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
徐曉望
澳門是中國媽祖文化較爲發達的地區之一，在彈丸之地的澳門轄區，現存八座媽祖廟，其中列在首位的是號稱嶺南三大媽祖廟的澳門媽祖閣，它是澳門最早的建築之一，幾乎成爲澳門的象徵。在澳門有一個家諭戶曉的傳說；媽祖閣是閩人最早建築的，遠在葡萄牙人來澳門之前。據說當年葡萄牙人第一次航海來到澳門時，已見澳門半島港灣裡有一座媽祖廟，所以，他們將澳門稱爲“阿媽港”。至今爲止，葡萄牙人仍稱澳門爲“MACAU”，類似閩南語“媽港”的發音。這一傳說雖是口碑，但在民間流傳已久，從未有人提出疑問。不過，澳門大學的譚世寶先生最近發表了《澳門媽祖閣的歷史考古硏究新發現》一文①，全面否定了福建人創建媽祖閣之說，在澳門造成了一時的轟動效應。筆者拜讀該文後覺得譚先生依據一些新發現的碑銘材料，對媽閣廟歷史淵源問題頗有訂證，是對澳門媽祖文化硏究的一個貢獻；但是，該文得出的福建人不是媽閣廟的始創者的結論，似乎又脫離了新發現碑銘材料所能證明的範圍，本文主旨探討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的淵源，並試圖就福建人與澳門媽祖閣的創建問題與譚先生商榷。不當之處，還請諸位同仁指正。
一、福建人對香山的開拓與媽祖文化的傳播
從澳門西文名字“MACAU”或“MACAO”的由來我們已可看到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深切的關係，澳門的許多學者也認爲：福建人是澳門的最早開拓者。這一事實反映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那麼，澳門與福建遠隔千山萬水，爲甚麼福建人是該地的最早的開拓者而不是廣東人？這便需要硏究廣東與澳門的地理環境和移民史。
澳門原隸香山縣，其主要部分位於香山縣伸入大海的一個半島的頂端。澳門的城市成長於明代，在明以前，澳門這個地方十分荒涼，人們推測當時祇有漁民偶爾來到這裡，當地是否有長期居住的居民，尙待考古資料驗證。澳門所在香山縣開發較遲，這與廣東的歷史有關。我們知道，當代廣東已成爲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但在淸以前，廣東長期是中國較落後的省份。宋統一嶺南之初，得二廣戶口爲：170263戶，是當時中國人口最爲稀少的區域之一；其後，二廣人口緩慢增長，宋紹興年間，廣南東路戶口爲：513711戶、784774口；元代爲443906戶775638人；然而，直到明洪武二十六年，廣東人口也祇有675599戶3007932人，②其開發程度遠遠落後於相鄰的閩贛等省。在廣東諸縣內，香山、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四面環水，交通十分不便，人口仍然稀少，嘉靖《香山縣志》第一卷風俗志③記載當地民俗：
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家無百金，取給山海田園。
第二卷民物志又云：
邑本孤嶼，土曠民稀。自永樂後，寇亂不時，遷徙歸並。
以故户口日就減損。
這些材料表明：直到明中葉澳門興起前，香山縣仍是地廣人稀，這就給外地人開發香山提供了條件。
福建是廣東的鄰省，兩地間一葦可航，自唐末五代開始，福建人口的增長即超過了廣東，宋代福建經濟、文化大發展，成爲全國最發達的省份、而且是人口過剩的區域之一。所以，從五代以來，即有閩人移居香山縣境內的記載。迄至南宋之后，福建沿海人民大量移民廣東，成爲廣東漢族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閩文化因素傳到廣東。據筆者所見，唐宋間閩人移居香山縣以五代圓明禪師爲最早，嘉靖《香山縣志》第八卷云：
圓明禪師，姓陳，唐福州人。參大溈得旨，嘗游五台山，觀文殊化現。開寶中從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觀地藏菩薩像間。問僧云：地藏何以展手？僧云：手中珠被賊偷卻了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六歲。後邑人建西林庵以祀之。
五代間閩中多名僧，他們雲游四方，其中一些人來到嶺南，實不足爲怪。④迄至宋代，從縣志內可以看到一些閩人在香山做官，其中以宋代香山縣令洪天驥最有名：
洪天驥，字逸仲，晉江人。少有異質。貫通經史百家。淳佑七年登進士，景佑四年校藝南官，得文天祥卷，置之上第，人服其明。景定三年，授宣教郎，知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材為首務，修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齊，皆捐奉為之。斂不及民。其為政，一裁於義。⑤
這一僧一官皆爲當地閩人中的傑出人物。此外，宋代閩人移居該縣的很多，有的成爲當地巨族：
