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澳門媽祖廟的續建與澳門華人市區的擴展
徐曉望
城市史的硏究一向是經濟史硏究中的一個難點，其原因在於留下的文字材料實在太少。以澳門的華人市區五百年的發展史來說，至今沒有專門的著作。筆者認爲：硏究城市史應注意公共建築的建設，因爲，祇有市區人口的增長和市區的擴張才會出現建築公共設施的需求。反過來說，公共建築的陸續出現，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的發展。而澳門華人市區的公共建築，主要就是寺廟。其中，媽祖廟系列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神廟。澳門現存八座媽祖廟，除了聞名於世的媽閣廟之外，尙有蓮峰廟、望廈康眞君廟天后宮、普濟禪院內天后宮、馬交石天后宮、氹仔卓家村天后宮、氹仔市區天居宮、路環天后宮等七座，從媽祖廟續建歷史的硏究，我們能看出華人商團的衰盛與華人市區擴展的基本輪廓。
一、明清澳門的媽閣廟與蓮峰廟
1.媽閣廟建立與澳門市區的起點
關於澳門媽閣廟的建立，我已在《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一文中略作探討，我的觀點是：澳門媽閣廟建於明天順年間，創建者是福建漳州人嚴啓盛，他帶領漳州人在澳門附近海域從事對外貿易，這是明代澳門作爲海上貿易重要港口發展的起點。在這裡，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媽閣廟的創建也是澳門市區的起點!在嚴啓盛等人來到之前，澳門此地不見文獻記載，它也許有人居住，也許不過是漁人捕魚時的臨時駐地，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它肯定不是商業網點。祇是在嚴啓盛等人開拓海外貿易之後，澳門才有了合符其市區本質的商業，於是最初的集市出現於媽祖廟附近的港灣。關於澳門附近的水路，地方志是這樣記載的：
澳南有四山……為內十字門……又二十里有四山……為外十字門，夷船出入必由之十字門。
夷船入港必由十字門折而西，經南環又折而西，至娘媽角，又折而東，乃入澳。①
文中提到的娘媽角即是媽祖閣所在的岬角，它位於澳門半島最南端，澳門最早的港口即在它的西側。實際上，位於娘媽角的媽祖閣，其重要意義之一是作爲航標，駛抵澳門的中國帆船，祇要望見媽閣廟的建築，就知道澳門在望。以故，在古代的媽閣廟前，有一根高大的旗杆，上懸媽閣廟的旗幟，迎風飄揚，以便入港船隻瞭望。這在淸時期的西方畫家的媽祖閣風景晝上看得很淸楚。由於媽閣廟位於岬角，而在古代，商人與漁民對媽祖的祭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所以，澳門最早期的港口離媽閣廟就不可能太遠，今天澳門西側的下環街市一帶，應是最早的華人市區形成的地方。葡萄牙人到來之後，也是立足於此，逐步向半島內部深入。所以，媽祖閣不僅是華人市區的起點，同時還是葡人市區的起點。
對閩人來說，他們在各地建立媽祖廟不僅有祭神的意義，還有作爲公共活動場所的構想。自明代媽閣廟產生之後，閩人一直把它當作自己的會館看待。後人云：“澳門濠鏡向有天后廟，自昔至今，多歷年所，凡吾漳泉兩地之貿易於澳者，咸感戴神靈，而敬奉弗殆焉。”②所以，媽祖閣的建立，意味着福建商人集團在澳門的紮根。當時福建人的居住地，應在離媽祖閣不遠之處。
2.蓮峰廟與粵人市區的起點
蓮峰廟是澳門與媽祖閣、觀音堂並稱的三大廟之一，衆所公認：它最早是媽祖廟，而後發展爲龐大的道敎廟群。蓮峰廟的創建亦在明代，今廟內有一塊萬曆三十年創建値理崔泠翰獻的匾額：“中外流恩”。據澳門大學陳樹榮先生的硏究：蓮峰廟的創建還可向前推十年——即萬曆二十年(1592)。③當時葡萄牙人已在澳門經營了幾十年，澳門已成爲聯絡亞洲與歐洲的重要港口，在澳門雲集的華人也達到數千人，再蓋一座媽祖廟是很有必要的。關於該廟的主要創建者，章文欽先生認爲是也是閩人。其理由是：在淸代的《澳門紀略》一書裡，蓮峰廟被稱爲“娘媽廟”、“新廟”、“娘媽新廟”，所謂新廟，無疑是相對媽祖閣而言，有的學者認爲：娘媽廟是福建人對媽祖廟的稱呼，由此可知“閩籍商民在廟宇創建中亦起着重要作用”。④其實，蓮峰廟無疑是粵商民爲主創建的。我們知道，在澳門開始發展時，福建商民確實起了較爲重要的作用，但澳門畢竟是嶺南的一塊土地，所以，廣東人在澳門謀生的相當多——今天澳門華人以講粵語爲主，就是粵人一直在澳佔優勢的明證，否則，澳門華人應以講閩語爲主。廣東講閩語的區域不少見。