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與為戲
——韓愈文心表微
寫志述情，乃華夏文學之正鵠；以意逆志，所以深會作者之用心；苟知音莫嚐，空陳簡牘，眇然靜寂，於作者為徒然，亦文苑枯槁，人心茅塞之徵也。然則沿波討源，循幹達本，披攦文辭之囿域，心識作者之用神，非獨文章一己之知音，實文學生命之延遞接續與乎擴充通變之機括也。故詮解撰作文章之用心，雖篇翰交沓，其情莫得而隱，至於任心無施，必意不復，直與作者面膝而談，豈不快哉!
茲篇叩“明道”與“為戲”二端，蓋訊昌黎撰作之用心，乃以意逆志者也。既明其志，則昌黎文章之全體大用可得而說，挈領振衣，綱舉目張，庶免支離之弊。世之誦韓文者夥矣，第求其志者則眇焉，是篇乃所以引玉而已。
一、修辭明道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尊昌黎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以昌黎鉅筆挽狂瀾，乃若李漢所云“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1】，其志欲匡弊救衰，《舊唐書》本傳謂其“欲自振於一代”者【2】，實睥睨一世之自負，非徒因循邀譽之欺世闌言也。然則，昌黎何所恃以獨高視一代也?其必曰：“修辭明道也。”其<爭臣論>云：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末得位，則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3】
此昌黎揭櫫“明道”之旨，何焯《義門讀書記》云：
作者本趣如此，所以異于小丈夫也。【4】
是明道乃昌黎志尚所以卓犖不群者，求韓文獨拔之本，捨此莫由。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云：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5】
此言壯歲前所撰“舊文”，旨歸明道。“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可視為昌黎“明道”之自注也，其中表見絕大之抱負。
唐人之遣“明道”述撰作者，實始昌黎。雖梁肅言“道德仁義，非文不明”【6】，乃所以尊文用，非自樹旨趣也。或以為肅語乃胎息昌黎“明道”之權輿，蓋昌黎於<與祠部陸員外書>懷緬梁肅推挽之恩情至深【7】，又《唐摭言》載昌黎、李觀、李絳、崔群“俱以文學為肅所稱”【8】。然考昌黎年二十五始受知於肅，前此已早萌“明道”之意念，觀昌黎<答崔立之書>可知，文云：
僕如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9】
聖人無私之德乃其弱冠之年所心折而響往之者，“死其官”為無私之極致也。孫光憲謂昌黎所宗仰者，“唯梁補闕一人而已”【10】；而錢基博先生《韓愈志》推衍孫光憲之說，以為“古之所從振，韓愈由之而顯”【11】，獨致功於梁肅；竊惟長昌黎僅五歲且壽不永之梁肅，其文章之造境，恐未足以苛負如斯之獎重也。然考諸前代著述，以“明道”論文，始第見劉彥和《文心雕龍·原道》，文云：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12】
彥和以之闡明《五經》乃聖人垂道之文，蓋倡為文宗經之張本，與乎昌黎明道自任，實意旨相殊。雖語詞雷同，未可謂之因襲。劉勰、梁肅言明道，皆先儒後釋，巧合有如此者!昌黎遺文未嘗一語及於彥和，則謂此至關要之“明道”因諸《文心》，實文獻無徵也。
“修其辭以明其道”者，乃“未得位”君子所以“扶樹教道”也，非徒取立言以垂不朽之義；蓋以道自任，雖欲獨善而不得；昌黎實以孟軻自比，非空樹高論。<與孟尚書書>云：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13】
蓋孟軻乃“未得位”君子“修辭明道”之刑儀極則，雖言說無施，而功侔古聖，不在禹下；昌黎<送王秀才序>自言“少而樂觀”《孟子》【14】，<答張籍書>曰：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釋老也)有年，不知者以僕為好辯。【15】
語猶《孟子·滕文公(下)》“予豈好辯哉章”氣象，懷抱聖人之志，無所悔懼，乃以孟軻為表率，以故宋祈《新唐書》昌黎傳贊曰：
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不少矣!【16】
所論深得昌黎私淑孟軻之意，“其道蓋自比孟軻”一語，尤得其情，惜乎後人之多未察也。昌黎觝排佛老，所以成就其治世之夙願，至乎道旨佛理，非所措意者，人多怪昌黎之不了釋典，實未究其所以。其<上宰相書>曰：
