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詞壇解放派首領胡適
胡適及胡適的時代已成為過去，而其思想及思想的影響，至今仍在。這是不可抹煞的事實。本文並非對胡適存在的意義進行全面的“價值重估”，而僅僅是就其作為詞壇解放派首領，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對於中國當代詞業所產生的影響，試作探討。
一
這裏講詞業，包括詞學研究和詞的創作兩方面。對此，胡適乃十分重視。“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胡適提出文學改良，推行文學革命，就很是留意詞界的事。胡適主張“詩體的大解放”，對於詞體，亦持同樣態度。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三日，作<沁園春>(誓詩)，云：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胡適說：這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因而，解放詞體，便成為他“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經過數年探索、實驗，以及與一班朋友的切磋討論，胡適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一套詞學觀及一批以此詞學觀為指導而生産出來的實驗品。
所謂詞學觀，主要體現在胡適所編詞選當中。胡適説我是個有歴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歴史的見解。“胡適將詞的歴史劃分為三個大時期：自晚唐到元初，為詞的自然演變時期；自元到明清之際，為曲子時期；自清初到今日(一九零零年)，為模倣填詞的時期。又將第一時期劃分為三個段落：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以為：“蘇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1〕大刀闊斧，頗能體現胡適之作為新文化運動一員猛將所具有的胸襟與氣魄。依據這一“歴史的見解”，胡適對於第一時期詞家和詞作進行歴史的評判。謂：《花間集》五百首，全都為倡家歌者所作，南唐李後主與馮延巳的詞，仍是要給歌者去唱的；到了十一世紀的晚年，蘇東坡一班人以絕頂的天才，採用這新起的詞體，來作他們的“這詩”，已不管能歌不能歌，協律不協律，詞的个性才顯示出來；稼軒之後，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張炎等人，祇求音律上的諧婉，不管内容的矛盾，既不是詞人，也不是詩人，祇是“詞匠”。於是，其有關選擇與去取，也就非常明白了。
至其實驗品，據《嘗試集》、《嘗試集》附錄《去國集》及《嘗試後集》所載，計十八篇。此外，依調填詞而未標明詞牌的，計十三篇。其中，<多謝><生疏><舊夢><高夢旦先生六十嵗生日><寫在贈唐英女士的扇子上><夜坐><飛行小讚><扔了?><水仙><猜謎><無題>(“尋遍了車中”)、<燕——寫在沈燕的紀念册上>等十二篇，大致依<好事近>譜式填製；<瓶花>一篇，大致依<西江月>譜式填製。這批實驗品，除了<翠樓吟><水龍吟><滿庭芳><水調歌頭><臨江仙><沁園春>(别楊杏佛)諸首，作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以前，仍以文言為之，屬於所謂“死文學”之一種外，自《去國集》所載<沁園春>(誓詩)及其後所作諸篇，均屬於以白話入詞的嘗試。例如<飛行小讚>：
看盡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須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學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煉，也騰雲無礙。
這是利用舊詞調(<好事近>)所譜寫的一首新詩。舊詞調上下同韻，兩結皆上一下四句法；新詩上下不同韻，上結改為“二——二——一”句式，並拗了兩個字(“半”與“不煉”的“不”)。基本上遵守舊格式，但純用白話。上片說“飛行”，謂不須半日時間，便看盡了柳州、桂林山水；下片說“讚”，謂不修不煉，騰雲無礙，賽過神仙。敘事、說情，甚是符合舊調作法。胡適說：“我近年愛用這個調子寫小詩，因為這個調子最不整齊，頗近於談話的自然；又因為這個調子很簡短，必須要最簡鍊的句子，不許有一點雜湊堆砌，所以是做詩的最好訓練。”並說：用這個調子寫小詩，覺得自由的很一2一。這是胡適所作實驗品中較為成功的篇章。
