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香港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香港自一八四二年淪為英國殖民地，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血淚斑駁的一頁，便一直與中國國運氣脈相通，社會面貌和文化氣候每每呼應著內地一連串翻天覆地的鉅大變化。從世紀初才開展的有關中國古代文化各門類的現代研究，香港的情況正具體證驗了與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回顧二十世紀香港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理解這血濃於水的關係是極重要的前提。
　　香港和內地一樣，在世紀初方才有西式大學。香港大學於一九二七年開辦中文班，延聘前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賴際熙主持。一九三五年許地山應聘為中文教授，次年港大接受許氏建議成立“中文系”，系中分設文學、歷史、哲學三組，文學組開設了文學史和文學批評，馬鑒主講，這是香港文論專業課在大學出現的初始。不久日軍侵佔，港大停課。一九四六年達德學院在重光後的香港成立，師資甚壯，學院文哲系列“文藝批評”為必修課，但於一九四九年港府以政治理由查封學院，學員四散。芽孽初萌，施遭摧折，自然沒有文字成果遺留人間，這是一九四九年前香港專上學院有關文論課的情況。
　　一九四九年國內大批知識份子南下，選擇香港為居停之所，其中很多都是早已享譽學壇的學者，從此，香港的學術界登時熱鬧起來，經歷抗日和內戰的殘存學術力量在香港得到甦生的機會。新的專上院校於五十年代初相繼成立，隨之是學院學報或學術刊物陸續面世，研習國學的年青人與日俱增，在這經受日治創傷而百廢待舉的殖民地小島，竟然形成了極活躍的學術氣候。蚌病成珠，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五十年代初，羅香林、饒宗頤、劉百閔相繼受聘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羅香林主持中文系，不獨以史學名家，還精於古文，曾輯錄方苞<古文約選例言>、劉大櫆<論文偶記>、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呂橫一初月樓古文緒論>、姚梓芳<古文辭階>，合編為《古文辭義法》，油印予學生閱讀，桐城義法由是燦然大明。饒宗頤學藝精絕，耽好《文選》，自題“選堂”，授文學批評與《昭明文選》，由是撰寫了一系列有關六朝文論的專篇，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文心雕龍》的討論。饒氏在一九五四年發表<文心雕龍與佛教>(《民主評論》5.5)，至八十年代在大陸發表的<文心與阿毗曇心>(《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3)，始終強調佛教於劉勰文論的支撐作用。這看法雖未至為定論，但廣徵博引猶如信手拈來，控馭文獻的能力實令讀者歎為觀止。一九六一年饒氏發表<陸機文賦與音樂之關係>(《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14)，強調研治<文賦>必須以“文體”為核心，闡明陸機的文體意識源於音樂的感悟。若非如饒氏般對古琴音樂具備極深湛的造詣，則極難洞明文論和音樂之間的微妙關係。這篇論文無疑為研治古代文論指示了嶄新的眼光，饒氏的<楚辭與詞曲音樂>、<楊守齋在詞學及音樂上之貢獻>，都是以音樂角度研治文學及文論的重要典範。一九六二年所發表<六朝文論摭佚>(《大陸雜志》25.3)，探明了六朝文論佚書的概貌，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極重要的線索。饒氏在八十年代發表的<讀文選序>(《昭明文選論文集》1988)，考索《文選》詮文的準繩、蕭統的文學觀、文體分類的問題，是作者研治《文選》數十年的總結。八十年代後期饒氏自選歷來研究文學和文論的專編，輯為《文轍》一書，九零年在台灣出版。饒氏於詩論、詞論和賦論俱勝義紛陳，惟於六朝文論方面，成果最為豐碩，也最具代表性。羅香林主桐城古文，而饒宗頤則趨向六朝選學，晚清本來對壘文壇的選體駢文派與桐城古文派，竟然於五六十年代重現香港大學，並且共冶一爐，可說是學壇佳話。
