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辭賦與緯學
漢魏六朝是辭賦的黃金時代，篇章雲構，作者輩出，而題材內容多樣，修辭裁語極盡機巧之能事，標舉為中世文章主流，絕不為過。同時流行於社會的緯學，以強烈的政治色彩匯入時代思潮大流，顯示出極其獨特的精神面貌，於意識型態的發展，深具左右的力量。賦與緯孕育於相同的時代土壤上，完全稱得上是時代特產。緯學內容儘管龐雜，既揉合兩漢方士陰陽災異的圖讖詭術，如“鳥鳴似語，蟲葉成字”【1】之類的詭秘手段，以達到陰謀篡奪的目的；也動輒傅會孔子，以搏取士流的認同；欺世蒙民，痴愚皆知妄偽，亦是張衡以至劉勰所深責嚴辨。但也有源遠流長，本天道張揚王政理想的符瑞緯學，不只歷久不衰，跟古代政治意識型態形影不離，推揚而發展成天人相副之學，補充了儒家於天學的先天不足，形成華夏傳統特有的帝王之學。像祥瑞、封禪、明堂之類的瑞聖緯學辭彙和觀念，於士人筆下，往往自覺或甚至於潛意識的流露，深入人心，可見一斑。而漢魏六朝經學，與這種天子之事為歸的符瑞之學，已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瑞聖之學可說是緯學的核心，是本文論述範圍。
就符瑞緯學審視漢魏六朝辭賦，是照顧時代的意識型態於辭賦創作的影響，正視兩者的關係，實事求是探索華夏文學史上的獨特現象；既不以符瑞之學為累，隨便否定；亦不誇張緯學的功價，免流於傅會牽強。劉勰《文心雕龍》認為符瑞緯學足以助文，范文瀾注稱《文選》李善注廣引緯文為助文的證據【2】，今人王令樾《緯學探原》勾稽《文選》注所引緯文以足成范說，說明運化緯文的大概情況，為緯學與文學的研究建了基礎。但王先生大著只及《選》注所徵，局限於個別詞彙的觀察。本文專注於辭賦，就題材的運用展現符瑞之學對賦心的直接影響，擴大觀察的範圍。作為初探的性質，必然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敬祈匡正。
一、緯學文體的大宗：符命
《文選》卷四十八“符命”類一卷，甄錄了司馬相如<封禪文>、楊雄一劇秦美新一和班固一典引一。這三篇都屬賦體，劉勰《文心雕龍·封禪》詳論優劣，視這類鼓吹封禪的符命文體為“一代之典章”【3】。就天命所屬而言謂之符命，從報命之禮說則稱之為封禪；符命與封禪名稱雖異，實一體兩面，本質無別。
封禪為王者回報天命的禮儀，儒家典籍不詳其事，為緯學的重要內容，今日殘存緯書佚文尚多見有關論述，大體跟《管子》、《史記》所述大同小異。《晉書》卷廿一<禮志>謂：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4】
符命三篇都是鼓吹天子封禪，所賦者為緯學大事。雖不是經典所載，但自秦漢以來，代代行之，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政治運作的組成部份。
基於對緯學否定的態度，《文選》這三篇符命之作不為時流所許。如馬積高《賦史》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為“一累”，批評說：
<封禪文>純為頌諛之文，又雜符瑞神異之說，雖後來楊雄、班固、謝偃之徒競相模仿(楊有<劇秦美新>、班有<典引>，謝有<玉牒真記>)，而實無可取。【5】
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意見，顯示符命在今日的命運，與當初的崇高地位截然不同。昔之所重今反輕，時代不同，價值觀念有異，評價輕重自別，完全不足為怪。但在徵實的立場說，符命能否一概視之為“頌諛”，又是否一無可取，這還是值得商榷的。
據《史記》載，<封禪文>是司馬相如的絕筆，曾遺言家內說：“有使來求書，奏之。”【6】這時的司馬相如根本沒有“頌諛”的需要，要是有所求於武帝，何不親呈面頌呢?至於批評<封禪文>“符瑞神異之說”，總覽全文，直接寫禎禽祥獸的，只有以下部份：
昆蟲闓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柢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7】
都是文獻習見，了無怪異成份，相較於<上林>，根本少得可憐。賦文主體，處處提示王者之德；所綴的頌辭卒章見意：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祈；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8】
規勉漢武帝居安思危，躬自檢束，一片忠款誠意，與屈原<離騷>“湯禹儼而祈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沒有異致。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封禪文>立意可嘉，鼓吹封禪，正勉勵武帝修德，立願成就理想的天子事業；這種態度，顯示漢代士人尚存一種承擔的魄力，較之後來囁嚅者可貴得多。
