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蘇軾轉變詞風的幾個問題
內容提要
本文認爲，蘇軾所謂“自是一家”小詞並非<江城子>(“密州出獵”)；蘇軾轉變詞風是從離杭赴密時開始的，他的<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就是一個標誌；蘇軾的“自是一家”説是在其探索期、發展期的創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自是一家”不僅僅是“豪放”一家，“豪放”二字不足概括多種姿態的蘇詞。
蘇軾轉變詞風，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體現蘇軾詞風轉變的所謂“自是一家”小詞是否即爲<江城子>(“密州出獵”)？蘇軾轉變詞風是怎樣開始的？“自是一家”是否僅僅是“豪放”一家？這些問題學術界尚多爭議。本文想就此談些粗淺看法，以待專家、讀者敎正。
一 蘇軾所謂“自是一家”小詞並非<江城子>
蘇軾<與鮮于子駿簡>是一封與友人論説自己作詞心得的書信，信中寫道：
……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1
長期以來，學術界都以爲這封信中所説的一闋小詞，即爲<江城子>(“密州出獵”)。例如：夏承燾先生《唐宋詞欣賞》(第三五頁)、沈祖棻先生《宋詞賞析》(第二零二頁)以及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文學硏究所編《唐宋詞選》(第一三零頁)，皆持此説；徐中玉先生<論蘇軾的“自是一家”説>亦稱：“大概在寫成這闋<江城子>詞後過不幾天，蘇軾在<與鮮于子駿>的一封信裡就非常高興地吐露了當時自己這樣一種心情。”2
固然，<江城子>一詞的“風味”與柳詞不同，應屬於蘇軾所謂“自是一家”的代表作之一。但是，確定此詞即爲蘇軾“數日前，獵於郊外”所作之一闋小詞，卻是缺乏事實根據的。
香港大學羅忼烈敎授在<東坡詞雜説>一文中指出：“小札(指<與鮮于子駿簡>—引者(是他在徐州時寫給鮮于侁的，書中所説那一闋詞，不見於各本《東坡樂府》，想已失傳”。3羅敎授明確指出：蘇軾所謂“自是一家”小詞並非密州出獵時所作之<江城子>。此説否定了學術界多年成見，爲研究蘇軾詞風轉變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證據。
爲了深入弄清這一事實，筆者特地向羅杭烈敎授求敎。羅教授的答覆是：一、《蘇東坡尺牘》一書，是從《蘇東坡全集》抽出來的，它把黄州、徐州、湖州、密州等地寫的書札分成幾攔，<與鮮于子駿簡>是屬於徐州的，編次在<與文與可>三首和<與何正道敎授>三首之間，見續集卷五，都是東坡在徐州寫的，有注腳可證。所以，此首書簡可以肯定作於徐州。二、據《宋史·地理志(一)》，徐州屬“京東路”，即汴京以東地區，所以<與鮮于子駿簡>稱爲“東州”。三、據各種東坡年譜，東坡於元豐元年(一零七八年)自密州移官徐州，次年三月自徐州移官湖州，四月到任，七月烏臺詩案即起。東坡在徐州出獵的兩首詩(<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軾分得“鳥”字>及<將軍雷勝得“過”字代作>)，據清人王文誥注蘇詩卷首的<總案>，考定是元豐二年正月人日所作。那麼<與鮮于子駿簡>所謂“數日前，獵於郊外”，指的正是這回事。失傳的那首行獵詞的寫作時間，應該是元豐二年(一零七九年)己未正月初十前後，時東坡四十四歲。
筆者認爲，羅忼烈先生考證精確，是可信的。
弄清楚這一基本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熙寧八年(一零七五年)冬，蘇軾於密州出獵時所作之<江城子>，頗具“自是一家”特色。但元豐二年元月的<與鮮于子駿簡>，是蘇軾多年創作實踐的甘苦之談，其中所謂“自是一家”風味，並非僅此<江城子>一詞所能體現。
二 蘇軾轉變詞風的一個標誌
學術界一些同志以爲蘇軾所謂“自是一家”小詞就是<江城子>(密州出獵)，因而將<江城子>當作蘇軾詞中的第一首豪放詞，認爲蘇軾轉變詞風，自此開始。此説尚待斟酌。從蘇詞創作實際看，熙寧七年(一零七四年)，在赴密途中所作之<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就已是其轉變詞風的一個標誌。
詞曰：
孤館鎔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擒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尊前。
