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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兩國的相互影響
[葡] 潘日明
潘日明，畢業於里斯本大學哲學系和葡萄牙文學系，是亞洲耶穌會及葡萄牙在東方歷史學者和導師、國際亞洲歷史學家聯合會主席、葡萄牙歷史學會成員。長期從事葡萄牙東方歷史和亞洲耶穌會使團及澳門史、中葡關係史的研究，著作甚豐，已出版的專著有《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澳門-馬尼拉貿易航行》、《殊途同歸》等幾十部。
不同種族和文明的國家間存在着相互影響，其中最易傳播的自然是對物質生活來講更實用、必不可少的與貿易、技術、科學和藝術相關聯的因素。依照時代重要性的順序，其次是社會政治運動，最後為宗教。這並不意味着環境條件(其中最為主要的是經濟)可成為宗教現象的原因，它祇不過從外部影響宗教。
葡國人把新的食用作物傳人了中國。因為我們不愛喫大米，尤其是一日三餐很少喫水煮白米飯。我們介紹給中國人的作物有玉米、花生(如花生油、餅乾、牛油等副產品都已極為普及)、甜薯、芋、西紅柿、生菜、卷心菜、水田芥(現在還叫“西洋菜”)、赭色石、木薯及木瓜、蕃荔枝、蕃石榴、菠蘿等水果；還有各種豆類作物、具有開胃作用的橄欖和Achares；飲料有葡萄酒和咖啡；此外還有牛奶、奶製品(奶酩和黄油)和著名的“葡國鷄”。
在以上所列舉的物產中，我們還應該加上蘋果、月桂樹、漆樹、香蕉(三種)、朝天椒、巧克力、無花果、葡萄(祇在中國中部及北部有種植)、薄荷、洋蔥、南瓜(三種)、郁金香(三種)、煙草(二種)以及西瓜等等。有些作物是從美洲或非洲帶到中國的。
在澳門和拉帕的花園及菜園裏種植着一些裝飾性的樹木、灌木和家用中草藥，如金鷄納霜、吐根等特效藥正是我們的傳教士傳入中國的，為了向澳門提供產品，促使與澳門相毗隣的中山縣的廣東農民依照葡國人的興趣種植作物。這種情況也波及到了中國的其他地區。
我們貿易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尋找成藥(Tindili、Alo Macho和阿膠等三種木)和其他有效的藥物。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研究了西方醫學的發展。耶穌會神父路易斯·德·阿爾梅達把歐洲的醫學及外科學介紹到了日本，進行貿易並研究神學，後在澳門晉鐸。曾生活在我們中間的克里斯托旺·費雷拉神父也曾用日語寫了一些書籍。澳門的醫生曾多次為中國皇帝及皇室成員護理治病。聖保羅學院及聖拉斐爾醫院的藥房在當時是名聞遐邇的。
我們把鼻煙從巴西傳到了中國。由此而出現了許多精巧的鼻煙壺。那些用珍貴精美的玻璃製造的小瓶子至今仍為收藏家們所賞識。(路易斯·貢扎加·戈麥斯從前擁有一個珍藏着三百多個罕見的鼻煙壺的紅木櫃。他逝世前把這些收藏品廉價賣掉了。)
