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國以來詞學研究綜述
一九四九年以來詞學硏究，在近代，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以來硏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多方面的開拓與探索，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同時，對於某些理論問題，硏究者還有不同看法，在運用新的觀點與方法進行硏究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些偏差。認眞回顧三十年來詞學硏究的狀況及問題，充份地吸取其經驗敎訓，對於當前及今後的硏究工作，都將提供有益的借鑒。
截至一九八二年底，全國(未包括臺港澳地區)發表詞學硏究文章九百餘篇，出版詞學專著(包括論文集)三十多種、詞的選本近二十種，整理出版(不包括重印)詞書近四十種，新辦《詞學》集刊一種。
現將詞學硏究中有關問題，歸納爲六個方面，綜述於下。
一 關於詞的發展史及其歷史地位問題的討論
一九四九年以來，對於詞的發展史及其歷史地位等問題的硏究已漸展開，有關專門家都有專論進行探硏。這類文章的共同特點是：嘗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將詞放在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聯繫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思想、文化諸因素，進行綜合硏究。與一九四九年以前同類文章相比較，這是一大進步。但是，這類概論性的文章還不太多，而且，有段時間，在分析硏究過程中，也較普遍地產生過簡單化、概念化等流弊。
(一) 關於詞的發展史問題
多數論者沿用傳統的説法，以爲詞是在唐、宋以來新興曲調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即興起於唐，至宋而發展成爲一代之勝，宋以後爲其餘響。但是，對於詞體的興衰，對於詞體的發展演變，卻持有異議。
一種意見認爲：祇有衝破詞體本身的種種局限，充實内容，擴大疆界，詞才能發展；講究形式格律，走回頭路，詞就衰亡。
夏承燾論唐宋詞指出：“詩化”、“散文化”，是詞的擴大、加深、提高和解放。他説：蘇軾“開始把封建意識和市民意識調和起來”，“放寬了詞的門路”；至南宋，反映時代的主要矛盾，突破了士大夫階層和市民階層的局限，“才成就其歷史上未有之業績”。但是，隆興後，“太平”、“偏安”，“南宋詞所賴以充實內容的民族矛盾，至這個時候逐漸在詞裡消失了”，“宋詞的燦爛光輝，至此又黯然失色了”1。譚丕模看法與夏承燾看法相近。他將柳、蘇、辛當作宋詞的代表。説：柳永開始突破“綺羅香澤”的局限，著重描寫北宋時代的社會繁榮；蘇軾眞正突破“綺羅香澤”的局限，唱“大江東去”，表現他的蔑視世俗的思想；辛棄疾代表了宋詞的思想性、藝術性相結合的高度成就，表現他想抗金而不得抗金的悲憤情懷。並認爲：周邦彥等人講究格律，回復柳永以前那種男歡女愛的傾向。至宋末，詞向“協律創調”方向發展更突出，使詞走向凝固、定型的沒落道路2。
另一種意見認爲：在長短句歌詞的發展史上，不同作家因其所處社會環境不同，藝術修養不同，他們對於詞體的發展，各自做出不同的貢獻，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評價。
龍榆生指出：柳永和蘇軾，雖然站在敵對矛盾的兩方面，但從兩個不同角度去看，也就“各有各的開創之功”。並認爲：“周邦彥是北宋詞的殿軍”。龍榆生説：“在蘇軾‘橫放傑出'的詞風沒有取得廣大讀者擁護之前，整個的北宋詞壇，幾乎全部爲柳永所籠罩。”説：“周邦彥的詞是從柳永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從音樂和藝術的角度來看，他的地位是要超過柳永的。”並説：“詞在形式上的發展，到了周邦彥，已是‘登峰造極'。”龍榆生認爲：不能忽視柳、周在詞的發展史上的影響與作用3。
此外，對於詞的發展史，任半塘(二北)曾有另一種不同看法。提出：應該依據歷史，肯定唐、五代三百四十二年間歌辭乃曲子和大曲二體，否定北宋以來直到目前，有一種脱離歷史、漠視文獻的“唐詞意識”，形成“唐詞派”以趙宋詞壇的詞向上搞“兼併”，改歷史，稱“唐詞”的錯誤做法。提出：“曲子”是唐代歌辭的正名；趙宋詞業的詞實“源於唐曲子”。以爲重修文學史必須將“詞詞曲”修正爲“曲詞曲”，將“詞源曲流”翻爲“曲源詞流”4。
(二) 關於宋詞的評價問題
多數意見認爲：詞是宋代文學的代表，在文學史上，可與唐詩、元曲先後輝映。此類論説，隨處可見，無須贅述。値得注意的是，有的硏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爲：宋詞有愧於自己的時代，不僅比不上唐詩、元曲，也不如同時代的宋詩，不能作爲一代文學的代表。
詹安泰從宋詞本身以及宋人對詞的態度，具體分析了詞這一藝術形式對於寫作的種種局限：第一，作詞目的在配合歌樂，爲“遣興娛賓”之用，不要求反映甚麼社會現實；第二，詞與詩、文分工，詞爲“艷科”、爲“小道”、爲“詩餘”，“祇有在文人眼中認爲不足登大雅之堂的談情説愛、旖旎風流這類的情事，才用詞這一體制來寫”；第三，詞的篇幅簡短，音律嚴格，“對詞人要反映當前生活現象，發抒個人的思想感情，就不無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詹安泰認爲：宋詞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是最薄弱的一環，它沒有出現過像詩中的杜甫和曲中的關漢卿這麼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家，不能作爲宋代的代表文學5。
