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门文史



明清瓷器 中西薈萃

——澳門土生葡人沙巴治收藏的珍貴文物初探

  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中國外銷瓷——中西薈萃》展覽在澳門市政廳畫廊揭幕。這是一個别開生面的展覽,它通過澳門土生葡人收藏家沙巴治(AntónioSapage)蒐集的一批珍貴明清外銷瓷器和其它藝術品,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藝術的非凡成就,以及明清以來澳門在東西方貿易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展覽分為:紋章及字母組合圖案,宗教題材,歐洲畫,中西意念結合設計,人像,裝飾藝術六個部份。這樣有系統的分類,引導觀衆對展品的研究和理解很有幫助。可以更清晰的看到這批瓷器從訂貨、製作、銷售、運輸直至收藏的來龍去脈,觀衆看完展覽,對澳門歷史上作為國際貿易、文化中心的地位會有一個新的認識。

第一批到歐洲的青花瓷器


  青花瓷器是中國陶瓷藝術中的一朵絢麗的奇葩,被譽為:“素肌玉骨,沉靜典雅”的絶技。中國的青花瓷器,經過元代的發展,到明、清兩代,以景德鎮為代表的青花瓷器成為中國瓷器藝術的主流,其它傳統的彩色釉瓷器及釉上彩瓷等,都祇是處於陪襯的地位。在中國陶瓷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青花瓷器的流傳影響最大。
  青花瓷器在中國的明代進人全盛時期。這次展出的三件明萬曆年產的青花瓷器(青花碟、青花瓶、青花纏技牡丹水壺)是第一批出口到歐洲的中國瓷器,被稱為“加櫓瓷”,這些看來很平常的瓷器,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是五百年來中國瓷器作為商品,傳人歐洲,走向世界的象徵。早在十四世紀,中國青花瓷器就開始行銷到東南亞和中東。但是,中國瓷器由澳門經印度果阿運往歐洲是由葡萄牙人從十六世紀開始的,當時葡國人向中國訂購的瓷器主要是在廣東、福建和江西製作。
  最早到澳門的歐洲人是葡萄牙水手,他們捷足先得,將精美的中國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帶到歐洲,東方的瑰寶使歐洲人耳目一新。一五六三年葡國的一位神父Barto Iomendos Martires謁見羅馬教皇時,向教皇介紹了中國瓷器,他説:“在葡萄牙我們有一種餐具,雖然用泥土製成,但大方雅致超過銀器。我曾經向所有王公推薦,他們都棄用銀器而改用這種餐具。在葡國,我們稱之為瓷器,由印度運來,但在中國製造。它的質地是如此純淨,如此明亮,比水晶和大理石更優勝;它那藍色的調子悦人眼目,如同大理石和藍寶石所構成。”