澳門也向巴西和歐洲大量出口景泰藍、象牙、漆器、佛山的中國絲綢和其他布疋。無論是在伊斯古里亞修道院的國王房間、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一些博物館(如馬沙多·德·卡斯特羅博物館)，還是在葡國和巴西的教堂，特别是在葡國駐印度和其它地區的總督的官邸和一些貴族家中(我想起了在馬塞多·德·卡瓦萊羅附近的瓦勒·德·伯拉第紐斯的家)保存着中國書、中國式屋頂(例如巴西具洛奧里藏特附近的薩巴拉的聖母小教堂)以及祭壇上的裝飾品，大花瓶、小雕像和雕刻等完全是中國式的物品。
東方主義對葡國傳統體制的衝擊體現在17世紀中國對葡國陶瓷及瓷磚製造的影響。那時拉托(在里斯本)、維亞納·都·卡斯特洛和卡爾達斯·達·拉依那等作坊顯然已開始“依照中國人的愛好”生產瓷器了。東方對葡國的影響還體現在澳門製造的印有葡國徽章的青瓷花瓶、祭壇上的裝飾品和其他衆多的宗教或世俗的器物上。若對分散在葡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瓷器登記造册，那將是一部巨著。
從中國傳人歐洲的還有一些小椅子和轎椅。西方的一些花園種植着白百合、茶花、水仙、芍藥(財富的象徵)、菊花(日本皇室的標誌。黄色的有16片花瓣的菊花使人聯想起初昇的太陽)、山茶花(里內奧給這些花起了一個德國耶穌會會員的名字——卡梅爾)。種植在原葡國屬地丹吉爾的薄皮桔子今天以“丹吉里納”的名字而著稱(西班牙人把它們叫做“曼德里納”*，這無疑是因其從中國傳人的緣故)①。
我們還從澳門經馬六甲、馬尼拉向印度及西方出口各種質量的茶葉(葡語中“茶”Chá是廣東話“茶”的音譯；英語中“茶”Tea是從福建話音譯的)、肉桂、西米、樟腦、大黄、龜、珊瑚、沖繩的扇子、草蓆、藍色和黄色的棉布、金銀、藤汁、神奇的砲兵武器(在里斯本的聖若瑟城堡有一尊伯加勞造的令人驚奇的大砲)、毛瑟梅、燒灰爐兵工廠生產的軍需品、船隻、日本的刺繡、印度的煙草(產自達曼、納加爾、阿維利和其他地區)莫桑比克的奴隸、生薑、沉香、桂皮(又叫“斯里蘭卡桂皮”)、東帝汶的檀香木、麝香、菲律賓的珍珠母(製造玻璃用)、紅寶石、珍珠和小粒珍珠等等。②
在1619年與滿清的戰爭失利以後，明將李之藻於1621年上奏皇帝，表示迫切需要澳門的砲手。因此澳門派遣了30名砲手攜3門大砲和一些毛瑟槍北上。砲手們於1624年返回澳門。那時在中國、日本等國家的各個地區都仿照我們的式樣生產竹製毛瑟槍。
1629年，一個中國軍事使團抵達澳門。他們購買了10門大砲，並邀孔薩洛·德塞拉·古萊亞上慰及一些砲手共退滿州兵。耶穌會會士若奧·羅德里格斯·特塞拉(陸若漢)作為翻譯和隨軍神父一同前往。此行產生了神奇的作用:滿州兵一聽説有葡國砲手便嚇得望風而逃。後來僅有20名中國人學會了大砲的鑄造和安裝技藝。
漸漸地，在中國開始了毛瑟槍(鳥槍)和大砲的生產。1630 年，廣束生產了300件，北京為107件。可是滿州人也學會了鑄砲技藝。1640年他們已擁有60門大砲，稍後更多(1門銅砲當時價值20塊銀元，而一門鐵砲價值9塊銀元)③。
在技術方面，我們可以引用葡國遠東傳教會教士薩巴蒂諾·德·烏爾西斯和米蓋爾·本托在北京郊外的皇帝夏宮圓明園(金色光明的花園)修建的小水利工程為例子。葡國神父本托在那裏建造了一個縮小的村莊模型，其中有碾米磨房，小河、小瀑布。乾隆皇帝與宮廷中人一起興緻勃勃地擺弄那些嬉水的玩意兒。其中最為皇帝所賞識的是一座裝飾在海音堂巨大平臺上的奇妙的水鐘，上面雕有中國黄道12宮的12種動物:鼠、牛、虎、兔、龍、蛇、馬(經西塔人馴化的)、羊、猴、鷄、狗和豬。它們依次排列，每個小時都有一個動物噴水。每到中午12 時，水就從所有動物的嘴裏噴瀉而出。這件傑作花費了米蓋爾·本托大量的精力。④
