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佐《六藝流別》的文體論
辨體溯源是中國古代文體論的重要內容。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啟軔宗緒，別體纂文，史論評相結合，運總集的形式張遑了文體的觀念。逮劉勰《文心雕龍》確定源出《五經》文體圖式，為文體定位，文原論至此成熟。宋人陳騤《文則》剌經典文例以追本文章作法，雖稍見支離，惟轉化溯源論為更具實效作用的文章學，亦別樹一幟。元人祝堯《古賦辨體》更明鬯追原的觀念，貫穴千四百年賦史，溯屈子之作為古賦本原，而源溯情之一義為賦心關健，雖專論賦體，卻是文體研究的典範。及至明代嶺南大儒黃佐纂集《六藝流別》【1】，明確秉承摯虞《文章流別集》的宗緒，以總集的方式按納一百四十一種文體類式於“六藝”之下，序論各體以至篇章特色，有條不紊，刻意張揚“流別”這一文體衍化的概念，從而確定文體大本所在，終歸作者本心主意，由博返約，真可謂體大思精，倫脊兼具，辨體溯源已臻極步。黃佐《六藝流別》不獨是文原論的集大成，實稱得上是中國古代文體論的奇葩。這部沈埋四百多年的鉅著，其成就必再為世人肯定。本文探論《六藝流別》的文體觀念，僅彰揚黃佐於學術貢獻之一二。拋磚引玉，是為所願。
一、黃佐學行與《六藝流別》的編纂情況
黃佐(1490—1566)，字才伯，廣東香山(今中山縣)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進士；品行方正而學問淹貫，為有明一代大儒，學者稱泰泉先生。黃佐於廣州建泰泉書院講學，原址今白雲山景泰寺。紀昀《四庫提要》總述黃佐學術和詩文上的成就，推崇備至：
佐少以奇雋知名，及官翰林，明習掌故，博綜今古，生平著述至百六十餘卷，在明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文章銜華佩實，亦足以雄視一時。嶺南自南園五子以後，風雅中墜，至佐始力為提倡，如梁有譽、黎民表等皆其弟子，廣中文學復盛，論者謂佐有功焉。其詩吐屬沖和，頗見研練。於時茶陵之焰將熸，北地之鋒方銳，獨能力存古格，可謂不失雅音。【2】
嶺南詩風重振，黃佐居功至偉；黃佐不獨詩文鳴世，而學問亦有明一代之表表者。據《廣東通志·藝文略》載，黃佐著述凡廿六種之多：《詩傳通解》廿五卷、《禮典》四十卷、《泰泉鄉禮》七卷、《纘春秋明經》十三卷、《樂典》卅六卷、《樂記解》十一卷、《通歷》卅六卷、《南廱志》廿四卷、《革除遺事》十六卷、又節本六卷、《黃氏家乘》二十卷、《東嘉先哲錄》二十卷、《殿閣詞林記》廿二卷、《廣州人物傳》廿四卷、《廣東通志》七十卷、《廣州府志》七十卷、《香山縣志》六十卷、《羅浮山志》十二卷、《廣西通志》六十卷、《翰林記》二十卷、《皇極經世書傳》八卷、《小學古訓》一卷、《理學本原》、《姆訓》一卷、《庸言》十二卷、《瀨芳錄》、《泰泉集》十卷、《六藝流別》二十卷。著作等身，淹貫四部，《提要》謂黃佐為明代“學問最有根柢”，絕非虛譽。黃佐於經學造詣之深，猶以《禮》和《樂》方面的成就，在明代是傑出的表表者，紀昀《四庫提要》每取為制斷。既擅長詩文，又博通經籍故實，黃佐以如此深厚學養和文才編纂《六藝流別》，迥異於明人空疏闊論，亦絕非率爾的“話”和“評點”所能肩及。這部出自“學問最有根柢”之手的文體學總集，自然力壓千鈞，非比尋常了。
《六藝流別》全書二十卷，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等六藝為綱，納一百四十一種文體類式於其中，鈔引先秦至隋作品為範例，凡《五經》(包括《毛詩》)、《楚辭》、《昭明文選》已錄篇章，則避複不錄。二十卷甄錄的文字，自然包籠繁富，自諸子史傳中審擇文字範式，實在是非比尋常的工夫。黃佐<自序>明白宣示說：
昔晉摯虞嘗著《文章流別》，其亡已久，故予蒐羅散逸，以為此編，統諸六藝。【3】
