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未來路向”演講會紀要
為加深本澳各界人士對國內經濟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本中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周五)晚上八時正，假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四樓“何賢先生紀念堂”舉行了主題為“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未來路向”的演講會。演講會邀請了本中心名譽學術顧問、我國著名經濟學權威厲以寧教授發表專題演講。
厲教授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曾經出版過不少探討中國經濟問題的著作，提出了許多獨到的意見和建議，對國內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政策的制定都有較大的影響。厲教授是次演講內容精辟、獨到，使與會者對國內目前的經濟環境有了深刻的認識和了解。現將有關演講內容整理如下：
一.加入WTO給中國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要研究中國今後的經濟取向，必須要一併考慮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加入WTO 的問題。加入WTO對中國來講，肯定是一個機遇，從中長期來看，完全可以肯定是利大於弊的，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短期之內，加入WTO將會為中國帶來三個重要的、嚴峻的挑戰：
(一)市場競爭的加劇
現在國有企業的效益並不理想，雖然去年的盈利達到90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但相對於幾萬億元的國有資產來説，這個盈利率仍是很低的。同時，現在市場仍面臨着銷售不旺的問題，在這情況下，外國的產品進入中國，外國的服務業進入中國，中國應怎樣應付?現有客戶仍能繼續保持嗎?假若現有市場被外國的產品和服務所佔領，中國將會如何?企業效益的下降將會造成財政的損失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是必須面對的，中國加入WTO，確實會加劇市場的競爭。
(二)大才的流失
中國加入WTO以後，外資進入，外國的銀行業、保險業、大企業都將進入中國市場。根據跨國公司的戰略，它不可能派很多僱員來中國，只會派來幾個主要的高層管理者，然後採取僱員本地化。僱員本地化對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有以下幾個好處：
1.成本較低。若從外國派僱員來中國，成本較高；若僱用本地人員，即使所給予的薪金較本地機構(包括研究機構、企業)為高，但仍比聘用外國人員為低，因此，薪金的成本比較低。
2.本地僱員熟悉本地情況，可以即時到位，一些服務性行業更可以把舊有客戶帶到新公司去。
3.根據跨國公司的戰略思想，競爭對手的力量被削弱，就是自身力量的加強。外國企業從本地企業中挖走一個骨幹，本地企業的力量就會被削弱，而外國企業的力量就會增強。
根據上述情況，將出現一個問題，跨國公司所給予的薪酬比內地企業為高，那麼，國內企業原有的骨幹(如博士生、碩士生、外國留學生等)仍會留在內地的企業內麼?他們會否都被聘用到跨國公司去呢?
(三)就業問題將會加劇
目前，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很嚴重了，估計今年城鎮登記的失業率可能達到1，200萬人。在加入WTO以後，加劇的競爭可能會為勞動市場再帶來三部份的勞動力：1.某些國有企業在競爭中失利，唯有減產、萎縮，分流出一部份勞動力；2.在過去，許多鄉鎮企業是適應於短缺經濟條件下的，有部份現在已經感到困難了；在加入WTO以後，將會有一部份鄉鎮企業被衝跨，分流出一部份勞動力；3.在加入WTO以後，外國的糧食、水果、奶製品等農產品將會進入中國市場，帶來的競爭很激烈。同時，在市場競爭的狀況下，農產品已經積壓著，中國的農產品價格要提高亦不可能了，因此，農民的收入就有可能進一步下降。若農民的收入真的進一步下調的話，就有可能加大農村人口的外流。目前，中國農村人口過盛，且在國內總人口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若果農村人口的外流真的加劇，就有可能加重了大城市的就業壓力。
中國人的頭腦必須非常清醒，加入WTO既能帶來好處、機遇，但這些機遇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經過努力爭取回來的。另一方面，加入WTO亦將帶來挑戰，上述三大壓力就很現實的擺在面前，只要一旦對外開放，壓力就會馬上出現，應如何面對?
(一)首先一定要認識的是，即使有壓力，但中國必須加入WTO，為甚麼?
因為只有加快開放，才能促進國內的改革，假定國有企業仍然處於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況下，把改革的步伐拖得很慢，是無法經得起加入WTO以後的衝擊的。《孫子兵法》提到：“置諸死地而後生”，中國的企業必須到面臨壓力的地步，才意識到非改不可，必須真改而不能假改。目前有些國有企業改革只是相互合併，簡單的改個名稱，並不是真改。現在不行了，必須真的改革。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真的改革過來，取得新的競爭力，中國的經濟才能踏上一個新的台階。所以，加入WTO關係到中國的“背水一戰”問題，是必須加入的，並須趁此機會加快改革。
(二)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如何面對加入WTO的問題呢?
