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蜜蜂華報》創辦的客觀原因

——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

  近代報刊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物,它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而產生、發展起來的。早在16世紀,隨着商品經濟的興起和信息需求量的增加,意大利以及德國、英國、法國等地就出現了以傳播商品行情、船期、政治、戰事消息爲主要內容的手抄小報。17世紀,作爲近代報業標誌的日報在德國問世,之後,英國、法國、美國等也陸續出現了日報。從17 世紀到18世紀,是“近代新聞事業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報紙的形態與特徵已基本上確定下來。從內容上看,它包括新聞、評論、廣告三個主要部分;從形式上看,它開始採用兩面印刷、分欄編排等技術手段;根據刊期的長短,它還可以分爲日報、周報等。18 世紀後期至19世紀中期,以蒸汽機的使用爲標誌的工業革命給近代新聞業的發展以新的推動,使它逐漸步入成熟期。《蜜蜂華報》正是在歐美主要國家經濟騰飛的大的環境背景下,在本土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下誕生的。

第一節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報刊


  近代報刊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從它產生之日起,新興的資產階級就把它作爲突破封建限禁、爭取民主自由的輿論工具;在席捲歐美大陸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風暴中,它更是被用來作爲打擊敵人、推動革命的有力武器。
  英國先於世界各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也先於各國擺脫了封建限禁,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號。1641年7月,以頒佈特別法令限制出版活動爲己任的“星法院”被取消後,英國報業第一次獲得了自由發展的機會,各種報刊和新聞印刷品紛紛湧現(從1640年到1660年的20年間,共計出版300餘種)。
  這次革命中雖然沒有出現具有鮮明政治立場和巨大感召力的著名報紙(這與資產階級本身不成熟和報業發展尙處於初級階段有關),但是,進步報刊和傳播新思想的書籍、小冊子一起,在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
  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最早提出“出版自由”口號並加以深刻闡釋的,是約翰·彌爾頓。1664年,彌爾頓撰寫了著名的政論小冊子《論出版自由》,在這本小冊子中,他力陳出版檢查制度的弊端,強調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主張讓人們“有自由來認識、發抒己見、並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彌爾頓着重強調的雖然是書籍出版的自由,而且這本小冊子於1644年付印出版時傳播範圍並不廣,但是到了18世紀,它又重新出版發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還被譯成法文,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其影響也便由出版界擴展到了新聞界。
  1765年的反印花稅鬥爭是北美獨立戰爭的前奏。印花稅幾乎涉及北美各個階層,因此遭到普遍反對。人們舉行示威游行,焚燒稅吏摹擬像,抵制英貨,拒絕納稅。在這場鬥爭中,報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一方面詳細介紹鬥爭經過,發表評論,刊登來信;同時身體力行,以各種方式抗稅避稅。比如,有的報紙取消報頭,以傳單形式出現;有的刊登啓事,佯稱買不到規定的印花;有的則明確宣稱印花稅法沒有合法的約束力。1766年印花稅法廢除後,英國又制定了其他種種徵稅規則,北美人民的反英鬥爭更趨激烈,革命報刊的宣傳也隨之升溫,影響日漸擴大。這些報刊有:《波士頓報》、《馬薩諸塞偵探報》、《賓夕法尼亞報》、《賓夕法尼亞新聞報》等等。它們除了進行反英抗稅、爭取獨立的宣傳外,還大量介紹歐洲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的理論和學說,包括英國洛克的“天賦權利”思想、法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主權在民”的思想等等。
