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詞通論
內容提要
這是為中國當代第一部大型詞總編《當代詞綜》所撰前言。內容包括：百年詞發展史概述，詞業現狀及發展前景。文章不受傳統詞學觀念束縛，也不受任何政治偏見所左右，而以大量事實為依據，通過具體探研，提出獨立見解。文章將百年詞的發展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並對這三個時期所出現的三個主要流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的得失利弊以及這三個時期詞壇上所出現的重大事件，進行科學的評判。同時，在“史”的回顧的基礎上，文章還聯繫社會文化背景，聯繫文學史上的其他參照系，對於詞體所以繼續生存發展的原因以及“舊瓶裝新酒”等問題，進行綜合考察。文章以為：經過歷史的檢驗，詞這一特殊詩體，至今仍以頑強的生命力，繼續開花結果，但當前的任務仍在創新，必須特別講究“裝”的功夫，才能開創“一代新聲”。
詞興於唐、盛於兩宋，歷經元、明、清，乃至民國初期，似乎已經走完了自己的路程；在現代文學史上，詞這一特殊詩體，似乎也已銷聲匿蹟。據查，一九四九年後出版的若干部現代文學史，都不曾提及詞。而且，就是在詞學界，也未見有人對於近百年來詞的生存及發展情況進行過專門研究。這是詞史上的一段空白，值得探討。
實際上，近百年來，詞這一特殊詩體並未被歷史所淘汰。它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當中，並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繼續開花結果。近百年來詞的發展史，是全部詞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近百年來的事實證明：無論社會發生多大變化，文學領域出現過甚麼熱潮，詞這一特殊詩體總是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的一種文學樣式；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或者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時刻，人們總喜歡運用詞這一特殊詩體為時代發叫號，或自抒心曲。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革，詞作者從現實生活中不斷吸取養份，不斷充實自己，詞的視野越來越寬闊，詞的形式也越來越具有對於表達各種不同內容的適應性。詞這一特殊詩體仍然與變化發展著的時代一起變化發展，與時代共存。回顧近百年來詞的發展史，探尋其演變軌蹟以及若干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對於現代文化史研究，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本文擬就《當代詞綜》所涉及的問題，諸如近百年來詞的發展情況，在當今具體社會條件下，詞為甚麼能夠生存與發展，對於百年詞業究竟應當如何評價，當前詞業現狀及今後發展方向，亦即詞的出路問題，等等，進行探討，希望為當前的創作及詞體發展變革，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鑒。
一
探討近百年來詞的發展情況，必須從晚清詞壇說起。
清代詞的復興，經過浙、常二派，至晚清出現新的高峰。晚清詞業對近百年來詞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以及文廷式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王國維的影響。
王、鄭、朱、況，號稱清季四大詞人，文廷式異軍突起，兀傲難雙，也頗受詞界推重。王、鄭、朱、況及文廷式，出生於道咸期間(一八二一——一八六一)，活動於同光期間(一八六二——一九零八)，除了文廷式、王鵬運外，鄭、朱、況三人都進入民國。他們是晚清詞業中興的代表人物，同時，他們的詞業也是近百年來詞業的一個組成部份。王、鄭、朱、況以及文廷式，其成就除了詞的創作以外，主要在校勘學與詞論。詞學史上，詞的校勘學是由王鵬運和朱祖謀建立起來的。在此之前，人們雖然也曾從事過詞籍校勘工作，並有多種詞總集、詞別集乃至詞叢刻刊行，但以畢生精力校詞並使這一工作成為一種專門學問的，當推王、朱二氏〔1一。王鵬運有《四印齋所刻詞》，匯刻《花間集》以迄宋、元諸家詞二十一種六十二卷。朱祖謀輯校唐、宋、金、元百六十三家詞為《彊村叢書》，計一百七十五種二百六十卷，並繼王鵬運之後，校訂夢窗四稿。王、朱所校詞，一時奉為楷模。至於詞論，況氏諸種詞話，一時推為絕作。況氏提出“重、拙、大”三個字為論詞標準〔2〕，對於詞這一特殊詩體所包括的諸多問題，如詞境、詞筆、詞句、詞律、詞與詩之別、詞與曲之別以及詞之代變等問題，進行精密研究，堪稱千年詞學之集大成者。朱、況等人的詞業建樹，為近百年來詞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與王、鄭、朱、況及文廷式相比，王國維則有所不同。王國維出生於光緒年間，比朱祖謀小二十歲，比況周頤小十八歲，他的詞業活動並不比朱、況二氏為晚。朱氏四十後始從事倚聲之學，況氏至五十歲，其詞論方才完備，王國維發表《人間詞話》不過三十出頭。但是，朱、况二氏的目標乃在效法前賢，而王國維的目標則在超越前賢。在政治上，王國維與朱祖謀等人同屬保守派，在詞業上，王國維卻是革新派。王國維是一位大學者，他以做學問的態度與方法治詞，將西方哲學思想引進詞論，融入詞中，為百年詞業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王國維論詞，倡導境界說，曾聲稱：“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3〕他對自己的創作自視甚高，曾說：“余之於詞，雖所作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4〕綜觀王、鄭、朱、況、文廷式及王國維兩方面的詞業活動，可見晚清詞業既是千年詞業的終結，又已開始了新的探索。兩個方面的詞業活動對於近百年來詞業建設影響極為深遠。
以下試將近百年詞的發展史劃為三個時期，分別加以敘述。
(一)清朝末年至民國初期
清末至民初，這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詞壇上以復舊勢力佔主導地位。晚清詞壇代表人物王、鄭、朱、況及文廷式，其詞業活動主要在這一時期。王國維創立新詞論，創作哲理詞，其影響尚未產生實質性的效果。所以，這一時期的詞業活動仍以四大詞人為中心。
四大詞人的活動包括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以王鵬運為主，重鎮在北京。王鵬運(一八四八——一九零四)字幼遐，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騖翁，廣西臨桂人。其詞承襲常州派餘緒而發揚光大，論者以為常州派流衍於廣西的一個支派。鄭文焯(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曾受王氏熏染，朱祖謀(一八五七——一九三一)、況周頤(一八五九——一九二六)詞學均出於王氏。所以，論者說清詞，除浙、常二派外，曾稱之為“桂派”〔5〕。王鵬運在京任職，曾於一八九八年創立咫村詞社，邀鄭文焯、朱祖謀、宋育仁等人入社。朱祖謀早年以詩名，習為倚聲，除了其親家夏孫桐的引誘外〔6〕，即與王氏有關。一九零零年，八國聨軍侵入北京，王鵬運與朱祖謀、劉福姚集宣武門外教坊頭條寓所(四印齋)，相約填詞，以發抒懷古之幽思，寄寓去國憂時之懷抱，成《庚子秋詞》二卷。朱祖謀治詞於此大有進境。況周頤雖未曾參與《庚子秋詞》寫作，但與王氏於同官京師期間，時以詞學相砥礪，也甚多獲益。後一個階段以朱祖謀為主，重鎮在蘇州、上海。庚子亂後，王鵬運客死蘇州，朱祖謀出為廣東學政，不久亦稱病引退，買宅蘇州，以校詞自任。朱氏治詞，初學吳文英，晚又致力於蘇、辛二家；他精於聲學，有“律博士”之雅稱。況周頤，目空一切，卻以朱氏為良師友，曾說：“余之為詞，二十八歲以後，格調一變，得力於半塘。比歲守律綦嚴，得力於漚尹。”但況氏善說詞，朱氏晚年，凡有人問詞，均轉介於況氏〔7〕。在後一個階段，朱、況二氏被尊為“宗師”、“廣大教主”。民國初，王蘊章、陳匪石在上海發起舂音詞社，共推朱祖謀為社長。詞社陣容甚為可觀，並且堅持甚長久。第一批社員有龐樹柏、吳梅、袁思亮、夏敬觀、徐珂、周慶雲、潘飛聲、曹元忠、白曾然等人。陝西李孟符、義寧陳方恪也參加社集。最後一批入社的有葉楚傖、況周頤、郭則澐、邵瑞彭、林葆恆、葉玉森、楊玉銜以及林鵾翔、黃公渚等人。詞社定期集會，限調限題填詞，共有十集〔8〕。
清末至民初，新一代作者雖已登上詞壇，而且，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及《人間詞》也以一種嶄新的面目出現於詞壇，但是，新的力量仍然未能與傳統的勢力相抗衡。這一時期的詞創作，內容及形式都為復舊。人們看上了吳文英，試圖從吳文英入手，以入清真渾化之境。詞壇上出現了“夢窗熱”。王鵬運、朱祖謀校夢窗、學夢窗，新一代詞人如陳匪石、楊玉銜、蔡楨、汪東等人，也大作其“四聲詞”。詞學夢窗，有利有弊，而“夢窗熱”的出現，在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卻有其特定的原因：第一，夢窗詞晦澀，便於將詩文中不能言或不便言的內容隱藏於詞中；第二，夢窗詞講究字面，人們以為，祇要不拆開來，仍是十分眩人眼目的七寶樓臺，便於為內容空洞的詞打掩護；第三，夢窗詞講究技法、講究聲律，可為定期社課提供具體訓練項目〔9〕。因此，學夢窗，作“四聲詞”，這就成為清末民初詞業復舊活動的一個主要標誌。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
民國以後，中國詩壇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詩壇上已醖釀著一埸革命。一九一六年七月，胡適第一個“嘗試”以白話文作新詩〔10〕。八月，提出“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其中一條“不避俗字俗語”，包括“不嫌以白話作詩詞”〔11〕。一九一七年，《新青年》(二卷六號)刊登胡適白話詩八首，一九一八年初又於四卷一號刊登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的白話詩八首。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新詩統治著整個詩壇在這一背景下，千年詞業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重考驗。
從總的趨勢看，舊體詩詞，尤其是詞，似乎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這期間，一批原來寫作舊體詩詞的人，如沈尹默、俞平伯等，都改弦易轍，紛紛寫起白話詩來。但是，中國的新詩，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一個難以決的問題——形式問題。新詩的發展，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形式，這就為千年詞業留下了一條生路。
由於新詩的挑戰，這一時期的詞作者，各顯神通，想方設法利用詞這一特殊詩體在形式格律上及藝術表現手法上所具有的優勢，努力為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謀一席之地。這種努力，自然也包括胡適等人在內。因此，這一時期的詞業，崇尚夢窗的局面已被打破，廣大作者進行各種不同的探討。
這一時期大約四十年，經歷了多次重大社會變革，詞業活動範圍逐步擴大，詞家、詞論家對於社會活動的參與意識也逐步增強，但詞業隊伍尚未形成明顯的宗派。為了敘述方便，依據作者處理詞體自身所產生的內容與形式的矛盾時所採取的不同態度與方法，姑且把他們分作三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
胡適首創新體白話詩，又以白話入詞，是解放派的首領。
詞史上所謂白話詞，古已有之。敦煌曲中保存的作品多為白話詞(即當時的白話詩)，柳永、李清照以及辛棄疾等人的某些作品，也以白話為之。但是，詞史上第一個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大力倡導白話詞的作者當推胡適。胡適將舊體詩詞稱作“半死之詩詞”〔12〕，以為舊體詩詞內容陳舊，語言陳舊，缺乏時代精神。胡適想在詞中進行一場革命。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胡適作<沁園春>(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13〕
胡適稱：這是一篇文學革命的宣言書。為此，他身體力行，曾寫下一批白話詞。同時，他還編撰《詞選》，標榜詞史上的解放派，為其文學革命張目。用胡適論蘇軾的話講，他的努力，就在於以絕頂的天才，用所謂新起的詞體來作“新詩”〔14〕。
胡適的理論與實踐，比王國維進了一步。王國維主境界說，祇是在內容上，想以境界提高詞的素質，尚未涉及詞體變革問題。而胡適倡導白話詞，不僅內容，而且形式都非常解放。他不要“傷春”、“悲秋”那一套，這是對傳統題材的突破，他也不顧平仄用韻以外的格式規定，這是對傳統作法的突破。但胡適的革命並非毫無節制。第一，胡適白話詞的平仄、韻部大致符合格式規定，並未違背“倚聲填詞”的基本原则，第二，胡適尚未將白話詞與新詩的界限完全打通，實行詩與詞合流。關於這兩條，胡適與當時另一名文學革命闖將錢玄同有著較大的分歧。錢玄同認爲，胡適所作白話詞仍用“詞”的句调，嫌太文，並主張，不必說明“調寄某某”，即不用詞牌，而直作不可歌之韻文。胡適不讚成錢玄同的意見，曾謂：
詞之重要，在於其爲中國韻文添無數近於語言之自然之詩体。此爲治文學史者所最不可忽之點。不會填詞者，必以爲詞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縛自由必甚。其實大不然。詞之好處，在於調多體多，可以自由選擇。工調者，相題而擇調，並無不自由也。人或問：“既欲自由，又何必擇調!”吾答之曰：凡可傳之詞調，皆經名家製定，其音節之妙，字句之長短，皆有特長之處。吾輩就已成之美調，略施裁剪，便可得絕妙之音節，又何樂而不爲乎〔15〕!