必須加快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這是當前的首要任務。管理是重要的，但管理不能代替改革，管理是個永恆的任務，任何時候都要加強管理，但不改革管理的收效是不大的，在改革的基礎上，管理才出現效益。我們經過大量的企業調查，發現一個重要的論點，不改革國有企業，企業也能搞好，但只是烽烽火火的短短三年而矣。理由何在?經調查了解得出，有以下五種情況：
1.在企業領導個人能力強、開拓精神強、社會責任強的情況下，企業搞好了，但在原來政企不分的體制下，在企業搞好並有成績以後，有關的領導人便被調派去當官了。組織部門的理由是，要挑選幹部當然要從良好的人員中去選。當原有領導人被選拔以後，新的領導人在能力、開拓精神、社會責任感等方面都不如他的話，一個良好的企業就會逐漸走下坡。
2.企業搞好了，但是在政企不分的體制下，在投資主體不承擔風險的條件下，很容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由於企業有成績，就好大喜功，擴大建設規模、增設分廠、增設企業，並敢於向銀行借錢。由於投資主體不承擔風險，只搞營業，而其營業狀況不錯，銀行也願意借錢予他。但這些可能是無效益的投資、盲目的建設，當宏觀形勢一改變，能形成生產能力的，所生產的產品賣不掉，積壓下來；未能形成生產能力的，在一段時間以後，銀行就不再給予貸款，企業就揹上沉重的債務包袱。結果，只好把賺來的錢都用來還利息，到最後利息也無法償還了，一個好的企業從此便走下坡了。
3.在政企不分的體制下，對於好的企業，地方行政主管部門、上級部門的主管部門就會給予其他的任務，如要求好的企業把經營不善的企業兼併過來，可無須支付成本。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零成本的兼併也並不一定是好事情，因為任何兼併都是成本效益的對比。企業雖然不用付出任何成本，但背上多了一個大包袱。但是上級的命令是必須服從的，企業唯有奉命兼併，到最後，這個好的企業就被兼併回來的大包袱所拖垮了。
4.在政企不分的體制下，上級主管部門、地方行政當局會把有了成績的企業牢牢的控制着，當成是小金庫，要企業服從其命令，向企業要錢、要物，如果不服從，便給企業“穿小鞋”。如領導要出國考察、買車、宴客等，都須企業付款，這樣一來，企業的資金就往這個無底洞裡流，導致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也沒有了。此外，企業在財務方面的漏洞還有很多，都會把好的企業拖垮掉。
5.中國有句老話，“共患難容易，共安樂難”。當企業處於困難時期，對於如何能讓企業擺脱困境，領導班子是很團結的，大家為了一個目標，共同把企業搞好。一旦企業有了成績，情況就會不一樣。在上級表揚時，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漸漸便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在下一階段的決策當中，就會出現各種分歧，裂痕不斷地增大。逐漸地，領導班子分成了兩派，這一派向上級寫信投訴，另一派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對方便反駁説，存在問題的並不是自己。為了了解情況，上級唯有展開調查，調查工作一展開，一待就是半年。在此期間，人心煥散，生產沒人抓，投資機會喪失，雖然到最後調查結果是企業並不存在甚麼大問題，可是，這個企業已經被折騰得不行了。
以上的五種情況充分説明了，改革是必須的。管理是長期的任務、永恆的任務，改革之後再加強管理，我們這個企業才能搞好。光靠好的管理，也可搞好企業，但不是持久的，上述的五種情況可以充分説明這一點。
在企業的改革中，可以有兩種導向，一種是“利益”導向，另一種是“危機”導向。所謂“利益”導向是指，企業在今天搞得很好，但是仍會向前看得更遠，在未來有很多盈利的機會存在，企業要求自新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把未來的潛在利益都拿到手，這是“利益”在推動企業改革。而所謂“危機”導向是指，企業在無法繼續生存、非改不可的情況下才去改革。國內的大多數企業、國有企業都是危機導向的。以首都鋼鐵公司為例，在80 代年是經營得非常好的，經營方式是承包制的，國內的各地都以其為學習榜樣。當時，首鋼就曾召開過一次會議，邀請經濟學者出席，本人也是被邀請的其中一位，並發表了講話，個人認為首鋼的承包制是不規範的，是不值得推廣的，必須改為股份制經營，這將使企業的發展更好。但這意見完全不被接受。試想想，如果首鋼在80年代就改為股份制，今天的首鋼就遠不是現在這個模樣了，成績會多好。當時不改，到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並發表講話時，又是另一個時機了，仍然不改，繼續維持承包制。到了去年，首鋼出現了困局，才開始改革，雖然遲了總比不改好。但是，形勢已經不一樣了，企業在去年上市，如何能跟十多年前相比，這是白白錯過了大好的機會。這就説明，中國的企業存在着危機導向，為甚麼會這樣?這並不是某一個領導有沒有眼光的問題，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企業領導人在改革中得與失的不對稱。假定企業經營得很好，但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決定改革。然而改革總是會有困難的，總會碰到各種各樣的磨擦和衝突，假如因此而造成改革不能順利進行的話，上級就會馬上來調查，他們會認為，企業原來是經營得很好的，還是要改革，改成這樣，令到企業經營有困難了。這就出問題了，所以，當企業處於經營良好的狀況下，便不想改革。又假定改革很順利，所得到的利益是整個國家的，企業可能也得到好處，但領導個人卻可能會有所損失，因為如果在改革過程中存在任何麻煩，領導都會受到損失。所以國有企業多會在處於危難時期，無法再經營下去時，才會進行改革。
然而，到了今天，在中國快將加入WTO的情況下，不管好企業還是壞企業，都必須進行改革，因為在中國加入WTO以後，形勢一改變，企業還能怎樣?所以，對於這個問題，必須認識清楚。
二.國有企業在資產重組中，對市場的顧慮必須打破。
目前國內存在着一個很大的阻力，是意識形態的阻力。所謂意識形態的阻力大概包括以下的內容：
(一)是百分之百的國家投資好呢，還是國家控股好呢?這個問題存在爭論。有人總認為，百分之百國家投資的企業是很好的，如果是控股企業，資產只有一半，或者只有三分之一，那有甚麼好，國有企業的經濟力量就會削弱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甚麼是有本事?有本事不是代表你擁有多少錢。例如，投資100億籌組一個企業，百分之百的國家投資，這説明國家投資100億，企業建成後能夠掌握的資產就僅僅是100億，由於是百分之百的國家投資，資金是國家的，並不是企業的本事。假如是百分之五十能控股，國家投資100億，資本是200 億，因為其中100億是別人的資金，但由於是國家控股，所有資金歸企業運用，即是由國家運用；假如是百分之三十能控股，國家投資100億，企業的資本是300億，其中200億是別人的資金；這才算是有本事。而國有經濟並不因控股而削弱，反因控股而加強，因為能把更多的社會資金拿來歸企業所用，因此，這個概念一定要改變，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進行資產重組。