  繼美國獨立戰爭之後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一次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場革命中,資產階級報刊起到了巨大的宣傳推動作用。革命前的1788年,法國大約有60種報刊,1789年革命風暴興起後,封建王朝對報刊出版的種種限制被取消,新的報刊、傳單、小冊子大量湧現出來。據統計,革命期間約有1350種報刊出現,僅在1789年就出版了250種。1789年8月,法國國民會議通過了《人權宣言》,其中的第11條明確規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是在法律所規定的情况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擔負責任。”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明確規定出版自由的正式文件。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最爲出色、影響最廣泛的報紙,是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讓·保爾·馬拉(1743——1793)創辦的《人民之友報》。作爲革命民主派的喉舌,它有力地抨擊了以宮廷、貴族和敎士爲代表的封建勢力,揭露了大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妥協性,主張直接依靠人民,實行革命專政。這些言論爲雅各賓派專政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爲近代報業產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而資隆階級革命的蓬勃展開又爲報業走向成熟創造了不可或缺的社會條件,英、法、美三國革命與報業發展的互動關係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至於俄國、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由於其經濟發展滯後和社會變革緩慢,直到19世紀以後(有的甚至到了19世紀中葉以後),才逐漸通過民族統一戰爭或自上而下的改革,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與此相應,這些國家報業的發展相對遲緩。
  19世紀初期,歐美大陸的資產階級革命基本完成,英國、法國、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入黨派統治時期(當時的英國有兩大敵對的政黨:托利黨與輝格黨,法國有保皇派與自由派,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則出現了聯邦黨與共和黨)。爲了鞏固自己的陣地,不同黨派紛紛利用並控制報紙,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而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還沒有爲報紙的商業化提供充分的條件,因此,革命後直至19世紀中葉,這些國家報業的主體是政黨報紙。其特徵是,經濟上依靠政黨資助,政治上有明顯的黨派傾向,內容側重於政治新聞和言論,讀者對象主要是政界和資產階級。
  19世紀中葉以後,隨着廉價報紙的興起,各國普遍出現政黨報紙和非政黨報紙並存發展的局面。之後,便進入了以售價低廉、行銷廣泛爲特徵的“大衆化”報紙時期。
  中國學者在介紹資產階級報業槪况時,大多將其發展過程劃分爲四個階段,即資本主義萌芽與早期報刊;資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報刊;工業革命與廉價報紙;壟斷資本主義與壟斷報業。
  19世紀20年代——更確切地說1822年前後——歐美各國的報業已經進入或即將進入“工業革命與廉價報紙”時期,呈現出政黨報紙和非政黨報紙並存發展的局面。當時影響較大的政黨報紙有美國聯邦派的《合衆國報》(1789——1818),《智慧女神報》(1793),《箭豬報與每日廣告報》(1797——1800),反聯邦派的《國民報》(1791——1793),《曙光女神報》(1790);法國保皇派的《法蘭西報》、立憲派的《立憲黨人》和自由派的《國民報》、《辯論報》等等。
  非政黨報紙包括兩種,一種是面向社會上層的政治性報紙,也稱“上層報紙”或“高級報紙”,如英國的《泰晤士報》。
  《泰晤士報》創辦於1785年,初創時並不引人注目,後勵精圖治,開拓進取。“在經濟方面,它完全割斷和政府的聯繫,依靠廣告和發行收入充分自主。在報道方面,它大量刊登國內外要聞,又使得許多重大消息搶先見報。在言論方面,它標榜獨立,敢於直言。……另外,該報十分注意採用新技術,率先使用蒸汽印刷機、輪轉印刷機等,不斷提高印刷質量和速度,在與同行業競爭中壓倒對手。”這様,經過半個世紀的經營,《泰晤士報》終於成爲英國首屈一指的大報,並成爲影響英國政局的舉足輕重的輿論力量。
  非政黨報紙的另一種,是面向社會中下層的通俗報紙,也稱“便士報”、“廉價報紙”或“大衆化報紙”。廉價報紙的大量湧現雖然始於19世紀30年代(以《紐約太陽報》等爲標誌),但是在此之前,在先於其他國家開始工業革命的英國,已經出現了廉價報紙的“先驅”。例如,1801年有一份《每日快報》在倫敦出版,自稱辦報宗旨是“敎育和娛樂兼顧”。它廣泛採集和報道體育新聞,向讀者提供比一般報紙更多的信息,報價卻便宜一二個便士,很受讀者歡迎。1822年,又有一份名爲《貝爾的倫敦生活和體育紀事》的星期日報問世,內容有體育、戲劇、賽馬、警事新聞等,有關警察局和法院的新聞常予以突出處理,再加上醒目的標題,頗受讀者靑睞,其價格也明顯低於其他的競爭者。此後,這類報紙越來越多,至19 世紀末20世紀初,它們取代政黨報紙,成爲資產階段報業的主體。
  綜上所述,資產階級報業的產生與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也就是說,資產階級革命需要資產階級輿論爲其鳴鑼開道,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確立又爲資本主義報業的發展提供了更爲充分的條件。

第二節 葡萄牙的資產階級革命