封禪本是天子之事，本身包蘊極強烈的政治色彩。漢代賦家熱衷於賦封禪，已經顯現了賦心關懷的方向。楊雄的<劇秦美新>，序文聲稱踵武司馬相如<封禪文>“以彰漢氏之休”的傳統，成此賦“昭著新德”，新即新莽之朝。賦敘天地開闢以迄王莽代興的興廢軌跡，以明著天命所歸，而推本於“道德仁義禮智”；王者具備這些道德條件，自然得承統天運而成就大業。楊雄極言秦政的違戾，所謂殷鑒不遠，與賈誼<過秦>原無異致。至於漢人主五德終紿，革命更張；但楊雄頌揚王莽，只強調新朝恢張廢弛的王綱，未有明言漢主失德；賦文嘉美王莽能夠補“帝典”之闕和整理廢弛的“王綱”，可見，楊雄對王莽的頌揚是極有保留，一種不得已的隱衷還是可以體會的。班固批評<劇秦美新>“典而亡實”，賦文只鋪寫熟套的瑞應內容，不涉任何具體事實，這種虛幌筆觸，實在是一種迴避的態度。若動輒以“貳臣”的眼光對待楊雄，視<劇秦美新>為耽寵懷祿之作，求全責備，可謂莫逾於此。
<典引>是班固的力作，序文坦言旨承<封禪文>和<劇秦美新>，謂：
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9】
班固批評司馬相如和楊雄作品之餘，還肯定二賦應有的地位，視之為“舊式”，即一種文體的楷模。<典引>便是在這“舊式”的基礎上完成的。<典引>極陳休命，終章謂：
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10】
筆下是一位廣開言路的開明英主，這又是對統治者的一種要求，寫來較<封禪文>和<劇秦美新>具體，補救了楊雄“亡實”的弊病。
《文選》這三篇符命之作，都是於頌揚天子德威的同時寄寓了政治上的訴求，在本來屬天子大事的封禪上大作文章，既大張朝廷威望，但正言若反，現實的統治者又是否真能具備賦文所張揚的品德，已是不必明言，受頌之主如果能夠躬自反省，也許對文汗顏吧!賦家作賦以諷，向來視為本份，這三篇符命也是不例外。即使《文心雕龍·封禪》起筆也假借緯文，申發“戒慎崇德”的要求，視之為得享天命而行封禪的統治者所應具的品質。可見緯學的封禪關懷重心所在。唐張說作<大唐封禪頌>，強調“我后以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11】，正點出關鍵所在。百姓的愛戴稱之為人瑞，龍鳳雉龜等物瑞只是賦家借題發揮的手段而已。
和封禪相關的緯學題材，還有“郊祀”這種報天大典。郊祀也屬緯學概念，漢以後融入儒家禮制系統之內。漢代京都大賦必涉及這內容，但專篇賦其事，只有柬漢鄧耽的<郊祀賦>，佚文提到“應符蹈運”【12】，大抵跟<封禪文>類似。無論封禪或者郊祀，都只是在儀式上體現王者的象徵，不涉玄怪，也跟陰陽五行之學沒有直接的關係。賦家專賦其事，顯示對時代的關懷，文學跟政治之間的關係，亦顯得更為密切。
二、緯學題材的專門化：有關嘉瑞的賦
於尋究天人之際的符瑞緯學，嘉瑞為天命的微示，而天象則直接顯示王者得失，兩者互為因果，借此張揚王道。於傅會的過程中，亦見出用心良苦；面對著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伸述天命，無疑有助抑遏無尚的王權。符瑞之學假借顯見的自然現象，賦予仁民愛物的天命內涵，在終極關懷上，實湊迫孔孟的精神；則嘉瑞和星緯之作為符瑞觀念的外延，對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來說，的確有究心的必要。舉例說，批評圖讖甚力的張衡，於著名的<靈憲>說到：
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于是見矣。【13】
於<東巡告>提及“有鳳雙集于臺”，說“從巡助於祭者，茲惟嘉瑞”，歌曰：“吉事有祥，惟漢之祺。”【14】於符瑞緯學至關重要的嘉祥和星緯，是完全肯定的。漢代方士的圖讖之學和這種王者之學的符瑞緯學，張衡是很清楚區別的。緯書所強調的“天心”，究其實，是“民心”的用詞互換。賦家賦天心所示的嘉瑞和星緯的變化，立意是顯然易見的。
《太平御覽》錄王充《論衡》謂東漢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班固、賈逵、傳毅、楊絳、侯諷五頌，文比金玉”【15】，這五篇頌辭已佚；漢代賦頌一體，五頌於賦史上可說是“同題共作”的濫觴，也是專賦祥瑞之物的開始。東漢杜篤有<眾瑞賦>，今僅存數句。魏劉邵作<嘉瑞賦>和<龍瑞賦>，前者謂“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適之不寧”，以人心取向為王者休瑞的徵結；後賦則說“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16】，帝德是關注所在。繆襲作<青龍賦>“照嘉祥之赫戲”，而筆意則在“當仁聖而覿儀，應令月之風律”【17】，頌瑞而及主德之仁聖，亦不失為提挈之道。何晏作<瑞頌>表魏德，吳胡綜作<黃龍大牙賦>彰吳休命，爭取“正朔”的地位。其實“正朔”也是符命之學，大凡昏亂爭雄之世，便會受到極度的重視。