這段話乃體會有得之言，說明胡適的革命，除了充實其內容之外，還在於大膽利用詞的語言近於自然這一特點，以句句字字皆有定律之詞體，寫作“自由詩”。當然，所謂利用，並非現成套用，而經過过改造而後利用。用胡適批判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的話講，就是衝破束縛，不要讓音律與古典壓死天才與情感〔16〕。一句話，就是要將詞從許許多多清規戒律中解放出來，但並不取消詞體本身。
不過，胡適對於舊形式的利用，態度乃較爲激進，他的其他言論及具體做法，頗有詞體、誣詞體之嫌，再往前萬進一步就是用算術的方法，按字數多少填詞，而全然不顧平仄與韻部，也不顧詞的特殊表現方法及特殊性恪的做法。这也就是仇遠所譏諷的腐儒村叟的做法：
……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為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17〕
但胡適還不至於如此，他畢竟還是大手筆，他的白話詞，得心應手，又有一定趣味，當代詞壇不可少此一格。
在二十年代，當胡適提倡白話詞之時，應和者寥寥，即有將無兵，難以成派。但是，幾十年過後直至當今，胡適的“解放體”卻頗為時行。這是文學史家不能不注視的現象。所以，在敘述“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詞的發展史時，特別介紹胡適和他的詞業活動。
與解放派相對立的是尊體派。這一派的隊伍相當龐大，而且代代相傳，接連不斷。這一派與前一時期的復舊派有著直接與間接的聯繫，但是又有所區別。這一派詞作者的活動可分為兩個階段，即抗日戰爭之前及抗日戰爭之後兩個階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詩壇上舊體詩詞受到了冷落，但從“五四”運動至抗日戰爭之前，舊體詩詞，尤其是詞，卻獲得了繼續生存與發展的條件。首先，儘管有人批判舊體詩詞，但批判歸批判，文學革命並未升級為政治批判，喜歡舊體詩詞的人仍然大做其舊體詩詞。社會上有詩社、詞社，定期開展活動，大學裏開設專門的詞學課程，培養詞學人材。這一階段，詞的發展仍有廣闊的天地。其次，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為詞業活動提供較為優厚的物質保證。因此，抗日戰爭之前，詞業活動不曾間斷。這階段的詞學重鎮，北方有北京、天津，南方有上海、南京，四大重鎮，詞社活動相當活躍。
一九二五年，北京有聊園、趣園二詞社。聊園由譚祖任主持，社友有奭良、俞陛雲、章華、王式通、汪曾武、夏孫桐諸輩，計十餘人。春秋佳日，攬勝尋幽，拈題輒相唱和。社集無定期，無刊物。趣園由汪曾武主持，社友均為聊園中人，無刊物，其吟詠散見於各家詞集〔18〕。
一九一八年夏至一九三一年春，天津結須社，社友二十人。即：陳恩澍、查爾崇、李孺、章鈺、周登皞、白廷夔、楊壽枬、林葆恆、王承垣、郭宗熙、徐沅、陳實銘、周學淵、許锺璐、胡嗣瑗、陳曾壽、李書勳、郭則澐、唐蘭、周偉。月三集，限調與題。社集滿百次。有《煙沽漁唱》四册刊行〔19〕。
一九三零年冬，夏敬觀在上海與同仁發起詞社，共推朱祖謀爲社長，名爲漚社。漚社每月一集，集必填詞，開始時有社員二十餘人，以後不斷增加，並有上海以外者。漚社詞集刊行，作者二十九人，爲朱祖謀、潘飛聲、周慶雲、程頌萬、洪汝闓、林鵾翔、谢掄元、林葆恆、楊玉銜、姚景之、許崇熙、冒廣生、劉肇隅、夏敬觀、高毓浵、袁思亮、葉恭綽、郭則澐、梁鴻志、王蘊章、徐楨立、陳祖壬、吳湖帆、陳方恪、彭醇士、趙尊岳、黃孝紓、龍沐勛、袁榮法諸輩，得二十集。一九三一年，朱祖謀下世，社集活動曾有所銷沉〔20〕。
漚社以外，上海尚有午社與聲社。午社創立於一九三零年，比漚社稍晚，以夏敬觀爲中心。集中作者十五名，即：廖恩燾、金兆蕃、林鵾翔、林葆恆、冒廣生、仇埰、夏敬觀、吳痒、吳湖帆、鄭昶、夏承燾、龍沐勛、吕貞白、何嘉(之碩)、黃孟超〔21〕。聲社創立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社友爲夏敬觀、高毓浵、葉恭綽、楊玉銜、林葆恆、黃濬、吳湖帆、陳方恪、趙尊岳、黃孝紓(公渚)、龍沐勛(榆生)、盧前〔22〕。午社活動時間較爲長久，至一九四一年社集出版時，仍隔月集會。
一九三五年，南京創立如社，歴時數載，有《如社詞鈔》十二集。社內作者有：喬曾劬、夏仁沂、仇埰、陳世宜、林鵾翔、邵啟賢、石凌漢、吳梅、汪東、廖恩燾、程龍驤、唐圭璋十二人。社外作者有夏仁虎、向迪琮、壽鑈、吳徵鑄(白匋)、孫濬源、吳錫永、蔡寶善等人〔23〕。
除了有組織的詞社活動以外，三十年代，南北各大學都有詞學教授：南京中央大學吳梅、汪東、王易，廣州中山大學陳洵，湖北武漢大學劉永濟，北平北京大學趙萬里(二十年代尚有劉毓盤)，杭州浙江大學儲皖峰、之江大學夏承燾，開封河南大學邵瑞彭、蔡楨、盧前，四川重慶大學周岸登，上海暨南大學龍榆生、易孺。以上諸教授，吳梅、盧前兼治南北曲，餘則專力為詞〔24〕。據載，各大學還有詞學研究會。上海暨南大學及杭州之江大學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經龍榆生、夏承燾二教授指導，所創詞學研究會，同學極感興趣〔25〕。此外，上海還舉辦詩詞函授社，幫助海內詩詞愛好者探求途徑〔26〕。
同時，在抗戰之前，上海創辦《詞學季刊》，葉恭綽編集《全清詞鈔》，唐圭璋的《全宋詞》經過七年時間編輯，也已大功告成。《詞學季刊》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創刊號，至一九三六年九月，出了十一期。這是三十年代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陣地。龍榆生與夏承燾，一個著詞論，一個撰年譜，基本上每期都有文章，是這個刊物的兩大臺柱。《全清詞鈔》的編輯工作開始於一九二九年冬，葉恭綽發起，朱祖謀為總纂，由南北各專家分主選政兼徵海內藏家所有清人詞集。初由朱氏鑒定，朱氏下世，由葉氏自總其成。這是清詞的一大結集。唐圭璋的《全宋詞》將有宋一代二萬多首詞彙為一編並且進行了仔細的校訂和科學的編排，為千年詞業建立一大功勳。這一工作著手於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一九四零年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排印出版。一九四九年後所通行的《全宋詞》就是在長沙版的基礎上重新增補改編而成的。
抗日戰爭爆發，詞業發展喪失了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四十年代，由於某些文化教育機構內遷，重慶成為一個新的詞學重鎮。其餘地區，除了南京、北京、天津情況較為特殊之外，倚聲之學皆漸歸沉寂，尤其是上海，一批批詞家、詞論家，或到內地，或到南京，集社聯吟之舉已成往事。
四十年代初，北京有延秋詞社，天津有玉瀾詞社，但詞事之盛皆不及往昔。這一階段，詞業較為興盛的祇有南京與重慶。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南京出版《同聲》月刊創刊號，社長龍榆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是以同仁刊物標榜的一個詩詞學專刊。除了增加詩學內容外，其格局與三十年代的《詞學季刊》大同小異。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卷第十二號出版，此刊計出版十二期，比《詞學季刊》多一期〔27〕。在某種意義上講，南京詞業乃三十年代詞業的繼承與發展，其宗旨在保留傳統。至於重慶，情況就較為複雜。當時，各派政治力量聚集在一起，持有不同政治觀、文化觀的文人學士也聚集在一起，詞業活動已逐漸超出社課範圍，有的已與當時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
在後一個階段，抗戰烽火燃遍了全中國。山河破碎，失所流離，尊體派詞人已無法像過去様，拘拘於社課中討生活。他們將社會動亂所產生的滄桑之感及悲憫之懐，一寄於詞，使得詞的質量及社會功能大為提高，出現了一批堪稱為“詞史”的作品，即“抗戰詞”。例如楊玉銜、朱師轍、喬曾劬、周岸登、夏承燾、唐圭璋、詹安泰、丁寧、李祁、繆鉞、沈祖棻等人的作品，都體現了這一轉變。這一事實說明：所謂尊體派並非自我封閉的保守派，它和解放派也並非格格不入、毫無共通之處，社會發展變化，尊體派也隨著發展變化。
以上所說是解放派與尊體派的活動，而舊瓶新酒派，如果從如何處理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這一問題上看，它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正是前兩派的折衷。這一派對於傳統題材及傳統表現方法，尤其是對於詞的傳統格式，既非採取推倒重來的做法，又非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一派不害怕舊形式，又不滿足於舊形式，其指導思想可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毛澤東語)，二是“師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陳毅語)。這就是說祇要酒是新的，就未必非得把舊瓶砸爛不可，應當大膽利用舊形式，表現新內容、新思想。當然，這種利用，必須服從於表現新內容、新思想的需要，是形式為內容服務，而不是內容遷就於形式。這一派的社會基礎相當廣泛。無論是教授、學者，或者是革命隊伍中的幹部、戰士，都樂於進行這一嘗試。
一九四二年，陳毅在江蘇鹽城創建湖海藝文社，為這一嘗試樹立了典範。藝文社由陳毅、彭康、李亞農、龐友蘭、楊湘、唐碧澄、計雨亭、姜指庵、王冀英、顧希文、沈其震、范長江、王闌西、白桃、車載、喬耀漢、揚幼樵、薛暮橋、葉芳炎、揚帆、李一氓及阿英等二十二人發起，並邀請藝文界四十二人入社。陳毅有五言長歌<湖海開徵引>：
今我在戎行，曷言藝文事。慷慨每難免，興會淋漓至。柔翰偶驅策，婉轉成文字。不為古人奴，浩歌聊自試。師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大雅未能躋，庸俗早自棄。李杜長已矣，蘇黃非我類。韓孟能硬瘦，溫李苦柔媚。元白自清淺，劉陸但恣肆。降及元明清，風格愈下墜。微時工窮愁，連時頌高位。一生營營者，個人利祿累。藝文官僚化，雕虫書可廢。豈無賢與豪，詩骨抗權貴。謹存氣節耳，高壓即粉碎。封建為基礎，流變益瘍潰。晚近新詩出，改革僅形式。其中洋八股，列位更末次。應知時勢變，新局啟聖智。人民千百萬，蓬勃滿生氣。鬥爭在前茅，屈伸本正義。此中真歌哭，情文兩具備。豪氣貫日月，英風動大地。萬古千秋業，天下為公器。先聖未能此，後賢乏斯味。若無大手筆，誰堪創世紀。嗟予生也魯，空有運斤意。淮南多俊賢，歷代挺材異。詩國新疆土，大可立漢幟。薄言當獻芹，文壇望新賜。一28一
這真正是一篇詩文革命的宣言書，作者有意識地將舊詩詞這一天下之公器作為戰鬥武器，要求藝文創作為革命鬥爭服務。該社創辦《新知識》，刊載詩詞作品一29一。湖海藝文社，在當時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份，雖不是專業詞社，但對於當時的詞業活動及以後幾十年的詞業活動，卻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總的看來，無論是解放派、尊體派還是舊瓶新酒派，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的詞業建設都有了一定的推進作用。首先，這三派詞人的活動，將詞這一特殊詩體進一步推向廣闊的社會人生。這一時期的詞，可以用來抒寫傳統題材，也可以用來抒寫革命思想，凡是其他文學樣式能夠表達的內容都可以入詞。這是以往時代的詞所不可比擬的。其次，關於這一時期詞中三派，並無十分明確的界限，這一時期的詞作家，尚未有明顯的宗派意識，詞業活動較少受外力干涉，不同風格、不同體式，可以自由發展，詞壇上湧現了大批有成就的作者，留下了無數佳作。這一時期的詞業還是興盛的。因此，現代中國文學史應當有詞的位置。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至開放、改革新時期