這裡，以詞代簡，爲自己立言。如果與蘇軾通判杭州時的詞作以及當時一般作者的詞作相比，已不見柔媚委婉之情態，而别具豪爽疎朗之“風味”。
在北宋詞壇，蘇軾此詞並未十分引人注目。一般人以爲，這樣的詞並非本色當行。蘇軾身後，其崇拜者元好問，就曾爲之“辨誣”，以爲此詞“極害義理”，決非蘇氏所作。元好問特别強調指出：此詞下片，“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發之，雖魯直家俾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4。然而，正是這首詞，標誌蘇軾在歌詞創作道路上所進行的新的探索。硏究蘇軾轉變詞風問題，切不可忽視這一重要篇章。
熙寧七年以前，蘇軾在通判杭州時期的詞作，寫的多爲傳統題材，所用多爲傳統手法，與柳永等一班作家相比，未見有多少高明之處。甚至，蘇軾其時的某些作品，還帶有明顯的柳詞痕蹟。例如，熙寧六年(一零七三年)蘇軾過嚴州釣臺所作之<祝英臺近>。詞曰：挂輕帆，飛急槳，還過釣臺路。酒病無聊，欹枕聽鳴艣。斷腸簇簇雲山，重重煙樹，回首望、孤城何處。閒離阻。
誰念縈損襄王，何曾夢雲雨。舊恨前歡，心事兩無據。要知欲見無由，癡心猶自，倩人道，一聲傳語。
蘇軾此詞，學柳永而又大大不及柳永。柳永善於言情，所言都十分貼切；蘇軾過釣臺(傳爲嚴子陵隱居處)而抒艷情，與景不切，不倫不類。可見，蘇軾此時所作，還十分稚氣，未能自成一家。
可以推想，蘇軾對於柳永詞的成就，是十分欽佩的。蘇軾初登詞壇之際，社會上的“柳永熱”尚未消退，蘇軾曾將柳永當作詞壇勁敵，一再拿自己的詞與柳詞相比，直欲壓倒柳永。但是，由於思想境界和生活視野的限制，以及創作經驗之不足，他在通判杭州時期的歌詞創作，還處於嘗試階段。據朱祖謀《東坡樂府》編年，這一時期的詞作共三十餘首，看來大都無甚深意，在藝術上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特色。
本來，蘇軾請調外任，完全出自政治上的原因5。到了杭州，儘管對於政治鬥爭仍然心有餘悸，但杭州的自然環境、人事關係，卻使他感到愜意。杭州舊守陳襄(述古)、新守楊繪(元素)，都是新法的反對派，與蘇軾意氣相投。而且，西湖的美好風光，兩浙的山水名勝，時常激發其湖山之興。於是，湖上賦詩，江岸觀潮，城外探春，花下痛飲，四時行樂，並以佳人助興，這便是通判杭州時期蘇軾生活及其歌詞創作的主要内容。
通判杭州時期的蘇詞，體現不出作者的藝術個性，絶大多數篇章，都爲一般應酬之作。祇是在玩樂之餘，偶而從杯中瓊漿，聯想到岷山、峨帽之“春雪浪”(<南鄉子>“晚景落瓊杯”)，才激起幾縷思歸之情，稍露東坡本色，但僅僅是極偶然的幾筆。因此，此時蘇詞，還沒有顯出特别的“風味”。
熙寧七年，蘇軾由“風景古今奇”的杭州，移知密州，失去了湖山之興，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失去了遮飾，社會、人生種種問題，更尖銳地裸露在他的面前。所謂“詩人窮而後工”6，生活環境的變遷，引起其心境的變化，心境的變化，自然引起了詞境的變化。
赴密途中，蘇軾所作<沁園春>詞，深刻地記述了以上這種種變化，是他對於社會、人生進行嚴肅認眞思考的結晶。
蘇軾在馬上，“憑征鞍無語”，千端往事，一幕幕浮現腦際：“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憶當年，蘇軾、蘇轍兄弟二人，懷著遠大抱負，要像伊尹那樣“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像杜甫那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以實現其政治理想。而且，蘇氏兄弟也像陸機、陸雲兄弟那樣，“少有異才”，“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對於“致君堯舜”這一偉大事業，充滿著信心和希望。蘇氏兄弟，“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7。爲了改變北宋社會“至貧至弱”的現狀，進行了多次抗爭。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他們還是一再碰壁。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得蘇軾内心充滿矛盾和鬥爭，也使得他對於社會、人生逐漸有所參悟。赴密途中，蘇軾似乎有了這樣的認識：宦海沉浮，政治波折，這都是由自己招來的，因而對於身外一切，似應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但實際上，蘇軾對於朝政，對於現實人世，卻仍舊未能忘懷。因此，他的内心是非常苦痛的。
