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治詞業績平議
——《人間詞話譯注》前言
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寧人。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十二月三日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於北京頤和園之昆明湖。享年五十。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對於學術、文化諸多領域乃至整個社會人生進行廣泛的探討。著作六十餘種，而填詞與論詞，則僅僅在其三十歲前後，花費二、三年功夫。據稱，王國維乃於治哲學之閒暇，兼以填詞自遣。二十九歲至三十歲刊行《人間詞》甲稿，三十一歲刊行《人間詞》乙稿，共存詞百餘首。三十至三十二歲發表《人間詞話》〔1〕。此後，王國維就轉而專治宋元明俗文學了。但是，王國維治詞頗為自信。曾說：“余之於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補錄第一四則)並說：“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蹟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本編第九則)
對於王國維的治詞業績，尤其是詞論，八十年來，學界不斷展開討論。至今，有關《人間詞話》的注本已有五種：(一)靳德峻注本《人間詞話箋證》〔2〕。(二)許文雨注本《人間詞話講疏》〔3〕。(三)徐調孚注本《校注人間詞話》〔4〕。(四)徐調孚注、王幼安校訂本《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即通行本。(五)滕咸惠注本《人間詞話新注》。此外，有關《人間詞話》的研究文章，則難以計數。
八十年來，王國維的《人間詞话》一直是熱門课題。但是，如何對王國維詞論中所提出的各種概念，包括境界說等進行科學的詮解，而對其治詞業績給予恰如其份的評判，似乎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本書為譯注，並於每則詞話前附題解，旨在對王國維的全部論詞語錄進行一番具體考察，幫助讀者瞭解每則詞話實際內容並對與之相關的詞學問題重新加以思考。這裏，謹就譯注過程中涉及的三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 關於境界說
境界說是王國維《人間詞話》論詞的理論核心，也是八十年來有關討論的一個“熱點”。但是，八十年來對於境界說的討論，多數僅側重於考證“境界”二字的來源以及探究其各種含義，頗有點“就事論事”的偏向。事實上，在《人間詞話》中，所謂“境界”，是作為一種批評標準而提出的。諸如“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本編第一則)云云。十分明顯，王國維對於詞的評價，是以有無“境界”定優劣的。因此，探研境界說，似應當在“就事論事”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將其放在詩歌批評史的發展過程中重新加以評判。
我國詩歌批評，歷來注重教化、注重美刺。詩大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5〕教化(或風化)、美刺(或風刺)已成為我國的傳統詩教。“詩三百”自漢代開始，即被奉為經典，國風<關睢>一直被解釋為對於后妃之德的讚頌。而傳統詩教的批評標準是“比興”二字。“比”與“興”是手段，諸如“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6〕云云。這就是民間歌謠的表現方法或日常語言的修飾方法。同時，“比”與“興”也被看作是目的，諸如“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7〕云云。這就是對於現實政治“失”與“美”的批評，也就是教化與美刺。以比興論詩，將詩歌創作納入封建統治階級所謂“正得失”、“美教化”一8一的軌道，這就是我國詩歌批評史上共同遵循的一條原則。
用“比興”二字作為批評標準，即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又強調詩歌的藝術特質，“比”與“興”，至今仍狀是詩歌創作的重要方法。但是，以比興論詩，也有其流弊，即易於出現以政治鑒定替代藝術批評的偏向。我國詩歌批評史上所謂牽強附會、深文羅織等現象，就是這種流弊的具體體現。
我國詩歌批評史上所出現的興趣說和神韻說，以為“詩有別材”，“詩有別趣”〔9〕，應當注重其特殊的藝術功能。這對於以比興論詩所出現的流弊，無疑有一定的糾偏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封建統治的不斷強化，詩歌批評中的比興原則也隨著遭到曲解，其流弊越來越明顯。因此，所謂冤假錯案，層出不窮，嚴重危害詩歌的發展。這一偏向，在詞學領域同樣也未能免。
據載，鮦陽居士論蘇軾<卜算子>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10〕蘇軾這首詞，明明是一首自寫寂寞之感的抒情作品，卻被斷章取義，肢解成一首無限忠於君王的政治詩。這是詞史上曲解比興原則的一個範例。