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17】
“其業”、“其所讀”、“其所著”，無非《孟子》之檃栝。孟軻“道性善，言必稱堯、舜”【18】、“雞鳴而起，孳孳為善”【19】、“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20】、“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21】，乃不得位之孟子行堯舜之道者；孟軻辭闢楊、墨而功不在禹下，昌黎亟效之，豈非功不下孟軻耶!故<與孟尚書書>云：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22】
坦然以孟軻自繼。然則安身立命之所歸，義無反顧，雖千萬人吾往矣之豪壯，勃然胸中；“非我其誰”之襟抱，以“化今”“傳後”自重【23】。其《答崔立之書》云：
方今天下風俗尚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24】
懷抱利器，亟欲一割；淳俗靖邊，非空言可致，必待名位，方得遂願，其汲汲於仕進，亦有由矣。朱子謂昌黎用心曰：“只在治國平天下處用功”【25】，又云“它當初本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26】，真深知昌黎!昌黎之仕也，雖有時而為貧，惟終以治平為意，終始不渝；其獨說王廷湊轅下，無所憚忌，豈非其驗耶?故“得位死其官”非空樹高義也。宅心有道，立命得所；向非以孟軻自負自重，焉能如是哉!則昌黎之求仕，異乎他人求祿之仕也。然仕途順蹇，其中有命，既廟廊無施，則退而“作唐之一經”，猶夫子、孟軻之遺事，曾文正公論之曰：
極自負語，公蓋奴視一世人。【27】
又曰：
視世絕卑，自負絕大。【28】
鄧繹《雲山讀書記》方其“尊己卑人”【29】，皆謂昌黎傲視睨一世，目中無人，豈其然哉!蓋君子立志不可不高，聖人事業，既所措意者，苟行孔、孟聖人之道，於何不可?此孟軻“尚志”之旨，非所以奴視世人，目空一切之自蔽狂妄也。惟志欲治平，則必高瞻遠矚，自其下者視之，必以為其卑人而尊己也，豈其然哉!
昌黎以“明道”淑世，流風所披，子厚亦深所濡染，翻然易轍，“明道”是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30】
惟子厚終膠滯於文章，“明道”於子厚亦文章之事而已，方以昌黎安頓淑世之所歸，恢然以孟軻自視者，氣象不可同日而語。至於韓文三傳之孫樵，亦標舉明道，其<與友人論文書>云：
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31】
究不復昌黎淑世之意，隨園謂標榜明道之習氣，乃“有所挾持以佔地位”之“門面語”【32】，以孫樵語觀之，誠然也。故論明道者，自須分別視之，未可一概而律。昌黎之明道也，志欲兼善天下，有所不行，則修其辭以明聖人淑世之道，雖不得位亦得以施平治之功，乃師範孟軻，志尚光大；文所以遂志，非苟為文而已。此昌黎“明道”之微恉，其文心之奧隱者也。說昌黎之文而不乃乎此，實棄本逐未者也。而後之論昌黎文者，或以“貫道”，或以“載道”，各道其道，既未足以顯昌黎“明道”旨要，反惑亂後生耳目，此辯之不得已者也。
以“貫道”論韓文，昉乎李漢；其<昌黎先生集序>起筆云：
文者，貫道之器也。【33】
漢為昌黎及門兼快婿，自謂“最厚且親”，昌黎集亦漢所編定，以故漢之斷語最視準權，為與昌黎關係至切也。近人周祖譔及韓廷一俱以漢語為定案【34】，所論皆足標示今世於韓文識解之深淺。案：“貫”字會意，通串也。“貫道”詞源自可遠溯《論語》，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35】；隋世王通著《中說》，乃謂：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36】
漢用“貫道”，雖語有來歷，然其不符聖人之旨者，大抵有二：其一，漢以文為貫道之“器”；“器”之在聖人，份次至低。夫子言“君子不器”【37】，昌黎<答李翊書>亦云“待用於世者，其肖於器邪”，乃化“不器”之意；《易傳》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38】，是“器”未足以與“道”相捋者，惟漢反以之貫持“道”，適背儒者“道”、“器”之所輕重。其二，漢以文貫道，先文後道。朱子門下陳文蔚嘗美漢之言云：
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39】