  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歐美大陸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發生的。
  在此之前,英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美國通過獨立戰爭,法國通過大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推翻了封建主義和外來殖民主義的統治。在一系列革命與變革的基礎上,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裡,一場以技術革命爲中心的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迅速興起。
  英國是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地方——18世紀60年代開始,19世紀30-40年代完成。這場革命以蒸汽機的使用和(低質量的)機器大生產爲標誌,採煤和冶鐵是資源利用的兩個主要領域。英國工業化的進程首先從紡織業開始,然後逐步擴展到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如機器製造、鐵路、造船、農產品加工以及農業生產等等。1800年,英國使用的蒸汽機僅爲321台,共5210馬力,1825 年上升到15000台,共375000馬力,增長了幾十倍。1840年前後,英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1841年,英國成爲當時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農業勞動力人口降至勞動力人口總數的23%,農業總產値佔國民生產總値的22%。1860年,這個佔世界人口總數2%的國家所生產的工業品,竟佔全世界工業品總產値的45%,其擁有的商船佔世界商船總數的三分之一,出口額佔世界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
  繼英國之後,法國於19世紀初期也開始了工業革命。法國採用英國的棉紡機器,同時發明了絲織機和紡麻機。這兩種機器的使用,極大地提高了法國絲、麻織業與英國競爭的實力。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法國工業革命進入大發展時期,蒸汽機得到普遍使用,造紙、化工、玻璃、陶瓷等行業也紛紛採用機器生產。
  美國的工業革命也是首先從紡織業開始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水利被運用於棉、毛的紡織生產,建立了水力紡紗廠,不久又出現了一批製造蒸汽機的工廠。到40年代,蒸汽機普遍取代了水力機器。與此同時,機器製造、加工行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食品、木材、服裝加工業中也普遍使用了機器。與英法略有不同的是,美國不但極大地提高了工業化的速度,由於可耕地面積的擴大和農業機械的廣泛使用,其高效率的農業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稍晚一點的是德國。由於1789年至1794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1807年普魯士政府頒佈了《農奴釋放令》,揭開了德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序幕。19世紀20年代,德國也進入工業革命時期,首先在紡織、採礦、冶金等行業使用機器,隨後其他生產部門也陸續採用機器生產。
  除上述幾個主要國家外,此時的比利時和瑞士也都發生了工業革命。
  19世紀二三十年代這場席卷歐美大陸的工業革命的浪潮,是18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的繼續和擴展。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揭開了西方世界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序幕,那麼,這場革命則將這一偉大轉變推向高潮。在這個“高潮”中,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使英國第一個從工場手工業佔統治地位的國家,變爲大機器工業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並且使資本主義在英國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法、美、德等國工業革命的開始,則標誌着大機器工業將在西方更多的國家取得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將在西方更多的國家取得勝利。
  那麼,此時的葡萄牙又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由於“葡萄牙航海家高超的航海技術和他們的歷次地理大發現”,加上“十五至十六世紀葡萄牙海軍實力的強盛”,使它成爲那一時期“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強國’’。葡萄牙詩人羅佩·德·維加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我是最偉大的人,
  把世界踩在腳下!