“蒐羅散逸”正是摯虞《文章流別集》編纂的宗旨，《隋書·經籍志》謂：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4】
黃佐所秉承《文章流別集》的宗旨，正需要博取審擇的細緻工夫。《四庫提要》集部總集類小序說說：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三百篇》既列為經，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5】
黃佐於各藝之首，必甄錄佚文如“佚詩”、“佚書”、“佚禮”、“佚樂”等，正體現了“網羅放佚”的精神；至於慎取範文，並加序說以明流變，則是“刪汰繁蕪”的工夫。《六藝流別》完全實現“總集”的要求。中國古代文體論發遑於總集，黃佐透過總集的編纂以整理文體流變，自覺繼踵摯虞《文章流別集》，變本加厲，遂自成一家，遠非同時代的《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所能企及。
黃佐之編纂《六藝流別》，目錄附綴其子黃在素的案語，詳敘本末謂：
家君講學于粵州草堂，進諸生而告之曰：“聖人刪述以垂世者，謂之經；後學傳習以修辭者謂之藝。嘗觀六藝之流，其別猶川。然其源於經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是故文弗周於萬物，則心為有外；精弗聚於一心，則文為支離，必也。文之川流者，別而條析之，觀其會歸，則德之敦化者渾渾乎其一，而《六經》皆在我矣!諸生其採諸。”於是黎君惟敬，梁君公實輩受命而退，博採群書，會稽成編，凡二十卷，名之曰《六藝流別》云。夫晉摯虞嘗著《文章流別》，當時稱之；然考諸類書，惟瑣屑文詞而不統諸經，宜其弗傳也。今茲編自歲辛卯(1531)告完，日就蠹矣。歐君彥楨因加精校，懼其湮也，乃命工鋟諸梓。【6】
黃佐自定全書的理論架構和綱領，囑付得意門生漁擷文獻，由於涉及上古以迄隋的文體類式凡一百四十一，選文定篇的採撮文獻的勞動量極大，必須要集體完成。肩負選輯文獻工作的梁有譽和黎民表，都是著名詩人，本來精擅詩藝，入選篇章亦自然以文藝特性為主要考慮。黃佐完成此編時方踰不惑之年，其後門生歐大任再加校仇，於嘉靖壬戌(1562)梓行，這時黃佐已經七十二歲了。《六藝流別》涵蓋全面，其中顯示絕大氣魄，正是處於壯盛年華的黃佐的得意之作。
二、原六藝於一心：統萬殊於一貫的理學文論
黃佐處理文體的流別，先顯豁大本大原，從作者“一心”的主意上定位文體，<自敘>謂：
藝雖有六，其本諸心則一也。【7】
“心”為六藝大原，一切文體的終極基礎。事實上，文原論溯源於經典，已先天稟賦原文於內在情志的義蘊【8】，黃佐明確“本諸心”的論斷，為張揚傳統文原論的必然結果。黃在素徵引黃佐囑付門下語已經說：
文弗周於萬物，則心為有外；精弗聚於一心，則文為支離。【9】
這裡充滿“貫萬殊於一致”的理學精神。時代學風的湊泊，黃佐“本諸心”的文原追溯，內蘊自較六朝豐盈得多。從中所顯示儒家“由博返約”的思維定勢，豁露主體的功能效果，發揮生命內在力量，正是理學踐履的目標。可以說，黃佐文體論是典型的理學家文論。
把文體歸本“一心”，乃所以避免“支離”之弊。支離是文學生命的碎裂，不單是表象上的章綴句紗的窠臼文字，實在顯示文心不存的現象，用《文心雕龍》的話說，稱之為“文體解散”【10】。重歸文體於一心主意，猶如《孟子》所說的“求放心”【11】，乃正視自身文學生命不可忽視的力量，從“心”這一生命大源綱紀文體。黃佐自序起筆引董仲舒“以善養志”的理念貫穴論旨，這本來便是孟子學說的概括。相對於“體”，這內在大原是為“一心”；若具體闡明“一心”的指歸，則為孟子尚志的宗旨。黃佐便是從孟子尚志論中感悟文體本質。歸根究底，中國古代文論向以人擬文，文體的意識緣此而來，黃佐運敦品勵學的儒家思想論文體，此中自存在血脈的內在紐帶。傳統“詩言志”的標榜，是配身擬文的必然結果。黃佐既從“一心”的善志定位文體，便繼續張衍“六藝”的內在功能說：
《詩》道志，故長於質。
《書》行志而奏功者也。