　　極負盛名的錢穆在五十年代初創辦新亞書院，一九五七年成立新亞研究所。錢穆史學名家，但文學的造詣一點也不遜色。像錢穆這類通才，可說是傳統知識份子的典型。他沒有刻意論述傳統文論，但於闡述傳統文學現象和作品時往往透露出對文論的精闢見解，像五十年代發表的<讀文選>和<略論唐代古文運動>一俱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讀文選>肯定曹丕<典論論文>的價值，認為是“文學價值的醒覺”的關鍵標志，這說法較魯迅所提“文學的自覺”更為具體。同時強調建安文風應從文體著手研究。對文體的重視，與饒宗頤和後加盟新亞的徐復觀(時在台灣東海大學一可謂不謀而合，如果說五六十年代香港台灣在古文論研究上是“文體自覺”的時代，也許不會言過其實。一九六二年錢穆在新亞講演文學問題的十六篇講辭，結集為《中國文學講演集》出版一八十年代又加入十四篇，題為《中國文學論叢》)，其中一中國文化與文藝天地——論評施耐菴水滸傳及金聖歎批註>，就自己學文的經歷證明評點的啟迪作用，但同時指出金聖歎只說自家語，實未瞭解施耐菴內心的“苦悶”；於<中國散文>亦強調“評點只能當為學文的入門，不能算是學文的歸宿”，一方面體察到評點的價值，同時又認識到不足之處，這種持平的態度，是研治文學的典範。國學大師如此重視小說評點，不能不說通達。<中國散文>一方面介紹古文發展脈絡，亦可視為唐宋明清四代古文理論的綜述和評價。舉重若輕，娓娓道來，文字間自然呈露靄如之氣，是錢穆文學講稿的共同特色。錢穆在《中國文學論叢》自序說：

　　自念幼嗜文學，得一詩文，往往手鈔口誦，往復爛熟不已。然民國初興，新文學運動驟起，詆毀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甚囂塵上，成為一時之風氣。而余所宿嗜，乃為一世鄙斥反抗之對象。

　　可知錢穆精神深處是一種幼植內心的文學意趣，因之對胡適以“死文學”眨抑傳統文學的提法極為反感，而錢氏正以其自身對古代文學親切的體悟說明生命活力所在。錢穆雖然沒有專注於文學研究，但在治學的精神境界而言，卻往往不是專治文學的學者所能企及。二十年代曾留學美國的黃華表這時任新亞中文系主任，一九五三年發表<清代詞學>(《人生雜志》5，7)，尚有未刊稿《古人論文之大義續篇》，都是深探力取之作。其他如黃肖玉一顧亭林的文學理論>(《華國》2，1958)、何世權<清代桐城文派之文學理論>(《華國》2，1958)、何朋<中國文學理論>(《華國》3，1960；4，1963)、程兆熊的《文心雕龍講義---劉勰文學批評之疏說與申論》(1963)、《中國詩學》(1963)、《中國文論》(1964)。新亞研究所廖珍於一九六一年提交碩士論文《清代文藝思潮》，是香港第一篇有關古代文論的碩士論文。經過十年的奮鬥，新亞在文論研究方面已經碩果纍纍，和香港大學分庭抗禮了。
　　以遺民自居的一群前清士人賴際熙、朱汝珍、區大典等人於辛亥革命後卜居香港，於一九二三年組成學海書樓，以導揚舊學，每周例必舉辦公開國學講座，除了淪陷的數年外，至今不衰。香港重光之後，學海書樓一度為群才薈萃之所，除了錢穆之外，治文史哲學者俱曾於書樓講學。從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這二十多年間，是書樓的黃金時代；書樓講座的講詞曾先後四輯行世，八十年代後期結聚一集，其中不乏有關古代文論的內容，如吳天任的《元遺山評傳》。吳氏是著名嶺南詩人，四九年在香港成立中華藝苑，親自授詩；一九五六年發表<元遺山論詩的特識>(《民主評論》7，17)，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吳氏借古人以申說自己的創作主張。書樓中人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詹安泰高弟陳湛詮。