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柯高馬路一怪人
澳門高士德馬路和姑娘街交界處有一幢破舊的二層小樓房，門牌號：八十八。這一類樓房是三十年代流行的樣式，樓下沿馬路的鋪面作商業用途、二樓可以作住宅。幾十年前，在當時經濟不發達的澳門是很實惠的商住兩用的樓房。近十年來，澳門經濟起飛，這一類樓宇已經落伍，大部份都被拆除，建起了新樓。可是，八十八號仍像一位駝背的老流浪漢，蓬首垢面，衣衫襤褸，可憐兮兮地站在那裏，與周圍的新樓大廈相比，它顯得那麼寒酸、落魄、潦倒……
1948年時，澳門高士德馬路又稱為柯高馬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傍晚，柯高馬路八十八號二樓租給了一家從中國大陸來的住户，當時中國大陸內戰局勢十分混亂，許多商人和官僚舉家南遷。搬進柯高馬路八十八號那家的男主人，年過半百，滿口湖北話，舉止談吐不像商人，也不像官僚，倒像是一個貧窮的教書先生。他深居簡出，即使偶然出外，行踪也十分神秘，戴着一頂禮帽，帽幨壓得低低的，遮住眼眉，周圍的鄰居始終没有看清楚他的“廬山真面目”。
八十八號二樓的男人一不做生意，二不打工，每天早上到附近的“三盞燈”買一疊報紙就回家，樓下的人祇聽到他在樓上來回的踱步聲……
給周恩來發出一份電報
1949年10月初，住在柯高馬路八十八號二樓的神秘男人作出驚人之舉，他在澳門向北京發出一份電報，電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鑒：兄等以廿餘年之堅苦奮鬥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弔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領，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弟包惠僧叩。”
包惠僧，何許人也?居然與周恩來稱兄道弟!當時受理這份電報的小姐肯定嚇了一跳，難怪有人説：“澳門街藏龍卧虎。”
果然是藏龍卧虎之地!
“包惠僧”這個名字怪怪地，像是一個出家人的名字，對於小城澳門的市民來説實在是太陌生了。
包惠僧，何許人也?
在綠草如茵的校園裏，筆者曾經問過一些澳門的青年人，他們回答是：“不知道”、“没聽説過”、“算命先生”、“包惠僧大概是一個和尚吧。”
也有的反問道：“是不是武俠小説裏的人物?”
這一群澳門青年主要的精神食糧是拙劣的公仔書(連環畫)。我感到可悲。
當年住在柯高馬路八十八號附近的鄰居們，許多已搬走，剩下的也把包惠僧遺忘了。
誰也没有想到，包惠僧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既在共產黨也在國民黨政府中做過高官，是個叱咤風雲的人物，非等閒之輩。
包惠僧是湖北黄崗人。1849年生，原名道亨；曾用過包晦生、包一宇、包一德、亦愚等筆名和化名。1917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教了半年書，就到武漢當記者，給《漢口新聞報》、《大漢報》、《中西日報》撰稿。後人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參加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人領導的新文化運動。1919 年，參加“五四”運動。同年在北京大學肄業後，仍回武漢當“無冕皇帝”——記者。
“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這是罵湖北人的話，但是反映了湖北人的精明能幹。包惠僧年青時精力旺盛，就像一雙充滿活力的“九頭鳥”。
參加籌建中國共産黨
1920年秋，包惠僧和董必武、陳潭秋等人在武漢發起組織共產主義小組，當時的名稱叫武漢共產黨臨時支部，包惠僧被推選為臨時支部書記。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漢到上海，準備赴蘇聯學習。到上海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漢俊留他在上海工作，請包惠僧任共產黨教育委員會主任，負責選派優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學的工作。4月份挑選了劉少奇、蕭勁光等一批青年，由上海坐船到海參威，再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去莫斯科留學。卅多年後，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蕭勁光任海軍司令員，這是後話。
1921年5月，包惠僧到廣州，與陳獨秀一起參加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活動，並在《新青年》雜誌和《群衆》社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籌備期間，包惠僧做了大量實際工作。
他曾和毛澤東平起平坐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市望志路106號開幕。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七個地區十三名代表，包惠僧和陳公博、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張國燾、劉仁靜、王燼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周佛海。還有兩名外國人：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一共15 人。在這次會上，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廣州的陳獨秀被選為中共總書記。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包惠僧和毛澤東地位相同，表現各異。27歲的包惠僧發言活躍，28歲的毛澤東則沉默寡言。
