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澳門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的變化
鍾逢幹(廣州中山大學人口硏究所)
近二十年(1971年以來)澳門人口的出生率經歷了降與升兩種變化，其一般生育率和總和生育率也有相應變化。以出生率來說，1978年以前呈下降趨勢，之後則主要呈上升趨勢，但1986年後又有變化。這一現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是：(1)澳門人口在未受較大規模人口遷入影響下，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的正常下降：(2)較大規模的大陸人口遷入，影響澳門人口的年齡(和性別)結構，使生育旺盛期婦女的比例上升，導至出生率的升高；(3)移民育齡婦女處於不同的社會環境中萌生新的生育需求，也導至出生率升高；(4)在對大陸人口遷入量作控制後，人口出生率又出現反向的變化，在稍有阻滯之後表現出來了。
澳門是人口稠密之地，尺土寸金，爲了健全的經濟發展，人口總量的控制不能忽視。據以上研究，控制人口規模主要從兩個方面努力：一是對大陸人口遷入量的控制；二是對人們作家庭計劃生育方面的引導，尤其是對由大陸遷入的育齡婦女。
澳門人口的出生率和生育率變化既受澳門本身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的影响，也受到澳門與祖國大陸間人口遷移情況變化的影响。尤其人口遷移情況變化對澳門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影响，可作為英國人口地理學家克拉克(Clarke)所説的“小規模人口受外部移民影响大而人口很不穩定”的一個例子①。可惜，變化頗為復雜的澳門人口再生產情況，郤因統計資料不夠充分和規範而不能作更全面的研究，這里只根據有限的資料作一些分析。
一、出生人數與出生率的變化
表1是澳門1971—1989年出生人數與出生率的情況。十九年間共出生87，934人，平均每年出生4，628人，平均出生率是13.73 ‰，是較低的，與西方發達國家同期的出生率差距已不大。其中1975至1979年五年的出生率都在10‰以下，達到了很低的水平。而從這十多年來澳門人口出生率的變化看，其特點是經歷了一個由緩慢遞降轉向較快增加再轉為停滯而趨向下降的過程。將表1的數據制成圖1，情況就一目了然。
資料來源：
(1)《澳門統計年鑒》，別1981、1982、1983、1984、1989。
(2)林琼芳：《澳門人口、出生與死亡狀況分析》，見《澳門敎育》1988年1—2期。
由圖1可以看到，這十九年中澳門人口出生率的變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1978 年。這一階段，出生率緩慢而穩定地下降，由1971年的10.59‰下降至1978年的8.31‰。這很明顯，是更早期(可能是五、六十年代)開始的在沒有大規模人口遷入影响下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繼續。這八年間共出生20，745人，平均每年出生2，593人，平均出生率僅為9.61‰，比整個十九年的平均出生率低了一截。1978年後的七年為第二階段。這是澳門人口出生率較快上升的一個階段，由1979年的9.96‰上升到1985年的18.72‰，七年間共出生36，666 人，平均每年出生5，238人，平均出生率達到14.72‰，比整個十九年的平均出生率高，比前八年的平均出生率則高得多。1986年起的四年為第三階段。這階段中的出生率與第二階段之末相比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但仍在較高水平上，仍大大高於第一階段。四年中共出生30，523人，平均每年出生7，631人，平均出生率仍高達17.38‰，只是在趨勢上有波動下降的勢頭而已。
澳門這十九年中出生率變化具有上述特點的原因是什麼呢？總括地說，是由於澳門與大陸內地之間政治關系的改變而導至移民情況的變化引起的。澳門與祖國大陸之間有明确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界綫，人口數量相差懸殊，社會制度和人的思想意識都有巨大差別。兩地之間的政治關系的變化當然會引起移民方向和數量的變化，加之移民經歷不同的社會環境產生新的需求，就必定會影响遷入地(澳門)人口的內在發展過程(出生、死亡、自然增長和各種人口結構)。現作進一步的具體分析：