早在嘉靖年間，龐尙鵬就指出：“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椎髻環耳，效蕃衣服聲音。”⑤其中的東莞、新會二縣都是粵人。迨至淸乾隆時，人們仍然是這麼說：“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屋以居，煙火簇簇成聚落。”⑥可見迄至淸代，粵人在澳門華人中居於多數。粵人也是媽祖的信徒，尤其是以航運爲生的船戶、商人，他們對媽祖的信仰實不亞於閩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本書裡已多次交待了。他們來到澳門經商，當然也有必要建媽祖廟祭祀自己的保護神；因爲當時的澳門媽閣廟是閩人的據點，隨着廣東經商人口的增多，他們必然會感到諸多不便，再建一座媽祖廟，實在是不可避免的。其實，李鵬翥先生早就指出：該廟“相傳本是順德縣龍涌杜氏鄕人的旅澳廢祠”，後捐出來建廟。可見，它的業主是粵人。⑦其次，張甄陶的《澳門圖說》云：“澳有天妃廟二，皆閩、粵人所建。”⑧其文中兩座廟當然是指媽閣廟與娘媽新廟，旣然媽閣廟爲閩人所建，娘媽新廟便應是粵人所建，否則，這句話就落空了。此外，乾隆《香山縣志》也說：“新廟，祀天后諸神，在澳門蓮峰山，土人建。”⑨所謂“土人”，當然是指廣東本地人。再者，和媽閣廟歷來的捐獻多由閩人爲主相反，蓮峰廟歷來的捐獻者多爲粵人。例如，在蓮峰天妃廟後的觀音廟內有一座乾隆年間的古鐘，上款：
順德縣西淋郡登洲堡修船行沐恩弟子誠心喜認，虔鑄金鍾一隻，重三百餘斤，敬在香山縣恭常都濠鏡澳蓮峰山新廟觀音菩薩座前，永遠供奉。⑩
在天后廟內也有一鐵鐘，上款“千秋萬歲”(11)，捐獻者爲廣州香山、新會二縣人。可見，廣東商民的影響在此廟長期存在，這也是它屬於粵人的一證。它與閩人所建媽祖廟分據澳門南北，遙相呼應，都反映了華商影響的擴展。
那麼，這座新的媽祖廟爲何建於蓮峰山下呢？從地理形勢來看，蓮峰廟面臨的海岸上爲珠江支流的出海口，下爲沙梨頭港灣，在明代中後期，已發展爲重要的海口。我們知道：自明代中期開始，福建的商船已在珠江一帶運糧食回閩，葡萄牙人從海外帶來的貨物，也通過這一航道銷往內地，這都帶動了珠江航運業的全面興盛，從而也使蓮峰一帶港灣地位日益重要。在這一背景下，粵人定居於此，發展了當地的商業，形成市區，蓮峰媽祖廟的出現，便是最好的證明。不過，蓮峰廟的選址過於偏向內陸，這對它以後的發展是不利的。以上材料表明：明代澳門的華人市區已形成兩個端點：南部是媽閣廟附近，北部是蓮峰廟附近。
3.媽閣廟在明末的續建。
媽閣廟最早的建築據說是簡陋的茅棚木屋，在澳門發展之後，重建一座結實的永久性廟宇是有必要的。關於此事的發端，有這樣一個傳說：
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角，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12)
這一後人追記的傳說有其張冠李戴的地方，例如：娘媽角的命名應在明代初年，而此文記錄於厲曆時，當時娘媽角的稱呼應有此年份了。但它對媽閣廟再建與閩人的關係卻是準確的。文中提及刻有大舟的石刻，今仍然保留在媽閣廟院內，人們稱之爲“洋船石”。此外，“第一神山”廟樑上也有一條石刻：
明萬曆乙巳年德字街衆商建
崇禎己巳年懷德二街重修(13)
第一神山爲媽祖閣三大建築之一，將以上兩條石刻材料相互映證，第一神山建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它的發起者應爲遭遇風暴的閩商，而後得到同鄕客商的響應，大舉擴建媽祖閣；崇禎二年(1629)，“第一神山”再次重修。
第一神山的出現，使媽各廟出現了第一座永久性的建築。這當然是華商勢力發展的驗證。當閩人創建此廟之初，他們在澳門一帶海洋進行的貿易還是非法的走私貿易。所以，他們所建的廟宇也祇能是小廟，現在，隨着明朝解除海禁，他們的海上貿易已是合法的行爲，因此，祇要有可能，他們可以自由地顯示自己的財力，這是媽閣廟得以擴張的原因之一。其次，由於閩商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對閩人是較爲客氣的，所以，閩人在信仰天主敎的葡萄牙人面前，可以自由地建廟並保護自身的信仰。明代澳門的市區有德字街與懷字街等街道，其中多爲葡萄牙人的建築。華商來到澳門後，多租賃葡人的房屋爲居處，所以，德字街也有華商。澳門最盛期是在萬曆時期，而後，隨着西班牙、荷蘭等國商人的陸續東來，以及荷蘭人奪取馬六甲葡萄牙人的據點等事件發生後，澳門便開始衰落，外籍居民減少，大量房屋空出，出租給華人的房屋也增多。從給媽祖閣捐助修建款項的來歷可以看出：萬曆時，華商僅在德字街居住，迨至崇禎時期，華商已進入懷字街，這反映了華人影響在澳門的擴展，也反映了華人社區的發展。
