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從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間葡人入據澳門以後,到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人強佔澳門以前,中國對澳門享有完整的主權。明清政府一直在澳門設置官吏、推行政令、徵收關税、駐紮軍隊,有效地行使統治權。並在遵守中國法律的前提下,給予葡人一定的自治權。中國的高級官員,從明代的海道副使,到清代的欽差大臣、督撫司道、將軍提督,也不斷巡視澳門,代表中國行使對澳門的主權。
1989年12月,澳門舉行紀念林則徐巡閲澳門一百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作者曾遵陳勝粦師之囑,撰有資料性短文《明清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簡介》,以供參攷,最初並無發表之意,後竟被作為附錄,載入研討會論文集。(1)數載之後,回頭細讀,令人汗顏。今據近年讀書所得,重撰此文,以期對昔日之麤疏誤漏,有所補正。部份資料得之不易,且涉及巡視細節,故徵引稍詳,以存文獻。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39年9月3日)林則徐巡閲澳門以前,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進行描述。
一、明代萬曆時期
萬曆時期巡視澳門的為廣東巡視海道僉事喻安性(按:喻或作俞)。
關於他巡視澳門一事,有這樣兩段記載:“四十一年〔1613〕,海道俞安性詳請兩院勒碑,禁約澳彝畜〔蓄〕倭。略曰:‘倭性狡鷙,澳彝畜之為奴,養虎遺患,害將滋蔓。本道奉勑受事,憑藉兩臺制馭,巡澳察彝,追散倭奴凡九十八人還國。除此蟊賊,爾等遂得相安樂土。此後市舶不許夾帶一倭,在澳諸彝亦不得再畜幼倭,違者倭與彝俱擒解兩院,軍法究處’。四十二年〔1614〕海道禁約略曰:‘澳彝驕悍不法,議者有謂必盡驅逐以清疆宇者,有謂移出浪白外洋不容盤踞內地者。本道念諸彝生齒蕃衍,不忍其纍纍若喪家之狗。當於巡澳日申以國威,隨皆弭耳向化。因摘其犯順五款,行香山縣遵諭約束,免其驅徙。詳奉兩廣部院張〔按:即張鳴岡〕、巡按御史周〔按:即周應期〕,五款准勒石立碑,永為遵守’。”(2)
“四十三年〔1615〕……十月,粵督張鳴岡奏:‘粵海旦夕以濠鏡澳夷為兢兢,多蓄倭奴,以為羽翼。臣令道臣喻安性、香山縣令但啟元,躬視澳中,宣上威德,獻出倭夷一百二十三名,待以不殺,令歸本國,已載舟而掛帆矣。夷目咩吵啷
等,立狀為之永禁’。”(3)
引文中提到的“海道”,即西方文獻中的Haitao或Haito,詳稱應為巡視廣東海道按察司副使或僉事。明代地方官制,每省設按察使一人,下設副使、僉事若干人,分司兵備、提學、巡海、清軍、驛傳、水利、屯田諸巡道。以副使分司巡道者,其秩為正四品；以僉事分司者,為正五品。巡視海道一職,設於濱海省份,其品秩雖然不太高,卻是管理一省海政的主要官員。如廣東巡視海道一職,其守衛海防之責類似清代的廣東水師提督,兼管海外貿易之權則類似清代的粵海關監督。嘉靖三十二年,巡視海道副使汪柏便因為受賄而允許葡人入據澳門,居停貿易。(4)
喻安性浙江嵊縣人,進士出身,萬曆三十六年(1608)以按察司簽事巡視海道,至四十六年(1618)始由按察司副使徐如珂繼任。(5)在任期間,適逢總督張鳴岡(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即1610-1616年在任)對澳門葡人採取容忍居留而加強防範約束的政策。作為這一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喻安性與香山知縣但啟元奉命巡視澳門,並採取防範約束葡人的一系列措施。
在前引文中,萬曆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每年都有巡視澳門的記載,究竟喻安性與但啟元巡視澳門是在哪一年?作者以為當在萬曆四十一年。申良翰修、歐陽羽文纂《香山縣志》卷四《秩官》謂但啟元於四十二年始任香山知縣,然卷五《宦蹟》卻説他於四十年清審鹽場丁口,憐其疲獘,力請豁去九十七丁,並代解課,竈民為之建祠立碑於翠微村。則其始任香山知縣,應在四十年以前。大約喻安性與但啟元於萬曆四十一年巡視澳門,後面的記載應屬追記前事。
引文中一再提到驅逐倭奴一事,這是喻安性和但啟元巡視澳門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萬曆四十二年張鳴岡的另一道奏疏稱:“粵東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奴,猶虎之傅翼也。萬曆三十三年(1605),私築牆垣,官兵詰問,輒被倭抗殺,竟莫誰何。今此倭不下百餘名,兼之畜有年深,業有妻子廬舍,一旦搜逐,倘有反戈相向,岂無他虞?乃今不亡一矢,逐名取船押逐出境,數十年澳中之患,不崇朝而袪除。皆我國家靈長之福,皇上赫濯之威,坐而致之耳”。(6)與他在四十三年所奏應同屬一事。
日本統治者自十六世紀末開始迫害天主教徒。十七世紀初,許多日本教徒為逃避迫害而逃亡海外。其中一部分搭乘赴日貿易的葡船來到澳門,在葡人的庇護下定居下來。當時葡人借口防範荷蘭人的襲擊,擅自在澳門修築城垣礮臺,遂僱傭日本教徒從中協助。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説他們“借口防番,收買健鬥倭奴,以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7)明代自洪武以來,沿海一直受到倭寇的騷擾。嘉靖年間,倭寇與中葡兩國的海盜商人連成一氣,在東南沿海掀起軒然大波。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鮮,與抗倭援朝的明軍展開激戰。遂使明政府一直對日本人存有戒心,加上澳門曾發生倭奴抗殺官兵的事件。因此,清查葡人所蓄養的倭奴,將其驅逐出境,成為喻安性巡視澳門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務。
大約喻安性於萬曆四十一年巡視澳門,驅逐倭奴,並警告葡船不准再夾帶倭奴來澳之後,復於次年就葡人違犯中國法令的五個問題,詳請總督張鳴岡、巡按周應期,勒石立碑,這就是有名的海道禁約,其第一項即“禁畜養倭奴。凡新舊彝商,敢有仍前畜養倭奴,順搭洋船貿易者,許當年歷事之人首報嚴拿,處以軍法,不舉一併重治”。其他四項為禁略買中國人口、以兵船騙餉、接買私貨和擅自興建房屋亭舍。這塊載着海道禁約的石碑,就立於議事亭內。(8)總督張鳴岡之所以在給萬曆帝的奏疏中一再提及,是由於這是代表明代中國政府在澳門使主權的重要事件。
喻安性以後,明政府復規定:“海道每巡歷濠境〔鏡〕一次,宣示恩威,申明禁約”。(9)即要其後巡歷濠鏡的海道,每次都申明喻安性的禁約。足見明政府對這項禁約的重視,和當時海道對濠鏡澳巡歷的頻繁。
二、清代康熙時期
康熙時期,中國高級官員歷次巡視澳門,均與當時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有密切關係。康熙元年(1662)專鎮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等勘界至濠鏡澳,就與當時清政府在廣東沿海實行遷界有關。
順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為割斷沿海人民與堅持在海上抗清的鄭成功義軍的聯繫,圍困消滅義軍,發佈了“遷界令”,強迫從山東到廣東的沿海居民,內遷五十華里,嚴禁漁船、商船出海,田園荒蕪不准耕種,給沿海人民的性命財產造成極大的災難。
尚可喜在這一年五月以前,已奉旨會同兩廣總督李棲鳳踏勘廣東沿海,自番禺、新會、新安、東莞、惠陽至閩粵交界的分水嶺,復折回踏勘肇慶、高州、雷州、廉州所屬險要之地,為遷界作準備。十一月,又奉旨同副都統科爾坤、侍郎介山等會勘遷民。康熙元年,正式實行遷界。
