開始，這項工作即已全面鋪排，大小詞人，數十成百，齊頭並進。至一九二九年尾，始首先集中於夢窗一家，然後選擇若干大家、名家，各個擊破，並製定出考訂標準：“詞人年譜各大家，須先作一篇事輯，世系、交遊、著述，皆入事輯中。”〔19〕据載，先生作完夢窗行實考，“共生卒考十四頁，行蹟考六頁，交遊考十七頁，餘記(考官職、考悼亡)四頁，約萬字，費時十三日完”〔20〕。朱孝臧對此頗極讚賞。曾謂：“夢窗繫屬八百年未發之疑，自我兄而昭晰，豈非詞林美譚。”〔21〕夢窗年譜以外，尚有韋端己、馮正中、南唐二主、張子野、二晏、賀方回、周草窗、溫飛卿、姜白石等人年譜，皆為先生用功之作。此年譜計十種十二家，三十年代曾分別在《詞學季刊》上發表，一九四九年後輯為《唐宋詞人年譜》，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日本學者清水茂撰文評介，謂“作者對各詞人之行實，作甚周詳仔細之探索，使讀者引起甚深長之興味；許多訛誤之傳說，亦於此得到糾正”〔22〕。目前，先生此書已成為治詞業者人人案頭必備之書。但是，這部著作僅是整個譜牒考訂工程的一個重要構件，先生遺著《詞林繫年》，浩瀚無邊，尚待進一步充實、整理，方才大功告成。
第三，先生勤勤懇懇札《詞例》，從具體作品入手，進行詞法考訂工作。
這項工作所包括的範圍也甚為廣泛。基本上與譜牒考訂同步進行，幾十年中，未曾間斷。據《詞學季刊》創刊號<詞壇消息>稱：此書約分字例、句例、片例、辭例、體例、調例、聲例、韻例諸門。並稱：“《詞律》究一詞之格律，此書將貫全宋、元詞為一系統。”這是一項偉大工程。從已經整理成文、正式發表的若干篇章看，先生所考訂，辨例周詳，並多新創之見。例如<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以具體詞例證實：一、溫飛卿已分平仄；二、晏同叔漸辨去聲，嚴於結句；三、柳三變分上去，尤謹於入聲；四、周清真用四聲，益多變化；五、南宋方、楊諸家拘泥四聲；六、宋季詞家辨五音分陰陽〔23〕。這六條，已為當代治詞者奉為定律〔24〕。又例如<詞韻約例><詞的分片>以及詞的造句等等〔25〕，於填詞此道，頗能得其三昧。但這項工程仍停留在準備階段，所積纍的材料，絕大部份祇能稱作“半成品”。全部工程，尚需一代人，或者兩代人的努力才能漸見頭緒。
(二)關於詞學論述
一九二九年，先生三十歲，當他著手詞學考訂工作，在博覽群書過程中，曾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段話：“燈下閱《蕙風詞話》，間參己見，筆之於上，漸有悟入處。擬遍閱《彊村叢書》及《四印齋所刻詞》，著手效況翁為之，留待十年後見解轉老時再是正之。”〔26〕先生對於詞學論述乃早就留意。早歲所著<四庫全書詞籍提要校議><詞律三考>等，既是考訂文字，也是論述。當然，先生之真正用功作論述，應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中國當代詞學進入全面恢復、全面建設的階段，即批判繼承階段。在這一階段，老一輩詞家、詞論家發揮了重要作用。先生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之一。這一階段的論述，以作家作品論為主，其具體作法是：在思想內容上，對於民主性的精華及封建性糟粕進行分折批判；在藝術風格上，對其美感特徵加以評賞、研究。這是這一階段詞學論述的共同模式。先生所作，同樣離不開這一模式。而且，先生還進一步把它歸納為這樣一個公式：“以資料作底子，以舊時詩話、詞話鑲邊”，再加“從今天的社會要求和思想高度揭示其局限”〔27〕。此外，當時詞界還盛行風格論，以豪放、婉約對全部詞家、詞作進行劃線站隊，進行分析批判。這是由王國維的境界說推演而成的〔28〕。王國維的學說，經過一再發揚光大，幾十年中，並未見其廣泛影響，至六十年代初期，由他的學說推演出的風格論，卻甚是風行一時。但是，因其才識所決定，先生的作家作品論也還是有其與眾不同之處的。例如說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注重論其音律聲調，謂其<聲聲慢>用舌聲的共十五字，用齒聲的四十二字，全詞九十七字，而這兩聲卻多至五十七字，佔半數以上；尤其是末了幾句：“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二十多字裏舌齒兩聲交加重疊，這應是有意用嚙齒丁寧的口吻，寫自己憂鬱惝怳的心情。不但讀來明白如話，聽來也有明顯的聲調美，充份表現樂章的特色〔29〕。這段論述，顛撲不破，真正體現了易安本色。又例如說風格，先生胸中雖也有豪放、婉約兩派在，也頗有點重豪放、輕婉約傾向，但他並不簡單地以豪放、婉約“二分法”立論，而是從作家的創作實際出發，進行具體分析。