清代常州派首领張惠言以“意内言外”之旨論詞，倡導寄託說，完全繼承鮦陽居士的衣缽。張氏提出：“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徘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辭而已。”[11]張氏論詞，所谓“興於微言，以相感動”，其目的就在於借“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即以比興手段表達風騷旨趣，也就是寄托。因此，張氏論蘇軾<卜算子> ，照搬鮦陽居士語，論其他詞人，亦如法炮製。如評溫庭筠<菩萨蛮>)“小山重疊金明滅”)云：“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12]又評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许”)云：“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范作乎？”[13]等等。此類論詞方法，大都強作解人，將古人說得面目皆非。
王國維對於張惠言之流的論詞法極為反感。在《人間詞話》中，曾指出：
固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萨蠻>、水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
深文羅織。阮亭《花草蒙拾》謂：“坡公命宫磨蝎，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觀之，
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删稿第二五则)
可見，王國維倡導境界說，除了因為興趣說、神韻說未能道其本源之外，還另有一定的針對性。即：為了矯以比興論詩詞所出现的任意差排古人的流弊。
王國維反對寄託說，反對以比興論詩詞，而主張以有無“境界”定優劣。“境界”二字作為批評標準，具體地說，所謂有無“境界”就是看其是否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響”(本編第四二則)，即“思無疆”，或“意無窮”。這就是成為第一流作者的一個重要標誌。王國維認為：要創造“思無疆”或“意無窮”的境界，不是靠比興，也不是靠寄託，而是靠一個“真”字以及能觀、能寫的本領。所謂“真”，王國維曾指出：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本編第六則)
“真”的內容，就是“真景物、真感情”。要做到這一點，王國維認為，一是要求少閱世；二是要求對於自然之物，即客觀世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例如李煜及納蘭性德，因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多閱世，或因其“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兩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故能“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這是創造思無疆”或“意無窮”境界的重要條件。至於能觀、能寫的本領，一是不用替代字，不用典，不用比興，做到“不隔”即“語語如在目前”；二是嘗試運用象徵手法，增加景物與感情的深度與厚度。這是創造“思無疆”或“意無窮”境界的另一重要條件。
以上兩個方面與傳統批評標準中的比興說與寄託說相比較，其不同之處在於：比興說與寄託說強調“物”對於“我”的觀照，而王國維則強調“我”對於“物”的體現，正如叔本華一樣，認為“世界是我的表象”。二者的思維定式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王國維之所謂“境界”，是“我”所賦予的，是由“我”的智心出發，將其創造力傳達給外在世界的意象。這就是說，所謂“境界”是人的靈魂的外在體現。
王國維在境界說中注入西方的哲理，因將詩歌與社會人生聯繫在一起。曰：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似之。(本編第二五則)他並將詩歌與大事業、大學问聯繫在一起。曰：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独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當作“驀然回首”)，那人
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諸詞，恐為晏、
歐諸公所不許也。(本編第二六則)王國維的境界說，幫助人們擺脫傳統詩教的束縛，改變傳統批評標準和方法，令人眼界大開。王國維境界說在中國詩歌批評史上的地位是應予充份肯定的。但是，王國維的境界說仍然有著嚴重的缺陷：王國維以境界說詞，往往將思路引向詞的外部，在詞外求取“解脫”辨法。這一點，使王國維自覺不自覺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新的分道口上，與自己的对手會合。這就是說，王國維倡導境界说，本意在纠正比興說、寄託說所出現的偏向，結果自己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現為填詞諸公所不許的現象，即難免牽強附會。而且，王國維反對比興說、寄託說，片面強調藝術上的不隔”，反對“隔”，對於傳統藝術表現方法進行全面否定，這也是违背藝術創作自身的發展規律的。因此，我認為，王國維的境界说僅是一般的藝術批評標準，尚未能成為詞本身的本體理論。
第二 關於兩宋詞優劣說
