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教士
從《澳門與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教徒》一文,我們已知澳門與明清時代中國人之信奉天主教有莫大關係。中國人由信奉天主教而出家修道,成為教士,亦與澳門有莫大關係,本文亦試圖分為三個時期來探討。
一、明代後期(1582—1644)
從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間葡人入據澳門起,澳門已有中國天主教徒的存在。從澳門的中國天主教徒中間培養教士,則遲至數十年後纔開始。蓋教徒與教士之間,尚有頗大差別,教徒祇需受洗入教,參加宗教活動。教士必須發三絕之願:絕財、絕色、絕意(服從長上),出家修道,加入修會。
西洋教士初至中國,抱著濃厚的白種民族優越感,認為中國人尚無資格當教士。至萬曆六年(1578)耶穌會東方傳教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i)到澳門,提出使傳教事業“中國化”,及萬曆八年(1580年)耶穌會士羅明堅(Mithael Ruggieri)首次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以後,始感到有在中國人中間培養修士,以輔助西洋教士進入內地傳教的需要。因此,羅明堅與巴範濟(Francois Pasio)於1582年(萬曆十年)12月18日從澳門起程前往肇慶傳教時,便帶有中國青年若干人。(1)可作為耶穌會培養中國修士之始。
這些青年來自澳門的中國天主教徒家庭。他們隨西洋教士進入內地後,經過若干年的時間,其中一部份人,經過望道、發願、初學、入會、備修,而成為輔理修士,即低級教士。在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從利瑪竇(Matheo Ricci)到其他耶穌會士,皆不願接受中國內地的望道青年入會,覺得他們的信德不純,不能堅持修道,而祇願接受來自澳門的中國天主教徒家庭的青年。利瑪竇認為,這些澳門青年誕生並成長在“澳門那個主教城市,儘管是葡萄牙人的城市,它在基督教虔誠方面不亞於歐洲任何城市”。(2)澳門的一部份中國人信奉天主教的傳統,培養了最早的一批中國天主教士。
耶穌會在歐洲培養修士的傳統辦法,一般是從天主教徒家庭送入耶穌會公學讀書的少年中,選拔優秀者,經過十餘年的培養,始成為修士。來華耶穌會士則以把澳門的天主教育和中國內地的傳教實踐相結合的辦法來培養中國修士。耶穌會士在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到達澳門,建立會院以後,便開始在會院設立私塾,教育教徒家庭的兒童。是為澳門公學之權輿。1580年,羅明堅復在耶穌會會院後面的小山上建立聖馬丁經言學校,專門向中國青少年傳授教理。其後澳門耶穌會公學經過一番慘澹經營,至1594 (萬曆二十二年)發展成為一所具有相當規模的教會學府,取名聖保祿學院,或稱三巴靜院。明代後期經耶穌會士選拔入會的華籍修士,大多出身於澳門耶穌會公學和聖保祿學院。耶穌會最早的兩位華籍會士鍾鳴仁和黃明沙,就是范禮安從澳門公學的學生中選拔出來的。
鍾鳴仁又名銘仁或明仁,字念江,教名Fernandez Sebastianus,又名巴相或伯相,即教名Sebastianus的簡譯。廣東新會人。父念山,在澳貿易,家極富有。鳴仁生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弟鳴禮生於萬曆九年(1581)。自利瑪竇等西洋教士先後至澳,宣揚天主教,澳中教務,大為盛行。鳴仁父念山以天主教為可信奉,遂率鳴仁、鳴禮入教。鳴仁入教後進入耶穌會公學接受教育。1589 年(萬曆十七年),與另一名公學學生黃明沙被送往韶州耶穌會士新駐地,隨利瑪竇傳教。他們於1591年(十九年)1月1日在韶州經利瑪竇之手開始初學,成為第一批華籍耶穌會修士。(3)
鳴仁入耶穌會後,刻苦學習拉丁文和中國文學,很快成為西洋會士的得力助手。他最初擔任利瑪竇的通譯,隨利瑪竇頗久。萬曆二十八年(1600)隨利瑪竇至北京,住了七八年;又到南京協助王豐肅(Alphonsus Valignoni)傳教三年:復往浙江輔佐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金尼閣(Nico1as Trigault)一年。三十八年(1610)利瑪竇在北京逝世時,與弟鳴禮一同進京會葬。鳴仁曾利用其精通漢語的特長,與郭居靜一同協助利瑪竇以拉丁文編著中文音韻字典,按西文字母編排,大大減輕了西洋教士學習中文的困難。在南京時,鳴仁充當王豐肅的傳道員,由他先向望教者講解教理,到即將舉行洗禮時,始由王豐肅付洗入教。如果受洗者為女子,則由鳴仁代王豐肅舉行洗禮。以減少官府及教外人對王豐肅的懐疑。在杭州時,鳴仁曾隨金尼閣與楊廷筠論道。廷筠決心受洗入教,鳴仁亦有一部份功勞。鳴仁以澳門之中國居民而入耶穌會,隨西洋會士入內地傳教,凡西洋會士不便出面之教中各事多由其代勞,儼然披髮左衽,通事“夷”人,不能不引起官府的注意和教外人的猜疑,故平生因信仰而屢次受刑下獄。在韶州曾受刑被逐,在杭州曾被捕入獄,在北京亦曾被禁錮。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時,更被官府視為“登擅執牛耳”者,與弟鳴禮一同被捕受刑,送法司定罪。天啟二年(1622),鳴仁卒於杭州,年六十歲。楊廷筠特獻城北武林門外大方井祖塋為鳴仁墓地。其後金尼閣、郭居靜、陽瑪諾(Junior Manuel Diaz)、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等西洋會士皆先後葬於其地。(4)
黃明沙,教名Francisco Martines,其名方祭或芳濟,即教名Francisco的簡譯。生於澳門,方豪教授謂其有葡萄牙血統。自澳門公學送往韶州隨利瑪竇傳教後,一度患病,與鍾鳴仁同返澳門醫治,病愈後仍回韶州。利瑪竇稱他和鍾鳴仁為“受過天主教育的中國人,因此對我們是二大幫手”。“他们的才智實不在日本人之下”。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則稱他“非常有修養,儼若羅馬公學培養出來的”。(5)黃明沙曾隨利瑪竇到過南雄、南昌、南京和北京:又隨郭居靜、龍華民在韶州傳教多年。他以口才和虔誠著稱,西洋會士皆樂於與他同駐一所會院。黃明沙曾受利瑪竇之托,赴開封訪猶太教遺蹟。教中人常謂利氏開研究中國猶太教之先河,其中即有黃明沙的一部分功勞,至於著名儒士瞿太素的受洗入教,黃明沙亦有一部分功勞。瞿太素名汝夔,江蘇常熟人,父官至尚書。太素年四十三遊韶州,得交利瑪竇,勸利氏改僧冠僧服為儒冠儒服,並於縉紳間多所揄揚。利氏得受士大夫歡迎,實由於瞿太素之汲引。太素在韶州時,與黃明沙交誼頗厚。其後仍與教士往還頗密,然直到五十五歲至南京時(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仍未入教。經明沙一番激勸,太素大為震動,終於在羅儒望(Joannesde Rocha)手中受洗入教。(6)
明沙於1589年自澳門公學赴韶州追隨利瑪竇,1606年(萬曆三十四年)在廣州去世,年三十三歲。明沙的去世,與同年春天澳門發生的郭居靜事件頗有關係。這一年,由於耶穌會士和澳門葡人新建三巴教堂閎敞奇秘,儼然堡壘,引起廣東地方當局和內地百姓的不安。加上澳門耶穌會士與奥斯定會士之間發生纠紛,互相攻擊。奥斯定會士攻擊耶穌會士勾结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倭寇,將首先屠殺澳門的中國人,然後進攻廣州,征服中國。其時郭居靜適在澳門。有一中國文人寫了一篇文章,説郭居靜往來於北京、南京和澳門之間,刺探情報,纠集徒眾,祇待葡萄牙艦隊和日本、滿刺加的援軍到來,就要征服中國,使中國人渝為奴隸。這篇文章在澳門廣為流傳,弄得人心惶惶。澳門的中國人紛紛返回內地。廣東地方當局連忙集結軍隊,加強戒備,並斷絕與葡人的贸易,的貿易,禁止將糧食運入澳門。澳葡當局不得不派出一個最謙恭的代表團到廣州,向廣東當局作解釋,卑辭厚幣,賄賂明朝官吏,使緊張的局势緩和下來。(7)
事件發生時,黃明沙大約於2月20日從韶州來到廣州,准備將南京官府頒給范禮安,允許其免費到內地旅行的官照送往澳門。明沙當時正發高焼,居停主人告訴他范禮安已於1月10日在澳門去世,加上澳門與廣州之間局勢緊張,要他盡快離開。為了同澳門會院取得聯繫,他仍在廣州停留到3月26日左右。這時有一個曾在澳門入教的中國人來見他,向他勒索錢財未遂,便向官府告發,説他是郭居靜的奸細,從澳門到此,策劃陰謀。他買來治病的藥被説成火藥,他曾受過剃度的髮式證明了他的修士身份,加上從他的行李中發現西文信函、書籍和葡式服裝。官府聽信了叛教者的誣告,對他反複審訊,嚴刑拷打。3月31日,明沙在受刑時暈絕,法官命人用門板把他擡回獄中,擡到半途已經氣絕。事件平息後,他的遺體被尋回,運回澳門安葬。(8)
