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事蹟篇

附錄四　當代中國詩壇雙向流動現象

　　胡適之作為中國當代詞壇解放派首領，其對於中國當代詞業建設所作的貢獻及影響，拙文<中國當代詞壇解放派首領胡適>已作評介。這是胡適“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一種“嘗試”。但是，這種“嘗試”，似乎僅僅是將“半死文學”救活(胡適稱五百餘年來詩詞為“半死之詩詞”)，並非造新文學的根本；胡適的目標乃在於：打破“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做真正的白話詩”，為“活文學”奪得應有的地位〔1〕。因此，自從胡適於一九一六年七月第一個“嘗試”以白話文作新詩以來，當代中國詩壇，新詩(白話詩)與舊詩(古典詩詞)，便開始一個回合又一個回合激烈的陣地爭奪戰。本文不擬論說其爭奪情形，而僅就爭奪過程中所出現的“雙向流動”現象，略陳鄙見，希望讀者能感興趣。
　　不過，首先應當說明的是，所謂“雙向流動”，並非十分嚴密的科學定義；這裏主要用之於對詩壇現象的描述。例如：胡適登場，新詩出世。其時詩壇即出現一種現象，某些原來寫作舊詩的作家，皆“改途易轍”，紛紛做起新詩來。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的情景。當時，胡適雖仍慨嘆“同志太少”，“須單身匹馬而往”，但畢竟還有二、三子，與之結伴同行。胡適說：“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2〕這顯然不致於有如白話填詞的實驗那般寂寞。而且，二、三子中的沈尹默、俞平伯，還是由舊詩陣地流轉過來的幹將。一時間，新詩的發展頗有籠蓋一切的趨勢，而舊詩隨著舊文化、舊文學之遭受抨擊，則有瀕臨絕境的危機。但是，幾十年以後，所謂用白話寫詩，迄無成功(毛澤東語)，中國詩壇卻出現另一種現象——某些原來寫作新詩的作家，如臧克家、陳邇冬、秦似、程光銳、劉征、丁芒、李汝倫等，皆轉而專寫舊詩或者寫舊詩而兼寫新詩。前後聯繫起來，構成“雙向流動”，這就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所出現的一種十分有趣的現象。
　　這裏先說前一種流動現象。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五四”以前早有詩名，“五四”時期為《新青年》編輯之一。俞平伯(一九零零——一九九零)，四代家學，舊學根基深厚，一九一六年所作五律<丙辰上巳公圍一，技法已甚圓熟；一九一八年五月，於《新青年》四卷五號發表新詩處女作<春水>，與魯迅小說《狂人日記》同時面世。沈、俞的流動，尤其是俞的流動，對於剛出世的中國新詩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據樂齊、孫玉蓉編《俞平伯詩全編》載，俞氏一生共寫新詩二百八十二篇，除<七月一日紅旗的雨>等二、三篇章以外，其餘均寫於一九二四年移家北上之前。五、六年間，俞氏計出版新詩集四種：《冬夜》，存詩一百零一篇；《雪朝》，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葉紹鈞、郭紹虞、劉延陵、鄭振鐸合集，俞氏存詩十五篇；《西還》，存詩一百零三篇；《憶》，存詩三十六篇。四集中，《冬夜》乃繼胡適《嘗試集》、郭沫若《女神》之後，中國最早新詩結集之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總的說來，“五四”時期，沈尹默、俞平伯等人由舊詩向新詩的流動，除了社會思潮的影響之外，個人及新詩本身也起著極其重要的決定作用。這就是說，新詩的出現，儘管一開始就招人反對，“有根本反對的，有半反對的，也有不反對詩的改造而罵我們個人的”〔3〕，但其所謂“真正精神和價值”，並不因為有人不讚成便失去存在的意義。所以，當反對者提出：“你們這班人都沒有詩人的天才，要來冒冒昧昧改造中國是決不行的，好比一個極好的題目，給‘冬烘先生’糟蹋了，你看《新青年》《新潮》登載的白話詩，不中不西，像個甚麼呢!”俞平伯即予以有力反駁，並說明：“不是我們大言不慚說我們的確有詩人的天才，我們並且還承認我們恐怕不是；但儘管不是天才，學做幾首詩，也沒有多大害處，果然真有極好的新體詩出現，我們自然願意‘改途易轍’的。太陽出了，螢火滅了；雄雞叫了，夜貓沒有聲音了；我們做螢火、夜貓的資格，誰還能說不夠呢!我以為天才既沒有一定的標準，也不是‘生而知之’的，我們是個現代的人做現代的詩，不論好壞，總沒有甚麼不可。”〔4〕俞平伯的意見發表於一九一九年十月所刊《新潮》二卷一號，時新詩出世才二年，處境頗艱難，而其信念則已十分明確。這當是俞氏由舊詩向新詩流動的一個重要依據。
