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新村叙舊

　　在日麗風和，秋高氣爽的深秋時節，我們乘着小汽船，在番禺縣委黃書記的帶領下，到達了黃閣公社。
　　四十多年前，我曾在公社的所在地黃閣鄕當過小學敎師，對此地的地理情况和風土人情，還留有深刻的印象。當小汽船進入小河涌，停泊於村外的埗頭時，我腦海裏立刻浮現起一幕塵封的舊影。那時，這瀕臨珠江口、離縣城很遠的偏僻的水網地帶，是土匪惡覇盤踞的巢穴，“市橋皇帝”李朗雞賴以發迹的溫床，而沙田農民像農奴一樣，過着貧困痛苦的生活。現在我重來，却看見一幅嶄新的畫景。
　　我們在村子上走着，展現在眼前的是一條新辟的公路，兩旁蓋了不少新房子。這是一個很大的村莊，走了二十分鐘還沒有走到盡頭，與過去相比，房屋增多了，小市場更加熱鬧了，整個村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完全認不出來。當走過我舊日任敎的校址時，我駐足而望，那是一間破舊的小祠堂，現已改爲大隊部，離它稍遠的坡地上，却建起了一個校舍成羣、校園寬闊的初級中學。
　　我心情興奮地參觀了那可愛的學校之後，隨着老黃走進公社去。公社書記陳海華親切地接待我們。他領我們到樓上的會客室，端來汽水，欣然說：“這是我們公社生產的汽水，鑑別一下，看行不行。”
　　我們坐下來，我一口氣喝了半瓶，覺得味道很濃，高興地說：“不錯，和廣州的‘橙寶'差不多，可以遠銷外地。”
　　陳說：“日產一萬九千瓶，供不應求，哪能外銷？”
　　接着，陳向我們介紹了公社的生產和生活情况。他說，公社的地勢很複雜，河流交錯，沙田民田連結一起，也有一些石頭山，大部份鹹田地區一年受四五個月鹹水影響，適宜於種甘蔗。但過去被“以糧爲綱”的思想束縛着，不敢發展多種經營，所以生產一直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分配水平也不高，是縣裏的一個後進公社。自從實行了開放政策，把部份鹹田改種甘蔗，水稻種好了，又發展了多種經營，生產和生活便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今年搞了大包乾責任制，生產更躍前一步，水稻畝產達到一千四百斤，甘蔗七噸八，是一個超歷史的豐收年。分配更爲可觀，人均近五百元，和三年前相比，增加了三百元。其中分配水平最高的小虎大隊，光是萬元戶就有三十一戶。
　　老黃補充說：“黃閣的生產，從全縣來說，不算突出，分配却比較突出，因爲他們工副業生產搞得好。”
　　陳又道：“我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辦社隊經濟，辦了十九個石場，有一半是機械化爆破，有近千工人，收入較大。還辦了服裝廠、輪窰。”
　　幾年來，隨着生產的不斷發展，他們又辦了不少福利事業：興辦了兩間初級中學，修建了不少道路和橋樑，還興建了一座自來水廠，近三萬人口中有一半人解決了衛生食水。羣衆非常高興，對黨作了衷心的贊揚。
　　公社領導着重抓好物質生產的同時，又着力於抓精神文明，關心羣衆生活，是値得贊揚的。沙田地區吃水和文化敎育，都是重大問題，解決得好，將大大地促進物質文明。我說：“你們日益富裕了，希望繼續解決吃水問題，搞好環境衛生，活躍文化生活，使靑年人朝氣蓬勃地向前進。”
　　陳說：“是的，我們和羣衆一起，有信心創造未來美好的生活。”
　　這時候，有一位矮矮胖胖、滿面鬍子的老人來看我，我認出來了，他是當年和我一同在此敎書的同事阿晃，我們熱烈地握手。他的情况我是知道的，當年他和一位女學生阿羣相愛，結了婚，就在此落戶。他早年曾經傾向革命，因爲兒女多，在抗日戰爭中粉筆生涯難於過活，棄筆從商。而知識分子在爾虞我詐的社會中，不容易應付，他失敗了，以後經歷了許多坎坷的生活，直至解放了，夫婦倆都當了職工，馬虎維持一家溫飽的日子。現兩老都退了休，兒女們已長大成人，又有工作，他可以安度幸福的晚年。他這幾十年來的生活經歷，展現了舊中國部份知識份子走過的曲折道路，共產黨帶給他一個安樂的歸宿。
