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媽祖信仰與中國東南人民的海洋文化精神
徐曉望
海洋文化是歷史哲學對人類一種謀生方式的槪括，它的主要特點是以海洋發展爲生活中最關鍵的內容。中國是一個以內陸文化爲主體的國家，她的海洋文化主要分佈於福建、廣東、台灣、海南四省，媽祖信仰是中國海洋文化區域的代表性民間信仰，並是一個富有東方文化特色的海洋之神，與西方世界的海洋之神——手持三叉戟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形成鮮明的對照。西方文化有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但它的海洋文化，卻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文化側面。在西方的海神波塞冬的身上，人們看到了西方海洋文化的冒險、征服、掠奪、欺詐、霸權的特征，反映了歐羅巴人種個性的陰暗一面；而在中國百姓的媽祖信仰之上，人們看到的是中國海洋文化特色——和平、自由、平等、共存的文化精神。這一文化精神基於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人類文化的共同財富，我們希望未來的世界是如同我們在所看到的那樣：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這是媽祖文化精神的再現。
一、媽祖——中國古代海洋文化的象徵
中國的海洋文化源遠流長，祇得到宋代才出現了媽祖崇拜，爲甚麼說媽祖文化是中國海洋文化的旗幟？這是基於以下的考慮：中國海洋文化歷史雖長，但祇是到宋代才發育成熟，眞正具備了構成海洋文化整體的諸要素。
中國海洋文化萌芽雖早，但是，中國人的遠海航行直到宋代才趨於成熟。中國的海洋文化萌芽於新石器時期，其代表是：浙江沿海的河姆渡文化與黃海之濱的龍山文化，這二個區域的古人類，以獨木舟與木筏爲航海工具，沿着島嶼與海洋航行，從事海洋捕撈業，從而發展了中國最早的海洋文化①。然而，早期的海洋文化主要是大陸採集農業的次生態之一，它僅僅是將採集的對象由陸地轉到了海洋。從祖國萬里海疆廣泛散佈的貝冢遺址來看，海洋生物早在新石器時代已是人類食物的主要來源之一。古人從採集、捕撈海濱的貝類、魚類開始，進而發展到用獨木舟航海捕魚，這是一種海洋農業的觀念，由此發展起來的文化，嚴格地說，是一種濱海文化，還說不上是海洋文化。因爲，這一時期的人類祇能在濱海與島嶼活動，雖然會有個別的遠航活動，但是，成功率很低，獨木舟不可能給人類帶來眞正的航海自由，所以，在以獨木舟航海的階段，祇能說是海洋文化萌芽的階段。而海洋文化的成熟建立在發達的遠航業之上。就中國的海洋發展史而言：龍山文化與河姆渡文化分別爲東夷與百越繼承，以後又逐步融入華夏文化。從考古與文獻記載的材料看，中國人的航海技術在春秋戰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②能夠運用木材建造較大型的木船，於是，遠洋航行在中國出現了，春秋末，越國的海軍從越地航海至山東半島；秦代，原爲東夷的齊地有徐福等方士遠航瀛洲。此後，各種華人遠航的記載散見於史冊，不絕如縷，但是，這一時期遠洋航行，主要目的是戰爭與尋找海上仙山，遠海貿易可能存在，但無疑是不發達的。漢唐時代，中國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北方經濟對海洋的依賴性遠遠不如南方，它基本屬於傳統農業文化的範疇。所以，古代北方的航運一直未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認爲，人類的海洋文化，主體是海上的貿易交往，祇有在海上貿易發達的時代，人類才對運航充滿興趣，並發展起成熟的海洋文化。中國人的海上商業發展，應有悠久的歷史，從商代的貿易以貝殼爲貨幣這一點來看，中國的商業與貿易，也許最早是從海濱興起的。但是，在古代航海技術尙未成熟的階段，航海是十分危險的，尤其是對中國這樣濒臨太平洋國家而言，夏季常有從南太平洋席捲而來的颱風，冬天有從北太平洋而來的強大的東北風，遠海航行十分危險。除非有絕大的利潤，很少有人願意去冒此風險。其次，北方的海域缺少貿易的對象，漢唐時期日本開發程度太低，與中國之間難以進行商品交流，而朝鮮與中國之間有陸路可通，海運不是一定不可少的。所以，中國的航海業在北方雖有一定的傳統，但在宋以前，北方的海上貿易一向是欠發達的。
從航海史而言，自宋代以後中國的航海局面大變，南方的航海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取代了北方。我們知道，中國南方的航海業具有與北方一樣悠遠的歷史，它上承古代百越的海洋文化，下啓漢唐南方各族的遠航。還在漢唐時期，廣州作爲中國重要的海港城市已揚名南亞與西亞。然而，漢唐時期南方諸省人口稀少，北宋統一嶺南時，廣州轄17郡，總人口爲206694人③，屬於地廣人稀的區域。就其人口而言，當時廣東雖有海外貿易，但在中國經濟中不可能佔重要地位。