朱子未以為然，《朱子語類》載：
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個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40】
然則漢未辨文、道主次本末，朱子言之切矣!至於汪琬<答陳靄公論文書>引漢之言曰：
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41】
則以“載道”易“貫道”，張冠李戴，或習乎“載道”之說，不經意之失也。然以彼易此，亦未足許。
論韓文以“載道”者，由來已久。“載道”雖源出《莊子》【42】，惟以之譚藝論文，則端自周濂溪也。濂溪《通書·文辭》曰：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也，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43】
然則，文者所以“書”其人之道德；苟以善文辭者書之，則美焉可愛可傳，稟受賢者覽辭而為此美德濡染，遂至乎聖域。是文者，乃所以為教，本作者之德以感化；以濂溪倡言“載道”之恉歸，亟若朱子所解云：
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44】
夫“載道”之說，以德行為尊也。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45】，<愛蓮說>其載道之表乎!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46】，故宋儒先德後文；“載道”者，文非所尚也。
昌黎“明道”，乃所以遂志；濂溪“載道”，義歸持正。前者“狂”而後者“狷”，非可以一體視之。昔張籍<上韓昌黎書>亟數昌黎失中之短，若“尚駁雜無實之說”，“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不容人之短”；“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47】，凡此，皆《舊唐書》評昌黎“恃才肆意”者【48】，子厚謂昌黎“抗顏為師”，而“以是得狂名”【49】，苟以濂溪持正者視之，昌黎焉得澡浴清流哉!濂溪守正，持操可稱，蓋有所不為之狷潔之士也，然以之為文章本，終乏恢宏氣象。黃季剛先生斥“以文載道”乃“狹隘”之論，苟去其主駢抑散之激論【50】，亦足抉示“載道”之特質也。
然今之論韓文以“載道”者，比比皆是，習而不察其非；甚者推衍“載道”為中國文學大統，與“言志”並軌；耳食之學充斥，乃至乎此耶!惟沿襲宋儒“以文載道”以論古文者，殆非一朝之習，雖號為洽博之紀昀亦難免，《四庫全書·陳祖范司業詩集提要》云：
文以載道，理不可移。而宋儒諸語錄，言言誠敬，字字性天，卒不能與韓、柳、歐、蘇爭文壇尺寸之地，則文質相宜，亦必有道矣!【51】
紀昀雖不愜於理學，亦未可免俗，移花接木，以宋儒“文以載道”為古文極至。殊不知宋儒語錄“言言誠敬，字字性天”乃“載道”之文所以如此者；其卒不得與古文爭一寸席位，蓋亦“載道”之所由。苟以“載道”論韓文、說古文者，不啻背“明道”而馳矣!“明道”與“載道”之別，郭紹虞先生已先我言之【52】，然語焉而不詳，統歸“明道”於“古文家”之論，未甚辨韓、柳、孫之異也。
昌黎“明道”，所以典則孟軻，<進學解>所云“孟軻好辯，孔道以明”【53】，所明者乃聖人治平之道；其抱至大至剛之志，雖不得位亦可遂所願。苟了然昌黎自比孟軻之抱負，於其文心，思過半矣。宋人李塗《文章精義》謂：“韓退之文學《孟子》。”【54】志則孟軻，非文學孟軻也。皮日休<原化>曰：
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55】
謂昌黎紹復孟軻之志也。故昌黎之“明道”，乃行孟子之道；離孟子而獨言其道，則不得要領矣。後之論昌黎文、道關係者，率離孟子言之，惟究道與文孰為先後本末，或統言其“興復儒學”，實泛而不切，雖曉曉不休，然愈遠昌黎之職志。至若宋人魏了翁著<韓愈不及孟子>【56】，此得暇以方人者，未足以議也。昔者孟軻言“以意逆志”，司馬子長讀屈子<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屈子之志【57】。然則，逆作者之志，而與之共憂戚，深會其意，始稱知音，其在方寸之心而已。苟後之誦昌黎文章者，不求其志，惟文辭是重，則韓文之精蘊，終難得以大明於世也。
既謂昌黎私淑孟軻，皮日休以為昌黎孟子無以異，是一孟軻足矣，何必昌黎哉!此又不然，昌黎之所以為昌黎，自具其獨特面目，非徒孟軻之影從者。然則，何以見其特立者也?曰：於“以文為戲”處見之，是言豈一端哉!