自此之後數年間,廣東沿海人民蒙受空前的慘禍。屈大均記其事最為真切:“歲壬寅〔康熙元年〕二月,忽有遷民之令,滿洲科爾坤、介山二大臣者,親行邊徼,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棄貲攜累,倉卒奔逃。野處露棲,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明年癸卯〔二年,1663〕,華大人來巡界。明年甲辰〔三年,1664〕三月,特大人又來巡界,遑遑然以海防為事,民未盡空為慮。皆以臺灣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斗粟一兒,百錢一女。豪民大賈,致有不損錙銖,不煩粒米,而得人全室以歸者。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既盡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為深塹。五里一墩,十里一臺。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里,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10)
澳門所屬的香山,亦為廣東濱海縣份,人民所受之害,尤為慘烈。康熙元年,逼遷黃梁都、沙尾、北山(按:與沙尾均在澳門對面山)、奇獨澳(即淇澳)、黃旗角、潭洲諸鄉。康熙三年甲辰,逼遷龍眼都、小欖、古鎮、黃圃諸鄉。“初,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眾。平藩〔按:即平南王尚可喜的簡稱〕左翼總兵班際盛計誘之曰:‘點閲報大府,即許復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倖脱者。復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阜,樹碣曰‘木龍歲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11)
在廣東沿海人民因遷界而蒙受空前慘禍的同時,澳門卻成為當時廣東沿海唯一免予遷界的地方。據説是平南王尚可喜為澳門葡人請命的結果。當年著書為尚可喜歌功頌德的尹源進稱,康熙元年,“王勘界至香山濠鏡
,公議以前山界閘口為邊,置彝於界外。王以為既奉泛海之禁,則彝之船不許出海貿易;界內之米,不敢私運出邊。內地既不便安插,彼不知耕種,又別無營運,是坐而待斃也。恐非朝廷柔遠至意。乃與將軍督撫會題請命”。尹氏復就此發了一通議論,來讚美平南王的“仁政”:“彝亦人也,居吾之地,亦吾民也,屺無罪而置之死地哉。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朝廷之體,不宜自小於天地。則王之為彝請命,亦不第為彝計也”。(12)
遷界與薙髮、圈地同為清初著名暴政。尚可喜自順治七年(1750)始鎮廣東,至康熙十五年(1676)去世。其子尚之信襲封平南王,十九年(1680)因謀反罪賜死。尚王父子盤踞廣東三十年,以貪殘暴虐,苛政害民著稱。順治七年尚可喜與靖南王耿仲明一手導演的廣州屠城慘劇,可與嘉定屠城、揚州十日鼎足而三。強迫沿海居民遷界時,尚可喜及其藩下弁兵荼毒生靈,殺人如麻。從未有甚麼仁政!何以對澳門一隅之地區區千百“彝人”大講天覆地載的“皇仁”?説穿了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尚王父子在廣東鑿山開礦,煮海鬻鹽,經營海舶,黷貨斂財。尚可喜在踏勘濠鏡澳時,顯然考慮到與葡人貿易為其大利所在,可能還從葡人慣用的送禮行賄中得到好處,遂為葡人請命,免予遷界。同時,葡人又通過在清廷供職的耶穌會士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von Bell)居間斡旋,遂使尚可喜等的題奏獲得批准。(13)
遷界以後,厲行海禁,海舶禁止出入,“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齒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井,舍貿易又無以資其生計,乃於入香山縣隘道,曰橫石磯〔按:即蓮花莖的別稱〕,設為關閘。許買食內地米石,計口而授。月兩啟放,內貨隨之,得航出大黃、茶葉如故,轉緣禁海得獨專其利”。(14)“其內地所用犀象、香珀、哆囉、嗶吱、羽段〔緞〕、羽紗、蘇木、椒檀、玻璃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15)這大約就是尚王不忍“
彝”坐而待斃的“仁政”。尚王在廣東位尊權重,將軍、督撫、提鎮以下皆受其節制。然而卻無視法紀,縱容藩下參將沈上達進行海上走私貿易。吳興祚《議除藩下苛政疏》稱:“藩棍沈上達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結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為市。其獲利不貲,難以數計,然利入奸究,國課全無”。(16)這種走私活動,也是以“彝”為交易對手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廣東官府還“訪有不法奸徒,乘駕大船,潛往十字門海洋,與彝人私相交易”。(17)
康熙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1684),兩廣總督吳興祚兩度巡視澳門。吳興祚是清代一位頗著政績而又清操卓犖的封疆大吏。他於康熙二十年(1681),即清政府宣佈撤藩的當年由福建巡撫遷兩廣總督,至二十八年(1689)緣事奪職。二十一年即奏請廢除鹽埠、渡税、總店、漁課等藩下苛政。大約在這一年秋天,吳興祚首次巡閲澳門。其詩集中留下有關這次巡閲的兩首五律。《自香山縣渡海赴濠鏡
》云:“欲經濠鏡,薄暮正揚舲。風雨聲相搏,魚龍氣自腥。黑雲迷遠嶼,白浪擁孤汀。隱隱聞鐘鼓,蠻歸議事亭”。《三巴堂》云:“未知天外教,今始過三巴。樹老多秋色,窗虛迎月華。誰能窮此理,一語散空花?坐久忘歸去,聞琴思伯牙”。(18)詩人在秋天一個風雨交加的傍晚,乘船從香山縣城經石岐海、磨刀門的水路到達澳門。澳葡頭目聚集在議事亭,奏起音樂,迎接他的到來。詩人抵澳後,便趨着月色,遊覽三巴寺。望着窗外皎潔的明月,聽着寺中美妙動人的琴聲,詩人流連徘徊,不忍歸去。詩中沒有提到他此行所辦的公事,然總督為封疆重寄,軍政、海防皆其職責所在,澳門為海疆要地,其時從香山經關閘與澳門之間的陸路貿易已經恢復。吳興祚此次巡視,顯然具有深意。
而他於康熙二十三年春再次巡視澳門,則與清政府開放海禁,撤銷遷界令有密切關係。康熙七年(1668),由於督撫的疎請,廣東沿海部分地區展界,許民復業。然康熙元年所遷之地仍在界外。直至二十二年平定臺灣,清廷派工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按:又作席柱)巡視粵閩沿海邊界。杜臻、石柱於二十三年正月到達廣州。由吳興祚與廣東巡撫李士楨陪同,分路巡視廣東沿海各地及海島,三閲月事竣。這次巡視所辦各事,包括察濱海之地以還民,弛捕魚煮鹽之禁,設置沿海烽堠營寨,開放廣州、澳門的海外貿易。
吳興祚在此次陪同欽差石柱巡視澳門時,留下了長詩《抵香山,捨舟從陸,經翠微村、前山寨、官閘口至濠鏡
,遍觀砲臺及諸形勢,薄暮留宿》,其詩云:“……嶺外雲深抹翠微,翠微村外落花飛。負販紛紛多估客,辛苦言從裡歸。前山寨接官閘口,鬼子來迎群稽首。自從逆寇逞狂瀾,蕪草涼煙斷行走。天威赫赫靖妖氛,海宇忻然瞻慶雲。年來花柳無春色,春色於今倍十分。迴環島嶼如鱗次,昔日腴田荊棘蔽。從茲萬姓樂昇平,老幼扶攜返村肆。煙鎖雙城峙礮臺,神威八面一時開。聲驚百里撼山岳,始信鯨鯢不敢來。蠻鄉別是一風景,樓危海岸波披影。落日千家打暮鐘,令人不覺發深省。南望蕭疎十字門,青山雙畫兩眉痕。波斯未至珊瑚杳,維舟空載月黃昏。黃昏月上烏桕樹,繩牀瓦枕留客住。明日還看九里香,春風春雨寧相妬?”。(19)