經過戰亂的四十年代，進入五十年代，人們又回到安定的社會環境當中來；除舊佈新，百業待興，詞這一特殊詩體也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詩壇。大批長期從事詞的創作和研究工作的詞學家，重新登上大學講臺和有關文化學術崗位，他們的工作得到了社會的重視與支持，他們的論著一批批從抽屜底下搬出來出版。同時，這批老專家(當時正當盛年)，無論是解放派或者是尊體派，都嘗試“舊瓶裝新酒”，用詞這一特殊詩體謳歌新時代，讚頌新社會，並且努力培養自己的接班人。一時間，中國詞業似頗有振興之勢。不久，毛澤東<關於詩的一封信一公開發表，人們對於舊體詩詞也漸出現不同看法。近四十年來，幾經周折，詞這一特殊詩體在中國大地上所經歷的發展道路實在並不平坦。
一九五八年的“教改”、“大批判”，這是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所謂“復舊”的一次小清算。其時，在大學講臺上，詞與其他古代文學品種，已被驅逐出境。至一九六二年以後的二、三年間，所謂“復辟”，詞與其他古代文學品種，才得到生存、發展的間隙。這是一次小反覆。“文革”十年，除了毛澤東詩詞和若干首被誤認為毛澤東詩詞的詩詞作品以外，舊體詩詞似乎已經絕蹟。然而，所謂“不平則鳴”，這十年卻出現了一批“牛棚詩”、“牛棚詞”，許多原來寫新詩的人，也喜歡利用詞這一特殊詩體以抒發心中鬱結之情思。但這類創作活動祇能悄悄地進行。人們忍耐了十年，至“四五”運動，鬱結在人們心底的才情與詩情，才像火山爆發一樣，一下子噴射出來。這是一次大反覆。近四十年來，經過這兩次反覆，中國舊體詩詞，尤其是詞，才有今日如此蓬勃發展的新局面。近四十年來的詞業建設，除了詞學校勘、詞學論著及詞的創作以外，還有兩個轉變是值得稱述的：
①對於詞體的認識，逐漸由外部轉向內部。
近百年來，一門校勘學，兩種詞話(《人間詞話》與《蕙風詞話》)讓人們忙得個“不亦樂乎”。四十年前如此，近四十年來，在新的詞學理論尚未創立之前，亦復如此。其間，有關豪放、婉約之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八十年前，王國維發表《人間詞話》，倡導境界說，令人耳目一新。但所謂“境界”，既適用於詞，又適用於詩以及其他文體，並非詞這一特殊詩體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論詞實際尚未進入詞體的深層結構，他的理論並非詞的本體理論。二十年代，胡適將中國詞史劃分為三個大時期：自晚唐到元初，為詞的自然演變時期，即詞“本身”的歷史；自元到明清之際，為曲子時期，即詞的“替身”的歷史；自清到今日(一九零零)，為模仿填詞時期，即詞的“投胎再世”，為詞“鬼”的歷史。胡適並將第一個大時期的詞分作三個階段：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30〕。如此大砍大劃之後，胡適即祭起“言必稱蘇、辛，論必批柳、周”(借用吳世昌語)的大旗，將全部宋詞作家分作二派。胡適的論斷，雖頗有歷史學家與哲學家的大氣魄，借用一句時髦話講，就是很宏觀，但胡適論詞實際上老打外圍仗，他的論述，許多地方比王國維更加外行。胡適理論的缺陷，在當時看得不很明顯，到了三十年代，經過胡雲翼進一步發揮，直至近四十年，其缺陷就日漸顯著。胡雲翼編著《中國詞史略》及《中國詞史大綱》，將詞分作女性與男性二種，極力主張衝破束縛，解放詞體，拿作詩的題材與方法作詞。二書完全是用胡適的理論模式印製出來的。一九四九年後，胡雲翼編輯《宋詞選》，一方面宣稱“以蘇軾、辛棄疾為首的豪放派作為骨幹”，一方面痛批晏殊、歐陽修一派的詞及周邦彥、姜夔、王沂孫、張炎一派的詞。〔31〕胡雲翼的理論是二十年代胡適理論的具體化，也是近四十年來以豪放、婉約“二分法”論詞的突出代表。可以這麼說，從王國維、胡適，到胡雲翼，或以“境界”論詞，或以風格論詞，其共同缺陷就在於從外部立論，搔不到痒處。與胡適、胡雲翼的理論相對抗的是詞的本體論，這是從況周頤的“重、拙、大”理論發展起來的。近四十年來，萬雲駿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並著《詩詞曲欣賞論稿》，大講特講詞的藝術規律，對詞業建設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積重難返，要建立完備的詞學本體論是極不容易的一件事。近四十年來，由於以豪放、婉約“二分法”論詞，人們對於詞體的認識往往祇是停留在詞的外部。有的人說詞的風格，對於“風格”二字缺乏感性的認識，不斷地徵引，反反覆覆地兜圈子，說了老半天仍不清楚風格究竟為何物；有的人說詞的風格，雖頗為注重王國維所謂“要眇宜修”一類論述，但因老是從欣賞到欣賞，從本本到本本，海闊天空，總是入不了門。這兩種偏向是當前詩詞界“鑒賞”熱中所出現的兩大弊端。對於詞體的認識，如何從外部引向內部，這是更新詞學觀念的一個重要環節。吳世昌論詞，提倡讀原料書，獨立思考，力破“胡說派”和“吠聲派”〔32〕，目的就在於實現這一轉變。繆鉞論詞講究作法，對於這種轉變也進行了具體的探索。此外，近幾年來若干中青年學者著文論詞的結構方法，也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要實現這一轉變仍須詞界共同努力，並且需要一定的過程。
②詞的創作從地下轉向地面。
近四十年，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實在少得可憐。一九八四年，光明日報出版社曾將《光明日報》東風副刊自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創刊至一九八四年間所刊載的舊體詩詞選編出版，其中所錄詞作品不到百篇。一九四九年後，由於種種原因，各地都有一批供職文史研究館或長期退居鄉里的詞作者，他們仍孜孜不倦地創作，但他們的作品大多自藏篋中，或在二、三友朋中流傳，他們的工作一直得不到社會的重視。這一現象對於我們這一詩的國度顯然太不相稱。最近幾年，詩社、吟社遍地開花，這批埋名隱姓的作者就像出土文物一樣，在詩界尤其引人注目。這批作者與退居二線的老幹部以及廣大業餘愛好者相結合，成為當前舊體詩詞創作隊伍中的一支主力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詩詞學會(協會)及各種形式的詩社、吟社，到目前為止已不下四、五百家，公開出版發行的詩詞刊物(包括報紙)十餘種，內部印行的詩詞刊物以及自刻自印的詩詞別集已不可計數。各種刊物所登載的詩詞，也不乏吐露民心真情的抒情之作。風流文雅，盛況空前。在眾多的社團組織中，雖未見專門詞社，專門的詞業刊物也祇有上海的《詞學》一種，但詞與詩並不分家。在目前形勢下，詞這一特殊詩體，其活動天地是極為廣闊的。
近百年來詞業，經過三個時期的演變發展，從復舊到革新，從革新到“復舊”，循環往復，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當代詞，即百年詞。與千年詞相比，當代詞，即百年詞的成份是較為複雜的，在它身上，復舊與革新永遠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這是我對當代詞，即百年詞的總的看法。
二
本編採錄對象為當代詞，即百年詞。近百年來，詞這一特殊詩體，在上述三個時期的演變發展過程中，所湧現的作者當有數百成千之眾；本編採錄作者三百餘家，詞三千餘首。三百作者，依其詞業活動情況，大致可分為三代。王允皙、廖恩燾、何振岱、劉毓盤、趙熙、俞陛雲、周岸登、林鵾翔、陳洵、楊玉銜、冒廣生、夏仁虎、金天羽、張爾田、易孺、夏敬觀、王國維、葉恭綽、郭則澐、呂碧城、馬一浮、沈尹默、吳梅、陳匪石、壽鑈、黃侃、邵瑞彭、劉永濟、蔡嵩雲、汪東、喬曾劬等人為第一代；姚鵷雛、毛澤東、徐行恭、劉蘅、顧隨、陳聲聰、趙尊岳、張伯駒、沈軼劉、夏承燾、俞平伯、胡士瑩、馮沅君、唐圭璋、周夢莊、龍榆生、詹安泰、陳娜、黃君坦、丁寧、李祁、鍾敬文、陳家慶、繆鉞、盧前、宛敏灝、呂貞白、胡邵、潘景鄭、吳世昌、錢仲聯、蘇仲翔、沈祖棻、盛配、萬雲駿、何之碩等人為第二代；吳天五、任銘善、吳則虞、黃墨谷、陳邇冬、吳調公、周退密、戴維璞、徐定戡、蔣禮鴻、饒宗頤、張珍懷、寇泰逢、趙濤翰、秦似、劉逸生、盛靜霞、琦君、羅忼烈、宋亦英、茅于美、陳邦炎、霍松林、吳紹烈、彭靖、喻蘅、史樹青、葉嘉瑩、劉征、張牧石、王筱婧等人為第三代、第四代。在當代詞壇，第一代作者的主要貢獻在於承前啟後，第二代作者是中堅力量，第三、第四代作者乃後起之秀。以下著重介紹第二代詞人中十名具有較大影響的作者：徐行恭、陳聲聰、張伯駒、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丁寧、詹安泰、李祁、沈祖棻。
(一)夏承燾、龍榆生、唐圭璋、詹安泰
夏承燾(一九零零——一九八六)、龍榆生(一九零二——一九六六)、唐圭璋(一九零一——)、詹安泰(一九零二——一九六六)，以畢生精力治詞，不旁騖他業，著作等身，並且長期掌教，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詞弟子，對於當代詞業建設有著突出的貢獻。
夏承燾字瞿禪，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溫州市)人。十四歲即嘗試填詞，所作<如夢令>有句“鸚鵡，鸚鵡，知否夢中言語”，頗見詞才。十九歲中學畢業，刻苦自修，三十歲前後即專門從事詞學研究工作。夏氏治詞，其突破口是白石聲學及詞人譜牒學。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姜白石旁譜考辨>在《燕京學報》發表，即引起詞界廣泛注視。他考訂詞人繫年，著《唐宋詞人年譜》，也為當代詞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夏氏治詞並不以此自限。他認認真真地編撰詞人年表，不厭其煩地劄錄詞例，對於某一詞人的某一具體事蹟，對於某一作品的某一特殊事例，一一進行過細研究；他把這一工作當作一項基礎工程，他的目的是在這一基礎上，進行構造詞學史乃至學術史、文化史的高樓大廈。經過六十幾年的努力，夏氏治詞的遠景規劃儘管尚未實現，但他有二十餘種詞學專著傳世，並留下《詞林繫年》及《詞例》兩巨著的未完稿，這卻是前無古人的。同時，夏氏從事詞的創作，也頗見其胸襟與氣度。他通曉聲律，而集中卻絕少和韻之作，也極少見所謂“四聲詞”。四聲配搭，祇重去聲，其餘不拘〔33〕。他曾學習姜白石、張玉田和蔣竹山，卻不忘“喚起龍洲鬥豪語”(<謝劉海粟畫家贈墨荷>中語)。夏氏不滿意吳文英，有朋友謂其詞“已由白石入夢窗”，則頗不以為然。謂：“予於二家實皆未用心也。”〔34〕夏氏曾自謂：“早年妄意合稼軒、白石、遺山、碧山為一家，終僅差近蔣竹山而已。”〔35〕並謂：“念宋詞有深遠堅蒼一種，與唐五代之婉麗靡曼者不同。予好以宋詩意境入詞，欲合唐詞宋詩為一體，恨才力不足副之。”〔36〕夏氏治詞，雄心勃勃，他想在詞史上另闢新境。夏氏曾在日記中寫下這麼一段話：“思中國詞中風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辭太多，以外國文學相比，其真有內容者，亦不過若法蘭西人之小說。求若拜倫哀希腊等偉大精神，中國詩中當難其匹，詞更卑靡塵下。東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軒之豪，舉不足以語此。以後作詞，試從此闢一新途徑。王靜安謂李後主詞，有釋迦、基督代人類負擔罪惡意，此語於重光為過譽。中國詞正少此一境也。”〔37〕可見，夏氏治詞，並不拘拘於“詞內”討生活，其視野甚為開闊，其所作詞絕非世俗所謂豪放、婉約二派所能概括。夏氏從二十餘歲起，就在詞界享有盛名，其生前即被尊為“一代詞宗”。晚清四大詞人中的朱祖謀，對夏氏極為器重。第一代詞人中，周岸登、林鵾翔、楊玉銜、冒廣生、金天羽、張爾田、夏敬觀、吳梅、馬一浮、劉永濟諸輩，曾與夏氏共同探討詞學問題。第二代詞人中，張伯駒、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黃君坦、丁寧、李祁、錢仲聯諸輩，對夏氏甚欽佩，相與切磋更為密切。第三、第四代詞人，有的為夏門弟子，有的是夏氏崇拜者，夏氏詞業，代有傳人。