《禮》以節文斯志者也。
《樂》以舞蹈斯志者也。
《春秋》以治正志者也。
《易》以通天下之志。【12】
“六藝”的功能，是從不同層面顯示作者之志，志方才是六藝的終極關懷。源出六藝的諸種文體類式，自然稟受這種屬性，始終以“志”關括紛繁的體類，這樣一以貫之，便完全避免了逐文的支離。黃佐追本一心的理念，充分解決了傳統文體辨類細碎的流弊。
根本“一心”的文體追溯，以孟子尚志理念為根荄，於闡釋文體名目取義的過程中，黃佐每自覺從情志的內在因素詮解，例如卷二“謳”類小序謂：
謳，區也。言之區區然齊聲也。齊聲而歌，由眾情也。故天下之人悅服舜禹，則謳歌歸焉；德與舜禹相悖，人之怨惡之也，亦從而謳之也。故觀於謳而知民心之向背也。【13】
黃佐認為謳之一體本於百姓喜慍之情，且據以而能知民心向背。又釋同卷的“吟”說：
吟者何也?呻也。口自今而申氣也。蓋又詠之發於壹鬱者，呻吟之云爾。舊有吟歎曲，本以入樂，後失其傳，則亦有意申其壹鬱而為之，是又詠之變也。蓋詠者其氣平，吟則不平而鳴矣。【14】
以為吟本諸壹鬱之情。壹鬱乃極度悲鬱之意，“壹”者乃充盈之情態【15】。滿腔悲鬱的衷懷，若以平和的態度語氣表現，則為“詠”，若以不平的感情激動辭氣表示，是為“吟”。如此細緻分別“吟”和“詠”，以本心為區別依據，雖難免於比傅穿鑿，但正顯示黃佐對文體的詮解理據，完全擺脫文辭和形態上的拘限，“直指本心”，成就了《六藝流別》的文體論特色。卷九黃佐釋“疏”體說：
疏者何也?通也，布也。臣下通其情於君上而布之天下也。都俞吁咈之風息，而托短書以自通，而布之視聽焉，於是乎始有疏矣。【16】
所謂“都俞吁咈”，是《尚書》載堯、舜、禹和臣屬立職定謀的愉快語辭，君臣面稱目諫，情通無間，這種互相信任的和諧關係，黃佐再三致意，多次使用“都俞吁咈”，實足以顯示潛藏於心底的訴求。疏體的產生，乃上下情乖的結果，所謂“托短書以自通”，可以說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說到下情上達，黃佐在卷十一詮解“諫”義便說：
諫者何也?以言柬也。分別而為柬。臣子分別善惡，方言陳放君也。其源始於召公之諫旅獒，訓對之變也。記曰：“諫而無驕。”凡諫必剴切而不失之驕者乃錄。【17】
黃佐注意到“諫”體背後的態度，而特別從“驕”的用心上抉別選裁作品，不徒在文字形式上糾纏。這是黃佐有意在選文中體現<自序>所說的“以善養志”，把理念貫切於選文，自非率爾所能，這反映黃佐在纂文上的謹慎。卷十四黃佐釋“墓表”說：
墓之有表者，何也?表其行，使之著明於世也，有官無官皆得用之。大抵體孝子慈孫之心，稱美弗稱惡。然無美而稱之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也。誣與蔽，君子所弗由也。史傳所據以為實錄載筆者，慎諸。【18】
墓表所以彰顯先人盛德，隱諱過惡，也是孝子的正常反應。但黃佐從更高處著眼，因為史家取材，每假墓表文字，若孝子有意“誣與蔽”，誇大失實或隱瞞真相，取資於此的史乘便失去載筆實錄的意義。這也是從一種文化的意識上流露出來的原心之說。以上舉例只是犖犖大者，貫注一百四十一種文體類式的詮解，主要從用心情志上開掘文體義蘊，當然，有部份應用性文字始終以功能性為存在的特點，自不能處處本志解說。但強烈的溯原心志的意識，卻是顯然易見的。
以選文確立文體的大本，當下一棒，化極繁瑣的文章辨體為提挈誘導的力量，“以善養志”的實踐，無疑為一股強烈的淑世情懷，明乎這種儒者用心的所在，則《六藝流別》的編纂宗旨，已思過半了。
三、流與別：顯豁文體源流發展的氣脈
流別原屬地文的水系概念，《說文解字》卷十一永部派字謂：
，水之衺流別也。從反永。
徐鍇謂：
永，長流也；反即分派也。【19】