  葡國商人在中國收購了青花瓷,運到歐洲便“奇貨可居”獲得暴利,使另一個海上強國——荷蘭眼紅,荷葡開始在海上爭霸。一六○三年,荷蘭人曾搶奪了一艘滿載中國瓷器的葡船,把擄獲的中國瓷器在阿姆斯特丹以超過3000000荷蘭盾的價格拍賣,荷蘭皇室聞訊後,將全部中國瓷器貢下,在歐洲引起轟動,中國瓷器成為家喻户曉的搶手貨,是上流社會身份和財富的象徵。運載這批中國瓷器的葡船名稱叫CARRACA,荷蘭語稱之為KRAAK(加櫓),於是這類早期運到歐洲的中國瓷器也就被稱之為“加櫓瓷”,這是一批民間瓷窰的產品,它那生動美麗的紋飾圖案,淳樸活潑的造型風格和民間瓷器藝人帶有隨意性的自由瀟灑筆法,雖然有些草率粗放,但比起官窰生產的御器更有生命力,别有一番情趣。
  三百年前,在葡萄牙,中國瓷器取代了銀器而成葡人的日用品,據十七世紀初一位葡國神父Oliverira的記述:“當時里斯本有十七家商店售瓷器,三十八家商店賣絲綫,而里斯本同時期有十八家商店買橄欖油和蜜糖;十五家商店買牛油;十九家商店賣鹽;還有九間書店。比較一下數字,瓷器商店佔總數的百分之十六以上,由此可見當時的葡國人迷戀中國瓷器,達到了狂熱的程度。
  十七世紀初,葡萄牙船隊繼續活躍在歐亞航綫上,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及英國船隊也先後加入競爭,這種競爭發展到白熱化就爆發衝突、刧船和戰爭。本文提及的三件青花瓷器其中兩件(青花瓶和青花纏枝牡丹水壺)就是原載於荷蘭船DE WITTE LEEUW號,一六一三年在大西洋聖海倫娜島附近的一塲葡荷海戰中被擊沉,直至一九七六年被潛水員撈起,在海底埋没了三百六十多年後才重見天日。這兩件青花瓷(加櫓瓷)是十七世紀葡荷海上爭霸的歷史見證。
  青花瓷器在歐洲大放異彩,中國瓷器的裝飾花紋還催使了歐洲十八世紀“洛可可風格”藝術潮流的誕生,更重要的是引起歐洲瓷業的技術革新和發展,在一七一○年前這些歐洲國家還不知道瓷器製作技術的秘密。“加櫓瓷”到達歐洲後,葡萄牙、荷蘭、英國、德國等競相仿製,在荷蘭的德爾夫特(Delft)和英國的斯塔福德郡(Stafforodshire)都生產了大量摹仿中國青花瓷圖案的瓷器。日本也曾經摹仿“加櫓瓷”製成了名為“有田燒”的青花瓷。
  中國和欧洲相隔萬水千山,歐洲的商人冒着不測的風暴和海盜搶刧的危險,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訂購瓷器,在十六、十七世紀來中國的航程單程需要一年,加上訂貨製作的時間,往返需要二、三年,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投資是巨大的。但是,中國陶瓷技師高超的手藝,精湛的瓷器產品吸引着歐洲商人和水手,使他們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中國瓷藝對歐洲及世界瓷藝的巨大影響和貢獻,通過“加櫓瓷”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珍貴的紋章瓷