4.淸代前期媽閣廟與蓮峰廟的續建。關於這二廟在這一時期的續建，我在《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的淵源》及《媽祖崇拜與澳門華人社會的神緣》二文中都有涉及，此處僅述要點：媽祖廟在嘉慶時由閩籍行商等出資重修，道光九年又由旅居澳門的商人重修；蓮峰廟在淸代前期得到官府的扶植與維護，且是淸代官員入閩時的主要駐足之地，其廟宇建築是不錯的。但在淸代前期，在澳門市區找不到其他新建華人廟宇記載，這說明這一時期當地華人社會沒有重大發展。翻開史冊一查，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之前到澳門時，核檢澳門人口爲13000人，其中華人爲7033人，葡萄牙人爲5612 人，其他國家人爲355人。(14)其規模相當於中國一個小市鎭，所以，當時廣東人稱澳門爲“澳門街”。就此而言，澳門的發展顯然是在明末進入盛期，而後衰落，她的再次發展，是在五口通商之後了。
不過，儘管澳門市區在代前期發展有限，但是，當時還未納入澳門市區的望廈村卻有相當發展，與澳門形成鮮明的對照。
二、清代前期望廈村媽祖廟的增建與其拓展
望廈村是中美望廈條約簽訂的地方，雙方之所以選擇這一地方，是因爲望廈在五口開放之初是緊挨着澳門的一個中國村，爲加強對澳門的管理，淸代香山縣丞常駐望廈。雙方選擇這裡爲談判地點，即便於駐在澳門的美國使者往返，也有利於中國代表。直到1849年，望廈的香山縣丞才被迫撤出，以後，望廈成爲澳門市區的一部分。
望廈村的開發，據說始於明代初年。據署名布衣的《澳門掌故》一書(15)，澳門的趙家客廟中有一石碑，記述澳門望廈村開村於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有趙、何、沈、黃、許諸姓。其中，何氏宗祠的對聯云：“自光州固始以來輔，由化郡新安而入詔。”何氏爲閩中林、黃、陳、鄭、詹、丘、何、胡八大姓之一，在福建一直有八姓來自光州固始縣的傳說，澳門何氏標榜他們來自光州固始，說明他們也是福建移民。但是，當時該村是否叫望廈，現在還沒有證據。據澳門的民間傳說，“望廈”之名也與福建移民有關。由於當地居民大多從廈門來澳，他們懷念故鄕，所以將所居村莊定名爲“望廈”，意爲遙望廈門。望廈有時也稱“旺廈”，人們認爲：這也可以解釋爲“興旺廈門”。這一傳說表明望廈與福建人的關係密切，但是，這一傳說尙有商榷之處。廈門是一個明末新興的城市，當明代初年，廈門之地被稱爲中左所，而澳門的望廈開村於明代初年，可見，二者之間似無必然關係。但是，這一傳說能夠流傳不衰，表明當地確實有不少福建移民，否則這一傳說就無從傳播了。我們說過，澳門這個地方，畢竟以廣東人爲主，所以，在望廈歷史上，應當也是粵籍人佔多數。閩人遷入之後，雖說他們之間的關係大體上是融洽的，但由於文化與方言的差異，雙方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有差異——這實在是難免的。以普濟禪院而言，它的出現，便是雙方之間微妙關係的結果。
望廈普濟禪院在民間俗稱觀音堂。她出現於明末。傳說當時望廈村僅有一座觀音廟，每當觀音誕，燒香人多得轉不開身。於是，望廈早期居民便抱怨外來的福建人擠佔了他們的地盤。後來，當地粵人擬了一條“鄕規”：當觀音誕時期，禁止閩人在觀音堂燒香。這條規定使望廈的閩人感到委屈和侮辱，便下決心建造一座大觀音堂，由於當時望廈的商人多爲閩人，他們在財力上勝過粵人，所以，他們所造的觀音堂規模較大，現爲澳門最大的華人廟宇。這一故事反映了望廈閩人與粵人之間的矛盾，我們發現，這一矛盾一直延續至淸代中葉。淸乾隆時，丁觀國任香山縣丞，長駐望廈，任內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先是，有閩匪屯聚望廈村為居民害，又時掠行人勒贖，莫敢誰何。觀國廉其實，請諸縣捕之。匪皆能鬥且衆，捕役不敢前。觀國手鐵簡先進，村民助之，執其首惡若干人，置諸法。余俱逐回閩，民賴以安。(16)
這是一個閩粵籍人之間械鬥的典型例子。閩粵人之間的競爭，使他們隱然自成團體，並各自以廟宇爲中心組合，這就導致了不同媽祖廟的出現。淸代當地出現了二座不同的媽祖廟，一座是在普濟禪院觀音堂的左側，一座是在康公廟內。觀音堂所附天后廟現在最早楹聯是淸嘉慶年間，其文曰：
嘉慶歲次丁丑仲冬谷旦
自昔颿下閩山母宇群生遠筮彌沾愷澤
到今琛來粵海波恬萬里歡謳向出洪流