　　俞平伯由舊詩向新詩的流動，不僅在創作上努力實現“極好的新體詩”的出現，而且在理論上對於新詩所謂“真正精神和價值”的存在加以科學說明。在第一部詩集《冬夜》自序中，俞平伯將做人與做詩聯繫在一起。說：“詩以人生底圓滿始圓滿，詩以人生底缺陷而終於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詩便是那船兒。詩底心正是人底心，詩底聲音正是人底聲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詩人，不死不朽的詩人。”因此主張：如真要徹底解決怎樣做詩，就得先明白怎様做人。這就是俞氏的詩學觀。那麼，從這觀點出發，其所謂“借當代的語言，去表現自我”〔5〕，也就能夠比較有意識地顯示新詩的精神和價值。俞平伯的流動對新詩發展的貢獻當是不可低估的。
　　當代中國詩壇的雙向流動，即舊詩向新詩的流動及新詩向舊詩的流動，兩種現象，前者已在上文敘述，以下說後者。由新詩向舊詩的流動現象，亦可稱作“臧克家現象”。這是因為：一、這一流動，已不是個別人的行為，而是相當一批作家的共同行動，帶有一定普遍性；二、有關作家對於新詩與舊詩，有著較為一致的審美興趣和批評標準，創作追求也較為相近，而其中代表人物乃為新詩界老作家臧克家；三、流動過程已出現佳作，尤其是臧氏所作舊體詩，不少名句在各地廣為傳誦，有的更被引作報刊文章標題，如“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必揚鞭自奮蹄”等。所以，本文將此流動現象歸結為“臧克家現象”。
　　目前中國詩壇之出現由新詩向舊詩的流動現象，亦即“臧克家現象”，並非偶然，而是有一定思想文化為背景的。這一問題涉及面較廣，也較為複雜，本文祇探討：為甚麼在舊詩及舊詩作者一再受冷遇、甚至一再受批判的情況下，臧克家等人反而大寫其舊詩來?一九八七年，中華詩詞學會成立之時，詩界曾對此展開討論，但有關爭議所得結論，仍缺乏一定的說服力。例如，有人認為：這是舊詩對於新詩的一次“反攻倒算”，說明舊詩是一條龍，而不是蟲，是永遠打不倒的。此等看法過於偏激，帶有較大片面性，並未講清問題的實質。平心而論，我認為：臧克家等人之所以由新詩向舊詩流動，轉而偏愛舊詩，除了因為自身創作實踐的甘苦體驗之外，就六十年詩壇發展大勢看，其原因似乎乃在於——新詩的困惑與舊詩的吸引兩個方面。
　　“五四”時期崛起的新詩，雖曾招人反對，但其發展趨勢仍甚為迅猛。在爭奪陣地的第一個回合，就曾使舊詩敗下陣來。例如上文所說舊詩向新詩的流動，便是明證。但是，新詩的挑戰卻仍然為所謂“半死之詩詞”，留下一條生路。六十年來，舊詩仍利用種種間隙，繼續發展。所謂相反相成，經過一個又一個回合的較量，終於出現新詩向舊詩的流動。這當是新詩創造者胡適等人所料想不到的。
　　在一定意義上講，這一流動現象的出現，主要是由新詩自身所造成的。因為新詩的發展，偏重於借鑒而忽視繼承。所謂先天不足，加上後天培植不得法，幾十年來，其成效一直未能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不僅形式問題，經過長期探索，仍得不到合理的解決，而且內容問題，因一味求新潮，也越來越“朦朧”，越來越使人感到困惑。所以，早在二十年代，聞一多即有詩云：
　　六載觀摩傍九夷，吟成舌鴃總猜疑。