宋代，由於中國的經濟中心轉移到南方與北方移民的大舉南下，南方沿海的浙江、福建與廣東的部分區域，很快成爲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而且，這些人口多集中於沿海肥沃的區域，形成了今天被稱爲“黃金海岸”的新月形開發帶，並形成了厚實的小商品經濟發達區域，一批沿海城市成長起來，如泉州、福州、溫州、寧波等等，這給南方航海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在我們看來，南方發展航海業有許多優越的地理條件，首先，閩、浙、粵三省區盛產木材，其中又以在福建山區的杉木、松木、樟木、梨木等建材最適宜造船；其次，閩、浙、粵三省的海岸線曲折多港灣，擁有衆多的良港，從長江口上海到廣東西部的欽州灣，長建萬里的海岸線擁有幾百個潛在的良港；再次，南方中國的手工業技術精良，不論是木工、鐵工、油漆工以及各種類型的手工業都很發達，杭州、福州、廣州等城市都是有名的手工業城市，其製造技術足以支撑大規模的造船業，宋代中國造出的大船質量比同時期各國的帆船都好，其原因在此；復次，宋代南方已有久遠的航海傳統，有一大批富有經驗的航海家，在航海時應用指南針，可以遠航印度洋。④由於此類種種因素的作用，宋代中國的航海業在南方沿海全面展開，形成較可觀的海洋貿易，南方生產的絲綢、瓷器、鐵器等物質大量輸出海外，而海外的香料等奢侈品也輸入中國，中國的海洋事業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沿海民衆共同的行爲，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海洋文化。我們說中國的海洋文化成熟於宋代，其原因在此。
此外，宋以前中國的海洋文化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內不佔重要地位，這種情况直到宋代有一定的改觀。由於古代的中國人發源於內陸，並形成了以農業爲主的文化體系，所以，船海在古代的一直未受至重視。從歷代朝廷祭祀的神靈來看，在周代，朝廷祭祀五岳四瀆之神，然而，四瀆僅爲內陸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等，這反映了早期中國人對海洋的隔漠。直到漢代，中國人才開始祭祀海神，唐代始祭四海之神，海洋文化欠發達，這與當時中國海洋事業相對落後是相襯的。⑤自宋以後，隨着中國人海上事業的發展，對海神的祭祀才日益頻繁起來，而在南方沿海衆多的海神裡，媽祖超越衆神，漸次成爲中國最高海神。關於媽祖怎樣從一個鄕村女巫成長爲朝廷祭祀的海神天后，在這方面已有許多文章，此處不再重複。大約自南宋起，媽祖在中國航海界已得到普遍的祭祀，至元明淸三朝，媽祖幾乎成爲每一個水手都離不開的保護神。這就使人們可以通過對媽祖的硏究進一步探討水手的心理。我們知道：海洋文化在中國歷來是下層人民的民俗文化，這裡包含兩種意思：其一，自唐宋以來，中國的士大夫便極少參與危險性極大的航海，航海主要是下層民衆的活動，自明淸政府頒佈海禁以後，士大夫涉足於海洋的事例就更少了；其二，中國歷來缺乏有關海洋的歷史記載與文學創作，因此，對中國海洋文化精神的硏究，着眼點不可能是中國的雅文化，而沿海的民衆的民俗文化。民間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爲下層民俗文化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所以，中外人類學家都重視各民族的民間信仰硏究。而在海洋文化方面，人們重視的當然是航海人們的信仰和崇拜，其中核心又是民衆對海洋之神的崇拜，在中國，則主要是對最高海神媽祖的崇拜。就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媽祖是中國古代海洋文化的象徵。對媽祖崇拜的分析，將使我們深入對中國海洋文化的理解。
二、海神波塞冬與西方海洋文化的特點
在世界各大文化區域都有自己的海神，在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海神是希臘文化中的波塞冬。希臘面臨的地中海是人類航海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地中海海域較小，風浪不大，而且島嶼遍佈，即使遇到風暴，也可迅速找到港口避風；而且，地中海周圍皆爲文明古國，航海貿易有較高的利潤，所以，當地的海洋文化發生較早。最早顯示出航海才華的是古希臘人與腓尼基人，他們在不知舵、錨、櫓等器具的情况下，已可能在廣闊的地中海上航行。在此基礎上從而發展了他們的海洋文化。有關波塞冬的傳說起源於公元2000年前的希臘，他是統治天、地、海的三主神之一，不論是大海、江河、湖泊，凡是水域都屬於他的廟宇。在古希臘的海神廟裡，波塞冬被塑造爲一個手持三叉戟的壯年男子，他經常騎着駿馬在海上飛馳，所過之處，波濤翻涌，大地顫抖。人們認爲：波塞冬是大海的主人，海上的風暴、巨浪、海怪都是波塞冬造成的，凡是不服從波塞冬的人，都會遭到報復，在航海中遭到滅頂之災。因此，人類要在航海中取得平安，就必須祭祀波塞冬。