從宋朝(960-1269)(原文如此)起，中國人就傳給我們指南針、軸心航、三桅和多桅帆船以及火藥。而我們又從中進行了諸如西洋船體和風帆儀等革新。
利瑪竇和一些葡國耶穌會會員把地圖繪製法傳人了中國。為了繪製出精確的地圖，他們走遍了中國的各個地方。1602-1605年，平托·德·戈佈斯通過對阿格拉、拉烏勒、喀布爾、雅爾干達和Suchow(長城端點)等地考察，完成了著名的“中國的確就是‘國泰’”(Grão-Cataio)的論斷。他在suchoW時遇到了利瑪竇派遣的耶穌會的若奧·費爾南德斯。
那時還有一些技藝精湛的樂師來到中國。例如深夜用古鋼琴為康熙彈奏小夜曲的托馬斯·佩雷拉就深得皇帝賞識。另外一些鑄造大砲的技師，如耶穌會的亞當·沙爾·馮·具爾和費迪南德·費比斯特(南懐仁)也很有名氣。
我們的“宮廷神父”把歐洲的數學和天文學(伽利畧和哥白尼的發現)傳人了中國。他們中有先後任教數學評審委員會主席的廸亞士、馬加良斯、佩雷拉、莫朗和伊斯比亞等等。這些“宮廷神父”擔當起了葡國在澳門的利益及澳門的政治生存的保護者的角色(澳門當時是天主教和歐洲影響進人中國的唯一大門)。
1711年，葡國耶穌會會員用中文書寫並出版了42部著作，其中包括伊納西奥·達·科斯塔翻譯的孔子的文章。
在耶穌會撤走之前，會員們把許多西方書籍譯成了古漢語，其中有佩德羅·達·馮塞卡的哲學叢書《哥印伯人》和曼努爾·阿爾瓦雷斯神父著的拉丁語語法。阿爾瓦羅·塞門多神父出版了中葡及葡中兩本字典。19世紀末，聖若澤修道院院長卡爾瓦尤曾把字典寄給里斯本的地理協會，今天我們在那裏還可見到這部作品。但與其它作品一樣，原木刻版本已經完全失傳了。這是不是因為這些書的主人——耶穌會會員們相繼去逝和他們的圖書館日趨荒廢之故?
專家們已經着手在語言的相互滲透方面進行講究，但還很不普及。在18-19世紀，幾乎所有葡國人家中的傭人和他們的妻子都講一種澳門方言。有關此方言所遺留下來的記載很少，散失在各地，並從未收集成一本論文集。馬爾克斯·佩雷拉、弗朗西斯科·雷戈和格拉謝特·巴塔婭合編的“大西洋國”雜誌中收集了此“混血文學”的一些有趣的片斷。格拉謝特·巴達婭是位語言學家，她研究了700個澳門古方言詞彙的詞根並出版成書。隨着葡文學校的發展，雖然在書寫及會話方面還會存在一些祇有經過高等教育才能改正的語言、語法和句法的錯誤，但我們可以説當地的方言將會逐漸消失。
在馬六甲，我們可以列舉出3，000個源自葡語並沿用至今的簡單詞滙，實際上用這些詞滙可以表達一切意思。我們日夜夢想着在遠東和東南亞重建葡語在其黄金時代的“通用語”的地位。
在澳門；葡國的存在持續了較長的時間，澳門的方言中還包括了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日本的一些詞滙。當時的方言應該比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遺蹟豐富得多。難道若澤·多斯·桑托斯不是用他先輩甜美的“方言”盡情地以散文或詩歌的形式表達他想表達的一切嗎?