　　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迴繮作舊詩。對於一味依傍外國，盲目按照別人的聲口腔調寫詩的做法持懷疑態度。四十年代，陳毅作<湖海開征引>，所謂“晚近新詩出，改革僅形式。其中洋八股，列位更末次”，也曾明確地揭示其弊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主席不讚成在青年中提倡舊體詩詞，但其公開發表的全是舊體詩詞而不是新體詩，而且還曾嚴肅地批評過新體詩。謂“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6〕近年來，若干“詩盲”的呼籲，也反映了新詩在發展變革中所出現的問題。因此，詩界有人提出：“新詩須確立擺脫意識”。這種擺脫意識主要指“改變中國新詩被動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響的局面”〔7〕。這說明，論者對於借鑒西方所出現的弊端是頗有所感的。凡此種種，均促使詩人重新進行選擇。這就是新詩自身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至於舊詩，因其具有特殊的形式格律，特殊的結構方法，並因經過千百年來無數作者反覆實踐，形成一整套藝術經驗，具有特殊的藝術表現功能，在先天條件上佔有較大的優勢。六十年來，無論秘密或公開，“地下”或“地上”，一直有人默默耕耘，辛勤勞作，其發展並未中斷，而且越來越引起重視。所謂“莫再謙稱傳謬種，敢將敦厚育英才”(周谷城詩句)，已產生廣泛的共鳴。這是詩壇流動的一種有力吸引。
　　臧克家今年九十一，其“詩生活”開始得很早，童年時詩的苗子已插在心的田地上〔8〕，而詩的生命則很長，至今仍筆耕不輟。一九八七年，在《臧克家舊體詩稿》自序<自道甘苦學舊詩一中，臧氏曾明確宣稱：“我愛新詩，更愛古典詩歌。我寫新詩，也寫舊體詩。‘我是一個兩面派’。”並且，還以自己的實踐論證：“有些境界，用新詩寫出來淡而無味，如果出之以舊體，可能成為精品。”例如：“詩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燈花幾度紅。”這是臧氏所作七絕<燈花>的三、四二句。臧氏說：如果把它譯成：“詩的感情不像潮水那般有定時，夜半襲來，好幾次打開燈趕忙寫下來。”試比一比，明眼人，自然會覺得哪一種有深味，哪一種平無特色了。這裏，所謂“自道甘苦”，乃詩人體會有得之言，亦為重新選擇及流動之重要依據。
　　當然，臧克家等人的重新選擇及流動，並非對於新詩的全盤否定，也並非倒退與復舊。這一點，詩人是十分明確的。例如，臧克家在為劉征舊體詩集《流外樓詩詞》所作序文則已表明：“新詩、舊體詩，一脈相通。形式雖老，而藝術要求初無二致。現在作舊體詩，必須思想新，感情新，語言新，否則不能稱為今日之舊體詩。有人說：而今寫舊體詩，對新體詩來說是一種倒退，其實不然。證之以劉征、(程)光銳之舊體詩，它們時代氣息撲人，讀之琅琅上口，較之不少晦澀之新詩，好懂而且易於成誦。詩之現實主義精神與時代風雲氣息之有無強弱，固不在形式而取決於內容。”這段話體現了臧克家等人的藝術追求，說明其重新選擇及流動，並不僅僅為了糾正新詩所產生之諸多弊端，更重要的是為了利用舊形式，繼承古典詩歌優良傳統，以創造一代新聲。
　　本文揭示詩壇雙向流動現象，僅是提出問題，為進一步探討提供參考。對於新詩與舊詩，並無厚此薄彼之意。不妥之處，敬請大方之家指正；並以此文，為詩翁臧克家先生賀壽。
　　附注
　　〔1〕參見《嘗試集·自序》。
　　〔2〕同〔1〕。
　　〔3〕俞平伯<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據《俞平伯詩全編》第五九七頁。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杭州第一版。
　　〔4〕<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同上書第五九八——五九九頁。
　　〔5〕《冬夜》自序。《俞平伯詩全編》第六四一頁。
　　〔6〕<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北京《詩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7〕周佑倫文。見北京《詩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8〕<我的詩生活>。據《臧克家散文》第三集第六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載香港《鏡報》一九九五年九、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