谷都南湖鄭族。谷都始遷祖菊叟，於宋仁宗朝自福建興化府潯陽(仙游)縣入粵，任惠州路通判。家於都之榕樹埔，徙橋頭。子姓分支鳥石、平嵐、南屏、雍陌，丁口約萬餘人。
仁良都南湖鄭族。蓮塘始遷祖芑，宋以狀元官廣州郡。乾道壬子年七月，由福建莆田縣徙香山，卜居蓮塘。……分居城內東里、深巷、厚興街、基邊、張溪、東了、庫涌、柏山、沙溪等處。丁口約七千餘。
良都長洲黃族，始遷祖獻，字文憲，先世閩之福州人，避亂徙新寧潮境鄉，凡八傳至獻。宋理宗朝寶佑進士。景定三年官行人，冊封安南國王陳日煊。歸舟遭風漂泊至香山。復命後，遂卜居長洲。所娶平南林氏女為繼室。生子佑孫廣派定居良都，析居城北，分支大塾、麻洲、外界涌等處。丁口萬餘人。
仁都邑城高族，原籍閩之莆田，始祖師曾，官保昌縣丞，遂家南雄。子南洲，宋寶佑鄉舉，初徙香城，孫參軍添，獻粟餉宋軍，從端宗至岡州，御敵殉難。遺孤宸英，生子四，曰元生、梁生、洪生、忠生。其後分支城南麻洲馬頭街，治東節尾、新村、白廟，城西長塘街，隆都豪兔、岐坑、大石兜，青羌，良都，長環、尖涌、寮後。北台，磨刀等處，丁口七千餘人。徙馬澳洪簡者，亦成巨族云。⑥
由此可見，宋代遷入香山的移民中，多有閩人；而且他們日後在香山發展很快。淸代香山縣以劉、黃、鄭三大姓最爲著名，丁口之多，爲全縣之最。以故，淸代香山民間有“劉、黃、鄭，殺人不用償”的說法。三姓皆爲宋代遷入的古姓，然而三大姓中閩籍佔其二，這也可以說明閩人對香山漢人社會的形成有相當的影響。
宋元之際的福建對香山移民。宋末元初朝代的更迭在閩粵沿海掀起了大波瀾。南宋最後的二個統治者在張世杰、陸秀夫的扶持下航海來到泉州。在泉州，他們徵用了當地上百艘航海大船，並僱佣了許多泉州籍水手，組成了一支大規模的船隊，漸次航行至香山、新會一帶沿海，最後集結於崖山。澳門港距崖山僅有數十里水路，所以當地留下了許多有關宋末小皇帝的史迹。《廣東通志》載：張世杰等人“奉帝幸香山，以馬南寶宅爲行宮，復駐淺灣；”元將敗張世杰於香山島。⑦澳門的學者都認爲：所謂淺灣，應是澳門十字門一帶的海灣，而香山島，就是澳門附近島嶼的古稱。可見，當時張世杰船隊中的泉州水手也在這一帶出沒。張世杰敗於元朝之後，船隊潰散，成千上萬的南宋遺民流散於當地，許多人定居於此，其中也會有不少閩籍遺民。這都加強了香山一帶的閩文化因素。
入明之後，香山仍爲地廣人稀的區域，閩人繼續移民香山。例如：
四都林屋邊林族，始遷祖孟七，明初由福建至欖邊。分支山洲杭、陂頭、窈窕、沙棚下、大嶺各鄉，丁口三千餘。⑧
明代福建對香山的移民以客家人最爲著名。客家人大多來自福建西部的汀州，他們先是移民廣東梅州，而後陸續向各地遷移，成爲廣東漢族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香山的客家人也很多，孫中山的祖先即是從福建汀州移民梅州，而後進入香山的。
廣東的漢族有許多來自閩中，現在流行的三大粵方言中，閩南方語、客家方言都是來自福建，而操用這二大方言的廣東人，即使在今天也佔廣東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見，在歷史上閩文化對廣東文化是產生很大影響的，其影響的力度，絕不會亞於今日廣東文化對福建的影響。考慮到這個背景，人們對閩文化對香山縣產生較大影響就不會奇怪了。
總的來看，福建對香山移民以宋元一直延續至明初，他們的到來對香山漢人社會的形成起了較大的作用。在長期的歷史衍化中，早期的移民陸續融合於當地的粵語社會，成爲土著的一份子，但是，他們帶來的閩文化因素也逐步融入香山社會中，並促進了香山媽祖文化的成長。
香山媽祖廟的建立。在對澳門的福建移民硏究時，我們已指出：宋代福建人已移民香山縣。其中，來自媽祖故鄕的仙游鄭氏與莆田鄭氏在香山發展很快，後成爲香山大族之一。由於家鄕的關係，他們當然會成爲積極引進媽祖香火的傳播者。旣然宋代即有大批福建移民進入香山境內，那麼，香山的媽祖廟很可能最早出現於宋代。刊於嘉靖二十六年鄧遷修、黃佐纂的《香山縣志》第八卷的“雜志·雜考”內有以下記載：“其尙鬼則天妃宮創自唐時，元豐堂在大欖都者，創自宋初。自餘私造皆未建縣而先創者，今皆毀，盡敎諭顏階之功也。”這條史料對當地出現媽祖廟的時間記載也過於早了。故老回憶家鄕往事，時代有錯是不奇怪的。但是，香山在宋代即出現媽祖信仰還是可能的。據道光《香山縣志》第一卷《建置志·壇廟》：該縣的“月山古廟，在黃角山，宋咸淳間建，祀天后。”咸淳爲西元1265年－1274年，時爲南宋末年，已是劉克莊所說的“廣人敬妃，無異於莆”⑨的時代了。宋代媽祖信仰隨着閩人的移民步伐和工商活動進入嶺南各地，當然也可能來到香山。所以宋代香山一帶已有媽祖信仰是可信的。而且，香山人歷來以重視民間信仰著稱，其縣志感嘆宋代邑人云：“邑氓興起多建庵堂淫祠，不可盡紀。”⑩在這種背景下，香山人不建媽祖廟，倒是不可思議的。與此成爲映照的是：香港九龍、深圳赤灣的媽祖廟都建於宋代。總之，宋代香山已有媽祖廟。