二、以文為戲
錢鍾書《談藝錄》云：
退之可愛，正以雖自命學道，而言行失檢。文字不根處，仍極近人。《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籍上昌黎二書痛諫其好辯、好博進、好戲玩人，昌黎集中答書具在，亦殊有卿用卿法、我行我素之意。豪俠之氣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厲自溫，與拘謹苛細之儒曲，異品殊科。【58】
此明昌黎於正誼明道之磊落鴻筆之外，別存極近人情之一面，表見昌黎真率豪爽之性情；雖若失檢不根，與道學持正者異，究為昌黎之真面目也。前節論昌黎“明道”，乃“狂”之行，其同儕多以“狂”目之。蓋“狂”者為其本色，施之世用則冒進不顧，故曰“得位死其官”；不得位未減進取之心，乃肆行孟軻之道；是其胸懷豁達，性情弘通【59】，於日常行事，與乎朋友交接敘心之間，必有異於世態之言行，自非常俗之士所堪受者。況昌黎自負極大，<伯夷頌>所表之“特立獨行”，其志行之寫照而已【60】，故其高視闊步，無視人世毀譽，<答李翊書>所云“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又云“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61】，均所以擺落常俗，不屑於當世。然則，此又非“豪俠”、“真率”之足以範括也。昌黎所欲自振於一代，乃與聖人為法，其與“索隱行怪”者，自大相逕庭也。
夫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昌黎既高狂，文章自必奔放；晉公裴度嘗致書李翱，其論昌黎之文云：
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警分開。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耳。【62】
裴度深拒昌黎之奔放不檢，非議其“以文為戲”。連書“可乎矣”，乃至怪之也。張籍愛之深，責之切，致書誡昌黎云：
比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63】
其所云“駮雜無實之說”者，即“以文為戲”也。昌黎亦不諱其所以“為戲”，答籍曰：
吾子又識吾與人人為無實駮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64】
昌黎誠如錢鍾書所云“我行我素”，未稍更變；其以“同浴而譏裸裎”調玩張籍，“為戲”之本色也。張籍動氣矣，乃復致書侃侃然切責昌黎云：
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駮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眾，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65】張籍以為“為戲”害道，不得其正，焉足以正人。既涉乎“明道”之旨，昌黎焉能不辯?遂覆籍曰：
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66】
昌黎據孔子、《詩》、《禮記》，所以自明“為戲”之無礙於道，尚符張弛兼善之義。昌黎自認不諱之“以文為戲”，俱載與張籍論辯往還之二書，非同儕輩之惡毀中傷也。《舊唐書》本傳論昌黎之文“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67】，殆指其“以文為戲”之篇也。孟郊嘗贈詩昌黎之子韓昶，云：
海鯨始生尾，試擺蓬壺渦。幸當禁止之，勿使恣狂懷。【68】
此無乃戒昶勿效其父“恣狂懷”之肆放乎!然則昌黎“恣狂懷”之為戲，實不為時輩之所取也。王荊公至詆昌黎之以文為戲，譏昌黎“可憐無補廢精神”【69】。昌黎既蒙世之譏訕亦不易其道者，豈其性之所好如是，抑別有因由而致之者乎?“為戲”既屬昌黎持翰之一格，然與其孟軻自許聖道自任者未免乖離，若張籍、裴度、劉昫、王安石諸學士之所議，雖未可謂無求全責備之意；惟就其跡言之，實啟後人疑惑昌黎是否誠篤於“明道”而無悔；苟不察昌黎“為戲”之所以然，其必如袁枚視“明道”為“門面語”也。惟尊韓者則深諱其事，雖意存忠厚，亦不足以決疑定讞也。誦古人文章，知人論世，持平不頗，實如斯之難也。
考昌黎與張籍之論辯往還，大約貞元十三年之際，時昌黎方佐汴也【70】。昌黎三試禮部而不用，年已而立，空懷利器，蹭蹬無聊，自必耿耿不樂者。前一歲，嘗三上書宰相以自舉，亦擯棄不見答，其第一書云：
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71】
乃謂別出於明道之篇外，時撰抒憤排憂之辭以求知，然語皆有節，無累於道術。此即其<重答張籍書>之意者。迨貞元二十一年，已近四十，尚偃蹇仕途，抱負無施之餘地，乃投函尚書李巽云：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瓖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調於口而聽於耳也。【72】
所云“雜以瓖怪之言”者，無異<上宰相書>所言之“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也。是皆“居窮守約”以自調遣憂悲之文。裴度<與李翱書>謂“近”聞昌黎以文為戲，豈非此時耶?是昌黎之為戲者，實有以激之，非性好如是也。少慕孟軻，志欲用世；壯歲蹉跎，感激怨懟，自必更厲，惟其發之以調戲之辭，盡泯平生□□於一笑，自遣娛人之中飽含一腔熱淚；君子固窮，然夫子尚懼匏瓜之徒懸而莫食，司馬子長亦冀井泄之可汲，惜“王之不明”，乃千古同慨!昌黎<送窮文>云：
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秪以自嬉。【73】
世論多言昌黎之好怪奇，殊不察昌黎之嬉語，乃騏驥困躓之悲鳴；元和初，昌黎作<毛穎傳>，借言毛穎之“盡心”有功尚不得酬勞且反見疏，見“秦真少恩哉”之非，盡抒胸中牢落抑憤。然世多未了其意，闔訕怪非之。獨子厚知昌黎篤，乃撰<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亟論昌黎之不違聖道，獨排眾議，操戈反伐，其迴護昌黎之情，懇惻切至；時子厚待罪，亦相濡以沬，真君子之交也。其文云：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櫨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晢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甚勞矣乎。【74】
