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假緯立義初探

提要



  劉勰融攝緯學概念論文,兼收並蓄而推陳出新,建立一套井然有序的文論系統。正視《文心雕龍》的緯學運用,甚有必要。本文略分四部份探討劉勰的假緯立義。
  第一部份剖析劉勰對緯學內容的審辨,說明劉勰二分緯學內容,批判兩漢方士所潺雜的陰陽災異讖緯,擿之為偽,肯定瑞聖之緯,重視符瑞緯學的價值,深信孔子酌緯立教,故緯不必配經自重。劉勰以理性過濾緯學,完全不涉怪異詭譎的成份。立<封禪>專篇顯示對瑞聖緯學的重視。
  第二部份說明劉勰充份運用瑞聖之緯的樞紐觀,以此建立文論體系的架構,以及推衍為文術的運用綱領,從之轉化出圓法的概念,通貫全書。樞紐的運作特色,以人體的腰象喻,而“要”義因此得到特別的重視。
  第三部份探明劉勰運用緯學配身取象之法,張揚了文體的意識,生命的意念涵蓋全書,“體”的觀念至此成熟。並說明<神思><體性><風骨>諸篇都本配身取象立義,為文體構成的關鍵部份。“體”和“要”成為劉勰文論中樞的觀念外延,是《文心》的兩大骨幹。
  第四部份說明《文心》本緯立訓的運用,<明詩><封禪>是典型,同時勾稽劉勰本緯義屬辭的例子,以<原道>數量最多。
  總《文心》所遣用的緯學因素,不涉及任何神秘怪誕成份,反映認識和實踐的一致性。<序志>托夢自表,透露了精神深處的緯學本質,跟沈約契合。了解《文心雕龍》假緯立義的實際情況,有助全面把握劉勰文學思想的特色。取緯學因素的角度審視《文心雕龍》,是照顧到當時的學術環境,具體揭示劉勰營構文論系統過程中的文化滲透現象。

前言



  六朝是思想極活躍的時代,學者以綜博為務,兼收並蓄,往往能推陳出新,自樹一幟。劉勰《文心雕龍》體現了這一特色。劉勰融攝流行於當時的緯學概念,構築文論的殿堂,完成了一套“體大思精”的文論體系,前無古人,後者難繼。
  緯學於現代極受冷遇,但在漢魏六朝則是一門重要知識,左右了當時的意識型態。劉勰身處其時,以理性篩濾極蕪雜的緯學,加以轉化和創造,於是出現了《文心雕龍》假緯立義的現象,這完全不足為怪,亦不足以為累。正視劉勰對緯學的運用,乃實事求是探討劉勰文學思想的特質,並由此顯示《文心雕龍》文論內蘊的豐富。
  現存緯書佚文畢竟有限,要全面探明《文心雕龍》的緯學因素,仍然有待。本文只是拋磚引玉,不當之處,祈為匡正。

一、劉勰對緯學的認識和態度



  理解《文心雕龍》的假緯立義,有必要先考察劉勰對待緯學的基本態度,而欄入“文之樞紐”的<正緯>,則是關鍵所在。
  論者每取<正緯>“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句把握劉勰對緯學的看法,由於《文心雕龍》宗經意識強烈,對於“無益經典”的緯學運用,也自然不是後人注目所在。事實上,<正緯>批評以緯配經之說,又是非常顯著。劉勰綜合桓譚、尹敏、張衡、荀悅等的批判意見,詳盡抉示了緯學配經的四偽:
  
  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
  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1】

  以緯配經,動輒假託孔子以樹立權威,劉勰就四方面擿兩漢緯學之謬,配經的說法全無餘地可容。劉勰又分析致“偽”的根源說:

  技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偽起哀、平。

  本東漢桓譚、張衡等人的論斷,<正緯>以為西漢哀帝和平帝兩朝是販“偽”始盛的時代。這時期朝政陵遲,方士之流以陰陽災異傅會於緯學,發展成一套痴愚皆知其偽的奪篡政權的詭術;更不惜借孔子招搖撞騙。劉勰指出陰陽災異是譎詭所在,正是這種欺世蒙民的詭術令緯學失真,“朱紫亂矣”。
  劉勰如此費勁剔抉摻雜於緯學的譎偽,目的不在全面否定緯學,相反,他是在護持心目中至“真”的緯學精粹。正緣於對緯學經過一番理性的鑒別,“酌乎緯”才有真正的意義。劉勰批判的是災異之緯,以此肯定符命之緯。兩者之間,劉勰絕不含糊。<正緯>起筆便是對符命之緯的一種贊頌: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