王國維論兩宋詞，重北宋輕南宋。曾曰：
詞家時代之說，盛於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後此詞人，群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周保緒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潘四農德輿曰：“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劉融齋熙載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祗是掉轉過來。”可知此事自有公論。雖止弇詞頗淺簿，潘、劉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則與明季雲間諸公，同一卓識也。一刪稿第一九則)
並曰：
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祇愛稼軒一人，而最惡夢窗、玉田。介存《詞辨》所選詞，頗多不當人意。而其論詞則多獨到之語。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見也。(附錄第二九則)
具體地說，王國維論詞主北宋，大致三個方面的原因：
①北宋詞“有意境在”(附錄第二二則)。因為有意境，所以顯得“真”，而且“有句”；而“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惟一稼軒”，其餘則既失其“真”，又“無句”。
王國維曾指出：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久貧(當作“守窮”)賤，轗軻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游詞之病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惡其游也。(本篇第六二則)
並指出：
唐五代北宋之詞家，倡優也。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詞人之詞，寧失之倡優，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厭，較倡優為甚故也。(刪稿第四一則)
十分明顯，王國維主北宋，就因為一個“真”字。同時，王國維曾指出：
朱子<清邃閣論詩>謂：“古人詩中(原無“詩中”兩字，依《朱子大全》增。)有句，今人詩更無句，祇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原無“詩”字)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謂北宋之詞有句，南宋以後更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一刪稿第廿八則)
“有句”與“無句”，這也是王國維論詞有所偏好的一個依據。
②就表現方法看，王國維認為，北宋詞重意境創造，意與境二者無有偏廢，南宋詞則惟文字之是務“專事摹擬”，已慢掉轉過來，“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王氏引周濟語)。因此，王國維對南宋詞家曾多所貶斥。
署句樊志厚所作《人間詞》甲稿序稱：
君之於詞，於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於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於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疊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於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附錄第二一則)
③就文學發展觀點看，王國維認為一切文體都有個“始盛終衰”的過程，就一種文體而論，“後不如前”的論斷是不可移易的(詳本編第五四則)。所以，王國維看不起南宋詞。
王國維曾歷數南宋詞的缺點，指出：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文學小言>十三此下有“除稼軒一人外”六字注。)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刪稿第四則)
並指出：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惟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白，則祖夢窗，以白白、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隹處不可學也。幼安之隹處，在有性情，有意境。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本篇第四三則)
王國維認為詞至南宋，已淪為羔雁之具，失其藝術生命力，不可學也。
詞史上，有關南北兩宋詞的爭論，由來已久。王國維推崇北宋詞，貶斥南宋詞，其依據已如上述。除此以外，王國維之厚此薄彼，還是有一定針對性的。吳徵鑄<評《人間詞話》>稱：