西晉左芬作<白鳩賦>，王廙有<白兔賦>，龍鳳之瑞難見，則轉以較罕見的珍禽走獸為符瑞祥物，以應西晉自詡的“金行之應”【18】；<白兔賦>說到“古之有德，則納瑞而求安；無德則不勝而有災”【19】，對於偽造符瑞以自詡天命所屬的闇主來說，不啻頌中帶剌，滿不是味道。大儒傅咸作<儀鳳賦>，鳳皇來儀本來是王者德洽的徵象，但傅咸轉移筆鋒，不落俗格，極贊鳳皇全身避禍的本事，序文謂：
<鷦鷯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卑處，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鷦鷯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20】
傅咸認為張華假借《莊子》鷦鷯賦自足意念，尚未臻於理想，於是更翻一層，賦儀鳳這種祥禽智足以避禍的優點，寄寓了晉世士人內心難以抑遏的惶恐感。可以說，賦瑞的題材到了西晉，抒情的成份多了。
東晉李顒有<龜賦>，佚文有“賁我靈符，浮洛川，見緯書”句【21】，亦為賦瑞之篇，但具體內容難以推測。顧愷之也作了一篇<鳳賦>，大抵和頌瑞相關。及至劉宋，緯學又大盛，宋明帝特設“陰陽學”，起了推波助瀾之功，賦瑞之作遠多於前期。如何承天、沈演之的<白鳩賦>；王義恭上<請封禪表>之餘，尚作<嘉禾甘露頌>；顏延之作<鸚鵡賦>和<赭白馬賦>以頌宋德，沈演之的<嘉禾頌>與之相表裡，而鮑照<河清頌>更是六朝瑞聖賦的壓卷。<河清頌>序起筆便說：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考績於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螾，爰定祥歷。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為之而寢，庸非惑歟!【22】
鮑照序文先抑後揚，此筆意在為下文的鋪揚立勢，卻流露出對賦瑞作品某種程度的不滿。一種題材舖寫至爛熟階段，成為格套，自然產生文體的反思，鮑照謂賦瑞之作多溢美之詞，是一針見血的批評。自宋以後，賦瑞篇章漸少，今存的只有北齊邢邵的<甘露頌>和隋初許善心的<神雀頌>。<神雀頌>序謂：
夫瑞者符也，聖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23】
講符瑞，始絡離不開天子之事，強烈的政治意識可說是禎祥的秉賦；談天意在說人，鮑照所說的“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的確是理解賦家賦瑞的關鍵。
三、緯學題材的專門化：有關天象的賦
祥瑞是天命的徵兆，而最直接演示天命的，莫過於日月星緯本身。古代流行天人一體的觀念，視天象變化與人間休咎，尤其是政治興廢，存在對應的關係。因之，星緯之學遂為王者符瑞之學的中樞，正史中的<天文志><五行志><符瑞志>之類，內容每每複迭，關係糾纏，究其實，都因為這是瑞聖緯學一體的多面，相互間的關係極為密切，完全不可割裂。事實上，中國古代是沒有純科學意義的天文學，而一提及天學，自然湊泊於最高統治者所最關心的“天命”問題，終歸也落入瑞聖緯學的範圍。如果簡截概括中國古代學術，孔孟之學是典型的“人學”，而符瑞之學則是“天學”的大宗。漢晉士人動輒講“天人之際”，推尋大源，不外是儒學和緯學的綰合而已。賦家鋪陳天象，不離時尚宗風，根本是緯學觀念的浮現。
賦天象始見荀子<雲賦>，演說政治概念，可稱濫觴。至於運用緯學意念賦天象的，則以東漢劉協<星德賦>為首，殘文“敬天光”一句【24】，推測不離祥瑞的範疇。東晉成公綏作<天地賦>，舖寫天上眾宿，仿如一部<符瑞志>；賦中段云：
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厤，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25】
大抵概括了緯學天象休咎的大意。成公綏自視甚高，序以為古來賦天地第一人，但運思平滯，不離已淪為熟套的星緯之學的堆琢。至於梁簡文帝的<大法頌>，則頗有可觀。賦文先極陳星緯瑞象，較之成公綏之作氣魄更壯，然後徙筆轉入佛教論旨，綰合緯學和佛理，可謂一代鴻篇，亦顯示佛學融入傳統華夏文化中的過渡情況。梁代陸雲光有<星賦>一篇，擯落直陳的格局，假借漢武帝和司馬遷對問敷衍成篇，是天象賦的創格。後魏張淵有<觀象賦>，自注星象，讀者因此而了解緯之學的知識，錢鍾書謂淵自注未釋“靈象”一詞，有蕪穢之譏【26】，亦責之過苛。北齊劉晝有<六合賦>，文雖佚，就題面取義，大概不出成公綏<天地賦>的範圍，錢鍾書亦謂<天地賦>為劉賦的先路【27】。史稱劉晝頗自重其作，呈獻魏收，魏甚不以為意。則劉晝與成公綏，可謂不同時的兄弟了。緯象星賦，至隋李播(唐李淳風之父)的<周天大象賦>【28】，可以說已經鋪陳至無已復加的地步，漢魏六朝星緯瑞應之學已為李賦所集大成了。