  展覽會中有五件青花瓷飾有英國比雅利(BEALE)家族的馬頭紋章,在四季花圖案和蝴蝶邊花紋的襯托下,顯得格外富麗堂皇。這是英國商人湯馬士·比雅利(Thomas Beale)在清朝嘉慶年間向中國訂購的餐具。湯馬士·比雅利是居澳的英國大鴉片商人,曾經因販買鴉片而成為澳門的首富。鴉片戰爭前夕,湯馬士·比雅利錯誤的估計了形勢,孤注一擲將全部資金買了幾船鴉片,運往中國,没料到林則徐禁煙,接着又爆發了戰爭,比雅利的鴉片全部損失,導致傾家蕩產。湯馬士·比雅利山窮水盡走投無路,於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在澳門劏狗環附近海灘自殺身亡。現在展覽的五件青花瓷成為鴉片商人比雅利興衰歷史的見證。透過五件青花瓷具,人們可以想像當年雅片商人比雅利家族豪華的盛宴、窮奢極侈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想像湯馬士、比雅利投機失敗,貧困潦倒,典賣度日,窮途未路,投海自盡的悲慘結局。
  此外,還有一對道光年製的青花瓷碟,碟面繪有鷹的徽號,凹形綫內繪有THS縮寫字樣,這對碟是為紀念新墨西哥併人美國而訂製,西方鷹徽的造型在中國畫師的筆下,變得充滿稚氣而趣味盎然,生機勃勃,中西合壁頗有特色,是中美貿易和美國歷史發展的佐證。
  專業人士把以上這類帶有紋章圖案的瓷器稱之為“紋章瓷”。紋章瓷是明清時期專為外銷而生產的瓷器。凡是將歐、美一些國家的王公貴族、城市、軍團、公司、社團等特有的紋章標誌燒在瓷器上,這種瓷器就統稱為“紋章瓷”。這類瓷器既有西方的紋章或標誌,又具有中國傳統花紋、形狀和風格,反映了兩種或多種文化的結合。
  紋章瓷一般是按照訂户的要求而特製的,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種:名人望族徽章,國徽、省、城徽章,軍隊徽章,公司或機構徽章。
  紋章產生於十字軍時期的初期(十一世紀末),西方出現了這種代表封建等級的圖案標記以後,隨着西歐對殖民地的擴張,紋章傳播到美洲、非洲、亞洲等地,並盛行於十二至十四世紀的騎士制度時代,它既可做裝飾又可壯軍威。除王公貴族使用外,社會名流、富豪及有特殊貢獻者或捐巨款並得到王室批准亦可獲得紋章,以顯示高貴和榮譽。紋章開始局限於個人或家族使用,到中世紀時逐漸發展到城市、教堂、學校以及軍隊,由於紋章的風行,逐漸形成了特定的模式。一個完整的紋章包括冠頂、頭盔、披風、盾牌、托器以及寫有銘詞的綬帶。紋章圖案中冠冕是等級的標誌,冠較冕小,戴者身份低於國王,英國則是不同式樣的冠代表公、候、伯、子、男各等級。盾牌是按持有者的意願而定,盾形紋的紋地有藍、紅、黑、綠、紫五種。紋章有普通圖案和特殊圖案,傳統的以神鳥、龍、馬、鷹、魚、獅子為紋章中最常見。古代的不少紋章一直沿用至今,目前在建築、墓碑、信封、信箋以及現代汽車、服飾上亦可見到類似古代盾形紋章,但是大部份已失去了它的顯貴意義,祇剩下宣傳廣告和美術裝飾的作用。
  然而,自十六世紀開始在中國訂製的紋章瓷卻隨着歲月的流逝,越來越變得珍貴,顯示出它的歷史和藝術價值,成為世界古董市塲搶手的文物。
  當十六世紀中國瓷器傳到葡萄牙,王公貴族、社會名流和富商豪紳們以擁有中國瓷器作為身份的象徵,在佔有慾、虚榮性和光宗耀祖思想的驅使下,象徵着榮譽和權力的紋章與象徵財富和藝術的中國瓷就必然的結合在一起,“紋章瓷”應運而生成為時尚。
  十六至十八世紀紋章瓷盛行,歐洲各國紛紛向中國訂購瓷器,其中有許多是按特定紋樣圖案而定製的紋章瓷。目前所見到最早的一件紋章瓷是青花玉壺春瓶,裝飾圖案是葡萄牙國王馬努埃爾一世(1495-1521)的紋章。由此,便在歐洲掀起一股到中國訂製“紋章瓷”的風。“紋章瓷”的市塲有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丹麥、比利時、荷蘭、瑞典、德國、法國等歐洲許多國家。此外,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也是紋章瓷的重要市塲。據瑞典統計,曾經有三百家貴族到中國訂製紋章瓷。
  這次在澳門公開展覽的紋章瓷涉及的名人和貴族有:葡國在印度殖民地果阿聖奧古斯丁總主教,葡國皇室貴族,龐貝候爵的助理大臣,瑪麗亞一世時代的大臣,里斯本國立圖書館創始人,葡國高級法院院長,葡國波爾圖、印度及巴伊亞的高級法院法官,聖保禄總督,英國鴉片商人比雅利家族,愛爾蘭里斯杜維爾的伯爵,英國東印度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主管,瑞典基利蒙族,荷蘭萬都納家族,美國新墨西哥州等。此外,還有許多有待考證的紋章瓷。所有這些沙巴治先生收藏的紋章瓷都足以證明澳門是中西貿易和文化的橋梁,十六至十八世紀她所作的重大貢獻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象。