詩人在從香山至澳門途中,在翠微村外遇見從澳門販貨歸來的行商,並分享了昔日顛沛流離的百姓得返故里復業的歡樂。他在關閘口受到澳門葡人的迎接,巡視時各礮臺又鳴禮礮致敬。他拒絕了葡人珠寶珍異的饋贈,黃昏時又繩牀瓦枕,寄宿僧寺。秦松齡後來撰其行狀稱:“廣東素號殷富,且僻遠,有司多削民自潤。公正己率屬,饋獻無所受,貪風為之頓息”。(20)徐珂《清稗類鈔》廉儉類首列吳興祚,謂其“以粤督解任還京,與無錫秦諭德〔按:秦松齡字諭德〕遇於瓜洲。一日會食,脱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吳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饟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21)其高風亮節,真足以令古往今來粤中的貪官污吏無地自容。巡視澳門之所為,正符合他廉介自守的一貫作風。
欽差石柱此次巡視澳門的活動,《康熙起居注》有這樣一段記載,謂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石柱奉差事畢返京後,馳赴拜察地方陛見,就巡視粤閩沿海情形接受康熙帝的垂詢,其中有關巡視澳門部分稱:“上顧石柱曰:‘爾至廣東,想至香山
?’石柱奏日:‘臣曾至其處。香山嶼居民以臣為奉旨開海之官,皆放砲以遠〔迎〕接,甚為恭敬。其本地頭目至臣前跪云,我輩皆海島細民,皇上天威,平定薄海內外,克取香山,我等以為必將我輩遷移。蒙皇上隆恩,令我輩不離故土,老幼得仍守業謀生。今又遣大臣安插沿海居民,我輩庶獲互相貿易,此地可以富饒,我等誠權欣無盡矣。皇上浩蕩洪仁,我輩何能酬答,惟有竭力奉公,以納貢賦,效犬馬之力已耳’。上曰:‘聞香山
地方周圍皆水,惟北有一小道通旱路’。石柱奏曰:‘皇上洞悉萬里之外,較臣等親至其地更為真切。彼處武官云,前荷皇上威靈,大軍直入,嶼內人等莫不震慴,故不戰而降’。”(22)澳門以僻處海隅的彈丸之地,竟這樣受到康熙帝的重視。石柱、杜臻皆為康熙帝近臣,他們以欽差的身份巡視澳門,正是代表清朝最高統治者巡視這一海疆要地和當時中國接觸外部世界的窗口,意義非同尋常。
另一位欽差杜臻則由李士楨陪同,於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3月13日至14日)巡視澳門。杜臻此行亦留下長詩《香山澳》。其詩云:“香山之南路險巇,層巒疊嶂號熊羆。濠鏡直臨大海岸,蟠根一莖如仙芝。西洋道士識風水,梯航萬里居于斯。火燒水運經營慘,雕牆竣宇開通衢。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儼鬚眉。金碧熒煌五采合,珠簾繡柱圍蛟螭。風琴自鳴天籟發,歌聲嗚嗚彈朱絲。白頭老人髮垂耳,嬌童彩袖拂冰肌。紅花滿座延上客,青鳥銜桃杯玻璃。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語嗢咿。自言‘慕義來中夏,天朝雨露真無私。世世沐浴聖人化,堅守臣節誓不移’。我聞此言甚欣喜,攬轡停驂重慰之:‘如今宇內歌清晏,男耕女織相熙熙。薄海內外無遠邇,同仁一視恩膏施。還歸寄語西洋國,百千萬
作藩籬’。”(23)
將杜臻這首詩及其《粤閩巡視紀略》所載與吳興祚的詩作比較,可看出兩詩有數點不同,反映了兩人的不同身份和風格。吳興祚赴澳已在暮春,落花紛飛,時間在杜臻之後。吳在到澳當天便巡閲礮臺,南望十字門,杜則至第二天始進行。吳與杜同在澳留宿,然吳宿於僧舍:杜則宿於葡人特為預備的賓館,杜稱:“館予之室有三層,……牀几皆泥金,地舖鮮花蕊瓣,厚數寸,紅紫爛然”。(24)這位天朝欽差下榻的賓館是何等豪華!吳詩所詠皆巡界應辦之事,有關國計民生;杜詩則多歌功頌德,點綴昇平的浮辭。詩末一段,記述他與西洋教士(白頭老人)的對話,與其説是為了慰勉澳門恭順的“白頭老人”,不如説是為了寫給北京宮廷的“聖人”看。這段對話與前引石柱奏對時關於香山
頭目表示“恭順”的一段話,內容何其相似。表明當時澳門葡人以“恭順”的姿態求得清政府容忍他們在澳居停貿易的實際情形。杜臻在巡視事竣後以母喪還里,由石柱回京覆命。倘若康熙帝事後讀到這首詩,正好證石柱奏對之不誤。
杜臻此詩沒有提到李士楨。然其《經緯堂詩集》卷四有《同李中丞登家山望嶺海》,為一同巡視雷州時作。其康熙二十三年正月辛卯(二十五日)日記則稱:“石學士、吳制院分閲龍門,先別去。予與李撫軍同詣防城,登舟於鴻飛亭”。(25)他後來為李士楨所作的墓誌銘復稱道兩人交誼及李之為官操守稱:“憶余甲子春奉命之粤東展界,自欽廉高雷至肇廣惠潮,與公聯鑣同事,晨夕奉教者三閲月而告竣。公之留心民瘼,周詳懇至,迄今猶記其萬一於日紀中。……年六十九,致政歸,士民輟耕罷市,無不奔走哀號而不能捨。……〔平生〕綺麗不設於身,珍奇不適於口。雖宦跡遍九州,而寒素如一日,尤人所難也”。(26)可知杜臻至澳時,係由李士楨陪同。亦可知李士楨同吳興祚一樣,為勤政愛民,廉介自守的好官。
開海貿易以後,清政府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設江、浙、閩、粤四海關。就在這一年,廣南韶道勞之辨和粤海關滿監督宜爾格圖、漢監督成克大巡歷濠鏡
。勞之辨在《自序》中記其事稱:“乙丑初設海關,額末定。商人仗新榷立威。乘夷演礮誤觸其船,以夷人劫貨傷人起訟端。余會同榷使宜、成二君尅期進,焚香告神,誓無枉縱。薄暮抵行館,有通事懷槖中金求見,不下陸大夫裝。余使吏人叱之去。通事白云:‘此官司進故事,納則夷人心慰,不則反滋疑懼’。余卒嚴卻之。詰朝會鞫,商辭半屬張大。余止以礮損洋船,斷償修艌銀三百兩。仍坐商以誣,欲笞之,姦商俛首。夷人扶老攜幼送及關,感激涕零而返。自此商舶
夷兩相貼服。西洋之司曆都下者,前則南君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後則閔君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傳述以為美譚”。(27)這段文字道出一個秘密,凡中國官員至澳,葡人必由中國通事懷槖金饋獻,已經成為“故事”,也就是説,已經形成一種賄賂制度。自古以來,粤東官場貪黜之風極盛。在清代巡視澳門的高級官員中,象吳興祚、勞之辨和後來的林則徐那樣,顧全國體人格,葡人饋獻無所受者能有幾人?
勞之辨此行還留下組詩《同滿漢榷部巡歷濠鏡四首》。之二云:“蓬萊絕頂上,曾眺日東昇。市本蛟宮現,樓從蜃氣凝。忽移炎徼節,重覩海雲蒸。採捕新無禁,漁家夜結罾”。之三云:“綸音來北闕,貨貝自西洋。刀劍非常製,衣冠亦采章。玻瓈浮竹葉,鈿盒貯檳榔。不識滄桑換,相呼祇大唐”。(28)既描寫了海禁初開,民得復業,貿易復通的情景,又描寫了澳中所見葡人奇特的風俗。關於粤海關監督成克大等巡歷濠鏡的情形,作者將在《清代粤海關與澳門》一文加以敍述。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兩廣總督楊琳、廣州將軍管源忠和廣東巡撫法海巡閲澳門,則與清政府禁止中國商船往南洋貿易有關。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以中國商船往南洋貿易,商人貪圖厚利,往往將船隻賣在海外,並攜帶米糧和舵水以外的人員出洋,有藉寇兵而賚盜糧,引起海盜滋事,危及沿海治安之慮,敕下兵部、九卿會議,兵部所題原案議定,禁止中國商船往南洋貿易,惟西方商船自來者不禁。“其沿海緊要口岸,泊船上岸之處,俱應設立礮臺,臣等會同督撫提鎮親往沿海地方,逐一查勘,舊有者修理,原無者增築,並令安設礮位,酌撥官兵,小心防守。更嚴飭文職遍查澳甲保甲。……至上海、崇明、乍浦及廣東虎頭門、香山澳、碣石等處海口,甚屬緊要,亦交與該地方官將出入船隻嚴行稽查”。(29)是年冬,楊琳由廣東巡撫陞任兩廣總督,入覲謝恩,而承諮詢,命與廷臣集議,並於五十六年一月奉旨頒行。為了貫徹朝廷旨意,楊琳於四月初十日(5月20日)抵任後,即於十八日(28日)先往澳門查閲。其原奏稱:“有住澳西洋頭目帶領彝兵百名站隊迎接。奴才諭以:‘皇上德意,容你們在此居往,須安分守法,不許買中國的人,不許在界外又租民人地方,蓋造房屋’。西洋人回稱:‘我等守法不敢生事。但我等本澳有船八隻,專賴貿易養活。今聞禁止南洋,我等船隻不知禁否?’奴才諭以:‘南洋不許中國人行走,你們原是外國人,皇上恩典,任憑你們行走生理。就是南洋諸國來中國做生意的,俱不在禁內,但不許帶中國人出去。……’伊等叩頭稱‘萬歲!’又據西洋人回稱:‘我們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婦,大小共有八千餘口’。奴才細訪,實有萬餘口。俱仰藉天朝衣食,又感慕皇上德威。寄居彈丸一嶼,代守險要。奴才計其食米,每歲二萬餘石,麥麵在外。伊等實實不敢生事者,惟恐禁止米麵,則饑餒自斃耳”。(30)