我們還無法列出一個漢語中葡語詞滙及表達方法的單子。在上海地區有30個詞，在廣東自然有更多，因為一直到今天我們與那裏的人民還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詞例:“麵包、方包”(Pão)、“蕃茄”(Tomate)、“所有、一切”(Tudo)、“朋友”(Amigo)、“再見”(Adeus)；葡語中同樣也引入了漢語的詞與句子:“斤”(Cate)、“穀”(Nele)、“滴”(Pinga)和“茶”(Ch~'α)。同時還有一些中國特有的食品的名稱和諸如“是不是”、“今天放假”等句子(葡語中的“Ter”和“Haver”譯成漢語都是“有”的意思；“~'E”和“Sim”都是“是”；“Como se chama”和“Como se diz”都是“你叫甚麽”)。
在遠東(尤其是中國和越南)一個星期中每天的計算方法受到了葡語的影響(星期一、二等等)。為了驗證這種説法可以查閲李景著的《葡國文化中心檔案》(1972年由卡洛斯特·古本江基金會在巴黎出版)的第四册，第710頁之後。
中國和歐洲在數學和天文學方面有過“文化撞擊”。耶穌會葡國遠東傳教會的會員們傳人中國的有包括幾何學、代數學的高等數學和西方製造天文儀器的先進技術。但是他們在宇宙是以地球為中心還是以太陽為中心這個問題上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當時第二代的傳教士，如瑞士人約翰·倫滋·施雷克和波希米亞人文塞勞斯·基爾維茨都是哥白尼理論的熱衷追隨者。但當1632年聽到伽利畧被判罪的消息後，他們轉而研究並完善托勒密的理論。薩巴蒂諾·德·鳥爾西斯(逝於澳門，埋葬在聖保羅教堂)在1611年曾用漢語對此理論進行過鮮明的闡述。在中國方面，古老帝國的科學家們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而發展的宇宙學和天文學並不像一些耶穌會會員們想象的那樣落後，與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相反，蘇廣志認為天體是漂浮在無限的空間的。即使是利瑪竇也未能理解這個基本正確的理論。1628年施雷克用漢語在中國出版了《天空測量的簡明描述》一書。書中描寫通過望遠鏡發現太陽黑子一事時，既未提及中國人在耶穌會會員十幾個世紀前就已經認識到了太陽的深藍色陰影，也未談到他們曾利用了中國人記錄的大量天文數據。施雷克的這個失誤也許是由於他到中國時正值垂死的明王朝的文化開始走向没落，古老的科學發現已不再十分鮮明了。雖然雙方都曾有過這些失誤，但是中國的智者與耶穌會的科學家間的交流還是達到了顯著的一致。1635年，在蘇康志、李澤修、李鈿清和耶蘇會會員施雷克、沙爾·馮·貝爾、羅·隆戈巴爾迪等人的共同倡導下，雙方簽署了一項有紀念意義的關於科學知識的協議。⑤
我們認為阿爾梅林多·萊薩在其《東方第一共和國的歷史及人民》(1974年澳門政府印刷局出版)一書中對混血的生物血液方面的研究是令人信服的，曼努埃爾·特塞拉在《澳門人》一文中詳盡地論述了從16世紀初開始的澳門的葡國人與東方婦女(特别是中國婦女)的婚姻和混血情況。中國人與白種婦女或亞洲混血婦女的婚姻極為少見。即使在種族偏見在世界各地都逐漸消失的今天，這種婚姻也還是鳳毛麟角。
在前澳門關前後街教區洗禮的中國天主教徒一般都自願加入葡人社會。這些人主要是那些在政府供事的公職人員，如大量的翻譯等。
因此“澳門的孩子”這個概念自然包括所有在澳門出生的中國或葡國公民。在1640年出使日本的61位殉教者的名單中就有4位“澳門的孩子”。他們是:佩羅·瓦斯、米蓋爾·德·阿勞霍、多明古斯·達·庫尼亞和多明古斯、費爾南德斯。如今不是有成百上千的中國人與葡國人社會完全融為一體，並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葡國大學去學習嗎?