夏承燾著重從作家的創作態度出發，分析宋詞多糟粕，成就不高的原因。他認爲：宋人之稱“詩餘”，“實質上總是把詞看得比詩低一等”。宋代一部份作家，“他們在詩裡表達積極的、面對現實的思想感情，而讓消極的逃避現實的思想感情用詞來寫；於是詞便成爲消極頹廢的思想感情的逋逃藪，便成爲名符其實的詩之餘了”。因此，宋詞的思想内容，“上不逮唐詩，下也有愧於元曲”6。
二 作家作品論
一九四九年以來詞論，雖多爲作家作品論，硏究文章數以百計，但僅集中於某些著名作家，即集中於唐宋時代的個别作家，如李煜、柳永、蘇軾、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等。宋以後的詞，尤其是清詞，我們的硏究工作還是一片荒蕪。而且，這類文章多爲一般的思想内容分析，藝術形式方面的探索、硏究，都有所忽視。
(一) 李煜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初，學術界對李煜詞的討論，頗爲熱鬧了一大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以及某些大學學報，曾爲此開闢了園地，許多專家、學者，都踴躍參加討論。當時爭論的焦點是：李煜詞是否表現了愛國思想？一種意見認爲：李煜對“故國”“往事”的懷念，不僅是“雕攔玉砌”，不僅是對自己過去荒淫生活的留戀，還有著與人民相通的愛國情感；另一種意見認爲：“故國”“往事”的内容，指的僅是他過去的荒淫生活，與廣大人民沒有相通之處。討論中，多數硏究者對於李煜詞的藝術成就，如高度的藝術概括能力，生動鮮明的形象表現手法，精練準確的語言運用等，還是較爲讚賞的；祇是由於注意力集中在詞作思想内容的評價上，對於這方面的問題，未能深入展開討論。
(二) 柳永
有關硏究文章集中在兩個問題上：第一、柳永詞的思想内容和社會意義(重點是對於大量有關羈旅行役的詞作及大量詠妓詞的評價問題)；第二、柳永在北宋詞壇的地位及其對於詞體發展的貢獻。
一種意見認爲：柳永繼承了唐五代民間詞的傳統，變革詞體、開拓詞境，爲宋詞發展起了奠基作用。
唐圭璋、金啓華三論柳永詞，指出：柳永所詠題材，五類當中對於統治者歌功頌德的僅十份之一弱，“他的詞作很多是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和他的生活、思想、感情”，他的詠妓詞體現了對於受壓抑妓女眞摯的感情，帶有打破等級觀念、否定封建禮敎的色彩。並認爲：“柳永是慢詞的繼承者，也是北宋慢詞的開山祖師”；柳永的慢詞開宋詞之端，是宋詞的主流。7
另一種意見認爲：柳永在詞壇上是以風流遊客出現的，“他的詞作祇是證明了他像一般沒落士大夫一樣是對放浪形骸生活的追逐”，談不上“反封建意義”；而且，他的慢詞創作也談不上“開山的功勞”和“奠基的作用”8。
以上兩種不同意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討論尚未展開。柳永詞内容豐富、形式多樣，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在當時就已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具體分析硏究柳詞藝術力量之所在，仍然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三) 蘇軾
在中國詞史上，蘇軾開一代風氣，“新天下耳目”，其成就，早爲眾所公認；一九四九年以來，蘇詞硏究成爲一個“熱門”，這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蘇軾及其詞的硏究，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第一、詞風問題，第二、詩詞疆界問題，第三、音律問題。
一種意見認爲：蘇軾“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破壞了詞必協律、表意必以婉約爲正宗的傳統意識”，“打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開創豪放的風格以代替婉約的風格”9；認爲蘇軾不顧一切文人的責難與訕笑，毅然打破了詞在音律方面過於嚴格的束縛，這是有意義的創舉10。
一九四九年以來，多數硏究者都持這一説法，即把蘇軾當作兩宋豪放詞派的領袖，並以開拓詞的題材，“打破詩詞界限，衝破音律的束縛”，概括蘇詞創作及其成就。
直至最近幾年，方才有人發表不同意見。
有的認爲：三百多篇蘇詞中，眞有點後世理解的“豪放”之味的，實在微乎其微，所謂“豪放”之作，在兩宋時期並無大影響11；認爲蘇軾所作，絕大多數仍屬婉約詞，蘇軾不僅豪放詞寫得好，他的婉約詞也不亞於任何婉約派名家12。
有的認爲：在蘇軾手中，所謂“詩莊詞媚”的界限，實際上並未眞正被“打破”。指出：“蘇軾和當時許多人一樣，不曾‘短於情'，在《東坡樂府》中，像《花間》《尊前》那樣，專門寫妓女或代人寫妓女，於宴會上供妓女歌唱的作品，幾乎佔了三份之一。”13