他以“肝腸如火，色笑如花”八個字論辛詞風格〔30〕，準確、鮮明、生動，也真正體現了稼軒佳處。這一些都是當時許多詞論家所無法比擬的。這是作家作品論。此外，先生的詞學論述還包括詞的癹展史研究及宋詞批判。先生論詞的視野還是比較寬廣的。對於詞這一特殊詩體在反映現實生活中所體現的長處和短處，以及宋代詞人對於詞的觀念等問題，先生並不因個人的偏愛而護短。他認為，在民族矛盾大爆發的時代，詞要接受新時代的要求，必須蛻棄它數百年來“艷科”的舊面目，才能分擔起反映當前現實的任務〔31〕。並認為，宋人因為將詞當作“詩餘”，當作“小道”，創作態度不端正，才留下許多糟粕。他主張對此加以批判〔32〕。先生所論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批判也與當時某些詞論家的“批判”有所不同。這是先生詞學論述中另外兩個方面的內容。總的看來，先生的詞學論述是頗有某些獨到之處的，不少具體論斷，既切合實際，又有一定永久性。先生的詞學論述，對於當前及今後的詞學研究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無論是作家作品論，或者是詞的發展史研究，乃至宋詞批判，都不是先生真本領之體現。這是研究先生詞學業績所應當看到的。
(三)關於詞的創作
先生自幼即雅好吟詠。十四歲填製<如夢令>已頗見其詞才；二十一歲時所作詞達三十餘首，並開始在慎社刊物發表作品。其倚聲歷史將近七十年。所有作品大部份保存於日記當中，小部份在日記之外。一九四二年，宓逸群夫婦曾為謄錄成冊。這是先生所作詞的第一次結集，而尚未付刻。一九七六年避地震客居長沙三月，先生曾將歷年所作中的一部份匯為《瞿髯詞》二卷，油印刊行。卷上錄詞七十四首，為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七年所作，卷下錄詞七十八首，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所作，二卷收詞計一百五十二首。這是先生的第一個詞刻本，共印行五百冊。一九七九年冬，應湖南人民出版社之請，在油印本《瞿髯詞》的基礎上，略事擴選，共得詞三百首，為《夏承燾詞集》六卷，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出版，這是先生第一個公開發行的詞集。此集斷自一九二一年，直至一九八零年，依作品編年。卷一至卷五，十年合為一卷，卷六收一九七三——一九八零年作品。此集六卷，一九八一年三月初版印行八千四百冊，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訂本印行一萬冊。至此，先生所作詞，已經過第三次結集。此後，先生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之囑，又選得詞一百五十首，名之曰《天風閣詞集》，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印行八千八百冊。這是《夏承燾詞集》之續編。至此，先生詞作已結集者共計四百五十二首；尚散佚於日記中及日記以外者，為未刊稿，計五十三首。兩項相加，合五百零五首。這是先生為當代詞壇所留下的一大業績。
一九四二年，因宓逸群夫婦為錄作品，先生曾自敘其倚聲填詞的經歷。謂：十四、五歲初學倚聲，乃因偶見《白香詞譜》所引起，時試為小令，即獲老師讚賞；二十以後，與同里諸子結社填詞，並通過林鵾翔請質於朱孝臧、況周頤二氏；三十以後，參加林鵾翔、冒廣生、夏敬觀、吳庠諸老所結之午社，頗得切磋之益。並謂：“早年妄意合稼軒、白石、遺山、碧山為一家，終僅差近蔣竹山而已。”〔33〕這是先生四十三歲以前的經歷。這段時間，考訂與創作，兼而顧之，寫詩與填詞，同時並進。先生學詩，從陸游、元好問、黃景仁入手，兼采杜甫、韓愈、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姜夔，楊萬里、范成大諸家長處，以實現其“三唐兩宋都參遍，著力還須魏晉前”的目標。至學詞，雖也有著遠大的追求目標，但將如何入門，卻頗費一番斟酌。