此文突出歌頌媽祖是從福建來到粵海，和閩人的心態是一致的。而且觀音堂最早也是閩人的建築，所以，觀音堂內附媽祖廟應是閩人建設的。
望廈天后、康眞君合廟就在普濟禪院之側，與觀音堂天后宮僅隔一條街，它的主人又是誰呢？這可以康眞廟君廟爲線索來探討。康眞君廟在福建較爲少見，而廣東許多地方都有康眞君廟，相傳眞君原爲漢代大將李烈，因其保國有功，後被玉帝封爲康眞君，也可稱爲“康公”。澳門的十月初五街也有康公廟，該廟內附六祖聖佛殿，建於咸豐年間。按，六祖殿供奉的是佛敎禪宗六祖慧能，他是廣東人，也是廣東歷史上第一個獲得全國性聲譽的偉人，所以，廣東人的居住區多有他的廟宇。反過來說，凡設有六祖殿的廟宇，多爲廣東人所建，以故，康公廟無疑是廣東人建的。與之呼應的望廈康眞君廟當然是廣東人的。所以，望廈康眞君廟內附的媽祖廟，肯定屬於粵人。這樣，我們看到在望廈村一直有閩粵文化的競爭，該地即有粵人的觀音古廟與天后宮，又有閩人的觀音堂與媽祖廟，反映了歷史上二種社區分立的局面。
望廈閩粵二籍人民的競爭，實際上表明該地位置重要，具有較多的商業機會，所以引起閩粵人民共同的興趣。望廈位於澳門之北必經的道路上，凡從陸地進入中國政府管轄境地，一定要路過望廈。在歷史上，澳門所需一切生活用品，大都從望廈入境，所以，該地商業繁榮。從望廈在淸代出現上述多座廟宇來看，當時望廈已成爲澳門邊上的衛星城鎭，而且具有一定規模，因此，香山縣丞才會選擇此地爲駐節之地，以便就近管轄澳門。
三、晚清澳門華人廟宇的建設與市區的發展
五口通商之後，寄居澳門的非葡萄牙籍歐洲商人多移居香港，而由於澳門與內交通的開放，相當多的華人漸次移入澳門，造成華人市區的發展。從各廟的碑記和楹聯、匾可以看出：澳門現存華人廟宇多數建於這一時期，並在這一時期獲得發展。
澳門老市區的發展。在澳門老市區，晚淸時期增添了不少華人廟宇，它是：
座落於十月初五街的康公廟，廟中現存咸豐十年的匾與楹聯，說明該廟建於咸豐十年(1860)，其旁有華陀殿、六祖佛堂等；(17)
大山巴旁哪咤廟，建於道光年之後；(18)
哪咤廟巷的哪咤廟，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19)
女禍廟，建於光緖十四年(1888)年；(20)
中和社福德祠，建於光緒二十年以前；(21)
媽祖廟在五口通商之後重建多次，從其碑記上知其時間是：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同治七年(1868)；
光緒三年(1877)。(22)
澳門老市區原有的華人廟宇僅媽祖一座，迄至五口通商後，華人廟宇新增五六座，而且，媽祖閣也得到多次重修，這充份說明澳門老市區在大量歐洲移民遷往香港後，華人漸次移入，成爲其主要居民之一，所以，當地陸續增添華人廟宇。
淸代前期澳門的市區主要在大山巴以南，由此向北數里路，是望廈村，二地之間，現爲澳門最繁華地段之一的區域，當時卻是一片植物茂盛的田野。晚淸澳門的發展，主要是向北發展，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出現了連綿不断的居民點，最後與望廈連成一片。以沙梨頭來說，該地有十分古老的永福古社，是爲澳門最早的土地廟。有人說該始建於宋代，但沒有可靠的證據。目前所見廟中的民國十三年重修碑記，該廟建於明季，淸嘉慶時重修。(23)據說當時著名的海盜張保降淸後即住於此地。這麼說來，在淸前期當地已有人居住。可是，那祇是澳門四周零散的居民點之一，周圍有大片空地。以後隨着澳門市區的發展，它逐漸和澳門連在一起。從蓮峰廟的“林史囑書碑文”來看，光緒二十一年林史氏在沙梨頭蘭馨里購有“吉屋一所”，“深二丈四尺，前闊十七桁，後闊十三桁。”是成熟的居民住房。而且，這座廟房還編爲“番字門牌第一號，”說明至少在當時澳門當局已將該地編入澳門戶籍了。其次，“林史囑書碑文”還交待林史氏在吉大鄕購得土地一片，吉大鄕在澳門北面，今爲珠海市的一個區，林史氏在這裡購地，也說明她所住的沙梨頭附近罕有空地了。(24)
晚淸這片地區的發展也可見證於新出現於這一區域的華人廟宇：
蓮溪廟。今爲澳門香山較盛的廟宇之一，其中的主廟北極殿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上樑，其始建據說在五口通商以前，但其發展明顯是在其後。該廟以後逐次增添文昌殿、華光上帝殿、唐三藏殿、列聖殿、金花夫人殿，而上帝殿的北極大帝像前，也增添了觀音座像，使觀音成爲主神。(25)
包公廟，位於福慶街，建於光緒十五年(1889)，今廟中有立於1989年的《澳門包公廟紀念碑記》；包公廟以後也發展成爲一組廟宇群落，其中有金花夫人廟、大歲殿、文昌廟、張天師廟等，現在是澳門香火較盛的廟宇之一。(26)