在波塞冬的身上，我們可看到古希臘的部分文化性格。波塞冬是海洋的強者，他可以給人類製造種種災難，從東方人的觀點看，波塞冬是一個惡神，但古代希臘人重視的不是善惡之辨，而是力量的比較。旣然波塞冬的力量比人類大，人類便祇好服從波塞冬，所以，盡管波塞冬荒淫無耻，而且經常掀起波澜爲害人類，但希臘人仍然拜伏在他的腳下，爲他獻上各種貢品。在他們看來，祇要是強者，便有權發號施令，便有權享受人間最美好的東西。古希臘人認爲弱者服從強者是人類的天性，在人類中，這條定理也是同樣的。其他的民族若是不如希臘人強大，希臘人便可將他們擄來作爲奴隸，異族人應當服從他們的希臘人，就像所有的人類都要服從神一樣。可見，希臘文化的本質是一種崇拜強者的文化，在這種文化觀點的支配下，希臘人發展起了一種以征服、冒險、掠奪、霸權爲主的海洋文化，在希臘人看來，作海盜是比農業更爲光榮的一項工作，一種東西如果可以用流血和流汗的二種方式去取得，他們認爲，敢於通過流血方式去取得才是光榮的。從史冊的記載來看，從公元前1000年開始，希臘愛琴海的海上文明便與海盜活動結合在一起的。希臘人的《伊利亞特》、《奧得賽》等著名史詩，不過是歌頌荷馬時代希臘人對特洛伊城的掠奪、也就是希臘人的海上掠奪史而已!黑格爾評說道：“活躍在希臘民族生活裡的第二個元素就是海。他們的國土的地形，造成了他們的兩棲類式的生活，使他們能夠隨心所欲地凌波往來，無異於陸上行走，——他們不像游牧人民那樣漂泊無定，也不像江河流域居民那樣安土重遷。海上的主要職業，並不是經商貿易，而是海盜劫掠；我們從荷馬的詩篇看來，這時候海上剽劫還沒有認爲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情。”⑥孟德斯鳩曾說：“最初的希臘人全部都是海賊。米諾斯稱霸海上，也許是在搶劫上比別人獲得較大的成功而已。”⑦英國的著名史學家赫·喬·書爾斯在論及西方古代航海業時也說：“遠航通常不是爲了經商，而多半是爲了進行海盜襲擊。根據我們對人類的了解必然得這樣的結論，最初航海的人能掠奪就掠奪，到不得已才從事商業。”⑧希臘文化的鼎盛時期也就是雅典建立海上霸權的時期，換言之，也就是雅典人可以合法掠奪他人的時期。其後羅馬文明的興起，也建立在地中海霸權的基礎上。
希臘與羅馬人的海洋文化對西歐諸國影響很大。從古希臘以來，西方人的海洋史便一直是一部血與火的歷史，西方哲學家也毫不違言這一點，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⑨，這不諦於說，歐洲人的海洋史便是一部征服史、掠奪史，並以征服、掠奪爲榮的歷史。翻開歐洲人的海洋史，每一種記載無不證明這一點。自15世記末歐洲人開始世界性的遠航以來，他們每到一處，便意味着戰爭與流血，西班牙人對美洲的殖民，葡萄牙人對印度、巴西的殖民，以及相斷來到東亞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對東南亞的殖民，無一不止是伴隨着掠奪、屠殺、強迫勞動、販賣人口等罪惡行徑。對於這些，馬克思曾引用了威廉·豪伊特的《殖民和基督敎，歐洲人對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歷史》一書：“所謂基督敎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採取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耻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他又引用《爪哇史》一書指出：荷蘭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一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爲的絕妙圖畫。”⑩而歐洲的發展，很大程度建立在對殖民地掠奪的基礎上，馬克思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和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着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11)由此可以知道：歐洲人的海洋文化是一種犧牲其他的民族而發展自已的利己文化，因而，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信奉上帝，而其行動上的指導卻是海神波塞冬，他們脖子上掛的是十字架，手裡拿的卻是三叉戟，這種言與行的不一致，反映了歐洲海洋文化的內核尙屬戰神的範疇。一言以蔽之，西方的海洋文化，其實是一種戰神文化。
三、媽祖的神性——人類母愛的延伸
與西方的海神波塞冬相比，媽祖同樣是東方海洋的主宰，但是，她所反映的東方文化精神，與波塞冬有本質的區別。
首先，媽祖是一個女神。在中國的民間傳說裡，媽祖是一個高雅的年靑母親的形象，她身披象徵着吉祥的紅衣，在茫茫大海上飄行，那裡有海難，她便趕去營救落難者，給人們帶來安全、好運、吉祥。可見，東西方海神的區別首先表現在外形上，古希臘神話裡的海神波塞冬雄武、剛健，是高度發展的男性文化的表徵，西方海洋文化的侵略性特徵根基於此。而中國的海神是一溫文爾雅的善良母親，民間傳說她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在她的身上，寄托的是人類母親的愛——慈祥、親切、無私、利人，她將愛付於人，而從不索取。(12)他們是各自文化傳統的產物，離開其文化傳統都是無法生存的。在古希臘神話裡，女神是沒有地位的。希臘人認爲，女性是與軟弱聯在一起的同名詞，而在希臘社會祇有勇氣與戰爭才會給一個民族帶來地位；他們如同蔑視軟弱一樣蔑視女性，即使在神的世界，女神中的多數也處於被支配地位，例如天后赫拉與愛神阿芙洛蒂之類，她們多爲男性的配角。唯一受尊重的女神雅典娜，則被塑造爲一生下來便穿好鎧甲準備戰鬥的處女之神，盡管希臘的女神不乏風流韵事，唯有雅典娜卻是一塵不染——其實她哪裡是女神，她實際上是一個僅僅具備女性樣貌的男性戰神。希臘人眞正崇拜的是雄武的男性衆神，因爲，他們能使希臘人在戰爭中獲勝，而希臘人認爲，祇要有了勝利，就有一切。當希臘人將海神塑造爲手持三叉戟的戰神，他們在心理時常嘲笑其他民族懦弱無用，在希臘人看來，害怕流血的民族活該被他們征服、奴役。因此，盡管人們都說希臘人的文化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實際上，他們還無法理解人類的眞愛——那種對人類無條件、崇高的、廣博的愛。