楊琳這次查閲的要點,與兵部原案甚有關係。其時清政府為了“弭盜”而推行保甲制度,內地州縣編查保甲,沿海島澳編查澳甲,故楊琳特地詢問並細查西洋人的人口數目。自楊琳以後,巡視澳門的中國高級官員大多注意查詢西洋人的數目。其時清政府對近海漁船及航往東洋的商船所帶口糧有嚴格限制,故楊琳特地計其每歲食米,略予限制,並用明末以來廣東地方政府慣用的手法,以饑餓政策來柑制“夷人”不敢生事。兵部原案祇對外國商船自南洋前來貿易者不禁,楊琳則將其引伸為澳門葡船往南洋貿易者不禁,謂是“皇上恩典”。這種“禁止南洋不許中國人貿易,澳門因係夷人不禁”的政策,使葡人“獨佔其利”。(31)為了感謝對葡人的“格外恩施”,澳葡理事官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呈請楊琳代進洋錦缎、珊瑚樹等西洋土物十六種,並獲得康熙帝錦緞、琺瑯器等物的回賜。楊琳在代進西物時奏稱:“澳門住居彝人感戴皇恩,每遇歲時萬壽,誦經禮拜,共祝聖壽無疆。今備具土物,呈請奴才代進,乃遠人一片誠敬實心”。(32)
查閲澳門以後,楊琳返回省城,會同將軍、巡撫、提督,商議查勘沿海礮臺事宜。在共同會勘虎門礮臺之後,復分路查勘。楊琳馳往東路惠潮諸邑;廣州將軍管源忠,廣東巡撫法海則分查廣州府屬各海口。自五月初一日至六月二十五日(5月28日至7月21日)查閲澳門、厓門、廣海各海口。(33)巡閲沿海各口事竣之後,楊琳疏言於廣東沿海險要之地修造礮臺、城垣、汛地126處,營房1380間,撥守官兵3991名,安設礮位807尊。復條奏廣東水師每年巡海制度,自南澳而西,平海營而東為東路,以碣石鎮總兵、澄海協水師副將輪為統巡。自大鵬營而西,廣海寨而東為中路,以虎門、香山二協水師副將輪為統巡。自春江協而西,龍門協而東為西路,以春江、龍門二協水師副將輪為統巡。每年分上下二班,輪番巡查。(34)隨着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矛盾的日益加劇,和西方殖民者對中國沿海的窺伺日趨明顯,自楊琳以後,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大多與海防有關。
三、雍正、乾隆時期
雍正八年(1730),清廷因廣東提督王紹緒的條奏有移駐官員、改換汛防等項,敕諭怡親王允祥及前任兩廣總督孔毓珣議覆,復諭令粤省督撫會同確議。署廣東巡撫傅泰以事關重大,且自己到任載餘,尚未親身查勘地方情形,遂於二月二十一日(4月8日)自省城起程,查勘順德、香山、新會等各縣海口,其中香山縣查勘的重點即澳門。查勘以後,傅泰鑒於前山寨僅有香山協都司及守備駐紮,其地“係西洋人及內地之人往來隘口,關係緊要,距縣甚遠。其在澳貿易民人,或有作奸走漏等弊,武員止司防守,不能彈壓。似應於此處添設同知或通判一員,與武職協同稽察。遇有爭毆、偷竊、漏税、賭博等事,便可就近發落。而文武互相牽制,其巡查亦必倍加勤慎”。(35)
然而,此事經傅泰與兩廣總督郝玉麟協商,在會題中僅改為“請添設香山縣丞一員,駐箚前山寨城,就近點查澳內居民保甲,稽查奸匪,盤驗船隻”。(36)雍正九年(1731),澳門發生奸商林興觀等私買子女賣與呂宋番船一案,廣東布政使王士俊又重提添設海防同知一事:“澳內漢番雜處,並無文員駐箚,彈壓稽查,臣前經屢請督撫二臣,議於該地添設海防同知一員,與香山協副將文武互相稽察,整輯番民,實為防患未萌之計。後奉督臣改詳,祇題添設香山縣丞,駐箚前山寨,究屬官職卑微,不能整飭。今因林興觀等私買女婢出洋一案,顯犯禁令,似應仍於澳地添設海防同知一員,凡洋船在澳出口,責令該同知稽查夾帶,以嚴中外”。(37)從王士俊的題奏可知,傅泰在查勘澳門後提出添設海防同知或通判一事,顯然得自他的建議。這個問題,直到乾隆八年(1743)纔得到解決。
與廣東巡撫傅泰查勘澳門同一年,廣東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巡視了澳門。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以廣東“盜案繁多,民俗獷悍”,仿福建、浙江、湖南等省之例,授通政司副使焦祈年為廣東觀風整俗使。焦祈年於次年四月至嶺南,巡視韶肇雷瓊諸府,至十二月巡視澳門,撰有《巡視澳門記》一篇。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形勢篇》將其事列在雍正七年,並謂“焦記現諸志不載”。作者從郝玉麟《廣東通志》找到這篇文字,茲略其自省城至香山沿途所記,錄其自前山以下部份:
“……〔十二月〕初八日〔1731年1月15日〕,至前山寨,都司守之,所以扼澳彝也。二十里至關閘,沙堤一線,蜿蜒數里。大海迴環,夾輔左右。此南北之門戶,華彝之交界處矣。前行至濠鏡澳,彝長率兵來迎。彝有黑白鬼二種,白貴而黑賤。蝟鬚魋結,髮各種種。帽三角,短衣,五色不等。扣纍纍如貫珠。咸佩刀,鞾拖後齒,繃脛上。彝長六,譯使一,迎使者入穹廬坐。以次獻技,以鼓節之。有問,則脱帽夾肘間以對。
“進澳城,入三巴寺,彝所崇禮也。極壯麗,樓可走馬。洋琴錚錚然有太古音。閲砲臺,層級而上,三面環海,淼茫無際。老萬山當其南,兩澳當其東西,九洲當其東南,虎門當其東北。天清日朗,羅列水面。若明鏡之點雲髻,而玉盤之浮青螺也。疇昔之歲,盜賊出沒,島嶼不靖。今茲風恬波平,梯航萬里,商賈不驚,蓋我朝之明德遠矣。
“澳北一山浮海中,曰青洲,與揚子之金、焦相似。草木蓊翳,有亭榭廊宇,土人指為鬼子園囿云。鬼子之居如蜂房蟻垤,可容二三萬人。此地向為市舶交易之所。自有明來,彝人叨為已有,生聚日繁。而中原估客,反僦屋而居焉。瞻矚之頃,忽大聲震動,天地海水為之簸揚,則鬼子演放大銃,以為致敬使者也。銃十二響,凡三匝,轟轟如雷霆不絕。
“使者乃返息公所,招彝長來,為之宣揚:‘聖天子威靈,特命撫綏爾等,以昭柔遠之意。其敬守此土,長享太平’。譯使前致辭,為言:‘彝等久沾聖化,無可報稱,願率其醜伍,永為外臣’。乃北面稽首,歡躍而退。使者明日遂行。
“是役也,往返不過旬日,而山海之觀,疆域之固,華彝之情識,與夫朝廷之德威,皆於使者旌節中得之矣。是烏可以不記?”。(38)
從焦祈年所記及前引楊琳與澳葡頭目的對話可以看出,這些巡視澳門的天朝大吏,是把葡人視為歸順天朝王化,遵守中國法度的“向化之夷”,為天朝守此險要之地,纔允許他們在澳門居停貿易。而葡人則宣稱願為清朝皇帝恭順的“外臣”,感戴皇恩,安分守法,不敢生事。主客之分,尊卑之辨,甚為分明。
觀風整俗使為雍正朝所特有的官職,其規制擬於督撫而品秩略低,負有稽查地方,化導民俗之責。焦祈年在任上修建書院,鉤捕海盜,簡閲營伍,以肅軍政,“奸民以符劄惑眾,擒治之,赦其株連者。西洋人置天主堂,使徙歸澳門”。(39)直至雍正十年(1732),擢光祿寺卿。其後觀風整俗使一職不復設。
乾隆十年(1745),廣南韶連道薜馧巡視澳門和虎門,撰有《澳門記》和《虎門記》。(40)薜馧巡視澳門期間,查訪得澳門西洋人的戶口,為戶420有奇,丁口3400有奇。還巡視了西洋教堂和礮臺。然其着眼點主要在海防。《澳門記》稱:“乾隆十年乙丑二月十四日〔3月16日〕,予以巡海至止,偕海防印同知光任、香山江令日暄登乃臺〔按:應指三巴礮臺〕。譯人之理事官前導,而兵目領蕃卒,手布繡旗,肩鳥銃,一十二人排右。臺方廣可百畝,中有堂,西南指十字門,東望則九洲洋,如列星羅几研間。下即宋文天祥勤王經由之伶仃洋也。西望則三灶、黃楊諸山,而北折而上為崖山也。轉而內矚,洲嶼參互,水有艨艟哨槳之比次,陸有亭障壁壘之相望,前山寨拊其背,虎門扼其吭,國家御內控外,大一統岂不偉哉!《易·坎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坎,水也。水之大者惟海。嗚呼,聖人慮變之情,茲深切矣!是故中外之防,《春秋》所謹。況於重溟連天,港渚紛歧,其為鎖鑰也亦僅爾。蠻人越洋市利,頑頡難馴。而寇攘奸宄之戶牖窺竊者,亦且出沒如魚鳥。則其所以條政教,而提防之具,可一日而弛歟?”