子厚之辯，擲地有聲，一皆折衷於六藝，原本經術。子厚以賢聖“張弛”之理亟論遊戲之不可非，直與昌黎答張籍所自辯者無以異；君子會心有如此相契者，非獨誼篤也。至於“發其鬱積”一語，更明示昌黎之用心，二子千言萬語不得盡之抑憤，盡攝於是句，可謂力撼千鈞也。彼竊議訕怪昌黎者，莫非貪常嗜瑣之輩’烏足以知昌黎失志之哀耶!近人陳寅恪教授撰文論昌黎文，謂昌黎作<毛穎傳>，乃以古文試筆傳奇之始，為“古文運動”之節目【75】。陳氏之說頗售於今日，然竊謂<毛穎傳>乃昌黎志思蓄憤之篇，實借題發揮，刺人主之不明，恐非以傳奇措意。且其運藻遣辭，直用《史記》之體；然則<毛穎傳>者，借史傳為戲之抒憤文章也。以故明人郭正域論之曰：
不直戲文，蓋戲史矣。【76】
昔史公“發憤”成文，昌黎沿用其體，此又豈無心而然哉!
迨至元和八年，昌黎將望不惑之年，去矣人生泰半，仍輾轉沈抑，空抱用世之志，其迫仄憤懣亦甚於前也。不得其平則鳴，若<送窮文>、<毛穎傳>之屬是也；然大不平則更呼號矣，此<進學解>之所由書。《舊唐書》本傳載其本事云：
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77】
昌黎以<進學解>而得售，乃其仕途之轉捩者，豈非<初上宰相書>之所云“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者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評<進學解>曰：
以怨懟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己，最得體。【78】
昌黎“才高數黜”，雖積憤既深，然濡墨為戲，尚有“最得體”之贊，苟若東方朔<客難>、楊雄<解嘲>，直露無遺，顯露君尤。較之以昌黎<進學解>惟責求宰相，迴護君尊，則雖怨懟之辭、遊戲之文，亦溫柔在頌；明人郭正域謂其“善寫悲憤，可以怨者也”【79】，是其悲憤之發不違詩教，昌黎<初上宰相書>自謂遊戲抒憤之文“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中”者，<進學解>驗之矣。其立言之得體，林西仲《韓文起》言之至切：
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段句句是駮，末段句句是解，前呼後應，最為綿密。其格調雖本<客難>、<解嘲>、<答賓戲>諸篇，但諸篇都是自疏己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而自家卻以平心和氣處之。看來無嘆老嗟卑之跡，其實嘆老嗟卑之心，無有甚於此者，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求。【80】
奏極平和之音抒發至沈鬱之悲憤，則昌黎之戲文，尚宛合詩教之大旨；裴度數歎昌黎為戲“不以文立制”，蓋亦第聞傳言，未閱其文；以意度之，遂以為其類俳而非之耳。殆裴度執政，得見<進學解>，始起用昌黎。是昌黎之為戲，非徒然也。<進學解>體類屬賦，斯篇之撰，乃以賦為戲也。
昌黎藉如此苦文垂憐於執政而得用於廟朝，稍存用志之餘地，遂亟欲振世。其翌年撰<平淮西碑>，彰裴度而抑李愬，所以尊公室、杜私門，此《春秋》一王書法也。越祀又上疏極諫佛骨之迎，迕旨即眨千里潮州，謝表尚以大唐文章自任，明道用世之志未嘗稍折即泯；迨及穆宗朝，親探虎穴，空言以弭王廷湊叛逆之軍心，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所云“勇奪三軍之帥”者；蓋不畏憚危，義無反顧，絕非匹夫憑河暴虎之比；然則，其造次顛沛而弗忘者，正<爭臣論>所云得位死官，不得位則明道之立身大節也；昌黎皆躬行親驗，終始不渝。夫昌黎之“為戲”，君子失志自寬而已，無一毫損其用世之志也。
昌黎集古今文體大成，鑄辭運筆，皆控縱自如，揮灑膩落。<送窮文>者，以“文”為戲也；<毛穎傳>者，以“史”為戲；<進學解>者，以“賦”為戲也。斯數篇者，戲言之傑構，於極諧謔之間表暴至莊嚴之志；苟誦其遊戲之文，第褻好其俳辭而無以體察所隱之志意，則是未異於買櫝還珠也。<上李尚書書>嘗言其“南行詩一卷”亦所以抒憤娛悲者，此昌黎以“詩”為戲也。考其遊戲篇什，體格諧謔，多成於壯歲不遇之年【81】，與<送窮><毛穎>同時，皆以危苦怪奇之辭排遺失志牢落之抑憤，洵若子厚<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謂昌黎運筆“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者【82】，至於清人鄧繹以為無師儒化裁，故“雜以詼嘲不經之辭”【83】，比之荊公之詆昌黎以自臧者，意稍寬厚，然酸腐之氣，撲面難耐。蓋徒見昌黎詩文之遺怪奇恢詭之篇，乃率爾定案為本色，嘵嘵於其跡，不復深求其所以然者，自必任心抑揚，徒逞私智，非知人論世、尚友古人之道也。昌黎之失志偃蹇，方成就其瓖怪恢奇之文體，然則昌黎之“以文為戲”者，無乃蚌病而成珠歟?故昌黎<荊潭唱和詩序>慨乎言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84】
此昌黎感同身受之語，足以明其“為戲”文辭要妙之所以然也。
昌黎之“為戲”也，固所以自抒抑憤，然於當世種種虛持矯飾以求售之輩，每以如椽之恢詭戲筆張羅勾顯其偽善之怪狀醜態，妖佞奸諛俱無所隱遁；讀者捧腹之餘，亦得以喻立身行事之大節，是雖戲而謔，固大快人心而有裨於世者也。《隱居詩話》云：
李渤、石洪、溫造為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
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似(疑當作“以”字)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85】
昌黎直以文戲世矣。詩話所列者，一隅而已。宋人陳善《捫虱新話》嘗謂：
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86】