鍾鳴禮教名若翰(João Fernandes),自幼與父兄同在澳門入教,萬曆三十八年(1610)入耶穌會為修士。曾到南昌、南京、杭州等地協助西洋會士傳教。入會之前,已隨利瑪竇至北京。三十五年(1607),曾奉利氏之命至肅州,慰問從陸路東來的耶穌會士鄂本篤(Goes Bento),以葡語慰問這位貧病交作的會士,並親自照料,直到其去世。並攜其日記殘頁,返回北京,送呈利氏。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發時,鳴禮與兄鳴仁同在南京,輔佐王豐肅傅教。亦為傳道員,凡來從教者,必先自為講説,然後引見豐肅。被捕時正奉龍華民之命,在南京城外秘密刊印徐光啟為西洋教士辯護的《辯學章疏》,與排印工人一同被捕。審訊時被官府視為“謀主”,屢受刑,並入獄。後又罰為奴三年,在南京附近拉縴,為同教人贖出,已成殘廢。天啟元年(1621),不知何故,竟被會中除名。(9)
除鍾鳴仁、鳴禮兄弟和黃明沙之外,費賴之(Aloys Pfister)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所載的明末華籍耶穌會修士還有如下九位:游文輝,字含樸,教名Pereira,萬曆三年(1575)生,崇禎三年(1630)卒於杭州。徐必登,字復元,教名Leitão,生於萬曆八年(1580),卒於三十九年(1611)。丘良稟,字完初,教名多明我,生於萬曆九年(1581),卒年不詳。丘良厚,字永修,良稟弟,教名巴斯加,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卒於崇禎十三年(1640)。石宏基,字厚齋,教名Francis Lagea,生於萬曆十三年(1585),卒於順治元年(1644)以後。以上五人皆澳門人。倪雅谷,字一誠,教名Jacob Neva,父華人,母日本人,生卒年不詳。費藏裕,字爾歸,父葡人,母華人,生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卒於康熙二年(1663)以前。龐類思,字克己,母澳門人,父葡人,生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崇禎三年(1630)卒於杭州。費藏玉,字爾成,生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約十七世紀末卒於澳門。以上四人俱生於澳門。以入會時間而言,游文輝、徐必登在萬曆三十三年(1605),丘良稟、丘良厚、石宏基、倪雅谷與鍾鳴禮同在三十八年(1610)。(10)
這些來自澳門的華籍耶穌會修士,其事蹟亦值得一述。萬曆三十一年(1603),湖應儒士李應試在北京刊刻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名《兩儀玄覧圖》,其附記有這樣一段小識:“五羊鍾伯相、黃芳濟、游文輝、倪一誠、丘良稟、徐必登,咸以性學從西泰先生游,其貞瑜懿行,多似之。於是役也預焉。李應試因識於此”。(11)澳門在明清時代屬廣州府香山縣,五羊城即廣州的別稱。李應試舉五羊而不舉澳門,乃舉其地望之著者。從小識可知,游文輝、倪一誠、丘良稟、徐必登四人在未入會時,已至北京隨利瑪竇(按:利瑪竇號西泰),且學業有成,與鍾、黃二修士同為都中士大夫所稱道。石宏基則在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之前已至韶州隨利瑪竇,在未成為修士時,已擔任利氏的傳道員。這一年,利氏帶石宏基和另一位來自澳門的華籍青年教徒若望,從韶州經南雄、南安、贛州前往南昌和南京,途中在贛江覆舟,青年若望罹難,利瑪竇和石宏基則被救起,繼續北上。在完成望道階段後,石宏基一度被派往杭州,輔佐郭居靜傳教。(12)
從利瑪竇開始,明清時代的耶穌會士,多有天主教以外的學問技藝。游文輝、倪雅谷、石宏基三修士,從西洋會士日久,皆以善畫見稱。1610年利瑪竇在北京去世,經西洋會士再三懇請,終於説服了華籍修士兼畫家的游文輝,為利氏畫了一幅肖像。這幅肖像由金尼閣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帶往羅馬,至今仍保存在羅馬耶穌會總會院。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扉頁的利瑪竇像就是這幅畫。其畫取明暗透視之法,屬西洋畫的風格。而澳門三巴教堂建成後,堂內原有許多壁畫,其中較著名的兩幅,一為《聖母升天像》,一為《一萬一千童貞》,則出自另一位華籍修士兼畫家的倪雅谷之手。(13)這兩幅畫今天已無法看到,然而這類宗教題材的繪畫,盛行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歐,三巴教堂的藝術風格受西歐文藝復興的影響,故這兩幅畫的風格,可能淵源於西歐文藝復興時代的宗教題材的繪畫。
據岱利雅(D'Elia)的《在華天主教傳教團之起源》所載,1610 年利瑪竇去世時,在中國共有25名耶穌會士,就國籍而言,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各九名,西班牙人一名,其餘七名均為澳門的中國人,其中13名為司鐸。(14)奇怪的是,這13名司鐸中竟無一名為中國人。而且,在其後仍屬於明代的三十餘年間,亦未有一名華籍修士晉升鐸品。
明代後期的華籍耶穌會士,在會中祇能擔任輔理修士的低級教職。據説范禮安在接受第一批華籍修士時就作了規定:不給他們授司鐸的教職,“因為他們新參加耶穌會,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新手,這是與日本人不同的”。也就是説,華籍修士尚無資格晉升司鐸。龍華民覺得這一規定對華籍修士“有點苛刻,傷感情”。他激烈地駮斥上述的説法:“就算是日本的修士生下來一星期就受了洗,而且其父母已經是基督教徒,他們在這一點上也並不比我們這些全部出生並成長在澳門的中國修士強。日本的居民大多數是異教徒,習慣、禮儀、典禮等等都是異教方式的,因此,日本修士們祇是在我們的神學院裡纔學習到耶穌會觀念,纔明白我們的神父與其他基督教徒有什麽不同”。(15)
然而,爭論歸爭論,事實歸事實,在整個明代後期,被授予司鐸教職的中國人一個也没有。就連信德和勳勞皆為華籍修士的表表者,並且為信仰而獻出生命的黃明沙,也祇領過四小品,據説范禮安“對於他宗教天職的恐固性並不是始終完全放心的”。(16)這種“不放心”的觀念,實際上仍然是白種民族優越感的表現,它在與利瑪竇一同被稱為耶穌會在華傳教事業的奠基者范禮安的身上體現出來,對於當時耶穌會乃至整個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的影響是不難想象的。這種情形,直到清初纔有所改變。
二、清代之耶穌會時期(1644—1780)
按照天主教的教規,衹有達到司鐸(又稱神甫或神父)品位的教士,纔有資格掌管一個教堂的教務,或協助主教管理教務。至於輔理修士,則屬低級教士,祇能輔助司鐸辦理生活事務,無資格主持宗教儀式或掌管堂口。因此,每逢中國內地發生教案,逮捕、禁錮或驅逐西洋教士,宗教活動遂告停止,連原有教徒的信仰也難以維持,拓展教務更無從談起。范禮安一方面主張傳教事業中國化,一方面卻認為中國人尚無資格晉升司鐸。遲至1659年(順治十六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始准祝聖華人為司鐸,卻又以必須能誦拉丁文為條件加以限制。這種觀念和規定,長期影響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的發展。正如中國天主教史專家、司鐸方豪教授所説的:“在中國傳教而不用中國人,誠為不可思議之事”。(17)
大約有鑒於此,清代初年,西洋教士開始在中國人中培養司鐸。第一位中國天主教司鐸為順治十一年(1654)在馬尼拉晉鐸的華籍多明我會修士羅文藻。(18)羅文藻字汝鼎,號我存。福建福安人,約生於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崇禎六年(1633)在原籍由多明我會士付洗入教,教名Ngo Lopez。十一年(1638)西洋教士在福建受到打擊時,曾率方濟各會神甫三人到澳門避難。順治十一年在馬尼拉晉鐸後,次年回國傳教。康熙三年(1664)楊光先掀起曆獄,清廷禁止中國人信教,並將全國西洋教士遣往廣州和澳門。羅文藻曾於四年(1665)到廣州、澳門兩地,慰問接濟被逐教士。由於西洋教士皆被禁遂,羅文藻不得不獨力主持全國教務。十二年十一月(1674年1月),羅馬教皇宣佈晉升羅氏為主教。然因其在中國禮儀問題上,意見往往與耶穌會士相合,而與多明我會士相左:又因葡萄牙享有東方傳教的保護權,晉升主教非經葡國同意,必遭反對。羅氏一度堅辭晉升主教事,其祝聖地點,亦遲遲未能確定。直至二十四年(1685)始在廣州祝聖為主教。其後主持江南一帶教務,三十年(1691)在南京代牧主教任上去世。(19)自萬曆十年(1582)利瑪竇來華至民國十五年(1926)以前,中國人晉升主教者,羅文藻一人而已。