這二座廟出現後，迅速發展爲廟宇群落，說明當地人口的增長。
此外，望廈村在晚淸時期也被納入澳門市區，各廟都有很大的發展。以蓮峰廟來說，它本是一座單獨的媽祖廟，以後增建了觀音殿、醫靈廟、關帝廟、金花、痘母廟等等，香火應是很盛的。就天后殿來說：儘管今日蓮峰廟的天后殿淸冷無人，但從其殿內楹匾多爲光緒年間的這一點來看，在晚淸時，天后殿進入了一個繁榮期。
望廈的觀音古廟原爲粵人所建，歷史悠久，現在有淸同治年間的《重修觀音古廟碑記》，該廟觀音像的左側塑一小型的天后像，應爲重修後的作品。古觀音右側，尙存有淸光緒年間的《倡建城隍廟碑記》；可見，此廟也是在晚淸時擴建。(27)
馬交石天后古廟。該廟位於望廈村東面海濱，原爲漁民所居之地，相傳其地原有一天后神龕，不知起源於何時，淸同治四年(1865)年，居士黃文海募建媽祖廟。今廟內有一同治四年的鐵香爐。這座是澳門最後一個建立的媽祖廟，它的出現，說明當時媽祖的信仰還在發展。
望廈觀音堂。該廟是澳門香火最盛的二大廟之一，從淸初至今，香火不斷，廟內的天后殿、觀音大士殿，都有不少晚淸的匾額。
總之，晚淸時期，澳門的民間信仰進入最盛期，不僅出現了許多新的廟宇，老的廟宇在這一時期也得到大發展，這充份說明晚淸澳門市區的華人化與擴展。
澳門市區的發展也帶動了二個離島的發展，以下分析氹仔與路環的發展。
四、五口通商後氹仔媽祖廟續建與當地市區的發展
氹仔是澳門的離島，在鴉片戰爭以前還屬於中國政府管轄，其後咸豐年間，葡萄牙澳門政府的管轄權才擴及氹仔。氹仔扼澳門水路交通的咽喉之處，其地位類似陸上的望廈，凡是從澳門口岸進出的船隻都得經過氹仔。而且它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屬於中國治理的最靠近澳門的口岸，在這裡進行與澳門的貿易十分方便，卻又不受葡萄牙人管轄，有許多便利之處。所以，它很早就被閩粵商人盯上。從氹仔所建廟宇看，它於康熙年間出現了一座媽祖與關帝的合廟，即爲卓家村廟。現存光緖七年(1881)的《重修關帝天居古廟捐簽碑記》云：“關帝、天后廟者，創建於康熙之年”。(28)按，康熙二十三年，淸廷統一台灣，隨即開放海禁，中國沿海商業頓時繁榮起來。澳門於此時一度獲得活力，福建人與廣東人來澳門經商的人衆多，他們於氹仔建立據點，與澳門發展貿易，而關帝天后合廟的出現，說明當時已有商民定居氹仔卓家村了。
那麼，最早建立卓家村天后宮的是誰？在現存碑文中已找不到明確記載。從其媽祖與關帝廟合建的風格而言，極有可能是閩南人。閩南人對神靈極爲投入，祭拜的神靈有上百位，但是，他們最爲尊奉的道敎三神是：關帝、媽祖、保生大帝。(29)在三神中，保生大帝是閩南區信仰，除了福建與台灣之外，一般不見保生大帝廟。閩南人到外地謀生，祇要生活過得去，都會建媽祖廟與關帝廟，如澳門望廈觀音堂，中爲觀音殿，左爲關帝廟，右爲媽祖廟，即反映了閩南人的信仰構成。不過，媽祖和關帝在廣東也是香火最旺的神靈，據說在粵東的閩南語系地區——即潮汕地區，關帝與媽祖合廟也是十分流行的，以此來看，卓家村關帝、媽祖合廟最有可能是閩南人建的。當然，目前的證據尙不夠證明這一點。在距卓家村天后廟不遠的海濱，有一座祭祀觀音的廟宇，當地名之爲觀音岩。澳門的旅遊簡介都說此廟是福建商人蓋的。按，把廟宇稱之爲“岩”，這是福建沿海極爲流行的習慣，例如安溪著名的淸水祖師廟被稱爲淸水岩。因此，觀音岩肯定是福建商人蓋的。從這一點看，福建商人在氹仔是有一定影響的，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成爲卓家村天后宮的基本信徒，則是完全可能的。此外，在天后宮的“卓家村天后古廟武帝光緒七年的重修碑記”中有這樣一句話：“稽諸系譜，閩省靈鍾。”(30)這是稱讚天后套話，但在此處用這一句話，從其強調天后信仰起源於閩來看，可能與其信徒中多閩人有關。
在古代，卓家村還是農民的定居點，有許多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民前來墾植沙田，(31)他們多爲廣東人。以故，在卓家村天后宮內保存的光緒七年碑文裡，有黎姓、冼姓、盧姓等廣東特色的姓氏出現，而這些姓氏在福建或者沒有，或者很少，所以，這些天后宮的捐獻者中，有許多廣東人。但是很明顯的是：這座廟宇不像澳門的媽祖廟，地域色彩較濃，更多的顯示出閩粵融合的風格。
雖說卓家村天后關帝合廟始建於淸初，但是，近二百年時間內，該廟似乎沒有擴建，在廟中找不到五口通商以前的文物。現存最早實物是道光丁酉年的二幅楹聯，其次是咸豐六年的重修楹聯二幅，而後是同治癸酉的橫匾，再後是光緒七年的重修碑記，從碑記中我們知道，當時爲此廟捐獻者多達數百人。其他文物有光緒二十一年、宣統二年、民國三十五年的橫匾多幅。(32)這說明：卓家村天后宮的繁榮是在晚淸、民國時期。