天象垂示休咎，而觀天之所自視為極神聖之地；緯書經常提及的明堂、靈臺，便是觀象的所在地。但漢魏六朝賦家專賦明堂的較少，今可知的只有後周李昶的<明堂賦>，但史稱“優洽未足”【29】；及至唐李白作<明堂賦>，《唐文粹》置諸卷首，以為典範。漢晉士人不賦明堂靈臺，卻於觀察風候的“相風”抱很大興趣。就現存文獻所考，東漢大儒鄭玄始賦相風。鄭氏<相風賦>佚文如下：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微，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虎以為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30】
相風的形制因鄭賦而明悉，為偵察祥候的儀器。《述征記》載：
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31】
相風設於靈臺，長竿頂安置銅鑄烏雀，動則顯示祥風至，即天意有所暗示。相風是靈臺上最顯眼的候禎之器，賦其事實亦是無異於賦靈臺。值得注意的是西晉的一組<相風賦>，作者包括張華、傅咸、潘岳、陶侃、孫楚、杜萬年、牽秀等，為酬酢賓榮的同題共作。自此以後，再未有專賦其事的作品。
四、漢魏六朝大賦的緯學運用
上三節所述，都是直接取緯學內容為主題的辭賦，觀題已足察意。另一方面，漢晉以來很多作品，雖非以緯學為題，卻包涵了不同程度的緯學內容；這種緯學滲透，成為漢魏六朝辭賦的特色之一，顯示了辭賦和緯學存在千絲萬縷的共生關係。
司馬相如<上林賦>敘天子園囿，涉及的珍禽走獸如麒麟、角端、鳳皇、鵷雛、焦明、白鹿、玄鶴，俱為傳說的王者之瑞，亦只見蓄於天子之上林。極言宮館崇偉，則說：
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32】
星緯出入其間，祥瑞的醴泉涌出其中。筆下極盡鋪張天子娛嬉之樂，徙然轉鋒，“天子芒然而思”，自覺奢華過度，決心改過，命有司謂：
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33】
此為典型的緯學觀念，《史記·天官書》謂：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34】
亦屢見於緯書。這些措施，顯示新王盡滌舊惡，以全新的姿態迎接天命。司馬相如深黯緯學，他的<封禪文>是符命的典範。值得注意的，是司馬相如只在有關天子的層面上運用符緯的觀念和辭彙，這和符瑞緯學的性質相關。這一特色，為以後的大賦稟承。
楊雄<羽獵賦>跟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同為畋獵賦的楷模，而楊賦用緯較司馬相如更為顯著。<羽獵賦>序文正面頌揚落筆，云：
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其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35】
有關天子休瑞幾全籠於筆下。賦文起筆，有類<封禪>，云：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36】
遏抑筆意，翻封禪文采之虛飾，為下文振起文勢，謂“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樹立天子建德的基礎，斯則應命之由，而祥符亦非虛飾。然後極寫天子畋遊，所謂“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動用一切星緯鋪勢：
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紅蜺為繯，屬虖昆侖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矢。【37】
接著也是虛幌筆端，借群公喟贊以表漢德，然天子遜謝，云：
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38】
寫天子回心轉意，洗心革面，一心思治，而決意實現聖王大治的理想，這一節所鋪陳的緯意，句句呼應序文，以一種聖王治世的象徵而倫脊全賦格局。如果說<羽獵賦>本緯而作，並不為過。與<羽獵賦>題旨相近的<長楊賦>，楊雄也遣用大量緯文，分別在<羽獵賦>虛筆鋪敘，而<長楊賦>則以實敘張衍。賦文假主人寫到漢高祖劉邦受命事：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有如緯書口吻。談到漢文帝則說“玉衡正而太平階”，李善注引《春秋元命包》正謂“玉衡正，太平階”【39】。落筆至當朝漢成帝，則說：
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於往號。【40】