靜安先生之嚴屏南宋，蓋有其苦心。詞自明代中衰以後，至清而復興。清初朱(竹坨)厲(樊榭)倡浙派，重清虛騷雅而崇姜張。嘉慶時張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託尊詞體，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諸老，則又提倡夢窗，推為極則。有清一代詞風，蓋為南宋所籠罩也。卒之學姜張者，流於浮滑；學夢窗者，流於晦澀。晚近風氣，注重聲律，反以意境為次要。往往堆垛故實，裝點字面，幾於銅牆鐵壁，密不通風。靜安先生目擊其弊，於是倡境界為主之說以廓清之，此乃對癥發藥之論也。[14]
可見，王國維有關兩宋詞優劣說與境界說一様，在詩歌批評史上，同様有著救弊補偏的作用。但是，王國維的論斷，仍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南北两宋詞相比，在傳情造境以及性質特徵、形式結構等方面，固然各異其趣，卻未必盡如王國維所說：“詞之最工者，實推後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後此諸公不與焉”(删稿第三九则)王國維論兩宋詞，胸中是有成見的。因此，他對於南宋詞人的褒與貶，難免有失當之處。而且，王國維的論斷，僅僅是就詞的外部特徵進行比較，諸如“東坡之词曠，稼軒之詞豪”(本編第四四则)；“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终不免局促轅下”(本編第四五则)；“美成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家氣象，若同叔、永叔雖不作態，而一笑百媚生矣”(附錄第二七則)。等等。王國維所說都屬於意境的外部表現，尚未及其內部结構。王國維有關兩宋詞優劣說，和胡適頌揚蘇(軾)、辛(棄疾)，批判周(邦彦)、吳(梦窗)的做法頗為相近，可以說王國維詞論，既有新人耳目的一面，又有誤人、誤世的另一面，後世論者不可不引以為戒。
第三 關於治詞門徑
王國維治詞頗重門徑，但他不主張“問途碧山，歴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15〕，也反對近人避難就易的做法(詳本編第四三則)。
近人治詞，避難就易，所謂祖南宋而祧北宋，與張惠言、周濟所提示的途徑基本一致。王國維認為從碧山(王沂孫)、夢窗(吳文英)入門，或者僅僅是從自己以為“可學”的地方入門，必將墜入魔道，而無法得其“佳處”。認為這是不足取的。
王國維論詞主“境界”，其所作詞也在“境界”二字上下功夫。
王國維指出：
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餘於境。而出於觀物者，境多於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觀我之時，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錯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人間詞》乙稿序)
可見王國維主張從“境界”(或意境)入手治詞，主要功夫放在處理“我”與“物”的關係上，即觀“我”與觀“物”上。如何達到這一境界，王國維是經過一番認真的考察的。他從溫(庭筠)韋(莊)、正中(馮延巳)，珠玉(晏殊)、六一(歐陽修)，小山(晏幾道)、淮海(秦觀)、美成(周邦彥)、稼軒(辛棄疾)以及夢窗(吳文英)、玉田(張炎)等人的創作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並參照納蘭侍衛(納蘭性德)、朱(彝尊)、陳(維崧)、項(鴻祚)蔣(春霖)及乾嘉以後作者的具體做法，探索到自己的入門途徑。這一入門途徑就是：從境界(或意境)入手，以五代、北宋人為門徑。
在署名樊志厚所作《人間詞》乙稿序中，對於王國維的治詞門徑曾有如下一段描述：
靜安之為詞，真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惟太白、後主、正中數人足以當之。靜安之詞，大抵意深於歐，而境次於秦。
乙稿序文並列舉<浣溪沙>(“天末同雲黯四垂”)、<蝶戀花>(“昨夜夢中多少恨”及“百尺朱樓臨大道”)諸詞，作為王氏探索入門途徑、創造“意境兩忘、物我一體”境界的例證。
十分明顯，王國維治詞乃“從頂
上做來”〔16〕。他將北宋大詞人當作對手，並努力超越他們。正如王國維自己所言，其所作詞，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雖有所不如，但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也有不如他的地方。所以，王國維認為，“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
綜觀《人間詞》甲乙稿，可以這麼說，王國維的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某些方面，確實超越前人。簡而言之，王國維超越前人之處，亦即其成功之處，乃在於“真能以意境勝”。但其所謂“以意境勝”，似乎又側重在“意”。所謂“意”，又似乎與歷來作者所說的“意”有所不同。繆鉞先生論王國維《人間詞》曾指出：“吾國古人詩詞含政治與倫理之意味者多，而含哲學之意者少，此亦中西詩不同之點。……王靜安以歐西哲理融入詩詞，得良好之成績，不啻為新詩試驗開一康莊。”謂王氏能將歐西哲理(主要是叔本華哲理)融入詩詞，別開境界。此類詞作，除《人間詞》乙稿序文中所列三篇外，繆鉞先生並以另外兩首詞為例證加以闡發。一為<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鴉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閒愁無份況清歡。
