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是十六至十九世紀中西文化交滙的橋樑
[中] 黃啟臣
黃啟臣，1938年1月生。廣西靈山縣人。1965年7月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畢業。長期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歷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山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明史學會、中國商業史學會、廣東農史學會、廣州地方史學會、廣東民政學會理事、廣東社會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廣州警察學會顧問。主要著作有《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産史》、《澳門歷史(遠古——1840)》、《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宗教》等，發表學術論文有《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明至清前期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等90多篇。
中西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但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滙，則似是從葡萄牙人於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進入和租居澳門開始。以後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於是中西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頻繁的接觸，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而在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葉的歷史時期，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葡萄牙租居的特殊地區，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滙的一座橋樑。本文旨在探索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滙的過程、內容及其規律。要説明的是，本文所説的中西文化是狹義的文化，即通常所説的哲學、科學、技術、文學、美術、音樂以至宗教等與精神文明有關的東西。至於廣義的文化和深義的文化姑且不論。
一、耶穌會士是中西文化的溝通者
貿易的航道同樣是文化交流的通道。自從1553年葡萄牙人進人和租居澳門之後，迅速開闢了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三條國際貿易航綫進行貿易。於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西方國家的商人紛紛來到澳門進行貿易和經商，贏利發財。與此同時，耶穌會士(Jesuítas，Jesuit)也紛紛跟隨商人東來澳門，並進入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耶穌會士公匝勒斯(Gregorio Gonzales)先期到達澳門，接着在日本養老的神父巴達爾·撒加高(P.Baltha Sargogo)、狄野高·貝勒拉(Diego Pereira)、方濟各·貝勒兹(Francis Perez)、代塞拉(P.Emmanuel Teixeira)及平托(F·Mendez Pinto)等也於1560年——1561年(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年)相繼來到澳門傳教，並於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建立一會所，以後發展為聖保禄學院。1568年(隆慶二年)，利比拉(Joannes Baptista Ribeira)和利拉(Petrus-Bonaventure Riera)二人又抵澳門。據不完全統計，至此時已有10多個耶穌會士來澳門傳教了。鑒於澳門傳教活動業已開展，教宗庇護五世(PiusV)任命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為澳門主教，並於1568年5月到達澳門主持公開的傳教活動。卡內羅到澳門先後建立教堂望德堂(Igreja de São Lázaro)為傳教基地，並建立仁慈堂(SantaCasa da Misericórdia)、辣匝禄麻瘋院(Hospital de Lázaro)和拉法醫院(Hospital de Rafael)，以收容無辜嬰兒和醫療病人為手段，吸引澳門華人信奉天主教；又鑒於澳門的公開傳教活動順利開展，1576年(萬曆四年)1月25日，教宗額爾畧第十三世(Gregorius ⅩⅢ)承葡萄牙國王士巴斯梯斯(Sebastiãs)的請求，頒佈詔令:成立澳門教區，負責管理中國、日本和安南等地區的傳教事務，直接受果亞主教統領。於是，澳門即成為東方最早的天主教基地。