  我財大氣粗,
  擁有無限的權勢;
  我是權杖、王冠和王位,
  能使大地和海洋顫抖!
  我的威名遠揚,
  家喻戶曉,
  歸根結底,
  我就是葡萄牙,
  我比整個世界都大。”
  這正是當時作爲世界海上強國的葡萄牙的生動的寫照。
  然而,僅一個世紀之隔——至17世紀中葉,葡萄牙就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落之中。1657年國內的一份財政報告,以沉重的筆調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葡萄牙終於感到力不從心,無力支持,這是因為王室的收入完全消耗於支付利息、俸祿、年金和其它公共項目的開支。……對已經交納税賦的平民已不能再加重負擔了,更為糟糕的是:他們已無可奈可地失去信心悲傷而失望。國王陛下忠實的大臣四面楚歌,到處都被強大的敵人所包圍,陸地上沒有軍隊,海上沒有兵艦……復甦已毫無希望,而且他們也知道,陛下的大臣們並無信心,也不打算尋求解決辦法。……
  至此,葡萄牙的衰落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到19世紀20 年代,它徹底淪落爲資本主義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以至後來所有的國際統計年鑒,對絕大多數國家的情况都有所記載,卻很少有葡萄牙的資料。
  葡萄牙由盛轉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英國幾百年來對它的“保護”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早在1386年,英、葡就簽訂了被稱爲世界上最古老的條約的“永久同盟”條約。它使英國獲得了許多經濟上的益處和戰略上的優勢,爲英國進攻宿敵西班牙敞開了大門。
  1703年,英葡之間又簽訂了針對法國和西班牙的攻守同盟條約,以及葡萄牙免稅輸入英國毛織品以換取向英國輸出葡萄牙酒類的條約。這些條約使英國得以控制葡萄牙市場,並且使葡萄牙長期成爲英國的附屬國。
  英國把葡萄牙拖入到一系列的戰爭中去。葡萄牙站在英國方面參加了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戰爭(1701——1714),結果,葡萄牙喪失了休達要塞。英國以該地向西班牙換取了直布羅陀。英法戰爭(1793——1814)時期,葡萄牙站在英國方面參戰,結果被迫割讓一部分大陸領土給西班牙,割讓圭亞那的殖民地給法國。1811年在英國軍隊的幫助下,葡萄牙人民把法國侵略者趕出自己的國土,而英國軍隊卻佔領葡萄牙達10年之久,致使葡萄牙遭受難以估量的損失。
  正如列寧所說:
  葡萄牙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是實際上從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戰爭(1701——1714)起,這二百多年來它始終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英國為了鞏固它在反對自己的敵人西班牙和法國的鬥爭中的陣地,保護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領土。
  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輸出商品、尤其是輸出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灣、島嶼、海底電纜等等的便利。……英國對葡萄牙的“保護”,阻礙了葡萄牙民族經濟的發展(1788 年,葡萄牙有工廠425家,其中的大多數是傳統的手工業作坊,沒有一家工廠使用蒸汽機。而這種設備在英國已普遍使用)。英國利用其商品免稅輸入葡萄牙這一特權,扼殺了葡萄牙原本就很薄弱的工業和農業經濟。由於葡萄牙站在英國方面參加了幾次戰爭,致使葡萄牙人民承受了沉重的戰費負擔。英國對葡萄牙內政的干涉,使葡萄牙的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地主土地佔有制得以保留下來。
  19世紀,在歐美大陸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下,葡萄牙展開了自由派與專制派的鬥爭。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和軍隊中的部分官兵聯合組成擁護憲章的自由派,反對以國王和專制派爲代表的君主專制政體,同時反對英國的統治。1820年,受西班牙革命的影響,葡萄牙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