明淸以後，媽祖信仰在香山縣扎根，發展很快。明代鄧遷修、黃佐纂的嘉靖《香山縣志》第三卷“政事志·壇廟”記載：“天妃像在官船廠，備倭官船灣泊之所，正德中千戶盛昭德立，後廢，嘉靖二十四年指揮田倪重建。”其第八卷“祥異”又云：“天妃廢宮，在河泊所前，洪武中千戶陳豫建，田八十畝有奇。”以上載入縣志的天妃廟都是官府所建的，而民間所建天妃宮，除了個別著名者，縣志是不載的。但據考古資料，香山縣境的天妃廟不少，僅是香山縣境的南水鎭，便發現了八處媽祖廟遺址。(11)全境媽祖廟的實際數量可想而知。香山四面環水，人民的生活與水還有相當的關係，所以，當地人對媽祖的崇拜是很深的。明末崇禎年間香山縣的《大欖天妃廟碑記》云：
粵與閩境相接，而妃之靈爽又每駕海島而行，故粵不論貴者、賤者、貧者、富者，舟者、陸者，莫不香火妃，而妃亦遂愛之，如其手足。吾所居之里，四面皆海，出入必以舟；亦為山澤之藪，群盜乘以出沒，而妃之相之者，纖悉不遗，故其間或宦、或士、或農、或商，或往、或來，有於海上遇危難者，群匍伏號泣呼妃，妃來則有火光從空而下，止於檣，無檣止於舟之背，或其櫓柁，衆仍起鳴金伐鼓而迎之。須臾舟定，火將往，衆又鳴金伐鼓而送之。諸如此類，嶺南人在在可據，大與尋常飾說鬼神者不同。(12)
由此可見，由福建傳來的媽祖文化已在香山社會裡扎下根了。
回顧以上澳門開發以前閩人與香山關係的歷史，不難說明：福建人開發香山已有久遠的歷史，他們並不是偶然到達香山所屬澳門的，所以，澳門開發史以前，當地早有一個濃厚的閩文化背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閩人成爲最早的澳門開發者。
二、漳州人嚴啟盛與澳門的開港
澳門作爲一個海港城市，其發展在明代。不過，雖說明代的澳門在葡萄牙人佔據之後進入了最繁榮時期，但是，其始創時期在葡萄牙人之前。明中葉的澳門尙是一個荒涼的海港，祇有一些東南亞諸國商人與華人進行違禁的私人貿易，漸漸發展爲一個聚落，葡萄牙人聞風而來，逐漸反客爲主，成爲澳門實際控制者。那麼是誰最早在澳門一帶海域進行私人海上貿易？這是決定澳門開發的歷史性事件。我們可見以下材料，《香山縣鄕土志》云：
天順二年(1458)七月，海賊嚴啓盛來犯。先是，啓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獄聚徒，下海為盜，敵殺官軍。至廣東招引蕃舶，駕至邑沙尾外洋。(13)
由此可見，是漳州嚴啓盛最早在香山水域進行海外貿易。嚴啓盛被明代官方誣爲海盜，但他是一個不簡單的人，他雖然“敵殺官軍”，但其主要事務還是“招引蕃舶”；實際上，嚴格地說，他應是一個海商，而不是海盜!祇是由於明政府荒唐的海禁政策，他才成爲不遵守海禁的“海盜”。我認爲，就現有材料而言，最早開發澳門的應是福建漳州人嚴啓盛。
嚴啓盛於明天順二年(1458)來到香山海域，當時距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不過28年，距明政府於正統元年(1436)宣佈正式罷造下西洋船也不超過22年，所以，嚴啓盛是明代較早進行海上私人貿易的海商之一。在嚴啓盛到達香山海域時，葡萄牙人尙在非洲西岸航行，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是38年以後的事。由此可見，嚴啓盛是澳門歷史上的非常重要人物，正是他奠定了香山海域走私貿易的基礎，才有了東南亞各國船隻在香山水域進行違禁貿易的事實，有了這一前提，才會有葡萄牙人混入東南亞船隊進入香山水域進入貿易的機會，最終才有了後來澳門中葡貿易的發展。
那麼，爲何是漳洲人嚴啓盛最先到香山一帶的海域進行海外貿易？這就要說到漳洲人在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史上的地位。衆所周知，在明洪武年間朱元璋定下了海禁的政策，但在明成祖時，鄭和七下西洋，實際上使海禁成爲虛設。明成祖死後，其子明仁宗即位不一年即死，明宣宗繼位執政，他漸漸改變了明成祖的政策，任內僅派過一二次下西洋的船隊，這與民間海外貿易的需求相差很大，於是，民間開始出現私人海上貿易。而最早進行私人海上貿易的即爲福建漳州人!據林仁川先生的硏究：漳州人的走私貿易約在宣德年間發端。(14)很快，漳洲的月港成爲東南沿海最有名的私人海上貿易港口。漳州這個地方位於福建南部，境內多山多海港，不僅具有豐富的木材可作爲建造船隻使用，而且具有“天高皇帝遠”的地理隱蔽條件，自宋元以來，福建路、省對漳州的統治一直是十分薄弱的。元代漳州曾是反元義軍最爲活躍的地區。到了明代初年，漳州成爲走私貿易最盛的區域，其實是很自然的。而且，這種私人海上貿易一直未停過，迄至明中葉，閩浙總督朱紈還以漳州爲通倭的主要區域，這都是硏究明代海上貿易史的人所熟知的。明初漳州人還航東南亞各國，往往有成爲對方國使者而代表其國進貢者，在《明史·外國傳》內頗有記錄。所以說，漳州人嚴啓盛來到香山進行走私貿易，從當時漳州人在海上貿易中的地位看也是不足爲怪的。