1578年(萬曆六年)，耶穌會東方視察員兼副主教范禮安(Alexendre Valignani)來澳門視察傳教情況，得悉耶穌會士滯留澳門未能進人中國內地傳教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不懂得中文漢語，於是他寫信給果亞的印度區長雷斯(Vicente Reiz)，極力要求和推薦主張用中國語言文字對中國傳教的羅明堅(Michel Ruggieri)來澳門傳教。經批准羅氏於1579年(萬歷七年)7月22日扺達澳門。在這裏請一位中國畫師教學中文，而卡內羅主教則教他熟習中國禮儀:“在謁見長官的時候要跪着；要磕極深而又經過功夫很長的頭；在提到别人的時候，要用讚美的口吻；在説起自己的時候，卻要用謙卑的詞句”①。羅明堅在澳門學習了2年2個月，掌握了中文單字12，000個，熟習了中國的一般禮節。於是，他即利用隨葡商每年到廣州參加夏秋兩次定期市(交易會)的機會，了解中國內地的情況和接觸中國官員，並請求批准在廣東內地居留傳教。1580年(萬曆八年)，得中國廣東地方官允留住在廣州“每年款待暹羅貢使之驛館中”②。時適逢貪財好貨的兩廣總督陳文峯派人去澳門要求葡萄牙官員以商人名義來肇慶晉謁。於是，葡萄牙當局即命在廣州的羅明堅以商人的名義代表官員帶着歐洲的珍貴物品去肇慶晉謁總督，後被批准留居肇慶。1582年(萬曆十年)，羅明堅由肇慶返澳，見到“寓香山澳學華語、讀華書”③的會士巴範齊(Francois Pasio)和利瑪竇(Matheaus Ricci)，並於12月18日帶巴範濟回肇慶；次年9月又請利瑪竇至肇慶，同住在天寧寺開展傳教活動。此是耶穌會士進人中國內地傳教之濫觴。
羅明堅和利瑪竇並不滿足於肇慶傳教。1586年(萬曆十四年)羅氏應新任總督郭應聘之請，去浙江紹興開教，利氏則留肇慶開展傳教活動。利氏以帶來的地圖、日規、天體儀、自嗚鐘等中國罕見的歐洲禮物贈送肇慶的地方官吏，獲得知府王泮的好感和幫助。經總督批准，1584年(萬曆十二年)得以在肇慶東城崇寧塔旁建立教堂和寓所，耗費銀子250兩。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建立的第一座歐式教堂。王泮送扁額名曰“仙花寺”。1589年(萬曆十七年)，總督劉繼文意欲攫取利瑪竇的歐式住所為己有，利氏不願受價，提出另覓别城建屋居住為條件。總督最後批准利氏到韶州(關)另建寓所。並免費撥給靠近北江河邊的土地給利氏建寓所及教堂之用。1590年(萬曆十八年)，利氏在韶州建成中國式住宅及教堂各一所。從此之後，利瑪竇即利用韶州這個南北交通樞紐的有利條件，不斷往北推進傳教活動。
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利瑪竇以給路過韶州的兵部侍郎石星的兒子診病為條件，隨石首途上北京。但他經梅嶺到南昌人南京時，不受南京官吏的歡迎，旋即回南昌，得在韶州相識的一中國醫士款待居留。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范禮安任命利瑪竇為會督(權力相當於中國教區會長)，並命他前往北京會見神宗皇帝，請求在北京居留傳教。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9月，利氏與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乘新任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薦引入北京。但時值日本侵朝戰爭爆發，利氏未得允准謁見神宗，而旋回南京。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利氏經中國教徒瞿太素介紹，蒙南京禮部給事中視石林發給往北京的路票，又經祝介紹乘姓劉的太監運絲綢的船再人北京。1601 年(萬曆二十九年)1月24日，在太監的周密安排下，利瑪竇帶着天主圖像一幅、天主聖母圖像兩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兩架、《萬國圖志》一册、西琴兩張等禮物去拜謁神宗。神宗收了禮物，召見利氏，待為上賓。後經禮部趙邦靖斡旋，於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獲准搬出“四夷館”，在宣武門東首擇第居住。利氏在此買了一座有40個房間的大宅院作為“北京會院”(今南堂)，用以居住和傳教活動。與此同時，郭居靜在南京已就任耶穌會長，並應徐光啟、李之藻之請，於1608年(萬曆三十六年)、1611年(萬曆三十九年)先後到上海、杭州、嘉定等地開展傳教活動。至此，耶穌會士經澳門入內地傳教已打開了局面。據統計，從利瑪竇在肇慶接收第一名教徒至1611年的18年間，在廣州、肇慶、韶州、南京、南昌、杭州、上海、嘉定、北京等地入會信教的教徒已達2500人④。在澳門、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設有教堂，並有歐洲神甫13人，澳門的中國修士7人。為天主教在中國進一步傳播奠定了基礎。
利瑪竇等從澳門入內地傳教成功，使耶穌會總會長欣喜若狂。於是再派遣大批會士前來，經澳門人中國內地傳教。為了方便新來的會士學習中文漢語和中國禮儀，范禮安向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建議和請求在澳門建立一所大學進行培養訓練，然後人中國內地和赴日本傳教。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果亞耶穌會長魯德拉斯(Antonius de Luadros)批准范氏的請求，委托貝勒兹、代塞拉、平托三人，將澳門原來祇有小學規模的聖保祿學院擴大和升格為大學，設置中文、拉丁文、神學、哲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醫學、修辭學、音樂等課程，其中最重要的課程是中文，即學習中國文字和語言。這是耶穌會在遠東建立的第一所大學，成為在中國宣傳西方文化和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陣地。從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至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的180多年，聖保祿學院一直是培養人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的訓練基地。據統計，由里斯本來澳門傳教的耶穌會士430人，其中有200人在此學院學習中文，後有130人被派往中國內地傳教⑤。又由於葡萄牙享有東方護教權，所以不僅是耶穌會士要經澳門人華傳教，其他教會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等的教士亦多經澳門人華傳教。有鑒於此，康熙、乾隆皇帝索性作出了關於凡人華傳教必須“赴廣東澳門天主堂住二年餘……學習中國語言”的決定⑥。而人中國內地傳教的一切經費亦由澳門運人，散給各教堂。可見，澳門實際上是耶穌會等進入內地傳教的門户和樞紐。