(二)過去，廣東人有句老話，“靚女不能先嫁”。目前，國內許多企業都存在類似的觀念，“靚女”(指經營良好的企業)都嫁掉了，剩下的“醜女”怎麼辦?這裡首先不評論這個觀點是否正確，先來探討“出嫁”是否好事，企業的改革、股份制的引入、資產重組的具體策略和措施，對企業的未來發展是否有好處。假如“出嫁”是件好事，有利於企業的未來發展和壯大，可以增加國家的税收，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那麼，無論是否好的企業，都應該“出嫁”。否則，就根本不需要考慮是否“靚女”的問題了。企業決定要“出嫁”後，是否成功，還須視乎市場上是否存在需求，以及需求的對象是誰。如果堅持“靚女”不先嫁的原則，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都不能比差的企業先“出嫁”，而“醜女”又不能隨心所願的成功“嫁出”時，便會把好、差的企業都困在一起了。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市場經濟競爭激烈，加入WTO以後的挑戰更大，不及時進行改革、重組的話，良好的企業還能維持效益多久?“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無論效益好的、差的企業都要不失時機地進行改革，效益好的，要價可以高一些，差的企業給予的條件便優惠一些，以加快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的步伐。因此，“靚女不能先嫁”是另一個需要解除的思想顧慮。
(三)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存在着一種不正確的做法，就是以拉郎配的方式進行假改革，在國有經濟的大框架內，隨便拉一個企業來合併，便算完成了改革，結果導致重新組成的企業仍然是無生命力的，經不起市場的衝擊，這可能是無效益的改革。因為凡事都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厲教授以一個日本漁民以獨到的方法，把捕得的鰻魚養活從而賺取到比其他漁民為高的利潤的故事，説明了國有資產的重組，應該把門打開，讓社會上各種資金，包括國內外的資金都可以流入，使原有企業能夠改變成具有生命力的集團。
如上所述，讓社會上的各種資金流入國有企業體系內。當中，目前國有資產重組中的重要一條就是，要讓民間資本介入。因為現時中國的民間資本是不少的，據統計，銀行的儲蓄存款就有6萬億，其他手頭現金、股票、債券及其他可變現資產加起來就有幾萬億，這些資金都無法找到合理的投資渠道。企業就可以利用各種方法，把這些民間資金引入國有經濟體系內，鼓勵以個人投資、組成民間的有限責任公司或公共投資私營等方式，去吸引大量的投資。假如有五分之一的民間資金被吸引出來，就有1萬多億，加入到各個領域當中，情況就馬上發生變化了，資金到位了，機制的改革開始了，企業的體制便隨之發生改變，經濟的多元投資主體的企業出現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對外開放先對內開放，給予外商待遇先給內商國民待遇，只有這樣，中國的企業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集團，才能抵禦到外商的進入。如果不採用此方法，國有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就不利了。
此外，目前國有企業中的中小企業的改革有多種形式的選擇，比較容易處理，但對於一些由國家控股的重要行業，或者資產上百億的大企業，應如何改革?如果全盤上市，市場無法容納，同時，在一個大企業之下，有很多的小廠，其利潤率各不相同，合成一個整體的話，平均收益率就下降了，缺乏投資的吸引力，所以大企業的改革是一個難點。經過幾年的改革經驗總結，得出了三句話：“挑選一個好兒子上市”、“弟弟兼併哥哥，把哥哥變成自己的兒子”、“通過配股，兒子逐漸消化老子”。
第一句話的意思是指，大企業全盤上市是不可行的，那就從眾多的屬下企業當中，挑選一個最好的，或者把二個最好的企業合併成一個企業上市，這樣，上市企業的資產規模不會太大，同時，經營利潤良好，具有吸引力。
第二句話的意思是指，屬於哥哥輩的大企業都是老廠，幾十年前建的，設備老化、人員臃腫、效率低，不能上市。而可以上市的弟弟多是新廠，在其上市後，籌集到一筆資金，除了自身機制的改革外，還可以幫助哥哥。但是弟弟現在是股份制企業，是須向股民負責的。因此，只能以兼併的形式來幫助哥哥，這樣就使哥哥在集團之內降級了，成為了弟弟的兒子。
第三句話的意思是指，一個股份公司如果有盈利的話，每年是可以擴股一次的，以配股的方式進行。在過去，私人企業、外商企業都進行配股了，但國有企業沒有進行配股，因為欠缺資金，這樣就會讓大好的機會溜走了。為了爭取這個機會，國有企業現在採取兩種方法：第1，國有企業同樣參加配股，但是把所配股份放到市場上出售；第2，國有企業同樣參加配股，並且雙方預先協議好，採取“以物易股”的方式，以配股企業所需要的廠房、設施等代替資金來換取配股。這樣，經過幾年的以物換股後，兒子就逐漸把老子(原來的大企業)消化掉了。
目前國內許多大企業都是以上述三種方式進行改革的。這樣，國有資產的重組便得以實現，企業的實力就得以加強。
三.產業升級與結構重整
要與國外的企業進行競爭的話，產業必須升級，架構必須調整，這個問題是值得研究的。結構調整提出已經這麼多年了，仍無法實現，是因為確實存在困難。這個問題可以用經濟學上的“木桶原理”去解釋。一個由長短不一的木板條組成的木桶，其載水量多少，不取決於最長的木板，又不取決於各木板的平均長度，而是取決於最短的木板的長度。這個“木桶原理”就是“短線決定原則”。如何解決?有兩個方法，1.以長線補短線，或稱生產要素的替代；2.資產重組。
但這兩個方法的運用在原有機制上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難，在採用第1種方法時，由於這些“長短不一的木板”是分屬於不同的部門、地區的，難以取長補短，它屬於生產要素的跨行業、跨地區流動，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採用第2種方法，則可能更為困難，因為在重組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少了“一兩條木板”，這是在過去的日子中，國有資產的回收所造成的。
所以，必須在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中，把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結合在一起。光有制度創新而沒有技術創新是不行的，因為這只能把體制改善，而無法推出新的產品，佔領不了新的市場，企業仍然沒有前景。然而，光有技術創新，制度上不改革，則技術創新困難重重。所以，必須結合。可通過產權轉讓的辦法，讓供、求雙方透過協議進行轉讓；又可通過上市收購、增發部份股票等來引導投資，以加快結構的調整，使產業升級。
在發展技術、產業升級時，對國內來講，以下幾個觀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1.要發展高科技行業。國家對於某些高科技行業是有特定含義的，並不是每個地區都具備條件發展這些指定的行業的，那麼，這些不具備條件的地區，如何發展高科技行業?
