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澳门文史 |
| |
|
|
|
|
||
鄭觀應對孫中山、毛澤東的影響
鄭觀應(1842-1921)中國近代改良主義者。字正翔，號陶齋，别號杞憂生、慕雍山人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中年在澳門定居。曾當過英商寶順、太古洋行買辦，捐資得道員街。歷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輪船招商局會辦、漢陽鐵廠和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等。創辦過貿易、航運等企業。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學習西方原則，主張“設議院”。他認為“外洋以商立國”“借商以強國，借兵以衛商”，提出以兵戰對兵戰，以商戰對商戰的對策。強調“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他指出“論商務之源，以製造為急，而製造之法，以機器為先”，他主張發展機器製造工業。要求清王朝實行護商政策，指出官“朘削”、“遏抑”商業是中國商務不能振與的根本原因。提出採取保護關税，海關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許商人自由投資、商人造鐵路由國家保付利息等有效的護商措施。
鄭觀應先生憂國憂民、竭力挽救中國的思想集中抒發在他輯寫的著作《盛世危言》之中。他在政治上強烈要求變封建專制為君主立憲式的民主制，及相應地進行政府吏治、財政收支等一系民主改革；在經濟改革方面，鄭觀應主張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資本主義上商業，大力招集商股為主，必要時也引進外資進行“華洋合辦”，以加快實業建設的步伐；在外交方面，他主張以不斷加強的實力作後盾，運用公法，進行平等外交；在軍事方面，他對建立強大的新式海軍和陸軍，提出了設想和方案。
鄭觀應認為，要完成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改革，必須培養出一大批與改革事業相適應的各種專業的新式人材。他説“國之盛衰系乎人”，“有治法必須有治人”，所以他始終把培養人材放在首要的地位。
以《盛世危言》為主的鄭觀應著作中，對女教、女權、社會慈善福利、社會風氣的改造，乃至流民和犯人的改造教養都有論述。鄭觀應的救國思想，有強大的生命力，對目前中國的改革仍有現實意義。
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大學時代與鄭觀應有密切的關係，鄭觀應是孫中山的同鄉，他比孫中山年長二十四歲，因為他既是一個“熟諳洋務”的官員，又是一個頗具愛國思想的維新人物，所以得到孫中山先生的尊敬。由於孫中山的好友陸皓東早在上海讀書時與鄭觀應有交往，孫中山通過陸皓東的介紹認識了鄭觀應，①成為忘年之交。
一八八五年，因太古洋行總買辦楊桂軒虧欠巨款，鄭作為楊的保薦人受纍，被扣留香港半年，此後即在澳門定居。從事《盛世危言》的編寫工作。這段時間孫中山正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每逢假期孫中山由香港回家，必經澳門與鄭觀應交談對時局的看法及學習西方的主張。
發展農業生產，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改造農業，也是孫中山和鄭觀應共同關注的問題。大約在一八九一年，孫中山撰寫了一篇專門論述農業的文章，該文經鄭觀應酌加修改後，以《農功》為題輯人《盛世危言》一書②，孫中山在文中指出：“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③
一八九四年，也就是孫中山大學畢業以後的兩年，鄭觀應曾函請洋務官員盛宣懐向洋務派首領李鴻章推薦孫中山，其中提到孫中山在振興中國農業方面的抱負，稱孫中山“有志農桑生植之術，欲遊歷法國，講求養蠶之法，及遊西北省履勘荒曠之區，招人開墾，免致華工受困於外洋，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説亦頗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④由此可見鄭觀應對孫中山的賞識，稱得上“慧眼識英雄”。
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與鄭觀應交往的過程中研究西方的經濟政治理論和近代科學知識，尋求改革中國的具體辦法。隨着研究深化，孫中山先生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不斷發展和日趨成熟。在上書李鴻章失敗之後，孫中山便觀點鮮明的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复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民主革命綱領，組成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政黨——“同盟會”，為推翻封建的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奠定了基礎。
中國現代史上另一位風雲人物毛澤東也讀過鄭觀應輯著的《盛世危言》，這本書曾經對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一九三六年美國著名的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中國的陝西省北部訪問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在接受斯諾採訪時回憶他的青少年時代：“我常常夜裏很晚，把我房子裏的窗户掩蓋上，好使我父親看不見燈光。用這樣的方法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書我非常喜歡。它的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由於缺乏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汽船等等。他們想把這些東西，介紹到中國來。我父親以為讀這些書，祇是耗費時間，他希望我學一些像經書這樣的東西，可以在訴訟中勝利。”⑤《盛世危言》使毛澤東開濶了眼界，他不再滿足於故鄉的小天地，他要尋找一個新的世界。
毛澤東對斯諾説：“《盛世危言》在我腦子裏鼓舞起恢復我的學業的願望。我也逐漸討厭我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親反對我這件事。關於這件事我們常常口角，最後我從家裏跑開了。”⑥
美國著名的學者R·特里爾在他寫的《毛澤東傳》中也明確指出：“一本倡道改良呼吁技術進步的書——《盛世危言》，使毛澤東形成了這樣的思想：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國必須借鑒西方的東西。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買辦。他使毛澤東產生了這樣的考慮：為了中國的命運，他應該走出韶山，去學習更多的知識。”⑦
從此，毛澤東離開了故鄉——韶山，開始了他傳奇式的“流浪”和“造反”生涯。
然而，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他們的政治理想不同，孫中山在鄭觀應的改良主義思想中汲取營養，將它深化提高，在實踐中孫中山先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建國的綱領——三民主義；而毛澤東到了晚年則完全否定了鄭觀應改良主義思想中科學和民主的成份。毛澤東的封建思想和極權的統治手段，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這場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浩劫。
改良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是一種進步的思潮。鄭觀應作為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張政治上效法西方，進行根本改革，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擺脱貧窮落後狀態，這些思想對青年時代的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起了積極的影響，有很大的啟蒙作用。
鄭觀應和《盛世危言》對近百年的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巨大推動力，不能低估。中外專家學者們對於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先知”——鄭觀應的評價越來越高。
鄭觀應在澳門長期居住，並輯寫了著名的《盛世危言》，澳門的學者應該對他有更深入的研究。鄭觀應在澳門的故居——“鄭家大屋”也應該得到妥然的保護。
註釋：
① 甘乃光編：《孫中山先生文集》，廣州一九二五年版，第122頁；《國父之大學時代》，第149頁。
② 《農功》一文為孫中山所作，乃是根據國民黨元老陳少白、戴季陶、馮自由、吳稚暉等人的記述(他們有的是轉引自孫中山本人口述)。
③ 《盛世危言》卷三，光緒二十年刻本。
④ 夏東元著《鄭觀應傳》，上海一九八一年版，第110頁。
⑤ (美)埃德加·斯諾著(Edgars now)《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譯本第89頁。
⑥ 同上
⑦ (美)R·特里爾著《毛澤東傳》Harper & Row.Publishers一九八○年第一版，中文譯本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