  1820年8月24日,一個炮兵團離開軍營,列隊參加露天彌撒,後來鳴炮21響,宣佈革命。……向里斯本進軍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政府在首都集中了兵力,準備對付波爾圖革命。但是在9月15日里斯本的軍隊也反戈一擊加入了起義的隊伍。……革命沒有遇到甚麼抵抗,而且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人們覺得似乎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吏時期,似乎覺得有了未來的憲法,葡萄牙的全部問題都可以奇迹般地解決了。在無數以詩歌和散文形式歡呼革命的小冊子中,有這樣一段話:“……這些日子為我們展現了未來的光輝前程,這就是英明的法律為我們許諾的東西。”
  這次革命結束了英國人長期的統治局面,成立了臨時政府。1821年,立憲議會通過了葡萄牙的自由憲法(1822年頒行),根據憲法的主要條款,廢除了封建特權,撤銷了宗敎異端裁判所(1536 年設立),規定敎堂的財產應予拍賣;同時通過新聞自由法案,廢除自1768年開始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議會建議四年前因法國入侵而遷往巴西的國王回國,並請他按照憲法的精神治理國家。同年,國王D·若奧六世返回葡萄牙。
  在葡萄牙,由於經濟和政治的全面落後,自由資產階級的力量十分薄弱;加之英國人周旋於自由派和專制派之間,視他們對待英國的態度而交替支持這一派或那一派,以至革命議會所通過的大部分改革決議都未能付諸實施。1823年,法國軍隊策動了西班牙的反革命政變,受其影響,葡萄牙專制派也於翌年發動了反革命叛亂。“里斯本衛戍部隊加入了叛亂的隊伍,議會沒有力量進行抵抗,被迫宣佈解散。國王接受旣成事實,停止了1822年憲法。”
  儘管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以失敗而告終,但它畢竟傳播了民主自由思想,沉重地打擊了專制制度。不但如此,這場革命的浪潮還越過大洋,在遠離本土的澳門掀起了波瀾。

第三節 澳門的立憲運動與《蜜蜂華報》之創辦


  歷史上的葡萄牙是“依賴其他民族而生存的國家”。葡萄牙本土面積九萬一千九百平方公里,葡屬殖民地總面積二百零八萬二千平方公里,比本土面積約大22倍。(11)
  從15世紀開始,隨着新領土的不斷發現,葡萄牙就開始掠奪和消費本土以外的資源與財富——馬德拉群島的小麥、甘蔗、葡萄,休達的葡萄酒和橄欖油,印度的肉桂、胡椒,巴西的黃金、煙草、食糖等等。這種“消費”,使葡萄牙對海外殖民地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並使它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寄生國家。
  葡萄牙學者在論及殖民地經濟對本土的影響時指出:
  16世紀頭25年內,大批香料湧入我國,而且利潤豐厚,這對葡萄牙傳統的一向平隱的生活是一個突然的衝擊。人們從農村湧向首都,不願從事生產,而追求享樂和寄生的生活,……這種短暫的變化卻帶來了永久性的後果,里斯本王室講排場,擺闊氣,宮廷人員大量增加。貴族們開始靠炫耀自己的生活方式來表示其享有的社會地位,大貴族們千方百計來維持自己的小宮廷,結果弄得入不敷出。……(12)
  到17、18世紀,葡萄牙已經陷入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惡性循環之中:因爲國內沒有某種產品,所以需要進口;因爲進口,所以不必要生產該種產品。這就使葡萄牙原已薄弱的工業基礎更趨薄弱(17世紀初期,葡萄牙的工業生產與13世紀相差無幾)。有資料記載,當時的葡萄牙“爲了滿足消費的需要,甚麼東西都得進口。不僅進口那些需要運到印度去換胡椒的貨物,而且還得進口許多留在里斯本使用的物品,如武器、服裝、家具、紙張、藝術品、地毯、糧食、馬匹、車輛、船隻及造船的器材、木材、貼面石、書籍、裘皮、香水以及其他種種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需要進口的物品。”(13)甚至有的資料說,雞蛋也要從外國進口。足見葡萄牙與海外殖民地關係之“密切”。
