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縷碧綠的光澤 幾叢秋林的金果
——梁宗岱先生及其作品
一
八十年代初一個秋冬相交的日了，在白雲山麓廣州外國語學院的林蔭道上，我偶而遇見一位身材廋削、頭戴氈帽的老人，坐在輪椅上面，愜意地享受着初冬和煦的陽光。經同行的陳錫添先生介紹，我才大吃一驚，原來眼前的老人就是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間，以自己的才華和作品稱著中國、法國文壇的著名翻譯家、文學家梁宗岱先生。他還以青春和活力，精誠和辛勞，為中國和歐洲多國的文學交流鋪起友誼的長虹。年過七旬以後，由於身患多種疾病，他說話嗓音很小，行動也極為不便，好在他的夫人甘小蘇性情開朗，待人真誠，我和陳錫添先生才得以輕輕推着老人的輪椅，走進了梁宗岱先生的住宅。在他雜亂無章的書房裡，全憑甘女士的指點，我們好不容易尋覓到書海裡的奇珍石花，沿着老人艱難曲折的生活步履，逐步品味出他的作品超越時空、飛越國界的藝術價值。
梁宗岱不愧是中國現代著名詩人、詩歌理論家、翻譯家，但他卻自嘲為“野狐禪”——“事事都愛涉獵，東鱗西爪，無一深造”。如果光從表面去看他的書房，外文書籍及我國古典詩集真的密密麻麻地佔去大部分空間，而他本人的作品和譯作，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寥寥可數”。但這是一位老人畢生在文藝園地耕耘後對自己果實的謙遜的評價。其中有一條他沒有提及，反倒是一位朋友在編輯《梁宗岱選集》前言時，一語中的：“他的作品雖然不多，但卻能以質取勝，抵抗住時間塵埃的侵蝕，保持其青春與活力。”令人惋惜不已的是，這位具有多種語言天賦、文學才華横溢的學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忽然變得寂靜無聲，默默無聞。如果說時間的塵埃較易拂拭，思想上的禁錮就難以衝破了。有一種說法，他不像參天巨榕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傲對風霜，倒有點似綠茵和碧草，為狂飈橫掃後的文藝園地，增添一縷碧綠的光澤。其實，老人人老心不老，只要一有餘暇就奮筆疾書。從他順手在書架上撿出的幾本作品：香港文學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選集》、《浮士德》譯本(上卷)的重新面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譯本(共一百五十四首)……已經讓我們透過他房間的窗扉，看到了校園林中綠色枝頭掛滿的金果。
二
梁宗岱先生是廣東省新會縣人，生於一九零四年。當他知道當時在廣州外國語學院任教的陳錫添先生也是新會人氏時，心情激動得好幾次拉我們坐得靠攏些，以便於交談。他說，他在廣州培正中學讀書時，便喜歡文學和酷愛寫作，已在各大報刊雜誌發表詩作，被譽為“南國詩人”。升入嶺南大學就讀後，十八歲就應茅盾、鄭振鐸之邀加入著名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不僅參與會務工作，還寫詩撰文，接待記者，成為廣州分會的主要成員。在嶺南大學肆業一年後，他於一九二四年赴歐州，先後在瑞士、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地遊學，主要在法國、德國、瑞士的大學攻讀文學與哲學，並經常用法文寫詩，將中國古典詩歌翻譯成法文，由此結識了歐洲不少文苑泰斗、學界英才。這些翻譯作品受到了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和大詩人保羅·梵樂希的擊節讚賞，而他們的藝術和思想同時給了梁先生以終生不可磨滅的影響。
三十年代初期，詩人回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曾短期地擔任過《大公報》文藝副刊《詩特刊》的主編。後應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及文學院長胡適的邀請，從一九三八年起歷任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兼系主任，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外語系教授。豐富的生活閱歷和長期的教學生涯，對他從事詩歌創作、詩論研究和翻譯工作都是極為有利的條件。但在一九四四年，他於復旦大學外文系主任兼教授任內，毅然多次拒絕參加蔣介石的“智囊團”。為了免遭不測和麻煩，他斷然離開心愛的教育崗位，息影文壇，飽經人情冷暖、世道滄桑以後，雖曾一度心灰意冷，但他仍不時以歌德《浮士德》的這幾句話轉贈友人，砥礪自己：
“靈界底門徑並沒有封埋；
你底心死了，你底意閉了!
起來，門徒!起來不輟不怠，在晨光中滌蕩你底塵懷!”