終歸湊於封禪，體現王者之德。楊雄的其他作品，諸如<甘泉賦><河東賦><覈靈賦>，俱和瑞聖緯學的祭祀活動相關，取材的性質已經決定了緯學因素的存在。楊雄賦和符瑞緯學的關係，實在難以割離。
至於京都賦用緯的情況更為特出。班固<兩都賦>正文參用緯說，觸目皆是，而後綴的<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寶鼎詩>和<白雉詩>，與天子符瑞之學直接相關。張衡追步班固而作<二京賦>，於<西京賦>敘入漢高祖定都事云：
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祗，宜其可定以為天邑。【41】
而<東京賦>則說：
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42】
此後運筆至東漢光武帝，則謂：
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床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43】
華平與朱草俱為瑞木，所謂“總集瑞命”，動植俱備，又較楊雄<羽獵賦>更為多樣。但張衡運遣王者符瑞，並非套格，而是有一定分寸。例如賦陪京的<南都賦>，地為漢光武帝發祥的南陽郡，寫地應火德，只寥寥二筆：
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啟天心而寤靈。【44】
南陽終非帝都，不能過份渲染嘉瑞。符瑞為天子專用的內容，賦京都的作品必須小心處理這類內容。
西晉左思<三都賦>有了前鑒，取象賦物也顯得小心翼翼，於賦序裡檢視了漢代作者的不虞之失：
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45】
漢人作品極盡辭飾之能，物極必反，左思倡徵實救弊，亦勢所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主徵實的左思說到“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語意明顯沒有否定“神物”，只要求有出典的對應。神物也者，祥瑞是也；這是辭賦尤其是頌揚主德所不可缺的素材。<蜀都賦>寫蜀之所秉受，只說：
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盯饗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46】
句句追貼蜀事。於<吳都賦>，則縱筆於物產之富，而無與王者之瑞。於<魏都賦>，符瑞之事，綜錯全篇，不在班固<兩都>之下，目的在肯定魏的正統地位。<三都賦>的立意，跟當時流行議論晉的斷限的風尚有很直接的關係，而其中緯學內容的運用，都是經過細心的處理。即如東漢以後頗為流行的宮殿賦，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和何晏的<景福殿賦>，以樓主身份有別，一為地方封君，一為天子，所涉祥瑞的舖寫，取材和格局有輕重的不同。據身份下筆，是一顯著的特色，比照這些篇章，便很了然。賦家遣用事義，絕非隨便舖排敷陳了事。
餘論
綜覽漢魏六朝辭賦，緯學因素十分突出，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幾無例外，凡內容涉及天子或謳頌當朝，必然肆力舖陳符瑞。符瑞緯學與賦頌差可視為共生。符瑞緯學一方面為賦頌提供素材，而賦頌亦推動緯學的發展，很多作品都可置於<符瑞志>的行列。此推波，彼助瀾，賦與緯同步邁進歷史的殿堂。談論漢晉辭賦的發展，絕不能忽略這兩者的共生關係。
還要說明的是，緯學於賦家之心的開拓張衍起極大作用。孔子說到讀《詩》，最起碼也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詩三百》無疑為賦家提供很多事義，但詩主言志，筆下事義不離耳目範疇，於所謂“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西京雜記》)，起不了多大的撐柱作用。賦家體物寫志，“極聲貌以窮文”(《文心·詮賦》)，誠如劉勰所言：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虷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焦
明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餘波，語壞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顏墜鬼神。【47】