杜、韓文成破體，皆一生坎壈之抑憤，噴薄而出，遂至觝破文體之囿域；不拘成法，肆筆縱意，故“世傳以為戲”之說至諦也。包世臣《藝舟雙楫》卷一云：
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可無言，而勢有必不能明言者，則常託於諧詞卮說以見意。彼<毛穎>何所取耶?無取而以文為嬉笑，是俳優角觝之末枝，豈非介甫所譏“無補費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亦其類矣。然覈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宜”者，實足為言行相顧，故不慥慥者也。【87】
此深知昌黎之會心語，寧不聞東野<送韓愈從軍>云：“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88】昌黎雖為戲，未嘗稍易初衷也。
三、結語
錢基博《韓愈志·韓集籀讀錄》嘗謂：
讀《昌黎集》卷十一之十三“雜著”，相其體制，不外二端：其一原道析理，軒昂洞達，汲《孟子》七篇之流，如<五原>、<對禹問>，是也。其一託物取譬，抑揚諷諭，為《詩》教比興之遺(自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曰：“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志達情，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如<雜說>、<獲麟解>、<師說>、<進學解>、<圬者王承福傳>、<訟風伯>、<伯夷頌>是也。【89】
此有得之論也，然尚未足以洞達其情。昌黎素負非凡之志，以孟軻自任，“修辭明道”，所以行孟軻之志也。闢佛老、論饑旱、議禘祫、申邊功、作唐之一經，是未得位之昌黎以文用世，亟思平治者，乃其流離顛沛而終始不渝之志。則“明道”為昌黎大節所歸，安身立命之極；抱如此壯志，淑世之念既篤，發為文章，自必挺拔雄健，此昌黎文章之正色也。子厚、孫樵亦自言“明道”，然旨趣異乎昌黎。昌黎之“明道”，與其推尊孟軻，俱屬一體而不得暫離者；後世徒較道、文主次，遂有“貫道”、“載道”之說，且迻以論昌黎之文，皆違迕昌黎本志。
然龍見於田，露澤無施；拳久而不伸，滿懷不平之抑憤，薄之以諧詭恢謔之鳴，化憂自娛，無礙大道，此所謂“以文為戲”也；或詩賦、或史筆，舉其文足以抒發失志牢落之悲者，皆無不運諸掌上，乃其鬱憤之至極，及至觝突文體之囿域，宋人所譏“以文為詩”，特其一隅而已。昌黎之“破體”，乃失志之為戲也。惟昌黎之“戲”，雖怨尤呼號，亦極迴護人主之尊，獨責成執政，此其於諧謔之中，亟存溫厚忠愛之懇摯，一飯不忘，實得體之至。
昌黎不得位，則圖孟軻之“修辭明道”；亟失志，則戲謔自寬；其志行之獨拔不渝，施諸文章，方成就其卓犖超群之氣象，為古文家百世不祧之大宗，其所以然者，實狂者“取進”之文辭。至莊嚴之“明道”兼合極恢詭之“為戲”同集一身，非徒無傷，且為肇始韓文精髓之本然。是以論昌黎撰作旨趣，不得偏廢；苟持一端，終礙圓鑒也。
註釋
【1】李漢：<昌黎先生集序>，《韓昌黎文集校注》(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2。
【2】劉昫：《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4197。
【3】《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13。
【4】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一。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542。
【5】《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44。
【6】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全唐文》卷五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影印楊州官刻本。頁2329。
【7】昌黎<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其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200。)昌黎所特舉梁肅薦之“八人”即《新唐書》卷二百三之<歐陽詹傳>所載之“龍虎榜”八人，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北京：中華書局，頁5787。)昌黎所以津津樂道者，以梁肅為伯樂也。
【8】王定保：《唐摭言》卷七。《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頁63。
【9】《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166。
【10】蔣之翹輯注本《唐柳河東集》卷首<讀柳集敘說>引。《韓愈資料彙編》，頁69。
【11】錢基博：《韓愈志》。香港：龍門書店，一九六六年。頁28。
【12】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頁2。
【13】《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215。
【14】昌黎<送王秀才(塤)序>云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頁261。
【15】《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33。
【16】《新唐書》卷一七六，頁5269。
【17】《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155。
【18】《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孟子集注》卷五，《四書章句集注》本。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頁251。
【19】《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頁356。