薜馧登上三巴礮臺,遍觀海洋形勢,聯想到“頑頡難馴”的海舶“蠻人”,及寇攘窺竊的“奸宄”,深感為了國家禦內控外,大一統的偉業,中外之防,籌海之策,不可一日而弛。(41)薜馧所記,代表了當時一部分有遠見的士大夫對國家安危和海防形勢的憂慮。清代廣東的海防,以廣州府屬沿海為中路,而以虎門為全粤咽喉,澳門是僅次於虎門的海防要地,又是西方商人寄居的中國領土,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
在薜馧巡視澳門前後,由於中國官員巡澳頻繁,澳葡當局在迎送方面已經形成一定的儀式。印光任、張汝霖記載這種儀式稱:“凡天朝官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於三巴門外,三巴炮臺燃大炮,蕃兵肅隊,一人鳴鼓,一人颱旗,隊長為帕首靴
狀,舞槍前導。及送亦如之。入謁則左右列坐。如登炮臺,則蕃兵畢陳,吹角演陣。犒之牛酒。其燃炮率以三或五發、七發,致敬也”。(42)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兩廣總督福康安自肇慶至省城,校閲廣州府屬營伍並巡視澳門。福康安為乾隆帝親信大臣(或傳為乾隆帝的私生子),生而貴盛,長於征戰,歷官侍郎、尚書、將軍、都統、總督,爵至一等公。他於五十三年(1788)鎮壓了臺灣林爽文起義,調任閩浙總督。次年移任兩廣總督,馳赴廣西,迫使糾眾滋擾的安南阮光平納款輸誠,朝覲京師。同年夏天,自廣西至省城,校閲駐防旗營及綠營官兵。五十五年二月,屆仲春開操之期,與巡撫郭世勳會同校閲撫標及廣州協兵丁。復以“虎門與順德、東莞、香山等協營距省較近,最為緊要”,(43)於二月二十五日(4月9日)自省起程,前往校閲。
福康安於二十七日(4月11日)行抵虎門,“查閲左翼鎮標之後,由東莞前赴澳門、香山,轉至順德。凡所按歷之次,檢查兵馬檔冊,照依
分等差,逐加甄驗”。(44)校閲內容包括陣式、鎗礮和弓箭。他以香山協二營及虎門左翼鎮標中、左、右三營陣式整齊,身手矯捷,命中率高,水師船隻駕馭嫻熟而列為一等。以澳門海防同知所轄弁兵及順德、東莞營較香山協、左翼鎮稍遜而列為二等。
澳門同知所轄的海防營,設左右哨把總,馬步兵一百名,槳櫓哨船四舵,馬十騎,直隸督標。蓮花莖的關閘亦有汛兵防守,由香山協管轄。(45)在福康安巡視澳門時,駐紮澳門及其附近的中國官兵,就受到這位高級將領的校閲。福康安校閲營伍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説,是為“仰副聖主設兵衛民,慎重海疆至意”。可見他巡視澳門,校閲駐紮澳門及其附近的中國官兵,仍是從海防着眼。
四、嘉慶、道光時期
嘉慶、道光時期為清朝封建統治日趨衰落的時期,內憂外患,相聯而至。而國內越是社會矛盾尖鋭,沿海越是海盜充斥:西方殖民者對中國沿海的窺伺越是明顯,清朝統治者越是感受到來自外部的威脅,清政府對澳門這一海疆要地便越重視,清朝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也就越頻繁。
十九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矛盾逐漸尖鋭,東南沿海海盜充斥,地方大吏窮於應付。嘉慶九年(1804),兩廣總督那彥成以倡撫海盜被革職逮京,由號稱能員的直隸總督吳熊光繼任。然海盜之勢依舊。1807年(嘉慶十二年)5月間,清廷調水師驍將浙江提督李長庚來粤清剿。吳熊光為與李長庚商談清剿事宜,來到澳門。澳葡當局乘機向其呈遞稟帖,提出放寬建築新屋及修葺舊屋的禁令,於25號貿易額船之外再增25號,將碇泊澳門口岸的中國鹽船和棲身岸邊的中國蛋民茅屋移往別處等五項要求。(46)
澳葡當局的請求,因“有違前例”而未獲得廣東地方政府的准許。吳熊光與李長庚在澳門的商談,也未能籌出清剿海盜的長策。其後不久,李長庚反而於十二年十二月(1808年1月)在黑水洋與海盜首領蔡牽作戰時,中礮而死。吳熊光在接到這一消息後,於1808年2月(十三年一月)再度巡閲澳門,視察海盜問題。(47)
十九世紀初,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者對中國沿海的窺伺亦日趨明顯。英屬印度殖民地大總督乘歐洲拿破侖戰爭之機,借口保護葡人不受法國的侵略,兩度圖佔澳門,企圖對葡人取而代之。嘉慶七年(1802),有英國兵艦六艘,勁兵上千,到達珠江口外,準備隨時在澳門登陸。由於澳葡頭目請求清政府的保護,兩廣總督出面干涉,加上英人獲悉英法和約已經簽字,遂將英艦陸續駛離中國海域。嘉慶十三年(1808),英國海軍少將度路利(RearAdm.William O'Brien Drury)復帶兵艦到來,率軍在澳門登陸,駐於三巴寺和龍鬆廟,並佔據東望洋、娘媽角、伽思蘭三礮臺。廣東地方當局提出強烈抗議,並停止貿易,封鎖澳門,英軍被迫撤退。
嘉慶帝以總督吳熊光“示弱畏葸”,未能親臨澳門查辦,革職充軍。以永保為兩廣總督,馳赴廣東,與廣東巡撫韓崶一同查辦。永保奏稱遵旨趕緊赴粤,前往澳門察看。然在途中去世。清廷即於十四年(1809)正月簡百齡為兩廣總督,馳赴廣東查辦。
在百齡到粤以前,韓崶以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奉旨籌辦善後事宜,即前往澳門、虎門及蕉門等各處海口,查看形勢,酌擬防範章程題奏。嘉慶帝諭以待百齡到粤後,會同詳籌妥議。(48)
百齡於香山途次接受總督印篆的次日(三月二十三日,5月7日),即帶同澳門同知及香山知縣馳赴澳門。西洋人在郊外排列隊伍,奏樂迎接。百齡等先將澳中各處礮臺及要隘形勢詳加履勘。復查得在澳居住之西洋男婦共4963名,另有西方各國來粤貿易在澳居停之商人,其中英國人40名,荷蘭人七名,瑞典人四名,西班牙人九名,普魯士人二名。
百齡又以“澳門地方,雖向係賞給西洋夷人租住貿易,究屬天朝地界,
咭唎夷人何敢帶兵前來,擅行佔據,其中顯有別情,傳見西洋夷目唩黎哆,面加詢問:‘爾等西洋夷人仰賴天朝恩庇,在澳居住生養,已二百餘年。上年咭唎夷兵入澳,不能竭力防阻,咎實難辭。大皇帝念爾孱弱,不加責罰,自當益知感激。爾等上年稟稱,咭唎為恐法啷哂滋擾澳門,帶兵前來保護,必係飾詞,此時應將實情説出’。據通事述該夷回稱:‘上年咭唎兵頭嘟路喱〔按:即度路利〕等,原説帶兵來護澳門。又帶有小西洋人書信,欲暫借澳地居住。我們原不敢私借,當即報明地方官,轉報總督。那知該兵頭恃強,竟佔住我們所設的東望洋、娘媽閣、伽思蘭三砲臺。因力不能敵,只得守住大砲臺抵防。後聞總督傳示大皇帝諭旨,不准伊等居住,始畏懼退出。我們得以照舊安居,實深歡感。……至我西洋夷人仰受天恩,在澳居住貿易,多得到益。咭唎人久已艷羨,想來佔奪生理,實是真心。……從前不敢將其來意稟出,恐他挾恨尋仇,這是苦衷。’等語”。澳葡理事官唩黎哆還呈上稟帖,請求百齡矜宥,“代為陳奏,仍准照舊安居,俾哆等世世子孫永沾大皇帝萬年恩德,頂祝靡既”。(49)以上引文,既反映出英葡之間的矛盾,又反映出澳門主權的歸屬。澳門雖然租給葡人居停貿易,仍屬“天朝地界”,葡人無權私借與英人居住,“天朝大皇帝”更不容英國兵頭帶兵強行佔住。瑞典學者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十多年後評論這次事件説:“這些結果表明,儘管葡萄牙人佔有澳門幾乎已達三個世紀之久,他們從未獲得澳門的主權”。(50)
百齡在5月7日巡視澳門時,還接見英公司駐粤大班喇
(John William Roberts)和
噸(W.H.C.Plowden)。“嚴詰以澳門係天朝地界(硃批:所言得體),
啷哂豈敢前來侵佔?即或少有不遜,天朝自有大兵剿逐,何待爾國夷兵保護,明係藉詞圖佔”。(51)喇
對英軍自行在澳登陸表示道歉,並呈遞稟帖一份,保證英國兵船不再來粤。百齡閲讀後表示滿意,‘‘微妙地拍拍他們的肩膀,吩咐他們以後要做好孩子”。(52)其後百齡代英人乞恩,仍准英國商船來粤貿易。百齡在巡視澳門的過程中,對葡人和英人區別對待,較好地維護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
返回廣州後,百齡即與巡撫韓崶,率同藩臬二司及府縣將備,籌劃海防事宜。他以澳門同知所轄海防營僅有水師兵90名,前山寨原有香山協都司率兵丁79名駐劄,嗣因香山協副將頻年出海,緝捕海盜,都司調赴縣城,經理營務,以致前山衙署傾圮,而關閘僅有兵丁28名駐紮,奏請設立前山專營,置遊擊一員,率守備千把等弁及馬步兵400名駐劄。撥把總一員,帶兵60名,專防關閘汛地;外委一員,帶兵20名,在望廈村置汛地協防。澳門同知所轄的海防營,再添兵丁十名,由水師千總,外委各一員,督率管帶。並奏請在虎門增建礮臺,增設廣東水師提督一員,駐紮虎門,統率全省水師。在蕉門海口設木椿排鏈,用舊船裝石沉塞,阻絕船隻出入,以便集中兵力,專防澳門和虎門。復以澳門南灣沿岸,自伽思蘭礮臺至西望洋礮臺一帶石堤易於爬越,英軍曾從此處登陸,令澳葡加築女牆,以資防堵。(53)
百齡和韓崶還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防範外夷規條》的基礎上,奏准頒佈《華夷交易章程》,規定嗣後外國護貨兵船不得駛入十字門和虎門海口。外商貿易完畢,應令隨船歸國,不得在澳逗留。外船到口,即令引水先報澳門同知,給予印照,由守口營弁驗照放行,如無印照,不准進口。外商之買辦,應令澳門同知就近選擇土著殷實之人,取具族長保鄰切結,始准承充,發給腰牌印照,在澳門者由該同知稽查,在黃埔者由番禺知縣稽查。在這六項章程中,第三項為清查澳門民蕃戶口,內稱:“澳內為地無多,華夷雜處,若不定以限制,恐日致蔓延。應將西洋人現有房屋若干,戶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冊申報。已添房屋姑免拆毀,不許再行添造寸椽。華人挈眷在澳居住者,亦令查明戶口,造冊存案,止准遷移出澳,不許再有增添,庶於體恤之中,仍寓防閑之意。(54)