自清初至乾隆四十年(1775)中國耶穌會解散以前,天主教在華各修會以耶穌會勢力為最盛,與澳門的關係亦最密切,培養華籍司鐸和修士的工作,亦由耶穌會士利用澳門的特殊條件來完成。耶穌會以及其他修會利用澳門的特殊條件培養華籍司鐸和修士的方式有三種,一是沿用明末在澳門採取的聖召辦法,從在澳門接受天主教育的青少年中選拔卓異者,逐步培養為修士,再升至鐸品:二是選擇內地教徒送往澳門,培養為修士或司鐸;三是從內地選擇天主教家庭的少年,經澳門送往外國接受天主教育,逐步培養為修士,以至司鐸。下文以這三種方式為線索,以耶穌會為主,兼及其他修會來進行敍述。
在澳門採取聖召辦法培養的教士,較重要者為第一位華籍耶穌會司鐸鄭瑪諾。鄭瑪諾字惟信,西文教名Manoelde Sequeira。祖籍澳門。約生於崇禎六年(1633)。其父為虔誠教徒,教名安多尼。與當時居澳的法國教士陸德(Alexanderde Rhodes)往來頗密,瑪諾自幼即由陸德付洗。陸德竭力主張栽培當地人為司鐸,與當時大部份西洋教士意見相左,後世教會史家則稱頌其有遠見。其後鄭瑪諾成為第一位華籍耶穌會司鐸,正符合他的遺願。陸德於順治二年(1645)徵得會長和鄭安多尼的同意,攜鄭瑪諾赴羅馬深造。途經馬六甲、巴達維亞、果阿,再由波斯至亞美尼亞,歷盡艱辛。瑪諾離澳門時僅十二足嵗半,抵羅馬時已十七足嵗半。旋入羅馬耶穌會聖安德勒初學院,1653年入羅馬公學,攻讀修辭學、物理、哲學、邏輯學等課程,肄業後留羅馬公學擔任教職,教授拉丁、希臘文法和拉丁、希臘文學。166O年至威尼斯攻讀神學。1662年至里斯本候船東歸,然至1666年始登船回國。在此期間,就讀於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且在1665年之前已經晉鐸。東歸途中,滯留果阿,至康熙七年(1668)始返抵澳門。留在聖保祿學院學華語。鄭瑪諾在澳門時,被集中拘禁在廣州的西洋教士,乘機討論中國傳教問題,最後歸納為22條意見,推殷鐸澤(Prosper Intorcetta)向羅馬教廷請願。殷鐸澤遂由他人代替入獄,潛來澳門候船,與鄭瑪諾商談最多。瑪諾復致函羅馬耶穌會總會長,籲請對中國教務採取最適當的挽救辦法,詞句頗為激昂:“目前如欲使當地教友能繼續獲領聖事,除派遣本國神父以外,別無他途可循。……因過去不願錄用中國司鐸。在此緊急關頭,非本國司鐸,不足以挽救危局。據余判斷,此事如不迅即付諸實施,已往傳教事業將盡成泡影”。(20)十年(1671),清廷解除教禁,西洋教士返京供職,瑪諾亦與西洋會士同被舉取進京,其學問技藝,當有可採之處。十二年(1673),卒於北京,墓在阜城門外滕公柵欄,即萬曆帝給予利瑪竇的賜葬之地。
除鄭瑪諾之外,這一時期見於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的原籍澳門或生於澳門的華籍司鐸和修士還有如下七人:高蘭雅(Correa,音譯)修士,華名不詳,康熙二年至八年(1663—1669)在澳求學。郭斯大(Costa,音譯)修士,康熙八年(1669)尚在澳門。何天章司鐸,字起文,康熙六年(1667)生,母中國人,父歐洲人,二十四年(1685)入耶穌會,五年後晉鐸,傳教晉陜冀等省,乾隆元年(1736)卒於北京。郭天龐司鐸,字若汗(按:汗應作翰),康熙七年(1668)生,雍正三年(1725)被逐,遂往暹邏,卒年不詳。馬瑪諾修士,擅音樂,康熙二十七年(1688)入會,曾居北京。莫拉斯(Moraes,音譯)司鐸,雍正十三年(1735)時傳教湖廣。若瑟·高蘭雅(J.Correa,音譯)司鐸,雍正七年(1729)生,乾隆二十年(1755)以後卒。(21)
此外,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1746—1747)署澳門同知張汝霖查封澳門唐人寺時,查有重要天主教犯林先生,番名咭大嘰吵,其子番名啞
嗉,其徒番名嚥哪嘶,“住居其間,以行醫為名,實為傳教”。“每年勾引各處民人赴澳禮拜”。“一切進教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經誦習。……前經印同知〔按:指印光任〕示禁查拿,來者漸少。職〔按:張汝霖自稱〕抵任,複經示禁。林姓旋即潛逃”。(22)教會中教徒每稱教士為傳教先生,教士中對上司或長輩亦稱先生,如吳漁山稱羅文藻為司教羅先生。此人既稱先生,在教會中必有相當地位。以行醫為名進行傳教,可見有天主教以外之學問。當為掌管澳門唐人進教寺之華籍司鐸。既有兒子,則與康熙間吴漁山一樣為半路出家修道者。吳漁山曾望其子繼承教業而未見實現,林先生則父子同在一堂傳教。故此人必為當時澳門中國天主教界之重要人物。惜未得西文資料相互印證,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樣研究》兩篇論文,探討吳漁山與澳門的關係,茲不贅述。
康熙十九年與吳漁山同隨西洋教士柏應理(Filipe Couplet)至澳門的陸希言,亦為中國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23)陸希言一名希賢,字思默,教名多明我,江蘇華亭人。崇禎四年(1631)生,長漁山一嵗。至澳前已為教徒。
陸希言至澳時所作的《墺門記》,載康熙四十四年(1705)殷藩輯刻之《開天寶鑰·性學醒述》,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藏抄本。作者從友人處輾轉得其複印件。此文長不足1600字,然卻為一篇有關澳門,有關中國天主教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字,茲摘其大要,略予探討。
關於葡人入據澳門之由來,此文云:“香山縣四面皆海,幅員五六百里,無非山洲水島。大者幾十里,小者幾里,總屬不毛。為鯨鯢之所游息,虎豹之所徜洋。間或有人,非山賊即島夷。亦有閑田可耕,良農不敢寜居,故貢賦絕少。所上者,惟商舶往來,抽徵洋税耳。然每遭寇劫,國税無將,縣為虚設。大西洋在極西九萬里,人務經商,舟偏寰宇。明嘉靖時,路過香山,賊人攘臂,洋舡奮勇,竟搗賊巢。當事者喜聞於朝,因留其國人於
居守,招致遠商,藉以供其賦税焉”。
據業師戴煊宣教授研究,葡人入據澳門起源於對廣東官吏的賄賂,中西文記載最初並無多大出入。至1641年(崇禎十四年)葡籍耶穌會士曾德昭的《中國及其鄰近地方傳教誌》(Álvaro de Semedo,Relação da propagaçãodafénaregiãoda Chinaeoutros adjacentes,Madrid1641),纔出現趕走海盜説。書中云:澳門地小多石,易於防守,極適宜為盜賊淵藪。當時有許多盜賊麕聚其間,劫掠附近島嶼。中國人商討除害的辦法。或者由於膽怯,或者為冒較小的危險並且犧牲別人以達目的,他們知道葡萄牙人的勇敢,把這件事委諸葡萄牙人,並且答應:假如能把盜賊趕走,則把澳門給葡人居住。葡人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接受這種條件,人數雖然遠比盜賊為少,但嫻於戰術,他們整頓隊伍,攻擊盜賊,自己方面不損一人,而殺敞致果,立刻取勝於戰場和這個島(按:指澳門)上。於是興工建築房舍,每人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地區。 (24)四十年後陸希言的説法,與曾德昭一樣顯然得自謠傳。然“當事喜聞於朝,因留其國人於居守”的説法,則較曾德昭更進一步,成為其後所謂葡人為中國趕走海盜,從中國政府獲得澳門作為酬勞,廣東大吏且頒給葡人首領以“金箚”一類謠傳的權輿。戴師撰《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一文時,未見陸氏所載,然其説頗值得注意,謹誌於此,以補缺略。
關於當時澳門的情形,陸氏云“來至前山,遙望如一葉荷葵,橫披水面,迨其莖,則有關焉,職司啟閉,以別界之內外也。進而稍近則樓閣層層,高者依山巔,低者傍海邊,緣崖屈曲,恍然一幅佳山水。至入其境,見城無百堵,眾無一旅,家無積粟,凄涼滿襟。然所賴以安者,有文士焉,衣服翩翩,吟哦不輟,從天主堂而出入,讀書談道,習格物、窮理而學超性者。有武士焉,擐衣露肘,帶刀佩劍,從砲臺而上下,較勇力,比超距,思擒游龍而搏猛虎者。是諸文武之士,恪守上帝之明命,而不敢違。其靜動行為,無不托庇於天主”。