有的還撰寫專文，論證蘇軾通詞樂、明音律。指出，説蘇詞往往不和音律協諧，這是一種誤會；證明：蘇軾既能唱曲，又曾創作過一些自度曲，對於音律運用自如，是位當行作家14。
以上諸方面探討，僅是個開端，還有待進一步深化，但對於準確全面地硏究蘇詞創作，弄清楚詞史上所爭論的問題，仍是很有意義的。
(四) 周邦彥
一九四九年以來，周邦彥或被斥爲形式主義者，“格律派”代表，或被斥爲專寫風花雪月、離合悲歡的風流詞人，一直是被批判的對象；有的評論文章還認爲，周邦彥在詞史上是起反動作用的，他使詞走回頭路。
文學硏究所編《中國文學史》提出：經過蘇軾的努力，擴展了詞的境界，活躍了詞的生命，爲它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北宋後期，文壇上的詞手們，又把它引回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内容狹窄的老路上去。説“(賀鑄和周邦彥)，特别是周邦彥，他們在内容上走回頭這一點比秦觀還要走得更遠”。説：“(北宋)這種腐敗的現象必然會在作者們的筆下反映出來，像賀鑄這樣沒落的貴族，像周邦彥這樣御用的詞人，他們的詞筆自然祇能以酒色和風花雪月爲主要的描寫對象了。”
公木認爲：“(詞至北宋)更多地落入統治者所豢養的士大夫手中，一步步導向形式主義、神秘主義的邪路，講究甚麽‘宮調聲情'，又所謂‘依月用律'，神乎其神，玄而又玄，以至搞到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程度，無窮的清規戒律，弄得原是清新剛健的山歌野調，變得死氣沉沉，毫無生意，祇合收入‘大晟樂府'，進呈御覽，供奉那班皇帝老兒後宮娘兒們去尋開心，這些就完全屬於封建性糟粕了。”15這裡，其批判矛頭就對準以周邦彥爲代表的所謂“格律派”詞人。
但是，在周詞硏究中，也還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的。一九五七年，龍榆生發表文章指出：“長短句慢詞發展到了周邦彥，才算到了音樂語言緊密結合的最高藝術形式。從藝術角度去看他的全部作品，確能做到‘渾化'(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的境界。由於它的音樂性特别強烈，一直爲歌女們所愛唱；直到宋亡以後，還有杭妓沈梅嬌會唱他的<意難忘><臺城路>兩首歌曲(張炎：《山中白雲》國香詞小序)。他在文學上及音樂上的影響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16
近一、二年，有關周詞硏究文章，有金啓華<論周邦彥詞>17、萬雲駿<清眞詞的藝術特徵>18以及劉揚忠<清眞詞的藝術成就及其特徵>19等。萬雲駿認爲：“周邦彥的詞，對宋詞的發展以至對元、明、清及近代詞的發展都起過重要的影響。”説：“自‘五四'前後以至解放以來，就有一些自己並不能詞而論詞、選詞的，他們貶低周詞，不但批判其思想，而且壓低其藝術。”指出：必須充份估計周邦彥在詞史上的地位與影響。
(五) 李清照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間，學術界對於李清照及其詞的評價問題，展開了一次討論。這是繼李煜詞問題討論之後，又一次較爲熱烈的學術討論。
這次討論，集中在對於李清照詞所體現的思想情感的評價上，兩種不同看法，爭論頗爲激烈。一種意見認爲，李清照是我國詞史上一位傑出的女詞人，她前期的詞體現了對生活的熱愛，基調健康，後期的詞體現了愛國主義思想感情，深切動人。
王延梯、郭延禮説：“前期詞的主要内容：大膽地歌頌愛情、勇敢地表露愛情和強烈地追求愛情。”“有著反封建反禮敎的進步意義”。還有一些表現熱愛大自然的作品，也滲透著李清照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熱愛一切美好事物的性格特徵。南渡後“主要表現了國破家亡後的凄慘心境和痛苦感情，帶有深沉的感傷情緒”，但卻“表現了詩人的故國之思和家國興亡之恨”，“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情緒”20。
一九八零年，平慧善發表<李清照詞再評價>一文，基本上同意上述觀點，但進一步指出：“從詞史上看，用詞的形式表現愛國思想，李清照是較早的一個，她在詞中通過身世之悲抒發家國之恨，這是極爲可貴的。”21
另一種意見，對於李清照詞所體現的思想内容及其情調，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
郭預衡發表<李清照詞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値>一文，肯定南渡後，李詞所寫個人悲觀情緒，有其一定的社會意義。但認爲，不能給李清照及其詞予“不虞之譽”。郭預衡指出：如果説前期詞寫了愛情的悲歡，便是反封建，便算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便算是有理想，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並指出：“李清照的詞，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社會意義就是較小的。它不是事變當中那種昂揚的積極的時代精神的反映，而是一種比較低沉和消極的反映，是一種哀鳴和挽歌似的作品。“郭預衡説：不能把這樣的詞看作“忠憤之語”或“愛國的情感”。説：“這未免貶低了愛國詞的含義。”22此外，硏究者對於李清照詞的藝術成就，也進行了某些探討。