劉勰所批評漢賦夸飾的實例，全都與緯學有關。即此一端，已可見符瑞緯學於張衍賦心上的重要作用。《文心雕龍·通變》又說：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柬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楊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48】
之所以“五家如一”，極盡表外之思，這不是文辭的因襲。關鍵是撐柱賦心的符瑞緯學，本來便是一種恢宏的天學。說到“苞舉宇宙”，緯學足以體現這特色。
無論文體、題材、內容，以至賦心，辭賦和緯學是如斯密切。如果須要全面審視辭賦的特質和發展，緯學的因素是不能不考慮的。
注釋
【1】《文心雕龍·正緯》，范文瀾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六零年。頁三十。
【2】見上書同篇范注第二十七條。頁四十一。
【3】《文心雕龍·封禪》。頁三九四。
【4】《晉書·禮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頁六五三至六五四。
【5】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七四。
【6】《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六九年。頁三零六三。
【7】同上書。頁三零六五。
【8】同上書。頁三零七二。
【9】《昭明文選》卷四八。北京：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李善注本，一九七七年。頁六八二
【10】同上。頁六八五。
【11】《唐文粹》卷十九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光緒十六年杭州許氏榆園校刻本。
【12】《全後漢文》卷四九。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中華書局印本。頁七四零。
【13】《全後漢文》卷五六。頁七七六。
【14】《全後漢文》卷五四。頁七七一。
【15】《太平御覽》卷五八八。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涵芬樓影宋本，一九八五年。頁二六四八。
【16】《全後漢文》卷三二。頁一二三一。
【17】《全後漢文》卷三八。頁一二六五。
【18】《全晉文》卷十三。頁一五三三。
【19】《全晉文》卷一十。頁一五七一。
【20】《全晉文》卷五一。頁一七五四。
【21】《全晉文》卷五三。頁一七六八。
【22】《全宋文》卷四七。頁二六九三。
【23】《全隋文》卷十五。頁四一零二。
【24】《全漢賦》。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七五一。按：此輯本頗多印刷錯誤。
【25】《全晉文》卷五九。一七九四。
【26】《管錐篇》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頁一四九零。
【27】《管錐篇》第三冊。頁一一四二。
【28】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附錄一<先唐赋輯補>輯整全文。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三八六至三九一。
【29】見《北史》卷四十<李昶傳>。轉引於程著《魏晉南北朝賦史》，頁四一七。
【30】《太平御覽》卷九。頁四八。按：《全漢賦》於正文漏首句的“相”字。見頁六一四。
【31】同上《太平御覽》卷九。
【32】《司馬相如集校注》，金國永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五二。
【33】同上書，頁一一一。
【34】《史記》卷二六。頁一二五六。
【35】《楊雄集校注》，張震澤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八三。
【36】同上書。頁八八。
【37】同上書。頁九二。
【38】同上書。頁一一一。
【39】見上書。頁一二三。
【40】同上書。頁一二九。
【41】《昭明文選》卷二。頁三八。
【42】《昭明文選》卷三。頁五二。
【43】同上書。頁六四。
【44】《昭明文選》卷四。頁七三。
【45】同上書。頁七四。
【46】同上書。頁八一。
附：本文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及美國華盛頓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三屆國際賦學研討會上宣讀，並刊載於《賦學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