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與中國當代詞學
——《人間詞話》導讀
王國維《人間詞話》手訂稿六十四則，最初刊行時間為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一九零九年一月十一日和二月二十日〔1〕。從這一日期算起，《人間詞話》在學界流傳，至今已有八十多年歷史。八十多年來，凡是學詩詞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人間詞話》的；這是人人案頭必備之書。那麼，今人讀《人間詞話》，究竟應當注意哪些問題呢?——這就是“導讀”所要說明的內容。
本書(指拙著《人間詞話譯注》。下同)前言在評述王國維治詞業績時，曾著重說了三個問題：
第一、關於境界說；
第二、關於兩宋詞優劣說；
第三、關於治詞門徑。
王國維說詞，千頭萬緒，本書所錄詞話一百五十六則，似已涉及到詞學領域的各個方面，但從總體上看，王氏所說基本上可用此三個問題加以概括。因此，本文祇對此三個問題作些補充說明。
一 王國維著《人間詞話》，倡導境界說，標誌著中國新詞學的開始
一般地説，自有詞的作品問世，便有對於詞作品的鑒賞、批評，或有關考訂等工作，這一些就是所謂“詞學”。中國有千年詞史，因而也就有千年詞學史。這是毫無疑問的。千年詞學史，其發展演變可以王國維爲分界線：王國維之前，詞的批評標準是本色論，屬於舊詞學；王國維之後，推行境界說，以有無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爲新詞學。王國維在中國詞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應當注意的第一個問題。
二 境界說與本色論比較
以上我將王國維的境界說作爲中國新詞學的標誌，對於中國詞學所進行的新舊之分，其依據除了歡念上的含義之外，更主要的還在於模式，即批評的標準與方法。具體地說，以本色論詞，著重看其似與不似，不一定都要落到實處，諸如“上不類詩，下不入曲”等說法，實際並無明確界限，這和祇重意會、不重言傳的傳統批評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為“舊”；而境界說，不僅因其注入了西人哲思，而且祇就境界而言，起碼也有個空間概念在，所謂闊大深長、高下厚薄等等，似乎都可借助現代科學方法加以測定，所以為“新”。這是境界說與本色論的主要區别。以下說具體運用。
《人間詞話》附錄之二五則稱：
溫飛卿<菩薩蠻>：“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少游“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當作‘亂’)燕泥香”，雖自此脫胎，而實有出藍之妙。
這裏所說的是兩首詞：溫庭筠(飛卿)的<菩薩蠻>和秦觀(少游)的<畫堂春>。如果從本色論的批評標準看，所謂當行出色，這兩首詞的優與劣，是不易說清的。但是，如果從境界說的批評標準看，兩首詞則不難一比高下。以下是本書對於王氏這則詞話的“題解”：
少游<晝堂春>有句“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乃由溫詞“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脫胎而出，王國維以為有出藍之妙。二者相對照，少游之不同於飛卿，不過是於飛卿所造物境再加上“芳草”與“燕泥”二物而已。就字面上看，二者實在難見高下優劣，但就全詞所造意境看，少游添上二物，效果就不一樣。原來，溫詞所寫祇有“斜陽”及“杏花”，一點明時令，一為眼前實景——零落之杏花，雖能與“無聊獨閉門”時之主人公之心境相映照，使得詞中所寫“物”與“我”，境與意，互相切合，但其所造意境，其闊大、深長之程度還是很有限的。少游在此基礎之上，平添二物，“芳草”與“斜陽”相接，顯得無邊無際；“杏花”與“燕泥”相合，更加可惜可憐。於是，詞中所謂“無限思量”，其內涵就更加豐富。就兩首詞的意境看，少游確實高出一籌。
這是依據境界說的標準所進行的審美判斷。我想，王國維的“出藍”之說，應該也著眼於此。
當然，以本色論詞，並非完全落不到實處，也並非不能言傳。一千多年來，從宋、元間所出現的論詞片斷、詞學專著，到明、清時所出現的詞譜、詞韻專著以及大量詞話、詞評，其中大部份都以本色論作為立論的依據。本文將境界說與本色論進行比較，目的並不在於否定本色論，而是爲了說明：境界說與本色論，各自體現著不同的批評模式和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講，境界說比本色論更加可感、更加切實，因而也更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這是王國維倡導境界說的歷史功績，也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所應當注意的第二個問題。
三 境界說的缺陷及其誤人誤世的表現
有關境界說的缺陷問題，本書前言曾指出：
王國維以境界說詞，往往將思路引向詞的外部，在詞外求取“解脫”辦法。這一點，使王國維自覺不自覺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新的分道口上，與自己的對手會合。這就是說，王國維倡導境界說，本意在糾正比興說、寄託說所出現的偏向，結果自己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現為填詞諸公所不許的現象，即難免牽強附會。