在東方的海洋上可能產生類同的西方的海神。在中國人的心裡，不管是人的世界也好，還是神的世界也好，最重要的是善惡之辨而不是力量的差異。在神的世界會有善神與惡神的精靈，在人的世界，也會有善人與惡人，這一區別是天然存在的。但是，惡無法戰勝善，這是最終的原則。在神的世界，善神是統治天地的大神，而惡神祇是產生於窮山惡水裡的各種精靈，這些精靈以作惡爲快樂，以惡作劇爲勒索善良百性的本錢，如果百姓不遂其所欲，他們便掀起滔天巨浪危害人類。人世間發生的海難多是他們所造成的。不過，正如惡不能戰勝善，惡神可能給人類造成危害，但無法成爲神的世界的統治者，不論他們有何法力，最終都會被佛道二敎的善神擊敗。佛道衆神保佑善男信女，給人類帶來幸福與安寧，如果人類都能實踐儒、佛、道三敎的敎義，人類將戰勝一切災難。但是，由於人世間作惡的人多，所以，命中注定人類不得安寧，經常會受到各種精怪的襲擊。而在此時，祇有善神才能挽救人類。媽祖便是專門在海洋上救護人類的善神；盡管海上多有海難，但是，祇要以媽祖爲代表的海上正義存在，惡勢力的爲害就是有限的。對中國人來說，力量的差異是暫時的，好人雖然可能是弱者，但中國人相信：好人會有好報，他們會得到善神的保佑，媽祖正是代表上天來拯救好人，她會以神力驅除作惡的精靈。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過於崇拜力量，在中國人的文化觀裡，以力欺人便就是惡的表現，如果波塞冬在中國，他祇是一尊惡神，盡管他有通天的法力，能夠爲害人類，但他終就屬於另一個世界，祇有改惡從善，才能有出路。在媽祖手下的大將裡，也有許多出身黑道的惡神，例如千里眼、順風耳、晏公等等，原來都是作惡海上的精靈，後來被媽祖收伏，才改惡爲善，並以救人的功德贖湮自己從前的罪惡。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奉一個女神爲海洋世界的統治者，這是弱者的表現，但對中國人而言，神的世界應體現善戰勝惡的原則，不管惡神有多大的力量，中國人都不可能將他塑造成最高海神——也就是海洋的統治者。女神的外表是柔弱的，但善行賦於她無盡的力量，所以，任何惡神都無法與她對抗。
從善惡二元觀而論，中國的善神也不一定都是女神，產生於北方的關帝是一善神，但同時也體現了雄健的男性陽剛之美。中國人選擇的海洋之神最終定爲女神，與中國人的文化觀有關。從文化的內蘊而言，中國人認爲世界是陰陽二元的，而大陵是陽，海水爲陰，因此，旣然大地的主宰者是具有陽剛之美的、雄健的男性神，諸如民間信仰裡的關帝；而海洋文化作爲配角，它的神應是具有陰柔之美的溫和女性——媽祖，這反映了中國人陰陽相應的世界觀。媽祖所體現出來的神性最主要的是愛，這種愛，不是情愛，而是母親愛護兒女的無私的愛，祇講奉獻、不求回報的愛。(13)在媽祖身上，人們可以看到東方海洋文化的特徵。
四、媽祖與東方海洋文化精神
如果說在波塞冬的身上反映了西方海洋文化冒險、征服、掠奪、霸權的文化精神，那麼，在媽祖身上，又體現了何種東方的海洋文化精神呢？首先，我們必須指出：東西方海洋文化有其相同方一面——那就是勇敢的冒險精神。黑格爾說：
“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裡感到他自己的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航海的人都想獲利，然而他們所用的手段卻是緣木求魚，因為他們是冒了生命財產的危險來求利的。因此，他們所用的手段和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恰巧相反。這一層關係使他們的營利、他們的職業，有超過營利和職業而成了勇敢結合在一起。因為勇敢的人們到了海上，就不得不應付那樣奸詐的、最不可靠的、最詭譎的元素，所以他們同時必須具有權謀——機警。這片漫無邊際的水面是絕對地柔順的——它對於任何壓力，即使一絲的風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來是十分無邪、馴服、和藹、可親；然而正是這種馴服的性質，將海變做了最危險、最激烈的元素。人類僅僅靠着一葉扁舟，來對付這種欺詐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這様從一片鞏固的陸地上，移到一片不穩的海面上，隨身帶着他那人造的地盤，船，這個海上的天鵝，它以敏捷的而巧妙的動作，破浪前，凌波以行——這一種工具的發明，是人類膽力和理想最大的光榮。(14)
