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施議對詞學論集》第二卷《今詞達變》，包括正編、附編兩部份。正編分上、中、下，有事蹟篇、論證篇及人物篇，收入文章十八篇、附錄若干則。附編三種，即：引用書目、施議對主要著作目錄以及<中國當代詞學史論綱>英文稿。
　　所謂“今”，乃與“古”相對而言。如果說“今詞”或“今代詞”，那麼，與之相對者則為“古詞”或“古代詞”。包括詞學，亦當如此劃分。但是，我所劃分，並非祇是按照朝代更替為依歸，或者按照政治鬥爭模式作判斷，而是按照詞包括詞學自身所體現古與今之區別立界限。
　　我將中國詞史、詞學史劃分為兩段——古代及今代，著重說今代詞及今代詞學一段，亦即當代詞及當代詞學一段。但我所說“今代”或“當代”，與時下所說“當代”或“現代”乃有所不同。例如：八十年代初期，編撰《當代詞綜》，即將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以後出生作者，統統劃歸“當代”，其範圍已大大超出時下所定時間上限。又如：前幾年撰寫<以批評模式看中國當代詞學——兼說史才三長中的“識”>一文，為中國當代詞學正名，將“當代”之時間上限，追溯自一九零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亦比時下所說“現代”早十一年。前者劃分，以作者創作活動及詞業建樹之不同體現為依據(參見《當代詞綜·凡例》)，後者劃分，以詞學批評模式之新舊變換為依據。二者做法，均與時下以政治鬥爭模式替代文學發展模式之做法有異。
　　這是所當說明之一問題。
　　而所謂“達變”，則與一卷之“正體”有關。一卷所說宋詞，為古代詞之一主要組成部份，亦中國詞史、詞學史之一主要源頭。由“正體”而“達變”，既有疏通源流之用意，又希望於疏通過程中，對於各種疏通工具，主要是各種批評模式之運作情況及實際效果，進行一番歷史考察。其目的，乃在於探測門徑。這就是說，一卷立論，雖用力於宋詞諸體之辯證，卻著眼於批評模式之思考。這是今代向古代之追尋。所謂今詞學，實際已被包括在內。因此，本卷立論，仍然注重對於批評模式之思考。
　　這是所當說明之另一問題。
　　上、中、下三編所收，原本皆為各自獨立之篇章。由於出自同一目的，圍繞著同一問題思考，各篇之間，仍有一定相互關聯之處。
　　上編，事蹟篇。著重於詞史描述。其中，作為《當代詞綜》前言之<百年詞通論>，依據作者創作活動及詞業建樹確立古今界限。以為清季四大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以及文廷式，其創作活動及詞業建樹，乃古代詞即千年詞業之終結，而將出生於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之王允皙，當作第一代作者之帶頭人，亦即《當代詞綜》之領銜作者。之後，將百年詞史即當代詞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並對三個時期所出現三個主要流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之得失利弊以及三個時期詞壇所出現重大事件，進行歷史評判。此文寫成於十年之前，並偏重於大陸地區。另二文——“詩城與詩國”及“新聲與絕響”，或從詩國看詩城，或從詩城看詩國，側重於地域及時限兩個方面，為詞史描述拓展視野。詩詞合說，可作為前文之續篇。
　　中編，論證篇。著重於詞學史判斷。所收一文，依據批評模式之新舊變換劃分今古。首先正名。提出：“王國維之前，詞的批評標準是本色論，屬於舊詞學；王國維之後，推行境界說，以有無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為新詞學。”認為：以本色論詞，著重看其似與不似，不一定都要看到實處，所用方法與祇重意會、不重言傳之傳統批評方法完全一致，所以為“舊”；而境界，起碼有個空間範圍在，所謂闊大深長、高下厚薄等等，似乎都可借助現代科學方法加以測定，並用現代語言加以表達，所以為“新”。這是我對於中國詞學史之總觀感。接著究變。即將當代詞學史劃分為三個時期：開拓期、創造期、蛻變期。三個時期劃分，其時間範圍，與百年詞史即當代詞史所劃分三個時期之範圍基本一致。而於第三個時期，又劃分為三個階段：批判繼承階段、再評價階段、反思探索階段。將詞學史下限延伸至一九九五年。就考察對象看，此文似可與<百年詞通論>，合稱姐妹篇。此文於香港《大公報》藝林版連載，題曰：“中國當代詞學史論綱”。即用作英文稿篇名。
　　下編，人物篇。著重於史的定位及門徑探測。詞史、詞學史，合而為一。十四篇文章所說，皆為舉足輕重人物。