  葡萄牙對其海外殖民地的異乎尋常的依賴(或曰重視),還可以通過葡巴關係表現出來。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並佔領巴西後,國王若奧三世就巴西劃分爲許多塊世襲領地,賜給葡國貴族。到1548年,巴西沿海已經建立了16個葡萄牙人定居的村鎭,不久便開始實行總督府體制。此後百餘年的時間裡,巴西始終是葡萄牙王室的“主要支柱”,葡萄牙人的“第二祖國”。(14)1807年法國軍隊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王室整個遷往巴西,里約熱內盧遂成爲葡萄牙事實上的首都。這時的葡萄牙本土則由一個臨時組成的委員會管理,一切均按照里約的指示進行。直到本土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議會建議國王回國,王室才遷返。回國前,D·若奧六世將巴西攝政的權力交給其子D·佩得羅,不久,佩得羅宣佈巴西獨立,並自立爲巴西國王。
  澳門雖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是從葡萄牙人非法入居之日起,葡國國王就把它作爲自己的殖民地看待。葡萄牙的史料中有這樣的記載:
  1557年,中國人承認了我們對澳門的和平佔領……;(15)
  澳門半島……既然不屬於中國,就可以不受皇帝禁令的限制,就可允許它自由貿易;(16)
  儘管澳門隸屬果阿,但是市政是由商人管理的,他們建立的政府機關——市政參議院到現在還在行使權力。1586年,葡萄牙國王為澳門起了一個名字,即中國的聖名港,想用這個名字來體現商人活動和傳教士活動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們指望上帝的名字從這裡進入中國,同時使中國的商品從這裡出口運到歐洲高價銷售。(17)
  頒行於1822年的葡萄牙憲法,更是露骨地宣稱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地爲葡萄牙領土的一部分。
  正因爲如此,駐扎在印度果阿的葡萄牙葡印總督無視中國對澳門的主權,擅自將此居留地隸於果阿,並規定在這個居留地生活的葡萄牙人必須服從由葡印總督任命的澳門總督的管理。這就使得澳門與葡萄牙本土的關係愈發緊密了: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會對澳門產生直接的影響,本土的各項改革措施很快也會在澳門得到仿效。
  因此,正當葡萄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高潮之時,緊隨其後,遠在東方的澳門也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君主立憲運動。
  在澳門,來自本土的葡萄牙貴族歷來享有政治、經濟特權,澳門土生葡人不僅在經濟上受他們的剝削,政治上也倍受歧視。18 世紀初期,議事會曾一度禁止有中國血統的土生葡人戴假髮、用陽傘,後經他們的抗爭,此禁令才被取消。1744年,葡萄牙國王雖宣佈土生葡人可以擔任市議員,但這不過是一紙空文,市政官員的職位仍爲本土貴族所盤踞。這些貴族官員大都貪污成性,聲名狼藉,遭到市民的憎恨。同時,由葡印總督任命的澳門總督也往往因政績不佳而大失民心。
  由於這種種原因,加之國內革命運動的影響,澳門的葡萄牙人分成相互對立的兩大派——立憲派與保守派。立憲派以澳門土生葡萄牙人爲主體,首領之一是中校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保守派大都是來自本土的貴族官員,其首領是身兼市政議員、司庫官等要職的亞利鴉架(Miguel da Arriaga Brumda Silveira)。如同歐洲大陸一樣,當地的立憲派首先開展請願活動。他們上書國王和議會,要求恢復原有的議事政體(1783年以後改爲總督治誥),免除澳門對果阿、帝汶的財政補貼,允許土生葡人在當地文職機構及軍隊中任職,目的是要擺脫“宗主國”(葡萄牙)的束縛和影響,使澳門實行完全意義上的自治。迫於民衆的壓力,澳葡當局於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廳舉行忠於憲法的宣誓。同時他們又以沒有接到國王和議會的指示爲由,拒不進行民衆要求的改革,立憲派與當局,特別是與保守派首領亞利鴉架的矛盾因此而日趨激烈。
  1822年8月中旬,要求改革的市民發生騷動,澳葡當局無法控制局勢,陷入癱瘓狀態,亞利鴉架被迫辭職。8月19日,市民舉行新政府選舉大會,立憲派與保守派再度發生衝突。卡瓦爾坎蒂(Cavalcanti)少校等保守分子宣佈,這個議會沒有確定新政體的權力。與會群衆被激怒,幾乎把他從窗口扔了出去。群情激憤之時,巴波沙登台演講,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與憲法完全相符的政體。在他的鼓動下,會議最後做出決定,恢復1783年以前的政體,賦予新選出的議事會以不受總督及地方長官控制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18)