先生初學作詩，每苦無元龍百尺氣概。十九歲時，曾作六絕句以自警。其一曰：“落花長鯨跋浪開，生無豪意豈高才。作詩也似人修道，第一功夫養氣來。”初學填詞，與初學詩一樣，經常“好驅使豪語”。但詞畢竟不同於詩。先生在考訂過程中，閱讀大量作品，對此漸有所參悟，以為不可由此入門。他繙後村長短句，曾謂：“曠達豪語，多看亦生厭。然勝劉改之粗獷之作。折中於陰柔陽剛兩者，近頗喜玉田也。”〔34〕並曾有“規摹玉田”之作〔35〕。這是對於“好驅使豪語”的一種自救措施。可是，因友人勸告：“玉田不足依傍，幸早舍去。”先生似乎又改變了主意，考慮是否由五代、北宋入門〔36〕。到了三十歲，又有友人謂其“詩詞已足自立，勝作考據文字”，而先生“尚未敢自信”〔37〕。其時，對於“好驅使豪語”，仍未有可行的補救措施。相反，對於豪亢一路則似乎仍然存有偏愛之心。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夜瀹名(茗)讀《詞林紀事》，擬選豪放詞一、二百首，命適君抄之自誦，能增意氣不少也。”〔38〕他不喜歡清真詞，以為“風雲月露亦甚厭人矣”〔39〕。三十一歲時，仍謂：“讀年來所為詞，總嫌錘骨不堅，剽滑不澀，渾不自信。”〔40〕可見正確入門之何等不易。
如此反覆琢磨，直至一九三一年七月，先生三十二歲，由龍榆生為其分析判斷，才真正參悟。其時，先生在日記中寫道：
接榆生信。謂予詞專從氣象方面落筆，琢句稍欠婉麗，或習性使然。此言正中予病。自審才性，似宜於七古詩，而不宜於詞。好驅使豪語，又斷不能效蘇、辛，縱成就亦不過中下之才，如龍洲、竹山而已。夢窗素不喜，宜多讀清真詞以藥之。〔41〕
由此可知，先生四十三歲敘述治詞經歷時所謂“合稼軒、白石、遺山、碧山為一家”，當為其長期摸索所得的結果：既是其奮鬥目標，又是其入門途徑。此後，經過另一個四十三年的不懈努力，先生詞境日進，而其奮鬥目標仍未改變。
以上所說，即為先生倚聲填詞的整個追求過程。那麼，先生的奮門目標是否已曾達到?先生謂：“終僅差近蔣竹山而已”。這當是先生的自謙之辭。先生所作，于四十三歲之前，已有接近稼軒的篇章〔42〕，四十三歲以後，有的篇章則畢肖稼軒，且直契其神〔43〕。論者以為，其成就已超越龍洲、竹山〔44〕。我認為，這是有一定依據的。而且，稼軒以外，先生尤其善於兼采眾家之長，諸如東坡之曠達、韶秀，易安之芬馨、神駿，白石之清剛、疏宕，遺山之渾雅、博大，碧山之高遠、妍和，皆能熔鑄其中。這是先生倚聲填詞於繼承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就是先生奮門目標中所謂“合”的功夫。但是，先生的成就並不僅僅在於這個“合”字上，更重要的乃在於一個“異”字。所謂“異”者，就是與古人不同之處，即不合之處也〔45〕。例如有些篇章，先生往往於有意無意之中將自己擺進去，為之注入性靈，使人讀之覺有一種仙氣縹緲其間，這就是先生之所謂“異”者。而此所謂“異”者，又與兼采眾家之長之所謂“合”者不同。前者可從若干作品得到印證，此則不易求其蹤蹟。正如白石道人所言，乃“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46〕之異趣。這當細心體驗，才能探知其消息。因此，先生平生所作詞，亦即其“瞿髯詞”，所謂綜合百家、自成一體，已不是一般豪放、婉約所能規範。
三
夏承燾先生對於中國當代詞學建設所做的貢獻是相當卓著的。與前輩詞家、詞論家及同輩詞家、詞論家相比，無論是詞學考訂、詞學論述，或者是詞的創作，先生都有獨特的建樹。
第一，在詞學考訂方面，先生是尊體派的中堅力量。他既繼承了前輩詞學家的未竟之業，又有所增添、有所發展。尤其是譜牒考訂，更加碩果纍纍。如果說，王鵬運、朱孝臧為中國詞學創立了校勘學，那麽，先生就是詞學譜牒學的奠基人。而且，先生還將考訂工作推進說樂領域及詞法領域，他“詞於創宋詞之聲律，剖析入微，前無古人”〔47〕，他的詞例歸納，將為後來者治詞填詞打開無數法門。先生在詞學考訂上的獨特建樹，對於中國詞學建設所起的作用將是無法估量的。
第二，在詞學論述方面，先生善將詞學考訂中某些成果體現到作家作品研究中去。不僅使先生的論述具有超越時流的優勢，而且為反思、探索階段對於思維模式及研究方法的思考提供借鑒。先生的獨特建樹具有一定超時價值。
第三，在詞的創作方面，先生不以尊體自限，而是兼收並蓄，再創新體。即，他不僅“妄意合稼軒、白石、遺山、碧山為一家”，而且“欲合唐詞宋詩為一體”〔48〕。在這點上講，先生可稱為尊體派中的“左派”。因此，在當代詞壇，先生的“瞿髯詞”是一般作者所難以企及的。
以上三個方面，既是先生為中國詞學發展所增添的新內容，又是先生的“真傳”。當然，經過六十幾年的努力，先生並未能將其全部工作進行完畢，所謂未竟之業，這是需要後來者進一步加以繼承與發揚的。但是，作為“一代詞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於北京
附注
〔1〕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2〕<我的治學經驗>(夏承燾講，懷霜整理)。《治學偶得》第三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八月杭州第一版。
〔3〕據民國五年丁巳(一九一六)日記第三冊六月十一日記載。未刊稿。