  這種顯示“天心”的符瑞,劉勰深信不疑,稱之為“神道”,就其義而言,謂之“神理”;<原道>極強調這種瑞應:

  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原道>這段話與<正緯>沒有異致。<正緯>之“神道”和<原道>“神理”,義本一貫,都是天心的示象,不假做作,自然而然,<正緯>便特別強調自然,“瑞聖”的作用說:

  原夫綠圖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
  劉勰說明符瑞祥物如《河圖》《洛書》之類乃出自天意,非人力所能為。《尚書·顧命》記周康王《河圖》陳於東序,經有明文,不容置疑,而《論語》亦記錄了孔子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的喟歎,如果符瑞是可以人為,則孔子大可自造圖緯,而不必如此蓋歎了。由是,劉勰於先秦符瑞的傳說實肯定不爽,視之為天命的體現,源遠流長,“瑞聖”的緯因而自存在本身的功價,“義非配經”,與聖人經典亦根本無涉。<正緯>結筆謂“前代配經,故詳論焉”,劉勰詳論的是兩漢陰陽災異之緯借經緣飾之非,而彰顯的是“歷代寶傳”的瑞聖之緯的真像。鑑別緯學內容的“真”“偽”,根本顯示劉勰對緯學的重視態度。《文心雕龍》特立<封禪>這類瑞聖緯學之文為專篇,正緣於對祥瑞的絕對肯定。
  劉勰心目中的瑞聖緯學,不獨自具傳統,更具經天緯地的特質,誘導出聖人人文化成的事業和理想;<原道>說: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

  “河洛”指《河圖》《洛書》,<正緯>謂:“榮河溫洛,是孕圖緯。”至於“道心”和“神理”,是天意的自然體現,用緯書的習用語說,即是“天心”。劉勰認為從遠古伏犧以至孔子等歷代聖人,都是有取於瑞聖之緯以成就偉大的人文事業,<易繫辭>所謂“聖人則之”,義蘊如此,劉勰標目為“神教”,實即<原道>強調的“道心惟微,神理設教”;這一觀念,本來就是見於緯書。《春秋元命包》佚文一則謂:

  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為言效也。上為下效,道之始也。【2】

  <原道>贊謂“天文斯觀,民胥以傚”,遣詞立意,都與緯文“道之始”之教義吻合。“原道”的意蘊在緯書可得到更貼切的繹解。“神理設教”概括了傳統天人之學的精神。那麼,<正緯>所講的“無益經典”,只就兩漢配經自尊的災異之緯而言,至於瑞聖之緯,本來是大有功於聖人。聖人尚且取緯設教,則心儀孔子的劉勰假緯立義,便是理所當然的了。

二、《文心雕龍》緯學觀念運用之一:樞紐



  樞紐和配身是劉勰假緯立義的犖犖大者,通貫全書,由此轉化出極重要的“體要”觀念,“體要”是《文心雕龍》文論體系的核心。
  先述有關“樞紐”的問題。<序志>交代全書敘述架構說: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

  “文之樞紐”指首五篇即<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和<辨騷>。所謂“樞紐”,屢見於緯書,實源自緯學的概念。舉實例,如《詩含神霧》:

  黃帝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3】
  
  《河圖》:

  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4】

  《尚書帝命驗》:
  黃帝含樞紐之府,而名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主。【5】

  “樞紐”全名“含樞紐”,是中央黃帝座北斗的神名。北斗居中不動,天上眾宿依從斗柄所運而轉,為眾星首腦。《詩緯》便說:

  星惟北辰不動,其餘俱隨極以轉旋。【6】

  北斗這一特色,古人視之為王者之象。《論語》載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動像無為,而眾星隨極轉拱,是謂無不為,無為而無不為,此古代治術最高原則,也是本天象成教。《詩推度災》謂:

  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中略)丑者,鈕也;萬物之生,已定樞鈕也。【7】

  鈕、紐形旁之異,義本一貫。東漢陳琳推衍緯學的<大荒賦>,有云:
  建皇極以連衡兮,布辰機而結紐。【8】

  機紐也就是樞紐,以北辰樞紐為王政的象徵已深入人心。《文心》所謂“文之樞紐,亦云極矣”根本融攝了緯學樞紐的意念,視首五篇為全書的主腦和根本,《文心》的生命發軔於此。
  樞紐的意念不獨於體系的構建起重要的作用,還在不同篇章中體現出來。<時序>贊謂: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
  
