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擇業價值觀
本章概要
·本澳青少年擇業觀已顯多元、分化趨勢。青少年擇業取向已不再呈現統一和整合的模式。
·本澳大學生擇業最注重“有晉升的機會”、“豐厚的收入”；在職青年擇業最關心“工作符合自己的興趣”和“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専長”；中學生擇業取向的定向性明顯低於職業青年和在校大學生。
·性別比較發現：澳門青少年女性擇業比較注重職業的社會聲望、經濟報酬；青少年男性擇業則比較看重職業生活給自己所帶來的發展機會和工作本身的體驗與價值。
·隨着家庭經濟收入水平的上升，本澳青少年的擇業取向也相應由注重“收入”→“社會威望”→“工作符合自己興趣”→“有晉升機會”依次遞升。
·澳門和上海比較可知：兩地青少年擇業，都比較關注“收入”和“獲得個人發展”兩個因素。除之以外，上海青少年注重“能發揮自己的特長”；澳門青少年則看重“職業的社會聲望”。
一、青年擇業觀的特徵及其演變
靑年跨入成人社會最具象徵性的事件，莫過於職業選擇以及經濟獨立生活的開始。
對靑少年來說，選擇恰當、合適的職業，往往是決定他們跨入社會第一步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靑年的擇業和勞動動機，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其自我意識的發展水平和成就慾望的高低。
靑年人的擇業觀，呈現出與年齡、敎育等因素明顯相關的趨勢：即年齡越小，其擇業動力的理想成分就越大；年齡越大，其擇業選擇中的現實取向就越強，因此，一般來說，大學生擇業的成就抱負水平最高。
隨着當今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靑年人的勞動觀念，對職業的評價和期望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突出表現爲：靑年人職業評價標準呈現多元分化勢態，職業選擇的主體意識明顯增強，職業流動意識正逐步取代以往“從一而終”的傳統職業觀。
如今靑年人擇業，首先注重職業的經濟價値，即從事某一職業，能否滿足個人的經濟期望；其次才考慮職業的社會地位，即選擇某一工作，它能否會給自己帶來個人發展的機會，有否升遷的可能性等等；而職業的社會意義或工作本身的樂趣，已放置後面的位置。靑年人這種個體本位、以現實取向爲主的擇業觀是高度競爭、開放、變動的社會價値觀的一種折射。
二、澳門青少年擇業取向的變化趨勢
九十年代澳門靑少年的擇業觀，在總體上表現出與整個世界靑年價値觀的變化潮流相一致。
通過對500名25歲以下的澳門大學生、中學生及部分職業靑年的問卷調查，我們發現，現今澳門靑年人擇業觀已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已沒有哪一種職業選擇傾向佔居靑年人的主導價値，分化趨勢已取代了整合模式。
在我們給出的“如果你現在有職業選擇的機會，你首先考慮的是？”這一問題的八種擇業因素中，沒有一種選擇頻率是超過三成的。經我們用模糊類聚判別矩陣分析方法，獲得如下的集合印象：
靑年人職業選擇中對經濟的期望
(Σ=1.37)(得分最高)
靑年人職業選擇中對個人發展的期望(Σ=1.16)
靑年人職業選擇中對工作本身樂趣的期望(Σ=1.05)
靑年人職業選擇中對工作社會意義的期望(Σ=0.88)
三、青少年擇業的類別差異
儘管卡方檢驗(X2)結果，本澳靑少年擇業的類別差異不明顯，但我們仍可以通過影響擇業選擇的因素分析來觀察本澳靑年人擇業的細微差異。
通過表42，可以發現：大學生擇業首重考慮的是“有晉升機會”和“有豐厚的收入”，分別爲21%，說明大學生擇業取向是強調自我未來發展與現實經濟利益並重的。相形之下，在職靑年更注重“工作符合自己的興趣”(20%)和“能充分發揮自己專長”(23%)，與大學生群體相比，在業靑年擇業的成就抱負水平顯得較爲知足與平穩，沒有大學生那麼強烈。
而中學生群體，尤其是初中生，由於其年齡尙小，他們的擇業意識還沒有完全定型，仍帶有較大的理想化色彩，使其在回答結果上比較分散，而顯示不出明確的定向意義。
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強調有晉升機會”和“強調有豐厚收入”兩個選項上所呈現出的大學生>高中生>初中生>在職靑年的規律現象。這說明靑年人的敎育程度高低對上述兩大選項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即接受敎育年限越長，對擇業的經濟期望和個人發展期望就越高。