其實，每個行業都可以有高科技，只要能夠利用科技研究、發明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新產品，就已是高科技行業了。以內蒙古為例，他們都希望發展高科技行業，對於特定內容的行業，現在是不具備條件的，因此，建議其利用現有資源——綿羊，研究生產類似澳洲的綿羊油產品，這些產品目前在國內是沒有的。這就是高科技了。經濟學上有句名言，“從來就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技術”。只要技術上去了，產業就可以得到發展。
2.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現代企業管理都需要人才，上面提及過，加入WTO將使人才流失，那麼，要用甚麼條件來吸引、留住他們呢?
首先，國內的企業正在研究一個“公平和效率”的問題。甚麼是公平?“平均分配”是不是公平?在一般的情況下，是不公平的。幹多幹少一個樣，幹與不幹都得那麼多，如何公平?但在特定的條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的。例如，一個城市在三年大罕、食水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對居民進行食水的平均分配，不論官民、貧富，每人都分配一桶食水；又如在發生嚴重災難的地區，把收到的振災糧食按災民數量進行平均分配等，這些特定條件下的“平均分配”是公平的。其次，“機會的均等”是公平的。機會的均等是指大家都是在同一起步線上出發的，然而，每個人的社會背景、家庭環境、個人經歷等都不相同，是無法在同一起步線上出發的。但是，我們仍然認為，機會的均等是公平的。此外，大家説，“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然而，多大的差距是合理的?
“公平”能否有新的理解，或者補充的理解?有，公平來自認同感。即是説，只要對所屬的群體，包括家庭、企業有認同感，公平的意識就會增強。生活在同一個家庭的三個孩子，由於經濟問題，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最大的孩子對家庭的承擔最多，只能讀到中學；隨着時間的遷移，家庭狀況有所改善，第二個孩子可以讀大學，最小的孩子可以到外國留學了。此時，大孩子不會認為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為他對家庭、對父母的諒解和認同，所以沒有不公平的感受。企業也一樣，如果員工對企業有認同感，就會在其危難時共渡時艱。所以，要留住人才，就要營造公平的氣氛，爭取認同感。
甚麼是“效率”?效率有兩個基礎，一個是透過先進設備、熟練勞動力來產生效率，是效率的物質基礎；另一個是來自道德觀念的效率，是效率的道德基礎。以物質為基礎的效率，只能是常規的；而以道德為基礎的效率，是可能會產生超常規效率的。當一個民族處於自然災害、外來侵略或移民社會的環境下，就會產生很大的凝聚力、很大的戰鬥熱情，這就是以道德為基礎的效率。工作的積極性就是道德基礎在起作用。
既然公平來自認同感，效率又是道德在起作用，那麼，公平與效率就是相互促進的了。企業必須營造這種環境，才能把人才留住或者吸引過來。
其次，是激勵機制的改變。在未來，以獎金作為激勵手段所帶來的高成本，將會是企業無法承擔的。如上所述，外商已經進入中國市場，他們所支付的薪酬總會比國內的企業為高，這是國內企業所無法競爭的。因此，企業可以考慮以股權獎勵的辦法來作為激勵措施，對那些有貢獻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科技人員，送贈股權作為獎勵，這既可作為激勵的手段，又可以將企業的利益和這些高級職員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當中，重要的一條是，這些用作獎勵的股權在短期內是不能出售的，要等幾年才可以拿到市場去出售。幾年後，企業有了好的經營，再把這些股票在市場上出售，就可以為這些人才帶來收入，而這部份的成本，便不需要企業來承擔，而是由市場來承擔。這樣的話，在將來外資進入了中國市場後，國內的企業無法在高薪方面與之競爭，但可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股權獎勵制度來吸引人才。
四.經濟持續增長的問題
當前，中國必須保持高的增長率。很多人會問，百分之四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是高的了，為甚麼中國必須長期保持百分之七、八的增長?發展中求穩定是真正的穩定，運動中保持平衡是真正的平衡，目前國內的經濟問題必須要在增長中才能解決。如要解決就業問題，只有經濟增長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又如要解決財政收入的問題，中國是以間接税為主要税收來源的，所以只有經濟增長，才可以解決財政收入的問題。再者，中國要縮小與先進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抓住今天的機會，現在不追，到將來就更趕不上了。那麼，中國是否有可能保持著高的增長率?