夏承燾撰寫專論，硏究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指出“她傳誦的名作，不但合了卷子聽得懂它的語言美，並且也聽得懂它的聲調美”。對於李詞的藝術成就，給予極高的讚許23。
有的文章在探硏李清照藝術創造的問題時，也涉及到李清照詞的美學價値問題，但未見具體論述。
(六) 辛棄疾
一九四九年以來，辛詞硏究也是個“熱門”。除了有關專著，發表在報刊雜誌上的談辛文章，佔了全部詞學硏究文章的六份之一24。但是，絶大多數硏究者，其論著都集中在對於若干首“愛國詞”的討論上。有的硏究者對於辛棄疾的愛國行動及其詞作所體現的愛國主義思想內容，給予熱烈的讚頌，以爲辛棄疾詞是宋詞發展到高峰的標誌；有的認爲，對於辛棄疾及其愛國詞，必須進行階級分析，不可盲目加以頌揚，認爲，辛棄疾效忠於南宋王朝，站在官僚地主的立場上，鎭壓過勞動人民，有其惡劣的表現，思想是反動的。
關於辛棄疾的爭論，多數集中於“愛國詞”上，但六百多首稼軒詞，其中英雄語與嫵媚語，二者兼備，對於辛詞進行全面硏究探討，則嫌不夠。
在辛詞硏究中，有的文章在闡發思想內容的同時，注意探討辛詞的特殊風格，並尋找其特殊風格形成的原因，這類探索是値得一提的。
夏承燾將辛詞的風格特點，概括爲八個字：肝腸如火，色笑如花。説：豪放是其人的本色，婉約是詞的本色，合此二者，成爲辛詞的特色25。夏承燾説：辛棄疾剛強的性格，豪邁的氣概和鋭意北伐的長圖大念，在當時是必不能見容於怯懦偷生的統治集團的。辛棄疾既不甘同流合污，又不能施展抱負，不得暢所欲言，祇有收斂鋒芒，化百煉剛而爲繞指柔。歷史環境和身世遭遇，是辛棄疾詞特殊風格形成的原因26。
此外，有的文章還對蘇、辛詞風進行對比硏究。或以爲：蘇辛並舉，同中見異，一爲“昭蘇”，一爲“辛辣”27；或以爲：蘇辛難爲同派，蘇之“豪放”，“曠而失其雄，放而不見勁”，辛“在頓挫折疊間迸射出一股風發凌厲、勢欲摩空的力的激動感”28等等。
三 詞學理論研究
專門的詞學理論硏究文章，並不太多。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詞學硏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硏究者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大致是詞的風格流派問題，“以詩爲詞”問題，以及詞的形式格律和藝術價値等問題。
(一) 關於詞的風格流派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來學術界，習慣於以豪放、婉約論詞；幾乎每部文學史，都將宋詞概括爲豪放與婉約二派，大部份論詞文章，也以此作爲立論的依據。
文學硏究所編《中國文學史》稱：“宋初以來的詞壇基本上沿襲唐五代的婉約派詞風，代表人物有晏殊、歐陽修、晏幾道等”(見五七一頁)；“(蘇軾)創立了與傳統的婉約派相對立的豪放派”(見五九一頁)。並認爲：“蘇軾所創立的豪放詞風，把詞引向健康、廣闊的道路。南宋偉大的愛國詞人辛棄疾就直接受到他的啓示，而在詞的思想内容上有了更高的發展，形成了蘇辛詞派。張元幹、張孝祥、陳亮、劉過等人的詞，和蘇軾也是一脈相承的”(見五九八頁)。直至最近一、二年，學術界也還有人一再宣稱：“如果寫《詞史》，必須大書特書宋詞有豪放、婉約二派，豪放詞以范希文爲首唱，而以東坡、稼軒爲敎主；婉約詞則以晏元獻爲首唱，而以屯田、清眞、白石爲敎主。”29
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認爲：一般談宋詞，都將其概括爲豪放和婉約兩派。這是論詩文的陽剛陰柔一套的翻版，任何文體都可以通用，當然沒有甚麼不對。不過，眞正要説明宋詞的藝術風格，這種兩派説就未免簡單化。詹安泰指出：有的作家，如姜夔、張炎，“把他們劃出豪放、婉約兩派之外，則較爲切合實際”。並指出：“即使一個作家一生的創作，風格也不是一樣的。”詹安泰將宋詞的藝術風格歸納爲八種：眞率明朗、高曠清雄、婉約清新、奇艷俊秀、典麗精工、豪邁奔放、騷雅清勁、密麗險澀30。施蟄存認爲：“豪放”“婉約”僅是講風格，而不是“派”。説：“如果要把詞人截然分爲兩派，而以豪放爲正宗，此即極‘左'之論；如以婉約爲正宗，即不許壯烈意志闌入文學。此二者，皆一隅之見也。”31
一九四九年以來學術界，以“豪放”“婉約”論詞，重豪放、輕婉約，甚至認爲，蘇軾出，豪放風格已代替了婉約風格，造成了極大混亂。
對此，有的硏究者已有異議。
萬雲駿提出：“不要低估婉約派詞人在文學史、詩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説：“前人所稱豪放派與婉約派，就是詞的兩個最主要的流派；而歷代絶大多數的詞人及其作品，都可説是屬於婉約一派的。”並説：“北宋的蘇軾，南宋的辛棄疾，固然屬於豪放一派，但他們也不是不受婉約派的影響。”32後來，萬雲駿對此論點又有所發揮。他説：“對豪放派和婉約派，都應該作兩點論，不能厚此薄彼。”他指出：“婉約派作家的詞的題材也是在逐漸擴大、加深的”，其作品，有的能夠“用美麗動人的藝術形象反映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社會生活”，應予肯定33。
錢鴻瑛認爲：“解放後論詞往往在強調‘思想性'的外衣下忽視或貶低藝術性，對婉約詞評價不甚公正。”錢氏主張“婉約爲宗”。説：“詞的發展中以婉約詞佔壓倒多數”，“無論從量、從質言，婉約詞是主流”。至於“婉約”“豪放”孰優？錢氏認爲：不能斷言。祇要遵守藝術創作規律——形象思維，“豪放”好，“婉約”也好34。