必須指出,百齡、韓崶巡視澳門後所籌辦的一系列善後措施,雖然帶有防止中國百姓與外國人接觸,以免危及封建統治的用意,但從維護中國對澳門的主權的角度來説,辦理還是得體的。其中堅持澳門係“天朝地界”的原則,對葡人與英人採取區別對待的策略清查澳門民蕃戶口的做法,都為後來林則徐所效法。特別值得一提的事,百齡與林則徐還有這樣一段因緣:嘉慶十一年(1806),還是舉人的林則徐,擔任廈門海防同知的文案,百齡適由湖廣總督謫遷汀漳龍道,對他“一見目為大器,廣為延譽”。(55)
在百齡巡視澳門兩年之後,即嘉慶十六年(1811),新任兩廣總督松筠又巡視了澳門。松筠為乾嘉道三朝重臣,歷任將軍、都統、尚書、總督等要職。作為當時與西方接觸最多的中國高級官員,他長期任庫倫辦事大臣和伊犁將軍,主持對俄事務,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恰克圖市約》,便由他主持與俄方簽訂。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由陸路從北京返回廣東,松筠奉命陪同自北京至杭州的路程,乾隆帝嘉其沿途辦理得體,馬戛爾尼及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對他亦頗有好感。嘉慶帝派他接替百齡任兩廣總督,顯然對當時廣東中西通商及海防形勢有所攷慮。
松筠於五月初二日(6月22日)由水路前往澳門,沿途查勘順德圍湧、雞洲山及香山小欖、容奇等礮臺。初五日(25日)由香山芙蓉沙(嘉慶十五年百齡招降著名海盜張保處)出磨刀門,查勘附近海口,傍晚駛至澳門新廟附近的碼頭收泊,遂在新廟寄宿。初六日(26日)清晨,西洋頭目率番兵出三巴門,至松筠寓所前列隊奏樂歡迎。西洋番差(又稱判事官,即首席法官)隨來謁見。英公司駐粤大班托瑪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童年時曾隨其父斯當東來華,認識松筠,這時亦帶同商館其他成員前來求見。英、葡頭目均稟請由本國國王派遣使臣來華之事,松筠均以大皇帝憫念使臣遠涉重洋,跋涉艱難,俱經恩免,加以回絕。西洋番差復面稟:“現有熟悉算法之人,可以赴京當差,懇乞先行代奏”。松筠諭以:“京中如果需用此項人等,該管衙門自必奏明,行文調取,本部堂未便率行據情代奏”。(56)西洋番差的請求,顯然係應澳門西洋教士的要求提出的。嘉慶十年(1805),經常來往於澳門和北京之間,充當秘密信使的中國教徒陳若望在江西被捕,牽連到在京供職的意大利傳教士德天賜(Adéodat de St.Augustin),兩人均被作為罪犯判刑。此案發生後,清政府加強禁止天主教,原來留在北京的少數教士處於被軟禁狀態,並不再接受從澳門到北京供職的傳教士。番差的稟請和松筠的答覆,均與此事有關。
接見西洋番差和英國大班之後,松筠進澳查勘各處駮臺,在查勘娘媽角礮臺時,還到媽祖閣行香。並到西洋公事樓和英公司在澳門的商館,接受獻茶。分別賞賚,西人稟遞鐘表等項禮物,松筠酌收洋煙、洋酒、花露、洋布,分賞隨從通事。
松筠此行,與西人談論最多的是禁止鴉片一事,其時鴉片對中國的危害已日益嚴重,嘉慶帝在這一年頒下諭旨,嚴行查禁。澳門是當時鴉片貿易的中心。英公司壟斷了印度的鴉片貿易,而由港腳商人,即專門經營印度與中國之間貿易的英國私商和英屬印度殖民地土著商人運載來華,澳門葡商或從印度直接運來,或與港腳商人合夥,在澳門囤販鴉片。松筠“面諭該夷等:‘鴉片一項,究竟何以配造,無人知其詳細。爾等販來粤東,熬以為煙。人吸之精神頓長,無惡不作,甚至吸慣欲戒不能,因而敗家戕生者甚眾。爾〔等〕試思之,如此害人獲利,必致上干天和,將來傾家敗產,其罪孽較之吸鴉片煙者尤甚。爾等各宜寄信爾國,嚴禁販此毒貨,方可各免災咎。於爾等自家性命,皆有裨益’。據該夷等僉稱:‘伊等盡知鴉片係屬違禁之物,不敢載運,惟港腳等小商往往偷販,希圖獲利。今蒙大人曉諭,惟有遵示,寄信各國,互相稽察,不令違例私販’。”(57)
然而,英公司大班特選委員會對松筠與他們的談話,留下這樣一段頗為不恭的評論:“當我們注意到總督上述關於鴉片的談話時,我們完全相信,這祇不過是形式,而沒有一點會採取任何步驟來查禁這一貿易的意思。這一貿易能如此長久,眾所周知是由於政府官吏本身的利益而默許的”。(58)俗云:“人先自侮,然後人侮之”,公司大班之所以敢侮慢“松大人”,係由於中國封建官僚政治欺上瞞下,因循苟且,政以賄成的種種弊端,成了西方侵略者販賣鴉片的最好幫手,一切上諭、面諭或告示的官樣文章,早已被“夷人”所看穿。在貪官污吏甲天下的廣東,要查禁鴉片談何容易!誠如“夷人”所料,松筠沒有就查禁鴉片採取任何措施,便於幾個月後匆匆離任,回京去當吏部尚書。其後幾任兩廣總督,查禁亦多未得力。到廣東查禁鴉片的艱巨任務,落在二十多年後的林則徐身上。
松筠巡視澳門時駐紮的新廟,又稱娘媽新廟或蓮峰廟,與媽祖閣、普濟禪院並稱為澳門三大廟宇。據該廟現存嘉慶二十三年(1818)署理澳門同知、澳門總口委員李(璋?)和澳門同知、兼理香山縣正堂鐘(英)出示勒石曉諭碑記稱:“澳外關內蓮峰神廟,係全澳奉祀香火,又為各大憲案察駐節公所”。(59)大憲一般指地方督撫一級的高級官員。新廟在嘉慶年間已成為粤中大憲巡澳駐紮的公所,可知松筠和後來的林則徐、鄧廷楨巡澳時駐紮其地,並非偶然。
嘉慶二十二年(1817),繼松筠任兩廣總督的蔣攸銛,在這一年巡視了澳門。中國文獻對這件事未見記載。據英公司廣州商館的檔案,當時任商館通譯的德庇時(JohnFrancisDavis,鴉片戰爭後成為英國駐華公使),於10月10日從一個中國人處收到如下的“佈告”:“總督蔣大人,已決定於九月初五日〔原註:五天後。按:即10月15日〕從廣州啟程前往香山縣,彼將在該處上岸,前往前山寨檢閲官兵。事畢即去澳門查察全部葡萄牙礮臺及其各地,看該處是否有任何弊端等情”。(60)
這一次的巡視,大約與同年8月20日澳門同知(又稱軍民府)鐘英在澳門搜捕中國天主教徒的行動有關。在這一天,“屬於軍民府的一隊武備優良的強悍巡丁,襲擊並逮捕了25名中國人,部分是在葡萄牙人的麻瘋寺(Igreja de S.Lazaro)的入口內,部分是在其相連的村子裡。據悉,它是由葡萄牙人逐漸建築起來,給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居住的。這些巡丁搶掠而且差不多毀壞幾間房子。據説軍民府曾經威嚇要將這個作為非法的教徒常去之處整個焚毀”。(61)在嘉慶十年陳若望、德天賜案件之後,清政府嚴行查禁天主教,澳門同知鐘英的這次行動,正是這種嚴禁政策的產物。而兩廣總督蔣攸銛巡視澳門時查察的“弊端”,當然包括葡人和西洋教士庇護聚居澳門的中國天主教徒一項。
蔣攸銛在巡視澳門之後旋即離任。同年冬天,又有新任兩廣總督阮元巡視澳門。阮元為嘉道兩朝重臣。歷官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加大學士、太傅。政事學術,皆一時冠冕。他於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1826)任兩廣總督期間,建大虎山、大黃滘兩礮臺以固海防,築南海桑園圍石堤以防水患,設學海堂以課士,輸入洋米以足民食,禁番舶攜帶鴉片入口,參摘包庇鴉片之十三行總商伍秉鑑頂戴。
阮元在《廣州大虎山新建炮臺碑銘》稱:“余於丁丑冬閲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62)阮氏弟子張鑒謂其於嘉慶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1817 年11月30日)至廣州,接印視事。十二月初四日(1818年1月10 日),“往海口閲兵。登沙角炮臺閲水師,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情形。二十三日〔1月29日〕,奏建大黃窖、大虎山二炮臺”。(63)可見距其接任兩廣總督不久,其巡視亦與海防有關。
阮元此行有詩《登沙角炮臺,閲水師畢,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洋,看大崳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閲香山兵,因題船額日‘瀛舟’》云:“茫茫沙角外,巡海一登臺。潮向虎門落,舟從龍穴開。瀛帆乘夜月,火炮動晴雷。回楫澳門外,西夷迎節來。(原註:夷人奏夷樂迎瀛舟。)”(64)詩中有關澳門部份,雖僅有一聯,卻有如一幅高明的意筆畫,將當時的氣氛渲染出來。至“瀛舟”一詞,為院氏兄弟所喜用,阮元編有《瀛舟書記》,其弟阮亨撰有《瀛舟筆談》。詩人將學海之舟的涵義,移用於瀛海之舟,遂使廣東水師提督的座船,為之增色。
道光十四年(1834)十一月,兩廣總督盧坤和新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先後巡閲澳門。兩人的巡閲,與不久前發生的
嘮啤事件有密切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這一年退出廣州貿易,總督慮坤擔心嗣後英商無人管束,通過行商傳諭公司大班,寄信回國,請英國政府酌派曉事大班來粤,總管貿易事務。英國政府委派嘮啤(Lord William John Napier)為駐華首席商務監督,於7月15 日(六月九日)到達澳門。旋赴廣州,住進英國商館。嘮啤企圖打破通過行商轉遞稟帖的傳統慣例,以平行方式與清政府打交道,直接與兩廣總督對話,遭到盧坤的拒絕。嘮啤頑固堅持對抗,盧坤下令撤退商館買辦、通事及中國僕役,並將黃埔的英國商船封艙停止貿易。
