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媽祖閣碑記與清代泉州、澳門之間的貿易

徐曉望

  澳門媽祖閣是澳門最有代表性的建築之一,它的建造遠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前,具有五百多年歷史。該廟至今保留了一些很有價値的碑記,其中涉及泉州人在當地的貿易。本文試圖依據這些碑文,聯繫福建方面的材料,對淸代泉州、澳門間的貿易作些探討。

一、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1923年,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發表了《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跡》,他在論文裡提出:中世紀在海外史籍裡赫赫有名的東方大港——刺桐港,就是泉州,從此掀開了學術界對泉州的硏究。經過七十多年的探討,對宋元時泉州海外貿易的盛况已有充分的了解。大致說來,泉州是一個有海外貿易傳統的地區,約在唐代,即出現了“市井十洲人”的現象,五代泉州刺史王延彬大力發展海外貿易,逐漸使中國海外貿易的中心向泉州轉移。北宋泉州成立市舶司,南宋泉州取代廣州成爲中國著名的海港城市。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譽泉州爲與亞歷山大港齊名的東方第一大港,那時,泉州是東方海運的中心。明代,朝廷實行海禁政策,泉州港的對外貿易在形式上已被禁止,不過,實際上泉州沿海的百姓仍在進行私人海上貿易。由於明朝廷的海禁命令在多數地區貫徹十分徹底,反而更進一步使中國的海外貿易集中於福建泉州、漳州,以及廣東潮州以閩南語爲主的區域。迨至明代末年,閩南人已控制了中國主要的對貿易,他們最傑出的代表是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爽四代人構成的海上武裝集團。明淸之際,他們縱橫於海上,控制了東亞的主要貿易。淸朝統一中國以後,開放四個口岸貿易,在閩南海岸的是先是漳州,後是廈門,澳門在這一時代,已經取代泉州,成爲閩南地區的主要港口。從歷史來看,廈門實際上中古時期泉州港的發展,由於它處於泉州與漳州的中間,所以成爲二州商人雲集的港口。
  淸代中國對外貿易中,最爲熱門的是茶葉與生絲的貿易,其中又以茶葉貿易最爲火熱。當時歐洲人所熱衷的武夷茶出產於福建武夷山,於是,廈門作爲福建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成爲中國與歐洲貿易的主要港口。在這一背景下,廈門商人成爲中國最爲富裕的海商。乾隆年間,淸朝廷實行一口開放政策,以廣州爲中國對歐洲人貿易的主要港口,中國茶葉貿易中心從廈門轉到廣州。於是,廈門的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也轉入廣州,成爲廣東十三行的主要成員。據梁嘉彬先生的《廣東十三行考》一文,十三行主要富商都是廈門商人。由於當時的廣州十三行商人是當時中國最爲富裕的商人,所以,閩南商人實際上成爲中國最富的商人集團。
  明淸之際,閩南人還在國內外港口建立據點。由於中國與西方交通的發展,中國的對外貿易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代。然而,由於明代二百年海禁的影響,大多數地區的人民不知航海爲何物。海禁重開後,閩南人得天時地利,他們的商船馳向中國沿海的各個口岸,建立當地的海上貿易,並自然而然地成爲當地海港的主角。今日在中國沿海各口岸,大多有天后宮的遺跡,若追查其始建者,多爲閩南人,其原因在此。
  明淸時期的東南亞也是閩南人的活動區域。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鐵器一向在這一區域暢銷,自歐洲人東來之後,他們爲開發各自的殖民地,更想盡千方百計吸引閩南人前去貿易,閩南商人因而遷居東南亞,構成中國華僑的主體,在東南亞商界,閩南語一向是華人商界的主要語言,其原因在此。
  由於以上因素,閩南人在東亞一向被歐洲人視作如同猶太人一樣的商業勁敵。一個英國人曾這樣評價閩南商人:
  廈門的港口是優良的……當地人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與水手。由於他們家鄉的貧瘠,多數人無業可就,但是更主要的是他們的性格驅使他們離鄉背井、到台灣、到中華帝國的各個主要商業中心,或者到印度洋群島,或者到他們本土沿岸的漁場去。無論他們到甚麽地方,就很少再貧困下去,相反地,他們往往變得富裕起來。由於他們資金多,人又勤勞和擅長經營,他們於是支配着全島和全省的貿易。他們的家鄉觀念很重,每當他們獲得少量財產,不是立即回家,就是把大筆款項匯回來……難怪,大部分的中國船隻屬於廈門商人所有,大部分投入沿岸貿易的資金也是他們的財產。
來自著名商業民族的讚譽,很能反映閩南人在中國商界的地位,在上面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難怪,大部分的中國船隻屬於廈門商人所有,大部分投入沿岸貿易的資金也是他們的財產。”這等於說:淸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掌握在閩南人手中,閩南人是淸代最大的商團與最大的富翁。就我個人所見,經濟史學界還很少有人這樣提問題。人們承認廣東的十三行商人是淸代前期最富裕的商人,但很少意識到他們大多是閩南人後裔。實際上,除了廣東之外,淸代沿海港口到處都是閩南商人稱雄。在淸代前期,他們一度控制了中國沿海城市:廣州、澳門、汕頭、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煙台、天津、營口等地的海外貿易,並在東南亞的馬尼拉、西貢、檳榔嶼、雅加達、曼谷、仰光等海港城市建立自己的據點,形成一個廣大的商業貿易網絡。從這一宏大的背景去看閩南商人在澳門的貿易,就可知道:如果說澳門是明淸時期中國南方貿易的一個熱點區域,那麼就肯定雕不開閩南商人。但這祇是推論,是否眞的存在,有待硏究。

二、澳門媽祖閣碑記有關泉州商人的記載


  澳門媽祖閣現存多塊碑記,據澳門大學鄭煒明先生的調查,這些碑記是:
  道光九年(1829)趙永菁撰《重修媽祖閣碑志》;
  道光二十七年(1847)黃宗漢撰《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
  同治七年(1868)黃光周撰《媽祖閣漳興堂碑記》;
  光緒三年(1877)僧善耕撰《重修媽祖閣碑志》;
  1984年曹思健撰《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
除此之外,民國年間梁嘉彬敎授在媽祖閣中見到一塊立於嘉慶末年的《重修媽祖閣碑記》,大約現在已經遺失,所以不見鄭煒明的記錄。
  以上碑記與閩南人關係極深,例如:在嘉慶末的《重修媽祖閣碑志》中,有十三行商人爲媽祖閣捐獻之題名,上款:“謝東裕(原籍福建龍溪)行捐銀肆佰壹拾圓、伍紹光(原籍福建泉州安海)堂捐銀貳佰壹拾圓,盧勝於堂捐銀貳佰壹拾圓,潘同孚(原籍漳州龍溪,後遷同安)行捐銀貳佰壹拾圓、劉東生行捐銀壹佰伍拾圓、萬源行捐銀壹佰壹拾大圓、梁天寶行捐銀壹佰零伍圓、順泰行捐銀壹佰大員。”謝東裕行的謝氏家族原籍福建龍溪,伍紹光原籍福建泉州安海,潘同孚原籍漳州龍溪,後遷同安,都是十三行內頂尖的巨商,他們的籍貫都是閩南。
  道光九年的趙永菁碑中,也有關於閩南人的記載:
  而澳門之媽祖神靈尤著,土著於斯者,固皆涵濡厚澤,引養引恬,而凡閩省潮州及外地之經商作客,航海而來者,靡不迎邀佑,而鯨浪無驚,風颿利涉,測水而至,輦贐而歸。至省會之巨室大家,歲資洋舶通商,貨殖如泉,世沾渥潤。此湄洲廟之建所以來澳門,虔請香火,崇奉禎祀,永永無窮者也。
文中所說的“至省會之巨室大家”云云,便指廣東十三行的巨商了。而碑文專門說:閩省及潮州等地的客商來澳門,全靠媽祖護佑。所謂閩省商人一向是以閩南人爲主體,由此可知,閩南商人對媽祖閣是十分重要的。據碑的記載:媽祖閣的建立也與閩商有關,“相傳自昔閩客來遊,聖母化身登舟,一夜行數千里,抵澳涉岸,至建閣之地,靈光倏滅,因立廟祀焉。”據此,媽祖閣之建立也是與福建商人有關的。
