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總集和文論

　　華夏文論自肇始便與總集的編纂結下不解之緣，兩者互存的關係，孕衍中國古典文論獨特的色彩，疏理其中的脈絡，於直接按持文論脈動而感知菁華所在，裨益至大。
　　“總集”一名始見載於《隋書·經籍志》，然事物每多先存實而後名目隨之而附麗，所以總集之實已早存於隋、唐之際，源遠流長。在討論淵源之前，先條陳“總集”的指謂。所謂“總集”、今人每多與“選集”、“匯纂”、“類書”之類的體式混廁。要言大略：總集為收羅不同文體與家數的文章選集，選集多指選錄一家或一體文章的選本，網羅纂輯某一時地的文獻彙編則為匯纂，而列次文辭事類以備漁獵摭捃的工具書則號為類書。選集與類書易別識異同，但總集和匯纂則稍須辨明。例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詩》、《全唐文》、《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歷代賦彙》之類便屬匯纂，而《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六朝文絜》、《古詩源》、《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稱之為總集。匯纂在於保存文獻，要求全面，大小優劣不遺；總集不在求全，而根據一先設的原則或標準選擇作品，體現選者的觀念。匯纂只歸入文獻檔案學的範圍，而總集則屬衡文之學，兩者存在本質的差異。但今日探討總集的專著，均並匯纂論述，混淆不清，問題出現在那裏呢?實有值得討論的必要，而其中實關涉到文學觀念的特點，不可等閒視之。
　　混淆的關鍵，在總集的“總”字的理解。《說文》系部謂“總，聚束也”，若望文生義，單憑字面，則“總集”自應是匯聚文章的體式，亦很自然歸入匯纂範疇。然而，追溯這詞的文獻淵源，《隋志》以摯虞《文章流別集》為纂綠總集之始，但卻明白記載是摯虞選輯“古文章”之作。既然是選集，則《隋志》何不逕名為文選，一如蕭《選》之例呢?闡釋這問題，先從華夏思維特點說起。華夏理性反思從所處生存空間孕育整套處理主體和客體世界的態度和手段，以審視全局，通盤觀省為反思趨向，表現圓融無礙的觀照而非勾深探賾的辨微，強調天地物我互存的關係而擺落個體孤立的顯揚，重視綿延不息的承遞而逆背瞬間即逝的光曄，終歸於現世人倫淑世的聖環；這種精神狀態，投放於文章鑑衡的幅幕，亦自然表現出俯瞰宏觀式的審視。中國最早的文章總集，並非《文章流別集》、而是《五經》中的《詩》《書》、只因後儒推尊為“經”，總集的性質方漸被遺忘。《詩》《書》的編定，漢儒歸功於孔子，謂孔子從三千篇古代文誥中選定百篇為《書》，刪定三千首詩而為《詩三百》。這些說法很難追尋切實的根據，但孔子整齊《書》《詩》，則是不爭的事實。漢儒的記載容或失於誇張，亦正透露孔子全面佔有材料然後加以甄選裁奪的處理手法。由於孔子總先代遺文，時人莫及，孟子於是舉譽之為“集大成”，表現了涵蓋整體的氣象。而華夏譚藝衡文的權輿，亦公推孔子。孔子於這方面的言論，則多就所定的《詩》《書》發，例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制斷，便是“先博後約”所凝聚的結晶，為孔子審視《詩》的整體的反思所得，絕非浮光掠影的泛覽直覺印象，今人好以“印象式批評”概括華夏文論的要項，是一種無知輕率的態度。“先博後約”，既可視為孔子編纂《詩》《書》的原則，亦同時是譚藝精萃所在。總集的總，並非謂匯聚一切文章，實顯示選者處理文章的基本原則，首要的特點是“博采”，在整體之中選立典則。即以《隋志》視為總集肇始的《文章流別集》為例，摯虞從戰國迄魏、晉五百年的文章中，揀選各類體裁的典範篇章，分體類次，在各體文章以及每篇作品前附綴一段解說議論，批評與總集共存一身。此後《文心雕龍》和《昭明文選》雖各趨一端發展，但總集和批評並未因此而割離，自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世，不同形式的文章總集相繼出現，選家透過文章的選擇，以具體的作品呈露自己的文學主張，這是一種極吃力的工作，但卻反映一種以極嚴肅態度對待文學的熱誠。而總集之作為文論表表現形式，影響力較之專論更鉅，因為總集的流傳，乃透過閱讀過程產生觀念上的滲透作用，如《昭明文選》之在唐、宋，《古賦辯體》之在元，《古詩源》、《六朝文絜》、《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之在清代及近世，都因被採用為開蒙養正的讀物而產生極廣泛的影響。這類通行的總集，亦莫不是先博後約的產物，以有限的篇幅體現整體特徵，而總集的總義，正顯示華夏文論意蘊所在。
　　總集與評論同步發展，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評論絕不能抽離總集這一母體，而其背後的圓融周至的宏覽視界，實出於華夏理性思維的特點。由此而見古代文論所蘊的極深沈的思考、觀察和體會，態度認真嚴肅，則衡文乃生命中至具意義的活動，因而方能累積如此豐厚的文論財富。就此一端而言，主張中國文學批評為娛慶式的印象夢囈，自應再復檢視真象所在。至於今日文論史著述每多忽略總集的意義，亦應有所補充，方得以脫佚陳腔濫調的窠臼，更全面地反映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