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和水的神游

香煙繚繞大昭寺

——旅藏手記之四

　　西藏行的一個重要活動項目，是前往大昭寺參觀。“召”，對這個字還不算陌生。前兩年在內蒙古訪問時，聽得多，看得也多。召，即寺，有大召、小召之分。而到了拉薩，聽當地人介紹，方知“昭”也即“召”，故在當地亦有大昭寺、小昭寺之別。
　　早晨九時，乘車來到大昭寺廣場。晚上下了一夜透雨，眼前四季長青的柏樹，搖曳生風的柳枝，全梳洗得清清亮亮。早起的小商販，有的正打開舖位，有的在為遊人照相留影。聽說雨夜份外撩人情思，誰知夜雨過後，萬物浸潤着水氣，仿佛凝聚於透明體中，要讓思緒奔湧起來，反而不那麼容易。信步走去，祇見廣場上一座大的香爐，瓶座張開黑乎乎的口子，任由遊人香客往裡塞香燭、煙火、柏葉。一團團煙霧，好似不甘心受水氣籠罩，不住蒸騰，死勁翻飛……隨着香煙火霧，思緒終於匯融進一條歷史的長河——
　　這道長河波濤滾湧，最先牽動我情懷的，是吉曲河(今拉薩河)的水花浪影。穿過歷史煙雲，長焦鏡頭定格在公元七世紀，對準一位暢游河中的英俊少年。他就是繼承父輩事業，率領吐蕃部落南征北戰，建立了統一王朝的松贊干布。少年邊戲水邊仰觀天際，頓時精神一爽，一塊名叫吉雪卧塘的開闊平原映入眼簾。好一方聖化寶地!他猛然省悟，自己祖先普賢菩薩的化身拉脫脫日年贊曾預言，後世可在此創基立業。松贊干布心領神會，斷然作出一個讓高原天翻地覆的決定——將王都從偏居山南一隅的雅礱河谷遷往吉雪卧塘。
　　松贊干布遷都後，致力發展生產，大力創立文字，全力建立官制、軍制，終於建成吐蕃奴隸制政權。在國力日增的情况下，這位藏族英主又一次決策：於公元六三四年到六四一年，兩次遣使向大唐王朝請婚。
　　唐太宗也是位有政治遠見的君王，對松贊干布的求婚，欣然應允，以唐皇宗室女文成公主許嫁。婚姻的紅綢，架起了漢、藏兩個民族和睦相處、親如一家的鵲橋。文成公主的馬蹄聲，響起在長安西去的煙塵深處，迴蕩在雪原峽谷的冰山高地。整整歷時兩年，公主才從長安抵達卧塘。公主沿途弘揚佛教，替人祈福消災，教人耕耘播種，傳授生產技能，獲得吐蕃群衆愛戴。公主入藏後，發現藏地無佛，連她攜帶的那尊覺阿佛像(傳為佛在世十二歲身量造像)，也衹有屈居柳叢。她細觀天象地形，覺察出所居沙地乃龍頭之門，需建廟鎮之。她和松贊干布決意遷都一樣，作出了一個對藏民精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的提議：就地為釋迦牟尼建寺，讓佛光普照高原。
　　得到松贊干布讚許後，文成公主根據五行相承相剋之理，建議用山羊背土填湖。結果，原來屢建屢傾的寺廟，很快就在沙地築成。這是大昭寺的由來，也是拉薩古城的起源。
　　對大昭寺和拉薩市的興建、形成過程，有着許多動人的傳說故事，又演化出許多盛大的宗教場面。歷史的流水奔騰到公元一四零九年，藏曆正月初一日。由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倡導的首屆傳昭法會，就在大昭寺前舉行。各教派的喇嘛穿着紅、白各色僧衣，仿如紅雲團、白雲絮，在廣場滾湧着。宗喀巴一身黃僧衣、黃僧帽，端坐法台，開講《佛本生經》。傳昭法會不分教派，不論貴賤，廣收兼蓄，猶如百川歸大海，祥雲繞山峰，給喇嘛教帶來極大的震撼。從此，法會每年舉行一次，從文成公主的立志弘佛，到宗喀巴的傳昭盛會，佛教在高原的風行，已自然形成滾滾洪波。來到大昭寺廣場，追本溯源，回思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聯婚的佳話，就不會單純地從兒女情長、婚嫁迎娶來謳歌了，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的有機默契和神聖聯盟，這才是佛教得以弘揚的真諦所在。失去政治的根基，權力的依托，文成公主的建寺弘佛，充其量是一宗埋在心底的五彩幻夢；山羊背土填塘，亦只能是神話中華彩的一章；傳昭法會的盛典，也唯有隨之灰飛煙滅。今天，置身於大昭寺日夜不息的香火間，才強烈感受到，昔日政治力量與宗教力量之間微妙的組合和制衡。
　　傳昭法會一年一度，難以適逢其會，但看看大昭寺前頂禮的人流，足以喟然感嘆。一手持轉經輪，一手緊握念珠的喇嘛長途跋涉而來，布衲裡裝幾塊乾糧，僧袍上沾滿泥塵，可一抵寺門，全身疲累頓消，立即跪地叩拜。衣着樸素的藏民背着行囊遠道而來，他們嗑長頭式的膜拜，別開生面，觸目驚心。先雙手合十高舉過頭，自頂、到額、至胸，拱揖三次，然後匍伏在地，雙手直伸，緊貼地面，劃地為號。兩手、兩肘、兩膝，有的人襯以沙紙或木板，有的乾脆什麼都不墊，以肉身伏地表示虔誠。衣袖磨損，兩肘出血，全然不顧，一心面佛、拜佛……