由此我們來看被譚世寶先生批評的曹思健老先生撰寫的《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澳門初爲漁港，泉漳人蒞止懋遷，聚居成落，明成化間創建媽祖閣，與九龍北佛堂門天妃廟、東莞赤灣大廟鼎足，輝映日月。居諸香火滋盛，舶艣密湊，貨殖繁增，澳門遂成中西文化交通樞要。”(15)其文對澳門媽祖閣創建時間有臆測之處，但他認爲福建泉漳人最先開發澳門是有道理的，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和福建移民長期開發香山、澳門的歷史相應的。現代歷史學的發展早已不限於文獻資料，而是注重文獻、考古、口碑三方的結合與驗證。福建人始到澳門是一個傳說，但傳說在現代人類學家看來即是一個極爲重要的參照體系，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傳說，那些在某地人群中傳說極盛的故事，往往有可靠的歷史可以驗證，這已爲許多人類學家證實。福建人最早開發澳門的傳說流傳已久，如果它祇是福建旅居澳門客商在淸代“發明”出來的，肯定會遭到廣東人的批評，然而事實上，直到譚先生之前，還沒有人懷疑這一點。
漳州人是福建最早進行走私貿易的商人，其後，這股風漸漸席捲泉州、福州，以故明代福建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的商人極多，形成了明淸社會強大的福建海商集團。
三、明清澳門華人社會中的閩人
漳州海商是澳門的最早開發者，他們在東南亞海上的發展，還使他們最早成爲與葡萄牙人接觸者，我們看到，當葡萄牙人初到中國並搔擾廣東失利後，廣東實行海禁，於是，“安南、滿刺加諸番舶，有司盡行阻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盡歸於閩，而廣之市井皆蕭然也。”(16)他們之所以到漳州海面進行貿易，實際上與漳州人爲其導航有相當的關係。此時，葡萄牙人也來到漳州海面進行貿易，關於這一點，幾部澳門史著都有涉及，(17)於是，葡萄牙人與漳州海商結下深厚的關係。
明白了漳州海商與澳門及葡萄牙人的關係，我們便可想而知漳州人在葡據澳門時期的地位，他們本是澳門港的最早開發者，又同葡萄牙人之間有深厚的關係，所以，在明代的澳門，漳州人是相當活躍的。在這個基礎上，有不少福建及外地商人到澳門經商。明淸嘉靖年間的名臣廣東人龐尙鵬說澳門：
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效番衣服聲音。(18)
這篇奏疏是硏究澳門史上極爲著名的一篇文獻，其重要性絕對不會亞於譚世寶先生在媽祖閣新發現的一些石刻。它說明在澳門開港之前，福建的漳州人、泉州人，浙江的寧波人、紹興人，都在澳門十分活躍，他們穿上有異於內地的奇裝異服，且能用“番語”與葡萄牙人經商。爲甚麼澳門多外地人呢？這是因爲澳門從來就是一個國際性的城市，而不是一個廣東的地方城市，在該地雲集來自四方的商人實在是很正常的。在澳門的商人中，閩人十分活躍。在福建方志內，我們可以看到福建商人澳門經商的例子：福淸縣施作岐之父，在澳門經商數十年不歸，最後，“在粵亡其貲，死於澳中。”(19)《澳門記略》記述媽祖閣前的洋船石：“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祀天妃，名其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鑴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20)這也說明福建大船常往來於八閩與澳門之間。有名的福建南安人鄭芝龍，早年就是在澳門給葡萄牙作翻譯的。據葡萄牙人的記載，芝龍在澳門還入了天主敎，取敎名爲尼古拉。由於澳門閩商有語言之利，在從事中葡中介貿易時大佔優勢，因而，明代澳門有不少成功的福建商人。鄭芝龍的母舅黃程即爲其中之一。江日升的《台灣外志》第一回云：黃程寓居澳門經商，“至天啓三年癸亥夏五月，(黃)程有白塘、奇楠、麝香，欲附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21)據荷蘭人著的《巴達維亞城日志》，1640年，因澳門貿易異常不振，鄭芝龍乃將在廣東澳門之織工150家族召回安海城外，使就所業(22)，可見當時寓居澳門的閩人不少。這些都表明：在葡萄牙人租借澳門之後，閩人長袖善舞，在澳門的事業更有發展，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閩商集團。
淸代澳門仍是中外貿易的一個焦點，閩商與水手到澳門的數量不少。據外人統計，1831年澳門停泊的船中，“來自福建廈門者八十艘，來自福建漳州府者一百五十艘。”(23)澳門到福建有一二千里水路，在二地間航行的船舶至少在中型以上，所以，每艘船上的福建水手與商人應有數十人至上百人，由此可見，當時每年由福建到澳門的商人水手會有數千人至上萬人。雖說他們不是常住人口，也不會是同時抵達，但祇要有成百上千閩人同時在澳門出現，便會對祇有數千常住華人的澳門產生較大的影響。而且，他們中間會有些人移民澳門。澳門有一區域名望廈，當地有一傳說：望廈或稱旺廈，其村名是福建移民起的。由於他們大多從廈門航抵澳門定居，懷鄕之情油然而生，以故，稱定居之村爲望廈。其意爲：望廈門故鄕，或興旺廈門故鄕。這一傳說未必確切，因爲：廈門之名的出現是在明末，可能在望廈村出現之後。但之所以產生這一傳說，確實表明當地福建移民衆多，否則，這一傳說便無從發展了。