龍榆生，原名沐勛，自稱龍七，後又名元亮，江西萬載人。早年從朱祖謀治詞業，為其傳燈弟子。朱祖謀去世，遺稿由龍氏整理刊行。龍氏治詞，承襲朱祖謀衣缽，又有所創新。朱祖謀治詞重在校勘之學，他不善說詞，晚年有人求教，多轉介至況周頤處。而龍氏則不同。龍氏除了箋注《東坡樂府》以進一步發明師說外，還善於說詞。龍氏所著<詞體之演進><東坡詞綜論><易安詞綜論><晚近詞風之轉變><如何建立中國詩歌之新體系>等文章，立論皆甚宏觀。龍氏於三十年代在上海主辦《詞學季刊》，四十年代在南京主辦《同聲》月刊，幾乎每期都有大塊文章。在當代詞人中，龍氏是足以與夏氏相匹敵的。但是，由於生活經歷不盡相同，個人稟賦也不相同，其治詞門徑及詞學觀也就不一樣。因而，其成就也就不同。夏氏生性樂觀，一生中有兩大嗜好：一為讀書，一為遊歷。夏氏反對“讀書苦”，主張“讀書樂”。“平生好遊，聞有佳山水即欣然往”一38〕，將美好湖山也當作一部書來讀。夏氏治詞，講究聲音，講究法度，但不作繭自縛，所謂情之所至，筆之所到，是毫無拘謹的。夏氏的詞既是自我人生樂趣的具體體現，又是江山神秀之所鍾，永遠有一種靈氣在其中。而龍氏則有所不同。年青時因生計所迫，其心境與詞境已帶苦寒滋味。中年以後，遭遇艱難，身心未爽，其聰明才智不得充份發揮，成就受到一定限制。但龍氏乃治詞能手，深知其中三昧，有關詞的見解甚為精到。龍氏論詞重意格。謂：“夫所謂意格，恒視作者之性情襟抱，與其身世之感，以為轉移。”一39一這就是說，詞作之有無意境，品格之高低，是與作者的生活道路及思想情感密切相關的，要提高詞的意格，必當於“詞外”求之。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龍氏論詞並重“詞內”功夫，他很重視詞作品對於作者性情的陶冶作用。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載：“(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接榆生信。謂予詞專從氣象方面落筆，琢句稍欠婉麗，或習性使然。此言正中予病。自審才性，似宜於七古詩，而不宜於詞。好驅使豪語，又斷不能效蘇、辛，縱成就亦不過中下之才，如龍洲、竹山而已。夢窗素所不喜，宜多讀清真詞以藥之。”夏氏自我剖析，與榆生之啟發密切相關。由此可見，龍氏深知治詞門徑，對於填詞此道，堪稱行家裏手。龍氏在詞史上的貢獻，大致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創辦詞學刊物，在三十年代，成為上海詞學重鎮的一位中心人物；第二，著詞論，為詞學宏觀研究發揮奠基作用；第三，編輯《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及編撰《唐宋詞格律》，三本書已成為當代治詞者人人案頭必備之書。龍氏詞學根基甚深厚，可惜於文革中抱憤而終，其著述，除《詞曲概論》已出版外，尚有《詞學十講》、詞集若干卷及大量專論有待結集刊行。
唐圭璋，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早年從吳梅治詞曲，與盧前同學。盧專攻曲，唐專攻詞。抗日戰爭以前，唐氏以全力校輯《全宋詞》。抗戰期間，唐氏任教重慶沙坪埧中央大學中文系，為配合教學，撰寫大量論文。一九四九年後，一邊教書，一邊著述。唐氏治詞，在詞籍校勘方面業績甚為顯著，繼《全宋詞》之後，所輯《全金元詞》，規模也甚可觀。這兩部詞叢編都是有功詞苑之巨構。此外，唐氏尚有《詞話叢編》五冊，將歷代詞話八十五種匯為一編，也為詞學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唐氏兢兢業業，六十幾年來為當代詞業建設做了大量具體工作，這是眾所周知的。至其詞論及詞作，則為其校勘方面的成就所掩蓋。實際上，唐氏詞論及詞創作，其造詣也是很高的。唐氏論詞對於況周頤所倡導的“拙、重、大”標準極為推重。曾謂：“拙、重、大是主要傾向，《風》《騷》以來無不如此，這不等於抹煞一切日常見聞、清新俊逸的作品。杜甫的‘數行秦樹直，萬點蜀山突’，多麼深刻、形象、重大，但‘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又何等輕靈細緻。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就是拙、重、大，出於至誠不做雕飾就是拙、重、大，因此，真摯就是拙，筆力千鈞就是重，氣象開闊就是大。‘為君憔悴盡，百花時’，‘不如從嫁與，作鴛鴦’，‘除卻天邊月，沒人知’，‘覺來知是夢，不勝悲’，都是真情鬱勃，都是拙、重、大。”一40〕並以此為指導思想，編撰《唐宋詞簡釋》，以具體體現其詞學觀點。在創作方面，唐氏有《夢桐詞》，存詞一百三十三首。其中，六十一首為抗戰期間所作，頗能體現其“拙、重、大”之旨。唐氏三十五歲即遭鼓盆之戚。次年，抗日軍興，避寇入蜀，詞章所寫家國存亡之痛及個人身世之感，都是內心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頗能動人心魄。由於家庭環境以及身體條件的限制，唐氏一向生活清苦，未能象夏承燾那樣，年青時“遊蹤雖未半天下，已勝當年謝客兒”一41〕，但他堅守崗位，默默無聞地工作，經過六十幾年的辛勤勞動，著述山積，和夏氏一樣同為海內外學者共敬仰。
詹安泰字祝南，號無庵，廣東饒平人。自幼酷愛古典詩詞。六歲進小學，十歲學寫詩，十三歲始填詞。大學畢業後，在嶺南從教垂四十年。詹氏平生治學，專於宋詞，而尤以周姜研究為最有得。詹氏論詞主境界，重寄託。曾謂：“詞至東坡，境界最大，取材最廣，可以議論古今，其作用不亞於詩文，蓋至是而詞體乃尊矣。”並謂：“作者之性情、品格、學問、身世以及其時之社會情況，有非他種史料所得明言者，反可於詞中得之也。”因此，詹氏十分重視關於宋詞社會意義的研究。四十年代初，詹氏在中山大學為研究生講授詞學，曾將多年研究成果撰為《詞學研究》。書稿包括十二論：論聲韻、論音律、論調譜、論章句、論意格、論修辭、論境界、論寄託、論起源、論派別、論批評、論編纂。初稿僅存前七論。六十年代初，又撰《宋詞研究》(未完稿)。二稿已由其門生湯擎民整理合編為《詹安泰詞學論稿》出版。詹氏《詞學論稿》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部自成體系的詞學理論專著。除了理論建樹，在創作實踐上，詹氏成就也是頗為卓絕的。三十年代，詹氏在詞壇上已頗有聲譽。吳梅曾稱其為“取徑一石(姜白石)二窗(吳夢窗、周草窗)而卓有成就者”〔42〕。其後，詹氏復得陳洵關於“問途碧山，宜所先也”之緒論，即專學王沂孫，並參究晚清王、鄭、朱、況四家之詞源，詞風為之一變〔43〕。他的第一部詞集《無庵詞》於一九三七年出版。兩年後，刊印詩集《滇南挂瓢集》。詹氏與國內倚聲名家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李冰若、盧前、陳運彰等時相酬唱，研究詞學問題，成為詞界知交。詹氏生前手書《鷦鷯巢詩》《無庵詞》稿本，饒宗頤序其詩，方孝岳、羅倬漢、夏承燾、唐圭璋、程千帆諸輩，或為作序，或為題辭，均予高度評價。此稿於一九八三年在香港影印刊行。詹氏所作詞，每將家國身世之感寄寓其間，有著深邃的命意，而且，他的詞綿麗而有疏宕之氣、空靈之境及沉鬱幽憂之思，在當代詞壇獨樹一幟。
(二)丁寜、李祁、沈祖棻
丁寜(一九零二——一九八零)、李祁(一九零二——)、沈祖(一九零九——一九七七)，是當代詞壇三位傑出的女詞人。三人經歷不同，但天分皆極高，其詞業成就備足稱道。
丁寧字懷楓，又字曇影，號還軒，江蘇鎮江人，後隨父移家揚州。幼喪父。十三能吟詠，二十能散文，三十善擊劍，乃絕代之才女。因為嫁與不良，受虐待，要求離婚，其母要其跪下發誓，不再嫁人，方才應允。丁氏終於孑然一身，依母以活。數年來，受盡種種摧折，神經受刺激，幾欲成癲。後來，從程善之學佛，才稍除昏擾一44一。抗日戰爭期間，丁氏隨母避難滬濱，與海上諸文士時相往還。夏承燾、任銘善、王巨川等均與唱和，而與龍榆生過從甚密。母病故，家資蕩盡，龍氏為介紹至南京國學圖書館，以傭書自給。一九四九年後，調至安徽省圖書館任古籍管理員。晚年受聘入省文史研究館。身世蕭條，生活清苦，其境遇至可悲詫。然而，正因為有此境遇，其詞才有他人所未能到達之境界。尤其是抗戰以後所作詞，其個人身世之感已與家國之痛完全融合在一起，因而顯得更加扣人心弦。例如“搔首幾回將天問，問神州何日煙塵歇”(<金縷曲>)以及“沉沉雲樹，渺渺山川，消息阻烽煙。悵望天涯，天涯不似故鄉遠”(<薄媚摘遍>)。這一些已遠遠超出了個人哀怨的範圍。所以，有人把丁氏比作當代的李易安。謂：“昔譚復堂謂，咸同兵燹，成就一蔣鹿潭，余亦以為抗日之戰，成就一還軒矣。若其遭逢喪亂，顛沛流離，又與漱玉無殊。”〔45〕當然還軒集中不少篇章所寫乃屬個人哀怨，不一定與邦國大事相關，但這類篇章多數以血淚為之，不同於一般無病呻吟之遊戲文字。所謂：“清冷澈骨，悱惻動人，確是您的心聲”〔46〕。這就是他人所無法企及的。丁氏有《還軒詞存》四卷，錄詞二百零四首，於一九八零年手訂刊行。
李祁字稚愚，湖南長沙人。自幼頗好古典詩歌。曾受業於李肖聃、劉麟生門下。工詩詞，並擅新詩。一九二二年起，即在《晨報》詩刊、《新月》雜誌以及《宇宙風》《人間世》等刊物發表詩歌、小說、散文及翻譯作品，頗得徐志摩讚賞。一九三三年參加中英庚款招考第一屆留英學生考試，赴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三七年學成歸國。抗戰期間，輾轉流離，倍嘗艱辛。抗戰勝利後，至浙江大學任教。一九四八年冬應聘赴嶺南大學講授英國文學。一個學期之後，想取道香港由海路返回，因道途受阻，不得成行。此後，臺灣大學傅斯年函電相邀，轉臺執教。一九五一年後由香港赴美，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及研究工作至今。李氏治學興趣相當廣泛，並注重中西詩學比較研究，對於詩詞本質認識尤為深刻。抗戰期間，李氏任教福建三元(今三明市)之江蘇學院，曾以<詩的本質>為題，就新詩、舊詩，西洋詩、中國詩進行深入探研。指出：“詩所給我們的，不是理智上的真理，而是使人有機會接近人生最真實的經驗。”例如：愛、鬥爭，死和死後的一切，這四件事所給予人的經驗就是人生最真實的經驗。同時，這四件事也是人生所最不能分析解決，即使得人生之所以為人生的事。這是人生喜怒哀樂的本源。所以，當喜怒哀樂之情動於中的時侯，人就要寫詩，這就是詩的本質。李氏認為，這是古今中外詩創作的共同規律。李氏治詩詞，視野甚寬闊，造詣非同一般。李肖聃曾謂其“天分絕高，文采秀發”。並批其早期作品曰：“含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雅韻欲流，群言旁挹。循覽一過，快慰莫名。”李氏填詞，頗喜蘇、辛及姜白石，所作清剛柔婉並饒深長意味。在浙江大學任教時，住西湖羅苑，臨湖而居，曾有<浣溪沙>四首，狀寫西湖美景及內心美好感受。夏承燾見之，讀至“半湖青玉望風欹”一句，即大聲稱道：“以三份之一的西湖換此一句何如?”李答：“否。”夏即謂：“那就半個西湖。”可見其傾慕心情。旅居海外，李氏出版學術著作近十種，所著《李祁詩詞集》手稿也於一九七五年由臺灣藝文書局影印刊行。最近幾年，李氏正與助手歐邁愷(Micheal Patrick O’Connor)博士合譯《近代中國詞選》並撰寫學術巨著《朱熹研究》。二書即將由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飄泊異域，心繫中華。李氏曾在大量詩詞中，抒寫其思鄉情緒。李氏並將幾十年所作親自手訂為《李祁詩詞全集》，寄回國內。此書將由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數名女詞人中，李氏學識最淵博，成就最卓著，在當代中國詞壇，亦堪稱大家。