(一)移民影响澳門的人口結構，使育齡婦女人口的比例增加，從而使出生率提高。
我們知道，移民是有強烈的性別和年齡偏向的。而一個小規模的人口如果在短期內的移入人口多，則可明顯地改變其人口結構。總的說是移民使澳門人口的青壯年的比例增加，而男性青壯年的比例增加就更歷害。②而從女性人口方面說，就是移民使得育齡婦女尤其是處於生育旺盛期婦女的比例增大。這就使得人口出生率有可能上升。表2是1981、1984、1985、1986、1987、1988、1989七年澳門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20－39歲)佔婦女總人數比例的變化情況。從表中可以看到，1986年前，在20－39歲的四個年齡組中，只有第一個年齡組(20－24歲)婦女數佔整個婦女數的比例是呈下降趨勢的，其餘三個年齡組(25－29、30－34、35－39歲組)婦女佔整個婦女數的比例都呈上升趨勢；而且，四個年齡組合起來的育齡婦女數佔整個婦女人數的比例都呈上升趨勢。而由1986年起情況已起了變化：1986年這幾個比例已現出停滯迹象，其後幾年也保持這個停滯迹象。這顯示出移民出1983年開始受控制後其對人口結構的影响在逐漸減少而趨向消失。這也即是這樣的意思：由於移民在年齡上的強烈偏向，處於生育旺盛期的婦女移入多，且移入後一般較快生育，1979至1985年的出生率的上升是順理成章的；而由於移民數量和結構的可能變化(下面談到)以及原來婦女年齡的推移，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的比例會下降，且先移入的婦女在適當生育後不會一成不變地保持生育的需求，1986年及以後幾年出生率出現下降或停滯，但仍保持相當高的水平也是有道理的。
資料來源：(1)《澳門統計年鑒》，1986、1989年：
(2)林琼芳：《澳門人口出生與死亡狀況分析》，見《澳門敎育》1988年第1—2期。
*因資料不全，無法計算1982、1983兩年以及更早期的相應數。
(二)移入居民處於新的社會環境中，萌生新的生育需求，導致人口出生率的上升。
澳門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大都有共同的看法，即1978年下半年起，嬰兒出生人數的急速增加，除了內地大量育齡婦女移居澳門之外，也還因為由內地移入的育齡婦女從嚴格實行計劃生育的社會環境進入到一個並沒有正式大力提倡計劃生育的社會環境中而在婚育觀念上產生微妙的變化——最低限度產生“生育一個以上”的愿望。的确是這樣。正是由於這一點，才使大量育齡婦女移入對出生率的影响成為現實。不過，由於資料缺乏，不能得到很确切的統計証據。但有兩個方面的旁証：一是各民族出生率的差異，二是育齡婦女生育胎次的構成。
據澳門1981年普查資料，澳門華族、葡族、其他族1981年的出生率之比為11.6∶1∶7.5，即華族人口出生率遠比其他兩族為高。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種族之間文化傳統的差異；(2)大量華族婦女由大陸遷往澳門使澳門華族育齡婦女比例升高；(3)華族育齡婦女遷入後萌生多生小孩的念頭導致多生。這最後一種原因，無論多麼微弱，也确實是存在的。這從1981年澳門和廣東省育齡婦女生育胎次的構成比的比較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由表3可見，廣東省的一胎率明顯地比澳門高，而二胎率卻反過來，更明顯地比澳門低，三胎率也比澳門低：但四胎和五胎及五胎以上率又高於澳門。這里，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澳門曾經達到了很低的出生率，雖然不久前有幾年因較大量的大陸青壯年居民移入增加了育齡婦女的比例而使出生率回升較多，但其多胎生育現象還是少於大陸的廣東省的；而其二胎、三胎生育的比例較高但一胎的比例較低，除其他復雜的原因外，也正體現了大陸移居澳門婦女的“只生一個不滿足”而又“適可而止”的心態。
資料來源：(1)澳門資料取自《澳門統計年鑒》，1981年；
(2)廣東省資料取自廣東省人口普查辦公室編《廣東省人口狀況分析與預測》(1986年出版，書中使用的資料是1982年普查資料)。