三
梁宗岱無論是進行詩歌創作、翻譯還是詩論研究，都力主一個字：“真”。他的兩本詩論結集先後定名為《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有的評論家認為，這兩部詩論集可以和朱自清的《新詩雜話》、李廣田的《詩歌的藝術》以及艾青的《詩論》並列為“五四”以來最重要的詩論著作。梁宗岱整個詩歌理論體系的底座便是“真”——“真是詩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詩是真底最高與最終的實現。”梁宗岱若有所感地對我們說，“真”，是為詩的唯一的深固基礎；真——是評詩的首要的準繩。基於這一宗旨，他對詩的真諦，理解得最透徹、明悟的一點就是：“強調詩和現實生活的緊密聯繫。”他認為：“世界上還有什麼比現實生活更具體真而實地為人們所體驗的呢?”見我們正興致勃勃地聽他說《詩與真》，他像遇到知音人一樣，旁徵博引，情趣盎然地引用歌德的話闡釋道：“我的詩永遠是即興詩，它們都是由現實所興發的，它們只建樹在現實上面，我真用不着那些從空中抓來的詩。”
梁宗岱不顧老年體衰，越說越動情，他面對着我們兩位不速之客，依然坦然地疾呼：“中國詩人若想有重大的貢獻，一方面要注意藝術的修養，一方面要熱烈地生活，到民間去，到自然去，到愛人的懷裡去，到你自己的靈魂裡去，如果你自己覺得有三頭六臂，七手八腳，那麼，就一齊去。”這些話不僅切中當時詩壇的時弊，而且他自己始終如一地追求着，身體力行地實踐着，梁宗岱創作的詩歌，正是他詩論最好的注腳。他的詩，幾乎無一不是源於詩人親歷的生活，是他對生活、對美、對大自然的體驗和感受在最充溢時的傾瀉和流露。《選集》收入的詩歌，均為詩人學生時期的作品。他那幼稚的心如一根風中繃緊的弦，即令最輕微的震蕩也是足以使它鏗然成音。他二十一歲時，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詩集《晚禱》。文學研究會同人在評述《晚禱》時說：“梁君之詩有獨具的風格，與別的作家顯有不同之處，喜歡研究新詩者不可不讀。”他獨具的風格是甚麼?除刻意追求“真”之外，在表現時不用直陳的方式，而多用暗示、含蓄的手法，使人耐於咀嚼，耐於吟誦。如他失戀後寫的《散後》中的一首：“竹樹啊!我每朝從你身邊經過，把你一片葉兒摘下。你葉尖的涼露就滴在我的手上——啊，我的淚啊!”讀起來，像秋空一般的清明，可一經仔細品味，便不難發現詩人心底的酸苦。他的詩，如一株元氣渾全的生花，我們不但見到它的枝葉在風中招展，顏色在陽光下輝耀，而且可以看到栽種者用心血澆灌出來的溢滿枝梢、葉脈、瓣片的活力。
另外，梁宗岱的詩還充滿哲理，在冷峻的低吟中，卻給人以鼓舞的力量，使人在悲哀的餘燼中升騰起希望的火焰，在消沉的漩渦裡拍打起向上奮飛的翅膀——
“悲哀安慰人生道，我是礁石，我要在你的坦蕩蕩的流水中，濺起了無數的雪花似的浪花，使你越覺得美麗的。”
四
梁宗岱精通英、法、德等外國語，在翻譯方面成就卓著。他的翻譯態度極其嚴謹，他認為翻譯是再創作，等於兩顆心靈遙隔着世紀和國界攜手合作。他說：“譯者簡直覺得作者是自己的前身，自己是作者的再世。”他正是在這基礎上，用高超的藝術手腕、精湛的語言修養再加以無上的熱忱、摯愛和虔誠，去竭力追摹和重現原作的風采。
他的譯作妙筆傳神，而且譯的大多是他百讀不厭的世界著名詩人的作品。收入《梁宗岱選集》中的譯詩，就有歌德、勃萊克、雪萊、波特萊爾、尼采、魏爾侖、里爾克、瓦雷里等人的詩作。每譯之前，他都反覆吟咏，直到自己深信能夠體會內中奧義，領略箇中韻味了，才開始翻譯。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是他最鍾愛的一首詩。他的譯文是：“一切的峰頂\沉靜，一切的樹尖\全不見\絲兒風影。小鳥在林間無聲。等着吧：俄頃\你也要安靜。”梁宗岱初讀原作時，便覺得這詩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魔力，但究竟祇是當作一首美妙的小詩，讚揚它思想的深刻和技巧的圓熟，如美國之雪萊、法國之魏爾侖等許多小詩一樣的愛好罷了。後來，他在一九二九年夏，在南瑞士的阿爾柏山的一個五千餘尺的高峰上避暑，每至夜深，憑欄獨立，細認頭上燦爛星斗，諦聽谷底松風、瀑布與天上流雲的合奏，每當冥想出神，就恍如隔世，這雍穆沉着的夜曲便帶着一縷凄意在他心頭起伏蕩漾。高山上靜夜的經歷，使這首詩在他內心喚起了強烈的共鳴和感應，他領略到文字以外的微妙了。於是洞幽察微地將詩的精神風貌，將被包裹在一層無邊寂靜中的詩人徹悟的感喟，用精妙絕倫的譯筆，準確動人地表現出來。他在翻譯其他世界名家作品時，也都執着地追求着圓滿地再現原作的意蘊和風格。
當歷史跨入八十年代，梁宗岱把《浮士德》上卷的譯文送交出版社後，又如伏櫪老驥，奮力翻譯下卷。對《浮士德》下卷譯文的出版，他是滿懷信心的，我們也衷心地祝願老人的心意能早日實現。但是，一九八三年十月，病魔無情地把他擊倒了。他飽含辛酸地走完了坎坷的人生之路。幸而，他是帶着聊以自慰的心情而去的，因為，歷史和文壇對他和他的作品作出了公正的評價。他在回憶羅曼·羅蘭的文章中，一開頭便引用了這位法國傑出的文學大師的一句話：
“我常常覺得在生活裡意見底價值其實很小，而只有‘人’重要。精神底自由是最大的幸福，我們得要憐憫那些不認識它的人。對一些並非我們自己的美麗的信仰致敬有一種秘密的甘美。”願借羅曼·羅蘭大師的一句話以志對梁宗岱先生永恆的、深切的哀悼：
“精神底自由是最大的幸福。”
一九九四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