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熒屏

真人假事《劉羅鍋》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火”出了北京，“火”到了南方。深圳剛播過，珠海電視台正在播放，澳門不少觀衆也在晚晚追看着。報上說，因爲這戲有一節劉羅鍋請乾隆皇帝吃芋頭，北京老百姓也要嚐嚐荔浦芋頭是個甚麼味兒，於是北京的芋頭一天能賣上幾萬斤。可見這部電視劇影響之大。人們喜歡這部戲因爲它塑造了劉羅鍋這樣一個爲官淸廉，爲民作主，敢同權貴鬥，甚至敢同皇上鬥的“背駝腰不彎”的理想淸官形象。
　　這樣一個爲官淸正、不畏權貴的官兒，他的那些傳奇性故事在正史中卻不多見；《淸史稿·列傳三零二》有他的傳，也只四百來字，還是附在他父親《劉統勳傳》的後面。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二零年)出生在山東諸城，其曾祖、祖父分別是順治、康熙進士。其父劉統勳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進士，由科舉入仕，官至左都御史，掌管全國最高的監察機構——都察院，作了二十幾年軍機大臣，是乾隆皇帝的股肱之臣。乾隆稱他“神敏剛勁終身不失其正”。
　　劉墉三十一歲(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中進士，“自編修再遷侍講”當了十多年翰林院的小官。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授太原知府，旋又升爲冀寧道。乾隆三十一年，因爲他當知府時部下貪污公帑，他背上了一個“失察”的責任，丟了官，發往軍台効力(軍台是淸朝的一種軍郵機構，百多處分佈在新疆、內蒙)。獲釋後根據淸朝的恩蔭制度(文職京官四品以上遇上恩典可以蔭其子孫一人入官一授江蘇江寧知府，“有淸名”，後來遷升陝西按察史。乾隆四十一年晉內閣學士、南書房行走(南書房本來是康熙讀書的地方，後來逐漸演變成類似今天的“辦公室”、秘書處，代擬諭旨或備諮詢，成爲機要之地，“入者以爲榮”)。至四十七年“仍値南書房”、“充三通館總裁(三通館是乾隆十三年開設的以大學士、尙書任正副總裁的修書處，編篡《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這期間劉墉也當過戶、禮、吏、工等部的尙書和都察院御史。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晉體仁閣大學士至嘉慶九年(一八零五年)，卒於北京，終年八十五歲。“贈太子太保，祀賢良祠”，“謚文淸”。劉墉還是位書法家、詩人，著有《石庵詩集》。
　　《淸史稿》裡記劉墉的事不多。《劉墉傳》、《高宗紀》、《國泰傳》等篇綜合起來看，有這樣幾件有影響的大事：一件是乾隆朝有名的文字獄，《一柱樓詩集》案。江蘇東台有個舉人叫徐述夔，著有《一柱樓詩集》，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被人告發，劉墉“疏奏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集》有悖逆句”。詩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淸都”之句。乾隆皇帝以其“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淸都而云去淸都，顯有興明朝去本朝之意”。還有一首咏成化窑酒杯的詩，有“翻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與胡音同)兒擱半邊”兩句，被指爲大逆不道。這時候徐述夔和他兒子懷祖已經死了，被剖官戮屍，其孫食田、食書及名列校對的有關人員都處以監斬候，江蘇布政使陶易在接受控告時曾不予受理，而且批了“與你何干”四個字，也因爲這種態度被處死了。這案子是東台縣告發的，穿州過省到了京城，身爲左都御史的劉墉受朝廷重用自然也爲之效力、上疏、參與製造這場文字獄是無疑的了，大槪不會像電視劇裡那樣對皇上裝聾作啞，那只是電視劇出於塑造人物需要的一種虛構罷了。
　　第二件事是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偕尙書和珅如山東按巡撫國泰貪縱案”。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索賄受賄致使各州縣倉庫虧空。乾隆命大學士和珅與左都御史、主管監察百官的劉墉率彈劾國泰的御史錢澧等赴山東查辦此案。國泰本是和珅黨羽，得知朝廷派員按察，急從各處借銀充數。和珅、劉墉到達濟南後，抽驗幾十封庫銀並沒發現問題。和珅有意袒護國泰，主張停止檢驗，劉墉堅持封庫詳驗，終於發現“銀色不一”，審問後，查實了國泰等貪贓枉法，虧空國庫銀二百餘萬両的大案，國泰伏法。
　　第三件事是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偕尙書慶桂如山東讞獄，並按行河決”，“疏請寬浚黃河下游”。讞獄，具體斷了哪些案子，史書上並無記載，但可以肯定，劉墉以七十七歲高齡，山東此行爲百姓辦了些實事、好事。
　　一個人做了好事，老百姓是不會忘記的，史書裡不記的或者容納不下的都會由民間口頭流傳下來，這就是民間傳說。《宰相劉羅鍋》片頭有八個字：“不是歷史”，“民間傳說”。其實《劉羅鍋》這類傳說是文史不分的，可以認爲這類傳說是“文史給合”；它的一端繫於歷史——總是依附於一定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而另一端則是文學——極盡想像和創作之能事。所以說電視劇《劉羅鍋》是眞人假事(虛構、誇張的)。戲就是戲，不必像歷史那麼板滯，給觀衆留足宣洩感情的豁口，讓他們看得過癮解氣，便是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