嘮啤命令兩艘英國戰艦礮擊虎門礮臺,強行駛入黃埔,進行武裝挑釁。道光帝以海口疏防,致令外國兵船闌入內河,有損國威,將患病請假的廣東水師提督李增階革職,由蘇松鎮總兵、署江南提督關天培接任。盧坤也受到拔去雙眼花翎、革去太子少保銜、革職留任的處分。
盧坤調集弁兵師船,至黃埔防堵驅逐,並嚴密監視英國商館,切斷食物供應。後由行商首領伍秉鑑與嘮啤的醫官咖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乘啊嘮啤病重之機進行協商,由伍秉鑑代稟,謂嘮啤已自知錯誤,乞求恩准下澳,兵船即日退出。遂安排嘮啤及英艦於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出港。其後貿易重開,嘮啤亦病逝於澳門。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道光帝以盧坤始雖疏於防範,終能辦理妥協,不失國體,賞還太子少保銜,並給還雙眼花翎,仍帶革職留任,並誡其“惟當知感知懼,力加振作,於營務海防,隨時認真訓練,務將從前積習,痛行湔除,俾士卒悉成功勁旅,以壯聲威而副委任”。(65)
秉承道光帝的旨意,盧坤旋自省城前往沿海校閲營伍。校閲的時間,雖未見明確記載,然關天培在《奏報到任摺稿》稱,他於十一月初六日(12月6日)在省城接印,“適督臣盧坤先期出省閲兵,尚未會面。”在給盧坤的《查勘虎門扼要籌議章程咨稿》亦稱其“〔十一月〕初六日在省接印,適貴部堂巡閲公出”。(66)可知盧坤至澳門巡閲,大約在農曆十一月上旬(12月1日-10日)。
盧坤後來向道光帝奏稱:“西洋夷人住澳二百餘年,久已涵濡聖澤,與澳中民人偶居無猜。……完租納税事事恪遵法度。臣盧坤前次經臨,該夷人鼓吹伺接,十分恭順。惟有乞憐之心,毫無倔強之狀。其貿易進出船隻,有委員查驗,並有駐澳縣丞隨時稽察。一切造船修屋等項工作,均須稟明地方官,撥給工匠,不敢自專造作。設夷人有時出外遊行,從不越關閘半步。是澳夷之馴服,與
夷迥不相同”。(67)
當時蓮花莖關閘有把總一員,帶兵46名防守,前山營已改遊擊為內河都司管帶,有兵363名。與海防同知駐紮防守,盧坤還在前山營閲兵,並周覽形勢。
至於關天培對澳門的巡閲,盧坤和廣東巡撫祁
在他任命前向道光帝奏稱:“提督李增階人極勇敢,惟營伍不見整飭。昨接其來信,病勢甚重,業經請旨,另行簡放。俟新任提臣到粤,將一切營務海防從長商辦,加意整飭”。(68)而他在巡閲後給盧坤的《重勘虎門扼要籌議增改章程咨稿》則稱:“本提督奉命由驛,於十一月初五日〔12月5日〕馳抵省城,初六日在省城接印。……拜摺後,即至虎門檢閲洋圖,摘查文卷,選帶將備二員,隨同赴洋。自沙角炮臺放洋,由龍穴、金星門過九洲,至澳門。查勘香山十字門、雞頸山、萬山一路形勢。復轉帆東向,由九洲洋外過伶仃、石筍,勘屯門、大嶼山、東涌、急水門等處,收回大角炮臺”。(69)龍穴、伶仃、石筍、屯門、大嶼山、東涌、急水門皆靠近虎門,金星門、十字門、九洲、雞頸山皆靠近澳門,可見這次巡閲,皆虎門、澳門及其附近海防要地,目的是求講求鞏固海防之策,並整飭廣東水師營務。
由於
嘮啤事件曾在廣東掀起軒然大波,英國兵船闌入內河,亦在北京引起震動。事後有人奏稱:“咭唎夷商”在澳門自築礮臺六座,“又有番哨三百餘人,……終年訓練,寒署無間,詭形異服,彌滿山海”。奏請“嚴飭該省大吏,務將澳門地方該夷自築礮臺礮位拆卸銷毀,驅逐番哨盡行回國”。(70)這本來是一種張冠李戴的傳聞,道光帝卻信以為真,下令粤省大員據實具奏。盧坤和關天培會同將軍、都統、巡撫及海關監督等覆奏,謂“澳門礮臺、番梢係西洋夷人設立,起自前明,並非
咭唎夷商建設”。“該夷人久在皇仁覆幬之中。此時如遽行拆毀礮臺,驅逐番梢:二百餘年久設之藩籬,一旦裁撤。數百戶澳夷,未免轉滋疑懼。且使各國夷人以西洋人為天朝所屏棄,必致咸生鳩佔之心,轉非綏靖海隅之道。即以內地海疆而論,澳門為廣東門戶,本應建臺設守,該礮臺雖建自夷人,設遇海防緊要之時,內地派員撥兵,督同防護,亦未始不可得其捍衛之力”。(71)盧坤和關天培等關於澳門番梢、礮臺免予驅逐、拆毀的奏請,顯然有鑒於英國侵略者曾經圖佔澳門的往事,也是對“夷”的桀驁不馴和“澳夷”的馴服恭順作過比較之後,所作出的抉擇。至於謂遇海防緊要之時,內地派撥官兵,進駐澳門,督同防禦的設想,則在五六年後,林則徐在廣東領導抗英鬥爭時付諸實施。
盧坤於道光十五年(1835)死在兩廣總督任上,由鄧廷楨接任。關天培後來與鄧廷楨一同成為林則徐領導禁煙抗英鬥爭的得力助手,並於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在英軍攻陷虎門礮臺時壯烈殉國,成為彪炳青史的中華英烈。
澳門雖然在明代嘉靖年間成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但在鴉片戰爭前的近三百年,中國對澳門擁有完整的主權。在明清兩代,中國政府一直把澳門視為海疆要地,與虎門一樣列為廣東的門戶。據作者的不完全統計,明清時代中國的海道副使、欽差大臣、督撫司道、將軍提督等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達二十餘人次之多(還未包括粤海關監督在內),這是代表明清政府行使中國對澳門主權的重要活動。本文採用的資料,相當一部份來自巡視者本人給皇帝的奏摺,有的巡視活動,還得到皇帝的事先授意或親自垂詢,説明巡視者本人和明清中央政府對澳門這塊中國領土的高度重視。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39年9月3日),近代中國偉大的愛國者,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同兩廣總督鄧廷楨一道巡視澳門,正是繼承了明清時代中國高級官員巡視澳門的傳統,並卓有成效地行使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從而成為明清時代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活動最有光輝的一頁。
隨着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逐步淪為西方的半殖民地,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也受到嚴重損害。其後雖然仍有個別中國高級官員巡視澳門,如光緒十三年(1787)廣東巡撫吳大澂查勘澳門望廈等村和附近各島。(72)然其時金甌殘缺,徒增憂憤,已無復當年巡視者的豪情。
註釋:
(1)見陳樹榮、黃漢強主編《林則徐與澳門》,澳門1990年,頁296-299。
(2)申良翰修、歐陽羽文纂《香山縣志》,康熙十二年刊·卷十外志·澳彝條,頁2。
(3)方孔炤《全邊略記》,1930年排印本,卷九海略,頁26-27。
(4)汪柏以廣東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始於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陞任按察使。見阮元《廣東通志》,道光二年刊,卷二十職官表十一,頁13-14。
(5)阮元《廣東通志》,卷二十職官表十一,頁22。
(6)《明神宗實錄》,江蘇鈔本影印版,卷五二七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頁2-3。
(7)王以寧《東粤疏草》,依浙江圖書館藏本油印1958年,卷一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請蠲税疏》,頁2。
(8)申良翰修、歐陽羽文纂《香山縣志》,卷十外志·澳彝條,頁2-3。參閲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歷史的澳門》),Hong Kong 1984,PP.75-76。乾隆末年,葉廷勳《于役澳門紀事十五首》之七云:“議事亭荒謄斷碑,前朝曾此限西夷。(原註:亭內有石碑,限各款禁條,為萬曆年立。)”(葉廷勳《梅花書屋詩鈔》,道光間刊本,卷四,頁4)大抵當時石碑已有殘損。
(9)《明神宗實錄》,卷五五七萬曆四十五年五月辛巳兵部覆廣東巡按田生金會同總督周嘉謨條陳,頁8。
(10)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卷二地語·遷海條,頁57-58。
(11)祝淮修、黃培芳纂《香山縣志》,道光七年刊,卷八事略,頁52。
(12)尹源進《平南王元功垂範》,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複製1957年,卷下康熙元年冬十一月請定
彝去留條,頁29。謝國楨先生云,此書乾隆間刻本題尹源進撰。“北京大學藏有原刻本,題丹霞沙門今釋撰。今釋即吳江金堡,明亡入丹霞為僧,此蓋避清廷忌諱,乃易為尹源進,而今釋上人亦深以此為恥者也”。(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703)。
(13)參閲Andrew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Boston 1836,P.95。
(14)梁廷枬《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年,卷一,頁1。
(15)吳震方《嶺南雜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頁190。吳震方為吳興祚之姪,康熙二十三年和三十九年兩度至嶺南。