(二) 關於“以詩爲詞”問題
“以詩爲詞”是個複雜的文學現象，硏究者各持不同看法，概括起來，大致有二種不同解釋。
一種意見認爲，“以詩爲詞”，就是不注重詞的音律。
羅根澤説：陳師道説蘇軾“以詩爲詞”，“要非本色”，大概就是指其“不諧音律”35。
唐圭璋説：“蘇軾的‘以詩爲詞'是當時用來和‘絃管家語'的‘歌者之詞'相區别的説法。”説：蘇軾“以詩爲詞”，是與柳永等人的“歌者之詞”相對而言的36。
一種意見從音律，擴大到題材，到藝術風格，認爲：“以詩爲詞”，就是打破詩詞界限，實行“詩詞合流”。
胡雲翼説：蘇軾“摧毀了詞的狹隘的藩籬，替詞壇開闢了廣闊的園地。他以詩爲詞，擴展詞的内容到懷古、詠史、説理、談玄、感時傷事，以及對山水田園的描繪、身世友情的抒寫，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境地”37。
王延梯認爲：“以詩爲詞”，就是“打破詩詞界限，衝破音律的束縛”38。
沈祖棻説：“蘇軾的以詩爲詞的積極意義就在於改變了詞的傳統，擴大了詞的内容，豐富了詞的語言和風格，並且爲詞發展成爲獨立的抒情詩樣式準備了條件。”但沈的觀點與胡、王略有區别。沈不讚同“詩詞合流”説，以爲蘇軾“以詩爲詞”，並不排斥“以詞爲詞”39。
一九四九年以來學術界對於“以詩爲詞”問題，多數持肯定的態度；有人甚至把“以詩爲詞”當作普遍規律加以讚頌。
胡雲翼説：“致力於詩詞合流以提高詞的意義和風格，蘇軾盡了他的責任，他的巨大成就震撼了當時的詞壇。”“蘇門文人儘管極口推崇蘇詞，可是卻不承認‘以詩爲詞'可作爲規範。……這種狹隘的、保守的正統觀念在很大的程度上阻擋並延緩了詞的發展與提高。”40
但是，在學術界對於“以詩爲詞”的一片叫好聲中，也有人提出異議。
萬雲駿説：“‘以詩爲詞'、‘以文爲詞'的表現手法，雖不能完全否定，但就其主要傾向來説，是不利於詞的藝術上的發展的。蘇、辛及其他豪放派詞人存在的較多的一味叫囂，形象乾癟的作品就是明證。”並説：蘇辛的成就在於“在藝術上能夠繼承以至發展了詞能夠運用並且善於運用形象思維，大量運用比、興手法，來表達它的豐富、複雜的思想内容，而不是依靠甚麽‘以詩爲詞'、‘以文爲詞'”41。
(三) 關於詞的形式格律和藝術價値問題
有的硏究者將毛澤東同志有關舊體詩詞的言論，進行種種曲解，以“束縛思想”“不宜提倡”爲借口，粗率地否定詞的形式格律和藝術價値，把音律説成是詞體發展的“束縛”和“羈絆”，以爲聲調格律是與詞的内容毫不相干的外在形式，以爲祇有“解脱了音律的羈絆”，“衝破音律形式的束縛”，詞才有出路。
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五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認爲：“(蘇軾)打破了詞爲‘艷科'的傳統觀點，解脱了音律的羈絆，完成了詞風的徹底轉變。”
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認爲：“蘇軾詞在藝術風格上也衝破了傳統柔靡婉約的風氣，衝破音律形式的束縛，建立了清新雄偉的風格，開創了豪放詞派。”
由於忽視詞的藝術價値，反對講究形式格律，學術界出現了重思想、輕藝術，以政治鑒定代替藝術批評的偏向。長期以來，許多硏究者習慣於搬用“人民性”“愛國主義”一類概念，以貼標簽的辦法，對詞作家進行劃線、站隊，一部詞史被攪得混亂不堪：蘇軾、辛棄疾的某些作品體現了“人民性”和“愛國主義”，他們便登上現實主義的寶座，但他們的創作，卻被曲解爲豪放而不協律腔的典範；周邦彥以及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他們的創作，或者委婉曲折，或者較爲含蓄，甚至晦澀，他們的家國之痛和身世之感，隱藏於内，讓某些人讀不懂，現成的公式套不上，這批作家就被打入“冷宮”。因此，有一段時間，在大中學校課本中，或在某些詞的選本中，詞的作家被分爲“豪放”“婉約”兩大派，所謂具有“人民性”的作家，祇有蘇、辛等豪放詞家，所謂民主性精華，就祇剩下個别幾首愛國詞。
萬雲駿於一九六二年發表<詞話論詞的藝術性>一文，呼籲重視詞的藝術性硏究，這是很難得的。萬雲駿説：“不僅像蘇軾、辛棄疾這些豪放派的詞値得我們學習，就是像周邦彥、姜夔等這些婉約派詞人的詞，也値得我們學習，不能把他們作爲‘格律派'而打入冷宮。”一九七九年，萬雲駿發表<試論宋詞的豪放派與婉約派的評價問題—兼評胡雲翼的〔宋詞選〕>，進一步闡發了上述觀點。
至今，有關詞的形式格律及其藝術價値問題的硏究，仍然須要進一步深入展開。
四 詞學專著
一九四九年以來出版的有關詞學專著，包括論文集以及某些普及性的通俗讀物，計三十多種；就内容看，其中有詞學理論專著，作家作品硏究(包括作家評傳)，詞樂、詞律論著以及詞史、年譜等等。
(一) 關於《詞學新探》和《詞論》
孫正剛的《詞學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零年九月天津第一版)，包括簡述、調與題、格律、散論四個部份。從訂名開始，對於詞調、格律，乃至字、詞、句等有關詞的基本知識，進行了較爲詳盡的闡述。是部專講音律的專門著作。此書不足之處是：偏重於羅列事例，缺乏理論深度和系統性；有的觀點，或囿於舊説成見，或失之主觀臆測，尚待斟酌。例如論詞調，祇看名稱：<好事近><人月圓><相見歡>，就以爲大吉大利；<感皇思><戀繡衾><傷春怨>，就以爲“封建、黄色或低沉”。又，論詞調，顧名思義，以爲<醜(丑)奴兒>，當寫奴兒之醜，<賀新郎>，當是祝賀新婚，因此，便提出：“祝賀新婚時如寫<惜分飛>或<醜奴兒>豈不大刹風景？哀悼時寫<賀新郎>等於開玩笑”!而且，作者還用這種附會的辦法，將祇代表聲情，不具文情的詞調進行政治站隊。曰：“八七五調一七二五體絶大多數是糟粕，需剔除。”