澳門人口的這一大陸居民移入而影响出生率的現象，既顯出急劇性也顯出滯後性。但隨着澳門當局注意對大陸居民移入的控制，其移民對出生率的影响力已逐步降低而會趨向消失。據研究，1979年至1981年每年由大陸移居澳門的人口有兩萬以上，1982年有三萬人；而1983年則被控制在二至三千人左右；③其後，每年移民數僅為一千至二千人。④而出生率既在1983年前較快增加，也在1983年後的幾年中較快增加，原因就是移入來的育齡婦女“正當年”，一般不止生育一個小孩。但自1986年起，出生率漸顯出下降趨勢，這很可能不單是育齡婦女比例的停滯或減少，更在於移入婦女逐漸完成了生育的“任務”而新遷入的育齡婦女人數很少、不足以影响澳門人口原來出生率變化的趨勢。可以推斷，再過一段時間，澳門人口的出生率將可能恢復1978年前的狀況，還可能再進一步降低。
資料來源：(1)《澳門統計年鑒》，1981，1986，1989年；
(2)林琼芳：《澳門人口、出生與死亡狀況分析》，見《澳門敎育》1988年第1—2期。
二、生育率的變化
近二十年中大陸移民對澳門這個小規模人口的影响在生育率的變化方面也有所表現。可惜的是，由於資料缺乏，計算不到1978年以前一段較長人口出生率下降階段的生育率，1978年以後也只能計算出1981年和1986年後幾年的生育率。不過，以對出生率的分析為基礎，依據1981、1986、1989這三年的生育率計算結果，可以對澳門近期的生育率變化作一些有意義的分析。
表4和圖2表示了澳門1981、1986和1989三年育齡婦女年齡組別生育率的變化。從表和圖中可以看到，處於人口出生率上升期中間的1981年與這一上升期失去勢頭的1986年以及降勢已成的1989年三年之間，育齡婦女的生育模式可分為兩類：前兩個年份的生育模式沒有顯著的差別，其共同點是：(1)生育曲綫尚屬夾窄一類，且生育峰值不高
這表明某種程度上的生育控制，早育、多育現象都是不顯著的。(2)婦女生育大多集中在20－34歲的三個年齡組(分別共佔生育的83.36%和89.35%)，尤其集中於25－29歲組(分別佔37.70%和38.96%，都佔接近四成)。但兩年的生育情況也還是有差別的。主要差別是1986年大齡和高齡育婦(35－39歲及40－49歲組)的生育率已有明顯的降低。1989年的生育模式則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主要是生育總量下降到更少、峰值進一步降低、生育曲綫略為向右偏移，集中性下降。這表明1989年時生育需求下降了，晚育也較前流行了。
上述生育率變化的特點曲折地反映了移民對澳門育齡婦女生育率的微妙影响及人口再生產情況變化的復雜機制：1978年下半年起到1982年，大量大陸青壯年婦女的移入，不僅增加了育齡婦女的比例，他們進入不同的社會環境後復萌的微弱多育觀，還使他們遷入帶來的人口出生率上升的可能性變為現實，同時也使育齡婦女的生育率略顯上升；但是，隨着1983年起對人口移入的控制，不僅到1986年時出現了出生率開始下降的現象，也同時使生育率有趨向下降的迹象，到1989年時這兩個下降就已相當明顯。另外，這樣一個對移民放鬆控制幾年再恢復較緊控制的情況，就使這10年左右的時間里育齡婦女一般生育率出現微弱的先升後降情形(由1981年的約60‰上升到1986年的63‰再降為1989年的59‰)。
由上面的分析還可以看到，即使在有較大量移入人口影响而出現出生率上升的1981年，澳門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73，到1986年已降到1.61，1989年更降到1.50，三者都低於更替水平生育率(約2.2－2.4)。這説明澳門育齡婦女的生育水平不高，人口自然增長是不會很快的。但澳門人口密度高，尺土寸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是應該注意人口的控制的。據以上研究，要控制澳門的總人口增長，就既要注意控制大陸人口的遷入，也更要注意繼續引導遷入的育齡婦女進行計劃生育。
註：
①Clarke，Johnl，Geography and Population：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1984年，第四頁。
②鍾逢干：《澳門人口研究爭議》，《南方人口》，1987年第2期。
③林琼芳：《澳門的人口、出生與死亡狀況分析》，見《澳門敎育》1988年第1—2期。
④《澳門統計年鑒》，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