與本澳靑年人擇業注重“收入”、“晉升機會”和“社會威望”相比，爲“有益於社會”和“工作輕鬆、自由”而擇業的靑少年人數大爲減少。甚至出現大學生和在職靑年擇業考慮“有益於社會”爲零的結果。這多少反映了當今本澳靑少年擇業更多重視自己實際利益而輕視與之關係疏遠因素的價値取向。
四、影響青少年擇業因素的澳滬比較
94年上海團市委和浦東新區靑少年事務署分別就上海職業靑年(35歲以下)和在校中學生的擇業觀進行了問卷調查，從統計結果看，與澳門本次調查統計在許多方面具有可供比較之處(參見表43)
從上表可以發現，澳滬靑年人擇業考慮的共同點是，都把“收入”和“獲得個人發展”看得很重要。但相形之下，上海靑年人擇業因素的首要率比澳門靑年人來得更趨集中，一致性程度更高。尤其是上海靑年人往往把擇業中“能否發揮自己特長，獲得發展”看得更爲重要。無論是中學生，還是職業靑年，此項選擇頻率均超過四成，遠比澳門同比高。它表明，現今上海靑年人有一種期望在自己職業崗位上獲得自我發展的強烈願望，他們把職業選擇與獲得自己才能表現、個人發展看得十分重要。
與澳門靑年擇業十分看重“職業的社會威望、名聲”形成對照的是，上海靑年人對職業的社會地位、名氣卻看得不那麼重要。這是一種有趣的現象。
對此，我們作出這樣詮釋：澳門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契約型工商社會，靑年人佔據社會比重高。與西方工業化國家一樣，在澳門個人的社會職業地位，往往與其收入、受敎育程度和生活質量呈高度相關，這導致澳門靑年人對職業的社會地位重視、追求與對職業的經濟期望是相一致的。而在上海，雖然它是中國最發達地區之一，但社會經濟發展仍處在產品經濟向市物經濟的轉型時期，傳統的身份限制開始削弱，社會成員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職能出現分離現象，具體表現爲社會威望和經濟收入的相關性減弱。這便導致現階段上海靑年人職業評價與職業選擇相分離。譬如在職業評價時，靑年人往往把大學敎授排序第一，但在具體的職業選擇時，大學敎授卻排序第八位。原因是大學敎授收入與社會地位不相稱。相比之下，澳門職位、社會地位與經濟收入間相關緊密，這使得澳門靑年人的職業評價態度與職業選擇行爲，兩者能保持基本一致。
五、家庭收入與青少年的擇業期望
在分析影響澳門靑年人擇業因素時，我們發現靑少年本人出生地和其父母出生背景與靑年人擇業之間並無顯著相關。但是，家庭收入(家庭的經濟地位)卻對靑年人擇業意願、期望具有較大影響。(參見表44)
從表44可以看出：隨着家庭月收入的遞升，靑年人的擇業意愿(首要率)也相應由注重“收入”、“發揮特長”向“社會威望高”、“工作符合自己興趣”和“有晉升機會”上升。這可用馬斯洛優勢需要理論來解釋：家庭成員收入較低時，靑年人擇業時，更多考慮的是“收入”、“工作穩定可靠”等與基本生存需要相關的因素；當家庭成員收入進入中等地位時，靑年人的擇業期望，則開始注重職業的“社會地位”；而當家庭收入處於較高水平時，靑年人擇業則更多考慮“工作符合自己的興趣”和“有晉升機會”等與發展需要、自我實現相關的因素。
由此可見，收入由低向高遞升時，靑年人擇業期望與優勢動機，也顯現出“基本生存需要滿足”→“個人發展需要”和“社會地位”(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逐步遞升的規律。尤其當家庭收入達到2萬以上時，靑年人擇業期望中希望“工作符合自己興趣”和“有晉升機會”的頻率有一個則明顯上升趨勢，分別達26%和60%。
六、性別與青少年擇業的關係
本次願意接受擇業觀問卷調查的433名靑年(男性：N=170；女性：N=263)中，明顯呈示出性別上的差異，(參見表45、表46)
擇業因素“首要率”，主要是測量首重頻率的“峰値”，而“平均値”，主要是判別影響擇業選擇因素的平均分佈狀態。其統計意義是不同的。表45，46顯示出：本澳女性靑年擇業期望首要率與平均値一致性較高，而男性靑年擇業期望首要率和平均値之間差距甚大。換言之，澳門男靑年擇業選擇與期望較女靑年來得更離散，更分化。這可能向我們提示：(1)在澳門社會中，男性在實際擇業時，比女性面臨更多的挑戰和競爭機會；(2)澳門男性擇業心理比女性來得更加獨立和自主，女性的從衆心理較強；(3)澳門男靑年更注重職業生活能否給自己帶來發展機會和工作本身的價値體驗，女靑年則更嚮往職業的社會聲望和經濟價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