陳氏五十年代初籌劃聯合書院中文系，六一年成立經緯書院，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後主持浸會學院和嶺南學院中文系，在中國文學的教研上真是舉足輕重，影響極大，常宗豪、黃兆顯、何文匯等治中國文學的香港學者俱蒙受他的薰陶，文章詩詞固然獨步，而學問淹貫，堪與錢穆、饒宗頤鼎足。九十年代初學海書樓把陳氏講授漢魏六朝並汪中駢文的講義輯為一集，方便後學，其中<毛詩序>、<典論論文>、<與楊德祖書>、<文賦>等四篇有關文論文獻的講疏，精詳的程度遠邁時下任何一家注本，於研治六朝文論具極重要的參考價值。尚有未刊的《詩品補注》。在六朝文論的領域，陳湛詮和饒宗頤相頡頏，真是賸義無幾了。一九六八年陳氏發表<元遺山論詩絕句講疏>(《浸會學院學報》)，與王韶生稍早前刊布的<元遺山論詩三十首箋釋>(《崇基學報》5，2·1966)，可謂各有千秋。八十年代初香港大學鄧昭祺在羅慷烈指導下完成題為《元好問論詩絕句研究》的博士論文(1984)，以人物時序為綱，極有特式。元好問詩論也可說是學海書樓一脈的顯學。
　　其他於五六十年代馳騁文場的學者，如主崇基學院中文系凡十六年的鍾應梅，著《文論》，雖屬通論之作，羅香林序謂不離桐城之法，鍾、羅二氏相呼應，桐城派文論在香港實不愁寂寞。曾先後任教於崇基學院和珠海書院的王韶生，於造就研治中國文學人才，貢獻不遑多讓，在七十年代初先後發表的<文心雕龍對於中國文論的影響>，是影響研究的一例，其中提及紀昀論詩苛刻，當時紀昀尚不為學者注意，則文章無疑有助開拓視界；<讀陶詩札記>一文實申論鍾嶸《詩品》對陶詩的批評，都不是隔靴搔癢的筆墨。曾經主持珠海書院及南洋大學中文系的涂公遂，雖未有古代文論研究的專篇，但融攝古今，思理暢密，所撰《文學批評》一書，是香港第一本通論式的文評專著。通論的價值有時不下於專題探究。
　　綜以上所敘，四九年後十多年間，香港的學術活動十分活躍，古代文論的研究亦不亞於其他項目，大部份成果都是出之於早已馳譽國內學人之手，他們本來能詩擅文，談文論藝自然視為份內，每與自己寫作體驗輔證，指導創作的意義大於抽象學理的剝解。且這批大師級的人物於傳統文化學術的認識較為全面和豐富，又身處中華民族史上風雲變幻最劇烈的時期，對學術的悟解更加深刻，而每每以恢宏的視野審視所研治的對象，若用精微為尚的學院治學方法比較，雖或失之“粗”，但卻又是極關鍵所在，歷史的勾勒遠多於理論和觀念的闡釋，個人的體會和心得也顯得豐富。
　　六十年代以後，本土成長的學術力量開始茁壯，學術面貌也開始變化。大師級人物雖然漸漸退出港府認可專上院校的講壇，但典型猶在，仍發揮重大的影響力。從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二十年間，於傳統學問造詣極為精湛的羅慷烈、徐復觀、潘重規、蘇文擢為學壇中流砥柱，而隨著本地學術力量成長，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無疑是香港中國文學及文論研究的定型時刻。
　　在港、台思想學術界影極大的徐復觀，不但是新儒學的中流砥柱，於古代文論研究，成就極為卓著。徐氏任東海大學中文系主任期間已出版《中國人性論史》和《中國藝術精神》。一九六五年蒐集八篇文論研究輯成《中國文學論集》，嗣後屢有附益，至一九八零年第四版增加八篇。徐氏抱有撰寫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宏願，並初步草成了有關陸機和宋詩部份，但在一九八零年發現胃癌後，自知時日有限，立刻把香港十年教研成果付梓，由徐氏高足薛順雄整理，題《中國文學論集續篇》。徐氏對《文心雕龍》的研究固然是重點，特別強調“文體”的探索，醒豁“文體”所蘊涵的體裁、體式和體貌三層，認為唐宋以來視體裁一文類一為文體是一種誤解。徐氏在《陸機文賦疏釋》(《續篇》)及其它篇章中，都反覆說明“文體”是由人體的體轉用的觀念，自然湊泊於作者的創作心靈，重視<文賦>也是必然的事，而《中國人性論史》的理念在文論研究過程中得以落實。中國在八十年代開展有關“文學主體”的論爭，徐氏對這問題早有充份的認識，視文學為人學；剖擊王夢鷗“把文學當語言來處理”，正緣於對文學創造性的主體的絕對肯定。之後這“文體”問題在八十年代的台灣學界引過一陣哄動和爭議。其實徐、王二氏各就不同的基點對待問題，王氏主張美國“新批評”方法，視作品為自足的對象，以文本為文學研究的重心；而徐復觀本人心以論文體，文學主體方才是關懷所在。經過這次論爭，文體的問題更為學界注視了。