爲教會特製的瓷器


  在宗教題材的展品中,一件乾隆年間製作,飾有耶穌會宗教圖案的青花聖水盃是極珍貴的文物。自利瑪竇神父一五八三年經澳門到中國後,天主教在中國逐漸發展。但是在雍正、乾隆年間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天主教曾經多次在中國遭到禁止,傳教士、教徒均受迫害,繪有天主教圖案的瓷器也大量被毀,刧後餘生的瓷器,時至今日已十分罕見,這個青花聖水盃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珍品,迄今為止還没有發現第二個同類型的青花聖水盃。另外繪有耶穌會象徵圖案的青花罎(清道光1820-1850)、粉彩小罎(清咸豐1860年)繪金飾的青花罎(清同治1862-1874)粉彩瓶(清同治18621874)都是天主教會向中國訂製的宗教瓷器,其中有繪金飾青花罎是運往日本的天主教瓷器,由於日本也曾對天主教徒進行迫害,因此這類瓷器目前也顯得十分珍貴。
  展覽中還有兩件彩瓷,一件是粉彩盌(清乾隆17361795)這個盌外有阿拉伯文可蘭經的銘刻,另一件展品是藍釉琺瑯彩淺碟(清嘉慶約1820),碟飾有可蘭經詩句,碟面繪有圓圈形圖案,中心有一幻術正方形,具有強烈的伊斯蘭教色彩,這類瓷碟是中國的陶瓷廠專門為中東、印度、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教徒製作的,説明當時中國瓷器不僅通過澳門運往歐洲,而且在東南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都有市塲。
  以上兩類宗教題材的瓷器證明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在澳門的活動對繁榮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西方繪畫與中國瓷器結合


  在明清外銷瓷器中,接受歐洲訂單的一部份,根據歐洲客户的要求,按客商提供的樣板中國陶瓷廠的瓷畫技師們模仿歐洲繪畫的風格,將一些西洋繪畫移植到中國瓷器上,這種訂貨方式促使中國瓷畫技師吸收西方繪畫的營養。豐富了瓷畫的表現手法和題材,使中國粉彩瓷器至清代中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大約在清乾隆年間(1745),荷蘭東印度公司為荷蘭南部天主教團體在中國訂製的灰彩描金碟,碟面上繪有基督受難圖,這顯然是中國瓷畫技師根據西方客户提供的一幅歐洲宗教畫摹繪而成,從碟面的畫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畫師似懂非懂的開始接受西方繪畫的技巧和觀念,用綫條結合明暗描繪人物和景物,這幅瓷畫的構圖和表現手法完全是西方式的,儘管在某些局部還顯得粗糙,但是這是中西美術交融在中國瓷器上的一個例證。而到了約1750年時中國瓷畫技師對西方繪畫就不再陌生了,展品中有一個中國灰彩碟,碟面上畫着一個老漢擁抱着少女,這是根據一幅歐洲銅版畫繪製的,無論在畫面布局,綫條、比例、人物動態、自然景色都和歐洲銅版畫神韵十分接近,使我們不得不佩服十八世紀中國陶瓷藝人的聰明才智。
  以上這類通過東印度公司訂購的外銷瓷器,都有詳盡的訂單和檔案可查。但是這次展覽中有一件“無案可查”的清朝乾隆年製的粉彩碟,碟面繪有九個裸體人物,碟中心是一位體態豐滿的裸女正在翩翩起舞,與周圍八個裸體人物相互呼應,充滿了觀樂氣氛。其中五個裸女的周圍有類似紋章的花飾,組成一項候爵的冠冕。據收藏家沙巴治分析,這件瓷碟,可能是歐洲某國的王公貴族為他的情婦和私生子而特地在中國秘密訂製,所以在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無紀錄可查,雖然這個分析尚待進一步證實,但是這件粉彩瓷碟無疑是非常珍貴的古董。

鑒定膺品的一種方法


  清代中期,中國粉彩瓷器工藝達到了新的高峰,五彩璸粉高質量的中國瓷器壟斷了世界市場,西方瓷商覬覦中國瓷器的廣濶市塲和高額利潤,於是歐洲瓷廠紛紛仿製,大批膺品出現在市場上,有些膺品和中國瓷器的色澤、造型、繪圖的筆法都十分相似,仿造技術達到真假難分的程度,使許多顧客上當受騙,甚至不少專門經營瓷器的行家也被騙。因此,如何鑑定和識别古董瓷器的真偽是一項非常高深的學問。
  在這次展覽會上,為了幫助觀衆識别真偽,提高觀衆的鑑賞能力,特地將兩個鏤空粉彩瓷碟放在一起展出。這兩個瓷碟表面上看來象攣生姐妹,實際上一個是清乾隆年間(17361795)中國製造,另一個是十八世紀末英國瓦塞斯特出品,後者是仿照前者製造,由於仿製技術高超,達到了幾乎可以亂真的水平。如果單獨將這件英國製的膺品展覽,觀衆一定會確信它是中國瓷。現在把真假中國瓷放在一起展出,細心的觀衆通過對比就會發現英國瓦塞斯特仿製的膺品鏤空紋的雕刻工藝顯得粗糙,露出了破綻。“有比較才有鑑别”,在鑑定歷史文物時,特别是藝術瓷器的鑑賞活動中,用比較的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俗話説得好“不怕不識貨,祇怕貨比貨”,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中國畫師筆下的西洋人