這段文字描述了澳門的地理形勢,其時澳門的衰落,和澳中天主教士及信奉天主教之西洋戍兵。開頭數句,將澳門的佳山勝水描寫得清新有致,深得唐宋人山水遊記之韻致。
關於天主教與西洋技藝,則云:“大西洋人奉事天主,習知吾國有禮義之風,而不識天地之主,背本忘原,談玄説佛,歸愬教宗憫恤,爰令修士東來。沙勿略·聖方濟各〔Franciscus Xaverius〕先生至,利瑪竇續以方物貢,並以教要陳明神宗,皇帝許之,賜居給廩。翻譯經書,敷宣正教。公卿士大夫就而問道者無虚座,一時嚮風,鐸聲大振,修士亦源源而來。嗣以曆法廢弛,懐宗初年,命禮部尚書大學士徐光啟董修之,學士遂薦龍華民、鄧玉函〔Jean Terrenez Terentio〕為知曆,又薦羅雅谷〔Jacobus Rho〕,再辟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von Bell〕,及至曆有成驗,而皇清定鼎,若望獨任義和,克盡厥職。繼而白乃心〔Joannes Grueber〕、南懐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徐日昇〔Thomos Pereira〕、鄭瑪諾,俱蒙款召而進京華: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aens〕、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均隨輦轂而匡勷閏事。莫不由此而入帝都也。故在朝則擬
門為道原,偏在野則指澳門為界外。噫,是誰為究其説哉!……天主聖堂之不一,曰聖伯多祿堂〔Igrejade S.Peter,按:即大堂〕,聖保祿堂〔Igreja de S.Paul,即三巴堂〕、聖多明我堂〔Igreja de S.Domingos,即板樟堂〕、聖方濟各堂〔Igrejade S.Francis,即伽思蘭寺〕、聖奧思定堂〔Igreja de Augustin,即龍鬆廟〕、聖安多尼堂〔Igrejade S.Antonio,即花王廟〕、聖老楞佐堂〔Igrejade S.Lawrence,即風順堂〕、聖辣匝羅堂〔Igrejade S.Lazarus,即麻瘋廟〕。同一聖教會,而昭事欽崇,但作聖之功不同,故建堂而各自焚修焉。若聖多明我、聖方濟各,則苦修克已者:聖奧思定,則禮貌相似,而規誡少寬。聖安多尼、聖老楞佐,皆統於聖伯多祿,雖潔身修行,而稍存世俗,專於統理教眾之婚娶喪葬之典焉。百粤之麻瘋為甚,聖辣匝(羅)專顧濟人而救療之。又有聖母堂者,以慈悲為名,專於收育遺嬰,並憐惜貧而無告者。又有別一堂,以病院為名,凡有病之男女老幼無扶持者,遠來孤旅無依者皆歸於是而顧護之。其藥餌之費,服役之人,皆各堂共襄資斧,不使一人獨為君子也。聖保祿堂,俗訛為三巴,是耶穌會士所居,修雖苦而行不外露,禮從俗而規矩愈嚴,不特絕色、絕財,並絕意而惟順長之命,且絕位而無居上之心。如畢今梁〔Franciscus Sambiasi,按:畢方濟字今梁〕、湯若望、南懐仁皆近宸躬,膺朝命,受恩榮,未嘗以爵位自居。缘遵其會中之成規,故不敢踰越而違教範也。至於濟眾博施,不特顧病者幼者,而貧者苦者,七日之內,兩給其衣食用。而又設立義塾,不特教其英才,即牧竪廝養,咸得就小學而學焉。小學有成,升入大學,更資其衣食,而望其成材。學既通明,或願修道,或欲經營,仍任其自主焉。故三巴堂獨高昂而宏麗,百凡功業,均與他堂不同,惟守誡持齋,七時祈禱,聽鐘聲而作息,則彼此無異焉。至於礮臺亦不一。其大而可名者,曰漫地礮臺〔Fortede Monte,按:即大礮臺,又稱三巴礮臺〕,其亞礮臺〔Fortede Guia,即東望洋礮臺〕、法蘭濟斯礮臺〔Fortede S.Francis,即伽思蘭礮臺〕、蓬巴而底礮臺〔Fortede Bomparte,即南灣礮臺〕、罷辣礮臺〔Forte de Bar,即娘媽角礮臺〕、西紐爾擺礮臺〔按:中西文名待攷〕。各佔山頭,據要害,架礮數十。礮之量有容藥七八斗,襍陳瓦礫磁爿四五斗者,有容藥五六斗,並鉛丸七八觔者二三十也。礮之能可擊四五十里,摧堅裂厚者。更有中函小礮數十,於出則高飛遠舉,横衝直撞,而出人不能備禦者。吾國中舊有佛郎機、紅夷砲,雖亦皆西製,以與之較,則倍之又倍焉。東向而立,則九州〔按:州應作洲〕、馬膠、虎頭門俱足以防;南面以對,則南嶺之三洲、百腳島皆賴以衛。西鎮香山、黃連、小覽〔按:覽應作欖〕、太平等海口子,則海賊、黎蠻、倭寇,均不敢由此而出入,保障東南,藩籬百粤,功屺渺小哉!乃有擯而為界外者。因存其本國之風,衣冠猶在,語言猶在。若吾不以為外,而以孔孟之書,周魯之禮代之,一道同風:而後用其昭事之道,以導吾民,則人知愛敬天主而愛人,是無偷薄之人,舉國皆天民矣。用其格物窮理之學,以啟吾國之才俊,則物理可辨,推測可明,精微可盡。《大學》格物致知之章,可以補其闕失矣。用其勇,以制伏不臣,則無思不服,率土皆王臣矣。用其税以充國用,則餉額無虧,縣有攸賴矣。以如是之地,如是之人,如是之道,如是之學,如是有功於吾國家者,而又視為外夷,擯為界外,不亦深可慨也夫,抑亦不知究也夫”。
這是出自清初一位奉教的中國文人之手的一段關於天主教與西洋技藝的重要文字。這段文字介紹了當時澳門各天主教堂、天主教各修會,以及教會之慈善事業和教育事業,而特詳於耶穌會,對耶穌會士頗多讚美之辭,然陸氏其時尚未入會,故謂畢方濟、湯若望、南懐仁等“遵其會中之成規”,猶會外人口脗。明末清初的西洋技藝,最受朝廷和士大夫重視的莫過於曆法和礮術。一些士大夫僅因為重其治曆鑄礮之法而與西洋教士往還,即所謂“宗其學而不奉其教”。陸氏則“宗其學而奉其教”,對西洋治曆鑄礮之法,自然更為重視,觀其述耶穌會士進京供職和澳門礮臺之文字可知。文中主張“用其格物窮理之學,以啟發吾國之才俊,則物理可辨,推測可明,精微可盡,《大學》格物致知之章,可以補其闕失矣”,直謂西方之自然科學和哲學有優於中國文化之處,應在中國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取西學之長,為我所用,在當時可謂遠見卓識,故稱陸氏為中國人主張向西方學習的前驅者,殆不為過。明末奉教之士大夫,多認為天主教有合儒、補儒之功用。文中主張以孔孟之道,周魯之禮化導西人,以天主之道行於中國,化導民俗,正是這種合儒、補儒觀念的表現。由於當時清政府尚未解除海禁,文中一再為將西人視為外夷,擯澳門於界外鳴不平。殊不知較之在遷界中蒙受空前慘禍的廣東沿海百姓,澳門西洋人已是極為幸運的了。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之著述事業,與傅教事業同樣可觀。陸希言為華籍會士之勤於著述者,除《墺門紀》外,陸氏有關天主教的著述還有:《聖年主保單》二卷,刊於康熙四十年(1701);《億説》一卷:《週年主日口鐸》二卷。並曾輯在華教士130餘人事迹為《鐸德姓氏錄》。(25)
陸希言在《墺門記》中僅言:“予於康熙庚申〔十九年〕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按:柏應理字信未〕至其地”,並未提到與之同行的吳漁山,其後卻與吳漁山結下不解之緣。康熙二十四年(1685)吳漁山在蘇州天主堂,不久赴上海,即由陸希言綜理堂事。二十七年,吳漁山晉升司鐸,陸希言則入耶穌會為修士。其後漁山主持上海一帶教務,希言則作為輔理修士居上海,為教徒講解教理。希言七十壽誕時,漁山以詩畫為壽,題日:“壽思默同學先生七十”。漁山與希言一同至澳學道,同為耶穌會士,同在上海傳教,宜其以同學相稱。其詩云:“皓白鬚眉七十強,平生學道壽都忘。可知道在年光去,能惜分陰為道忙”。(26)希言卒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葬於上海。而漁山之卒,後希言十四年,亦葬於上海。
此外,乾隆五十年(1785)甘肅省拿獲之天主教犯內有劉多明我其人。劉多明我陜西臨潼人,與父劉一常、兄劉志唐“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前往廣東,即在澳門地方,跟隨西洋人巴拉底諾,習教多年。迨後巴拉底諾回西洋,該犯於四十二年〔1777〕回至西安,每年得受西洋人番錢八十五圓,係由焦振剛、秦伯多祿二人帶給劉必約,轉寄該犯。嗣經來往涼州、甘州一帶,仍回西安。四十八年〔1783〕在渭南地方,認識西洋人方濟各。四十九年〔1784〕又見過一次”。(27)劉多明我至澳隨西洋教士習教,長達十五年,當已成為教士,潛回內地傳教後,每年得受西洋番錢85圓,應為常年傳教經費。至於是否為耶穌會士,文獻無徵,姑置闕疑。
那些以澳門為津梁,送往外國培養出來的教士,就其從澳門啟程時間先後,敍述如下:
沈福宗教名彌額爾·阿爾豐索(Mikelh Alfonso),原籍不詳。康熙二十一年(1682)隨西洋教士柏應理自澳門前往歐洲。吳漁山本擬隨柏應理至歐洲,至澳不果行,而由沈福宗隨同前往,蓋沈較吳有其優越條件:年輕,且已學成拉丁語。1684年柏應理曾攜沈福宗至巴黎,覲見法王路易十四(Luis XIV),同年9月某法文雜誌的一篇通訊稱,柏應理“帶來的中國青年,拉丁語説得相當好,名曰Mikelh Xin。本月15日他們二人到凡爾賽宮,獲蒙皇帝召見,在河上遊玩,次日又蒙賜宴。……皇帝在聽完他用中文所誦念的祈禱文後,並囑他在餐桌上表演用一尺長的象牙筷子的姿勢,他用右手,夾在兩指中間”。沈福宗還向西人出示孔子像,用中國毛筆書寫。沈福宗歸國的情形,西文記載頗有出入。1726 年的拉丁文《葡萄牙會省歷年年鑑節要》説他抵歐洲後,由栢應理安置在里斯本初學院,並曾到羅馬肄業。與西洋會士紀理安(Kilian Stumpf)同船回國,康熙三十三年(1694)抵澳門。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則説他學業完成後,晉為司鐸,陪同柏應理回華,卒於途中。考柏應理回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柏氏因途經果阿海外遇到風浪,頭部為一行篋所傷去世。同行15 名司鐸及修士,僅三位司鐸抵達中國。(28)這三位司鐸中是否有沈福宗其人,尚不得而知。
樊守義字利和,教名類思,山西平陽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生,四十六年(1707)隨被康熙帝派往教廷的法國耶穌會士艾若瑟(Joseph－Antonius Provana,名遜爵)同往歐洲,其旅程由澳門經南洋至巴西,四十七年(1708)抵葡萄牙,見葡王。四十八年(1709)往西班牙、意大利,謁見教皇,即在意大利求學,入耶穌會。五十七年(1718)自里斯本登舟返華,葡王為之設宴,本擬偕葡使同行,葡使以病不能成行。葡王特備快船一艘,禮物七箱,命艾若瑟代為呈獻中國皇帝。五十八年(1719),艾若瑟於東歸途次卒於好望角,守義攜其遺體返華,後由康熙帝遣內務府官員葬於廣州城外瑤臺鄉側。五十九年樊守義抵華時,康熙帝欽召入覲,詳詢一切,乃著《身見錄》以進。旋在北京附近傳教,遍歷東北及山東。乾隆十八年(1753)卒。(29)
《身見錄》為中國人所撰的第一部歐洲遊記,現藏羅馬國立圖書館。茲從方豪教授《中西交通史》摘引其與
門及葡萄牙有關者:“〔丁亥季冬,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起自嶴門,登巨艦,備資糧,浩浩洋洋,洪無際涯,向西南而晝夜行焉。……〔四十七年〕八月初,始抵大西洋波爾多嘞爾國。進海口,多有築防守礮臺,凡洋物至此,則發號礮查明報知有司,方許入。行五里,即見京城,城有大河一道,從內地出流於海,停泊洋船三四百。是日也,余登岸,居耶穌會院,修士乍見,殷勤如故。即送安頓,銀器俱全。視風景,壯麗可觀。允稱富國,無物不備。地多泉穴,其房俱三四層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極崇美。若天主堂、聖母堂、聖人堂,純用石造,奇峻特異,雕飾供器,悉以金銀。修道院頗多,而每院修道者凡數百。并設學校,分小學四品,中學二品,大學三品。且有養濟院數處,甚廣大。更多富貴園囿。第三日國王召見,其宮殿之崇美,目所未覩者也;外設兵衛,內侍群僚。王之右有弟三人。王年近二旬,容顏溫勵謙和。異日復見王,命朝內遊。見紅帳覆牆,或錦或繡,若繪畫然,夏以磁器掩下截。玻璃窻,花氈墊,金鑲凳,水晶槕,炫耀人目也。而朝內亦有天主堂,王之便於瞻禮者,往謁大臣者,華差減耳。又翌日,王與后往宗堂謝主,其輿服華麗,則又不可勝述矣。國王之誕,余與往祝其禮。國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親王手,或問答,或退班,約略如是。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也,居其國已四月矣。及辭行,給水陸照各一紙,赠程儀,王公大人各有所饋。爰起程東行,過依大利亞國,……至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復回波爾多噶利亞國,復見國王。即賜見,溫厚賜問良久,又賜黃金一百。於五十八年三月初旬至大西洋波爾多噶利亞國起身回中國,於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至廣東廣州府”。(30)
樊守義與艾若瑟同為康熙帝欽派,故得里斯本朝廷如此隆重接待。就目前所見,這是中國人關於葡萄牙最早的見聞錄,比謝清高《海錄》的記載還早大約一個世紀,彌足珍貴。
李安德陜西城固人。生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一説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1691－1693)。其家族相傳自明代即已信教,在安德少年時代遷居四川。當時四川有外方傳教會士白日昇(Basset)和梁宏仁(De Labaluére)授以拉丁文。四十六年(1707),兩教士因不願領官府傳教票而被逐出內地,遂攜安德同往澳門。白日昇不久去世,安德在梁宏仁和赫宣(Petrus Hervé)指導下繼續攻拉丁文。赫宣亦於是年隨教廷使節多羅主教(Cart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被逐至澳門。四十八年(1709),安德在多羅手中落髮,為外方傳教會華籍修士。一日,多羅當意、西、葡諸國教士集會時,發表一番措詞嚴属的談話,謂中國人傲慢、反覆無常、忘恩負義,因此不能領受司鐸品職。這種措詞使安德終身難忘。
四十九年或五十年(1710—1711),安德被送往設在暹羅首都大城(Ayuthia)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總修院,從這時起,至雍正以後,川、滇、黔等省的外方傅教會的華籍修士,皆至该院求讀。安德在總修院留居15年。雍正三年(1725)晉升司鐸。回國後先抵廣州,派往福建興化傳教。乾隆十一年冬,外方傳教會士、四川主教馬青山(Martiliat)赴澳門,次年致函安德,以全省教務相託。安德遂往四川主持教務。此後每年9月或10月,安德必派人至澳門,將用拉丁文書寫的日記送交外方傳教會賬房神甫,轉交馬主教。回川時則攜帶生活費、宗教用品和函件。二十年(1755)馬主教去世後,安德仍逐年寄送日記,直至二十九年(1764)。
在此歷時17年,長達831頁的拉丁文日記中,包括安德個人的生活,尤其是傳教工作和行程,他向外方傳教會駐澳門賬房神甫的報告,他的送信人員的報告。在各教友集中地所行聖事統計,上傳信部書及致中國神甫與外國通信人士書札的部分底稿,一篇四川宗座代牧穆天尺(Mullener)主教的傳記。這部日記在本世紀初被巴黎外方傳教會士陸南(Adrien Launay)在該會巴黎總會檔案中發現,稱之為一部有科學價值、藝術價值和哲學價值的歷史典籍,並整理付印。遂使李安德成為迄今為止唯一有拉丁文鉅著的中國人。
李氏長期傳教於四川,有十年時間獨力主持全省教務。每年的經費及生活費,僅有從澳門送來的400法郎。二十六年(1761)曾在成都被捕。次年出獄後,賴借債度日。其後兩耳失聰,不能再管理教友,乃一心教授學生,栽培司鐸。在成都附近鳳凰山,居於一座草屋中,成立四川第一所修道院。三十八年十二月(1774 年1月)去世。平生栽培司鐸甚多,多送往暹羅深造。(31)
另一位外方傳教會華籍司鐸為黨懐仁。黨懐仁陜西武功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生。九歲即在成都隨法國會士梁宏仁學習。四十六年與李安德同隨師至澳門,並同受落髮禮,同往暹羅總修院學習,且與李氏同晉司鐸。雍正四年至十一年(1726－1733)在廣東傳教,後至福建。曾被捕入獄,備受酷刑,乾隆二年或三年(1737－1738)至四川。曾購置鳳凰山墓地,十年(1745)病死,即葬於鳳凰山。(32)
劉漢良教名保祿,宣化人。約生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乾隆五年隨法國耶穌會士吳君(Pierre Foureau)自澳門起程,途經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y),七年抵巴黎。十二年(1747)入耶穌會。十五年(1750)隨法國教士錢德明(Joseph Amiot)返中國。返國後在北京附近傳教,曾至東北及山東慰問教友,又嘗至熱河。五十九年(1794)返北京。其後不詳,卒年當在八十歲左右。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其函件草稿28件,函件中有表明志向者:‘‘他日不拘何用,或送中國之學生赴西洋,或迎西洋之神父以至中國,雖萬死不辭”。(33)可謂信德甚堅者。