流有源源不絕的意思，而別則蘊派分支脈的含意。西晉摯虞本精擅輿地之學，曾完成一百七十卷的地學鉅著《畿服經》【20】，成《文章流別集》，正運用地學“流別”的概念，此中自包涵系統性衍化的整體意念。以流別論文體演變，顯示文體之間承遞衍育的互生關係，是中國古代文體論的重要概念。就現存佚文看，摯虞於“流”之一義極為注意，但“別”的問題尚侍。黃佐自覺運用流別的概念，則於流和別的關係亦特別重視。以流為主脈，別為派生之所出，以這種相對的關係構建了文體發展的圖式。黃佐的流別觀念，比諸摯虞更為明確，且賦蘊更深刻的理論意義。黃佐嘗謂：
嘗觀六藝之流，其別猶川。【21】
流為主道，而別則如歧出的河川。又說：
文之川流者，別而條析之，觀其會歸。【22】
疏理文體流別，條分縷析，以系統的概念審視文體的共源。如此明晢水文的流別意念，並貫注全書的文原架構，在中國古代文論是極罕見的，所謂後出轉精，黃佐的流別觀念較諸始倡的摯虞更為成熟。
在黃佐的文體流別圖譜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六藝”取代傳統文論的“五經”。
《文心雕龍》和《顏氏家訓》原文之本，俱直取《五經》【23】。黃佐按下經典，而僅取“六藝”為本。黃佐所謂的“六藝”，自具特定的意義，和漢人的說法不同。黃佐謂：
聖人刪述以垂世者謂之經，後學傳習以修辭者謂之藝。【24】
其門人歐大任<後序>起筆便說：
《六經》者聖人所以啟天地之祕，明人倫之敘而究萬物之宜也。孔氏之徒傳而習之，述而傚之，自源徂流，濬一達萬，則為藝焉。若子夏之序《詩》，公孫尼之記《樂》、商瞿之訓《易》、左丘明之傳《春秋》，以至《禮》纂於戴氏，《書》闡於伏生，六藝備矣。《易》變而為《老》《莊》，《詩》變而為《楚騷》，《書》變而為秦制，《禮》變而為綿蕞，《樂》變而為新聲，《春秋》變而為《史記》，蓋亦氣運升降之繇也。【25】
歐大任這段文字申足黃佐“六藝”之意。黃佐從“修辭”的角度闡釋“六藝”；作為後世文體類式的源頭，“六藝”自然蘊含文章的本然要素。原文於經降而為原文於藝，顯示更多考慮文學的要素。黃佐及其佐編的門生都是詩文高手，這種偏重藝文的考慮，也不是偶然的。
《六藝流別》全書二十卷便是以六藝為綱領，提挈六系文體的流別；每一藝各自展示複雜的衍生軌跡。黃佐在<自序>之中勾勒這套流別的圖譜，雖不免有穿鑿牽強之處，但氣魄雄厚，頗有特色。迻錄於下：
志始於詩，以道性情，為謠為歌。謠之流，其別有四：為謳、為誦、為諺、為語。歌之流，其別為
四：為詠、為吟、為怨、為歎。
其拘之以為詩也，則為四言、為五言、為六言、為七言、為雜言。
其雜近於文而又與詩麗也，則為騷、為賦、為詞、為頌、為贊。
其專事對偶亡復蹈古，則律詩終焉。
黃佐於冠首的《詩》藝流別，特別強調拘臠形式所帶來的問題，所謂“拘之以為詩”和“專事對偶”，都是針對近體而發。黃佐述《書》藝謂：
《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為典、為謨。
典之流，其別為命、為誥。
謨之流，其別為訓、為誓。
凡典，上德宣於下者也，又別而為制、為詔、為問、為答、為令、為律。
命之流，又別而為冊、為敕、為誡、為教。
誥之流，又別而為諭、為賜書、為書、為告、為判、為遺命。
凡謨，下情孚於上者也，又別而為議、為疏、為狀、為表、為牋、為啟、為工書、為封事、為彈劾、為啟事、為奏記。
訓之流，又別而為對、為策、為諫、為規、為諷、為喻、為發、為勢、為設論、為連珠。
誓之流，又別而為盟、為檄、為移、為露布、為讓、為責、為券、為約。
“書藝”的流別系統頗為複雜；黃佐以“典”和“謨”分別上行和下行的政事文體。整個系統處於典和謨的對衡狀態，顯示設計者透過文書系統展現君臣對等關係的訴求，與反覆致意的“都俞吁弗”的感情是相應的。黃佐於《禮》之一藝說：
《禮》以節文斯志者也，其源敬也。敬則為儀為義。其流之別，則為辭、為文、為箴、為銘、為祝、為詛、為禱、為祭、為哀、為弔、為誄、為輓、為碣、為碑、為誌、為墓表，皆因乎《書》之焉。
黃佐於《禮》的系統，特別強調“敬”的本心，以下承流而別的十六種體式，都可說是源自敬心的文字表現。此一敬字，總括了整個《禮》系內在要求，由博返約，此條正是典例。下引《樂》系亦復如是：