這類嘗試，有人稱之為“胡適之體的新路”，或“胡適之體”。對此，胡適似亦欣然認同。並說：這是“自己戒約自己的結果”，亦即“自己嘗試了二十年的一點點小玩意兒”。胡適將其“戒律”歸納為以下三條：第一，說話要明白清楚。即：“意旨不嫌深遠，而言語必須明白清楚。”要讓人看得懂。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即：要刪除一切浮詞湊句，抓住最扼要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簡鍊的字句表現出來。第三，意境要平實。即：說平平常常的老實話，注意留一點餘味，不說過火的話。力求“平實”、“含蓄”與“淡遠”〔3〕。三條戒律，即為胡適二十年嘗試的經驗之談，也體現了以上實驗品的共同特點。
一九一八年一月，錢玄同為《嘗試集》作序稱：“適之是中國現代第一個提倡白話文學——新文學——的人。”對於胡適“實行用白話來作詩”，尤其是填詞，錢氏雖仍有“小小不滿意的地方”，但對其“嘗試”精神，也還是非常佩服的一4一。從歷史的觀點看，胡適的理論與實踐，既是一種開風氣的嘗試，其對於中國當代詞業的發展演化，也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的。
二
胡適以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為中國當代詞業開闢新路，創建新體。如上文所述，所謂“胡適之體的新路”，就詞而論，即為胡氏《詞選》所標舉的“天才的詩人”所走的路；而“胡適之體”，即為《詞選》所提倡的“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的新詩體，也就是解放體。胡適的開闢與創建，對於中國當代詞業的發展演化，是有著重要影響的。但是，在胡適當時，即在其編撰《詞選》，嘗試以白話填詞之一十年代及二十年代，並罕有追隨者。正如胡適在給友人的書信及《嘗試集》序中所說：“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5〕。所以，我在<百年詞通論>中，既推尊胡適為解放派首領，又指出其“有將無兵，難以成派”。這說明：胡適的努力，在當時尚未有實際效應。胡適的努力之全面發生效應，是在五十年代以後的大陸詞壇。大陸解放，胡適被趕走了，而其理論卻留存下來，成為詞界大破大立的得力武器，其所開創的解放派，也一直佔居壓倒優勢。
以下先說理論，看其如何成為大陸詞界的破立武器。這一問題仍須從二十年代說起。據悉，在二十年代，詞壇上祇出現兩部重要著作：胡適的《詞選》和胡雲翼的《宋詞研究》。前者是通過有關選擇與去取以表現其“歷史的見解”的一部唐宋詞選本，後者是“對於宋詞加以有條理的研究和系統的敘述的專著”。就二者關係看，胡適的《詞選》雖刊行在後，但其若干與《詞選》相關的論述，乃發表在先，並為胡雲翼所引用。有學者稱：“胡雲翼正是在新文藝觀念的鼓舞下和胡適詞學思想的影響下進入詞學研究的”〔6〕。我看是有道理的。但此時，胡雲翼的“研究”與“敘述”，仍較為平穩，而未及胡適那麼激進，那麼壁壘分明。這是胡適理論早期的傳播情形。
就創作動機看，胡適、胡雲翼對於自己的著作都頗為自得。一個說：“這是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也就是我選詞的標準，我的去取也許有不能盡滿人意之處，也許有不能盡滿我自己意思之處。但我自信我對於詞的四百年歷史的見地是根本不錯的。”一個則以為：“對於宋詞加以有條理的研究和系統的敘述的專著，據我所知道的，現在似乎還沒有。”意即他的這部專著是詞史上的第一部(參見二書序文)。但是，如果看其批評模式，胡適與胡雲翼對於詞家、詞作所採用的批評標準和方法實際並未超越王國維的境界說。例如，胡適將唐宋詞分為三種：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其劃分標準是作者的天才與情感，而其具體劃分方法則看作者之如何處理意境與音律的關係。胡適讚揚蘇、辛，謂其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協律不協律，祇是用詞體作新詩；同時貶斥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謂其不惜犧牲詞的內容，來遷就音律上的和諧。十分明顯，胡適的批評模式與王國維“詞以境界為最上”的批評模式基本是一致的。而胡雲翼，其所謂“研究”與“敘述”，大多偏重於幾種意見的折衷，似無有一定模式，但其藉以評判詞家、詞作的所謂思想、藝術標準，諸如意境和想像、情調和韻格，乃至運辭和造辭等等，卻都在王國維境界說的範圍之內。這說明：二十年代的胡適及其同道或追隨者，其對於中國當代詞業雖各有開創之功，但其理論個性似乎尚未表現得非常突出。這恐怕就是胡氏學說所以行之未遠的原因之一。