與劉漢良同隨吳君神甫至法國的還有藍方濟、曹貌禄、陶某、唐某四人。藍方濟,河北人,雍正五年(1727)生,乾隆十三年(1748)入耶穌會,十八年(1753)晉司鐸。同年與曹貌祿及陶某隨西洋教士Roy返國,十九年(1754)抵澳門,入湖廣傳教,曾被捕。旋赴北京。嘉慶元年(1796)卒,在耶穌會27年,傳教42年。曹貌祿,粤人,雍正六年(1728)生,入會、晉鐸、返國皆與藍方濟同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湖廣,襄西士傳教,卒年不詳。陶某,教名,生卒年里不詳,乾隆十八年(1754)與藍方濟、曹貌祿同隨Roy神甫返國。次年回國後,曾在澳門逗留數月,旋入湖廣,餘不詳。唐某,生於雍正六年(1728),乾隆五年出國時,年纔12,習法文,進步奇速。十三年(1748)入初學院,得疾。十五年返國時,卒於孟加拉附近海上。嘗以拉丁詩記旅途所見。長達200頁,不乞助字典,錢德明歎為奇才,謂可與歐洲之大詩人媲美。(34)
據統計,1754年(乾隆十九年)在華的48名耶穌會士中,有華籍司鐸十名,讀書修士二名。1773年(三十八年)左右,有華籍司鐸15名,1775年(四十年)則有華籍耶穌會士11名。自1581－1780年,即明萬曆九年至清乾隆四十五年的200年間,在華耶穌會士(包括司鐸和輔理修士)共456名,其中81名為華籍耶穌會士,內有48名為司鐸。(35)這些司鐸均出現在這一時期。
然而,至乾隆中後期,明清時代耶穌會在華傳教事業已走到盡頭。先是在歐洲,耶穌會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分別遭到取締。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澳葡當局奉里斯本朝廷之命,逮捕在澳門的耶穌會士。當時耶穌會在澳門的住院有三所,聖保祿學院為日本傳教士之中心,聖若瑟學院專為中國之傳教士,以彌補南京、杭州、廣州之學院,此外,尚有法籍耶穌會士寓居於聖保祿學院。這一年,葡督遣兵逮捕三院會士24人,旋押遣回葡國。1773年,羅馬教廷頒諭解散耶穌會。此諭於1775年(乾隆四十年)傳至中國,中國耶穌會遂於是年解散。(36)
三、清代之遣使會時期(1780－1840)
中國耶穌會解散後,羅馬傳信部因法王路易十六(Luis XVI)之請求,派遣使會士來華,接管耶穌會傳教事務。雖然在十七世紀末已有遣使會士來華傅教,這一時期在華的西方傳教士,還包括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和法國外方傳教會等天主教各修會的教士,而遣使會無疑是最重要的。培育華籍會士亦以遣使會士成績最為可觀。
遣使會之培養華籍教士,亦多利用澳門的特殊條件。耶穌會解散後,原屬於耶穌會的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學院由遣使會士接管。這一時期遣使會士培養的華籍會士,大多為從內地選送少年修士,至澳門進一步培養。
道光九年(1829),葡籍會士薜瑪竇為逃避官司,從北京逃至位於長城外的蒙古西灣子,從當地派遣八名華籍修士至澳門,交南彌德(Louis－François Lamiot)進一步培養。道光十五年(1835)法籍會士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接替薜瑪竇主持該地教務後,仍積極為澳門聖若瑟學院凖備修生,他讓有聖召的兒童先在當地備修院學習拉丁文,然後送至澳門。在二十二年(1842)以前,所有的北方修士都被送至澳門深造。(37)
江南方面,自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南京主教南懐仁(Godefroid－Xavier de Laimbeckhoven)歿後,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耶穌會士重返江南的五十餘年間,江南教務由11位遣使會司鐸共同維持,其中有華籍法國遣使會士二人,華籍葡國遣使會士二人,澳門葡國遣使會會院所培養之華籍司鐸五人,而西洋司鐸僅有法國遣使會士二人。(38)
在澳門葡國遣使會會院所培養的五名江南華籍司鐸中,有張紹臺其人。雲間(按:即今松江)沈韞輝撰《聖味增爵會(按:即遣使會)司鐸西滿張公諱紹臺墓誌》稱:“我绍臺張公者,籍由畿輔,系出清門;超性過人,早矢潛修之志;幼時邁眾,即堅嚮學之心。孝友格以至誠,因離家而就道;詩書敦其夙好,遂負笈以從遊;迹託海隅,途經萬里;神怡秘籍,日誦千言;不惜蠻煙蛋雨之衡、能辨蝌字蟲書之誤。德性臻於無間,學業抵於有成。方余隨兩季父在澳讀書也,夙切斗山之仰,時倚几席之旁。維時,公及余之兩季父,俱已成品,幸獲追陪,常聆緒論,如手足之親,相聚五年,盟同金石;遞分兩地,悵隔雲山。憶公由澳北旋,設帳京師六載:嗣以養疴,寄鐸江左:而余亦由京奉命回南,其間聚散之感,契慕之殷,幾歷數年,欣慰一旦。……公之修辭立誠也,先器識而後文藝;一篇娱目,七克洗心,暇輒詠吟,消除世慮,積成卷帙,洞見本原,將繕寫以付手民,願流傳以勗同志,其於報本返始之道,憂時濟世之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39)
據沈韞輝《墓誌》,張紹臺生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歿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澳學道,歷時五載,且已成品,則其至澳,當在嘉慶十四年(1809)前後。沈氏謂其“暇輒詠吟”,“積成卷帙”。其中有關天主教者必多,蓋吳漁山天學詩之流亞,惜未見傳世。徐宗澤載,1837年(道光十七年),江南教友聞意大利教士羅伯濟(Mgr de Bési)自羅馬至澳門,乃由王若望、張西滿二華鐸領銜,呈請願書於北京主教畢學源(Pires Pereira),懇請派其為江南副牧,代理江南教務。(40)西滿即張紹臺教名,其時距其去世僅六年。紹臺歿後,葬青浦七寶鎮。
沈韞輝《墓誌》更透露出一個消息,其二位叔父亦與張紹臺一同至澳學道,俱已成品。據方豪教授攷證,沈韞輝本人後亦晉司鐸。晚年歿於北京。(41)
在青浦縣七寶鎮華籍遣使會司鐸張紹臺墓旁,有同會司鐸金世達墓,碑文由崇明川沙同會司鐸沈邦彥撰,碑文稱:“君諱世達,號逸雲,直隸廣平府威縣人,幼而岐嶷,至性過人,早失怙恃,矢志修業,年十七,即離家赴都,就東堂讀書。越五年,至澳門,其於身心性命之學,致知窮理之功,研慮説心,靡間寒暑。時余亦從遊在澳,與君懐丹鉛、共晨夕者數載。嗣余與君先復出澳至都,僑居南堂,奉畢牧命,俱司鐸雲間。自是我兩人之蹤跡,不越百里之內。……君襄理教務,幾三十年,經理並用,有合乎古,不違於今。……君生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十一日,卒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二十日,年五十有八。”(42)
碑文謂金世達至澳門時年22歲,按中國虛齡算法,在嘉慶十六年(1811)。金世達與沈邦彥出澳至都,俱僑居南堂。南堂當時為葡籍遣使會士所居,則二人在澳當就讀於葡國遣使會會院,學成後至京襄助葡籍會士。畢牧指葡籍遣使會士畢學源。畢氏於1806年(嘉慶十一年)祝聖為南京主教,然始終未到南京就任,而留在北京掌管该教區事務。其時當陳若望、德天賜案件之後,清政府加強禁教,西洋教士入內地傳教更加困難,故當金、沈二位華籍司鐸進京後,旋命其前往江南傳教。
在廣東方面,1830年(道光十年),隸屬澳門教區的順德、海南、韶州、肇慶、南海、南雄六個傳教區有中國教徒6090人,由七名華籍司鐸掌管教務。(43)這七名華籍司鐸很可能全部或大部份為遣使會士,由澳門遣使會會院培養出來。
至於澳門本地,據可靠的教區及修院記載,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共有17位華籍司鐸,没有一位是出生於澳門的,他們中有三位來自北方,15位出生於廣東省,12位幼年隨近親來澳定居或在澳有近親。(44)作者雖未能確定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以前的華籍司鐸人數,然這些華籍司鐸為遣使會士,由澳門遣使會會院培養出來的可能性更高。
在澳門,主要由葡籍遣使會士掌管的聖若瑟學院,承擔培養華籍教士的工作。瑞典學者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稱:“這一學術機構的首要目的是向中國提供熱心傳道的教師。年輕的中國人,數量不超過12名,被接納進入修院,獲取必須的知識。如果他們真誠地表示想要成為神甫的願望,那麽對他們實施的教育將把他們領上這條道路。但候選人得到第一個聖職一般需要十年的時間。那些使命尚不甚清楚的人,則需要等待更長的時間,或者離開修院。……教師們講解葡文和拉丁文語法、算術、修辭學、哲學、神學等等。很多居民的孩子進入該校,儘管其中很少有人會成為神甫。……1815年〔嘉慶二十年〕,有八名年輕的中國人,二名馬來人、16名澳門出生的男童住在該修院。1831年〔道光十一年〕,修院中有七名年輕的中國人,二名來自馬尼拉的男童,其父為葡萄牙人,以及13名在澳門出生的學生”。(45)