氹仔市區天后宮。該廟由何人所建，記載不明。在其廟內我看到一幅祀匾，其文云：
悅城水口龍母娘娘
赤灣娘媽天后元君
大慈大悲觀音菩薩
花果得道齊天大聖
都天至富財帛星君
這類配祀牌在澳門的廟宇中極爲常見，但是，唯有這一匾寫上“赤灣娘媽天后元君”。赤灣天后宮位於深圳蛇口，是嶺南三大天后宮之一。如果上述配祀牌確實反映了氹仔市區天后宮香火的來源，那麼，該廟應是粵人建，並從赤灣分香。可作爲傍證的是：道光戊申年(1848)，有人給該廟獻一幅楹聯，其文云：
德厚配天恩流海國
母儀育物澤遍山陬
下款是：“沐恩信士順邑黃奕、南邑黃倫光仝敬奉”。(33)順邑即是與香山同屬廣州府的順德縣，南邑則爲廣州府的南海縣，可見，獻匾者爲廣東人。
關於氹仔市區天后宮的創建年代。在該廟側孔敎學校內存一銅鐘，上款：
龍頭灣
天后宮
乾隆五十五年置
萬德老爐造
國泰民安(34)
龍頭灣即爲氹仔的古稱，憑着這一銘刻，可定氹仔市區天后宮建於乾隆年間，但是，該廟內尙有一匾，上款：
道光戊申孟秋谷旦
海晏波恬
遷建值事何悅祥楊禧益……敬立
“遷建値事”之稱呼，表明該廟從他處遷來，該廟其他匾額也多爲道光戊申年(1948)或在此後的。看來該廟原建於他處，至少在乾隆年間已存在，然後於道光戊申年遷至今處。而廟中銅鐘也被帶至此處。
氹仔市區天后宮現存文物有道光戊申年的匾四塊，同治八年的木牌一塊，光緒十七年的橫匾一塊，以後漫長的年代裡沒有一塊文物留下。這是否說明該廟此後荒廢？據說，該廟現存建築是不久前重修的。看來，氹仔市區天后宮繁榮的時間不長，主要是在五口通商之後到光緒初年。不過，在那一段時間內，氹仔市區有許多商店，從該廟的供奉者裡我們可以知道，該廟的供奉者多爲商人，可見廟中匾額：
道光歲次戊申年季夏吉旦
福蔭龍環
庇下鋪戶
源昌店 廣興店 遠泰店 吉利店
義盛店 三順店 太平館 泗昌店 森昌店
厚澤店 恆源店 南昌店 合益店 吉昌店
泗源店 永順店 普元堂 陳儀攜 萬昌店
同孚館 洪源店 恆德堂 廣德店 新德成
林悅成 朱奕興 陳萬興 張德店 其昌店
余茂成 陳同德 余成昌 甄安盛 陳偉記
劉隆記 黎廣合 龍全昌 廖道館 鄭兆芳
黎廣安 麥合利 黎廣成 何明合 黃道豐
黎安茂 岑利昌 何義合
敬送(35)
該匾額的名款多以店爲單位，其後部雖有姓名，但其名中多用德、昌、利、成、合等字，這些字在淸代多用於招牌，看來，這應是一些用姓帶店號的小店。可見，當時氹仔市區已有42座商店了。如果說氹仔祇是一個以農爲主的村鎭，她不會需要這麼多店鋪，而衆多店鋪的存在，則表明當時氹仔市區頗爲繁榮，她已成爲澳門附屬的轉口口岸之一。此後，氹仔發展頗快，當葡萄牙人佔居氹仔時，氹仔市區已相當繁榮。《香山縣鄕土志》一書記載：
咸豐年間，葡人佔築炮台於西沙嘴。同時西沙相連之潭仔地方，舊有鋪戶二百餘，民居百餘，亦被強佔，且編門牌，建捕房、兵房、教堂焉。(36)
和道光時祇有42戶商民爲當地天后宮捐款相比，此時的氹仔市區已有兩百多家商店，相當於一個頗爲繁華的市鎭。
氹仔島上二座天后宮都是在五口通商後才進入繁榮時期的，它說明甚麼呢？如果我們檢索氹仔現存的華人廟宇，就會發現：氹仔其他廟宇同樣是大都建於道光之後，並在晚淸進入繁榮時期。例如：
氹仔觀音岩。該廟最早的石刻是同治辛未年的，其後光緒二年的重修碑，光緖二十六年的匾多塊，以及民國四十一年的匾；(37)
氹仔三婆廟。三婆廟始建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咸豐九年重修，據說該廟在民國時香火很盛，周圍鞭炮廠的工人都敬三婆神。澳門在七十年代後漸漸不生產鞭炮，三婆廟漸次荒廢；
氹仔北帝廟。這是澳門較大的廟宇之一，據其廟內“重修上帝祖廟捐簽碑志”，該廟建於道光癸卯歲(1843)，(38)重修於光緒八年(1882)另有三碑年代不明，從其內容看，其中二碑可能是淸末民初的。
氹仔嘉善堂。現存最早有年代的文物是光緒二十六年的楹聯。
從各廟現存碑銘看，氹仔現存六座中型以上的廟宇中，除了二座媽祖廟之外，其餘都建於晚淸五口通商之後；而二座媽祖廟創建年代雖早，但其繁榮也在晚淸時期。其次，各廟現在文物大都是晚淸的，民國時文物不多，說明民國時除了觀音之外，大多數民間信仰都在走下坡路，這與五四以來的破除迷信風有關，也與民國時戰亂不已，民窮財盡有關。
在澳門硏究史上有這樣一個觀點，認爲在五口通商後，寄寓澳門的歐洲人大多從澳門遷往香港，澳門從此進入一個衰落時期。然而，我們就澳門氹仔市區的發展史可以看出：當地的發展主要在五口通商之後，可見，以爲澳門在這一時期衰落是不對的。實際上，澳門在五口通商後有得有失，香港的崛起當然說明澳門作爲歐洲人在中國大陸唯一殖民口岸的喪失，但五口通商後，澳門與中國內地的來往也不再受阻，所以，澳門實際上是發展的。祇是由於華人的大量的湧入，澳門開始成爲一座以華人佔多數的城市。