【20】《孟子·滕文公(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72至273。
【21】同上。
【22】《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215。
【23】昌黎<重答張籍書>云：“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36。
【24】《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168。
【25】朱熹：<答廖子晦>，《朱文公文集》卷五。《韓愈資料彙編》’頁399。
【26】《朱子語類》卷一三七“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條。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3260。
【27】曾國藩：《求闕齋讀書記》卷八。《韓愈資料彙編》，頁1487。
【28】同上。
【29】鄧繹：《雲山讀書記》內學<春秋篇>。《韓愈資料彙編》，頁1518。
【30】《柳宗元集》卷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頁871。
【31】《全唐文》卷七九四，頁3690。
【32】袁枚<答友人論文第二書>云：“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後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語為真諦，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中國歷代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頁464(第三冊)。
【33】《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
【34】周祖譔編《隋唐五代文論選》於“李漢”條下云：“提出‘文者，貫道之器也’，可視為韓愈創作總結性之斷語。與柳宗元‘文以明道’之說，同開宋代理學家‘文以載道’論之先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年。頁291。)韓廷一《韓昌黎思想研究》第三章“文學論”云：“關於昌黎先生‘文以載道’的真諦，了解得最為透徹的，該是他的女婿兼門生李漢了。李漢的這篇序，最得昌黎‘文者貫道之器’的心意，他老人家要是在生前讀到這篇序的話，他一定深受感動的說：‘生我者父母，鞠我者嫂氏，知我者李漢也。’”(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頁94至95。)周、韓二氏所論，乃以意為之，謂其真知昌黎，豈其然哉!李漢“貫道”之說，不別“道”、“器”與乎“文”、“道”之主次本未，識者訾之，苟以為昌黎復生必允其說，無乃兒戲乎!甚哉!說韓文者不據韓文立說，反以他人之語繩之，吾恐昌黎面目愈益遠真也。
【35】《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書章句集注》，頁72。)又見《衛靈公》(頁161)。
【36】王通：《文中子中說·天地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阮逸注本，一九八九年。頁8。
【37】《論語·為政》，頁57。
【38】《易·繫辭(上)》。孔穎達：《周易正義》卷七。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一九七六年。
【39】《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頁3305。
【40】同上。
【41】《堯峰文鈔》卷三十二。《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頁321。
【42】《莊子·天運》：“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莊子集解》卷四。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125)莊生設為黃帝張<咸池>之樂，去智偽，歸於真樸之“愚”，遂得以體道。“道可載而與之俱”句，謂道存乎心，匯融無間也。此體道之論，無涉乎文苑者，濂溪其精熟《莊》《老》，但取其語而不用其意。
【43】《周敦頤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頁34。
【44】朱子《解》附見上集，頁34。
【45】黃庭堅：<濂溪辭>，辭云：“濂溪先生胸懐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元學案》卷十二“濂溪學案(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520。
【46】《論語·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頁49)
【47】《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答張籍書>注引。頁31。
【48】《舊唐書》卷一六零<韓愈傳>。頁4204。
【49】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集》卷三十四。頁871。