首先，從經濟增長的結構分析方面來看。經濟可分成三大產業，而經濟的發展可分成四個階段。
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發展初期，農業的比重很大，工業的比重很少，第三產業是幾乎沒有的。這個階段經濟基礎很小，不可能高速地發展，因為農業本身無法帶動整個經濟高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第一產業所佔有的比重開始下降，第二產業工業開始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第三產業的增長還是比較慢。這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可以比較快，因為工業的增長可以帶動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第三產業落後了，會“拖後腿”的。到了第三個階段，農業的比重繼續下降，工業的比重繼續增長，而第三產業就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所以在第三階段經濟仍然可以高速增長。到了經濟發展的第四階段，農業所佔的比重已經很少了，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重都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增長就慢下來了。
今天的發達國家都處於第四階段，而中國正處於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變的時期，所以中國的經濟完全有可能在幾十年之內仍然以比較高的速度增長。
中國以甚麼因素來帶動經濟增長?必須找出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一個經濟增長點是住房建設。
住房建設能帶動很多行業的發展，鋼材、建築材料等等，在第二次大戰以後，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靠住房建設來帶動。那麼，中國的住房建設為甚麼不能帶動經濟的發展?主要是政策不配套，目前正在研究修改。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分期付款年期太短。過去，國內是沒有分期付款的，現在有了，但是年期太短。例如，銀行貸款予60歲以上的借款人，5年為期；60歲以下的，10年為期。目前，國內的家庭都有儲蓄，可是這筆錢是不能動的，老百姓稱之為“保命錢”。因為到了將來社會福利改革以後，看病、住院、孩子的學費、養老金等等，都是靠這筆儲蓄的。因此，必須把還款年期延長，讓老百姓可以不動用原有的儲蓄，以每個月的收入來還款。這個政策正在改，已經有些地方改為15年或20年，有的更長。
2.二級房子市場要開放。甚麼是二級房子市場，就是指出售現在居住的房子。購買新房子價錢太高了，以樓換樓的形式，只須補差價，居民的負擔就減輕了。曾經講過，怎樣才是一個好市長?應該是一個可以讓老百姓搬家的市長。如果市內的老百姓都可以小房換大房，舊房換新房，這個市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為甚麼前一階段市場上不容許出售舊房子?那是因為，國有企業的職工是“公務員”，住的房子是從公家處買回來的，很便宜，如果剛買回來就可以轉讓出售，售價比買價高得多，職工就可以賺取很多錢，所以規定要等幾年後才可以賣。
這個想法是不對的。中國長期實施低工資制，當中就暗含一個條件，住房可以由國家幫助解決。假定當初不採取這種制度，而是把住房費用計入工資裡，職工工作那麼多年，憑個人的積蓄，也可以買房子了。所以，今天就讓職工可以出售舊房子，即使賺點錢，也可當作是多年來低工資制的補償，而國家也就不用再負擔其住房問題了。更何況每個職工一輩子只有一個機會，5年後才賣與現在賣的結果還不是一樣嗎?何不現在就讓他賣，讓房地產早點興旺起來。現在北京已經改變了，容許公房出售，不用等5年。
3.興建一批廉價出租房。廉價出租房是社會公益事業，是讓買不起房子的最低收入階層住的，這樣可以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而另一個作用是給分期付款買房子的人留一條後路。分期付款的年期長，供款期間如果遇到變故不能如期供款的話，房子將會被收回。因此，必須建廉價出租房。至於建房的錢可以由政府出一部份，在社會上以彩票等形式籌集一部份，因為這是公益事務。
4.建立城市軌道交通。一般大城市都是市區的房子價錢貴，郊外的房子價錢平。在郊外居住，醫院、學校、市場、商店等配套設施還易辦，但每天要到市區上班的交通問題就較難解決，目前在國內小汽車還未普及，即使普及了，交通擠塞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因此，要效法外國的大城市，發展城市軌道交通。現時，國內第一條城軌鐵路正在修建，其他的地方應該及早考慮。
5.減低税率。對地區而言，國家規定的税項沒法減，但地區的税項可以減。目前國內某些地區，如江蘇省和徐州，已經把房屋買賣的税收減低了。減税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應該是減少的，但事實上卻是沒少反多，原因是舊房子、積壓着的商業房子都賣掉了，然後又再另建了新的房子出售。房地產業的興旺還帶動了建築材料、傢俱、消費品等的銷售情況，並且帶動了其他相關行業的同步發展，因此，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增加了。這個做法正在國內擴大，這樣一來，中國的住房建設就慢慢地帶動整個經濟發展。
現時國內出現了兩個新的情況：首先是，上海出現了一批“知識型的購房戶”，他們都是有文化的年青人，他們自己付出樓價的首期，然後向銀行貸款購買房子，再為房子配上傢俱，租予從外地來上海做生意的人。而屋主就可以用收到的租金來清還銀行的貸款，幾年之後，貸款清償，房子就屬於自己的了。另一個情況是，許多在市區內已經擁有房子的人，都會在郊外另購一間較便宜的房子，作渡假之用。
因此，住房業可以在未來40至50 年內保證中國經濟的增長，它還帶動了許多其他行業，目前中國的住房太少，可以作為長期增長的一個增長點。
第二個經濟增長點是城市化。
目前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必須加快城鎮建設，且要建設中等城鎮的規模。因為小城鎮的建設有四個局限：1.小城鎮不能建太高的樓，佔地面積太大，中等城鎮則可建高樓；2.小城鎮的能源利用效率低，中等城鎮的能源使用效率較高；3.小城鎮的環境污染缺乏管理，不容易控制，中等城鎮的管理較好；4.小城鎮的第三產業難以充分發展，跟農村的關係很密切，而中等城鎮可以發展第二和第三產業，同時，第三產業的就業需求高。這樣的話，城市化就將會長期地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
第三個經濟增長點是開發西部。
開發西部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是有幫助的，但西部土地面積廣闊，資源豐富，人的收入低，要如何開發，仍在研究。必須首先做規劃，然後按照規劃來進行，由國家負責基礎設施的投資。至於如何吸引企業投資，則由市場行為來決定，只要有關政策是可以讓人家賺錢的，就會有投資者；若沒有投資者，可以推出優惠政策。任何企業都可以到西部去投資，但都要通過經濟中心的安排，不能灑芝蔴般的亂灑，要先培育經濟中心，然後向周圍擴散開去。從長遠來看，西部的開發也能夠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
