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四庫提要》稿本初探

  近世神州板蕩,故室鉅賈延遷避禍,大量珍貴文獻亦隨之流入濠江,其中不乏舉世無二的文化瑰寶,今何東爵士圖書館珍藏翁方綱《四庫全書總目》手稿凡一百五十冊(蝴蝶楨裝),便是一例。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順天大興(今北京市)人。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生,卒於嘉慶二十三年二八一八)。乾隆朝進士,官至內閣學士,為乾、嘉時代出色的經學家、詩人、金石學家和書家。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四庫全書館受命纂修目錄,以便御覽,時翁方綱、姚鼐、朱筠諸名儒俱以文章膺選“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之職,坐館檢核地方大吏上呈四庫館的文獻。據《東華續錄》載,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上諭查辦牽涉“悖理狂誕”的書籍,嚴令“銷毀”,“不可存留於世”。今何東館所庋翁稿,實為執行此項粗暴文化政策的直接記錄,是翁方綱就館期間所草擬的審查報告。文稿鈐“文淵閣校理印”,“文淵閣”及乾隆仿浙江范氏天一閣藏書樓式樣而建的大內書庫,處禁中文華殿之後,四庫全書館即設於此,為庋存《四庫》正本所在。現在何東館尚藏四庫鈔本宋岳珂《桯史》十五卷,亦鈐“乾隆御覽之寶”印,當從文淵閣流出;民六年清查文淵閣尚存,則翁稿並其他四庫書當自此後散出。輾轉流至本澳,今尚得存世,究屬萬幸。
  翁稿涉及書籍盈千,著錄情況,大略可別歸三類。
  第一類只著錄書籍序跋,並鈔列卷目大題,或摹寫藏印,未書評騭,類書叢書多如此,如《山居雅志》二十種、《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專家文集諸如《李草閣集》六卷、《美陂集》十六卷並《續集》三卷之類,亦為如此。這類記賬式的客觀誌錄,大抵屬接收登記的文字。
  第二類屬審查定奪的意見,決定某書冊的命運,指出“應存目”、“燬”或上呈館校。稿文涉及四部,獨於集部晚明專集搜剔特嚴,舉邱士毅《吾美樓集》六卷“提要”為例:

  悖謬之處至十餘處之多,毋庸校辦,其書應燬。

  翁方剛並詳示此十二處犯“悖謬”之處:
  


卷二  二頁下六行:     此內悖觸
      五十四頁下四行: 此內悖觸
卷六    十六頁下三行:  此內簽記
      五十九頁上二行: 此悖觸
      五十二頁下三行: 違礙
      六十六頁下四行: 悖觸
      六十七頁上末行: 悖觸
      下末行:     記簽
      七十頁上三行:  悖觸
      七十五頁下二行: 悖觸
      七十八頁下五行: 此內悖觸,連下三頁。
      八十四頁上四行:記簽


  所謂“記簽”,是於涉及“違礙”文字處粘簽識別,如翁文於清初劉子壯《屺思堂集》七言絕句類第二頁,因“違礙”而被“記簽”。對於稍涉易代之際的任何言論,翁方綱均極仔細摭尋抉摘,毫不留情注上“燬”這一矚目驚心的字;甚至書一“燬”字不定,復案語嚴斥,例如明人高出的《鏡山庵集》廿五卷,提要謂:

  此等集不但不應存目,而且不應投辦;不但不應投辦,而且應發還原進之人。

  如果羅織文字獄,則原進本集的人便受牽連了,凡此類去存與奪的決定,遺稿顯示了審慎的態度。例如於明《壯遊編》原批“毋庸存目”,即不必理會,任其存亡。批語後又附再議:“一遵前議”;又如明孫一元《太白山人漫稿》八卷提要稿謂:“或酌抄之”,即酌情校錄,卻非關要必錄,於眉額復批示說:“刪之,毋庸入目可也。”以上的提要批示,在顯示清室纂修《四庫全書》以“寓禁於徵”的粗暴文化政策,再沒有其他文獻可以追及稿本的直接和真實的程度。本人於何東圖書館鈔錄手稿,每睹“燬”字,即寒氣上逆。昔蔡元培慨言“殺君馬者道旁兒”,古今無別!
  第三類為通過審查書籍的提要。這些提要供總纂修官紀昀參考,是今本《四庫總目》的藍本。例如手稿評明湯顯祖《玉茗堂全集》:

  當萬曆間,李于鱗、王世貞輩稱詩海內,以摹擬字句強襲唐音,至顯祖而欲以情懷感激銷蕩其塵壒。說者或謂其詩變而之白、蘇,其文變而之曾、王;固未知其能至與否。而要情韻所寄,特於詞曲見長;《四夢》之作流傳,樂府有餘響焉;而其詩若文或亦未能追蹤古之作者,在明人著作中尚頗著稱。

  翁方綱始認為湯顯祖的成就,在《臨川四夢》此類戲曲,不在詩文;但提要稿敘湯顯祖於有明文學地位,視與復古領袖李、王相頡頏,又不免主持太過;至紀昀筆下,今《四庫提要》別集類存目類本集說:
  顯祖於王世貞為後進,世貞與李攀龍持上追秦、漢之說,奔走天下;歸有光獨詆為庸妄,顯祖亦毅然不附,至塗乙其《四部稿》,使世貞見之。然有光才不逮世貞,識見則較世貞篤實,故排王、李者亦稱焉。

  紀昀連用三筆壓湯顯祖:第一筆,為王世貞後輩;第二筆,抗衡王、李者,以歸有光首,下一“獨”字,見眾士諤諤,則湯顯祖亦只是後知後覺而已;第三筆,歸有光才華非王世貞比,則湯更在其下。紀昀用筆之巧,如果不知翁稿所論,讀者終難領會今本《提要》立論的深意。兩相比較,二家論文脈緒所趨非一,翁和紀峻,於取捨明人張之象所輯《楚辭綺語》稍見一斑,翁稿評:

  讀《楚辭》而專摘麗藻,已落第二義,然亦文人捃摭之常。至於二十五賦,每篇各有神理,而字之指歸繫焉。今概舉其字,不復著其出自何篇,則啟學者餖飣之弊矣。

  論甚通達,此集雖非治《楚辭》正途,惟未至於燬,遂主張“或僅存其目”。然今《提要》“《楚辭》存目類”,紀昀已拼諸外了。可見翁方綱持論實較溫厚,即其論詩,乃折衷沉德潛“格調”與王士禎“神韻”二論,以“肌理”攝二家之長,取中和而不事極端。惟相較稿文第二類裁奪明人詩文存廢的舉措,持議刻峻,頗與其人論詩神緒不甚調協。由此而言,翁方剛與紀昀之學術,必待此手稿研究之完成,方得以深化,手稿的學術意義,已不待言。
  何東圖書館所藏手稿一百五十冊,篇次淆亂,無復類統。若以上述三類形態歸類,另纂目錄,附備作者及書名索引,檢視原稿者或稍稱便。聞上海圖書館藏有手稿過錄鈔本。惟當今複印稱便,苟得以影印行世,實學術界之福。
  翁稿尚存重大的藝術價值。翁方剛為乾、嘉時代著名書家,包世臣《藝舟方楫》謂:“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翁書極受京師士人推崇。今翁稿一百五十冊,俱其遺翰真跡,傳世翁書之量遠難相及;其運筆,骨遒體逸,洵為當今書林瑰寶。覃谿擅隸法,於文稿亦稍露一二,如《谷響集》提要的眉額,翁方綱便以隸書題簽,此或校錄之餘,聊書以慰技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