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熒屏

漫談電影《霸王別姬》

　　電影《霸王別姬》寫的是京劇男旦程蝶衣悲慘一生，是一齣成功的悲劇。《簡明不列顚百科全書》中，闡釋悲劇(tragedy)一詞有這樣一句話：“悲劇比其他藝術形式都更加突出地提出有關人的處境的種種問題。”《霸王別姬》正是這樣，程蝶衣這個人物之所以眞實感人是因爲這部電影寫足了“人的處境”。這部電影是把人物性格發展、悲劇命運與歷史沿革、時代變遷緊緊地扭結在一起去寫的。觀衆通過人物命運看到歷史沿革的本質；歷史沿革又爲人物悲劇命運提供了堅實可信的依據。
　　《霸王別姬》截取的一段段歷史，是一段段與京劇、與程蝶衣這個人物命運有關的歷史；塑造了一批每段歷史中影響程蝶衣這個人物命運的、每種勢力的代表人物。如張公公、袁四爺、靑木大佐、國民黨軍政專員等。這幾個形象雖然在戲裡所佔比例有輕重，但這些人物的“份量”是相同的——都足以影響程蝶衣的命運。在這個“共性”的基礎上又有着絕對不雷同的鮮明個性：張公公，這個陪過慈禧老佛爺看戲的末代太監，把程蝶衣當作渲洩畸形性心理的工具，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勢力的野蠻代表；袁四爺比張公公“文明”得多了，他討厭“男人陽污、女人陰穢”，追求的是一種“雌雄莫辨”的“境界”，所以，他“栽培”程蝶衣。他懂京劇、他愛這個“國粹”，但他的階級屬性決定他對待這個“國粹”只能像他籠子裡的鳥和他的古董擺設一樣；靑木大佐是個“中國通”，這個異族侵略者“請”程蝶衣唱堂會，禮遇有加，決不是出於對京劇的喜愛或者對中國文化的仰慕，而是比屠殺征服更陰險的一種懷柔和“親善”，把程蝶衣和京劇當成一種消弭中國人民族仇恨的一種工具。
　　程蝶衣從他師傅那裡接受來的思想是“是人都得看戲”，但決意識不到“看戲的不都是人”這一點；那個國民黨軍政專員在電影裡只出現了入場看戲一個鏡頭，他的屬下“撤銷”了程蝶衣的“漢奸罪”，是把程蝶衣和一齣《遊園驚夢》當作迎接他的禮物送給他的——他是來接受“禮物”的。
　　由於電影塑造了這樣幾個陪襯人物的鮮明形象，寫足了每個人物與程蝶衣命運的關係，所以這部電影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八年這段戲觀衆會覺得有戲可看，眞實感人。
　　這裡面當然也包括菊仙、段小樓、關師傅、那坤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
　　相比之下，《霸王別姬》這部電影的後半段(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就遜色得多了。如果我們把後半段戲與前半段戲對比一下，就不難發現這部電影後半段使觀衆覺得冗長、沉悶的原因：一是缺少了一種人物，像張公公、袁四爺、靑木大佐、軍政專員那樣的人物，那樣一種能代表一種勢力的人物。影片也寫了一個人物——小四，可小四顯然不夠“份量”。用關師傅的話說，那只是一個“小蟊賊”。缺少有份量的陪襯人物(或者說對立面的人物)也就沒有有份量的戲了，當然不會完全沒戲，可留印象的戲只是“菊仙之死”和程蝶衣所說的“霸王都投降了，京劇能不亡嗎？”這句話。
　　二是沒有足夠地揭示京劇、京劇演員尤其是男旦演員在這段歷史時期所處地位的本質。一群演員坐在舞台上討論現代戲和文革開始的“孔廟揪鬥”，只能算一般情節，或者說只是一種現象。事實上四九年以後至文化大革命這一段，京劇、京劇演員仍然沒擺脫“玩物”、“工具”這種命運，只是程度、性質、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五零年袁四爺被槍斃了，可另一種袁四爺不但在社會上存在，而且在革命營壘內也存在，“首長”江靑、康生之流不是嗎？康生不是經常叫京劇演員給他唱淫戲嗎？當然，那只是一種在極爲保密情况下的小型“堂會”，群衆不知道，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可是，“京劇革命”，大搞樣板戲，京戲曾經淪爲“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工具，這段歷史人們可是記憶猶新的啊!“文革”中，京劇演員如果被拉入“樣板團”，就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稱爲“首長(江靑)的人”，這稱呼與程蝶衣成爲“袁四爺的人”應該是所差無幾，從“質”的方面講，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