淸代澳門多閩商的情况一直延續到淸後期，道光二十七年，在澳門的泉州商人重修媽祖閣，於是立下了《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該碑至今仍保留於媽閣廟后堂。碑文的後記裡錄了155位捐獻者名單，他們全是泉州所轄諸縣人。共出資1276元、1044兩，正如我在《從澳門媽祖閣碑記看淸代泉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一文中所指出：這155人中有不少是巨商；當地漳州商人集團的財力更勝於泉州人。據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澳門閩商謝家梧，祖籍漳州詔安，後成爲廣東十三人的行商之一；這些行商的財富，多者達數千萬元，少亦有數百萬元，謝家梧名列其中，也是當時全國可數的華人巨富之一。關於閩商在澳門的影響力，我們還可以澳門廟宇的建設作爲參考系數。去過澳門的人都知道：澳門最大的三座華人廟宇是：觀音堂、蓮峰廟、媽祖閣，其中觀音堂與媽祖閣都是福建人所建，這一事實反映了明淸之際澳門閩商的財力冠於華人社會。
必須說明的是：福建商人能在澳門呼風喚雨，與本地華人不善經商有一定關係。從文獻中我們知道：直到明中葉以前，香山縣民風相當質樸，本地人不從事商業，甚至不從事手工業。明代的嘉靖《香山縣志》第一卷風俗志云：
織縫貿販，東莞之民也，耕獲版築，新會之民也。斧斤木石，順德之民也。皆顧覓為之。無務工商者。
如果說明代香山尙處在開發過程中，民不務工商有情可原，可是，淸代該縣人口大幅度增長後，重農輕商之風依然。乾隆《香山縣志》評述當地人的“職業”：
習詩書，事藝植，不務工商。昔則土曠人稀。生計全無。
今則民繁地瘠，家鮮餘貲。衣食則取給於農、圃、漁、樵。
……織縫貿販，東莞之民地，耕獲版築，新會之民也。斧斤木石，順德之民也。皆顧覓為之。無務工商者。(24)
直到光緒年間，香山人對商業的觀點仍無重大變化。縣志云：
力農圃而厭工商……邑唯南鄉人多商於外，餘則專恃田產，邑城富者置田，貿易非所長。村落小民概業於耕，故農傷則舉邑廢弊。(25)
其中的南鄕人主要是指香山縣境的客家人，《香山縣鄕土志》第五卷“人類”云：“客民……近日多出洋貿易，捆載而歸，屢絲曳縞，家擁素封者比比皆是。蓋氣象又一新矣。”孫中山的家族應就是這一類客家人吧？
但總的來看，傳統的重農輕商之風在很長時間內統治着香山縣。由於香山本地人罕見經商，澳門才成爲外地華商匯聚的地方，這給福建商人較多的機會。
因爲明淸社會裡存在着較多的福建人，而且他們較有財力，所以，他們在澳門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例如，明淸時期在澳門十分有名的沈志亮、丁拱辰都是福建人。
沈志亮是一位反抗葡萄牙人殖民統治的英雄。關於他的事迹，《香山鄕土志》記載：
沈志亮，名米，以字行。先世福建人，貿遷來澳門，遂家於前山寨南之龍田村。慷慨尚義。道光十六年，夷人辟馳道，毀居民家墓，滅骸骨；和議成，復大闢之，酷甚於前。民訴官，置不問。志亮先墓亦受害，思所以報之。……夷酋素負勇……偕西洋酋數騎出，……(志亮)遂出刈刀鈎其頸墜馬，殺之。……西洋酋疾馳入關，皆惴惴不敢出馳馬。未幾，詣軍門，索殺人者。……(志亮)自投下獄……制府恐民變，昏後即棄市。……時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日。凡家墓之受害者，其子孫墓祭日，必先望空拜志亮。後遂立廟祀之。
華人因反抗葡萄牙人的統治而犧牲，最後被祀爲神，在澳門本土人士中，以沈志亮爲最。他的事迹說明：在澳閩人富有反抗精神。
其次，在鴉片戰爭中爲淸廷造炮的丁拱辰，也是長期居住澳門的閩人。丁拱辰是一個充滿不解之謎的人。他生活於道光前後，在國人普遍不知海外世界的背景下，他居然掌握了西方科技與造炮術。關於他的事迹，人們一直是憑丁拱辰所著《演炮圖說》之序去了解他，對他怎麼掌握製炮技術是不了解的。澳門的學者大多也不知道其人。我在澳門的媽祖閣內的《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捐款碑銘上看到其人之名，丁拱辰爲媽祖閣重修捐出20兩銀子。這說明他是當地的一個富紳，否則不會捐出那麼多銀兩。而且，他定居澳門應有些年份。否則不會積累相當的財富。這也使我們得知丁拱辰何以掌握西方科技與製炮術，澳門的葡萄牙人一向以造炮術聞名於世，丁拱辰長期居住澳門，他的造炮術應是向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學習的。在鴉片戰爭前後，他積極向國人介紹葡萄牙人的造炮術，並受廣東官府聘用，親自指導工匠制炮，受到朝廷的賞賜。因此，丁拱辰被譽爲中國近代最早了解西方科技的學者。他也是澳門歷史上最値得紀念的華人之一。
此外，我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明淸香山縣官場多閩籍官員。例如：明代的香山縣官吏中，有43人爲閩籍，這無疑是個異數。請見《廣東通志》的記載：