《樂》以舞蹈斯志者也，其源和也。和則為樂均、為樂義。其流之別，為唱、為調、為曲、為引、為行、為篇、為樂章、為琴歌、為瑟歌、為暢、為操、為舞篇，皆因乎《詩》之風焉。
源自《樂》藝的流別系統，黃佐以“和”的精神為文體情志的根本。所謂“大樂與天地和，大禮與天地同節”【26】，在構建《禮》、《樂》二藝的流別系統之際，黃佐自覺運用儒家禮樂功能論的要義詮解文體的意蘊。論《春秋》系統說：
《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別，為紀、為志、為年表、為世家、為列傳、為行狀、為譜牒、為符命。其大概也，則為敘事、為論贊。敘事之流，其別為序、為紀、為述、為錄、為題詞、為雜志。論贊之流，其別為論、為說、為辯、為解、為對問、為考評，而凡屬乎《書》、《禮》者不與焉。所謂“《春秋》以道名分”，黃佐據此以闡釋《春秋》一藝的要旨。釋《易》系說：
《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陰陽也。其流之別，為兆、為繇、為例、為數，為占、為象、為圖、為原、為傳、為言、為注，而凡天地鬼神之理管是矣。【27】
黃佐這種流別構擬，有意擯落文字形式的類傅，就文體的用情為本源，從而樹立“流別”體系的內在氣脈，生生不息。所謂“道性情”、“道政事”、“敬”、“和”、“名分”、“陰陽”等六藝的用情，貫注所屬流別體系各種體式；而一百四十一種文體類式勾掛在六藝之下，有條不紊；流和別俱依從文體的內在氣脈顯示充盈混混的原生力量，流別系統再不是平面的圖版排列。有主有脊，《六藝流別》之為總集，特別彰顯流別的原始用心，乃基於強烈的淑世意識，擺正文脈，歸根究柢，是理學家端正人心的責任感的自覺呈現。黃佐賦予流別的觀念以豐富和極具時代特色的深刻內蘊。
四、渾成的追求··論文體演變的關鍵
流別的概念是對文章體式發展的抽象概括，始終必須落實在具體的史源辨析上，才能展示文體論的生機。論析文章體式的歷史發展，黃佐自具識見，尤其注意到東漢這關鍵的時代。卷四末所綴“詩贊”一體的小注說：
晉曹毗<黃帝贊>用五言，曰(中略)，乃詩贊也。後魏常景傚之，讚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雄，皆用五言；相如曰“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褒曰“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群”之類，無復贊體矣。後周庾信<春賦>云：“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則又以七言詩而為賦，亦有所自。張衡<兩京賦>又為散句，忽繼之曰：“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則有真似古詩矣。其曰“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則又似五言律詩。蓋魏、晉以後，體式紛紜，皆由柬漢文人啟之也。【28】
黃佐舉張衡賦一例，說明六朝文體紛紜的現象，其來有自。斷定柬漢文人引發這種局面，其中固然存有貶意，但從文體發展角度看，則又是合乎事實。劉師培論文體發展，注目於柬漢，其實黃佐已早著先鞭。卷十七符命小序說：
自《春秋元命包》始言之，漢班彪<王命論>、傅幹<王命敘>，皆述高光帝降。詳體貌之異，魏晉而下益滋矣。【29】
黃佐就符命一體申說六朝體貌紛紜之例，雖語焉不詳，但明顯突出東漢始作俑的意義。視東漢為轉捩，黃佐提出的“五言日盛而比興日微”的主張，可說是理據所在。卷三五言詩小序謂：
五言詩者何?詩之拘拘於五言者也。如日“維以不永懷”，日“誰謂雀無角”，曰“之死矢靡忒”，曰“如川之方至”，曰“女雖湛樂從”之類，則《三百篇》已有之矣。然尋詳上下文義，不得不爾，初不五言拘也。<優施>、<暇豫>之“吾吾”、虞姬<答項王楚歌>，已漸純為五言矣。西漢蘇、李<河梁>以來，益紛如也。五言日盛而比興日微。《三百篇》之體不可復矣，是詩自五言而大變。【30】