到了三十年代，情況則有所變化。這主要是因為胡雲翼兩部詞學著作的出現：一為《中國詞史略》，一為《中國詞史大綱》。兩部著作一改著者原有四平八穩的作風，著重將胡適學說中左的因素進一步加以發揚光大，使其破與立的激進思想顯得更加激進，對立兩極顯得更加壁壘分明。例如：《宋詞研究》論派別時稱：“將宋詞詞體分婉約與豪放二派，本是明朝張南湖的話。但在宋詞中，顯然有這兩種趨勢，宋初已然。……那末，將宋詞分為豪放與婉約二派，將宋詞人分別隸屬於此二派之下，似乎是很適宜了。然而不然，根本上宋詞家便沒有一個有純粹隸屬於那一派的可能。”並稱：“辛棄疾、蘇東坡有豪放的詞，也有婉約的詞。一切詞人都是如此。在這裏，我們既然不能說某一個詞派屬於某派，則這種分派便沒有意義了；何況分詞體為豪放與婉約，即含著有褒貶的意義呢?”〔7〕立論尚公允。但《中國詞史大綱》之論“詞風之變”，則斷然將蘇軾以前及以後的詞分為女性的詞及男性的詞二種，並將詞風分為淒婉綽約與豪放悲壯二類〔8〕，旗幟鮮明地進行貶斥與讚揚。因而，二胡原先所承襲的境界說，也就被推衍為風格論。這是詞學批評模式的一個重大轉變。這一轉變，在三十年代詞壇，儘管並不引人注目，同志仍然太少，卻為五十年代以後，胡適學說之席捲整個大陸詞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十年代以後，胡適被當作反動派，遭到嚴厲批判；但其詞學觀點，經過“包裝”，卻為詞界所廣泛接受。例如：文革以前十七年，所謂重思想、輕藝術，重豪放、輕婉約，乃至以政治批判代替藝術批評偏向的出現，即因推行豪放、婉約“二分法”所致；文革以後“再批判”階段，掉轉頭來，一一進行平反，在某種意義上講，仍然是以政治批判代替藝術批評，所採用模式並未改變；八十年代以後，“二分法”得到修正，但風格論仍然通行。看一看圖書市場上各類有關詞的鑒賞辭典，不少詞學論著，其立論依據似乎都是從胡適那裏來的。可以說，時至今日，胡適的理論已在大陸詞界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恐怕是六十年前的胡適所始料不及的。
三
胡適標榜詞史上的解放派，為其文學革命張目。除了努力推廣其所謂“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協律不協律”，“祇是用詞體作新詩”的天才理論以外(見《詞選》序)，還努力嘗試用白話填詞，留下一批實踐品。這是“胡適之體”及中國當代詞壇解放派的典範作品。這批作品僅三十餘篇，初步閱讀，已可獲知其探索軌蹟：
(一)自民國前二年(一九一零年)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六年間所作<翠樓吟>等六首，胡適將之劃歸為所謂“死文學”之一種。此數首所寫對於“傷春”、“悲秋”一類傳統題材雖略有突破，但其格式依然守舊，並未見變革蹟象。
(二)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三日作<沁園春>(誓詩)，開始進行有目的的實驗。其後所作二十餘篇，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模擬仿製，原樣原裝。
此類作品，屬於個別例子，非為用力之作。其中，<如夢令>其一云：
天上風吹雲破。月照我們兩個。問你去年時，為甚閉門深躲。誰躲。誰躲。那是去年的我。
這是胡適與其妻江冬秀結婚將近一週年時的作品。但此詞明顯是仿照宋詞人向鎬<如夢令>而寫成的。向詞云：
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燼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個悽惶的我。〔9〕
對照二詞，不僅押同一部韻、採用同樣韻字，而且意境也相仿，就像是同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一般。尤其是造境，二詞皆先佈景，再寫人物(我和你及我和影)活動或對話，並皆帶調侃趣味，其作法及作風則更為相像。向詞載胡適所編《詞選》，胡對其推崇，可見乃有意效法。
第二，新酒舊瓶，舊的包裝。
此類作品，計十二首，均標明詞牌，大部份為嘗試初期作品。其中，<沁園春>(二十五歲生日自壽)云：棄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來。看江明雪霽，吾當壽我，且須高詠，不用啣杯。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甚麽收穫，先那麼栽。忽然異想天開。似天上諸仙採藥回。有丹能卻老，鞭能縮地，芝能點石，觸處金堆。我笑諸仙，諸仙笑我，敬謝諸仙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
這首詞作於放洋留美的最後階段(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再過數月，即歸國，應邀前往北京大學任教授。回思過去的二十五年，“種種從前”，或“不長進”，“往往喝酒不顧命”，或“頗讀書”，“從此不敢大糊塗”〔10〕，都已成為過去；從今以後，人生的道路就靠自己安排，“要甚麽收穫，先那麽栽”。這是上片，說得十分實在。而下片，所謂“異想天開”，似有些虛幻，實則與其六年留美生涯，頗有些關聯。有意不說明，任由猜測就是了。詞作小序稱；作此詞，並非自壽，祇可算是一種自誓。“自誓”與“誓詩”，照舊掛著“沁園春”這塊招牌，裏面裝的卻是老胡特釀的“酒”。此酒略帶點“油”味，仍甚可醉人。