  道光二十七年黃宗漢的《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更是泉州商人的集體捐贈碑。黃宗漢爲晉江人,進士出身,其時任廣東雷瓊兵備道,他於咸豐年間仕至總督,是晚淸泉州名宦之一。碑中所說的溫陵是泉州的古稱,至於“泉敬堂”是澳門泉州商人的組織,碑記記載:“道光辛丑年(1841)吾泉同人捐題洋銀壹仟貳佰圓買置澳門蘆石塘鋪屋一所,歲收租息,以供値年紀事,而答神庥。”據此碑後面所附題名記,當時在澳門的泉州人達155人,他們都爲媽祖閣重修捐了款。
  黃宗漢此碑還是人們硏究閩南商人與媽祖閣關係的重要史料,在這一碑記中,黃宗漢寫到:
  濠鏡向有天后廟,自明至今,多歷年所,凡吾漳泉兩地之貿易於澳門者,咸感載神靈,而敬奉弗怠焉。彼此均沐恩波,前後累沾惠澤。昔泉堂既置業設,嘗為春秋祀事計,今漳興堂亦捐金購屋,為歲時祭品需,統計闔郡共鳩集洋銀肆仟玖佰拾大圓。
  相傳明時有一老嫗,自閩駕舟一夜至澳,化身於此。閩潮之人商於澳者,為之塑像立廟,並繪船形,勒石紀事,迄今閩之泉漳,粵之潮州,飄海市舶,相與禱祈賽,為會於此。
從黃宗漢的碑文裡也可以知道:自明朝以來,媽祖閣一直是澳門漳泉潮商人心中的聖地,這也反映了閩南商人與澳門媽祖閣的密切關係。
  同治年間的黃光周的《媽祖閣漳興堂碑記》云:
  嘗謂天地生百才女易,生一神女難,古今得百賢女易,得一神女難。吾閩莆田梅花嶼之有天后聖女也,女中之聖而神者也。天稟聰明,生而靈異;誕降神切而酬聖德也,亦各盡其誠,敬之微忱而已。予自乙巳簽掣粵東,初任廣屬之新安,去澳門祇爭一水,同里商人之為予述者較詳而確,故不憚據事真書,以昭垂不朽。賜進士出身,候補知府街,羅定直隸州知州,前番禺增城新安各縣,壬子乙卯年,廣東鄉試同考官黃光周盥冰謹識,大清同治七年歲次戌辰季春之月吉日。
如同泉敬堂是澳門泉州人的組織一樣,漳興堂是澳門漳州人的組織,他們爲媽祖閣捐錢整修,表示了他們與媽祖閣的關係不同尋常。從黃光周自稱“吾閩天后聖女”的稱呼來看,他顯然是福建人,而且可能是漳州人。
  以上這些碑也表明:歷代媽祖閣重修,漳泉潮三州人都扮演了主角,這說明漳泉潮三州人實際上是媽祖閣的產權所有者。綜合以上碑記,1984年,曹思健老先生寫了《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其碑記云:
  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莅止懋遷,聚居成落,明成化間創建媽祖閣,與九龍北佛堂門天妃廟、東莞赤灣大廟鼎足,輝映日月。居諸香火滋盛,舶艫密湊,貨殖繁增,澳門遂成中西交通樞要。當地坊衆咸以始建形制簡樸,瞻拜逼仄,爰於道光已丑加築殿廊、僧舍、門坊、磴道,摩崖泐字、卧石鐫詩,鐘鼓祭器畢陳,洋船石畫斯備。厥歲丁未,同治戊辰,光緒丁丑,均先後重修,增華殿閣。又數十年,滄桑迭換,風雨侵剝,僉謀訂立規章,組織泉漳潮三州值理會,註冊為合法團體,俾歲時維修,以垂久永。今歲甲子,欣逢創廟五百年,值理諸君、住持僧侣舉行慶祝大典,於是,重光殿堂、新營亭宇,犧牲貢於前,龍獅舞於殿角,從此神安廟固,海晏漁豐,皆值理住持輸誠戮力以祈求者也。
  澳門媽祖閣三州值理會正主席林添貴、副主席周潤環,值理:王啟鈞、李文堅、周澤聲、周百康、林添富、林勝、林澤顯、丘永康、蔡昌明、林國華、顏復儀、周永年
  主持:釋機修
  公元一九八四年歲次甲子夏七月吉旦
作者歷數閩南人多次修媽祖閣的歷史,大都言之有據,唯一引起爭議的是:將媽祖閣始建定於明成化年間,關於這一點,我已在《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中作過分析。但是,作者對閩南人與媽祖閣的關係,並非言之無據,而是以媽祖閣歷代碑記爲依據,是可靠的。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碑記最後點出:閩南的漳、泉、潮三州人組成了三州理事會,於淸末註冊爲法人。據調查,至今爲止,三州理事會仍是媽祖閣的所有人,對媽祖閣擁有法律權利。關於這一點,可見廟中的匾額:
  媽祖閣戊辰年重建
  后德汪洋
  福建漳泉潮三州理事會值理會當年值理
  主席 林添貴 副主席 周震寰
  值理 王啟鈞 李文堅 林添富
  林國華 周永年 周百康
  蔡昌明同敬立