徐氏七十年代以後十年一直在香港新亞研究所講授“文心雕龍研究”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但應和者寡，追隨深入鑽研的研究生寥若辰星。徐氏自謙不能作詩，但自詡善論，認為研治文藝較治思想史困難得多；自剖學文的經歷，亟主張以完全投入的態度研究古典文學；所謂“深切著明”的效果，決不是膚泛比傅的做法所能實現。的確，徐氏在人生最後二十多年將生命完全投入學術研究，貫徹一向治學的宗旨。他曾經翻譯日人荻原朔太郎《詩的原理》和中村元《中國人的思維方法》，分別在台北正中及商務出版，但自歎不能閱讀西方文論原著，未能把握當代西方文學思想脈絡，以為今後學人必須精研西方文論，方能在研究傳統文論上推陳出新。時不我與，徐氏欲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而未能如願，但遺留下的豐碩成果，固然足以不朽；而那份非我其誰的文化承擔意識，不倦不休的探索精神，與終始堅持的毅力，都足為後學者的典範。
　　學富五車的潘重規時任教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推動敦煌學和紅學不遺餘力。一九七零年新亞研究所出版潘氏據微縮膠卷影印的唐抄《文心雕龍》殘卷，雖未進一步校勘和處理，但亦頗便學人使用。視徐復觀為諍友的蘇文擢，一生推動傳統學術，不遺餘力，詩詞古文，追步古人，曾於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講授《文心雕龍》和《詩品》等課。蘇氏於《文心》雖未見專篇，但於講課屢出精彩見解，發前人所未發，如謂<情采>所述的文情關係為三層，而非只為情造文及為文造情對舉，“真宰弗存”則較造情更為不如，所謂言與志反，概指晉宋那種虛述人外的篇什。《遂加室論文集》尚存蘇氏《詩品詮評》，謂鍾嶸眼界有限，為當世過份推崇。蘇氏於文論最大貢獻，莫過於所著《說詩碎語詮評》(1978)，隨文附注詮評宋明清三代詩說，數十年詩學功力融鑄於此，見解極為精湛，是香港學界治詩話的力作。自八十年代以來，蘇氏一直主持公開性質的中國文化研習班課程，團結一群香港學人諸如陳耀南、何沛雄、常宗豪、黃維樑、陳志誠、鄧國光、黃坤堯、楊利成、鄭滋斌等公開講學，《文心雕龍》是必授課目，於推動學術無疑具有積極的作用。
　　六七十年代本土成長的學者漸露頭角，陳耀南、黃兆傑、黃維樑、黃繼持、鄧仕樑在研治古代文論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面世。這批學者研治的範圍和對象各有側重，路數和方法亦各顯特色，但都具有閱讀外文原著的能力，對西方事物認識較為全面，黃兆傑曾留學英倫，黃維樑則負笈美國，熟識歐美文論研究的狀況，這優勢是上一代學人所欠缺的。由於出身於正統學術訓練，又長期擔任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課的教席，專業意識較強，上輩學人兼具不同方面的學術成就，而他們的成就則主要表現在文論研究上。
　　陳耀南研究古代文論成果集中於所著《文鏡與文心》(1987)和《文心雕龍論集》(1989)兩部論文集，涉及文學批評的原理、儒釋道三家對傳統文評的滲透和支撐作用、韓愈的文學思想、晚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的研究，但最大的成就，要數六朝文論的探索，尤其有關<文賦>和《文心雕龍》的連串專題討論。於《文心》的<原道>和<風骨>辨議古今諸家意見，判別異同，有助學者全面了解這些重要文論理念的不同理解；至於<文心雕龍的邏輯運用>勾勒劉勰邏輯思維的特點，是推陳出新的力作。陳氏治學，思想縝密，而識力與才氣相輔，每能洞中肯綮；加以筆墨矯健，文采斐然，雖研究論文仍能避免枯澀的弊病；至於視界恢宏，就歷史與文化的高度把握論題，於是發掘了時代意義及獨特的一面，例如<憑詩傳國恨，因話戡時風—《射鷹樓詩話》的別開生面>，先說明儒、道兩家的傳統，再闡釋傳統詩話的特色，由是而落實討論別開生面的所在。陳氏於學術論文的撰作，有意經營和佈置，一方面顯示了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且為後學提供了典範的作用。