香山縣知縣：
王 英，福建莆田縣人，洪武二十七年任；
黃 新，福建建陽人，宣德朝任；
陳 瑜，福建建寧人，成化元年任；
朱 顯，福建延平人，成化十四年任；
劉 信，福建晉江人，成化二十一年任；
楊 昂，福建建寧人，宏治十四年任；
陳 澤，福建建寧人，宏治十八年任；
王 玉，福建浦城人，正德八年任；
林士元，福建閩縣人，嘉靖七年任；
鄧 遷，福建閩縣人，嘉靖二十五年任；
周 行，福建長樂人，隆慶元年任；
張希虞，福建莆田人，隆慶年間任；
林 適，福建莆田人，隆慶年間任；
丘時庸，福建漳浦人，隆慶年間任；
林成綱，福建人，隆慶年間任；
王應賓，福建晉江人，隆慶年間任；
鄧思啓，福建閩縣人，萬曆朝任。
香山縣縣丞、主簿、典史：
劉景濟，福建人，洪武十七年任；
潘子和，閩縣人，洪武二十九年任；
蔡 端，福州人，天順元年任；
葉 普，甌寧人，成化二年任；
林 貴，福建人，成化十七年任；
龔世杰，建寧人，正德四年任；
吳德玉，莆田人，正德九年任；
陳汝廉，莆田人，嘉靖三年任；
李希賢，福清人，嘉靖十五年任；
蘇佑保，莆田人，嘉靖元年任；
陳 龠，侯官人，嘉靖五年任；
姚 鴻，福清人，萬曆十一年任。
香山縣敎諭、訓導：
林應福，清流人，永樂五年任；
林公杰，長樂人，景泰五年任；
王 浩，閩縣人，天順八年任；
徐 軫，侯官人，成化元年任；
林希哲，莆田人，宏治元年任；
丘 嶸，龍岩人，正德四年任；
鍾 佩，武平人，正德年九年任；
楊 松，建寧人，正德十年任；
郭文習，福安人，嘉靖十年任；
蔡節甫，福安人，嘉靖十年任；
魏元桂，古田人，嘉靖七年任；
林震元，莆田人，天啓二年任；
葉夢嵩，福建人，天啓七年任。(26)
按，《廣東通志》所錄香山縣明代官員共229人，閩人約佔五分之一，這與福建祇是明代十三布政司相比，遠遠超過應佔比例。其原因何在？因缺乏詳細記載，很難得到妥切的解釋。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香山、澳門多閩人，而且他們能與葡萄牙打交道，因故，選用閩人作香山縣令，有利於對閩籍移民的統治以及與葡萄牙人來往。當然，這祇是推測。這些閩籍官員內，有不少人被列入縣志政績傳，如明代永樂年間的蔡惟溥，成化年間的朱顯，嘉靖年間的鄧遷，(27)其中典型人物是隆慶年間的周行，他任香山縣令時，“夷商麗處澳門，蕃舶至盤驗，有例金，峻拒不納。惟禁水陸私販，及誘賣等子女等八弊而已。”(28)
淸朝閩人在香山做官的不多，在嘉慶以前僅八位，主要分佈於淸順治、康熙年間；
香山知縣：
陳 常，福建莆田人，康熙三十一年任；
邱 軫，福建龍岩人，康熙四十九年任；
陳 棟，福建莆田人，雍五年任；
吳光祖，福建人，乾隆四十四年任；
香山縣丞、主簿、典史：
劉邦產，福建人，順治三年任；
劉 鼎，福建人，順治八年任；
香山縣敎諭、順導：
王威玉，福建人，順治年間任；
羅圻彥，福建人，順治五年任。(29)
可見，閩人在香山官場中的地位一直延續至淸初。明淸社會各階層的等級是：士農工商，士列爲第一位，而由士中選拔出來的官，更是社會的頂層，所以人們稱古代中國爲官本位的社會。不管對這種社會等級有甚麼看法，香山官場多閩人，這無疑加強了閩人在香山縣的社會地位。在鴉片戰爭前，澳門尙屬於廣東地方官管轄，香山政壇多閩人，對閩人與葡萄牙人打交道也是有利的。在更高一級的官員中，也有不少人爲閩籍，例如以禁毒聞名於世的林則徐、曾任雷瓊兵備道的黃宗漢等等，他們大多到過澳門，對保護在異鄕的閩人起了作用的。
四、閩人與澳門媽祖廟的建立
從上述對閩人在澳門社會影響的分析裡可以知道：明淸時期的閩人在澳門社會裡有相當地位的，所以，有關閩人始建澳門媽祖閣的傳說決非空穴來風，而是要認眞對待的。我們承認：由於澳門華人文化一向欠發達，所以對這些媽祖廟的建立時間、創建人、傳播淵源等問題，缺乏詳細記載，給這方面的硏究造成了很多困難。澳門學者在這方面有過誤導與失誤，在這種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人們曾認爲弘仁殿是明弘光年間的建築，其理由是傳說弘仁殿曾有一塊明末弘光年間的匾額；由此上推，人們又有個誤解：媽祖閣不可能始建於明末，而明代年號內有“弘”字的，是明孝宗時的弘治，於是，人們以此爲依據，將媽祖閣的創建定於明弘治元年，並將弘治前的成化年間括入。(30)據說，這就是曹思健先生將媽祖閣定爲成化、弘治間的原因。現在看來，曹先生對澳門首先由漳泉人開發這一點的定位是對的，但其對媽祖閣始建年代的蠡測則是錯的，譚世寶先生近來在媽祖閣的“弘仁殿”神龕兩側發現：“道光戊子年仲夏立吉日，沐恩鄭樹德堂敬立”的石刻，說明弘仁殿現有建築肯定立於道光年間，所謂弘光年間的匾額肯定是誤會。因此，圍繞現存弘仁殿的猜測因此煙銷雲散，這是譚世寶先生在《澳門媽祖閣的歷史考古硏究新發現》一文中的貢獻。