爲了與手足弟兄相寬慰，蘇軾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傳統儒家信條和及時行樂的思想，進行自我排解，以調和理想與現實所產生的矛盾與衝突。但是，表面上的冷漠，卻隱藏著更加深沉的熱情。在人生道路上，蘇軾還是準備繼續進取的。
這就是蘇軾第一首直接有關社會、人生的詞章。這首詞無論是思想内容或藝術風格，都突破了詞爲“艷科”的傳統藩籬，完全以另一種姿態出現。這首詞標誌著蘇詞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蘇軾轉變詞風，由此開始。
三 “自是一家”並非衹是“豪放”一家
由於誤將<江城子>(密州出獵)當作蘇軾所謂“自是一家”的得意之作，論者以爲蘇軾“何以在寫了<密州出獵>之後才欣然提出‘自是一家'這一點？我以爲，是因爲這闋詞更加鮮明地表現了豪放派詞的特點”8。如此，所謂“自是一家”，便成了“豪放”一家。
實際上，蘇軾提出的“自是一家”説，内容十分豐富、深刻，並非祇是“豪放”一家。
自熙寧七年由杭赴密，作<沁園春>詞，標誌著蘇軾詞風轉變的開始，一直到元豐二年元月，在徐州任上作<與鮮于子駿簡>，前後五、六年時間，蘇軾作詞計三十八首(不包括未編年詞作)。這些詞作内容豐富，風格多樣，在北宋詞壇大放異彩。所謂“自是一家”，至此已基本形成。
例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蘇軾之前及其同時代的歌詞創作，多爲妓女立言；蘇軾通判杭州時所作，其抒情主人公，也多爲“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江城子>)一類迎新送舊的官場歌妓。但此詞寫的卻是自己的夫人。用詞抒寫夫婦之情，那麼熱烈，那麼純眞，這在詞史上是前所未見的，這也正體現了蘇詞創作的反傳統精神。
又如<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户，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寫政治懷抱，抒手足之情，比起赴密途中所作之<沁園春>，其思想内容和藝術技法，都顯得更爲成熟。如果説，<沁園春>詞難免有著元好問所謂“叫呼衒鬻”之疵，那麼這首<水調歌頭>則空靈蘊藉，仙氣飄緲，達到了十分高超的藝術境界。這首詞，眞正有資格作爲蘇軾“自是一家”詞風的代表作。
再如，在徐州石潭謝雨道上所作<浣溪沙>詞五首：
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溪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家説與採桑姑。
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挨踏破蒨羅裙。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
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一材香。隔籬嬌語絡絲娘。垂白杖藜檯醉眼，捋青擣麨軟飢腸。問言豆葉幾時黃。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繰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詞章抒寫農村風光，雖是從封建士大夫興趣出發，不免蒙上士大夫的美感色彩，但仍是格調清新，生意盎然，充滿泥土芬芳，這是很難得的。
以上便是處於探索期、發展期的蘇詞創作的幾個側面，説明這一時期作者的追求是多方面的，其“自是一家”的藝術境界十分寬闊。
當然，就蘇軾<與鮮于子駿簡>的内容看，所謂“自是一家”，主要還是強調“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一類小詞。可惜，蘇軾自以爲得意、自以爲能夠體現“自是一家”風味的那一闋小詞，今已失傳。但是，全面理解<與鮮于子駿簡>，筆者認爲，蘇軾所謂“自是一家”小詞，並不一定非得由東州壯士來演唱不可；有别於柳七郎風味的小詞，並非衹是“數日前獵於郊外”所作那一闋；所謂“近卻頗作小詞”，説明能夠體現“自是一家”風味的小詞，當包括最近幾天、最近幾個月、乃至最近幾年，亦即在整個探索期與發展期當中所創作的歌詞，當有許多闋。據編年《東坡樂府》，這類小詞當包括徐州任上所作若干首<浣溪沙>(尤其是石潭謝雨道上所作五首)，包括<陽關曲>(贈張繼願)等小詞。如果再往前推，還當包括密州任上所作之<蝶戀花>(密州上元)、<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以及<江城子>(密州出獵)諸詞。這些詞作，都以各種不同姿態，顯示出蘇詞豐富多樣的藝術風格。事實説明：所謂“自是一家”，並非僅是“豪放”一家。