戊辰年媽爲公元1988年,當年澳門媽祖閣不愼火災,房屋全部焚毀,巨大的銅鐘被熔爲液體,然而木質的媽祖像在大火之後竟然保存下來,僅是像體被熏黑而已。於是衆人咸謂媽祖顯靈,紛紛捐款重建。該匾即爲這次重修後增添的。從這一匾額來看,三州理事會至今仍在負責管理媽祖閣。
  三州値理會的存在說明歷史上澳門媽祖閣同時又扮演了泉漳潮三州會館的角色,這在中國並不少見。蓋因這三州皆爲閩南語地區,所以他們在外經常結成商團,共同建立會館。這種三州會館(有時叫其他名字)在上海、在台灣都有過,反映了三地商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又如在天津,當地有閩粵會館,被天津人稱爲天后媽祖的老家,天津每年舉行以媽祖爲主體的皇會,出遊的媽祖最終都要回到閩粵會館,以示媽祖回老家。這種閩粵會館,即爲以閩南語爲主的商人的會館。
  媽祖閣是澳門最早的建築,它與閩南人關係之深,表明閩南商人在澳門經營有年,歷五百年而不衰。從維修媽祖閣主要是淸代這一事實來看,淸代閩南商人在澳門是有很大的勢力的。

三、清代泉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


  一般認爲:澳門的鼎盛時期是在明末,淸代澳門即走下坡路。但是,對淸代澳門貿易情况硏究太少,對其中澳門華人的經營情况的硏究,更少之又少,其實,不少材料表明:淸代還保持着相當活躍的貿易,其中,澳門與福建之間是一條重要的貿易線。當時有材料記載:
  1831年和澳門與江門貿易、或在該地停泊的沿海貿易船隻如下:來自福建廈門者八十艘;來自福建漳州府者一百五十艘。來自廣東惠州與潮州府者三百艘,來往江門與福建者三百艘;來自廣州至鎮江及遼東者十六艘。後者係福建的大型帆船。其他是小些的帆船,載重自數百擔至三四千擔不等。克勞福君估計中國對外貿易船隻噸數有七萬噸。
以上這段話有許多値得人們注意之處,其中專門點出福建船是大型的帆船;其次,福建船隻主要來自廈門與漳州,我們知道:廈門在淸代屬於泉州府的同安縣,所謂來自廈門的福建船隻,應主要是泉州的,漳州的船隻被另外列出,應是相對泉州而言,其數量比泉州船更多。江門應是在澳門附近,所以,其船隻往往要進出澳門港。我們知道:淸代福建與廣東西部之間有發達的糧食貿易,廣東的高州、雷州與廣西的西江上游,都是盛產稻米的地方,福建的缺糧區要從此地輸大米,所以,有三百艘福建船隻往來於江門是可信的。此外,從廈門、漳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量來看,每年有二百三十艘福建船到達澳門,這也是個可觀的數字,那麼,他們是在做甚麼生意呢?學術界對這一問題似乎尙未引起興趣,在福建方志中也查不到記載。但是,媽祖閣的碑記爲我們透露出信息,請見黃宗漢《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所附155人捐款題名名單。由於題名者很多,不可能在此全抄,這裡首先列出它的格式:
  安邑 王芳春 100兩
  ………………………
  ………………………
  ………………………
名碑就是按照這一格式列出155名捐款者的名單、姓名、捐款數量。那麼,他們是甚麼地方人呢?題名碑所列名單的籍貫都僅註明某邑、某邑,其中安邑17人、晉邑60人、同邑58人、南邑12人、惠邑2人、永邑1人,其餘5人不明。和泉州府所轄的各縣名相比,很顯然,晉邑就是晉江,同邑就是同安,永邑就是永春,他們全是泉州府所轄各縣人!他們捐獻銀兩的數量不等,列在頭一位的安溪人王芳春捐銀100兩,其他捐銀20兩以上的有數十位。其中捐銀1圓至2圓的也有不少。看來,捐獻者中也是以從事雜役與打工的人爲多;不過,其中捐銀十兩以上的,可能都是商人;而捐款20兩以上的,無疑是有一定資產的商人。此處且列出捐款頭十名的籍貫:
  安邑 王芳春 100兩
  安邑 ……  80兩
  晉邑 ……  60兩
  安邑 ……  60兩
  安邑 ……  32兩
  安邑 ……  30兩
  同邑 ……  30兩
  同邑 ……  24兩
  同邑 ……  24兩
  同邑 ……  24兩
就前十名而言,安溪商人表現出強大的實力,在前十名中佔了5名,共集資320兩;同安人其次,共4人、102兩;作爲首邑的晉江,總人數雖多,但在前10名中僅一人捐資60兩。在這一系列中,同安人佔第二位不奇怪,因爲同安所轄廈門,在淸道光年間已是對外開放的港口,其總數58人、在最有實力的前10名商人中佔了4名,總排名第2位,都是其實力的反映。而安邑雖然祇有總數爲17人的商團,在前10名裡,捐款總量卻佔了第一位,卻是讓人十分意外的。究其原因,雖然與安溪的茶葉貿易有關。