這首詞說自己想於“弄丹鉛”(治考證)當中暫忘其生活之慾以求得自我解脫，又因“弄丹鉛”(治考證)難為遣愁之方、忘憂之地，無法使自己從人生痛若中解脫出來的心情。即雖盡量壓抑情感，漸至冥頑，但內心衝突更劇，更加痛苦。詞作所立意，是關於人生之大事。對於人生的看法，王國維完全接受叔本華哲學影響。叔本華以為人生為痛苦，其解脫辨法有久暫兩種。暫時之解脫為藝術之欣賞，能暫忘其生活之慾。永久之解脫則為滅絕意慾，與佛道所謂寂滅者相近。這首詞所說乃暫時之解脫。另有一首<蝶戀花>：
辛苦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趨東海。終古越山澒洞裏。可能消得英雄氣。說與江潮應不至。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千載荒臺麋鹿死。靈胥抱憤終何是。
繆鉞先生指出：這首詞開頭數語託意頗深。“錢塘江水，日日西流，而日日東趨於海，可以象徵衝突之苦。靜安心中，蓋隱寓此種痛若，故見錢塘江而借以寄興也。”這是以象徵手法表現哲理，其內心衝突，可能是永久解脫的一種反映〔17〕。由此可見，王國維創造境界、注重“意”，確能獨擅勝場。
王國維治詞能夠獨闢新境，對於近代詞業如何在浙、常二派的範圍之外求得新的發展提供了典範。而且，他的主張對於糾正近人治詞所出現的弊病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謂“入門須正，立志須高”〔18〕，王國維所指示的入門途徑，乃屬於“向上一路”。但是，王國維的經驗並非人人都可適用，前人的主張也並非完全不可行。今之治詞者，可不拘一格，多方探討。
以上三個問題，從各個不同角度體現了王國維的治詞業績，三個問題貫穿全部《人間詞話》。本文所述，僅供讀此書者參考。日出版的該刊第四十九期；自第四十則至第六十四則載一九零九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該刊第五十期。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謂此稿寫定於宣統二年(一九一零年)，顯係誤記。參見陳鴻祥<人間詞話三考>。據姚柯夫編《<人間詞話一及評論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2〕北京文化學社，一九二八年印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人間詞話》，除靳氏原箋外，尚有蒲青補箋。
〔3〕南京正中書局，一九三七年印行。成都古籍書店一九八三年將許氏《詩品講疏》及《人間詞話講疏》合為一冊印行，並將徐調孚所輯《人間詞話補遺》收為附錄。
〔4〕開明書店，一九四零年上海第一版，一九四七年增補重印。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中華書局用一九四七年上海開明書店原版重印。
〔5〕據《毛詩注疏》卷一。《十三經注疏》本。
〔6〕鄭玄注“詩有六義”語。轉引自《毛詩注疏》卷一。
〔7〕同〔6〕。
〔8〕<詩大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注疏》卷一。
〔9〕嚴羽：“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滄浪詩話·詩辨》第五則。據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第二六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10〕據張惠言《詞選》卷一轉引。清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年)刊本。
〔11〕《詞選·目錄敘》
〔12〕《詞選》卷。
〔13〕同〔2〕。
〔14〕南京《斯文》第一卷第二一、二二期(一九四一年八月)。又載姚柯夫《<人間詞話>及論匯編》。
〔15〕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一九五九四月香港版。
〔16〕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第一則)：“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
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滄浪詩話校釋》第一頁。
〔17〕此段參考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據《詩詞散論》第一零三——一一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十一月上海第一版。
〔18〕《滄浪詩話·詩辨》(第一則)：“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滄浪詩話校釋》第一頁。
——載沈陽《遼寧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又載《人間詞話譯注》
附注
〔1〕《人間詞話》手訂稿六十四則，最初發表於鄧枚秋(實)主編之《國粹學報》，分三期連載。自第一則至第二十一則載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該刊第四十七期；自第二十二則至第三十九則載一九零九年一月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