劉永濟遺著《詞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上海第一版)，旨在闡明詞學要義。卷上通論，對名誼、緣起、宮調、聲韻、風會五端，多所闡發。卷下論作法，列出總術、取徑、賦情、體物、結構、聲樂、餘論七門，並將古人有關精要之語，分別編入門內，可成爲一部“詞話選”。據程千帆介紹，劉永濟“還想以《詞論》爲藍本提要鈎玄，寫成幾十則詞話，作爲學詞的綱領”42。劉永濟的《誦帚詞筏》，是《詞論》卷下“總術第一”和“取徑第二”的具體論述部份。《誦帚詞筏》進一步將古人論詞精義，加以融會貫通，時出新見，祇可惜僅留下十二則。因此，《詞論》一書，當還未爲全璧。
(二) 關於《唐宋詞人年譜》和《唐宋詞論叢》
這是夏承燾的兩部力作。
《唐宋詞人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上海第一版)，計十種十二家。即：韋端己、馮正中、南唐二主、張子野、二晏、賀方回、周草窗、溫飛卿、姜白石、吳夢窗。十二譜中，尤以溫飛卿、姜白石、吳夢窗三系年，最見功力。朱祖謀曾稱讚其夢窗事蹟考證，説：“夢窗系屬八百年未發之疑，自我兄而昭晰，豈非詞林美譚。”43日本學人清水茂，也曾撰專文評介，表示高度讚賞。説：“作者對各詞人之行實，作甚周詳仔細之探索，使讀者引起甚深長之興味；許多訛誤之傳説，亦於此得到糾正。”44《唐宋詞人年譜》，已成爲治詞業者，人人案頭必備之書。
《唐宋詞論叢》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是一部有關詞樂及聲律問題的專著。全書收入論文十二篇及附錄五篇。内容包括：唐宋詞聲韻問題，詞樂、詞譜問題以及作家作品行實、本事和詞書整理考訂方面的問題。其中有關白石歌曲的考證文字，是夏承燾的成名之作。近代詞學大師朱祖謀曾親予審閲指正。夏承燾還依據近人陳澧有關白石譜譯法，將白石十七譜用今工尺全部譯出，對於理解、接受姜白石所遺留下的寶貴詞樂財富，做出了貢獻。此外，書中有關字聲、音韻的考辨，也極爲精細。夏承燾的考辨，立足於具體詞例，立足於作家創作實際以及詞體演變的實際，而不是脱離内容的空談。這是夏承燾多年硏究的集成之作。王仲聞説：“(此書)對於唐宋詞之聲律，剖析入微，前無古人。”45
(三) 關於《唐宋詞格律》
詞譜之學，是在明清時期盛行的。後世因爲詞樂及詞的歌法失傳，詞律、詞譜便成爲初學入門之書。
龍榆生的《唐宋詞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月上海第一版一原名《唐宋詞定格》。書中收調一百五十三，其格式，大都是結合具體詞作，經過一番認眞審辨而標誌出來的，可作“定格”看待。在同類著作中，此書最具參考價値。此書有别於其它譜書的地方在於：除了按格標出句讀、平仄、韻位之外，對於每個詞調的由來及其特殊的格式規定，有時還略加説明。不足的是，此類“有别”之處，尚不甚突出。一則，此類説明文字大都較爲簡略，所説也僅是一般規則(如某調多少字，上下片各多少韻等)。能夠指出某句當用特殊句法，某字當用某聲的，僅限於極個别的幾個詞調。二則，此類説明文字，大都僅是依據前人的記載，而不是從作家創作實際出發，從具體詞例的分析當中所得出的共同規則。因此，此書既爲“一本專講唐宋詞體制格律的書”(<出版説明>)，對於某些詞調的某些“筋節”之處，未及點明，不能不是一個缺陷。
五 詞籍整理
詞學前輩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已經整理出版(不包括再版、重印)的，有詞叢編、詞總集、詞别集以及詞話等近四十種。
(一) 關於《詞源注》
張炎《詞源》是我國詞史上第一部詞話專著。《詞源》二卷，上卷專論樂律，下卷論詞的作法和批評標準。近代以來，硏究《詞源》的著作有鄭文焯的《詞源疏律》和蔡楨的《詞源疏證》。夏承燾的《詞源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僅取其下卷之有關詞的理論批評部份，並去其“音譜”“拍眼”二篇。夏注本對於蔡氏的疏證，在某些方面有所補充及提高。例如對於清空與質實的解釋，夏注本闡明要義，有助於加深理解張炎的詞學觀。夏注本<前言>並將張炎論詞標準，概括爲“意趣高遠”、“雅正”、“清空”三點，頗爲中肯。而且，對此三點有所闡發，可作硏究《詞源》之參考。對於《詞源》，夏承燾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以爲“不能突破宋人詩話的窠臼”，“不夠我們理想的詞學批評著作的標準”。他以爲：上卷論音律的十四篇，是張炎對詞學最有貢獻的部份，當與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同爲詞林瑰寶46。但可惜，夏承燾未能爲此“最有貢獻”的部份作注，並删去下卷與此相關的二篇。
(二)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上海新一版)，全書凡五卷，又不編年一卷，外編一卷，對於姜白石八十多首詞，加以箋校。卷首有<論姜白石的詞風>爲代序，還有輯傳與“白石詞編年目”；卷後有輯評、版本考、各本序跋、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行實考等爲附錄。箋校者幾乎將所有關於白石詞的資料匯於一編，這是詞學硏究中有益之舉。