  淸代是安溪縣生產發酵茶類(包括紅茶、烏龍茶)漸漸出名的時代。早在淸初,阮文錫的《安溪茶歌》云:
  居人清明採嫩葉,為價甚賤供萬家;
  邇來武夷漳人製,紫白二毫粟粒芽。
  西洋番舶歲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
  溪茶遂仿岩茶様,先炒後焙不爭差。(11)
這是說漳州人去武夷山製茶,發明了發酵茶的製作法,引起了西洋商人的廣泛興趣,於是,安溪茶農也仿造武夷茶。(12)乾隆年間,安溪茶葉已在閩南市場上行銷。例如,乾隆《晉江縣志》云:“茶,城中所食,來自安溪。”(13)乾隆《同安縣志》亦云:“邑不產茶,所用者武夷茶及安溪淸水留山諸種”(14)但是,安溪茶已在閩南市場上行銷。例如,乾隆《泉州府志》云:“唯安溪茶差勝,然亦非佳品也。”(15)不管怎麼說,當時安溪茶已形成批量生產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會有相當一部分進入世界市場。英商胡夏米在鴉片戰爭前調查福建可資貿易的貨物,他採購了二種安溪茶,並說“安溪茶,廣州經常售價是十八兩或二十兩。”“合豐碑,一箱大葉安溪茶,廣州市價約十六兩。”(16)由此可見,安溪茶也在廣州市場上賣,爲英國商人採購。看了黃宗漢的《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所附捐款題名碑記,我才知道:安溪茶葉進入世界市場還有另一條重要路線——即通過澳門轉運!從安溪茶商在題名碑上列在首位來看,它足以證明:閩澳之間茶葉貿易數量不少。當時福建茶葉是世界上最熱門的商品,歐洲商人將其運往本土銷售,常有數十倍的利潤,所以,各國商人競相加入茶葉貿易,葡萄牙人通過泉州商人造行轉口貿易,也是一種與英國人壟斷地位競爭的方式,由於這一點,可想而知泉州商人在澳門會受到重視,因爲它給澳門帶來了商業機會。
  當時澳門與泉州之間的另一種貿易商品是鴉片。在上述題名碑上,有60名晉邑的商人,其中,施姓、丁姓爲數不少。晉江的丁姓以陳埭丁氏最有名,他們是否名列其中呢?我細堪之下,發現了丁拱辰的名字!丁拱辰是淸道光年間著名的製炮專家,出版過《演炮圖說》一書,在鴉片戰爭前後,他爲廣東地方當局製造大炮多尊,丁拱辰是晉江陳埭丁氏家族的人,還有當地的族譜記載爲證。看到丁拱辰的名字,使我想到:題名碑上的丁氏祇怕大多爲丁氏家族的成員,而題名上的施氏,則可能是晉江著名的衙口施氏。這兩個家族,在道光前後是以經營“洋藥”聞名的。鴉片戰爭前夕,淸代福建地方官說:
  至鴉片不能断絕,更無論矣。以泉州言之,如衙口施姓、深滬陳姓、陳埭丁姓,素皆恃鴉片為生業。夷船一到彼處,則盈千累萬,交水師哨船代為交易。其運送各處銷售,或由惠安洛陽、陳三壩,晉江河市等處,送由仙遊地面發賣;或由南安埔頭、小羅溪等處,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用大船載至延建地方銷賣。建溪船戶,多係南安人,搬運即便,興販尤多。風聞泉州煙土,每塊值銀五六圓,建寧則每塊值銀十六七圓,小民貪利,愍不畏死,獲利愈多,趨之愈衆。(17)
那麼泉州一帶的鴉片來自何處?福建地方官沈汝瀚云:
  泉州情形……各海口奸民,從前係用自置草鳥船,經常赴澳門夷船,販買轉運,隔省作奸。事本周折,且常有匪徒,在洋伺劫,更屬利害相牽,故不致十分充斥。迨自晉江奸民林因等,串同已正法之王略等,勾結夾板夷船,運載煙土,由粵至泉州外洋游奕,自此路益近,而上益多,本愈輕而利益重。各處強村富戶,紛紛向買……至透漏台灣並乍浦、寧波、上海、山東、天津之土,係晉惠二縣本有商漁船隻,在外洋地面自向夷船販買,揚船徑去。此泉郡煙土來去蹤跡,及囤積分銷情形。(18)
這是說鴉片戰爭前泉州與澳門之間的鴉片走私情况,當時泉州人去澳門販運鴉片,而後經銷福建各處,並轉運國內各地。隨着鴉片走私的發展,有專門的走私船直接到泉州一帶行銷。衆所周知,鴉片戰爭之後,淸朝禁煙措施廢除,鴉片貿易無所禁忌,泉州一帶的鴉片走私更爲盛行,這就是泉州商人到澳門販煙的背景,媽祖閣上丁氏與施氏等家族的題名,便說明了這二個家族在鴉片戰爭之後,仍然進行這一貿易。不過,丁施二姓中當然以進行合法貿易的商人爲多。以丁拱辰來說,他在鴉片爭期間積極幫助淸朝官方造炮,反映了他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