沈祖棻字子苾，別署紫曼，浙江海鹽人。汪東女弟子。大學期間，即有詞名，頗得前輩讚賞。一九四二年始以詩律教授，在各大學任教垂三十載。一九七七年，不幸死於車禍。沈氏所作詞，善於以平常之閒言語，抒寫極生動感人之真情性。詞家當行，有過於易安。傳世《涉江詞》五卷，存詞三百八十九首，頗多上乘之作。因其善以斜陽、故國、山河、胡塵入詞，尤其是用“斜陽”二字無不佳，人稱“沈斜陽”〔47〕。汪東序其《涉江詞稿》，謂其十餘年來有三變：“方其肄業上庠，覃思多暇，摹繪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辭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蕩，奔竄殊域，骨肉凋謝之痛，思婦離別之感，國憂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則觸忌諱，茹之則有未甘，憔悴呻吟，惟取自喻，故其辭沈咽而多風。寇難旋夷，杼軸益匱。政治日壞，民生日艱。向所冀望於恢復之後者，悉為泡幻。加以弱質善病，意氣不揚，靈襟綺思，都成灰槁，故其辭澹而彌哀。”沈氏詞業發展道路，於汪序大致可見其大概。但汪序所說，均為其舊作，一九四九年後，沈氏潛心教學與研究，未見新作。因此，年青讀者看《涉江詞》，如果不是聯繫其具體社會背景，就難免有一種隔世之感。至於沈氏詞學觀點及詞論，可從《宋詞賞析》及所附錄數篇論詞文章探知一、二。沈氏論詞是有一定針對性的。在高等學校中文系，青年教師及研究生認為：宋詞不大好懂，要批判其思想內容比較容易，要肯定其藝術技巧則比較困難。沈氏論詞，便側重於藝術分析。而且，對於某種傳統偏見，也大膽地予以糾正。例如蘇軾，近代以來的詞論家多肯定其“以詩為詞”，並將其推尊為文學革命的典型。沈氏論蘇，既肯定其“以詩為詞”的一面，又肯定其“以詞為詞”的另一面，並且較為客觀地評判蘇詞創作的歷史功績及流弊。沈氏論詞，在當時重思想、輕藝術，以政治鑒定替代藝術批評的社會環境中，無疑是非常難得的。沈氏能創作，並且有理論，是當代女詞人中的高手。
(三)張伯駒、陳聲聰、徐行恭
張伯駒(一八九八——一九八二)、陳聲聰(一八九七——一九八七)、徐行恭(一八九三——)，經歷與上述諸詞人有所不同。三人中，除張伯駒外，治詞時間均較晚，而且三人均不曾在高等學校及專門研究機構研治詞學。但三人均享高壽，從事詞業活動時間仍甚長，經驗十分豐富，與詞界作者交往也甚為廣泛，在當代詞壇，是頗有影響的人物。
張伯駒字叢碧，河南項城人。出身於官宦之家，與清季鎮國將軍溥西園、袁世凱次子袁寒雲、張作霖愛子張學良並稱“四大公子”。伯駒七歲時過繼給伯父張振芳。振芳為前清進士，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振芳任長蘆鹽運使；袁世凱為大總統，授振芳為直隸總督。振芳投資百萬大洋，創建北方第一家商業銀行——中國鹽業銀行。伯駒為這個家族的惟一繼承人。伯駒七歲入私塾，九歲能詩，人稱“神童”。稍長，就讀於天津新學書院。十九歲時，入袁世凱兼團長的中央陸軍混成模範團騎科。畢業後晉升為提調參議。但伯駒“悔覓封侯”(<八聲甘州·三十自壽>)，也不願意繼承家業，三十以後，即全力為詞，並廣泛收藏古書畫。伯駒多才多藝，既工詩詞、能繪事、擅京劇、精鑒賞，又有高超棋藝〔48〕。但對於詞業建設尤為熱心。三十年代，曾參與郭則澐、傅沅叔、林葆恆諸輩所創立之蟄園詩社及瓶花簃詞社，賦詩填詞，在京、津一帶頗有名氣。至一九五零年，全國各地詩社、詞社活動基本絕蹟，伯駒則續創庚寅社(即展春詞社)，試圖重振詞業。這是清末以來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後一個詞社。五十年代中期，伯駒並與葉恭綽等人上書周恩來，建議成立全國性的韻文學會。此舉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後因種種緣故，此事耽擱了二十餘年。七十年代末，張伯駒與夏承燾再度發起，經各地吟友大力贊助，中國韻文學會才於一九八四年秋在長沙成立。幾十年中，伯駒為發展詞業做了大量工作。同時，他還身體力行，勤奮創作與著述。伯駒以藝術為生命，其詞重情性、重氣質，一切皆出以自然真率，甚是本色當行。其《叢碧詞》集三十至五十二歲所作為一卷，先有木刻本，後增訂排印。周汝昌為撰跋。曰：詞以李後主始，而以伯駒為殿。此語一出，諸詞老皆驚。此後二十餘年，再集《春游詞》《秦游詞》《霧中詞》，各附自序。至一九七四年，一年之內得二百數十首，命為“無名詞”。自謂：“蓋為知止而止，此後不再為詞，無詞即無名矣。使余心如止水，如死灰，盡忘一生之事；於余一身未了將了之前，先入此境界。”但以後又有《續斷詞》，為補平生未了之緣。伯駒一生所作詞以數千計，上述六集乃生前自定稿，謹一千餘首。伯駒身後，其婿樓宇棟將其輯為《張伯駒詞集》，於一九八五年五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外，伯駒還十分重視詞學理論研究，所著《叢碧詞話》，“談藝賞音，折衷眾說，時得真解”，是真能知詞者之言也〔49〕。在近百年來，伯駒是不可多得的一位專業詞人。
陳聲聰字兼于，號壺因，又號荷堂，福建福州人。少時才質穎異，讀書不願死記硬背。畢業於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科，長期從事稅務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在上海某工廠任職，並受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陳氏於詩書六藝，無所不通。早歲在北京，即以書法名於時。亦工詩，而不常示人，僅加入其外舅方策六及林仲樞糾合之谷社。其為詩，先學江西體，後學東坡、誠齋，莩甲新意，漸近自然。又因詩而喜詞，與邵伯褧、袁文藪、壽石工、向仲堅諸詞人遊，然不肯輕易嘗試。及至在重慶結識喬大壯，受其影響，即稍有所作。但大量創作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當時在上海，遇李蘇堂、徐行恭、龍榆生等人，始相約填詞。陳氏以作詩、作文的才情與經驗治詞，遊戲三昧，很快獲得突出成就。陳氏自言五十以後始作詞，初喜玉田、梅溪，謂玉田清空瀏亮，可以見才氣，梅溪盡態極妍，可以窮物狀，宜於學步。但他天機兖兖，才情敏贍，實非玉田、梅溪所能限一50〕。何之碩評其詞曰：“小令和婉韻秀，長調疏蕩清空。自謂喜梅溪、玉田，實亦兼得東坡勝處。”所著《壺因詞》，以舊形式譜寫新內容、創造新詞境，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陳氏填詞，起步較晚，但已有四十餘年歷史。因其閱歷長，交遊廣，對於近百年來填詞家的情況非常熟悉，陳氏已成為當代詞壇承前啟後的一位重要人物。陳氏詞界朋友遍天下，民國以前出生的作者，他所見到的，自譚獻以至陳匪石、呂碧城、龍榆生、丁寧、沈祖棻等，有四十五人，民國以後出生的作者，到其寓所茂名南路兼于閣求教者，尤其難以計數。陳氏晚年，其書齋號稱小沙龍，滬上一批老詩人、老詞人，每逢周五，都前去品茶譚藝。例如高仁偶、陳琴趣、沈軼劉、陳九思、包謙六、施蟄存、周煉霞、呂貞白、何之碩、周退密、張珍懷諸輩，皆為其座上賓客。小沙龍盛時，與會者一、二十人。談詩說藝，春風滿座。陳氏曾賦七絕一首，記述當時情景：“譚藝清茶一盞同，寒齋亦號小沙龍。題詩早已紗籠壁，勝聽闍黎飯後鐘。”陳氏治詞，既有創作，又有理論。一九八零年刊行《壺因詞》(自刻本)，錄詞近百首，以後所作尚未結集；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填詞要略及詞評四篇》，收入《填詞要略》《讀詞枝語》《閩詞談屑》《論近代詞絕句》《人間詞話述評》五種詞學著述，從各個不同角度為今之讀詞、填詞者，提供豐富的經驗，是一部傳授入門秘訣的書。陳氏一生的成就，詩大於詞，所著《兼于閣詩》《兼于閣詩續》《兼于閣詩再續》，存詩七百餘首，一九八零年以後所作未包括在內，並有《兼于閣詩話》《兼于閣詩話續編》傳世。可以說，陳氏乃以餘事作詞人，但是，就其詞業成就看，在當代詞壇，亦足名家。
徐行恭字顒若，號曙岑，別號竹閒居士，晚稱玄叟，浙江杭州人。一九四九年前曾在銀行任職。一九四九年後為浙江省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徐氏早以詩名，三十七歲時即有詩集行世。所刻《竹閒吟榭集》十卷，得古近體詩千餘首，大都為宦遊北京時所作。後有續集十二卷，詩千餘首。徐氏與陳聲聰為詩壇舊交。京都別後，至一九四九年秋，兩人復聚於上海，即相約填詞。徐氏與陳氏一樣，其詞名均為其詩所掩。徐氏善為深湛綿邈之思，含豪孤往，對於詞的造詣獨深。四十餘年，所著《延佇詞》三編，得詞六百首。其詞“於雍容大雅之中，融會意境，抑揚聲律，不失宋賢矩範”，其目標，即在熔浙、常二派於一爐(陳世宜語)。徐氏自五十年代中即退休，居杭州之湖墅倉基上，近年遷拱墅區公房。閒居無事，專致著述，並廣泛結交海內、外詞家。徐氏今年九十六高齡，為當代詞人中最年長者。徐氏雖未有詞學理論專著行世，但當代詞家如有詞集印行，多乞為序。大量序文，體現了他的詞學觀點。其中既有對於千年詞史的評判，又有自身治詞的經驗之談，能發前人所未發，令人信服。最近，徐氏有<學詩與詞之緣起及詞中一得>一文，自敘其治詩治詞之心得體會，謹轉錄於此，以供參考。
昔孔安國貧，與人庸鋤，休息輒誦讀經典。僕少也賤，亦嘗繫纍衣食，寄人廡下。掩燈自課，轉慕前哲，刻苦奮厲。弱冠，侍父北走上京。旋役役於世之所謂仕者，博升斗，資事畜焉。年二十六，忽思為韻語。偶過燼餘廢壚，恍若有觸。歸寫為五字詩，得“焦木臥斜陽”句。父見之曰：“嘻!是可學也。”遂寢饋於斯，雖簿書壓腕，未嘗輟業。復承教於諸長德碩彥，藝得漸進。此為學詩之始。
向僕崇詩黜詞。以為此昵昵兒女語，非丈夫所當為。洎賦中年，遭逢板蕩，詩猶懶理，遑顧其他。歲乙酉(一九四五年)，京觀封鯨，神州復旦。越五稔而次庚寅(一九五零年)，謀食歇浦，行年且五十有八矣。偶與三五素心，休務小集。緣詩及詞，縱踴嘗試。林君松峰，陳君兼于，實導先河。稍習，覺詩有所不能宣者，惟詞或能達之。於是靈襟默運，一泄諸詞，轉視詩為少趣。因歎夙見之隘，唐突前哲，心滋愧焉。此為學詞之始。
詞主意境，次藻采。有意境，無藻采，則滯。有藻采，無意境，則滑。意境見才華，藻采見學力。二者得兼，一以聲律貫之，方等完璧。至運用典故，誠佐比興，但捋扯過僻，鄰乎晦澀，反阻生機，亦為操觚家之一蔽。至若含思綿邈，寄託出入，神貴自然，意主沈鬱，聯起結之紐，嚴上去之辨，則岳岳前賢，諭之熟矣，無俟淺學者之一再喋喋。慚廁前茅，渴期後勁。歲次戊辰(一九八八年)人日，玄叟徐行恭書於杭之北墅春最樓，時年九十有六。
上述十大詞人，就其詞業成就看，雖各有其側重點，但也有共通之處。第一，具有一定數量與質量的詞作品；第二，對於詞學此道體會深刻，或多或少均有詞論著述傳世；第三，詞業活動時間長，接觸面廣，當代詞壇許多重大事件都與其相關。十大詞人中，七人已逝世，三人仍健在。徐行恭居杭州，日課一詞。唐圭璋居南京，正指導博士研究生。李祁居美國，仍念念不忘故國家山。三人乃當代十大詞人中僅存之碩果。
三
以上兩部份已就近百年來詞業發展概貌以及十大詞人的詞業活動作了粗略的描述，這裏擬就詞業發展過程中若干值得探討的問題談談個人看法，以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一)詞體繼續生存並發展的原因何在?