黃佐視漢言人五言大變《詩》體，大有江河日下的代降之歎。詩為眾體文章靈魂，詩如此，則其他可推而知。黃佐釋四言、五言為“拘拘於四言者”和“拘拘於五言者”，此“拘拘”一詞，已見褒眨之義。釋四言體的小序謂：
《三百篇》類多四言，然渾厚成章，出於性情之正。一中略一後世之為詩者則有意於摛詞，非復出於性情，故局促於四言而不敢越於矩外，然體自是日變矣。【31】
黃佐亟主性情自然流露，以為《詩》體本於性情的表達需要而發展特有的體式，體式乃根本於性情，而不是預設文字格套，然後填腔子。黃佐以為漢以來形式整齊的四言和五言都是“有意於摛詞”的失體之作。基於這一套理念，“五言日盛而比興日微”的看法，自然成為審視文體流變的標尺。詩體越整齊，逐辭風氣越烈，黃佐極不能忍耐。卷五律詩小序說：
詩之入律尚矣。律詩專言律，何也?律，法也。律本陽氣與陰氣為法，陰陽對偶，拘於聲韻，以法而為詩也。其流始於魏、晉五言聲偶，南北朝因之；樂府亦為四韻，駢儷華藻，人競膾炙，是為近體；迄唐，遂以取士；而賦亦有律賦，浸失古意矣。其法盛行，至今非聲偶不以為詩，以便於吟哦故爾。【32】
黃佐抨擊排比聲律的近體詩，以為徒取便於吟哦，而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今日看來，黃佐的看法似乎偏激，但深究立言的背景，便發現追效《詩三百》渾成境界的強烈現實意義。《四庫提要》論黃佐詩學地位說：
於時茶陵之焰將熸，北地之鋒方銳，獨能力存古格，可謂不失雅音。【33】
以李東陽為首的“臺閣體”左右明中葉詩壇一段長時間，聲律的揣摩漸成習尚，雖說到黃佐之世時“茶陵之焰將熸”，但餘響尚在。批評“至今非聲偶不以為詩”，乃針對臺閣之風。至於代領風騷的李夢陽，其時主張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正橫掃文壇，所謂“北地之鋒方銳”，成為時代習尚。李夢陽雖極重視取法的層次，但始終未能深探本原。黃佐標舉《詩三百》的渾成，選文至隋為止。如此濃厚的存古意識，實針對李夢陽的主張。而“渾成”也成為黃佐文體論的批評標尺。
大體而言，黃佐視《詩三百》渾成的情感流露為文體最高境界，然文章流播至於東漢，逐辭之風大盛，而導致體式紛紜，體貌變古，發展至唐近體詩，惟注目於聲律對偶，離開渾成的標準不啻南北。這三步演變，是黃佐對文體發展史的概括。
五、逆志式的作品解讀
黃佐以總集形式開展文體論，把摯虞《文章流別集》所啟軔的文體溯源發展至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國古代文體論的特色，是從作品解讀和自身創作經驗為基礎，在這具體的文學實踐過程中歸納總結。對文體的剖析，始終不離鑒賞創作的具體經驗。審視《六藝流別》文體論的內蘊，首先必須理解這傳統。離開具體的文學經驗，文體的意識便無從建立。《文心雕龍》上篇的“選文以定篇”，便是詮選範文印證總結的意見。範文優劣，若從具體的解讀過程中顯示，才具備足夠的印證條件。因而，深入理解《六藝流別》文體論的精神，不能忽視黃佐的創作和審美意趣，因為這是文體解讀的根基。
除了《詩三百》渾化的標榜，於古代詩人之中，黃佐特別鍾情於陶淵明。卷三五言詩類所錄江總一別南海賓化侯>，黃佐小注說：
五言以《文選》<古詩十九首>為準。其詞必直而肆，其音必諧而婉，乃得錄。靡麗險澀者，皆所不取。陶詩沖澹高古，文質彬彬，六朝之冠也。矯《文選》之失，故多錄之。【34】
強調陶詩的“沖澹高古”，視為六朝詩的冠冕。這不但透露了評詩的好尚，其實也是黃佐自身的創作趣向。紀昀評黃佐的詩“吐屬沖和”，能夠保存“古格”【35】。黃佐的創作實踐和喜好陶詩，顯示了對“沖澹高古”的審美追求的始終一貫。所謂文如其人，校視黃佐一生清廉方正的行誼，“沖澹高古”的審美意趣，實在也是人格的自然體現。
擺脫文辭的囿限，專意於作者內在情志的衡文實踐，黃佐於作品每每能夠會心有得；“以意逆志”貫注全書的作品解讀。如卷八冊類漢成帝<賜左將軍史丹冊>，小注謂：