姜夔爲宋詞一大家，後世對他的重視，不僅是因爲他的詞清剛疏宕，在兩宋詞壇上，獨樹一幟，而且，還因爲他留下了十七個歌曲旁譜，在某些詞作小序中，記錄下有關詞的樂律資料，成爲寶貴的詞樂文獻。夏承燾對於白石詞中所涉及問題，諸如宮調、律呂以及“鬲指”、“住字”、“落腔”等專門術語，一一進行考訂和箋釋；此編可爲白石聲學之小百科全書。
(三) 關於《稼軒詞編年箋注》
《稼軒詞編年箋注》，鄧廣銘箋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十月北京新一版。鄧廣銘作爲一位史學家而箋注辛詞，必然將治史的嚴謹精神貫注其中；現傳辛詞六百二十九首，雖尚有部份作年莫考，但已考諸篇，大多有一定的史實依據，有的兼備内證與外證，足資參考。鄧廣銘並有《辛稼軒年譜》及《辛稼軒詩文鈔存》問世，爲辛詞硏究，提供了較爲完備的資料。
蔡義江、蔡國黄據寧波天一閣藏《嘉靖江陰縣誌》所載材料，考證辛棄疾在江陰簽判任滿至通判建康府時，當中有一段漫遊呉楚的經歷，漫遊時間，自乾道元年至三年秋。指出：所謂“作年莫考”之作，其中不少應是三年漫游吳楚時期的作品；鄧廣銘對辛詞編年自乾道四年始，把辛棄疾開始創作活動的時間大大推遲了47。二蔡並另有《稼軒長短句編年》行世。
六 詞的選本與讀本
半個世紀以來，《宋詞三百首箋注》(上彊村民重編，唐圭璋箋注)及《唐宋名家詞選》(龍榆生編選)盛傳詞壇，至今，仍爲詞學硏究工作者及一般詞學愛好者所歡迎。如何超過這兩個本子？一九四九年後，選家們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出版了近二十種選本。這些選本，各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標準選詞、釋詞，在不同讀者範圍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留下各種不同的印象。
(一) 關於《宋詞選》
胡雲翼的《宋詞選》(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二月上海第一版)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流通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選本。胡雲翼<前言>宣稱：“這個選本是以蘇軾、辛棄疾爲首的豪放派作爲骨幹，重點選錄南宋愛國詞人的優秀作品，同時也照顧到其他風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窺見宋詞豐富多彩的全貌。”這個選本，有一篇用現代語言寫成的<前言>，有作家小傳，每首入選詞作，既作注釋，又加題解，明白易懂，比起舊的選本，更適合普通讀者的胃口，流通時間最長。
一九七九年，萬雲駿曾發表批評意見，以爲《宋詞選》對婉約與豪放兩派的作家、作品，不免褒貶從心，抑揚失實。其選詞與評詞的標準是：豪放派詞人一般皆好，婉約派詞人一般皆不好48。
對於萬雲駿的批評，劉初棠持不同看法。説：胡雲翼的《宋詞選》，“雖以豪放派之詞爲主幹，但也注意顧及其他風格流派的代表作品”。並説：“讀者通過閲讀入選詞作不到三百首的《宋詞選》，就能窺見詞人逾千家、篇章近二萬的宋詞全貌，乃是《宋詞選》的最大優點。所以該書出版之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稱許和推重。再版多次，搶購一空，這更是人們對《宋詞選》的最好評價。”49
(二) 關於《宋詞賞析》
沈祖棻《宋詞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三月上海第一版)是眾多選本與讀本中較具特色的一部。此書兩部份，“《北宋名家詞淺釋》是一部沒有寫完的講課筆記”；“姜、張兩家詞札記是從她手批的四印齋本《雙白詞》中輯錄出來的”(<後記>)。由於某種特殊原因(如聽課對象以爲宋詞不大好懂，批判其思想内容比較容易，要肯定其藝術技巧則比較困難等)，沈祖棻終於擺脱了某種偏見的束縛，敢於側重婉約派的作品，並側重藝術技巧的分析。而且，入選各家篇目多寡(如蘇軾僅選二首，柳永、周邦彥各選七首)，也是依據聽課對象學習需要而定的。這一些，就使這部詞的讀本，具有與眾不同的特色。至於姜、張詞批語，更是溶鑄了作者讀詞、塡詞的心得與體驗。由於作者是塡詞的當行作家，曾有《涉江詞稿》五卷傳世，以詞人釋詞作、批詞作，就少去一層隔閡，使人讀此，倍覺親切。吳世昌説：“在當代舊詩詞作家之中，她的作品是出色當行。以深知此中甘苦的慧業詞人自己來‘賞析'宋詞，自必有他人所不及的獨到之處。因此，我們讀到她的講解宋詞的遺著，是深可欣幸的。”50
此外，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北京第一版一、唐圭璋的《唐宋詞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上海第一版)以及劉永濟的《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上海第一版)，其選詞、釋詞的宗旨不同，各具特色，也是種有益的嘗試。
附注
1 <唐宋詞敘説>，杭州《浙江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五五年第一期。