〔4〕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日記：夜間夢遊一水村，恍悟自身是宋真宗。此平日思慮不到者，離奇可怪。醒念真宗一生，行事模糊不清，歷代帝王，正史但有本紀，無從見其性情。須別為撰傳。前見金松岑先生為安徽誌撰明太祖傳，當仿其體為之。未刊稿。後載《天風閣學詞日記(二)》第七零三頁。
〔5〕同〔2〕。
〔6〕《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二四頁。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杭州第一版。
〔7〕《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九四頁。
〔8〕《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一九頁。
〔9〕參見拙作<當代十詞人述略>。載北京《中華詩詞》(第一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一九九零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10〕《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三五一頁。生、仇埰、夏敬觀、吳庠、吳湖帆、鄭昶、夏
〔11〕午社社友十五名。即：廖恩燾、金兆蕃、林鵾翔、林葆恆、冒廣承燾、龍榆生、呂貞白、何之碩、黃孟超。據《午社詞鈔》。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排印本。
〔12〕《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一四——一一五頁。
〔13〕白居易<與元九書>語。《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四部叢刊本。
〔14〕夏承燾<將離鷺山草堂與鷺山夜話>有“野獲新編據亂成，年來有淚為蒼生”句。據《天風閣詩集》第八二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杭州第一版。
〔15〕龍榆生曰：“近代詞學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詞集之重刊廣布。自臨桂王氏之《四印齋所刻詞》、歸安朱氏之《彊村叢書》後先行世，而詞林乃有校勘之學。”此說可參。據<陳海綃先生之詞學>。南京《同聲》月刊第二卷第六號(一九四二年六月)。
〔16〕<致彊村先生書>。《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二八頁。
〔17〕<致彊村先生書>：“區區發願，欲於先生及半塘諸公校夢(窗)之後，別尋蹊徑，特恐非薄劣所能勝耳。”《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四一頁。
〔18〕<致邵潭秋書>：“近又欲宣究詞學，妄擬於半唐、伯宛、彊村諸老搜討校勘之外，勉為論世知人之事，仿江賓谷二書，為白石、蕭閒、子野詞集考證數種，及十種詞人年譜數卷，瑣瑣輯集，無當大雅。”《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四四頁。
〔19〕《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七九頁。
〔20〕《天風閣學詞日記》第八二頁。
〔21〕<與夏臞禪書>。上海《詞學季刊》創刊號。上海民智書局，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上海出版。
〔22〕<評唐宋詞人年譜>。據一九五七年十月六日北京《光明日報》。
〔23〕<唐宋詞字聲之演變>。據《唐宋詞論叢》第五三頁。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24〕盛配先生著《詞調訂律》(末刊)，以“四聲通變”法考訂唐宋詞字聲演變情況。謂：“詞中用四聲，溫、韋時已多講究，至柳永進一步推廣，並非始自周清真。”並謂：入宋以後，柳永所創調，“原均具有極嚴謹之四聲，惟以多作四聲通變於其間，使未易覺察耳”(詳參拙文<建國以來新刊詞藉匯評>所引，載北京《文學遺產》一九八四年第三期)。這是對於夏氏考訂之進一步發明，可供參考。
〔25〕<詞韻約例>載《唐宋詞論叢》；<詞的分片>載《唐宋詞欣賞》；<夏承燾先生論詞的造句>(施議對述)，香港《大公報》藝林副刊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連載。