在黑格爾來看，正是大海賦予歐洲人勇敢的冒險精神，從而與亞洲人有很大的區別，他認爲亞洲人缺乏的正是這一種精神：“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就算他們有更多壯麗的政治建築，就算他們自己也是以海爲界——像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祇是陸地的中断，陵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15)”値得注意的是：這種觀點也爲我國的部分學者所繼承，梁啓超便是從濒海性來區分亞洲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差異，並指出中國等亞洲諸國“以地理不便，故無交通，無交通故無競爭，無競爭故無進步。”(16)有人認爲：“養育中華古代文化(或曰傳統文化)的是一種區別於開放性的海洋環境的半封閉的大陸－海岸型地理環境。”(17)實際上，這都是對中國海洋文化的誤解。我們介紹過：中國爲世界海洋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了遠航，宋代已有相當大的規模。宋以後，中國一直保有一支世界上可數的航海船隊，元代泉洲爲世界第一大港；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明中葉以後，朝廷實行海禁，許多人沿襲傳統的史學觀點，以爲海禁使中國的海洋文化衰退，實際上，明代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仍有相當大的現模，(18)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擁有航行於海上的大帆船500－600艘，約20萬噸的運載能力。(19)當時每年遠赴東南亞的中國大帆船有295艘，排水量約爲85200噸，是同時期英國東印度公司航行中國與英國之間船隻總運量的四倍。(20)總之，中國的海洋文化在宋以後仍在發展，祇是由於種因素使人們忽略不見。其原因在於：首先，中國航海業的發展幅度比不上西方，其次，中國的士大夫對民間的海上貿易視而不見。其實，明淸以來，中國人船隊的海上運輸力量一直是位於世界前列的。
自宋以來，中國人長達近千年的航海史，培育了中國人的航海精神，正如黑格爾指出：航海是一項極具冒險性的活動，而東方的海更是台風肆虐暴風之海，航行十分危險。但是，中國閩粵沿海一帶的居民，勇敢地探索東亞與東南亞海域，僅從媽祖廟在東方的分佈來說，東南亞與日本、韓國、琉球都有媽祖廟的建築，反映了中國人勇敢的冒險精神及其在征服海洋方面的努力。
不過，中國人對海洋的征服從來祇限於自然方面，不像西方的海上活動將海洋的征服擴大爲對人的征服，所以，中西方海洋文化在這一點上產生很大的分歧，從而發展出不同的文化觀。與西方海洋文化相對立的、以媽祖信仰爲特色的東方海洋文化觀表現在：
(一)和平往來。從唐宋以來，中國人便遠航東西洋，進行和平貿易，不論是在東洋的日本、朝鮮、菲律賓，還是在西洋的東南亞國家，中國商人都是受歡迎的客人。許多國家都給中國商人提供良好條件，盼望兩國貿易關係得以保留和延續。從歷史的大趨勢看，自從媽祖文化興盛以來，中國一直與南海國家和平相處，中國遠赴海外的客商一向是以經商爲主要目的，善良的中國商人從來不會使東道國感到難堪或威脅。這是他們在海外受到歡迎的原因。不像歐洲某些國家，不論到甚麼地方，都把麻煩和戰爭帶到哪裡。中國海商的目的祇是從交換中得到利潤，而且，他們多爲中小商人，祇有和海外諸國民衆和平相處，才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也許有人會說：在宋以後尙有元朝的海上遠征和鄭和七下西洋，但元朝的遠征是違返沿海人民意志的，事實上，當忽必烈勞民傷財大建艦隊時，天下怨聲載道，尤其是閩粵沿海地區一直是抵制遠征的，這是因爲：閩粵人民的利益在於和平貿易，忽必烈的遠征祇能使他們結怨於海外諸國，而不能帶來實際利益。所以，以泉州港莆壽庚爲首的一批海商，都是明確反對海上遠征的。(21)至於鄭和的遠航和西方人的海上冒險也有本質的差異，西方人的遠航一開始就把掠奪財富當作主要目的，而以武力爲實現目的的主要手段。鄭和在航海中對武力的使用非常謹愼，兩次大動干戈都是不得已的，一次是針對海盜陳祖義，一次是針對企圖搶劫使團財寶的某國國王，如果鄭和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那種殖民意識，那麼，鄭和實現殖民計劃的條件比哥倫布、麥哲倫等人的條件優越得多，可是，鄭和並沒有選擇武力殖民之路，而是力爭與當地民衆和平相處，進行和平貿易。這種精神，是媽祖文化的精神。
(二)自由貿易。自宋以來的很長期內，中國對外貿易一直是中小商人的自由貿易，閩粵人民在海外諸國市場上，通常是百姓自由交易，一旦交易結束，他們便返回祖國。在異國市場上，他們會遇到來自各方的商人，盡管閩粵商人在南洋市場上有一定的優勢，但他們並沒有利用這種優勢達成壟斷，而是與各方商人和平相處，自由貿易。在他們看來，來自異地的商人越多貿易的機會也越大，所以，他們歡迎自由貿易。從經濟上而言，壟斷來自大資本，古代中國有封閉意識，但沒有壟斷意識，所以，與自由經濟相反的壟斷組織是西方大工業的產物。就中小商人這一階層的意識特點而言，他們是天然反對壟斷而主張自由貿易的。因而，在元以前中國自由商人主導時期，在媽祖精神的指導下，東亞的貿易是完全自由的。在唐宋時期，中國對外的開放也是十分徹底的，不論來自何方的商人，都可以在中國的城市居住，進行自由貿易。中國的海商也可自由地航行東西洋，往來於諸國貿易。這是東亞貿易的黃金時代。其後，東亞的中日等國進入海禁時期。關於海禁，需要指出的是：其一，海禁的首要目標是抵制侵略，中國明淸二朝實行海禁，最早是爲了防備倭寇，其後是爲了防止西方諸國的進一步入侵，其心態就像今日的歐美諸國畏懼第三世界的移民那樣，是可以理解的。當然這不是媽祖精神。其二，海禁不是對外擴張，不會對其他國家帶來任何威脅，這與歐洲諸國在東方建立殖民地有本質的不同。其三，明淸二朝實行的海禁政策，並不代表閩粵人民的利益。實際上，正是這種海禁政策使閩粵人民的貿易受到限制，所以，他們以走私貿易衝破政府的限制，發展了東亞的自由貿易。媽祖精神是沒有障礙的自由貿易。有人會說：西方世界也是主張自由貿易的，但西方的自由貿易的實質是“自私貿易”，在西方國家控制東亞海上霸權時，他們的目的一直是發展本國貿易，而限制其他國家的貿易，所以，西方殖民國家會爲了爭奪霸權而交戰，所謂自由貿易，祇是在力量平衡時才出現的。這與媽祖文化自由貿易精神有本質的區別。