現在雖已取消了義務兵役制，但在澳門卻有越來越多人學習我們的語言(祇要我們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和更加現代化的條件)，加入葡國籍的人也日益增多(大約有10萬人)。因此“澳門的孩子”這個概念包括了所有在澳門出生的葡國人、混血和中國人。他們講路易斯·卡蒙斯的語言，信奉天主教，或多或少地與葡人社會有所聯繫。例如偉大的畫家西蒙·薩維埃爾·達·庫尼亞(1632-1718)就是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吳歷”或“吳漁山”。從古至今，還有許多像他一樣的人。⑥
澳門的建築體現了東西方風格的融合。那些新總督街(現在叫十月初五街)上的老荼館、城堡式的當舖、內港附近的煙報和地道的中國式住宅與典型的地中海式建築平靜地共存。還有那不十分合理地分佈着的廣塲、前地、生長着歐洲樹木的小空地、前庭和小巷(escadaria quebracostas)，不禁使人想起里斯本或波爾圖。然而不幸的是，無論是在澳門半島還是在另外兩個島嶼，所有的建築卻急切地向一種毫無特色的美國化發展。
葡國人向澳門及其島嶼殖民，並在上海、廣州和福建建立了活躍的中心。1816年左右，即唐·若奧二世統治時期，在利尼亞雷斯伯爵的倡導下開始向巴西移民。他們把茶的種植傳到了里約熱內盧的植物園和前耶穌會的“桑塔·克魯斯”農塲。在一個與中國荼產地條件相仿的有好幾英畝的佈滿石頭的小山上種滿了荼樹。路邊栽種着桔子樹和玫瑰花，還有漂亮的花籬笆。除此以外，為了使中國的“桑塔·克魯斯”成為一個真正有趣的去處，國王下令修建了中國式的大門和給種植者住的茅屋。德國畫家庫根德斯、水彩畫家托馬斯·恩德(1817 -1818)和《巴西之旅日記》(1821-1823)給我們留下了關於這塊殖民地的彩色的畫面與叙述。由於開創者的相繼去逝和英國人極力反對——他們可能害怕那裏會形成對錫蘭(斯里蘭卡)出口的競爭——這種殖民化停止了。⑦
我們想起了埃德加·奎因特一句十分有意義的話“《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是聯接東西方的詩歌”。作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中最為完美的藝術家”，路易斯·德·卡蒙斯(澳門譯音為:賈梅士)對葡國的存在與中國文化世界的融合做出了貢獻。他把人生中史詩和悲劇的觀念——中西藝術間最為獨特的對比——與人和自然間的和諧的抒情與神祇相結合。“我們從西方文學中受到的最本質的影響是愛情的解放”，穀崎湯次郎寫道。中國不像我們一樣有叙事詩，但卻有同樣可以表達人生全部意義的豐富的小説和戲劇。因為詩歌不過是片刻的陶醉，所以東方的詩歌有古典的恬靜就足夠了。如果硬是把它們伸成一公里長的叙事詩，那麽這種陶醉也就不復存在了。《在詞下面》這首歌是路易斯·德·卡蒙斯在中國觸礁遇險後寫成的。那是卡蒙斯一生中最為神秘的階段之一。
關於中葡間的相互影響，我們不能不補充説明在服裝、縫紉、遊戲和娱樂方面的情況。雖然以上每個方面都可展開成一個宏大的專題。
在安娜·瑪麗婭·阿馬羅傑出的專題文章中，有一篇名為《澳門的三種民間遊戲》，講述了澳門遊戲“talu”就是葡國的“bilharda”，是1712年由耶穌會會員傳入的。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的孩子們玩葡國式的“跳飛機”(macaca)和“波子”(butze ou triol)。在秋日温和的微風中，在山上的荒地或空地上放風箏，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葡國的孩子們來説都是一件歡天喜地的事情。
至於服裝方面，我們瞭解深為埃薩·德·克羅兹所鐘愛的“長衫”和從乾隆皇帝時期起(1786-1795)就受到西方宮廷(紐約和巴黎)影響的旗袍的進化過程。另一方面，我覺得雖然是一種布料、式樣都是牛仔裝式的超短裙，但由於“短衫”(短衫或褲子)的影響，現在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身着牛仔褲或其他褲子。我們不必強調指出所有這些影響通過現今的社會傳播工具都被極大地擴展了。⑧
遊戲的紙牌可能起源於印度。在中世紀末，阿拉伯人把它帶到了伊比利半島，並傳到了歐洲的各個地方。葡國人又把紙牌傳到了日本和中國。有關這一點可以參考聖·弗蘭西斯科·沙維爾的生平。
在我們中間最普通的四種紙牌玩法是bisca、sueca、burro和canasta。今天在澳門有許多人玩橋牌和樸克。在賭塲中還有“baccarat”和“trente-te-quarante”等玩法，在澳門共有300多種紙牌的玩法，其中還有一些是這裏所特有的。
麻將可能起源於宋朝，傳入葡國已有50多年了。引入葡國的麻將有了一些變異(maravilha花等等)。