　　順着大昭寺香火的飄逸，思緒衝開廣場上空凝聚的水氣，四向延拓：在科學發達、文明昌盛的現代社會，佛教的偉力在高原依然神完氣足地存在，依然有那麼多的信徒空心澄濾地澹泊佛樂，這從另一個方位上，昭示着宗教的影響力、穿透力和傳播力，確實不容低估。文成公主攜帶入藏的釋迦牟尼金像，永遠不會開一開金口，但它的無言，已囊括着一切佛教真言。佛門的出家、遠遁、離世，可以視為一副超離塵世、擺脫時空的精神鴉片，一劑自我麻醉、虛假解脫的安眠藥，一服從苦難者到苦行僧全都適用的鎮痛靈丹，一張以肉體痛楚換來精神慰藉的心靈枷鎖……思緒之矢正順着單向軌道前飛時，大昭寺的香火卻將它引向另一個層面，進入圍繞宗教問題的紛紜看法中——有人說，可不可以在佛國凈土中擷取它的智果，再從佛典中抽取合理的內核呢?有人認為，佛教與人生、與信仰、與道德，是相互交感、彼此融通的，它使佛教呈文化形態，其誕生、弘揚和延續，都構成一種歷史現象。它的產生是歷史的，它的消亡也是歷史的。在演變過程中，只有用科學的、教育的態度去看待它、評估它、誘導它……
　　順着大昭寺的外圍再轉入八角街，只見土洋商品雜陳，中外遊人如鯽，倒真的看到了改革開放後雪域高原人如潮湧、貨如輪轉的繁華景象。香火鼎盛，商業興旺，宗教和經濟，在大昭寺門外有着另一個扇面的滲透。藏地的寺廟，與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寺院一旦聳立，附近民居紛紛落成，商業網點鱗次鋪開。寺廟猶如月亮，民居和店舖好比群星，錯落有致地造就了一個衆星拱月的景觀。正因為此，從政治、經濟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側翼，大昭寺在聖域都擁有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正因為此，一些居心叵測的人，爭相來到大昭寺，偷偷往大香爐裡塞進邪與惡的火種……
　　自一九五九年三月，平定西藏反革命叛亂後，雪域響起一片歡呼聲。腐朽的封建農奴制度廢除了，百萬農奴唱起了翻身曲，西藏進入一個平穩發展的新時期。可到了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的短短三年間，國際反動勢力翻捲黑雲，少數分裂主義分子掀波湧浪，一旦有機可乘，大昭寺朝拜的人流，八角街經商的人潮，當即為罪惡之手所扼斷。鬥爭的實質，既不是什麼宗教問題，也不是什麼人權問題，歸根到底是西藏的主權問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鬥爭。就說去年的“五·二四”事件，也僅僅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又一次延伸。事件後迅速回復正常，這裡一方面得力於政府應變措施的果斷，另一方面，也可能不少人已經從一九八九年三月的騷亂中，痛心地吞咽着事端的苦果：
　　我從八角街折回大昭寺廣場，看到一根根長長的經幡。宗喀巴首創傳昭法會時，環繞八角街豎立了十六根顯示教法尊嚴的經杆——“夏甲日”，以祈佛降魔。誰知狂風四起，經杆欲墜。大師將手中如意法杖拋出，忽見一條青龍游入“夏甲日”中，剎那間天開雲朗，金光四射。這根附有宗喀巴大師龍杖之魂的“夏甲日”遂成了鎮街之寶，聖地奇觀。“夏甲日”奇跡般地屹立了五百八十個春秋，經歷過一九五九年的暴風和“文革”十年的浩劫，誰知竟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騷亂狂潮中，被無情的火苗化為焦炭。難怪宗喀巴的神靈震怒了，這可是國法不容、佛法不容啊!“夏甲日”慘遭火焚，其對雪域佛教徒信仰的震動程度，會亞於宗喀巴當年對喇嘛教的銳意改革嗎?佛教在藏地，和社會生活的聯繫是多方位的、多角度的，但居於軸心的，只能是政治。對宗教，可以作為多層次、多涵義的社會現象去廣角拍攝，而最先進入鏡頭的，又只能是一幅政治全景的縮影。
　　大昭寺前繚繞的香火，把我紛繁的思緒，更化作一把剪不斷、理還亂的游絲。這時，我倒真想恭請佛祖開啟金唇，述說它對宗教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和人生、和信仰、和道德之間的禪機佛理。不覺步入寺內，來到金像跟前，合掌連作三揖，然後拱腰到佛像腳下，用額頭輕輕一點，以示尊崇。就在磕響頭聲中，我恍然徹悟，憶起佛教中流傳的一個故事：一位貴州青年前往峨眉山求拜普賢菩薩。路遇一老人，乞指點迷津。老者說，何不返家，披衣趿鞋來接你的，佛也。青年人急忙返回，母親聽說兒子夜歸，慌忙披着被子，倒穿着鞋前去開門。兒子一見母親的樣子，頓悟——佛法，不就在世間，在自己家中!有關佛教精義，要問佛祖金像麼?何不就問問社會，問問衆生，乃至於，也問問自我……
　　一九九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