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李清照的<詞論>
李清照對於詞的貢獻，除了《漱玉詞》外，還留下了一篇<詞論>。這篇<詞論>僅五百六十一字，保存於胡仔所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第三十三卷及魏慶之所撰《詩人玉屑》第二十一卷中。<詞論>集中體現了李清照的詞學觀，是李清照對於逐漸趨於成熟的歌詞創作歷史發展的理論總結，也是她創立“易安體”的理論依據，値得認眞探討。
李清照<詞論>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 <詞論>提出，詞為樂府，它是以音樂文學的身份而出現於樂壇、詩壇的<詞論>開頭記述一則故事：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未。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
曹元謙事蹟未詳。李八郎事蹟亦未詳，據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載，或爲“名動京師”的著名歌手李衮。念奴，“有姿色，善歌唱”1，是當時的著名歌唱家。開元、天寳年間，由於對外開放，中外文化交流頻繁，樂壇、詩壇呈現繁榮景象，上層社會中，設宴賽歌已成風氣。李清照在<詞論>中記述這則故事，目的在於説明：“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樂府指長短句歌詞，聲詩指合樂之詩，即歌詩。樂府與聲詩是唐代主要的兩種樂歌形式，同是有辭有聲，能夠用以歌唱、播之絃管的音樂文學樣式。樂府、聲詩並著，表明開元、天寶時期，歌詞與歌詩同爲樂壇所重，二者尚無明顯分野。著名歌手曹元謙、念奴、李八郎等所唱歌曲，可能是樂府歌曲，也可能是聲詩歌曲。這一點可以從崔令欽《敎坊記》所載曲名得到證實。《敎坊記》所載曲名計三百二十四(雜曲二百七十八，大曲四十六)，皆爲當時社會流行歌曲，其中既包括樂府歌曲，又包括聲詩歌曲。
上述有關李八郎“能歌擅天下”的故事，説的是盛唐時期的情況。中、晚唐，乃至五代，樂壇、詩壇情況發生了變化：
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鷄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中、晚唐時期，樂壇、詩壇經歷了新的變革階段：由於外來音樂的影響，中土傳統清樂、雅樂受到衝擊，俗樂、俗曲，即“胡夷里巷之曲”，包括所謂“鄭、衛之聲”，佔居統治地位。爲適應俗樂、俗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的繁複變化，歌法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據有關記載可知，唐人變換歌法，其法有二：其一，“用虛字呼喚”，於一定之句，添以“和聲”、“泛聲”，或“雜以散聲”，如“妃呼豨、伊何那”以及“賀賀賀”、“何何何”之類，以應曲度；其二，“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而歌之。歌法的變化，既使整齊的五、七言聲詩便於入樂歌唱，又促進了由歌詩向歌詞的過渡，爲歌詞之法代替歌詩之法創造了條件。歌法的變化，打破了“樂府、聲詩並著”的局面。<詞論>列舉各詞調，除了<莎雞子>未見傳詞外(《敎坊記》亦不載此曲名)，其餘諸調均有歌辭傳世。其中，<菩薩蠻>創調及創辭時代，可能都在盛唐。從敦煌傳辭看，早在唐武后時期，長短句歌詞創作就已經開始，玄宗朝進一步盛行，中、晚唐時期，社會上文人才士紛紛投入長短句歌詞的創作行列中去，並把長短句歌詞納入文人創作的軌道，詩壇上出現了專業詞人，塡詞、唱詞成爲社會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所謂“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不可徧舉”，正體現了長短句歌詞創作興旺發達的新氣象。五代十國時期，西蜀、南唐成爲長短句歌詞創作的兩大重鎭，尤其是“江南李氏”——李璟、李煜，君臣尚文雅，更爲長短句歌詞創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詞論>眞實地反映了樂府歌詞之由盛唐到五代的變革情況，證實樂府歌詞的發展演化與音樂的發展演化密切相關；探討詞的起源問題以及詞的發展演化史，不可離開這一具體的歷史背景。
二 <詞論>指出，詞為歌詞，在協音律方面，比一般詩文要有進一步的要求
入宋以後，詞的創作進入了發展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文人雅士、一般樂工歌妓，無不染指詞林。因爲作者審美興趣不同，創作態度各異，發展期的長短句歌詞創作出現複雜的情況：有的作家承襲“花間”餘緒，繼續爲“應歌”而製作小歌詞；有的作家努力把合樂歌詞從上流社會的“花間”與“尊前”重新拉回“里巷”，面向廣闊的社會人生；有的作家以作詩作文的態度和方法塡詞，力圖用封建士大夫的面貌改造合樂歌詞，使其成爲獨立的抒情詩體等等。在長短句歌詞的發展過程中，詞與音樂的關係不斷發生變化。首先，出現“聲與意不相諧”的現象，“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其次，隨著樂曲形式的進一步格律化及表現手法的進一步程式化，詞的内部組織日趨嚴謹，長短句歌詞逐漸擺脱了對於外在音樂的依賴關係；再次，詞中獨立抒情詩體的出現，使其内質與外形發生了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脱離了音樂的制約。發展期的長短句歌詞，已不僅僅是音樂文學之一體，它兼備文學與音樂兩種身份，具有文學與音樂的雙重特質，但其文學方面的因素正在不斷增加，藝術家的注意力，也已經從合樂應歌，逐漸轉向言情、述志，轉向歌詞本身。這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對於前輩作家在這一變革現實中的創作活動，李清照是有所褒貶的。她指出：“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指出：“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並指出：“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絶到，不可讀也。”這裡，李清照的批評標準是：是否協音律，可以歌唱。爲此，她還爲確立這一批評標準，在理論上和創作實踐上提出了依據。指出：