其次，譚世寶先生在媽祖閣的“神山第一”殿的神龕後石璧頂上，發現了“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稅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的石刻，參照“神山第一”亭橫樑上的石刻：“明萬歷乙巳年德字街衆商建”，這說明官方有參與媽祖閣的建設。如果譚先生的論點僅僅停在這一點上，那麼大家都會認爲譚先生的觀點是完美的，但他忽略了明代澳門存在大量的福建商人，他認爲“在明末淸初澳門街衆店舖的商人，主要是廣東商人和外國人，而非福建人。這點在《澳門記略》也有記載，可以作爲旁證。”因而閩人建媽祖廟的傳說，在譚先生看來是始出於淸道光年間的石刻，並說新石刻的發現“足以證明後起而流行的把建廟者說成是福建舶商的傳說是錯誤的。”由此看來，譚世寶先生雖然發現了新石刻，卻忽略了舊文獻，看來譚先生似乎沒有看過龐尙鵬的奏疏，所以，他在論及明代澳門商人成分時，不用明代廣東人龐尙鵬的奏疏，而用了淸代乾隆年間的《澳門記略》一書。且不說《澳門記略》一書是後出的，而且《澳門記略》一書對澳門多福建商人的記載明明白白：“其商儈、傳譯、賣辦諸雜色人多閩産，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31)可見，當時福建在澳門的商人數量可觀，而且居於社會的上層。這與明代龐尙鵬的奏疏相互映證，可知澳門多商人是晚明一直到淸代的特點。由此可知，譚先生否定明末淸初澳門多福建商人，不論從那方面說都是站不住腳的。
如果我們實事求是地分析“神山第一”亭內有關李鳳的碑刻，肯定不會得出媽祖閣不是閩商所建的結論。我們在上一節的論述表明：明淸時期閩商在澳門是非常活躍的，實際上他們控制了澳門的主要商業，因此，萬曆時媽祖閣的建設，旣然是如同石刻所表明的是“德字街衆商建”，其中肯定是以閩商爲主體的，有關李鳳的石刻的新發現，並不能否定這一點，它僅是表明明代澳門媽祖閣也是官府的一個據點，而且官府與商人的關係密切。
其實，有關媽祖廟的產權很能說明問題。媽祖閣今屬澳門漳泉潮三州理事會所有。從其名稱即可看到：漳州人在三州理事會裡起了重要作用。從方位看來，漳州位於泉、潮二州中間，若按地理順序來排名，理應是“泉漳潮”或“潮漳泉”，旣然漳州反常地被突出於三州之前，顯然表明他們在三州中的特殊地位。實際上，從媽祖閣所藏碑文而論，在歷次對媽祖閣的捐獻裡，也一直是以漳州人最多。民國時期，廣東梁嘉彬敎授在澳門媽閣廟見到一塊立於嘉慶末的《重修媽祖閣碑記》(與趙允菁所撰碑不同，今已失)，其中有廣州十三行巨商爲澳門媽閣廟捐獻之碑，上款：“謝東裕(原籍福建龍溪)行捐銀肆佰壹拾員、伍詔光(原籍福建泉州安海)堂捐銀貳佰壹拾員、盧勝余堂捐銀貳佰壹拾員、潘同孚(原籍漳州龍溪，後遷泉州同安)行捐銀貳佑壹拾員”(32)，其中以漳州籍商人起了主要作用。再以道光二十七年前後的重建來說，據黃宗漢《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堂敬堂碑記》云：泉州人在這次捐款中共出資1276元、1044 兩，折合2767元，然而，該碑文中提到以漳州人爲主的漳州堂，有一次爲媽祖廟捐銀4910元，可見，當地漳州商人集團的財力更勝於泉州。總之，從產權來看，媽祖閣首先應當屬於福建漳州人，然後是泉州人與潮州人。
再次，我們必須指出一點：有關李鳳碑銘的發現，僅是說明澳門現存媽祖廟建築是明萬曆三十三年以後建設的，並不能證明此前當地有否媽祖廟宇。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在民間有影響的廟宇建築是從簡陋發展到繁複、壯麗，澳門現存“神山第一”與“弘仁殿”這二座建築，都是全石結構，已是成熟的建築。就一般規律而言，此前應有磚木結構的媽祖廟。此外，葡萄牙方面的材料表明：早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前，此地即有媽祖廟存在，所以，葡萄牙人稱澳門爲“阿媽港”，即“AMAQUA、AMACUAO、MACHOAM、MAQUAO等等，……後來這一地名在葡文中簡化爲MACAU在英文中寫作MACAO，”(33)如果澳門媽祖閣是像譚世寶先生所説那様始建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那是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嘉靖三十三年即公元1554)(34)後的51年，這顯然不是葡萄牙始進澳門所見的媽祖廟。合理的解釋是：在後來被稱爲媽祖閣的地方，原有一座簡陋的媽祖廟，是前來貿易的漳泉等地商人活動的場所。迨至萬曆三十三年，正當澳門歷史的上的黃金時代，在當地的福建商人與寓居澳門的各地商人聯合起來，在官府的支持下，建造了新的媽祖廟，這就是我們現知的媽祖閣。據此，我們認爲：應當用考古的方式對媽祖閣地盤進行挖掘，祇有對其遺物進行嚴格分析，才能辨別澳門媽祖閣的始建年代。目前單憑現存廟宇上的碑銘，是無法說明媽祖閣始創於何時的。