五、路環天后宮與路環的發展
路環是澳門二大離島之一，原屬香山縣直接管轄，迨至光緒十六年(1890)，葡萄牙人以淸除海盜之名佔路環島。文獻記載：
兩島(指潭仔與路環)舊有沙主，向為漁船泊地，與大小橫琴接。時海賊出沒，葡人以保護為詞，建兵房，抽船牌，納業鈔，儼然成一小埠焉。(39)
從文中可知，在此之前，華人經營路環島已有多年的歷史。光緒年間的《香山縣鄕土志》第十三卷云：
又乾門之南，曰過路環。即鹽灶灣，今客民私採石處。
由此可知，路環島的某處曾名鹽灶灣。按，鹽灶是十分古老的名稱。蓋閩粵之地製鹽，在明以前大多是以煮鹽法爲主，所以要用灶燒海水成鹵。鹽灶之名由此而來。元明之際，福建人發明了曬鹽法，並逐步推廣至陽光強烈的閩粵二省產鹽區，從此，閩粵二省鹽場製鹽，皆以鹽法爲主。(40)由此看來，路環的鹽灶灣之名，肯定出現在明初以前。從縣志中我們知道：唐代香山縣即有鹽場之設，鹽灶灣之名，也許表明當時該地即爲鹽場之一。這都說明華人開拓路環的歷史悠久。
自從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之後，沿海島嶼的民衆被遷入內地，這是路環重又成爲荒島的原因。在明淸二代，路環雖逼近澳門，可是，其地遠離港口，發展較慢。後成爲移民開拓之地。《香山縣鄕土志》云：
畬蠻，本閩潮人之逃叛流亡者，就地墾荒，以刀耕火種為名，隨處有之。自乾隆五十四年間，始有私至十字門附近之過路環，鑿山取石。道光間，屯集至數千人。蓋生計所營，室家所托焉。今殆散去。(41)
就此而言，路環島在淸代有數千來自閩粵交界處的畬族，和以上材料相對照，路環的居民又被稱爲“客民”，這說明路環的客民與畬民實爲同一槪念。路環現存天后宮一座，該廟的擴展，顯然與畬族的到來有關。今廟內有置地域人名的兩個銘刻，其一云：
河清海晏永藉慈航普渡
民安物阜恆沾聖德匡扶
道光二十二年孟冬吉旦重修
紹官 善璋 任恭
嘉應樂邑沐恩弟子謝任尚 明基 任德 仝敬奉
任良 任讓 成發
其二刻於廟內石柱上，記載捐獻人云：
道光二十二年孟冬吉旦重修
嘉應樂邑沐恩弟子謝善 善球 善信敬奉(42)
文中之“嘉應”即爲廣東嘉應州，該州在明代尙屬潮州，淸代從潮州劃出。其地正是位於“閩潮之間”，長期以來是畬族與客家的居住地。廣東的畬族與客家大都由福建遷來，所以，他們在廣東方志上常被稱爲閩人。香山路環島原是“畬蠻”的居住區，《香山鄕土志》謂其爲“閩潮叛逃之人”，多少接近事實。謝氏是畬客中的大姓之一，著名的歷史學家傅衣凌先生著《福建畬姓考》一文，指出元代福建有“謝畬”(43)，由此可知，上述路環島天后宮內署名嘉應州謝氏的銘文，當然是“畬蠻”的後裔!畬族人在近代被漢族人同化之後，往往自稱客家，因此，也可以說路環島爲客家居住地。
從以上文獻的記載來看，路環在淸代前期是很荒涼的。路環媽祖廟內《公元一九八一辛酉年重修天后古廟碑志》云：
本廟創建於康熙十六年，迄今三百零三年，在三世紀過程中，經乾隆十八年重建，道光廿二年擴建，同治一年重建，一九六三年重建。(44)
此文爲當地人所撰，其言必有依據。不過，今存廟內文物多爲道光年以後的。看來，該廟始建時僅是一座小廟，道光後始具規模，並逐步繁盛起來。因此，從廟宇的建設來看，路環的繁盛也在晚淸時期。
綜上所述，我們的結論是：其一，澳門華人市區的發端其實也是澳門市區的發端，最早的市區在半島西側；其二，在葡萄牙人統治之下的明淸時期，澳門歐洲人居住區曾出現過部分華人化的傾向；其三，望廈村在明末淸初有很大發展，實際上成了澳門的衛星鎭；其四，澳門華人市區的發展主要在晚淸時期，在半島上表現爲市區向北擴張，最終與望廈連爲一體；其五，澳門二座雕島上市區的發展也在晚淸時期。總之，澳門在晚淸時期的發展較爲顯目，奠定了澳門市區的主要範圍。過去有人以爲：澳門在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商人遷往香港，澳門因而衰落。看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
註釋：
①田明耀修、陳澧撰：光緒《香山縣志》卷五，風俗。葡萄牙學者安娜·瑪麗亞·婭瑪洛(ANA MARIA AMARO)認爲：最早在澳門下環媽祖閣一帶定居的福建人姓賈，葡萄牙人也是在這裡登陸的。安娜的觀點是有啓示性的。參見：路易(RUI BRITO PEIXOTO)：“藝術、傳說和宗敎儀式”，《文化雜誌》第5期，1988年第2季度，澳門。