並指出：
王國維反對比興說、寄託說，片面強調藝術上的“不隔”，反對“隔”，對於傳統藝術表現方法進行全面否定，這也是違背藝術創作自身的發展規律的。
這是境界說本身的問題，即其批評標準和方法所存在的問題。此外，還必須指出：
王國維的境界說仍然屬於一般的詩歌批評理論，而並非詞的本體理論。境界說關於有無境界的標準以及創造境界的方法等重要論述，祗是涉及一般詩歌創作及批評的共同問題，對於詞所特有的問題，諸如詞的入門途徑、詞的結構方法等有關詞體自身的問題，或者根本不曾涉及，或者已涉及而說了外行話，仍然未能幫助解決詞的有關個性問題。
這是我在另一篇文章<詞體結構論簡說>〔2〕中所說的一段話，指的也是境界說本身的問題。以上為境界說的先天缺陷，至其後天影響，亦即其誤人誤世的負面影響(詳下文所述)，也是不可忽視的。因此，對於王國維創立新說，既要給予很高的評價，進行充份肯定，又必須看到其不足之處。這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所應當注意的第三個問題。
四 王國維與中國當代詞學
如上所述，王國維是中國新詞學的開創者，因而，中國當代詞學也是從王國維開始的。王國維堪稱為中國當代詞學之父，他的《人間詞話》堪稱為中國當代詞學的奠基作品。八十多年來，王國維的學說對於中國當代詞學的發展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但是，在前四十餘年及後四十餘年這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其影響之具體體現及實際效果，則有所不同。
大致說來，從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末期，為前一個四十餘年，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當代詞學經歷了新舊交替的過程以及多種發展道路的探索過程，已有初步的建樹。
清末民初，詞壇上以復舊勢力佔主導地位。晚清詞壇代表人物——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頣及文廷式，其詞業活動主要在這一時期。王、鄭諸人的詞業活動，標誌著千年詞業的終結，而其影響卻未終結；王國維獨當一面，大膽革新，為當代詞業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稍後，新一代作者也陸續登上詞壇，而王氏的影響，在此時尚未見實質性的效果。在清末民初，詞壇新勢力尚未能與傳統勢力相抗衡。
民國以後，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中國詞壇也產生了巨大變化，主要是開始了多方探索。拙作<百年詞通論>〔3〕曾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的詞業隊伍劃分爲三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三派中，積極推行王國維學說的首先是解放派，其次是舊瓶新酒派，而尊體派，就總的趨勢看，其所推尊的仍為傳統的本色論。一方面，解放派首領胡適在嘗試以白話文作新詩的同時，大力鼓吹用所謂新起的詞體來作“新詩”，重內容、輕音律，將王國維“詞以境界為最上”的論詞宗旨進一步加以推廣；另一方面，尊體派隊伍龐大，詞業活動相當活躍，對於傳統詞業各領域，包括詞的創作、詞學論述、詞學考訂等，均多所開拓，本色論的內容與表達方式，由此得到了極大的充實與完善。這是抗戰以前的情況。至於舊瓶新酒派，那是抗戰期間才出現的。這一派對傳統題材及傳統表現方法，尤其是對於詞的傳統格式，既非採取推倒重來的做法，又非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是對以上兩派的調和與折衷。當然，三派的劃分並非絕對，三派中也有善於取長補短的詞家和詞論家，不能一概而論。三派的建樹，共同為中國當代詞學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業。
可見，在第一個階段，《人間詞話》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於處理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這一問題上，牽涉面不很廣，追隨者也甚寥寥；祇有到第二階段，《人間詞話》才在中國當代詞學史上產生出人意料之外的影響。
五十年代至今，為後一個四十餘年，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人間詞話》曾產生過左右全局的作用。這裏所說，主要指大陸詞界。五十年代開始，中國詞學頗有振興之勢。原來的三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躍躍欲試，都想在廣闊天地裏大顯身手。但不久，毛澤東<關於詩的一封信>公開發表，詞界三派就祇剩下一派半——解放派和部分舊瓶新酒派，詞業活動被限定在極為有限的空間裏進行。即：祇能在批判繼承方針指導下進行評賞。而此時所用評賞武器——風格論，便是由王國維的境界說演化而來的。