(三)平等待人。西方的海洋文化幾乎是種族歧視的代名詞，盡管來到世界各地的歐洲冒險家多數是歐洲的底層人物，盡管他們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基督徒，但他們總是以唯一的文明民族自居，而將來其他民族視爲野蠻人，並實行種族歧視政策。這使東南亞民衆飽受苦難。與其形成明顯對照的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歷來以平等精神對待海外一切民族，在海外的中國人，經常與當地民衆通婚。在菲律賓，由華人與當地馬來人混血的後裔，至今仍是當地社會中最爲活躍的成份。種族歧視和媽祖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在東方的歷史上，實際上從未有過西方槪念的種族歧視。當然，各個民族因文化獨創而產生的文化自豪感存在於一切民族中，東方民族也有這類自豪感，不過，東方人從不將這類自豪轉化爲制度，從而導致民族歧視政策——如荷蘭、西班牙在東南亞所實行的政策，華人與東南亞的馬來民族一向是和平共處，甚至一起進行反殖民主義鬥爭。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東南亞的華裔和土著共同組成游擊隊，抗擊日寇，勝利後，又掀起反殖起義，印度尼西亞的獨立便是最爲明顯的一證。所以，中國人對待海外各民族一向是平等的，這是由其民族文化的特點決定的。正如媽祖的愛普照一切航海的人一樣。
(四)共存共榮。歐羅巴人種有較強的文化優越感，他們總想把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成爲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在最極端的時候，他們把與其他文化的共存看成自己的死亡，爲此發動了多次十字軍東征。因而，從各民族文化的關係看，歐美文化是最好鬥的一種文化，無論歐美文化傳播到何地，都會引起與當地土著文化的衝突，除非土著文化按歐美文化的外貌重塑，否則，歐洲人決不會善罷甘休，印地安人文化的最終滅亡，便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與歐美文化相反，中國的海洋文化是一種廣適性的文化，中國人不論到甚麼地方，都能與當地民衆友好相處。中國人大多信奉多神敎，多一種信仰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多一種神靈崇拜，並不否定自身的信仰，因此，信奉媽祖的鄭和即可拜佛租，又可拜眞主，從而反映了多種信仰的特徵。在這種思想導引下，中華文化在異地與土著文化和平相處，促進了各種文化的共同發展。可見，中華文化是一種容異性很強的文化，這也是中華文化能在外部世界處處受到尊重的原因。
總的來說，在媽祖文化的導引下，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呈現出獨特的、和祥的面貌，這與歐洲的海洋文化完全不同，如果東亞沒有受到歐美殖民主義的入侵，按照東亞文化的發展規律，東方的海洋將是以和平交往爲主流，一直是和平之海，然而，歐洲文化東傳改變了東方海洋的格調。
五、歐洲文化東來與東亞局勢的變化
實事求是地說，近三百年來，歐洲文化是推動世界的主要動力，在歐洲暴發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給予世界的影響，不論怎樣高估都不會過分。近世人類物質財富極大的增長，與歐洲文化的貢獻是分不開的，但是，歐洲的工業文化也有其負面，表現在海上交往方面，歐洲人往往是迷信武力，給世界帶來了戰爭和動蕩。這是爲甚麼呢？我們知道：歐洲文化主要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希臘神話與人文思想、羅馬法律、以色列的基督思想。其中，基督敎思想與東方宗敎的仁愛思想頗有相同之處，我們若以聖母瑪利亞和媽祖相比，便會發現，分別由東西方人民在不同環境下創造的二位女聖，其神性竟然十分接近，她們同樣是慈善、仁愛的化身，這反映中西方人性的共性。然而西方文化還有希臘海洋文化的成份，她表現爲奧林匹克衆神的暴戾、自私、殘忍、好戰。來到東方歐洲人往往表現出兩重性，一方面有儒雅的傳敎士——利馬竇、艾儒略，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圖的商人加海盜。他們正反映了西方人性格的兩重性。然而不幸的是：傳敎士們無力控制敎徒的言行，於是，東來的歐洲人大多表現出讓人難以接受的一面，他們掠奪商船、搶劫財物，瓜分殖民地，實行種族歧視政策，把戰爭帶給東方和平之海。回顧歷史，在歐洲人侵入東方之前，東方諸國從來沒有海上爭霸的意識，即使有戰爭，也是偶然的，暫時的。可是，自西方列強東漸之後，東方的海洋就再沒有平靜過，先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諸國之間的爭霸，後來是英國、法國、美國等列強的參予，爭奪海上霸權的鬥爭日益激烈，導致許多戰爭的發生，東方之海從此再也不能平靜。