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辭曰(略)。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鄰。其後成帝免薛宣、瞿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傳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略)”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今觀成帝免賜丹策，其辭頗溫厚，得進退大臣之體。【36】
剖析冊的流變，著眼於君臣關係的轉變，尤其是對待免職大臣的態度上，黃佐亟主“溫厚”之情，不能一下子全盤否定臣下的功勞；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失寵者甚至連生存的權利也遭剝奪。“進退大臣之體”是黃佐苦心所在，有鑒於明代統治者動輒摧辱朝臣，實有為而發【37】。這種知人論世的逆志批評，必然牽涉及身的時局和處境，借古喻今，其中存在無限的感蓋。
黃佐闡釋作品，以意求而不囿於文辭，每能獨出神解，發前人之所未發。例如卷十六唱類所錄<江南唱>，這篇古辭字詞顯白，向無深求，而“魚戲蓮葉”四句，於多數讀者，都是順口溜而輕輕帶過。但黃佐卻從和唱的角度重整<江南唱>的文體，文謂：
本曲此下云“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人皆陋之，殊不知此及唱其起端而後和之辭也。如曰“魚戲蓮葉東”則和曰“芙蓉向日紅，波光搖未定，習習度香風”；曰“魚戲蓮葉西”，則和曰“隨橈上復紙，沿流出前浦，沙鳥向人啼”；“魚戲蓮葉南”，“芳翠滿江潭，低鬟看細浪，心恐墮瑤簪”；曰“魚戲蓮葉北”，“浪白潭機黑，初躍隨回風，紅香竟難摘”；如此類推者甚多，見《劉孝威集》。【38】
黃佐視“魚戲”句為曲文領起句，四句各有和辭。這解釋符合漢魏樂府的特色，也為當代研治六朝樂府，提供極重要的參考。如此會心有得的文體解讀，絕非率爾可比。較之詩話或者當時流行的詩文評點，《六藝流別》以更嚴謹和系統的特色顯示獨特的學術價值。
餘論
《明儒學案》卷五十一黃宗羲序黃佐學術說：
先生以博約為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39】
納二千年紛紜的文學發展於六藝，而終歸本一心，此正是孔子由博反約精神的體現。黃佐以儒學神髓構建的一套文體流別體系，有倫有脊，足以稱為體大思精。《明儒學案》對黃佐理學的概括，亦可以比擬《六藝流別》。可見《六藝流別》為黃佐學術生命的一部份，絕非徒張虛論、為著書而纂述者可比。黃佐以理學家對人心世道的殷切關懷，發而為詩文，又展開規模如此龐大的文學遺產的整理，此中所存的文化承苛意念，自然於議論中表現強烈的淑世意識，而至於有“主持太過”的現象；然只就用心而言，這種對待文學如此嚴肅的態度，若對比於明代文壇上輕浮狀態來說，不啻為指路明燈。《六藝流別》在中國古代文體論，或一般意義的文論來說，於理論構建的成就，以及批評的深度，都足以佔一極重要的地位。
【15】有關“壹”字形義的考釋，詳見拙著《韓愈文統探微》第五章注十條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 九二年。頁一一零。
【16】《流別》卷九。頁十四。
【17】《流別》卷十一。頁卅一。
【18】《流別》卷十四。頁五十九。
【19】《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香港：中華書局影印陳昌治一篆一行本，一九七二年。頁二四零。
【20】有關摯虞地學，詳參拙著《摯虞研究》第八章第三節之<地志----《畿服經》考>。香港：學衡出版社，一九九零年。頁一二六。