這一時期雖然僅有六十年,由於清政府繼續實行禁教,華籍教士在教務中顯得越發重要。在華天主教各修會培養的華籍教士,較以往兩個時期有較大增加。據不完全統計,1810年(嘉慶十五年),廣東有華籍教士四名,歐洲教士二名;北京教區的直隸、山東和遼東有華籍司鐸若干人:南京教區的江南和河南有華籍司鐸三至四名。山西有華籍司鐸九名,歐洲司鐸五名。四川、雲南、貴州有華籍司鐸八至十名,歐洲司鐸六名。福建、浙江、江西有華籍司鐸四名,歐洲司鐸五名。(46)以上有明確數字的各省,華籍司鐸與歐洲司鐸的比例為31∶18。華籍司鐸人數已超過西洋司鐸。
再以遣使會為例,1840年,中國遣使會共有會士54名,其中華籍會士30名,法籍會士18名,葡籍會士六名。1697－1844年(康熙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四年),中國遣使會共吸收華籍會士60名,其中58名登受鐸品。(47)
除遣使會士之外,這一時期較重要的天主教在華傳教團體還有羅馬傳信部和巴黎外方傳教會。早在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已在暹羅大城設立修院,開始培養華籍教士,其後遷至安南、本地治里和檳榔嶼。1732年(雍正十年),羅馬傳信部教士馬國贀(Matteo Ripa)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創辦聖家書院,又稱中國學院或文華書院,以培養華籍教士。由於這一時期兩個傳教團體均在澳門設有賬房,送往國外培養的華籍修士,大多亦以澳門為津梁,雖然還有從東京(按:即今越南河內)到四川的通道,但如果没有澳門,賬房神甫“就會發現他們的工作要困難得多”。(48)
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來華的英國馬憂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中,有四位自那不勒斯聖家書院學成歸國的華籍司鐸,即安神甫,王神甫,李雅各神甫和周保羅神甫。他們是副使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物色來的,從樸茨茅斯免費乘坐使團的船返回中國,條件是擔任使團的翻譯。安神甫曾教斯當東之子托瑪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學習中文。但當船隻到達澳門時,安神甫和王神甫、周保羅神甫皆因害怕遭到清政府的迫害,在澳門登陸,離開使團。李雅各神甫則在使團訪華期間,穿着英國服裝,改用英國姓名,在官方場合擔任全部口譯工作,直至使團返英時,纔在澳門附近與特使告別,換上中國服裝,到中國西部某省的教會去擔任傳教工作。(49)
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士,是當時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些中國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士的產生,皆與澳門有莫大關係,這從一個側面説明了,澳門與中國內地有着不可分割的歷史聯繫,以及澳門作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所起的作用。
註釋:
(1)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1988年,上冊,頁66。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商務印書館1993年,下冊,頁495。
(2)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下冊,頁493。
(3)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頁243—244;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89－91: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史概論》,土山灣印書館1938年,頁366－367;張維華《晚學齋論文集》,齊魯書社1986 年,頁509。
(4)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上冊,頁248,下冊,頁363: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90－91、94、135;張維華《晚學齋論文集》,頁512—513、517;謝和耐《中國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45 －146。
(5)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光啟出版社1986年,頁111,122－134: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下冊,頁94;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92。
(6)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122、219、228、238、242;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下冊,頁508－509;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頁1－2;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178、274－276。
(7)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下冊,頁521－525;裴化行、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下冊,頁518－521;MontaltodeJesus,HistoricMacao(《歷史的澳門》),HongKong1984,pp.68—74。
(8)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下冊,頁526—531;裴化行、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下冊,頁521－523、527。
(9)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頁350－351;張維華《晚學齋論文集》,頁511;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90—91、164。
(10)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166－168:方豪《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李定一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二冊,臺北正中書局1979年,頁237、240—241:參閲ManuelTeixeira,The Fourth Centenaryof the Jesuitsat Macao(《耶穌會士在澳門四百年》),Macao 1964,p.15。此書謂倪雅谷於1601年入耶穌會。
(11)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160。
(12)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147、150、192—193、196: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下冊,頁603。