以中國的命運來說，在鴉片戰爭中，英國人用大炮轟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從此，中國被捲入充滿苦難和血淚的近代史。100多年來，中國歷史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國土被割佔，被迫允許毒品的自由貿易，數千萬的人民被殺害，經濟從停滯走向衰退。中國今日的落後，和這一段不幸的歷史有相當的關係。其次，對其他民族來說，歐洲人的東來，也把他們捲入動蕩中去，或是被殖民，或是爲防止殖民而掙扎，或是走上歐洲人之路——對亞洲的鄰居進行殖民，如同日本。結果，東方各國在近三百年來捲入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不僅是歐亞諸國之間的戰爭，還有亞洲諸國之間的戰爭。我們不敢說歐洲文化東傳之前東亞便沒有戰爭，但是，那時各國之間的戰爭遠不像後日那麼激烈，自從歐洲人傳入甚麼“霸權”、“種族競爭”、“勢力範圍”等觀念後，戰爭規模便擴大了無數倍。例如，以前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威脅不過是一些“倭寇”而已，自從日本人接受歐洲觀念後，便成長爲“軍國主義”的龐然怪物，成爲東亞戰爭策源地，給以中國爲首的東亞人民帶來無數的災難，也對世界和平造成嚴重威脅。又如越南戰爭，這也是歐美國家強加給東方的一場毫無必要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祇有失敗者，沒有勝利者。直至今日，東亞局勢仍然動蕩不定，歐美諸國在東亞各國之間挑撥離間，造成諸國的嚴重對峙。如今日圍繞着南海主權的對峙，便讓人嚴重不安。歸根結底，這是歐洲海洋文化造成的災難。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次中國所遭受的侵略，都來自海上，動蕩的海洋導致大陸的動蕩。面對這一切，讓人思念媽祖文化寵罩東方之海的時代，要到何時東亞之海能恢復平靜呢？
人類行將邁入21世紀，而這一世紀，無疑是東方各民族的發展世紀。在此以前二百年，我們看到西方傳來的文化觀一一“將本民族的發展建立在其他民族痛苦的基礎上”給東方世界帶來危害，如果我們不淸除西方海洋文化的影響，東方世界的發展，也許會帶來局勢進一步的動蕩，從而動搖東方的和平。我們願東方的民族重新恢復古老的媽祖文化精神，而摒棄歐洲霸權主義的海洋文化。我們希望古老的東方文化精神能夠在新的世紀得到發揚，讓東方的海洋仍成爲和平的海洋而不是戰爭之海，這樣，東方世界的發展，才不會重複近二百年的苦難。進而廣之，讓東方的海洋文化精神成爲人類共同敬奉的原則。
六、澳門在媽祖信仰文化圈中的地位
澳門在東亞媽祖信仰文化圈中佔有的特殊的地位，如同我們所指出：媽祖文化的精神是和平、自由、平等、共存，澳門是一個眞正實踐了媽祖文化精神的地方。我們知道，澳門在歷史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媽祖文化精神的導引下，中西文化由衝突走向融洽，其融洽程度大大出乎我們意料。衆所周知，澳門是多種宗敎傳播的地方，世界上的多數宗敎都在澳門有其分支機構，而且，它們之間的關係基本是融洽的，我已在《澳門的天后聖母與中西宗敎的兼融》一文內作過闡述。媽祖的精神不是鬥爭，而是求同存異，所以，雖說媽祖信仰的本質是屬於道敎的，但她可以和其他宗敎並存，媽祖從來不要求單獨佔有甚麼，這是媽祖精神的偉大；在今天，最早出現中西宗敎衝突的澳門，成爲中西宗敎極爲融洽的地方，這一事實是有深遠意義的，它意味着：中西宗敎未來的發展趨勢一一走向融合。這種共存共榮的局面，正反映了媽祖文化的本質。
澳門讓人感興趣的還在於：媽祖精神在這裡影響所及，改造了各方面的觀念和關係。在這裡我們看到：各民族共同生存在這塊土地上，民族關係比較協調，其次，從政治上來說，澳門也是一個唯一和各方都保持良好關係的地方，不論與大陵的福建、廣東、海南等省，還是台灣、香港、澳門都保持着良好關係，這是媽祖精神的體現。澳門一向重視與大陸的關係，四百年來，澳門與大陸的關係相對穩定，這是重要的因素。就近年而言，澳門對其與大陸的關係仍是相當看重的。總之，從各地的狀况來看，在大陸之外，唯有澳門實現了媽祖文化的精神。我們設想：澳門實際上可以成爲溝通各方的橋樑。從距離來說，澳門並不處在東亞媽祖信仰文化圈的中心，但由於祇有澳門實踐了媽祖文化精神，因而在許多方面，澳門可以起溝通各方的作用，這是其他地區不能取代的，就歷史的發展趨勢而言，封閉的、歧視性的條規終就是要被抛棄的，台灣的“三不政策”總有冰消的時候，澳門能在這方面走在前頭，將爲港台起一個示範的作用。事實上，由於澳門的寬容，大陸各省對澳門的興趣日益濃厚，近年，大陸對澳門的投資不在少數，成爲澳門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之一，就澳門的歷史而言，澳門的發展，從來不是獨自繁榮的，總是在各區域的共同繁榮中得到繁榮和發展。因而，媽祖文化圈共同的形成，勢必成爲推動澳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如果澳門能爲媽祖文化圈共同的形成多出一把力，她得到的也將是最多的。
註釋：
①參見楊熺《中華民族的海洋文化》，中國海外交通史硏究學生會主辦：《海交史硏究》1986年第2期。