黃兆傑與陳耀南俱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黃氏治《文選》而得碩士學位，攻治傳統文論中“情”之一義，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發表專著雖然不多，但深探力取，不落窠臼，如<文選序與蕭統的文學觀念>(《香港大中文系集刊》1·1，1985)，判斷<序>文“篇”一字具備文學作品理性認識的內涵，較“文”義為具體，是蕭統最措意而且高出諸人之上的地方。黃氏於清代詩論曾下過一番工夫，一九七八年以英文在美國發表了有關王夫之文論中情、景的問題，八七年發表<葉燮《汪文摘謬》評議>(《港大中文系集刊》2)，同年又發表英譯《薑齋詩話》，在序言中盡介紹《詩話》的內容；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出版所編一九九二年於美國史丹福大學清代文論會論文集《清代文學批評》，黃氏於清代文論的研究可謂持之有恆；於英譯文論原典更興趣濃厚，於一九八三年出版題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英譯漢魏六朝古代文論篇章的結集，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施友忠《文心雕龍》英譯本，黃、施二氏的迻譯工夫無疑為漢文程度不足的西方讀者提供了方便。陳耀南和黃兆傑同治六朝與清代，方法路數明顯有別，陳氏究竟運新儒家理念論述，終歸作者及讀者心靈，踵繼徐復觀的步伐；而黃氏就文論文，極究意於所論文獻每一字詞的確切含義，猶早年西方漢學家步履乾嘉故轍，英譯中土文獻正足反映推敲文詞意義的工夫。
　　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鄧仕樑、黃繼持和黃維樑於研治古代文論，成果可觀。鄧仕樑以兩晉詩歌研究取得碩士學位，一九六九年發表<易與文心雕龍>(《崇基學報》9，1)，七一年發表<滄浪詩話試論>(《崇基學報》10，1，2)。逮至八十年代，鄧氏發表有關六朝文論的專題，如<釋放蕩一兼論六朝文風>(19 83)、<蕭子顯的文論>(1987)、<鍾嶸詩品謝靈運評語試釋>(1988)、<齊梁詩人與儒學>(1989)，與及<《文心雕龍》“位體”的分析>(1994)。黃繼持於學生時代已協助饒宗頤編《文心雕龍專號》(1962)，並刊載所撰兩篇作品<文心雕龍與儒家思想>和<劉勰的滅惑論>，六八年發表<文與道、情與性—理學家之文藝思想試論>(《崇基學報》7，2)，七三年發表<泰州學派對文學思想之影響>(《東方文化》13.1)，可見黃氏特別重視思想影響的探索，有意擺脫陳腔濫調的羈勒，雖未足成一家之言，但這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已十分可貴；黃氏後來治現代文學思想，都是有激於時代，雖重點有異，但研究路數還是一樣。在美國以研治中國古代文論而取得博士學位的黃維樑，以辛勤不絕的筆耕墾拓文論的園圃，取得可觀的收穫；七七年出版的《中國詩學縱橫論》和八八年面世的《中國文學縱橫論》，兩部文論研究專篇的結集，反映了豐富多姿的華實。黃氏的研究側重在批評方法的問題，博士論文以傳統詩話的印象批評為對象，主要的意見都已收攝在《中國詩學縱橫論》裡面，即<中國歷代詩話詞話和印象式批評>及<中國詩學史上的言外之意說>，至於收在《中國文學縱橫論》裡的<詩話詞話中摘句為評的手法>則是據博士論文改寫。黃氏對於摘句批評的方式予正面的評價，並發現歷代詩評家多欣賞所摘出的詩句，從這孤摘的詩句中體味詩趣，至於評與不評，反而不太重要。黃氏不趨附世俗貶抑傳統批評的論調，反之處處加以維護張揚，直至現在，還認為中國文論的精深處遠遠超越西方文論，猶其是《文心雕龍》更可視為全人類的珙璧。一位受西方正統學術訓練洗禮的學者如此珍視自家的瑰寶，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六七十年代無疑是新舊交替的時期，偵得注意的，是本地開始古代文論的博士研究。為清眉目，下表列敘七十年代初至一九九五年香港的博士論香港歷屆古代文論研究博士論文表
文，以研究範圍序次。