透過對住房建設實行政策上的配套、城市化、西部開發等，可以預期，到本世紀中期，中國便可以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一個有12億(可能不只是12億)人口的國家，能夠達到這一水平的話，中國的國力就是很強的了。
五.就業問題
如上所述，就業問題已經擺在面前，包括城市下崗的人、農村走出來的人，如何解決?要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靠我們思想觀念的改變。
(一)依靠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解決就業問題
國有經濟將來是長期存在的，國有的大企業經過資產重組以後變成是國有控股的，而其將來的發展是向高精專的方向的，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不需要太多的勞動力。因此，社會上便會有大量的就業需求，要靠非公有經濟來解決，靠民營經濟來解決。
曾經聽一個縣的領導人説，在縣內工作多年，體會可以總結成4句話：
無小不活——這個縣裡如無小企業，則會死氣沉沉，因為大工廠都停止生產了；
無小不富——大工廠都停止生產了，國家又沒有新的投資投入，縣裡的財政收入就全靠小企業來支撐了；
無小不快——如上所述，國家經濟每年增長7%-8%，農業的增長能夠有3%已經是很難的了，國家又沒有大的投資，大企業停產，唯有依靠小企業幫助縣裡的經濟增長；
無小不穩——下崗的工人、每年的中學畢業生、進城來的農民構成很大的就業需求，要靠小企業來提供就業機會，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這四句話是千真萬確的。民營經濟的發展，解決了許多就業問題，如温州、福建泉州都沒有下崗的問題，因為它們都是搞民營經濟，找工作就到民營企業去找。尤其是泉州，有75萬外地來的民工，仍然可以解決就業問題。
(二)依靠城市化來解決就業問題
除了以非國有經濟來解決外，還可以利用將來的城市化，因為城市化建設一發展，社區服務就加強，老人、小孩、病人等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都需要人手，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亦需要大量的就業人口。
(三)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
要解決就業問題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除了城市以外，能否有其他的就業機會?應該有的。到一些農村去看看，農民最需要的是甚麼，部份農民最愛的是農用汽車，既可以載人，也可以載貨。道路條件比較好的，天氣比較乾的，可以跑運輸，以增加收入，假定可以分期付款方式讓農民購買這種農用汽車，則農用汽車的銷路將會大增，而農民的收入又可以增加。各地的農村有不同的需要，只要配合適當的政策和措施，就可以解決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
曾到過內蒙的一個地方，一個農民利用設備的配合，增加了收入，然後擴大了農牧業，辦了一個牧場，還顧了20多人，這與政策有關。只要政策放寬，容許顧人便可以了。當時，個人建議他們，既要扶貧，又要幫富，如何幫?幫富不是為了他本人，而是為了要向農民們樹立一個榜樣，讓他們知道，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有一個富裕的家、擁有大牧場、顧許多人。
因此，只要政策對頭的話，農業也可以有吸引力的，農民也不一定要流入城市。目前國內正出現一種“訂單農業”，就是由公司與農民簽合同，由公司負責找市場、找客源，由農民負責生產禽畜、農作物等等，然後公司按時來“收貨”，同時付款。這樣，農民的生產既可以有穩定的出路，又不用自己去找市場。農民有收入以後，就可以添置更好、更先進的設備，以更好地完成訂單，這樣，農村的經濟就可以增長上去了。所以，第一產業是仍然可以增加就業的。
(四)民工潮的問題
民工潮是當前中國經濟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要有正確的看法，目前許多人對民工潮感到很討厭，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它有以下幾個好處：
1.民工不是盲流，盲流是沒有目的的，民工是有目的的流動，目的是為了尋找個人的發展機會，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好處。
2.若沒有廣大民工的外出，沿海地區的經濟能發展得那麼快嗎?高速公路、大樓是誰修建的?而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國家經濟的建設，這是第二個好處。
3.民工外出打工都會把賺到的錢帶回家去，幾千萬民工每人每年帶1百元回家，每年就最少10億元從沿海地區流到內地農村去，既繁榮了當地的經濟，又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是第三個好處。
4.民工外出打工，思想觀念都得到了解放和轉變，八十年代初出來的第一代民工，到沿海地區打工，是為了賺點錢回家娶老婆；現在不同了，民工外出打工是為了學本事，技術、經營管理等都要學，這是巨大的人力資源投資，是幾千萬民工自己花錢培養自己，國家一分錢也沒有花。落葉要歸根，出來的民工只要其中的幾分之一回去以後能創業，經濟就會發生變化，如湖南、廣西一帶的小商店、小企業、鄉鎮企業、私人企業都是到廣東打工的人回去以後開辦的。他們出來時是一個人，回去時是一伙人，出來打工後賺了點錢、有點技術、有點公共關係，就辦起小企業來了。昨天的打工仔成了今天的創業仔，今天的打工仔成了明日的創業仔，這就是一個好處。
5.國內提倡婦女解放這麼多年了，雖然是有一定的作用，但自從打工妹出來以後，情況就發生了更大的變化，那個地方打工妹出來多，風氣就開放得早；那個地方風氣最閉塞，打工妹就仍然未出來。別小看這些小姑娘，她們出來幾年以後，回家一趟，外表有了完全的改變，內心世界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她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外面的夫妻關係是怎樣的，外面的家庭是怎樣的，回到家裡就講開了，表姐妹們聽了以後都心動了，就一併的往外走，結果都出來打工了。
目前國內有些農村的婦女思想仍未開放，不習慣到外面打工，當地的發展就受到局限。但是有些農村卻在悄悄地起變化，農村婦女們的地位已有所解放，要衝破傳統的社會結構，要靠民工潮，要靠市場經濟。
對民工要有新的認識，有人説，民工都出來打工了，農村裡的田由誰人去種?曾做過調查，民工到外地去打工，農田是由其他偏遠地區的農民來種的。目前國內農村的勞動力高度閒置，如果不讓一部份的農民出來，他們就不會好好的給你工作。一個地區的農民出來打工了，農田就由附近地區的農民來耕種，而這個地區所缺乏的勞動人口，就由另一個地區補上，這樣一段一段地補上去，農田就有人來耕種了，關鍵是如何有效地引導。一個人到外面打工，就可以維持全家人的生活，這樣，中國的經濟就可以發展了。
只要中國的經濟能夠發展，城市化得到實現，住房業有所發展，中國就會有繁榮的經濟前景，而且能夠應付加入WTO以後的挑戰，同時，中國的就業問題亦將會在經濟的發展中得到解決。
除了專題演講的部份之外，厲以寧教授還就與會者提出的相關問題作了獨到的回應，現整理如下：
一.振興經濟是當前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中央亦多次明確表示會予以支持，那麼，你認為除了在博彩旅遊業的一些政策性的支持外，在澳的中資企業可以起到甚麼作用?