  後兩句是北斗樞紐的特色,以此說明漢代賦家籠罩於《楚辭》巨大影響力。<詮賦>謂:
  
  殷人緝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
  
  樞轄是門的關樞和車輪的中轂,左右運動,猶如樞紐的北辰。劉勰審視辭賦發展軌跡,認為《詩三百》和《楚辭》是賦家取則的大源,這理念正跟“文之樞紐”的立意相應。<事類>提到“寸轄制輪,尺樞運關”的特色,強調“以少總多”的重要性。<議對>明言“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雖就一種體式而言,依然不離“樞紐”的論旨。“樞紐”本含生化的意義,《春秋元命包》謂“丑者紐也”,宋均注:“紐,當生也。”【9】,與《詩推度災》“萬物之生,已定樞鈕”義本一貫。由之,“樞紐經典”的概念自然推衍出經典為文章的生發原點的看法,視經典為“群言之祖”,文章生命的本源。《宗經》便綜述了這種“樞紐經典”的圖式: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

  結筆兩句是這套模式的關鍵思想,反映出這是在樞轉圓運的化生意念下所設想的模式。爭持文體和經典的源流對應的確實性,反不是樞紐論的考慮重心。
  無論“環流”、“寰域”、“環內”,都明顯具備圓運的特點。在樞紐圓運觀念的籠罩下,《文心雕龍》特別強調“圓”的概念,犖犖著者,如<體性>謂:

  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
  作文根本經典,以經典為中心而生化無盡的創作力量,猶沿樹木根本上探幹條花葉,暢茂的生命力從此而衍發舒展,劉勰以“思轉自圓”擬容這種樞紐經典的創作活力,稱之為“得其環中”,由是以應無窮,無窮的創作生命力得以伸張,<總術>謂:

  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

  總結文術的運用原則,也不出樞紐運化的觀念範疇。<總術>結筆自暴說:

  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申述《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章義以收攬文術旨要,切合樞紐關轄旋運的特點。的確,以樞紐圓運之義論文術,無疑前無古人,所謂“鄙夫之見”,無乃為劉勰自我肯定始倡之功。而值得劉勰引以自傲的,是對緯學概念的創造性轉化。《春秋元命包》謂:

  紫微宮,紫之為言此也。宮之中,天神圓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10】
  樞紐的北斗和圓法的關係在此逗出。《文心雕龍》所講的“圓覽”、“圓鑒”、“圓照”,不論創作和批評,都納入“圓”運之中,這一切都可歸攝在緯學“圓法”的觀念範圍內。
  本樞紐論文術,“圓法”為一切文學活動的概念外延,而情志則是內涵所在。以情志為關鍵,駕馭種種文術,所謂“總轡”、“控引情源”,情源為一切文術的生命根源。情志為文章根本之說,是古來論文的爛套,劉勰納入樞紐論系統之內,則頓然煥發生機,成為《文心》論文的靈魂,化腐為奇,莫逾於此。<總術>贊謂:

  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一”指的文章神明的情志,以情馭文,文有歸的,是為“舉要治繁”,<奏啟>亦云“治繁總要”,義俱一貫;背“要”為文,則“文體解散”;解散便是完全喪失生命力。可見“要”是一切文術的關鍵。<徵聖>謂:

  《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

  劉勰申借《尚書》“體要”一詞闡發文論主張,與《尚書》本文無涉。<序志>首明“宜體於要”,把並列詞轉化為動賓句,更突出“要”的地位。從語用言,“要”和繁義對極,於是有要約之訓;就字源說,則為“腰”的本字。人體的腰跟緯學樞紐觀念必有內在關係,否則劉勰不會如此措意。《春秋元命包》一節佚文提供了答案:

  腰以上者為天尊高陽之狀,腰以下者專為陰豐厚地之重。【11】

  腰處身軀中央,為轉運身體四肢的關鍵,於軀體上的地位,有如天上樞紐,開闔陰陽。劉勰取象於“要”,是轉化緯學樞紐觀的必然結果。

三、《文心雕龍》緯學觀念運用之二:配身取象



  “要”為人體部位,劉勰運以論文,與緯學借人體取喻的“配身取象”關係密切。《易乾坤鑿度》謂:

  乾為頭首,坤為胃腹,兌口,離目,艮手,震足。【12】
  緯文以首、腹、口、目、手、足比配乾、坤、兌、離、艮、震等六卦,由此顯示各卦的功能和相互的關係,將《易》卦納入一生命體來加以審視,顯示背後存在一種綜合的整體意念。《易傳》強調的“近取諸身”,於《易緯》的“配身取象”得到體現,而《文心雕龍》強烈的文“體”意識,緯文配身立喻,實具誘發的作用。<附會>謂:

  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配身取象”最明顯不過了。劉勰以人體所具的神明、骨髓、肌膚、聲氣擬容情志、事義、辭采、宮商等文章構成要素,納紛紜的文學現象於一完整的生命體中,顯示文章因素在整體中所佔的比重,與及相互間的依存關係,不再獨立看待文學現象。文章因素於文體生命中所體現的職能,再不是孤生獨長,各隨所好,而共同護持文體生命長旺不息,是最起碼的存在條件;<總術>所謂“一物攜貳,莫不解體”,任何一種文術都必須以維護文體為原則。<序志>批評後代“文體解散”,“離本彌甚”,正因追求個別文術運用的滿足感,忽略了整體的文學生命,因此,劉勰特別強調“大體”,即文章生命的整體面貌。上篇“論文敘筆”其中“敷理以舉統”的部份便是揭示各體文章的“大體”,<總術>贊謂:“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充份認識文章的整體生命面貌,方能夠恰當運用各類文術,“附會”不同的文章因素完成一篇得體的作品,<鎔裁>謂:

  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

  榮衛主血氣之運,是人體生命大源,劉勰以喻文章辭情,即<附會>所說的“情志為神明”,厥為文體生命的根本,“鑑必窮源”,源泉混混,有本如是,文學生命才得保暢旺。假體論文,魏晉已見濫觴,惟劉勰運化緯學配身取象之法,遂令文體意識更為發遑和成熟。
  《文心》下篇“割情析采”,首三篇即<神思>、<體性>、<風骨>都可說是配身取象的典型。<神思>取象,謂: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具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

  指明“神”於生命形體中所處的關鍵地位,作為下篇開闔張掩的原點;劉勰這種說法,實有取於緯。《樂動聲儀》謂:
  神守於心,遊於目,窮於耳,往乎萬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從胸臆之中而徹太極。【13】

  “神居胸臆”之說緣此而出。劉勰於《樂動聲儀》極為閑熟,<封禪>提及“成康封禪,聞之《樂緯》”,范注便從《樂動聲儀》中勾出有關的事典。劉勰本《樂動聲儀》推衍<神思>的內容,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神處胸臆,<附會>言“必以情志為神明”,配身取象而確定文章神髓所在,劉勰以是置<神思>為“割情析采”之首,顯示文章生命或者說是文體的原始。
  <體性>本才情定“體”,體為生命的形態,劉勰由是斷言“表裡必符”的文理,配身取象,謂“辭為膚根,志實骨髓”,膚根的形態決定於骨髓,志與辭內外相應,為文學生命的應然現象。<體性>篇旨承上起下。配身取象之法於<風骨>得到更進一步的張揚:

  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正,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

  所謂風骨,是取象的比喻。劉勰以風和骨二象比況文辭跟情志之間的內外呼應關係。“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辭為外象,猶如一具型構的軀體,軀體必待骨骸樹立才能撐柱起來,而文辭也必要支撐的骨骸。這文辭的骨骸又是何所指呢?其實劉勰於<體性>贊語“辭為膚根,志實骨髓”句已埋下伏線。由此可以斷言骨為文章志意的取喻。“結言端直”是辭的表現,端直的辭體自必待相應的志意,<時序>述建安文風,謂其時作者“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氣”,“梗概”為“志深”的體貌表現,<風骨>贊亦言“嚴此骨鯁”,梗概、骨鯁都包蘊堅硬之義,擬象志節的特徵,以一體性一表裡必符的主張而言,端直之體無疑是堅實志節的自然表現,劉勰直接運文骨一詞借喻這種表現端直志意的辭體。因此,黃侃《札記》直訓“骨即文辭”,便反映不了劉勰配身取喻的特點。取象於“骨”的意蘊如此,則“風”之取喻亦可推類以求。風所以喻情,義本曉然;劉勰又以“形之包氣”點明風情於文體中的地位,氣是形體生命之源,則情也可稱為文體的大本。<附會>謂“情志為神明”,劉勰正是以風骨比類文章神明的情志,以人體取象,風情猶如維持生命必需的氣,而志意之影響文辭,猶如骨骸之撐架形體。關於風骨的喻蘊,由是迎刃而解。了解到劉勰用的是配身取象的說明方式,便不必鑽鑿於風骨本字義界的問題了。
  劉勰本緯學配身取象而張揚文體的意識,綰合樞紐觀念推衍的馭繁之術,由此提挈起文學生命的整體意念,於中國古代文論史上實具無尚的功德。體與要,並構成劉勰文論核心觀念的外延,誠如<奏啟>所言“立範運衡,宜明體要”,而<鎔裁>謂:

  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
  體和要首尾相待,為構翰的原則。由此而言,緯學樞紐和配身的概念,對劉勰文論構建的誘發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四、緣緯立訓和屬辭比事



  除以上假緯犖犖大者外,於個別義訓和行文措辭上,劉勰也有申借緯文的情況。例如<明詩>“釋名以章義”,謂:

  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根據孔穎達《毛詩正義》疏文,知“詩者,持也”之訓源出《詩含神霧》,劉勰據以彰顯詩用,歸的情性,拍合文論旨趣,推陳出新。<詔策>釋命體,謂“命喻自天”,范注引《春秋元命包》“命者,天之命也”,視為立言根本。<封禪>更直接引述緯文伸張王者封禪的根本大義:
  《綠圖》曰:“潬潬,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又二君,所以封禪矣。

  《綠圖》是為《河圖》、《丹書》為周文王符瑞,《尚書帝命驗》記載了文王《丹書》勝欲之戒。劉勰假緯張揚戒慎崇德之意,暗示合符這德性條件的統治者方具備封禪的資格,這對於假禪讓為名而行篡奪之實的魏晉以至南朝來說,未始不包蘊一種反諷的意味。
  至於遣詞造句上,每有行文無徵,而必須運用緯文才能清楚說明的情況,顯示劉勰已運化緯意屬辭比事。如<原道>謂:

  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

  “日月疊璧”句向來都不甚了了。若尋究詞源,亦發現出自緯書,《尚書中候》說:

  天地開闢,甲子冬至,日月若懸璧。【14】
  而<原道>句亦屬天地開闢事,事取於緯,是可以斷然的。但璧為玉,色青綠,日月的光彩若以青綠的璧玉比擬,終覺不倫,取象於璧顯然別有所指,《洛書》佚文提供了解說的線索,文謂:

  日暈且戴,而暈兩有氣,皆如珥形,中赤外青,是謂珙璧。【15】

  取喻於璧,原來是指青藍色的暈氣,而不是太陽本身的光曄形態。可以想像:天地初開,雲氣彌漫,懸繞於日月四周的祥雲,色如璧玉。<原道>句這樣理解,則文從字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日月暈氣如何垂示天象呢?《易通卦驗》為此提供了答案,文云:

  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於夜則月白,此皆陰少而雨少之象。
  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於夜則月黃,將旱且風,亦為日月暈之候,雨少而陰多

之象。

  天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日青色,於夜則月綠,將寒之候。
  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而夜則月青,將雨不雨。【16】
  天地之氣交融的不同情況顯示了種種暈候之象,則“以垂麗天之象”便不是泛泛虛文,乃具有像《易緯》所描述的切實內涵。
  <原道>又有“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句。“三才”一詞亦屢見緯書,《春秋元命包》謂:

  人與天地為三才。天以見象,地以效儀,人以作事,通乎天地,並立為三。【17】

  《易乾鑿度》亦謂:

  《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18】

  劉勰鎔鑄緯學三才之說入文,為“人文”定位,以此確定文學不朽的價值。<原道>又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元”之訓始,義本覓貼,但劉勰既置人文的觀念於緯學三才論中,自包蘊緯學的義蘊。《樂動聲儀》有上中下三“元”之說,視上元為天氣,下元為地氣,中元則為人氣。中元的特色是“象天心,理禮樂”【19】,禮樂是文的大宗,劉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人文溯源,跟《樂緯》的旨歸沒有異致。
  <原道>有“玄聖創典,素王述訓”句,“素王”指孔子;<史傳>特別表揚左邱明,謂“辭宗邱明”,說“析理居正,唯素臣乎”,“素臣”乃謂左邱明。視孔子為素王,左邱明為素臣,為漢晉士人張揚王道理念的設想,也見諸緯書,《論語摘輔象》謂:

  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又說:

  子貢為司空,左邱明為素臣。【20】

  孔門各封以相應的官職頭銜,於文化意識的層面上建立另一個天子朝廷,以抗衡現實的政治格局。緯學素王素臣的預設,對身處齷促之世的士人來說,無疑具有精神上的提挈作用,劉勰有取於此而成文,實與他所秉持的人文化成的王道理想相應。若了然這種用心,便不必計較素王素臣的封號是否得當了。<原道>為樞紐第一篇,行文融匯如此豐富的緯文,是十分值得重視的現象。
  此外,<神思>有“思理為妙,神與物遊”句,每為論者申發,究其淵源,也和緯學相涉。《易乾坤鑿度》謂:
  上聖頤天以盡象、頤物以盡源、頤事以盡情,而後天平地成,萬穴效靈,五物析行,三天不亂;聖與造遊。【21】

  所謂“頤天”“頤物”“頤事”的頤,乃神遊之意。上聖神遊天、物、事而淂以盡象、源、情,然後天下平明,此所謂“聖與造遊”。“造”包蘊象、物、情三者。而鄭玄注謂:“大造元體,情遊冥運”,具體指明頤之為情。則“聖與造遊”便可理解為聖人以情遊於物象。可見劉勰“神與物遊”句與《易緯》的“聖與造遊”,實具有親密的血緣關係。

餘論



  就以上所見《文心雕龍》涉及的緯學因素,不論小大,均無涉於神秘怪異,顯示劉勰於緯學的認識和運化的實踐上的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於《文心雕龍·序志》娓娓而道的兩個嘉夢,文謂:
  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

  嘉夢垂示了劉勰一生心事,為劉勰論文的深層精神動源。托夢表志,孔子和莊子是表表者;但突顯嘉夢,則具緯學的特色。集符瑞緯學大成的《宋書·符瑞志》除了記述托夢感生的傳說外,也記載了古代王者的嘉夢,如帝堯“夢攀天而上”,帝舜“夢眉長與髮等”,帝禹“夢自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周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而漢光武帝“夢乘赤龍登天”【22】。這些嘉夢暗示某種積極的天意,都屬禎祥之感應。《西京雜記》也記載了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楊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23】,借瑞物顯示這些著作的特殊價值;而董、楊俱深黯緯學,附會以示祥的嘉夢,包蘊一種天命所屬的意念,則這些著作的撰寫自然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劉勰特表嘉夢,立意正是如此。劉勰精神深實潛藏著緯的特質。沈約一代文宗,於所撰《宋書》專志<符瑞>,前史所無,他之所以深賞劉勰,緯無疑是精神上的契合點。
  探明《文心雕龍》的緯學運用,顯示劉勰文論所蘊強烈緯學色彩,於中國古代文論史上,可謂獨樹一幟。緯學觀念於劉勰文論系統的組織上,的確起重要的誘發作用。從這一方面理解《文心雕龍》的大體,顯然較剖割式的項目羅列更能彰示原始面貌。
  注釋

  【1】本文所徵引《文心雕龍》,俱本一九六零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排印范文瀾注本;間有異文,則據唐寫本擇善而從。
  【2】本文所徵緯書佚文,用河北人民出版社所整理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和《重修緯書集成》,整理本合併為三冊並題《緯書集成》。又參照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緯書輯本。以後注文俱簡稱《集成》。文見《集成》頁620。
  【3】《集成》頁466。
  【4】《集成》頁1247。
  【5】《集成》頁367。
  【6】《集成》頁487。
  【7】《集成》頁469。
  【8】《韻補》卷三“紐”字注引。中華書局影印宋刻本,一九八七年。頁65。
  【9】《集成》頁615。
  【10】《集成》頁649。
  【11】《集成》頁627。
  【12】《集成》頁82。
  【13】《集成》頁541。
  【14】《集成》頁399。
  【15】《集成》頁1291。
  【16】《集成》頁259。
  【17】《集成》頁621。
  【18】《集成》頁19。
  【19】《集成》頁537。
  【20】《集成》頁1071及1072。
  【21】《集成》頁115。
  【22】俱見《宋書·符瑞志(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頁761至770。
  【23】《西京雜記》第二。向新陽,劉克任校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94及90。

  附:本文於一九九六年中國文心雕龍學會舉辦《文心雕龍》學術研討會上大會宣讀,並刊於《文心雕龍研究》第3期(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