〔26〕《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七三頁。
〔27〕《月輪山詞論集·前言》。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28〕王國維倡導“境界說”，以有無境界為論詞標準，以意(我)與境(物)的構造及攄己與感人的追求，為其創作手段及批評方法。胡適論詞強調充份體現作者的天才與情感，以如何處理意境與音律的關係為具體標準進行判斷，讚揚蘇、辛，眨斥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與王氏論詞宗旨基本一致。三十年代，胡雲翼著《中國詞史略》和《中國詞史大綱》，具體發揮胡適學說並進一步加以推衍。胡雲翼將蘇軾以前及以後的詞分為女性的詞及男性的詞二種，因而也將詞風分為淒婉綽約與豪放悲壯二類。自此，中國詞學史上的“境界說”即演變為風格論。
〔29〕<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月輪山詞論集》第六——七頁。
〔30〕<談辛棄疾的〔摸魚兒〕>。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杭州《浙江日報》。
〔31〕<評李清照的詞論>。《月輪山詞論集》第一三頁。
〔32〕<“詩餘”論——宋詞批判舉例>。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33〕《夏承燾詞集·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長沙第一版。
〔34〕《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三二頁。
〔35〕<臺城路>(“一揮落雁峰頭手”)自評：“此自謂規摹玉田者”。《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三三頁。
〔36〕《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五六頁。
〔37〕《天風閣學詞日記》第八六頁。
〔38〕《天風閣學詞日記》第四三頁。
〔39〕《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一八頁。
〔40〕《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四八頁。
〔41〕《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二一四頁。
〔42〕《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二零四頁)：“接榆生信，寄還校詞日記，謂予<三姝媚>詞用夢窗調，仍近稼軒。”
〔43〕沈軼劉稱，夏氏所作過辛墓<水龍吟>一闋，即擬辛之什，無論格局、氣魄、辭藻、內涵，皆畢肖辛，且直契其神，起辛於九地之下視之，亦當不止龍洲。據《繁霜榭詞札》續三，未刊稿。後載《繁霜榭續集》詞札第四六則。一九九五年一月蕭山排印本。
〔44〕彭靖《夏承燾詞集·書後》謂：先生詞題材、風格、方法之多樣化與竹山頗相類，而流動自然，則似有過之。並謂：先生對生活之熱烈情緒及積極態度，亦非竹山隱遁、恬淡之可相比。據《夏承燾詞集》第三一二頁。超越龍洲，見上注所引沈軼劉論夏詞語。
〔45〕按：此一“合”字當符合解，與“異”對舉，而先生所謂“合稼軒、白石、遺山、碧山為一家”之“合”字即當綜合解，其含義似較為寬廣。
〔46〕姜夔<白石道人詩說>：“作詩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據夏承燾校輯《白石詩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47〕王仲聞語。據《唐宋詞論叢》附錄<承教錄>。
〔48〕據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記。未刊稿。後載《天風閣學詞日記(二)》第六九八頁。
——載北京《文學遺產》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又載《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一九九六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