(16)郝玉麟《廣東通志》,雍正九年刊,卷六二藝文四,頁3。
(17)李士楨《撫粤政略》,清刊本,卷六文告·禁奸漏税,頁5。
(18)吳興祚《留村詩鈔》,康熙間刊本,頁36-37。
(19)仝上,頁42。
(20)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湘陰李氏板,卷一五三疆臣五,頁51。
(21)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6年,第七冊,頁3155: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五三疆臣五,頁52。
(2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中華書局1984年,第二冊,頁1202。
(23)杜臻《經緯堂詩集》,康熙間刊本,卷四,頁9-10。
(24)杜臻《粤閩巡視紀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卷二,頁20。
(25)仝上,卷一,頁17。
(26)錢儀吉《碑傳集》,光緒十九年刊,卷六六,頁1-2。
(27)仝上,卷二十,頁11。
(28)勞之辨《靜觀堂詩集》,康熙間刊本,卷四,頁1-2。
(29)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第39冊,頁B22304 -B22305。
(3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主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七冊,頁883-884。
(31)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光緒十七年刊,卷三,頁18: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嘉慶五年刊,卷上《官守篇》頁26則稱:“〔康熙〕五十六年,禁商船出貿南洋。明年,復以澳夷及紅毛諸國非華商可比,聽其自往呂宋、
噶囉吧,但不得夾帶華人,違者治罪”。
(3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八冊,頁383、489。Andrew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and of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PP.76-77載有澳葡頭目致康熙帝之謝函及禮單,可參閲。
(33)《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北故宮博物院1976年,第七冊,頁144一145:郝玉麟《廣東通志》,卷六二藝文四,頁60-61。
(34)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第96冊,頁B54437 -B54438:參閲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頁26-27;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六二疆臣十四,頁12-13。
(3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18冊,頁202。
(36)仝上,第18冊,頁306-307。
(37)仝上,第20冊,頁336。
(38)郝玉麟《廣東通志》,卷六二藝文四,頁53-54。
(39)趙爾巽等《清史稿》,二十五史縮印本,卷二九二,頁1149。
(40)載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形勢篇》,頁3-4,6-7。
(41)《虎門記》云:“虎山內外重洋,而門當其最深流處,蕃舶及內郡巨艚必由以入,絕獅子洋達廣州,海函谷關也。而門左右率淺洋,惟不任艚舶行,他舟縱所如。寥乎,閉外夷之門一,而開內攘之門千矣!……海門以閒內外也,外因於內,變生於常,道必又有制治於兵防之先者”。亦表達了同樣的想法。
(42)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28-29。
(43)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第256冊,頁B144167 -B144169。
(44)仝上,第256冊,頁B144171-B144172。
(45)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頁38: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1932年鉛印本,第三冊,頁7-8。
(46)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三五七,頁1277;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Oxford 1926,vol.3,P.64。
(47)錢儀吉《碑傳集》,卷一二二,頁12;H.BMorse,The Chom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3,PP.67-68。
(48)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三冊,頁7。韓葑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前已到過澳門。他在這一年所作的《將別廣州留贈李八巡檢秉禧用任子田祠部都門送別韻》之一云:“棲泊香山澳,憑陵朝漢臺。古來抱關客,老盡不羈才。先我悲莪蓼,(原註:李遭母喪,先予六月。)憐君辱草萊。那堪揮手處,蜑雨挾風來”。詩人於上一年由高廉道兼攝高州府篆時,以失察下屬降三級調用,旋丁母憂。離穗返鄉之際,對着前來送別的知友,頗有同病相憐之慨。其詩載氏《還讀齋詩稿》,道光七年刊,卷二,頁21。
(49)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三冊,頁1-2、5-6。
(50)Andrew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preface,P.5。
(51)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三冊,頁2。
(52)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 -1834,vol.3,PP.93-94;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一冊有喇
原稟,日期為5月8日,比馬士(H.B.Morse)所載晚了一天。
(53)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三冊,頁7-8;祝淮修、黃培芳纂《香山縣志》,卷四海防·附澳門,頁103。
(54)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三冊,頁9-10、16一18。
(55)繆荃孫輯《續碑傳集》,光緒十九年刊,卷二四道光朝督撫,頁4。
(56)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三冊,頁42。
(57)仝上,第三冊,頁42-43。
(58)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3,P.164。
(59)此碑現立澳門蓮峰廟傍蓮峰小學內。
(60)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 -1834,vol.3,P.327。
(61)Ibid,vol.3,P.327。
(62)張鑒《雷塘庵主弟子記》,道光間刊本,卷五,頁12。
(63)仝上,卷五,頁10-11。
(64)阮元《研經室集·詩集》,商務印書館1937年鉛印本,卷十一,頁897。
(6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164-165。
(66)關天培《籌海初集》,道光十六年刊,卷一,頁13、14、17。
(67)仝上,卷一《奏覆查明澳門夷人炮臺原委請免驅拆摺》,頁44-45。
(68)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民國鉛印本,第25期,頁天918,。
(69)關天培《籌海初集》,卷一,頁17-18。
(7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頁169-170。
(71)關天培《籌海初集》,卷一,頁38、46。
(72)王彥威纂、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1934年鉛印本,卷七三,頁15-18。
(1994年6月25日初稿,10月29日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