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叙論

二、明代以前廣東和南洋的交通和貿易

　　中國和南洋各地的交通和貿易已有悠久的歷史，公元前第二世紀的西漢時代，番禺(現在的廣州)已是國際貿易的都會。(註1)從海外輸入犀角、象牙、玳瑁、珠璣。銀銅、果品、細布等貨物。據《漢書》卷二八地理志粤地條後云：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月餘有湛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日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公元前一四○—公元前八七年)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公元一—五年)，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嶺南和南洋各國的交通，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代。荀子有南海羽翮、齒革、曾靑、丹干傳入中原的記載。《楚辭》宋玉大招篇有“柘漿”的名稱。《淮南子》人間訓篇記述秦始皇發五十萬大軍南征百越的動機是“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這些視爲珍奇的貨物不少的原產地是熱帶的，特別是柘(甘蔗)的原產地是熱帶的，戰國時已傳入楚國和中原。當時廣東和南洋各地已有了直接或間接的交通和貿易關係，是可以肯定的。
　　從近年地下出土的文物來看，在南越趙佗王國早期(秦末漢初)的墓葬裏，已發現有琉璃珠、琉璃璧等飾物。這些琉璃的製品顯然是來自小亞細亞和非洲等地。又趙佗貢獻給漢文帝有高至一丈二尺名“烽火樹”的珊瑚。(註2)這株紅色的大珊瑚，無疑是南太平洋的産品。近年廣州淸理南越文帝墓葬，出土了一個銀椀，銀椀所刻花紋也是西式的。則在西漢初年，南越王國和南洋已有了友好的交通和貿易關係，也是可以肯定的。
　　東漢時代，中國和南洋各國的交通和貿易更加頻繁。桓帝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和延熹四年(公元一六一年)，天竺國(印度)兩次從日南(今越南南方)邊境外來獻。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大秦國(東羅馬帝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邊境外來獻象牙、犀角、玳瑁。可見在東漢海上的交通已遠達印度和歐洲的東羅馬帝國。
　　孫吳、東晋和宋、齊、梁、陳、立國在南方，爲了和中原北朝抗衡，大力發展海外貿易來補充自己的經濟力量。同時印度和中國的佛敎因宗敎信仰的關係，由印度來中國或由中國往印度的也不少，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將康泰通海外諸國。所經及傳聞凡百數十國。(註3)，從南洋和歐非兩洲來的商人也不少，據《南史》和《梁書》的記載：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中國，並且得到孫權的召見和禮送的優待。(註4)至梁武帝時交通尤盛，李延壽《南史》夷貊傳立專條的有十五國。南朝海外貿易遠超兩漢，《南齊書》謂：“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可見當時交通和貿易的盛况。至於佛敎徒來往中國和印度的更多，最著名的有中國佛敎徒法顯和印度佛敎徒達摩。法顯在東晋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偕同伴數人自長安西行，在外十五年，義熙十臄(公元四一四年)由印度取海道欲回廣州，被風飄至靑州。達摩由海道於梁普通七年(公元五二六年一來到廣州。至今廣州西關還留下西來初地的街名，以紀念這位中印文化交流的友人。
　　中國史籍記載孫吳以前南海海上的交通恆曰某國在徐聞、合浦、日南若干里。兩晉南朝以後，則恆曰某國去廣州若干里，或若干里達廣州。可知在孫吳以前南海的交通多以徐聞、合浦、日南爲起點，晉以後才多以廣州爲海外交通的主要港口。外人方面的記載亦謂中國與羅馬等國貿易，自西曆三世紀以前，即以廣州及其附近爲終點。(註5)
　　唐代南方海上交通繼續發展，因國際貿易的繁盛，特設市舶使管理市舶。對外商的貿易減輕稅率和常加以存問，除正規的稅項外，聽任外商自由來往，自由交易。(註6)
　　廣州、福建和揚州都成爲當時外商的聚居地。波斯、師子、崑崙船舶屯聚廣州城下，外國人及傳敎士多至十餘萬人。外國商人居住在廣州自成聚落，稱爲“蕃坊”。
　　宋代由於西北的邊患，不能不禁絕陸路上的互市，然對於東南海上的貿易則以奬勵，並倚市舶收入爲國用。北宋太宗雍熙四年遣內侍八人齎勅書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外商。(註7)仁宗天聖六年以蕃舶來航者少，又詔廣州知州及轉運使謀招誘安存之法。(註8)南宋高宗於紹興十六年(公元一一三六年)的上喩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註9)。高宗的話，正反映了宋朝對市舶的重視。當時廣州外國人僑居的蕃坊裏，還選任外國人充任“蕃長”，並給予他們以自治權利，特許他們適用本國的習慣和法制來處理爭執。每年十月各國商人回國時，市舶司提擧官和廣州的地方官還支撥公款設宴歡送他們，(註10)例以爲常。
　　元世祖統一中國以後，先後在廣州、慶元、上海、澉浦、泉州、杭州、溫州置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並設舶牙專任評價。前至元十五年八月詔行中書省唆都、浦受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島砦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向蕃舶人宣佈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註11)
　　從二千年來史册的記載看到，中國是一向和南洋各國以及遠至中亞西亞、非洲、東歐各國友好往來，和平通商，彼此毫無嫌猜地貿易的。
　　附註：
　　註1：《史記貨殖列傳》：“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註2：《西京雜記》：“漢宮積土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是南越王佗所獻，號曰烽火樹。夜有光，常欲然。”
　　註3：《梁書》卷五四海南諸國傳：“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相接。漢元鼎中，遣伏軍將波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儌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將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問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爲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于前代矣”。
　　註4：《南史》卷七八夷貊傳：“大秦國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儌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交阯，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于道物故，乃經還本國。”又《梁書》諸夷傳所記亦大略相同。
　　註5：見《中外交通史料滙編》
　　註6：《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太和八年上諭：“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况朕方寶勤儉，豈愛遐琛。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楊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脚、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爲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註7：《宋會要》：“太宗雍熙四年，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珍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三道，於所至處賜之”。
　　註8：據《粤海關志》引《宋會要》。
　　註9：據《粤海關志》引《宋會要》。
　　註10：周去非《嶺外代荅》：“歲十月，提擧(市舶)同大設宴蕃商而遣之”。又《粤海關志》引《宋會要》紹興十四年條云：“每年十月內，依例支破官錢三百貫文，排辦筵宴，係本司(市舶司)提擧官司守臣犒設諸國蕃商而遣之”。
　　註11：《元史》世祖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