二十年代，胡適編撰《詞選》，鼓吹詞史上的解放派，其論詞標準是作者的天才與情感，而其具體批評方法則看如何處理意境與音律的關係。胡適讚揚蘇、辛，貶斥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以為有意境的詞可不管音律，這都是從王國維的境界說引申出來的。三十年代，胡雲翼著《中國詞史略》和《中國詞史大綱》，將蘇軾以前及以後的詞分為女性的詞及男性的詞兩種，並將詞風分為淒婉綽約與豪放悲壯二類。這是胡適理論的進一步發揮及明確化。至此，中國當代詞學史上的境界說正式演化為風格論。不過，在前四十餘年，胡適、胡雲翼的理論推衍，並不引人注目，倒是五十年代以後，尊體派抬不起頭來，解放派得勢，胡適追隨者才在大陸大量湧現。六十年代，胡雲翼編輯《宋詞選》，將宋詞作家分為二派——以蘇軾、辛棄疾為首的豪放派和以晏、歐及周、姜等人為首的婉約派，這就是中國當代詞學史上所出現的豪放、婉約“二分法”。這種“二分法”，將風格論推向極端，但卻風行一時，成為一種固定的批評模式。因此，詞界產生了重豪放而輕婉約、重思想而輕藝術，以政治鑒定代替藝術評判的偏向。這一偏向的產生，雖不能完全歸咎於王國維的境界說，但與王氏論詞忽略詞體本身的問題，卻頗有關聯。這就是上文所說的負面影響。“文革”後的再評價，反其道而行之，而批評模式仍舊也還是胡適、胡雲翼的風格論。這說明，在第二個階段，《人間詞話》之經過發揚光大，已佔居詞壇的頷導地位。這當是中國當代詞學史上的一大“奇蹟”。——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這一階段，還是有一批不願隨風倒的詞家、詞論家，堅持詞的本體理論研究，為詞學基本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因本文不擬對此進行全面評述，就不多說。總而言之，在第二個階段，《人間詞話》的負面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後，中國詞界產生了大量新人新作，有關風格論這一批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詞界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局面。這期間，有兩位衝鋒陷陣的猛將值得一提：一位是葉嘉瑩教授，跨洋過海而來，重新標舉王國維的境界說，感發聯想，賦予風格論以新的內容，並引進西方文論(詮釋學、符號學)，對於大陸詞學研究起了一定推動作用；一位是業師吳世昌教授，知難而進，堅決反對以豪放、婉約“二分法”論詞，對於獨立思考、進行別開生面的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啟發作用。近幾年來，某些研究者致力於詞的藝術世界的探討，並重視批評模式的思考，已有若干新的著述問世，就總的發展趨勢看，突破王國維學說，超越《人間詞話》，並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
大陸以外，北美、臺灣兩大詞學重鎮，也值得稱述。北美詞家、詞論家，生活在自由世界，頗以“天之驕子”而自豪，二十幾年來，碩果纍纍，而其中有關詞體結構及研究方法的著述，更加處於國際領先地位。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的發展助力。臺灣詞家、詞論家，利用其雄厚的財力，加緊進行詞學基本建設，並且有部署地開展全面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量。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此外，日本人的求實精神，用在詞學上，其成績也相當可觀。至於港澳地區，雖尚未形成重鎮，但其潛在力量的發展，將不可估量。我相信，當中國當代詞學進入其第三個發展階段時，王國維所開創的中國新詞學將出現更加輝煌的業績。這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所當注意的第四個問題。
我的這部《人間詞話譯注》寫成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一九九零年四月，由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印行初版，一九九一年五月，由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新版。今徵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同意，由香港學津出版社印行香港版。在此對於廣西教育出版社及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熱情支持，表示衷心感謝，並盼讀者對本書多予批評指正。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於香江之敏求居
附注
〔1〕見<王國維治詞業績平議——〔人間詞話譯注〕前言>附注(1)。
〔2〕載臺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二期。第三九——五五頁。民國八十二年六月臺北出版。
〔3〕載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四三——五三頁，轉七三頁。
——原載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九日、二十六日香港《大公報》藝林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