　　如果王晉光與陳燕的論文不算在內，二十五年來實只得八篇與古代文論有關的博士論文，而且大部份集中明、清詩論，相對於台灣，的確少得不成比例。即使只是寥寥數篇，卻是香港年青一代學人嘔心瀝血的成果，加上學術資源的匱乏和論文審查制度的嚴密，完成一篇具有出版價值的博士論文是極不容易的事。這批論文無疑是屬於中華學術的重要財富。自七十年代後，大部份學位論文，包括碩士和博士文，都分別在港、台兩地出版，豐富了古代文論研究的園地；但同時因謀職或升等的需要，為了製造一份觸目的著作清單，很多年輕一輩學人往往將已刊論文的不同部份，改易醒目題詞，投刊於國內及港、台的學術刊物，構成個人著作繁富的表面現象，這風氣近來越演越烈。因此，考察七十年代至今的學術成果，單靠論文篇目是極不可靠的。
　　除了學位論文之外，七十年代以後香港學者的研究頗為可觀。葉龍《桐城派文學史》(1975)全面整理桐城派的詩文理論，是集大成的專著。羅思美以研治章學誠文學理論而得碩士學位，八十年代以後，陸續發表有關儒家及《文心雕龍》的研究篇章。
　　七十年代研治《文心》別樹一幟的是石壘，先後發表《文心雕龍原道與佛道義疏證》(1971)和《文心雕龍與佛儒義理論集》(1977)，推衍饒宗頤的主張，進一步探索劉勰的佛學思想。黎活仁《鄧林見聞錄》(1975)存三篇考索《文心》句義的短章。何廣棪八十年代初發表<鍾嶸詩品研究目錄>(1980)和<中日歷代書目有關鍾嶸詩品之著錄>(1985)及陳國球<司空圖研究論著目錄>(1987)，都有助於研究。陳國球先後刊行《胡應麟詩論研究》(碩士文，1983)和《明代復古詩論》(博士文，1988)，並把兩部論文分為多篇專題分別發表於中、港、台的學術刊物。綜七十年代以後二十年，《文心雕龍》研究是主要的攻治對象，徐復觀、陳耀南是其中的表表者；問題是投入的精神，本土的一代顯然有所不足，很多都是初試啼聲或出版學位論文之後，便改絃易轍，持之以恆的真是寥寥無幾。
　　九十年代以來的研究成果，多數出自新一代學人。一九九零年鄧國光發表《摯虞研究》，對六朝文論的奠基人物摯虞作了全面的研究，探清學術面貌以及有關論文著述的情況，是一種復原的工作，而且是學界研究摯虞的唯一專著；九二年發表《韓愈文統探微》，運用逆志式批評重構韓愈文學理念的系統和內蘊，釐清現代以“載道”和“道統”等術語治韓愈文論所引致的謬誤，恢復“修辭明道”和“以文為戲”在韓文文體上的兩大觀念支柱，同時強調韓愈文氣論和養志的密切關係，指出後世古文家極重視的文氣論並不能完全吻合韓愈原意；一九九三年發表<周禮六辭初探>，強調以人文為重的中國文學理念，淵源不自巫術，而是在上古主宰文字運用的祝和運用的祝法，“六辭”為祝法之一，是中國古代文體的原型和基礎；同年又發表<魏晉南北朝的文原論>，說明六朝文論之溯原《五經》，只是一種姿態；而真正關心的，則是作者的性情，六朝文體論便是建基於性情論上，並由此開拓寬廣的文學世界，以此抗衡唯辭是尚的時代文風；九二年發表<祝堯《古賦辯體》的賦論>，對元代這部賦學專著進行全面研究，說明《辯體》對明清文論的鉅大影響，為自《文心》以後自具特色及有系統的文論，這篇論文填補了文論史上的空白。鄧氏治學，從傳統目錄學把握門徑，以歷史復原為目標，有計劃和有步驟深入各個時代的文論領域，先完成個別的研究，然後綜貫全脈，以完成一部以文體為本位的《中國文論史》，五年來的成果都是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印記；九四年發表<翁方綱《四庫提要》稿本初探>，九五年發表<魏晉南北朝文論的經學演繹>，九六年發表的<《文心雕龍》假緯立義初探>、一唐代詩論抉原：孔穎達詩學>、<劉壎《隱居通義》的賦論>和黃佐《六藝流別》的文體論>，是為撰寫《文論史》的長期準備。研治清初詩論取得碩士學位的李銳清，亦在九二年出版在日本完成的博士論文《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進一步充實相關論題。鄭滋斌於九十年代初陸續發表博士論文《虞山詩派中之義山詩學研究》的重要部份；就李商隱批評而檢閱明末清初詩論，可謂別具匠心。
　　綜九十年代五年以來，具水準的專著相繼問世，八十年代的耕耘在這時候開花結果；無論在選題和研究方法上，都顯示了長足的進步，研究視界亦更上一層。循此而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自會有一番新面目。

　　一九九六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