　　王國維——中國當代詞學之父。主要業績在於，倡導境界說，開創中國新詞學。兩篇文章，分別為拙著《人間詞話譯注》大陸版前言及香港版導讀。既充份肯定其歷史地位，又指出缺陷，即其誤人誤世之另一面。以為境界說雖比詩歌批評史上所出現比興說、寄託說以及興趣說、神韻說等均較少流弊，並且對於詞學史上傳統批評模式本色論亦有所超越，但因其關於有無境界之標準及創造境界方法等重要論述，祇是涉及一般詩歌創作及批評之共同問题，而對於詞所特有問題，尤其是與音樂相關問題仍有所忽視，亦為今代詞及詞學發展，造成一定負面影響。一正一負，幾乎籠括整個世紀。
　　胡適——中國當代詞壇解放派首領。曾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與王國維一樣，亦為一位雄心勃勃大學問家。論詞、填詞，乃其餘事，卻一樣有所建樹。兩岸四地，研究者眾，而獨缺此一門。三篇文章，一篇“點評”，有意加以張揚。就批評模式看，強調天才與感情，以為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協律不協律，祇是以詞體作新詩，與王氏主張“詞與境界為最上”似無不同，但其令王氏學說向左傾斜，為境界說之演變為風格論提供理論依據，並為白話詞創作開闢新路——“胡適之路”，卻於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大陸詞界產生料想不到影響。所以，我在文中曾說：“大陸解放，胡適被趕走了，而其理論卻留存下來，成為詞界大破大立的得力武器，其所開創的解放派，也一直佔居壓倒優勢。”希望兩岸學人，留意這一現象。
　　夏承燾——一代詞宗。早年也曾準備做大學問。才華、性情、襟抱，非同恆流。三十專致治詞，四十後詞名滿天下，至六十，即有“一代詞宗”之譽。畢生事業，大致三個方面：倚聲填詞、詞學考訂、詞學論述。一、二兩項，為其看家本領，甚是出色當行；第三項，非所擅長，但也不作泛泛之論。對於清季四大家，尤其對尊體派祖師朱祖謀備極推崇，許多方面都成為其追尋目標；對於時賢亦採取兼容並收態度，不抗不爭，頗具風範。填詞成就，多見天賦之靈性，較難窺測門徑，考訂業績，謂依靠一個“笨”字，略有蹤蹟可循。這一切，如從批評模式看，當是對於傳統本色論之充實與建設。但其極為重要之一項工程——詞法考訂，尚未完成，乃詞界之一重大損失。兩篇文章，一說其探索歷程，一為詞法舉例。雖未能及其萬一，但我相信，其真傳，必定能夠傳之百世。
　　繆鉞——詞學宗匠。家學淵源極為深厚，自曾祖以下世代皆有文名。少聰穎，並曾經過文史之學嚴格訓練，根基紮實。四十年代著《詩詞散論》，夏承燾對之頗欽佩，曾為載入日記。本卷中編所收一文，曾將其與顧隨並列。以為對於王國維境界說之改造與充實，均有突出貢獻。五十年代以後，長期於高校歷史系任教，文名與詩名，頗為史學成就所掩蓋。直至七十年代末，顧隨弟子葉嘉瑩，由海外來，始重返詞界。因二氏皆推崇王國維，所見多有針芥之合，即共撰《靈谿詞說》。二氏論詞，頗為注重詞中“要眇宜修”之特質及其感發興起之作用〔1〕，但又有所區別。即：繆氏“側重於創作，從內質及作法，揭示其有別於詩的各種特殊性”；葉氏“側重於欣賞，從感發與聯想，體驗其動人魂魄而又窈眇難言之詞心”(詳參本編所收拙文)。所論對於境界說之進一步改造與充實以及對於風格論之補救與修正，均有一定實際效用。
　　吳世昌——詞學宗匠，詞體結構論奠基人。平生疾惡如仇，正直敢言。為人、為學，教書、教人，皆執著於一個“真”字。倚聲填詞，主真言語、真性情。曾謂：“填詞之道不必千言萬語，祇一句足以盡之。曰：說真話，說得明白、自然、切實、誠懇。前者指內容本質，後者指表達藝術。……論古今人詞，亦不必千言萬語，祇此二句足以衡之。”〔2〕詞學研究，狠批“瞎說”，勇於論辯，亦為其求真精神之體現。四十年代中期，發表《論詞的讀法》五章，為詞體結構論奠定基礎。此後應聘赴英講學，有長篇巨著——《紅樓夢探源》(英文版)問世。六十年代歸國，至八十年代中，正趕上大陸詞界於文化革命前後所興起之兩次豪放、婉約“二分法”大潮。曾利用授課、演講機會，擺明觀感，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進行辯駁。既為破除積習、偏見陷陣衝鋒，又為詞體結構論建設鋪平道路。其功不可沒。兩篇文章，一介紹其實踐經驗，一標舉詞體結構論，希望對於走出誤區，能夠有所幫助。
　　沈祖棻——今代才女，本色詞傳人。三十年代初，於大學修讀《詞選》，有習作<浣溪沙>(“芳草年年記勝遊”)一篇，頗得乃師汪東讚賞，始專力倚聲。汪東謂其所作，歷經三變，亦即三個發展過程。即由“窈然以舒”，到“沈咽而多風”，到“澹而彌哀”。所說側重於詞風轉變。時賢題詠及評論多依據於此，並以易安相許。實際上，如從詞學淵源及治詞門徑看，其終極目標，並非在此。拙文嘗試以結構分析法，即以表層意義及深層意義兩個不同層面，對於全部《涉江詞》進行解讀、剖析，以為其“為人、為詞，都將小山引為知己”，其探索道路，當是“問途碧山，歴經易安、少游以及柳、周之輩，以達小山醇真之境”，並得出以下結論——“讀‘涉江’，祇是到幼安，到易安，仍未知子苾也；必須到小山，才能領悟其詞心”。