厲以寧教授回應：關於澳門的問題，我研究不多，因為這是第一次來澳門。澳門的發展，本人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善用人才，發展高科技，包括博彩業也可引進高科技，傳統的博彩方式可以保留，有的老人家會喜歡，但沒有高科技含量的博彩業，難以吸引新人，亦可能是沒有甚麼前途。更重要的是，發展高科技將來能使澳門出口產品有更大的競爭力。
二.請問教授，中國加入WTO以後，澳門之窗口作用會不會減弱?澳門應如何面對此一機遇和挑戰?
厲以寧教授回應：中國加入WTO對澳門很有利。因為澳門經濟發展，背後是依托中國大陸的整個經濟，中國加入WTO之後，大陸的經濟增長會走上一個新的台階，這將對澳門經濟的背後支持更強。另一方面，中國進入WTO之後，國內的資產重組和開發等，需要更多的境外投資介入，那就給予澳門企業很大的新的商機。另外，澳門要發展經濟，如發展高科技，內地的產業、科研機構、高等學校，都可以各種方式加快與澳門相關部門的合作。本人相信中國加入WTO 後對澳門經濟也是有利的。
三.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制度因素和觀念的調整對現代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從宏觀層次決定了資源配置的利用效率，制度的完善及創新涉及社會觀念、人的行為的適應化調整，但這往往需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較大的轉變。按照厲教授的看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達至與國際規範高度連接程度，是否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整合期?
厲以寧教授回應：中國的經濟要跟世界市場接軌，的確是比較長的過程，難以一下子就解決。舉兩個例子：
1.即使加入WTO後，A股市場不對外開放，原因是為了保護國內的高新企業，和廣大的股民的利益，假定開放了，國外的一些大機構一炒，就很容易把錢轉走了，中國的經濟怎辦?所以外來投資是可以的，但是A股市場不開放，而在B股市場可以炒。等到幾年以後，人民幣可以自由兑換，外匯管制取消了時，A股市場才可以開放。國際接軌的目的是為了有利於中國企業現代化。在初期保持一定距離，將來再接軌，也是為了上述的目的。第2個例子，外匯管制不能取消，中國外匯儲備有1千5百億美元，還算不少，但對中國有12億人口來説，卻不算多，假定外匯管制一取消以後，老百姓把人民幣都換成外匯，這時中國的經濟受得起嗎?這將中國經濟拖跨，對誰也沒好處。所以必須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從最大程度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出發，也得保留一個過程。
四.澳門的中資企業不少是國營企業，它們在澳門經濟領域中的比重很大，發展狀況對澳門經濟之影響亦相當大，但據了解，它們當中，有相當部份現在的日子並不好過，更加談不上促進澳門特區經濟的振興，請問，你認為澳門中資企業的前景將會如何?應如何改革?出路何在?
厲以寧教授回應：首先講，中資企業是國有企業，既然國內的國有企業都在進行體制上的改革，本人相信，澳門的中資企業亦同樣要在體制上進行改革。究竟體制改革的過程如何進行，是要根據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的實際情況而定，這點是可以肯定的。其次，中資企業仍然要在澳門發揮一定的作用，目的是為了使澳門經濟趨於穩定，保證澳門經濟長期的發展；若説中資企業全退出澳門，是不現實的，而且對澳門的經濟也沒有好處。但我們相信，中資企業在體制改革後，一定能在澳門經濟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五.大西北的開發，能否給澳門帶來機遇?為甚麼?
厲以寧教授回應：大西北的開發，能否為澳門帶來機遇，主要是看你選擇甚麼方向，不能籠統的説大西北的開發對澳門帶來甚麼機遇，機遇是要你去投資才有的。我在廣州講過一句話：“我們應積極而謹慎地參與國有企業資產重組”，積極的意思是，國有資產重組中，歡迎外商的介入，能夠組成多元投資，但為甚麼要謹慎，這是從港、澳人的利益來考慮的。例如在香港、澳門，真正考慮那方面是有利的，你能夠參與的程度多少，能夠為你帶來的福利多少等，都得有一個計算，不能盲目，應選擇你有優勢的項目，且對當地情況有了解、認識。所以在這情況下，就需要積極而謹慎了。
六.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問題在於大型國有企業。這裡因素很多，也不完全是企業的生產效益不高或是投資主體不明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策負擔”，這是過去重工業優先政策所造成，不改革政策負擔，生產效益再高，企業的總效益也會被拖慢。由於現在國家財政有限，企業積累也有限，企業勞動力本身儲蓄也不多，在這様的背景下，請問如何解決“政策負擔”?
厲以寧教授回應：在國內企業改革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總結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要考慮到，將來國有企業中某些骨幹企業，是仍需要國家控股的。這是否跟過去的差不多?不是，董事會組成後，董事的組成是多元化的，即使大股東，在投資的決策上也要跟其他董事商量，以避免盲目的決策。另外，下一階段，從7月1日起，中國的會計法修正案將實行，這對帳目要求非常嚴格，透明度要增加。國有企業在過去存在許多問題，包括上市公司的問題，是因為它的透明度不高，造成許多不準確的地方。新措施有好處，把整個企業都置於公眾監督之下，特別是上市之後，上市公司的報表必須準確。經過這一改革以後，國有經濟仍然會在控股企業中發展，國有經濟在中國將長期存在，但百分之百控股的國有企業只會在少數行業中的特殊情況下存在，大多數行業是屬於混合所有制的，重要的骨幹企業是國家控股的，這是將來的前景。
七.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策略的中期目標是以旅遊博彩業的發展，去帶動其他行業的振興。您對該經濟策略的可行性有何意見?及其利弊如何?