　　我捏着他的手愉快地說：“你胖了，還有當年的活潑神態。”
　　“是的，”他欣然地笑着，“日子好過，無憂無慮，怎麼不胖？你也一樣的壯健。”
　　我說：“我也跟你一樣，日子越過越甜。”
　　“你多住幾天吧，難得老朋友見面，有許多學生想見你。”
　　“不啦，我今晚要走的，你代我問同學們好。”
　　“好好，”他頻頻點頭。接着說：“那就到我家吃頓飯吧。”
　　公社書記插話道：“不，公社已準備飯了，你也一起吃。”
　　他嘻笑說：“那就去坐一下吧，我的老伴和兒女，都盼着見你。”
　　我高興說：“好，吃過飯和你一道去。”
　　他坐下來，一起聽公社書記談論村上的新鮮事情，聽得很有興趣，主動地搭訕道：“我們大隊的生活變化很快，連十多歲的小鬼上山錘錘石子，一天也錘得幾元錢，許多人都建上新屋，連我也有。”
　　我問：“你的房子不錯吧。”
　　他說：“還可以，等會你去看看。”
　　公社的廚房工友端來飯菜，有本地的著名河產麻蝦，還有魚和肉，公社書記還要我們嘗嘗公社自蒸的燒酒。我和老黃老陳喝了一點點，阿晃不會喝，以汽水代酒，與我們碰杯。這一頓飯吃得很有意思，燒酒很醇，麻蝦很脆，鄕情很厚，人情很濃，使我內心無限快慰。四十多年前，我做夢也不會想像到有這樣幸福的日子。
　　在吃飯中，我忘不了黃閣小學對我的幫助。它是土匪豪紳安樂窩裏一個隱祕的革命陣地，有些革命戰友在廣州站不住脚了，我就把他們送到這裏來，它對他們照料和隱藏，沒有人發生過意外的事故。現在，我對戰鬥在這裏的地下黨人還懐有崇高的敬意。當時當校長的老朋友張志鴻，不是黨員，爲了友情的緣故，他對我送來的人都作了掩護。阿晃也幫助他作掩護。我對他們同樣懐有敬意。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許多人的戰鬥成果，値得珍重。
　　飯後，我欣然地跟隨阿晃去探訪他的家。
　　他的家在村中的一個坡地上，是兩層樓的磚砌房子，進門是個花木茂盛的小花園，米蘭的香味芬芳撲鼻。走過小花園，進入大廳，看見裏面坐着許多人，年輕的是阿晃的兒女和媳婦，他們高聲地叫我“陳伯”。有幾個年紀均已超過了五十的，阿晃介紹都是我當年的學生。他們有的是大隊的支部書記，有的是公社的幹部，有的是退休的敎師和職工，除阿羣外，我已完全不認識了。事隔幾十年，一切都變了，誰還記得起那些小孩的面容和名字？而他們對我却記得很淸楚，說我喜歡打球和下象棋。
　　廳子裏很熱鬧，東拉西扯地談個不完。一些老了的同學，說起話來都顯得年輕，回憶起昔日的舊事興緻勃然。我說，那時我和同學們一起演抗戰話劇，我演了《盲啞恨》裏的盲老人，他們也記得起來，說觀衆很多，有些人感動得流淚。大伙說，那陣子羣衆很痛恨日本鬼子的瘋狂轟炸，抗敵情緒高漲，要是國民黨眞能領着大家去抗戰，廣州不會那樣快淪陷。是的，在全民抗戰的熱潮中，土匪頭子和鄕長都不敢干預我們。
　　阿晃的兒女們像聽故事一般，很感興趣地聽着我們談話。談了好半晌，我要參觀他們的房子，阿晃便領着我隨處看，看了樓下的房間和廚房，轉到樓上去。樓上有一廳二房，廳間機淨窗明，打掃得很淸潔，當中放着電視機，前面是一些靠背椅子，顯得很安靜。我對阿晃說：“你家的房子比我住的好，眞可以安享晚年了。”
　　他很滿意地說：“是的，兒女們都長大了，無後顧之憂。”
　　他的一個在糖廠當技工的女兒接道：“熬過了許多困難，才有安樂的日子。”
　　阿羣道：“兒女多，熬得好苦呵。”
　　一位當運動員的兒子批評似的，笑道：“不會計劃生育。”
　　阿晃含笑道：“過去覺悟不高，犯了錯誤。”
　　我和幾個同學都笑了起來。從談話中顯示出，他的家庭很民主，洋溢着樂融融的氣氛。
　　我們坐着，他的女兒端來淸茶。阿羣很熱情，留我在此住幾天，我說下次來再住吧。她說：“好，下次和家裏人一起來，我們闔家歡迎。”她的話流露着親切而深厚的情意。
　　我們輕鬆而暢快地敍談着，大家都像有許多話要說，人多口衆，却又說不完。不知不覺時近黃昏了，我要趕着回公社去，衆人欣然地送我出門。
　　晚了，老黃和我們離去公社，走出黃閣村，乘着小汽船回縣城去。公社書記站在岸邊，向我們頻頻招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