【21】同注【6】。
【22】同注【6】。
【23】劉勰和顏之推構建《五經》的文原圖式，並不一致，其間差異，詳見拙文<魏晉南北朝的文原論>，參注【8】。
【24】同注【6】。
【25】《流別》卷首附歐大任<後序>。
【26】見《禮記·樂記》。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頁六六八。
【27】以上六藝流別系統，俱見《流別》卷首黃佐<自序>。
【28】《流別》卷四。頁三十五。
註釋
【1】本文徵引黃佐《六藝流別》，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明寶書樓刊本。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清康熙重刊本，與明刊同一源流。以下徵引俱用較易得影印本頁碼，方便檢閱。
【2】見《四庫提要》卷一七二集部別集類第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文瀾閣本，一九六五年。頁一五零三。
【3】《六藝流別》卷首目錄。以下稱引，俱簡稱《流別》。
【4】《隋書·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頁一零八一。
【5】《四庫提要》卷首目錄。
【6】《流別》卷首目錄。
【7】《流別》卷首自序。
【8】原文於經為表，關鍵乃透過經典而原入情志，有關概念，於魏晉南北朝漸漸成熟。參考拙文一魏晉南北朝的文原論一，載台北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編《漢學研究》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九四年。頁二二一至二二八。
【9】同註【6】。
【10】《文心雕龍·序志》，王利器校證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頁二九四。
【11】見《孟子·告子(上)》，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朱熹注云：“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這是理學門竅所在，黃佐亦為嶺表理學鉅子，存心的意識自然通貫所有學術概念。
【12】同注【7】。
【13】《流別》卷二。頁一。
【14】《流別》卷二。頁二十五。
【29】《流別》卷十七。頁四十二。
【30】《流別》卷三。頁十二。
【31】《流別》卷三。頁一。
【32】《流別》卷五。頁一。
【33】同注【2】。
【34】《流別》卷三。頁三十六。
【35】同注【2】。
【36】《流別》卷八。頁三。
【37】有關明代統治者對士人的折辱，可參考阮國華教授<論朱元璋的文學思想與文化政策>，載廣東省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會編《嶺南古代文藝思想論壇》(第一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九九至二七八。
【38】《流別》卷十六。頁一。
【39】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十一。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一一九九。
附：本文初稿在1996年廣東古代文論學會舉辦中國古代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此為最後修訂稿，發表於《嶺南古代文藝思想論壇》第二輯(199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