  正是在這場革命風暴中,1822年9月12日,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報紙——《蜜蜂華報》誕生。《蜜蜂華報》是澳門資產階級革命派(立憲派)的喉舌,它以大量篇幅刊登立憲黨人的言論,並詳盡刊登政情消息、會議記錄、名人演說、議事會與市民的往來信函、王室諭旨與報告等;同時一如自己的名稱一一蜜蜂那樣痛蜇保守派,使其手足無措、狼狽不堪。該報由巴波沙親自創辦(創辦者還有阿美達(José de Almeida)醫生),由阿馬蘭特(António de S.Gonçalo de Amarante)神父編輯,在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19)報紙出至1823年9月27日,因立憲政府被推翻而改由保守派操控,1823 年12月26日停刊。總共出了67期,時間爲一年零三個月。
  綜上所述,澳門是當時中國土地上唯一受到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影響的地方,正是在這裡(也祇有在這裡),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外報。它是東西方世界兩大系統相互碰撞與整合的產物,是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可以說,沒有19 世紀20年代的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就沒有澳門的立憲民主運動,也就不會有《蜜蜂華報》的問世。可見,《蜜蜂華報》是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是葡萄牙報紙在遠東的衍生(它是從外部移植進來的,而不是從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脫生的)。
  這樣一來,《蜜蜂華報》爲何創辦於1822年,而非更早或更遲的問題也就不難解答了:《蜜蜂華報》是爲一場革命、一次運動而存在的,這場革命恰爆發於1822年,因此它創辦於此時而非更早;由於中葡兩國特殊的關係背景,葡萄牙人毋需用槍炮打開中國的大門便可獲得辦報的默許,因此它沒有(或沒有必要)創辦得更遲。
  應當指出的是,在有關近代報業起源這個問題上,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模糊認識。例如,有人認爲,最早出現的在華外報,都是由外國傳敎士創辦的,目的是爲了傳播宗敎。(20)應當承認,早期來華的外國人大都負有傳敎的使命,並且他們也創辦過這類報紙。但凡事都有例外。《蜜蜂華報》這個“中國近代第一報”,就不是由外國傳敎士創辦,而是由資產階級革命家創辦的;它不是宗敎報紙,而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政治報紙。
  註釋:
  ①梁洪浩主編:《外國新聞事業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第14頁。
  ②同上,第25頁。
  ③同上,第37頁。
  ④同上,第46頁。
  ⑤(葡)J·H·薩拉依瓦:《葡萄牙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第177頁。
  ⑥同上,第225頁。
  ⑦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1953,第94頁。
  ⑧同⑤,第269——270頁。
  ⑨同⑤,第276頁。
  ⑩(蘇)格·尼·科洛米耶茨:《葡萄牙現代史槪要》,江蘇人民出版社,1973,第14頁。
  (11)同上,第225——226頁。
  (12)同上,第154——155頁。
  (13)同上,第153頁。
  (14)同上,第152頁。
  (15)同上,第140頁。
  (16)同上。
  (17)同上,第146——147頁。
  (18)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40頁。
  (19)參見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6,第93頁。
  (20)見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