近百年來，社會歷史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唐宋時期詞所藉以滋生的社會條件已不復存在，詞這一詩歌様式經歴過種種衝擊，幾次被打入“冷宮”，為甚麼還能生存下來，並有今日如此繁榮昌盛的局面?這是當前詩界、詞界所關注的一個問題，但人們有關這一問題的答案，仍然較為籠統。諸如因其具有悠久的歴史，所以打不倒，或因其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所以能夠繼續存在與發展，等等，都未能將問題的實質講清楚。此外，有的則僅僅是羅列事例，說明“存在”，並未揭示其根源。因此，這問題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探討。
近百年來，詞這一詩歌樣式繼續生存、發展的原因，我看有以下三點：
首先，從詞體自身看，因其具有特殊的形式，特殊的結構組合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殊性格，這是詞體所以能夠在各種文體相互競爭中不斷獲勝而得到生存發展的主觀原因，即內因。
現傳千餘詞調、近二千體式，在字聲安排、句法、韻協(叶)以及聲情配搭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看起來很不自由，實際上各種各樣的體式，姿態萬千，正為人們抒寫情感、反映真實，提供可以任意選擇的廣闊天地。有人認為，詞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種自由詩，或白話詩，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與近體格律詩相比，詞在格式上、在語言運用上確實較為自由，並且通俗化。例如：敦煌歌辭中的許多曲子詞以及唐宋時代文人學士為應歌所製作的大量小歌詞，可以說都是當時的自由詩，或白話詩。鼎盛時期的詞，它的自由詩，或白話詩的優越性，通過合樂歌唱的形式，有了充份的發揮，終於發展成為“一代之文學”。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已得到充份的肯定。宋以後，詞樂不傳，詞已成為一種不必合樂、不一定可歌的韻文體式，但它自身所具有的自由詩，或白話詩的優越性，並未完全喪失。因為，音理失傳，詞格俱在〔51〕。詞體流傳下來的種種格律模式，一整套嚴格的結構組合規則，包括字聲、韻協(叶)等格式規定，正是鼎盛時期歌詞合樂所留下的音樂印記。宋以後的詞，不同於一般韻文體式，它仍然是一種特殊的詩歌樣式，即特殊的韻文體式。這種特殊性體現在：詞的格式並非與內容表達、聲情表達毫無相干的空架子，而是對於內容組合、聲情配搭具有一定“參與意識”的特殊格式，而且正因為這種特殊格式的制約，所謂“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52一，也就形成了詞的特殊性格。關於詞的特殊性格，拙著《詞與音樂關係研究》曾指出：一、“詞以境界為最上”，此境界，“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王國維《人間詞話》)，創造“人心中之一境界”，這既是詞的藝術職能，又是詞的特性。二、“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詞發揚了六朝時期詩、賦“緣情”、“體物”的傳統，將“閨音”與“艷情”，作為自己的傳統題材。三、“詞以清切婉麗為宗”(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東坡詞提要》)，“清切婉麗”就是詞的本色。合此三者，便構成了詞的性格，也就是詞的特殊性格〔53〕。當然，隨著社會發展變化，詞的性格也不斷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總是受到詞的特殊格式及特殊表現方法的約束，不可能變得和其它韻文體式一樣。所以，人們對於詞這一眾多韻文體式中的一體，至今仍然另眼看待。這就是近百年來詞體賴以生存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也即內在因素。
其次，從詞體以外其他詩歌様式看，近百年來詞的生存發展，也是新詩崛起所產生的相反相成作用的結果。這是詞體賴以生存發展的一個客觀原因，即外因。
本世紀新詩崛起，來勢很猛，一下子便統治了整個詩壇，但作為一種開天闢地的新體詩，因為不是一開始就能夠自覺地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沃土當中，其成效一直未能令人滿意。即：新詩的發展，主要在借鑒，而忽視了繼承。諸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體，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形式，拿來就用，開始時頗為新奇，慢慢地就不帶刺激。於是，所謂無標點詩，或者祇有標點而沒有文字的詩，一個問號、一個感歎號就可以代表一首詩的詩，讓人眼花繚亂。至於內容，所謂存在主義、自我意識，更是出現了不少令一代大詩人變成“詩盲”的詩。等等。新詩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早在二十年代，聞一多對於一味依傍外國、盲目按照別人的聲口腔調寫詩的做法，就已產生懷疑。提出：“勒馬迴繮作舊詩”〔54〕。四十年代，陳毅作<湖海開征引>，所謂“晚近新詩出，改革僅形式。其中洋八股，列位更末次”，也明確地揭示其弊病。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不讚成在青年中提倡舊體詩詞，但其公開發表的是舊體詩詞而不是新體詩。而且，毛澤東還曾嚴肅地批評過新詩。謂：“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55〕近年來，若干“詩盲”的呼籲，也反映了新詩在發展變革中所出現的問题。所以，最近有人提出：“新詩須確立擺脫意識。”這種擺脫意識主要指“改變中國新詩被動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響的局面”〔56〕。這說明，新詩界的有識之士對於借鑒西方所出現的弊端是頗有所感的。凡此種種，都為舊體詩詞，尤其是詞，留下了一條生路。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某些原來寫新詩的作家如陳邇冬、臧克家、秦似、程光銳、丁芒、劉征等，都轉而專寫舊體詩詞或寫舊體詩詞而兼寫新體詩，並獲得良好的效果。臧克家為劉征舊體詩詞集所作序稱：
新詩、舊體詩，一脈相通。形式雖老而藝術要求初無二致。現在作舊體詩，必須思想新，感情新，語言新，否則不能稱為今日之舊體詩。有人說：而今寫舊體詩，對新體詩說是一種倒退，其實不然。證之以劉征、光銳之舊體詩詞，它們時代氣息撲人，讀之琅琅上口，較之不少晦澀之新詩，好懂而且易於成誦。詩之現實主義精神與時代風雲氣息之有無強弱，固不在形式而取決於內容。〔57〕
這裏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甚麼舊體詩詞反而比不少新詩“好懂而且易於成誦”?這除了說明不在形式之新舊、關鍵取決於內容這一道理之外，還說明舊體詩詞對於表現新思想、新感情，仍具有一定的適應性這一客觀事實。所以，當新詩未能為藝術家表現真實提供“正確的形式”之時，藝術家不得不從傳統文化的寶庫中尋找“正確的形式”〔58〕，這就是新詩崛起對於舊體詩詞的發展所產生的一種推進力量。新詩崛起所產生的相反相成的作用，舊體格律詩及詞同時受益，這就是本文所說的詞體賴以生存發展的一個客觀原因。
再次，從社會文化心理看，因為詞體所具有的特殊性，人們喜歡填詞，喜歡藉助於詞以寄寓懷抱，這是詞體賴以生存發展的另一個客觀原因，即另一個外因。但這也是由詞體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近百年來，風雲變幻，尤其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傳統的經世之文章已無補於世，白話文、白話詩取代了一切。在這一具體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既未能為詞的滋生與發展提供優裕的物質條件，又未能因填詞而博得高官厚祿，為甚麼人們仍然喜歡填詞?有一篇序文，揭示了其中奧秘。曰：
世變極矣，方識之無遂於國事經世之文，尚資白話，何言詞也；自公退食，博奕猶賢簿書，鞅掌已苦難堪，遑論詞也；不在其位，縱擴捭闔，處心積慮，惟恐不亂，安問詞也；不寧惟是，營營干進，上官每不識字，恣睢草澤，揭竿便稱健者，更無事詞也。由此言之，士即能詞，無寧與世所謂名士，比權量力，今日佞神明，明日媚倡優耳。
此詩文厄運，詞又豈能倖逃耶。雖然，文字之獄，詩文易蹈，詞則罕焉。誠以詞之為物，顯者晦之，直者曲之，即有時姓氏事蹟刻書靡遺，而閱者熟視無睹。芳草美人，祖詩父騷，其效乃竟至此也。此則詞所擅長，雖詩文比興、文號寓言，未可同年而語也。夫指斥乘輿，昔以為罪，士論閔之。今則赳赳武夫，言者罪也；莘莘學子，言者罪也；甚至娥娥紅粉，言者亦罪也。既曰民主，乃無地非乘輿，則玨庵又惡得不姑以詞見耶。〔59〕
這是李澄宇為壽鑈《玨庵詞》所作序。時，一九二零年五月。“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但當時社會“乃無地非乘輿”，言論不自由，人們祇好藉助於詞以與社會上的“權”與“力”相抗衡。因為詞，繼承了《詩經》《楚辭》的傳統，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可以使“顯者晦之，直者曲之”，即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不易下文字獄。所以，人們即以詞而見知於世。這是六十年前的事。前一、二年，有位新詩作者著文聲稱：在十年動亂中寫作舊體詩詞，是因為當時隱藏在心底的話，不便以新體白話詩的形式直接說出，祇有舊體詩詞才能夠準確表達。可見，大量“牛棚詩”、“牛棚詞”的出現，也與這種“隱蔽性”有關；六十年前或六十年後，人們喜歡填詞，同様鑽了中國封建専制統治的空子。
當然，詞體反映現實所具有的這種“隱蔽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中國“四五”運動期間所出現的詩詞熱潮就是一個明證。所謂“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廣場上所出現的大量詩詞作品，充份體現了作者不怕死、不怕下文字獄的英雄氣概。“四五”運動不僅衝破了詞體自身的“隱蔽性”，而且也衝開了一個缺口，讓舊體詩詞從“冷宮”裏解放出來，重新面向廣闊的社會人生。這一事實說明：詞體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包括“隱蔽性”，又有對於客觀現實社會的適應性，它將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與時代共推移，不斷向前發展。
到了開放、改革新時期，政治清明，似已無有可隱蔽之事，但人們的內心世界畢竟是繁複多樣的。所謂“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於聲”〔60〕，人們仍然喜歡填詞。這就是近百年來詞業再度復興的社會基礎。
上述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為百年詞業的生存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就是詞這一特殊詩體所以打不倒的原因。
(二)詞業現狀及發展前景如何?