厲以寧教授回應：澳門將來主要以甚麼行業為主?本人認為，博彩業是澳門的傳統，將來亦會佔有一定的比重，但今後的澳門還是要從高科技着手。每行每業都有高科技，對國內有效，對澳門同樣是有效的。每個行業能夠找到高科技所在，有所突破，這個產業就有前景。
八.請結合前幾年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談一下“經濟持續增長”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問題。
厲以寧教授回應：應該講，全世界的宏觀調控都是必要的，主要的問題是調控時問過長一點，幅度過大一些，但這並不證明調控是不對的。假如沒有前幾年的宏觀調控，通貨膨脹率在20%左右的話，以後的經濟怎樣能發展?中國經濟能否像東南亞其他地區一樣經得起金融風暴的衝擊?所以，首先應肯定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時間是否過長，97年能否轉向更好一點等問題是可作討論的。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會否再發生通貨膨脹?最少在目前仍看不出這個現象，中國現在年年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會否跟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出現財政危機，是不會的。首先，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一般發展中國家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是沒有充足的物質儲備的，但中國的物質儲備是很充足的，都存在倉庫內，不會被搶購，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是不會出現財政危機的。其次，中國發國債，主要是用於建設，中國法律規定國債不能用於彌補經常性開支，而發展中國家發國債則主要用於彌補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是一個無底洞，這樣下去，會出現經濟問題。中國是不會的，發國債是用於建設費用，要形成生產能力為還債作準備。第三，發展中國家許多是政局不穩定的，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如搶購商品等，害怕新政府上台後不承認舊的決定。中國絕不會出現此問題，因為中國的政局穩定，中國人民信任政府、信任人民幣。
九.如何理解把教育作為一個產業來抓，這是否也是可理解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部份?
厲以寧教授回應：本人認為，中國要發展教育，把教育作為一個產業來抓，主要意思是，教育要講經營，要講管理，要重視它，讓教育本身能夠以更好的速度完全發展。教育產業化絕不等於教育商業化，有人誤解了，認為教育產業化就等於教育商業化，以賺錢為目的，這是錯誤的。中國教育法規定，教育是非營利性的。中國為甚麼要大力發展教育產業，是為了提高國民的素質，給人民專業結構的調整、轉變，以適應將來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有一點，中國目前發展教育，還可以推遲就業年限，讓初中生升上高中，就業年限就可推遲三年；高中生大部份能上大學，就業年限就可推遲四年，避開目前的就業高峰期，這將可為長遠的經濟增長作準備，為提高國民質素作準備，也為當前推遲就業作準備。
十.厲教授，去年底及最近的大型國有企業(如中石化)海外招股屢遭冷遇甚至失敗，這樣的“靚女”也嫁不出去，請問對於目前國有企業改革攻堅戰有何影響?國企改革下一步出路或思路何在?
厲以寧教授回應：究竟對國外上市的國有企業該如何評價?不能籠統説國有企業在某地的情況如何，應按各個企業分析。的確在國內會計法修定案仍未實現之前，許多會計帳目是不行的。現在出現一種情況，就是廠的領導人命令會計員做假帳，國內今後嚴格禁止，凡是會計員奉命做假帳，不僅會計員要處分，指示他的人更要處分，規定是很嚴格的。那個會計從業員幫助做假帳，他的營業資格就將被取消，相信這對提高透明度有好處。國外對上市企業不相信的另一個原因是，覺得國內企業的效益不好。這種情況，主要是由宏觀形勢來決定的。98年12月份，在香港的一些商人問我，香港的企業甚麼時候能夠解困呢?這個問題跟我在國內聽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國內的人會問，國有企業甚麼時候能解困?可以看到，宏觀形勢不好，市場銷售不好，導致任何企業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銷售困難，所以國有企業不好是跟整個銷售環境有關的，香港股市在下跌，所以許多企業也在下跌。故此，一方面要考慮宏觀形勢，另一方面我們應按每個企業來分析情況，不能籠統地説國有企業在某地的情況如何。
十一.內地國有企業內部職工持股試點工作的發展情況?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企業可否實行內部職工持股?
厲以寧教授回應：首先，內地國有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情況，有些地方正在進行試驗，有些地方正在進行討論。有些地方正在研究可否成立一個組織，如職工持股會的形式，由工會代為安排有關職工持股的事項，如職工持股以後，統一由職工持股會代管，三年以內不得轉讓。另一種情況是，有些地方正在探討，職工所持有股份的比例應為多少?太少或太多都不可以。還有一個看法，職工持有股份後，也不會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他們只會把股份賣掉以賺取一筆收入，他們把股份賣了以後，就跟沒持股一樣了。對這個問題，我們要這樣看，職工持股假定是作為一種制度，應該在企業發展的情況下，不斷增發新股，新股推出，新人又可買到，這樣可能比較有效，但這問題還是在探討之中。
其次，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企業可否實行內部職工持股，這個問題由他們自己決定。
十二.境外(中資)企業和國內合資企業如何實行股份制，怎樣解決個人持股?
厲以寧教授回應：個人持股問題，國內只是説經過批準以後，有些在試點，現在仍沒有一個正式的規定出來，所以部份國有企業用股權獎勵方法來搞持股。至於這個問題下一步該怎樣做?隨著這個討論的深入，可能這方面會有新的規定出來。給予公司的個別科技人員股權，究竟以甚麼方式給予，股權從哪裡來?是採取企業回購的方式呢?或是在企業擴大的過程中，用配股的方式呢?還是用其他的方式呢?這些都仍在研究之中。
十三.請問教授，澳門賭權開放的步伐怎麼走，是穩中求開放，還是加速開放求變?
厲以寧教授回應：本人相信，澳門特區政府會收集大家的意見之後，作出妥善的安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