  這個展覽會,除了大部份瓷器展的之外,還有一對金屬瓷漆托碟和數件精緻的象牙工藝品,這一對清乾隆年間(17361795)在中國製作的金屬瓷漆托碟和一把象牙扇,從美術史的角度看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金屬瓷漆托碟繪有三個西洋人物,扇面上繪七個西洋人物,一共五女五男。清朝中國畫師用傳統中國畫的筆法結合西洋畫風,描繪了他們眼中的“鬼佬和鬼妹”,形象和服飾富有獵奇的情趣,繪畫風格近似乾隆年間繪製的《職貢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這一對金屬瓷漆托碟和象牙扇的價值雖然比不上《職貢圖》,但它是在中國文物上出現的極少數西洋人物形象,目前世界上同類的文物極少,類似的托碟祇有在紐約的中國學會可以見到,類似的象牙扇世界上共發現了兩把。所以説這一對金屬瓷漆托碟和一把象牙扇也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資料。
  特别是這一對金屬瓷漆托碟上描繪了兩男一女西洋人正在舉行一塲小型的歌舞聚會,其中一個西洋男子用樂器吹奏一首舞曲,另一位男仕用手打着拍子,而這位西洋女子正隨着舞曲的節奏聞歌起舞。背景類似澳門常見的葡式門樓。這是一幅生動的西洋風俗畫。在一個祇有11.9厘米大的托碟上畫得如此生動活潑,展示了中國民間藝人高超的畫藝和細緻入微的觀察力。
  由於年代久遠,象牙扇的扇面右下角有些破損,美國的收藏家曾經作了修補,因為美國裝裱技術不如中國,所以破損處修理補色顯得粗糙,興原畫的風格和色彩不融合,是這件展品唯一的美中不足之處。

沙巴治熱愛中國藝術


  這次展覽的一百多件珍貴文物均為本澳土生葡人沙巴治先生私人珍藏,他在澳門出生,自幼熱愛中國傳統藝術。沙巴治十八歲時從澳門到香港的巴西領事館任職,自那時起他開始收集中國藝術品,他交遊廣濶,虚心向內行請教,在紐約、倫敦、阿姆斯特丹、摩洛哥、香港等地的蘇富比、佳士得等拍賣行、古董店經常可以聽到他的名字;看到他活躍的身影。
  二十五年來,沙巴治收集和鑑賞文物、積纍了豐富的經驗,他的知識面寬廣,對於中葡兩國的歷史、藝術、貿易、風俗及民間生活方式均有深入的研究,我有幸和沙巴治先生在一部電影的製作中共事,朝夕相處,得到不少教益,深感他是一個知識淵博,隨和好客,謙恭樸實的學者型藝術鑑賞家。
  對於事業,沙巴治有一種執着的追求,他研究學問一絲不苟的精神,在當今澳門社會中更顯得難能可貴。由於沙巴治鑑定和收藏文物的成就,他受聘為中國廣東省中國古物鑑藏家協會名譽常務理事。他自豪的對我説:“有的人拿錢到葡國賣樓,準備移民;而我拿錢到葡國蒐集中國古瓷器,運回澳門。”
  一九九一年,崔德棋先生將他私人珍藏的扇面公開展出;一九九二年,沙巴治先生又將二十多年來收藏的瓷器藝術品展覽,澳門市政廳和民間人士攜手,舉辦這兩個高水準的展覽會,推動澳門的文化活動,促進學術研究,值得讚揚和提倡。

  註釋:
  ① 引自《中國外貿瓷在明清的一段歷史》李綺年作
  ② 同上
  ③ 引自《紫禁城》雜誌,1991年第1期,作者:馮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