詞體自身所具備的特殊性，有利有弊。既有較大的優越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近百年來的詞，充份體現了這一矛盾現象。例如：宋以後，歷經元、明、清，一直到現在，詞之所以能夠繼續生存與發展，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具有特殊的形式，特殊的結構組合方式，但詞的體制畢竟過於窄小，容量極為有限，這對於反映現實、展現歷史圖卷，無疑是一種天然的限制。而且因為詞作者從來講究疆界，講究詞與其他詩歌様式的區別，這也於有意無意當中增添了種種限制。詞史上，經過幾番變革，不斷擴大體制，拓展疆界，詞的視野有所開展，詞的社會功能也有所提高。尤其是近百年來，千百作者進行種種探索，嘗試以舊形式表現新內容，詞所展現的歷史圖卷相當廣闊，這是以往時代的詞所無法比擬的。然而，近百年來的詞，即當代詞仍存在嚴重的缺陷。即：抒寫新內容、新思想難好，抒寫舊內容、舊思想易工，在反映現實的深度與廣度上，似不及其他詩歌樣式。第一代、第二代作者在舊社會多為出色當行的填詞能手，進入新社會，不少人卻就此洗手不幹。究其原因，多種多樣，其中一條當是對於表現新內容、新思想感到無能為力。所謂“學作新詩句未平”〔61〕，就是這一意思。某些人偶然效颦，也難見稱心之作。而第三、第四代作者，以舊詞譜寫新聲，也往往出現標語、口號式的篇章，少見佳作。因此，近四十年來，詞的創作似乎也有所分工。不少作者將自己的作品分為兩類：一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適時之作，二是不見公婆、不示人，或祇在二、三知己中流傳的性情之作。這兩種類型的作品各有長短，前一類作品有一定時代生活氣息，其缺點是，詞匯新、內容新，而缺乏詩的韻味；後一類作品透澈玲瓏，可見性靈，而有一種隔世之感。二者兼長的作品甚難得。最近幾年，改革、開放，這種分工似乎已不太必要，而綜觀各種公開或不公開的出版物，連篇纍牘，仍然是詞多好少。
當代詞業所存在的缺陷，其原因，除了詞體自身的局限性之外，還在於：由於“詩莊詞媚”、詞為“小道”、為“語業”等傳統觀念的束縛，人們不習慣在詞中表現政治理想或進行倫理說教，嚴分疆界，當超過一定限度則變成作繭自縛；由於缺乏藝術創作經驗，凡是表現大題材、展示大場面，大多僅僅停留在就事論事上，祇要將事件本末套入詞中就算了事，或者滿足於湊合新名詞、新術語，未能將哲人之思與詩人之感融為一體。因此，如上文所述，詞體在近百年來所面臨的復舊與革新的矛盾，至今仍然難以調和。
就詞業現狀看，所謂復舊與革新的矛盾，主要體現為內容與形式的矛盾。詞業發展前景，即出路，就在於不斷探索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與途徑。近百年來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方法與途徑，就是“舊瓶裝新酒”。
“舊瓶裝新酒”，這是一切藝術形式不斷發展創新的共同規律。就詞的發展史看，本世紀四十年代陳毅創“湖海藝文社”，為舊瓶新酒派樹立典型，一千多年前的柳永，所謂“變舊聲作新聲”、“大得聲稱於世”〔62〕，又何嘗不是“舊瓶裝新酒”。“舊瓶裝新酒”，這是一句老話，但是，仍有必要進一步加以闡述。
①關於“瓶”的問題，即形式問題。
“瓶”的問題，即形式問題，至關緊要。近百年來，一直存在分歧意見：有的人認為，詞的形式格律是僵死的模式，束縛思想，必須完全砸爛，重新來過。這叫不守格律，是上述解放派中的“極左派”。至今一、二全國性報刊上所載某些祇是掛著招牌而全然不顧平仄韻部的所謂“詞”，就屬於這一派。另外有人認為，既是“倚聲填詞”，就“祇能依宋以前名作按字填之，不得任意增損”〔63〕，主張見入填入，見上填上。這叫死守格律，是尊體派中的“極右派”。近百年來，若干“四聲詞”屬於這一派，當今詞壇則少見此類篇章。兩種意見，兩種做法，都較為極端，甚不足取。正確的做法，必須包括兩個方面，既要重視“瓶”的作用，重視形式格律，又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通變”。這裏先說前者，這是個態度問題，要求對於“瓶”要有正確的認識，不可採取“虛無主義”的做法。對此，葉聖陶曾經有過論述：
記得有個“舊瓶裝新酒”的比喻：詩詞雖然是舊形式，跟“五四”以來提倡的新詩一樣，也能反映咱們這個時代的生活。所以我想，瓶子無論新舊，咱們總希望瓶子裏裝的酒又香又醇，總希望咱們的詩人能用精粹的語言，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寫出各自的好詩來。〔64〕
將舊瓶與新瓶、舊詩詞與新詩並提，認為對於二者應當一視同仁，就是說無論舊形式、新形式，都能寫出好詩來。這是對於舊詩詞傳統格式及傳統表現方法的大膽肯定。當代詞作者應該有這種膽略和氣魄。
除了端正態度以外，對於“瓶”，即形式問題，還必須採取“適變”的做法。這就是說，有關詞的種種格式規定，既不可不守，又不可死守，應適當加以變通。其具體做法大致有二：一是四聲通變，二是鄰韻相借。四聲通變，除入可分派平上去三聲外，尚有可通變處，盛配將其歸納為七點，特轉錄於此，以備參考。
一、上入通用。凡宜用上者，均可改用任何入聲。照理應以入聲之可作上者代上，但不能有如此細緻。
二、入聲作平。為所有入聲，均可偶借作平聲用。亦不能細緻地僅以原可以作平者代平。是為宋詞中所習見。
三、上聲代平。萬氏云：“上之為音，輕柔而退遜，故近於平。”又云：“本宜平聲，而古詞偶有用上者，近似於拗，乃借以代平，無害於腔。”(《詞律·發凡》)
四、平聱代上。上、平音近，當可互代。前人詞於上去、上去平，每作平去、平去平，時且認為音美。
五、陽上作去。此點變通，吳梅早已提出。夏承燾撰<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乃為證實之。實則《詞林正韻》與夫標準國音已將不少正濁上聲字，直列作去聲，大異於《廣韻》矣。世人對次濁上聲作去，有尚置疑。余為從周柳詞中搜取例證近三十餘條，一再證明次濁上聲，亦可以作去。
六、陰去作上。所作者為陰上，亦若陽上作去，所作者為陽去也。其音理一同陽上作去。在前人詞篇中，偶或見之，余亦為搜證十餘條。
七、陽平作去與入作陽平轉去。謝元淮所云“陽平宜搭去聲”一語，已可作為初步佐證。理由為凡是陽聱，均屬聲調激揚，均得融化之為去。余亦為從周柳詞中搜取例證，各六、七條。〔65〕
這七條原則是根據前人創作實踐歸納出來的，說明前人填詞，包括柳永、周邦彥等人填詞，已經靈活掌握，今人填詞，應當引為借鑒。至於借韻，除上述所謂本宜平韻偶有用上者借以代平外，就是鄰韻相借，而對於這一“鄰”字，是“近鄰”或“遠鄰”，借代範圍如何掌握，尚須加以探討。有人主張用十三轍押韻，或用普通話押韻，有人不同意，以為借代範圍太寬。本書所錄作品，僅限於近鄰相借及方音相借。具體韻例，均在篇中一一注明。有此兩條通變方法處理形式格律問題，那就自由得多。但是，所謂“通變”，並不是可以隨心所欲、任意借代，也與不顧平仄與韻部的作法不同。其中有一條原則必須遵守，即：不可忽視詞體在格式上的特殊規定。這類特殊規定一般安排在每一詞調的音律吃緊處，如起、結、過片等部位。此等關鍵部位各詞調如有特殊安排，即不宜講“通變”。
②關於“酒”的問題，即思想內容問題。
當代詞壇，“酒”的問題，即思想內容問題，也是一個相當要緊的問題。因為祇有“瓶”，沒有好的酒，或者祇是水，將令人失望。近幾年來，舊體詩詞刊物，其數量已大大超過新詩刊物，但打開一看，幾乎同是一個模式：韻裏江山、紀念祝賀、詠物抒懷、品題酬唱、緬懷憑弔、雛鳳新聲。等等。有人批評舊體詩詞創作，謂其題材狹窄，存在四多四少現象：一、歌頌多，暴露少；二、自然題材多，社會題材少；三、應景賜答題材多，感時傷事題材少；四、吟詠古蹟、憑弔古人題材多，對歷史作科學反思作品少。認為：這就是平庸的表現。並指出：平庸是舊體詩作者致命弱點，也是舊體詩振興和繁榮的大敵〔66〕。這一批評非常中肯。
舊體詩詞，人們稱它為格律詩詞。作詩填詞必須符合格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祇是符合格律，一天可以做幾十首，算不得好詩，或者根本夠不上詩的資格。有的人祇是在形式格律上下功夫，在字面上盡量雕飾，將瓶子裝點得十分富麗堂皇，非常眩人眼目，而其中所裝的卻是水，不是酒，那是徒勞的。因此，葉聖陶曾提出：“瓶無新舊，酒必芳醇”。一67〕就是要求作者在思想內容上有所創新。
就詞業現狀看，“酒”的問題，即思想內容問題，似當擺在首位。不提高“酒”的質量，充實思想內容，就無法尊詞體，無法增強詞在眾多詩歌樣式中的競爭能力。為此，必須做到以下兩點：一是要有上等的造酒原料，二是要有上等的釀造技術。前者要求詞作家打破傳統的詞學觀念，樹立對於社會現實生活的“參與意識”，盡可能將人們共同關心的重大題材放入詞中，讓小歌詞也承擔起展示歷史圖卷的使命；後者要求詞作家在藝術表現方法上，努力探索，大膽創造，將重大題材表現得更富有藝術魅力，因而更加具有“史詩”價值。這就是說，要體現“時代的生活和情緒”(高爾基語，詳下引語)，用詞這一特殊詩體寫出激動人心的好詩來。當然，我們不是題材決定論者，對於用傳統方法寫作傳統題材而能夠出新意的作品，或者能夠體現內心真實、體現性靈的作品，也是應當歡迎的。高爾基論文學藝術，在強調體現“時代的生活和情緒”的同時，並不排除“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以為“努力‘從內心’瞭解人，研究和說明他的舊生活方式和他的古老的習慣”，也是文學藝術的任務〔68一。因此，我們應當保護這部份作者的創造精神。但是，鑒於當今詞壇普遍存在“貧血癥”的現象，即瓶子裏含水量過高的現象，有意識地增加點濃度，以增強詞的體質，也還是很有必要的。
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揚棄“工具論”，但對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69〕的傳統是否也當揚棄，我看應當採取謹慎的態度。我們反對把詩詞當作標語口號，當作政治標籤，或者當作某種道德倫理說教的工具，但也不讚成脫離客觀社會現實，發隔世之音，創作傳統文化的復製品，那是缺乏生命力的。近百年來詞業發展史證明：祇有“為時”、“為事”，才是創造“一代新聲”的根本出路。
③關於“裝”的問題，即表現方法問題。
“舊瓶裝新酒”，關鍵還在講究一個“裝”字。因為這一個“裝”字，含有釀造的意思。這就是說，舊瓶與新酒，舊形式與新內容，二者並非機械地混合，而是有機的化合，二者經過“裝”的步驟，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講究“裝”字，就是講究釀造技術，即藝術表現方法。就詞的歷史發展進程看，這一個“裝”字一直受到作者的重視。北宋時期，柳永“變舊聲作新聲”，其“屯田家法”(包括鋪敘方法)，就是“裝”字的經驗積纍。周邦彥集大成，有“清真長技”(包括鈎勒方法)，同様也是“裝”字的經驗積纍。到了南宋，各種技法愈變愈複雜，至吳文英，算是一個總歸納，所謂“空際轉身”，也為後世作者講究“裝”字，打開了無數法門。但是，對於這一個“裝”字，人們的做法似乎還過於簡單化。例如：有人將姜夔的“數峰清苦”改作“眾山黃苦”，再加上“長征”、“繁華”等新語匯，便構成一首“改革”詞，或者將王勃的“海內存知己”改作“海外存知己”，再加上“友好”“交流”等字眼，即構成一首“開放”詞。等等。如此裝配法，雖不常見，但也並非無人讚賞。舊瓶新酒派是“拿來主義”者，但所謂“拿來”，即對於舊形式的利用，包括對於古典的利用，舊詞語的利用，都並非生吞活剝、機械套用。這是須要下一番苦功的。尤其是表現大題材、抒寫大感慨，更應當講究“裝”的功夫。否則，祇是將許多豪言壯語“裝”入詞中，拚命給自己戴大帽子、穿大衣服，浩浩蕩蕩，也就像高祖還鄉那樣，裝模作樣，令人生厭。因此，今日填詞，提倡舊瓶裝新酒，應當在總結、學習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講究釀造技術，才能使瓶中的酒永遠散發芬香，永遠真醇；百年詞業發展至今，才有振興的希望。
根據以上設想，本編錄詞標準是：第一，必須符合格律，不違背詞的特殊格式規定和特殊組合方法；第二，必須言之有物，既提倡表現大題材、展示大場面的作品，也歡迎抒寫個人情志的性靈之作；第三，必須有意境，具有詞的特殊韻味。總之，本編錄詞，不拘一格，沒有門戶之見，既採錄尊體派的本色詞，也不排斥解放派的解放體，或白話詞。但願編中所錄三百餘家、三千餘首詞作，能為當代詞苑舊瓶裝新酒者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於北京
附記