　　饒宗頤——今詞殿軍。未曾上過大學，卻在世界各地獲得數十個榮譽學銜及教銜。單單外文，就識得好幾種。將中華文化精神，乃至人類文明，當作研究對象。乃一位沒有時問煩惱之智人與真人。每做一項學問，都有所發明創造，處於領先地位。倚聲填詞及詩文創作，均追求“幽敻”之境。以為“哲學家、宗教家、神學家，三者合為詩人”。所作形上詞，因善於將做學問成果，即對於人類精神之思考與體驗，鎔鑄其中，可看作其心靈寫照。兩篇文章，一推介其形上詞代表作三首，另一揭示其創造形上詞之過程及用意。形上詞創造，既借鑒於西方，在中土，亦有其根源。例如：蘇軾之“指出向上一路”以及王國維“詞以境界為最上”之主張及哲理詞創作，都可看作饒詞先導。但是，饒氏創造，乃較蘇、王二氏更加有意識而且更加卓有成效之一次嘗試。應當特別留意。
　　以上，乃今詞七家。雖並非事先安排設計，但我以為，此七家，無論從王海寧到吳海寧，或者從王觀堂到饒選堂，其創作活動及詞業建樹，實際上早已有著一種相互“關係、限制之處”。即：七家之推舉，雖屬偶然，但因其各自於詞史、詞學史所作貢獻及所佔位置，早已有了分數，這也就成為歴史之必然。因此，我相信，今後說今詞、今詞學，一定離不開此七家。
　　七家以外，在人物篇中，尚提及胡雲翼、宋亦英、葉嘉瑩、鄒人煜四家。其中，胡雲翼及宋亦英、鄒人煜，當附屬於胡適。胡雲翼承繼胡適左傾學說，將王國維境界說進一步推衍為風格論，並促使其程式化，形成豪放、婉約“二分法”。因為祇是講“詞學”而反對“學詞”，其影響主要在詞論。現時詞界，仍然奉行其學說。這是一個方面。而宋亦英及鄒人煜，承繼胡適白話詞創作，對“胡適之體”加以修正。若干作品，頗具老胡風味。這是修正，而非蛻變。現時走勢，乃正不敵變。這是另一個方面。兩個方面，使得胡適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凡此種種，多篇文章已闡發，此不贅。三家外，作為顧隨傳人葉嘉瑩，當附屬於王國維。一、二十年來，不辭幸勞，為當代詞業建設作出傑出貢獻。因活動年代稍晚，故未進入七家之列。
　　在<百年詞通論>中，我將有關作者劃分為三代。七家中，王國維、胡適屬於第一代，夏承燾、繆鉞、吳世昌、沈祖棻屬於第二代；饒宗頤屬於第三代。此後，因界限難以劃分，統稱“第三代、第四代”，實際為第三代之附屬，勉強合歸一代。葉嘉瑩屬於這一代。自此而下，輪到吾輩，當又是個大數目。其中可稱述者，見仁見智，今暫且勿論。至於與七家同時諸前輩，某些已於上編、中編加以介紹，亦暫且勿論。
　　“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3〕。所說乃為文之道。以為：若能掌握體要，通曉變遷，識辨迭代，那麼，就如開流納泉一般，無往而不勝。用之於詞，除了上文所說疏通源流之外，當還有排列座次、辨別門徑之意。這一切，無論對於古代詞、古代詞學，或者對於今詞、今詞學，目的祇有一個，即：為二十一世紀詞業建設提供有益借鑒。這也是本卷編集出版之用意。
　　上、中、下三編所收文章，三份之一寫成於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職期間；三份之二寫成於澳門，在澳門大學任職期間。寫作過程，十分忙碌，又十分快樂。尤其在澳門，一邊教書，一邊寫作，一邊發表文章，既及時將學科研究之最新訊息及成果，帶上課堂，以開拓視野、激起興趣、啟發思考、活躍氣氛，提高教學質量，又及時將課堂教學心得用於寫作，用作教材，以保證教學質量之進一步提高。如此循環往復，無有止境，其樂亦自無窮也。因借此機會，將這段感想記錄於此，以自我勉勵，並與我學生共勉勵。
　　戉寅驚蟄春分之交於濠上之赤豹書屋
　　附注
　　〔1〕據<繆鉞教授自傳>。《冰繭彩絲集》第五七五頁。成都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成都第一版。
　　〔2〕<羅音室詞存跋>。《羅音室詩詞存稿》第五一頁。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三年一月香港版。
　　〔3〕陸機<文賦>。《昭明文選》卷第十七(賦壬·論文)。文化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臺北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