中共“一大”結束後，包惠僧回到武漢，擔任湖北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回到長沙，主持湖南共產黨的工作，兩人為了黨務也常有書信來往。1922年春，毛澤東遭湖南警方通緝，避居武昌黃土坡包惠僧的辦公室，他們同住了十餘天，朝夕相處十分融洽，工作之餘，包惠僧陪同毛澤東遊覽逛街，包惠僧還請毛澤東下館子喫飯。給當窮教書匠的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卅年後，毛澤東對武昌的魚和豆皮還是念念不忘，讚不絶口。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衆所週知，在歷史上，周恩來曾經擔任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可是包惠僧擔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卻鮮為人知。
1925年2月，蔣中正、周恩來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和部份學生參加第一次東征。留下校本部的學生無人管理，期間，廖仲愷曾給蔣中正發了電報，要周恩來回黃埔，蔣覆電報説前方工作重要，周恩來不能回來，於是廖仲愷任命包惠僧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前方主任周恩來，後方主任包惠僧。6月，派軍校留校學生參加粉碎“劉楊叛亂”。平定“劉楊叛亂”後，軍校學生全部回校復課，周恩來調任黨軍第一師黨代表。於是，整個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負責，那時他才31歲。
黃埔軍校為中國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材。中共十大元帥中四位：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和林彪，都在黃埔軍校工作和學習過，當時他們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學生。
他脱離了共產黨
包惠僧當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後，官運亨通，歷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主任、黃埔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1927年1月，出任獨立第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是好景不長，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變”、“五月夏斗寅叛變”。跟着是“馬日事變”、國民黨“清黨”，包惠僧被“清”了出來，先後到湖北老家黄崗、江蘇高郵、上海等地避難，當時，他看不到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不久就脱離了共產黨。
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幫助賀耀祖辦《現代中國》雜誌；後到國民黨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幕下任參議。1931年，借助他與蔣中正在黃埔軍校時共事過的關係，任蔣中正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謀。“九·一八”事變後，蔣中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命包惠僧為軍委秘書，兼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
因為包惠僧過去曾經是共產黨員，所以國民黨並不信任他。包惠僧在國民革命軍內官階為中將，也算高級將領，但没有甚麽實權，祇擔當幕僚的角色。
急流勇退 棲身澳門
1936年，包惠僧由軍界退役，轉任文官，先任內政部參事，後任內政部户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內政部人口局局長。
人口局是一個清水衙門，没有油水，也没有權勢，每月領官餉混日子。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包惠僧做中國的人口局長，掌握四萬萬人口的花名册，儘管資料不全，統計不準確，但是名義上，這個局長還是很威風的。
雖然做了人口局局長，但是包惠僧對人口問題没有甚麼研究，政績平平。他當然做夢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後，中國“人口大爆炸”，達到近十二億人口的天文數字。
1948年國共內戰激烈，局勢急轉直下，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撤往廣州，包惠僧見勢不妙，申請遣散，帶着家眷逃到澳門避難。棲身於柯高馬路八十八號二樓，靜觀國內政局變化，有時悶得發慌，包惠僧就到新馬路中央酒店的賭場裏轉一圈玩兩鋪。那時候還没有葡京賭場，當時澳門最大的賭場就在中央酒店。