因本“前言”全文稍長，在《當代詞綜》正式出版之前，曾抽出第二部份，題為<當代十詞人述略>，於北京《中華詩詞》第一輯(一九九零年一月)發表，並將第一、三兩部份，略加刪節，合併為<百年詞通論>，於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發表。此後，曾以<清季四大詞人與王國維><詞壇解放派首領胡適><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當代詞業的衰微與復興><當代詞業衰微而復興的原因><詞體的特殊性與局限性><論舊瓶裝新酒>以及<當代十詞人述略>為題，分別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十五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三日、二十七日以及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三十一日，二月七日、二十八日，三月六日、二十七日，五月八日香港《大公報》藝林副刊發表。此為原稿。
附注
〔1〕龍沐勛(榆生)曰：“近代詞學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詞集之重刊廣布。自臨桂王氏之《四印齋所刻詞》、歸安朱氏之《彊村叢書》後先行世，而詞林乃有校勘之學。”此說可參。據<陳海綃先生之詞學一。南京《同聲》月刊二卷六號(一九四二年六月)。
〔2〕況氏曰：“作詞有三要：重、拙、大。南宋諸賢不可及處在是。”《蕙風詞話》卷一。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合刊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零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3〕《人間詞話》本編第九則。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合刊本。
〔4〕《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十五冊第二一頁。商務印書館，一九四零年長沙石印本。
〔5〕蔡嵩雲曰：清詞派別，可分三期，浙西派與陽羨派同時，為第一期；常州派為第二期；第三期詞派，創自王半塘，葉遐庵戲呼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據《柯亭長短句》附《柯亭詞論》。中華書局，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上海初版。
〔6〕夏承燾曰：“孫桐，彊老親家，彊丈言初學詞，由渠引誘。”據《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二九六——二九七頁。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杭州第一版。
〔7〕龍沐勛(榆生)曰：“彊村先生晚歲寄住淞濱，有欲從治詞學者，輒以轉介蕙風，令其執贄門下，以是從遊者眾，一時稱廣大教主焉。”<晚近詞風之轉變一。南京《同聲》月刊一卷三號(一九四一年二月)。
〔8〕西神(王蘊章)<舂音餘響>。南京《同聲》月刊一卷創刊號(一九四零年十二月)。
〔9〕吳世昌<我的治詞經歷一指出：“清末民初某些詞人標舉夢窗，其目的一是在於借夢窗以抒遺老之情，二是在於借夢窗以掩飾其艷冶生活，三是在於借夢窗以掩蓋自己的淺薄無知。”見北京《文史知識》一九八七年第七期。可供參考。
〔10〕《嘗試集》初版自序。據增訂四版。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11〕<答朱經農書>。據《嘗試集》初版自序。後又在<文學改良芻議>(北京《新青年》二卷五號，民國六年一月一日出版)中加以發揮。
〔12〕《去國集·自序》。《嘗試集》第一四一頁。
〔13〕據《嘗試集》第一二二頁。
〔14〕據《詞選·序》。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七月上海初版。
〔15〕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適致錢玄同書。《嘗試集》第一三三頁。
〔16〕同〔14〕。
〔17〕<山中白雲序>。朱祖謀《彊村叢書》本。
〔18〕據陳聲聰《讀詞枝語》。《填詞要略及詞評四篇》一零一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廣州第一版。
〔19〕據上海《詞學季刊》二卷二號(一九三五年一月)。
〔20〕參見上海《詞學季刊》創刊號(一九三三年四月)及《漚社詞鈔》(一九四三年刻本)。
〔21〕據《午社詞鈔》。民國二十九年排印本。
〔22〕據上海《詞學季刊》二卷四號(一九三五年七月)。
〔23〕同〔22〕。
〔24〕據上海《詞學季刊》創刊號。
〔25〕同〔24〕。
〔26〕據南京《同聲》月刊二卷二號(一九四二年二月)。
〔27〕上海《詞學季刊》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創刊號，至一九三六年九月共出十一期。其時十二期已在排印之中，因抗戰爆發，遂中止出版。上海書店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影印出版《詞學季刊》合訂本二冊，收有十二期殘存稿樣。
〔28〕據《陳毅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29〕據阿英《敵後日記》(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參見<陳毅同志與蘇北文化工作>。《阿英文 集》(下)第八八五——八八六頁。生治·讀書·新知三聨書店香港分店，一九七九年六月香港第一版。
〔30〕據《詞選·序》。
〔31〕胡雲翼《宋詞選·前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二月上海第一版。
〔32〕據拙文<吳世昌傳略>。太原《晉陽學刊》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33〕夏氏集中有<徵招>一詞，去聲字皆守白石原唱，可為其刻意為詞之一例。
〔34〕據《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三六二頁。
〔35〕《夏承燾詞集·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長沙第一版。
〔36〕據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日記》(未刊稿)。後載《天風閣學詞日記(二)》第六九八頁。據《夏承燾集》第六冊。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杭州版。
〔37〕《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一一四——一一五頁。
〔38〕夏承燾一九一九年歲末《日記》未刊稿。
〔39〕《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上海新一版。
〔40〕<與施議對論詞書>。據拙作<建國以來新刊詞籍匯評>。北京《文學遺產》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41〕同〔38〕。
〔42〕據蔡起賢<春風杖履失追陪>轉引。《詹安泰紀念文集》第七三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廣州第一版。
〔43〕參見蔡起賢<春風杖履失追陪>。
〔44〕參見《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二九四頁。
〔45〕施蟄存<北山樓鈔本跋>。據《還軒詞》。安徽省圖書館，一九八一年六月排印本。
〔46〕<郭沫若答丁寧書>。據《還軒詞》。
〔47〕陳聲聰《論近代詞絕句》。據《填詞要略及詞評四編》。
〔48〕鄭逸梅《藝林散葉續編》第二五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49〕壽康(周汝昌)《叢碧詞話·序》。《詞學》第一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上海第一版。
〔50〕包謙六《詩人陳兼于》。油印本。
〔51〕萬樹《詞律·發凡》。《詞律》第一四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第一版。
〔52〕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第二二六頁。
〔53〕《詞與音樂關係研究》第五一——五二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54〕聞一多<廢舊詩六年矣。復理鉛槧，紀以絕句>：“六載觀摩傍九夷，吟成鴃舌總猜疑。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迴繮作舊詩。”據<致梁實秋>(一九二五年四月)。載《聞一多全集》(三)第六二一頁。生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八二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55〕<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北京《詩刊》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56〕周佑倫<新詩須確立擺脫意識>。北京《詩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57〕臧克家《流外樓詩詞·序》。文心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58〕黑格爾：“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藝術家，全在於他認識到真實，而且把真實放到正確的形式裏，供我們觀照，打動我們的感情。”《美學》(朱光潛譯)第一卷第三五二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59〕據壽鑈《玨庵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
〔60〕朱彝尊<陳緯雲〔紅鹽詞〕序>。《曝書亭集》卷四十。四部叢刊本。
〔61〕借用俞平伯<鷓鴣天>(杭縣康家橋舟中作)詞語。《古槐書屋詞》卷二。據《俞平伯詩全編》第五八四頁。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杭州第一版。
〔62〕李清照語，據<詞論>。《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三。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63〕陳匪石《聲執》卷上。《宋詞舉》第一二八頁。金陵書畫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南京第一版。
〔64〕葉聖陶<中華詩詞學會成立大會賀信>。據北京《中華詩詞學會成立大會資料匯編》，一九八七年九月編印。
〔65〕據盛配《詞調訂律·前言》未刊稿。後載《詞調詞律大典》上冊卷首。中國華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66〕楊金亭<舊體詩創作漫議——在岳陽市召開的全國當代詩詞研討會上的發言>。北京《詩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67〕<滿庭芳·題傾蓋集>。據《傾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福州第一版。
〔68〕《論文學》第一五——一八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北京版。
〔69〕白居易<與元九書>語。《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四部叢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