從現有文獻與碑銘材料看，我推測澳門媽祖閣應是在明天順年間來到香山海域經商的第一批漳州人建造的，也就是說：是由嚴啓盛及其部下建造的。當時參預航海的福建人都以媽祖爲第一保護神，他們長期在香山海域經商，必須建媽祖廟以保護其航海。由於他們進行的是必須避開官府的私人海上貿易，所以，他們選擇的必是遠離官府而又適於航海的港口作爲根據地，而在香山的海域，符合以上條件的，當然是以濠鏡澳——即今日的澳門爲最。而澳門的港區被澳門半島攔在內側，如果在半島伸入大海的地岬頂尖上修一媽祖廟，不僅有奉香火的作用，而且還有指示航道的作用，這一點正是現在媽祖閣所在的位置。
就此而論，澳門媽祖閣建於漳州人到達澳門之初，即：明代天順二年(1458年)。
註釋：
①譚世寶《澳門媽祖閣的歷史考古硏究新發現》，見《學術硏究》1996年第9期。
②〔淸〕阮元修，陳昌齊劉彬華纂：道光《廣東通志》卷九十，與地略八，戶口。第175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影印本。
③嘉靖《香山縣志》，爲明代鄧遷修、黃佐纂。今存孤本原藏於日本，本文所用爲廣東中山圖書館藏復印本。
④參見拙著《論唐末五代福建佛敎的發展》，載新加坡《南洋佛敎》第302期。1994年6月版。
⑤〔淸〕無名氏《香山縣鄕土志》卷二，政績，宋。手抄孤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88年中山縣方志委影印本。
⑥⑧《香山縣鄕土志》卷七，氏族。
⑦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八六，前事略六，第1753頁。
⑨劉克莊《後村居士集》卷三六，到任謁諸廟。
⑩嘉靖《香山縣志》卷八，風俗志。
(11)《珠海文史》第八輯，梁振興：《南水鎭社會發展槪述》，第15頁。
(12)光緒《香山縣志》卷六，建置，壇廟。
(13)無名氏《香山縣鄕土誌》卷三，兵事錄。
(14)見林仁川著《明末淸初私人海上貿易》第147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5)此碑現存於澳門媽祖閣正覺禪寺前。
(16)明嚴從簡《殊域周知錄》卷9佛郎機。余思黎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2月版，第323頁。
(17)參見：費成康《澳門四百年》第1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黃啓臣《澳門歷史》第36頁。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9月版。
(18)龐尙鵬《題爲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357，第3835頁。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9)饒安鼎邵應龍修，林昂李修卿纂乾隆《福淸縣志》卷十五，孝友傳。福淸縣方志委點校本。第587頁。
(20)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第24頁。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點校本。
(21)江日升《台灣外志》第一回，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4月版。
(22)轉引自楊緒賢《鄭成功與荷蘭之關係》，載鄭成功硏究學術討論會學術組編：《台灣鄭成功硏究論文選》第31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A.M.MARTIN：
《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VO1.2.P.137.
見黃啓臣編：《澳門港史資料匯編》第16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暴煜修 李卓揆撰：乾隆《香山縣志》卷三，風俗。
(25)田明耀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五，風俗。
(26)道光《廣東通志》卷二十二，職官表。第413－417頁。
(27)《香山縣鄕土志》卷二，政績志，第4頁、第6頁。
(28)《香山縣鄕土志》卷二，政績志，第7頁。
(29)道光《廣東通志》卷四十五，職官表。第755－757頁。
(30)(33)費成康《澳門四百年》第7頁注、第41頁。
(31)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形勢篇。趙春晨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版第23頁。
(32)兪永濟《澳門指南》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第15頁。
(34)黄啓臣《澳門歷史》第4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