(13)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下冊,頁614: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華國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五冊,頁34－35:Manuel Teixeira,The Fourth Centenaryof the Jesuitsat Macao,P.15。
(14)轉引自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上冊,頁96。
(15)仝上,下冊,頁494。
(16)仝上,下冊,頁523;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107。
(17)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冊,頁177: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頁146。
(18)孔沙萊《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傳》(JoséMa.González,El Primerobispo
Chino)謂在羅文藻之前,尚有兩位華籍多明我會士晉升司鐸,然僅知其西名,一為Dionisio de La Cruz,一為Antonio de Santa Maria。前者生於正德五年(1510),曾任方濟各·沙勿略之神師,約萬曆二十八年(1600)卒於委內瑞拉。後者為中葡混血種,萬曆十一年(1589)在澳門入會。然兩人晉鐸後,似未在國內傳教,故歷來均以羅文藻為第一位華籍司鐸。參閲方豪《吳漁山<哭司教羅先生>詩箋釋》,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年,頁124－125。
(19)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頁108。
(20)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197。
(21)李定一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二冊,頁237,241—242。
(22)暴煜修,李卓揆等撰《香山縣志》,乾隆十五年刊,卷八濠鏡澳條,頁34、41: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嘉慶五年刊,卷上《官守篇》,頁34—
35。
(23)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250稱:“希言為我國天主教史一大功臣,乃埋没不彰,悲夫!”
(24)戴裔宣《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頁3－6;西文引文見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30:ChangTien－tse,Sino－Portuguese Tradefrom1514－1644,Leiden1934,PP.92—93。
(25)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49年,頁94、378;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242—250。
(26)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243—247;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78。
(27)故宮博物院編印《文獻叢編》,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234。
(28)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181、200－202。沈福宗青年時代已有相當好的拉丁語水平,必己接受天主教育多年,然其為澳門本地,抑或中國內地之教徒,赴歐前接受天主教育之地為澳門,抑或內地？均有待進一步研究,故將其事姑繫於此。
(29)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冊,頁186－187:氏《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27－35。
(30)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冊,頁187—189、195。
(31)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122－132。
(32)仝上,下冊,頁129。
(33)仝上,下冊,頁156。
(34)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158－159。
(35)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頁268、294－295。
(36)仝上,頁286。
(37)樊神父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臺北華明書局1977年,頁146、160、166。
(38)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頁272－273。
(39)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242－243。
(40)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頁271。
(41)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244—245。
(42)仝上,下冊,頁246—247。
(43)Andrew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in China: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in China,Boston1836,P.161。
(44)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一輯,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不記頁數。
(45)Andrew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in China,P.39。
(46)George Thomas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icesRelating to China(《中國叢談》)。London1822,PP.82－84。
(47)衛青心著、黃慶華譯《法國對華傳教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87;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頁295。
(48)費伊撰、章鴻康譯《鴉片戰爭時期法國天主教會在華的活動》,《中外關係史譯叢》第五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頁223。佩雷菲特著、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1993年)頁531稱:羅馬傳信部駐澳門的賬房神甫“把收到的錢轉交給在中國各省的傳教士,把中國修道院的修士送到意大利學習,把那些剛學成回國的新傅教士安排到各自的教區”。
(49)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商務印書館1963年,頁200、526;佩雷菲特著,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頁6、36、56、531、635、637－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