  註釋:
  ①(英)胡夏米《“阿美士德”號中國北部口岸航行報告》,見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硏究室主編:《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第97-9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以上有關閩南商人的論述可參考對中國海外貿易史專家的有關論文。其中中古時期的泉州可見台灣李東華《泉州與中國中古的海上交通》(台灣學生書局印行),明淸之際閩南人的海上貿易可見廈門大學林仁川敎授的《明末淸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等書。
  ③見鄭煒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敎》,加略山房硏究叢書本。
  ④兪永濟(澳門指南),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第15頁。轉引自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文化傳統中的航海保護神》,見1995年4月,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硏討會論文。
  ⑤⑥趙永菁《重修澳門媽祖閣碑記》與黃宗漢《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的碑文正文,由澳門大學鄭煒明爲我們錄出,在此特表感謝!
  ⑦黃光周《媽祖閣漳興堂碑記》,由澳門黃曉峰先生提供,在此特表感謝!
  ⑧徐曉望《澳門媽祖文化調查筆記》
  ⑨A.M.MARTIN:
  《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V01.2P.137.
  轉引自《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一冊(1840-1895)第60頁。
  ⑩淸代初期泉州府轄晉江、同安、惠安、南安、德化、安溪、永春等七縣,後來永春、德化與大田三縣從泉州劃出,成立永春州,不過由於早期的隸屬關係奠定的基礎,永春人一直被視爲泉州人的同鄕,所以,澳門泉敬堂碑記裡永春人也列入其中。
  (11)(15)黃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19物產。乾隆刊本。
  (12)關於漳州人如何發明武夷茶、安溪茶爲何模妨武夷茶,可參見徐曉望《福建武夷茶生產考證》,載《中國農史》1988年2期。
  (13)方鼎等修纂:乾隆《晉江縣志》卷1物產。乾隆刊本。
  (14)吳鏞等修纂:乾隆《同安縣志》卷14貨物。乾隆刊本。
  (16)(英)胡夏米《“阿美士德”號中國北部口岸航行報告,見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硏究室主編:《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第80-81頁。
  (17)《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9,杜士彥奏。
  (18)沈汝瀚《泉務學治錄》《稟查辦鴉片煙土及各處海口情形》見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硏究室主編:《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第293-294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