冤家路窄 賭場巧遇
包惠僧到中央酒店裏的賭場碰運氣，可是他的手氣不佳，輸多贏少。一天他剛玩完，離開賭臺站起來想走，抬頭看到一張熟悉的圓臉——許克祥，真是“冤家路窄”，當年共產黨的死對頭，發動長沙“馬日事變”的許克祥團長原來也在這裏賭錢。
許克祥原是軍閥唐生智的部下，“馬日事變”之後投靠了蔣中正，在北伐軍中，許克祥是“右派”；包惠僧是左派，廿一年前兵戎相見，廿一年之後賭場相聚，當年在戰場上拼個死活，今天在賭桌上決一雌雄。北伐路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澳門都變成了“逍遙派”，這種戲劇性的轉變是對中國現代政治最大的諷刺和嘲弄。
中國現代史上不少自封“政治家”，他們把戰場當作賭場把人民和士兵當作作賭注，他們的政治資本一旦輸盡，就逃到澳門繼續搏殺，賭城澳門成為中國社會的縮影。
許克祥投靠蔣中正後，從團長昇為師長、軍長、總指揮，後來他的軍隊打光了，就收拾細軟，帶着老婆兒女到澳門買了房子，置了產業當寓公，日子仍然過得十分舒服，在賭桌上一擲千金。相比之下，包惠僧益發顯得窮困潦倒，為此，包惠僧深受刺激，感到忿忿不平。
其實這不算甚麽，更大的刺激接踵而來。
他原來可以登上天安門
收音機傳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的聲音，報紙上登着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徹夜不寐。
二十八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創建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學生，居然當上了全中國的主席、總理、部長、司令……大權在握，呼風喚雨。
而眼下棲身於賭城——澳門的包惠僧，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真是俗話所説：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
一念之差押錯了寶
憑包惠僧的資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扶着漢白玉欄桿檢閲三軍，接受“萬歲萬萬歲”的歡呼。可是命運居然和他開了這麼大的玩笑，唉!陰差陽錯，一失足成千古恨，誰讓他在1928年“一念之差押錯了寶”。如今他祇能心驚膽戰的躲在澳門柯高馬路八十八號這破舊的小樓上，他從大陸帶出來的錢不多，坐喫山空，捉襟見肘，整天為全家柴、米、油、鹽、醬、醋、茶和生抽王而操心，惶惶不可終日。臺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這般地步，他實在是嚥不下這口氣，但是殘酷的現實使他不得不吞下這口氣。包惠僧左思右想，終於提筆起草了給“恩來兄”的電報。
大陸出現了一個“棲梧老人”
自從包惠僧在1949年10月給“恩來兄”發了一份電報之後，11月份包惠僧全家從澳門柯高馬路八十八號二樓悄悄搬走了。
鄰居不知他們去了那裏，日子一久，鄰居們逐漸把這一家人淡忘，包惠僧似乎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但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和專家並没有忘記包惠僧，他們不斷的搜尋包惠僧的踪跡。1957年，北京出版的《新觀察》雜誌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棲梧老人”的文章，題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這篇文章和作者引起了專家們的關注。經過海外專家的分析、判斷和考證，確認“棲梧老人”是包惠僧的筆名。
西方專家的判斷没有錯，“棲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忍痛燒毀陳獨秀來信
包惠僧回到大陸後，經過思想改造，先安排他做內務部參事，後任國務院參事，都是没有權的閑職，主要工作是寫回憶錄。因為他年青時當過記者，參與了中共籌建工作，又參加過中共“一大”以及1927年7月之前中共上層的重要活動。因此他的回憶錄具有歷史價值。
回大陸後，周恩來和董必武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還請他喫飯叙舊，可是包惠僧一直有自卑心理，甚至於不敢提筆寫作，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棲梧老人”的筆名第一次發表回憶文章。
儘管包惠僧回大陸後謹小慎微，夾着尾巴做人，但還是劫數難逃。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包惠僧受到很大的衝擊，“革命派”不僅貼了他的大字報，還用枴棍將他打了一頓。從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潰，嚇得連夜將珍藏四十年的陳獨秀給他的一百多封信塞進火爐中焚毀，這一批重要的歷史資料頃刻之間燒成灰燼，化作一縷青煙。
自1920年以來，包惠僧四十年間幾乎走遍了中國各地，歷經變幻滄桑，但他始終把陳獨秀的信帶在身邊，精心裝裱好作為傳家之寶，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毀於一旦。
豈止燒掉一百萬美元