第三，新酒新瓶，新的包裝。
此類作品，計十三首，為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後十餘年間所寫，屬於嘗試後期作品。此十三首，均已換上了嶄新的招牌。其中，<瓶花>云：
不是怕風吹雨打，不是羨燭照香薰。祇喜歡那折花的人。高與和伊親近。花瓣兒紛紛謝了，勞伊親手收存。寄與伊心上的人。當一篇沒有字的書信。
這首詞所寫與范成大<瓶花>(二之一)同一題材，而用意則不同。范詩全題稱：“春來風雨，無一日好晴，因賦瓶花二絕”。其一云：“滿插瓶花罷出遊，莫將攀折為花愁。不知燭照香薰看，何似風吹雨打休。”〔11〕此謂瓶花，與其在風吹雨打中謝去(“休”)，不如讓人在燭照香薰裏觀賞(“看”)，所以不必替花之被攀折而發愁。而胡詞則代花作答，以兩個“不是”否定了范詩所立意，以“祇喜歡”二句標榜另一種價值取向。謂：花瓣兒謝了，卻能“當一篇沒有字的書信”。因而，胡適此詞便達到了另一新的境界。至格式，這首詞採用<西江月>曲調，主要強調其平仄韻適叶(協)的特點，其餘則多所變通；聲與情的配合，顯得十分協調。這當是胡適的一首得意之作。三年後修改定稿，曾由趙元任譜入樂章。
對於以上所述三種類型的實驗品，究竟應當作何評價，這一問題，在中國詞界，至今似乎尚無定論。就胡適本身講，那是頗為自信的。早在嘗試之初(一九一六年九月三日)，胡適作<嘗試篇>則云：“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但是，在胡適當時，其嘗試並未得到廣泛認同。例如，在<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中，胡適曾提及：“今年(一九三六年)一月到上海，才知道南方談文藝的友朋有所謂‘胡適之體新詩’的討論。發起這個討論的是陳子展先生，他主張‘胡適之體可以說是新詩的一條新路’。後來有讚成的，有反對的，聽說是反對的居多。”〔12〕這裏所說是新詩，而用作例證的卻是一首以<好事近一詞調填寫而成的白話詞——<飛行小讚>。可見，胡適所作實驗品已經甚為引人注目，祇是大家是否願意都來嘗試，則另是一回事。可以說，從一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三、四十年間，胡適的嘗試，始終是：同志太少，須單身匹馬而往。即使其理論上的同道或追隨者——胡雲翼，也曾明確宣稱：他講的是“詞學”，而不是“學詞”，不會告訴讀者怎樣去學習填詞〔13〕。自然也不會跟著嘗試。所以，胡適的實驗，跟他的理論一樣，祇有到了五十年代，才在大陸詞壇得到推廣。四十年來，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大陸詞界所流行的“幹部體”，或“解放體”，巳佔領所有詩刊、詞刊，包括二大報。這恐怕也是六十年前的胡適所始料不及的。讀者對於這一問題如有興趣，筆者願與一起繼續深入探討。
附注
〔1〕據《詞選·序》。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上海初版。
〔2〕見<談談“胡適之體”的詩>。《嘗試後集》第六六頁。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四月臺北第一版。
〔3〕見<談談“胡適之體”的詩>。《嘗試後集》第六六——七四頁。
〔4〕見錢玄同<《嘗試集》序>。《嘗試集》第五——一三頁。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四月臺北第一版。
〔5〕據<答叔永>及《嘗試集》自序。《嘗試集》第二九頁。
〔6〕謝桃坊<胡雲翼詞學觀點的歷史反思——《宋詞研究》重印序>。據《宋詞研究》卷首第三頁。巴蜀書社，一九八九年五月成都第一版。
〔7〕《宋詞研究》第五九——六零頁。北新書局，一九二六年三月上海版。
〔8〕《中國詞史大綱》第一三九——一四零頁。北新書局，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版。
〔9〕《樂齋詞》。《全宋詞》第三冊第一五二一頁。
〔10〕見<贈朱經農>。《嘗試集》第一編。
〔11〕據《范石湖集》詩集卷二十六。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八月上海第一版。
〔12〕見<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一。《嘗試後集》第六六頁。
〔13〕見《詞學ABC》第一——二頁。世界書局，民國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一月上海版。
——原載香港《鏡報》一九九五年六至八月號
又載廣州《當代詩詞》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