蓋詩文分平側一仄一，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
從理論上看，詩文分平側(仄)，歌詞分五音、五聲、六律、清濁輕重，這是歌詞製作者爲了合樂歌唱，以文字的聲調應合樂曲的律呂，用文學語言應合音樂語言的一種手段。從實踐上看，某調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或者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韻，又押入聲韻等等，這是歌詞製作者爲了將歌詞的辭情與詞調的聲情相結合，進行選調擇腔所總結出來的藝術經驗。合此二端，則體現了歌詞的特質：音樂性與抒情性。李清照對於前輩諸公的批評，就是以此爲出發點的。
近代以來論李清照，總是把她強調協音律，要求合樂可歌的主張當作落後保守的觀點而加以批判。實際上，李清照的主張並未違背詞的發展趨勢。在北宋詞壇上，柳永與蘇軾的“變革”，推進了合樂歌詞的發展，至周邦彥與李清照，合樂歌詞已日臻成熟。從詞與音樂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看，合樂歌詞日臻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是：由受音樂統制、成爲音樂的附庸，發展成爲具有音樂與文學雙重身份的獨立抒情詩體，但並非不講音律，不受格律的拘束。由附庸而“獨立”，其關鍵就在於，詞體内部組織的不斷加強，即上文所説：樂曲形式的格律化與表現手法的程式化。而所謂“格律化”，就是李清照所提倡的，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並且講究用韻。她提出協音律、可以歌唱的主張，目的就在於，力求以文字之聲調以應合樂曲之律呂，在於強化内部組織以擺脱對於外在音樂的依賴關係。這在客觀上，爲合樂歌詞發展成爲兼以言情、述志的獨立抒情詩體，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並非落後與保守。論者將聲律當作詞人塡詞的束縛與羈絆，提倡“衝破音律形式的束縛”，“解脱羈絆”，“大刀闊斧的作詞”，正是不問詞的特質，無視詞的發展史的表現，甚不可取。
三 <詞論>提出，詞“別是一家”，必須有別於詩，不僅要求協音律、可以歌唱，而且在藝術特質、 藝術風格以及表現手法等方面，都應有自己的特色
李清照是以“知音”作者的身份登上詞壇的。她作<詞論>，歷評前輩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並非自恃其才，故意謗傷，而是自身創作體驗的理論歸納。同時，就其理論主張的立足點看，她的<詞論>也並非“偏於以音樂的觀點立論”，並非忽視詞之作爲一種文學樣式所固有的藝術特質。李清照既嘲諷蘇軾等人所作“皆句讀不葺之詩”，謂其不協音律，又不滿意柳永之協音律而“詞語塵下”的做法。李清照論詞，對於音樂與文學兩個方面的藝術特質，並未偏廢。在闡述了詞與音樂的關係之後，李清照進一步從“知音”作者的角度，指出所謂知詞者的種種不足之處，説：
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總的看來，李清照對於詞體的藝術特質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她認爲：作爲“别是一家”的詞，必須典重、高雅而又淺俗、清新，尚故實而又主情致，鋪敘渾成而又委婉曲折，饒有餘味。這就是李清照創立“易安體”的理論依據。
論者以爲：李清照<詞論>理論很高，標準也很高，她自己並未認眞實行過。以爲：李清照的某些名篇，都不是很典重、尚故實，擅長鋪敘的作品；典重與尚故實與她淺俗清新的創作風格全相違反。這是値得探討的問題。筆者以爲：一個作家的理論主張及其創作實踐是否相符合，必須就其全部創作進行綜合考察。作家的藝術風格複雜多樣，如果祇看到某個側面，或祇看到不同風格相互矛盾的一面，未能窺其全貌，就難以弄清這一問題。從李清照現傳四、五十首詞作看2，不同藝術表現手法的錯綜運用，多種藝術風格互相對立並構成一個和諧的統一體，正是“易安體”的特色。例如<永遇樂>，作者借元宵佳節的節日氣象和自己的内心感受，抒寫懷人、懷京洛之舊的情懷，既不同於一般付之歌喉的“率俗”之作，不爲“應時納祜”之聲，又不同於“措詞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高妙而又“絶無歌者”的典雅之作。這首詞，綜述性靈、敷寫氣象，極盡鋪敘之能事，並善於將俚俗語、口語等許多尋常言語度入音律，雖淺俗，亦自不惡。這就是“易安體”的典範。因此，筆者認爲：李清照這篇<詞論>，並非“目空一切，輕視前輩”的狂妄之言，而是作者創作實踐中的體會有得之言，不可輕易抹殺。
附注
1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2 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輯易安詞五十七首(不包括殘篇)，其中十七首爲存疑之作。黄墨谷《重輯李清照集》，重輯《漱玉詞》三卷，錄詞四十五首。王、黄二集，可供參考。
—— 原載北京《電大文科園地》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