2 <宋詞——中學文學課業務學習講座>，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起在北京《敎師報》連載，後收入作者著《古典文學論文集》。
3 16 <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北京《新建設》一九五七年八月號。
4 <關於唐曲子問題商榷>。北京《文學遺產》一九八零年第二期。
5 <宋詞發展的社會意義>，見《宋詞散論》。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廣州第一版。
6 <“詩餘”論—宋詞批判舉例>。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7 一論、二論分别見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及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北京《光明日報》，三論見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上海《文匯報》。
8 郁賢皓、周福昌<必須用批判的態度對柳永的詞重新估價>，載一九六零年七月十七日北京《光明日報》。
9 38 王延梯《漱玉集注》前言。
10 40 胡雲翼《宋詞選》前言。
11 28 嚴迪昌<蘇辛詞風異同辨>，吉林《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零年第一期。
12 曾棗莊<蘇軾的婉約詞>，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13 施議對<李清照〔詞論〕硏究>。北京《文學評論叢刊》第七輯。
14 沈祖棻<蘇軾與詞樂>。載徐州《徐州師院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後收入作者著《宋詞賞析》。
15 <歌詩與誦詩—兼論詩歌與音樂的關係>。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八零年第二期。
17 《文學遺產增刊》十四輯。
18 上海《詞學》第一輯。
19 北京《文學遺產》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20 <怎樣評價李清照的詞>。濟南《山東文學》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
21 載杭州《杭州大學學報》一九八零年第二期。
22 載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六一年第二期。
23 <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北京《文學評論》一九六一年第四期。
24 馬興榮<建國三十年來的詞學硏究>，上海《詞學》第一輯。
25 26 <談辛棄疾的〔摸魚兒〕詞——紀念辛棄疾逝世七百五十周年>。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杭州《浙江日報》。
27 吳則虞<辛棄疾詞論略>，北京《文學遺產增刊》六輯。
29 <周楞伽再答施蟄存>，西安《西北大學學報》一九八零年第三期。
30 <宋詞風格流派略談>，載《宋詞散論》。
31 <施蟄存致周楞伽>，西安《西北大學學報》一九八零年第三期。
32 <詞話論詞的藝術性>，上海《學術月刊》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33 41 48<試論宋詞的豪放派與婉約派的評價問題—兼評胡雲翼的〔宋詞選〕>，上海《學術月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34 <婉約詞散論>，《文藝論叢》第十二輯。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35 《中國文學批評史》。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36 <論蘇軾詞>，南京《群眾》一九七九年創刊號。
37 《宋詞選·蘇軾小傳》。
39 <關於蘇詞評價的幾個問題>，載《宋詞賞析》。
42 《誦帚詞筏》附記，上海《古代文學理論硏究》第四輯。
43 上海《詞學季刊》創刊號(一九三三年四月)。
44 見一九五七年十月六日北京《光明日報》。
45 新版附錄<承敎錄>。
46 <讀張炎〔詞源〕>，見《月輪山詞論集》。
47 <辛棄疾漫遊吳楚考—探索其史傳中的一段空白>，哈爾賓《北方論叢》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49 <從“以詩爲詞”“以文爲詞”談起—與萬雲駿先生商榷>，上海《學術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50 <漫談〔小山詞〕用成句及其他>，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光明日報》。
—原載北京《文學硏究動態》一九八三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