至於<江城子>(密州出獵)，儘管體現了蘇詞某一方面的特徵，具有“自是一家”風味，但此詞稍嫌粗疎狂放，顯然不夠成熟。而且，就蘇詞創作傾向看，探索期的蘇詞，並未朝著<江城子>的方向發展；成熟期的蘇詞，也不盡是<江城子>風味。
總之，蘇軾所謂“自是一家”説，是他長期艱苦的創作實踐的經驗總結；體驗這一“風味”，不能僅僅依據一時一詞，更不能局限於<江城子>(密州出獵)。“自是一家”、多種姿態的蘇詞，不應簡單地以“豪放”一格進行概括。
附注
1 《蘇東坡集》續集卷五。
2 上海《學術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3 香港《海洋文藝》第六卷第六期，一九七九年九月。
4 元好問<東坡樂府集選引>。見《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萬有文庫本。
5 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蘇東坡集》前集卷首)稱，主要是“公與介甫議論素異”，因“乞外任避之”。
6 蘇軾<答錢濟明>。見《蘇東坡集》續集卷七。
7 蘇嶠<御制文集序>贊。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
8 徐中玉<論蘇軾的“自是一家”説>。
—— 原載北京《學習與思考》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附記
本文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硏究生院學報《學習與思考》刊出後，河北有學者提出異議，謂蘇軾赴徐州任應是熙寧十年(一零七七年)，而非元豐元年(一零七八年)，並因此否定羅忼烈敎授考證—蘇軾所謂“自是一家”小詞並非密州出獵時所作之<江城子>。謂：<江城子>“乃熙寧八年冬作於密州。因此，其數日後寫給鮮于子駿的這封信，亦當作於是年。詞學界一般均如此説，筆者亦以爲然“(此文見保定《河北學刊》一九八三年第四期。題爲<蘇軾〔與鮮于子駿書〕繫年考辨—兼及蘇詞風格的若干問題>)。該學者指出本文關於蘇軾赴徐州時間有誤，我與羅敎授均表示誠懇接受，但關於“其數日後寫給鮮于子駿的這封信”所説那首詞，是否即爲密州出獵時所作之<江城子>，我與羅敎授均表示未敢苟同。因無意與人打筆墨官司，不曾爲文答辯。今本文再度與讀者見面，質疑文章也流行多年，爲免產生誤解，謹將當年我與羅教授討論此事之有關信札，摘要記錄於下，以備參考。
一、關於元豐元年與熙寧十年。
蘇軾赴徐州任，應當是熙寧十年(一零七七年)，有關年譜皆如此記載。如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分明寫道：“年譜：熙寧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正月自密至京師，四月後赴徐州任。”又道：“元豐元年戉午，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以爲元豐元年(一零七八年)，乃所失誤，應當糾正。但是，這僅僅是幾個月之差，並不影響<與鮮于子駿書>作於元豐二年元月這一論斷。就全文看，祇是枝節問題。而且，按照常理來説，這種一查便知的史實誤差，讀者也當體會得到，乃一時疏忽所致。就此一點，連篇纍牘進行“考辨”，似有點小題大做。
二、駁徐州説，並未成立。
爲推翻新證，恢復詞學界之“一般均如此説”，論定蘇軾<與鮮于子駿書>中説的“數日前……作得一闋”小詞，即爲<江城子>(密州出獵)，有關學者力駁徐州説，以爲羅忼烈教授用作依據的兩條理由—《蘇東坡尺牘》編次與注腳，“絲毫也不能證實<與鮮于子駿書>必作於徐州”。但是，其駁論並無新的證據，祇是説編次與注腳不可靠，不可視爲定論。實際上，此駁論所用乃一種“排中律”。本文所引羅教授新證，已説得十分明白、充份，無需辯駁。
由以上兩點可見，有關學者之所謂“考辨”，既稱不上“考”，因繫年年譜已載，無須其所謂“考”，也談不上“辨”，無有正面論辯，缺乏實際意義，吾不憑也。因此，本文仍堅持原有論證，未作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