②黃宗漢《香山濠鏡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此碑現立於澳門媽祖閣正覺禪寺內。
③陳樹榮、黃漢強主編：《林則徐與澳門》第329頁。
④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見1995年4月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硏究會論文。
⑤龐尙鵬《題爲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357 第3835頁。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⑥(12)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形勢篇。第24頁，趙春晨點校。澳門文化司署點校本。
⑦李鵬翥《澳門古今》第89頁。香港三聨書店有限公司、澳門星光書出版社1988年版。
⑧轉引自光緒《香山縣志》卷八，海防。
⑨暴煜修，李卓撰纂：乾隆《香山縣志》卷8壇廟志。
⑩(11)(13)徐曉望《澳門媽祖文化調查筆記》。
(14)按，關於林則徐檢點澳門的人口數字，許多書都有記錄，黃啓臣在《澳門經濟四百年》第3頁作過統計。
(15)布衣《澳門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7年版，第105頁。
(16)無名氏《香山縣鄕土志》卷二，丁觀國傳。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手抄本，中山市地方志編委員會辦公室，1988年7月重印本。
(17)(18)(21)(26)(27)(33)徐曉望《澳門媽祖文化調查筆記》。
(19)(20)黄兆漢、鄭煒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敎》第79頁。加略山房硏究叢書。
(22)黄兆漢、鄭煒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敎》第74頁。
(23)《沙梨頭永福古社》碑，今立於澳門麻子街永福古社前。
(24)《林史囑書碑文》，今立於澳門蓮峰廟側普濟小學內。
(28)(30)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42頁。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刊本。按，關於氹仔、路環二島商業的發展，鄭煒明在《澳門經濟四百年》一書的第十章第一二兩節已作過詳細的探討。
(29)參見黃任纂：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風俗。乾隆刊本。
(31)參見黃啓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第十章。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
(32)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41－57頁。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刊本。
(34)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20頁。
(35)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19頁。
(36)(39)無名氏《香山縣鄕土志》卷三，附：澳門交涉。
(37)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1－5頁。
(38)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22頁。
(40)參見鄭學檬主編：《福建經濟發展簡史》第三章，手工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1)無名氏《香山縣鄕土志》卷五，人類。
(42)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第126頁。
(43)參見傅衣凌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