②衆所周知，此前有商周之際殷人度過太平洋遠赴美洲的傳說，盡管此說在世界上十分流行，但至今沒有可靠的證據，此處暫且不論。
③淸阮元修、陳昌齊、劉彬華等纂：道光2年刊《廣東通誌》卷90輿地略。1990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34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第1754頁。
④和中國南方相比，北方發展海運的自然條件也不好，黃海海岸大多是沙灘，缺少港灣，而且北方沿海的大多數港口有幾個月的封凍期；由於人口過於密集，北方沿海森林很快被破壞，發展造船業受到缺乏原料的限制，此外，古代的造船業需要挺直的杉木爲其主要的建材，需要多油的松木制成水浸不壞的部件，並需要堅硬的梨木制成舵等關鍵構件，這都是北方所缺乏的。
⑤參見徐曉望《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第280頁，福建敎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⑥(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第272頁。王造時譯本，三聯書店1956年12月版，北京。
⑦(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下冊。張雁深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7頁。
⑧赫·喬·韋爾斯《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第198頁。吳文藻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⑨(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第134頁。王造時譯本，三聯書店1956年12月版，北京。
⑩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8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
(1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819頁。
(12)參見徐曉望《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第256－287頁。
(13)關於媽祖神性的定位，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有人認爲：媽祖是海峽和平女神，也有個別學者認爲：媽祖是戰神!？其理由是：中國古代許多軍事家都信奉媽祖，媽祖已是克敵制勝的的精神支柱。(參見“泉州與媽祖信仰的傳播學術討論會(1996年10月泉州)”論文：李玉琨《媽祖信仰與古代戰爭》)這一觀點與人們所理解的媽祖文化精神有相當距離。有必要作些辨析。戰神是西方文化傳來的觀念，最早出自古希臘神話中，相傳戰神之名爲“阿瑞斯(ARSE)”，他凶暴、殘忍而且愚蠢，時常掀起戰爭，但常在戰爭裡被打敗。奧林匹亞衆神都有戰神的氣質，他們支持不同的城市，爲爭奪土地與權利而戰，將戰爭當作自己的事業，並在其中謀利。如果用這一觀點去套中國的神靈世界，祇怕沒有一個神符合西方戰神的模式。其實，這並不奇怪，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塑造出來的神，當然不會一樣。所以，如果我們借用西方的觀點來描述東方的事物，要十分小心，將媽祖比作戰神，很容易使西方將二者混爲一談，從而產生誤會。其實，二者的形象的文化內涵完全不同。
(14)(15)黑格爾《歷史哲學》第134－135頁。
(16)梁啓超《地理與文明的關係》，《梁啓超哲學思想論文選》第7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4月版。
(17)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第1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
(18)林仁川《明末淸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L987年4月版。
(19)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7頁， 1985年10月版。
(20)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5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21)(淸)華沅編《續資治通鑒》卷185至元十八年一月，福建省在臣莆壽庚言：“詔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實難苦。詔止之。”(中華書局1957年7月版第5054頁)這條史料充分反映了苗壽庚是反對元世祖的海外冒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