若對通過澳門的中國與西方文化間的相互影響進行有足夠深度的研究，僅一本厚厚的書是不夠的。正如我們所曾指出的那樣，宗教的影響雖不浩大，但仍十分顯著。而其他的，尤其是社會政治方面的影響，隨着時間的流逝(特别是在法國和其他列強侵入中國後，他們的革命的唯利是圖和思辨哲學思想的傳人)，完全改變舊中國的傳統體制。我們不打算在這一點上展開叙述，也不準備介紹從滿清獨裁統治和儒家官僚集團時期到太平天國起義(1851-1864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內戰)，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毛澤東的代表農民利益的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天朝帝國的發展過程。這三次起義雖包含西方社會的影響因素但並不是通過我們實現的。
中國的古老文明，從昌盛時期的周、漢、唐和明朝至今，前人留下了甚麽呢?有保藏在博物館裏的絶美的藝術品(主要是北京和台北的博物館，還有一些散落在世界各地)和國家文物，有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受中央政權控制的廣闊領土和文學(強調社會和習俗的批評)，有無可非議的對歷史的偉大和民族主義的自豪和家庭與祖先崇拜的統一。但最為主要的，作為有10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並不是共黨主義意義上的“無名的、不負責任的羣衆”)，自由、自覺、有傑出的品質。他們不僅能使自己的祖國青春煥發，而且有能力極大地推動世界的進程。⑨
註釋:
* 西班牙語“曼德里納”(mandarina)既是指這種薄皮桔子，又指北京方言。
① 若澤·斯:《轉變為歐洲風味的亞洲藝術——葡國篇》，《葡國文化中心檔案》1976年巴黎出版，第10册，第493至505頁。在葡國的北部和加里西亞的花園、公國裏，主要以山荼花和含羞草為主。在藝術方面(主要是地毯、缸和葡國瓷磚)請參閲努諾·德·卡斯特羅著的《中國瓷器和帝國的braz。ers》波爾團文明出版社出版；亨德·卡麗塔和奧曼·卡爾多索合著的《東西方在葡國內部》，波爾圖文明出版社1986年出版；弗朗索瓦·埃爾武埃、尼科勒·埃爾武埃和葉·布呂諾合著的《有西方裝飾的印度公司的瓷器》，巴黎弗拉馬里昂出版社1986年出版；還可參照讀者文摘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葡國的亞洲珍寶》中的書目。
② JM布拉卡:《宗教和祖國》中的《澳門和中國》，1958年第15期第343至345頁；J.M布拉加的《香港和澳門——友誼的紀錄》1960年香港再版，第67頁之後。
③ B維德拉·皮勒斯:《15~19世紀的從澳門到馬尼拉的貿易旅行》，澳門政府印刷局1970年出版，第29和92頁。1987年澳門港務局再版；B維德拉·皮勒斯:《澳門檔案》1982年第1册，第235頁；維德拉·皮勒斯:《澳門報紙上的澳門和巴西》1982年12月6日第2頁；艾伯特·陳:《明朝的繁榮和衰落》諾曼俄拉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52至65頁，第345頁至347頁；威爾伯出版社出版的《百科全書》第5册，“中國”詞條，第295至296頁。
④ 《法國耶蘇救濟會》1957年第4期。
⑤ 巴斯克勒·德依麗神父:《伽利略在中國》劍橋出版社出版，第28頁至32頁。約瑟夫·尼達姆(李約瑟):《中國天文學和耶穌會會員之使命——文化的撞擊》第2至3頁和8至11頁；參閲F.A魯諾神父的一份報告:《科學和文明在中國》第2册；約瑟夫·尼達姆:《數學與天空、地球的科學》劍橋1959年出版，後收入《歷史檔案》第30册，1961年出版，第299頁至303頁；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天文學在中國》里斯本1935年出版。
⑥ 麥傑明·維德拉·皮勒斯:《使團的殉教者》澳門1965年出版，第92頁；曼努埃爾·特塞拉神父:《澳門序曲》之三——《中葡間的混血》，載於《傳教簡報》第718期，86年7至8月號，第84頁。
⑦ 參見卡洛斯·弗蘭西斯科·莫拉的《路易斯·德·卡斯蒙斯協會簡報》第7册，1973年第2期，185頁至191頁。
⑧ 安娜·瑪麗婭·阿馬羅:《澳門的三種民間遊戲》，澳門文化協會1984年出版，第8；63-4，67；《旗袍的進化》，在《澳門報紙》19-5-84，第4頁。
⑨ 維爾納·艾希伯恩:《中國文明》紐約普雷傑出出版社出版，第323頁至332頁。
(原載《文化雜誌》第6期，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