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和包惠僧私交甚篤，自1921年陳獨秀在廣州指派包惠僧參加中共一大開始，二十年間書信來往不斷，陳獨秀被中共開除黨籍之後，晚年隱居在四川江津縣，門庭冷落，貧病交加，臨死前，包惠僧是唯一去探望他的老朋友。
陳獨秀不但是創建中共的元勳，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著名的學者、教授，還是精通日、英、法三國語言的大學問家。陳獨秀的墨寶傳世不多，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在目前的國際文物市場上，陳獨秀的一百多封親筆信，至少值一百萬美元。
包惠僧在“文革”中燒掉的不僅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質財富，實質上是將他年青時代的理想、事業、友誼和精神財富全部付之一炬。包惠僧就像《紅樓夢》尾聲中林黛玉，“焚了詩稿，斷了癡情；淚哭乾了，債還完了”，真正到了“人去梁空巢已傾”的時候，他不想，不怨，不恨，不忿，完全是失魂落魄的樣子，眼光呆呆的，恍惚若夢……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35 年前那個“無冕皇帝”的一絲氣息。
無獨有偶，在包惠僧燒信的同時，中南海紅牆內，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在毀信，她將重要的來信和墨寶撕成碎片，扔進抽水馬桶裏沖走……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過去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夜之間天翻地覆，變成“萬人之下，一人之上”。不久劉少奇被趕出中南海官邸，掃地出門，押送到河南開封，1969年11月12日死在一間地下室裏，“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着，嘴和鼻子已經變了形，下頜一片淤血……深夜12點遺體被抬上一輛吉普車，小腿和腳伸露在車外，拉去火葬場”。
四十五年前，包惠僧在上海任共產黨教育委員會主任，這位共產黨的“伯樂”選派劉少奇到蘇聯去留學，從此劉少奇在政治舞臺上平步青雲，誰也没有想到劉少奇下場如此悲慘。如果當年包惠僧没有選派劉少奇去蘇聯留學，劉少奇的命運會改變嗎?劉少奇臨終前，是否想到了包惠僧?對他是感激還是怨恨?這些問題祇能請上帝來回答了。
包惠僧在“文革”中大難不死，居然熬過了十年浩劫，但已經是元氣殆盡，祇剩下一個多病的軀殼。
老不死的，你瞎了眼
大約是1978年的夏天，我和學生時代的摯友在北京新街口大街散步，看到一位年邁的男人穿越馬路時因為動作緩慢差一點被汽車撞死，汽車司機急刹車後，探出腦袋大聲咒罵那位老人：“老不死的，你瞎了眼……你找死啊，你活膩了趁早去八寶山……”
老人默不作聲，承受着年青司機刻毒的污言穢語，頭也不回，彷彿没有聽到。
我和摯友以同情的目光注視着這位默默遠去的老人。良久，摯友回頭對我説：
“你知道這個老頭是誰嗎?”
“誰?”
“他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包惠僧。”
“甚麼?他就是包惠僧……可憐的老頭!”
由於匆忙，包惠僧的五官我都没有看清楚，記憶中祇留下一個抖抖索索的背影，消失在芸芸衆生的一片灰藍色塵埃之中……
一年之後，聽説包惠僧因病去世，終年85歲。成為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第十二位離世者。
我離開北京時，在新街口和摯友告别，無意中提起包惠僧，我的摯友説：
“包惠僧曾經在澳門住過兩年，那兩年是他人生道路的低谷和轉折點。你在澳門不妨找一找他住過的地方，去親身體驗和感受一下，也許能寫出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摯友很認真的向我提了一個建議。
“幾十年前的房子還在麽?可能都拆掉了，試試看，也許時光能倒流。”我没有把握地回答。
小樓的啟示
幾年前，我在報社當記者的時候，曾經為尋覓、考證包惠僧在澳門的住所奔波了一陣。今天，當我找到這所陳舊的小樓，欣喜之餘，突然又感到十分悲哀，因為包惠僧不是孫中山；也不是蔣中正；更不是毛澤東，包惠僧住過的小樓不會被當作文物保存下來。他死的時候，既没有華麗的悼辭；也没有隆重的葬禮，没有人為他樹立紀念碑。
我曾經問自己，這樣辛辛苦苦的考證包惠僧在澳門的足跡，究竟有多少價值?在這個世界上，人們總是為英雄樹碑立傳，我認為包惠僧雖然不是英雄，但他是一個特殊的人，有必要為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寫一篇文章，立此存照。
經過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雖然柯高馬路八十八號這幢樓房依然存在，但是他的壽命也屈指可數，遲早會被推土機鏟除。在尚未夷為平地之前，它能不斷的提醒路過這裏的澳門居民，特别是年輕的一代，温故知新，應該更多的瞭解中國歷史和澳門歷史。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就像黃河東流，經歷了無數曲折，走了許多彎路。千千萬萬熱血青年成為黃河神壇的祭品，為此失去了寶貴的青春和生命。中華民族為了認識一些簡單的道理，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沉重太昂貴了!
澳門柯高馬路八十八號二樓的一位神秘人物——包惠僧，他坎坷的一生，不僅為筆者提供了一個充滿離奇情節，帶有悲劇色彩的報告文學素材，還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