【50】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原道》謂：“<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自由自然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為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聖人為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者載然不同。……案《莊》《韓》之言道，猶言萬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韓子又言‘聖人得以成文章’。韓子之言，正彥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著著名也，玄名故通於萬理。而《莊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載道’，則未知所載者即此萬物之所由然乎?抑別有所謂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說，本文章之公理，無庸標楬以自殊於人；如後之說，則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夫堪輿之內，號物之數日萬，其條理紛紜，人鬢蠶絲，猶將不足彷彿，今置一理以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獨昧於語言之本，其亦膠滯而罕通矣。察其表則為諼言，察其理初無勝義，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寖成為一種枯槁之形，而世之為文者，亦不復撢究學術，研尋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則階之厲者，非‘文以載道’之說而又誰乎?”(香港：典文出版社。頁3至4。一季剛先生深斥“載道”說之枯削文思，本欲抑持“載道”論之桐城散行之文，以光大駢體門楣。其置諸卷首，非可以牢騷語視之。後之但言“載道”而未了“明道”之義者，應取之為龜鑒也。
【5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文瀾閣本，一九八一年。頁1676。
【52】郭紹虞先生語見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之第三十節“韓愈和柳宗元”條。香港：宏智書局，頁114至115。
【53】《韓昌黎文集校注》卷，頁47。
【54】李塗：《文章精義》，《韓愈資料彙編》，頁466。
【55】皮日休：<原化>，《韓愈資料彙編》，頁51。
【56】載《韓愈資料彙編》，頁476至477。
【57】太史公《史記·屈原賈生例傳》云：“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六九年。頁2503。)
【58】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頁63至64。
【59】《舊唐書》本傳謂：“愈性弘通。”(頁4202)。
【60】曾國藩《求闕齋讀書記》云：“(<伯夷頌>)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韓愈資料彙編》，頁1484。一
【61】《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170。
【62】裴度：<寄李翱書>；《隋唐五代文論選》(周祖譔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年。頁196。
【63】張籍：<上韓昌黎書>，《全唐文》卷六八四，頁3105。
【64】《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32。
【65】張籍：<上韓昌黎第二書>，《全唐文》卷六八四，頁3105。
【66】《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36。
【67】《舊唐書》卷一六零，頁4204。
【68】孟郊：<喜符郎詩有天縱>，《韓愈資料彙編》，頁4。
【69】王安石<韓子>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韓愈資料彙編》，頁126。)
【70】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71】《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155。
【72】《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44。
【73】《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八，頁571。
【74】《柳宗元集》卷二十一，頁569至5711。
【75】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云：“愈於小說，先有深嚐。後來<毛穎傳>之撰作，實基於早日之偏好。此蓋以‘古文’為小說之一種嘗試，茲體則彼所習用以表揚巨人長德之休烈者也。”(程會昌譯)，《國文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四七年，頁25。
【76】郭正域：《韓文杜律》，《韓愈資料彙編》，頁815。
【77】《舊唐書》卷一六零，頁4198。
【78】茅坤評語見《韓愈資料彙編》，頁775。
【79】同注【76】。
【80】林雲銘：《韓文起》，《韓愈資料彙編》，頁972。
【81】陳韓星：<韓愈詩歌的諧謔風格>，《韓愈研究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文云：“韓愈的具有諧謔風格的詩歌，絕大部份作初貶陽山到再貶潮之前(貞元二十年到元和十三年)，即季鎮淮先生所劃分的韓詩創作的‘中期’。”(頁260)
【82】《柳宗元集》卷三十四，頁882。
【83】鄧繹：《藻川堂譚藝》“經師之學盛”條。《韓愈資料彙編》，頁1529。
【84】《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頁262至263。
【85】見《韓愈資料彙編》，頁234。
【86】同上，頁262。
【87】同上，頁1415。
【88】同上，頁3。
【89】錢基博：《韓愈志》，頁119至120。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附：本文刊於《九州學刊》第六卷第一期(一九九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