經過耶穌會士人華傳教的廣泛活動，使明清之際的180年間，教徒不斷增加。據統計，1585年(萬曆十三年)全國有天主教徒20人，次年增至40人，1589年(萬曆十七年)增至80人，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猛增至1000人，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增至5000人，1636年(崇禎九年)增至3.8萬人，1650年(順治七年)增至15萬人，1664年(康熙三年)增至25萬人，1735年(雍正十三年)增至30萬人⑦。與此同時，全國教堂林立，據統計，崇禎末年，全國十三布政司建有教堂，1667年(康熙六年)全國僅耶穌會教堂已達159所；1660年(順治十七年)方濟各會有教堂13所；1664年(康熙三年)多明我會有教堂21所。這些教堂遍佈在北直隸的北京、正定、保定、河間；山東的濟南；山西的絳州、蒲州；陝西的西安、漢中；河南的開封；四川的成都、保寧、重慶；湖廣的武昌；江西的南昌、建昌、吉安、贛州；福建的福州、汀州、延平、建寧、邵武；浙江的杭州；江南的南京、揚州、鎮江、淮安、上海、松江、常熟、蘇州、嘉定、太倉、崑山、崇明；廣東的澳門、肇慶、韶州等40個市、縣⑧。可見天主教在中國廣為傳播之一斑。
耶穌會士到中國傳教的目的是“使中國人同基督教國家的大衆一起承認和崇拜真神上帝”⑨。但是，由於這些“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⑩，特别是“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以傳授科學知識為佈道手段，他們帶來的科學知識不僅為中國所無，而且在西方也還是很新頴的”(11)。因此，一個不以耶穌會士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效果和社會功能得以實現。這就是:耶穌會士努力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國的文化，並向歐洲他們自己的祖國介紹與傳播，激發着歐洲各國近代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開展；而中國的有識之士又通過耶穌會士學習和吸取歐洲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促進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兩者互相吸收，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不斷進步。
二、中國傳統文化經澳門向西方國家傳播
隨商船而來的耶穌會傳教士(亦稱耶穌會士)為了達到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的目的，十分注意和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中國儒家哲理，翻譯和詮釋中國古典經籍，向歐洲各國介紹。於是，中國儒家經典流行歐洲各國，傳誦一時。並激起了歐洲國家知識分子的中國熱，產生了所謂“中國風”(Chinoiserie)。歐洲人研究漢學(Sinology)頓時興起，出現了研究漢學的組織。使漢學在歐洲各國的文化界，蔚然獨樹一幟。從而使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在歐洲國家廣為傳播，並產生強烈而深遠的影響，為歐洲的文化進步獻出了自己的珍藏。
1.儒家哲理激蕩着德國古典哲學
著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利瑪竇等經澳門到廣州、肇慶、韶關並進人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傳教後，十分注意研究儒教、道教和佛教，崇拜儒家哲學的自然神觀。他們研究孔子的思想，翻譯和注釋儒家思想的經籍，向歐洲國家介紹儒家的哲理。比利時會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於1681年著《中國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orum Philosophus》)一書，共分四大部份:第一，柏應理上法王路易十四書；第二，論原書之歷史及要旨；第三，孔子傳；第四，《大學》、《中庸》、《論語》譯文。本書既向歐洲國家介紹了儒家的經籍，又畧舉其重要注疏，便於歐洲人接受和理解。接着，比利時會士衛方濟(Franciscus Noël)著《中國哲學》(《Philosophu Sinica》)，和翻譯《四書》、《孝經》、《幼學》，向法國介紹他自己研究儒家哲學的心得和體會。德國千古絶倫博學的古典哲學家(亦是同牛頓並稱為微積分的創始人)、18世紀啟蒙運動的前驅之一的萊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於1687-1690年間，在羅馬邂逅結識意大利的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一批從中國傳教回去的耶穌會士，並從他們手中得到不少中國儒家的經籍資料。他從此發奮誦讀孔子、老子的著作，接受中國儒、釋、道的思想，使孔子的思想在歐洲轟動一時(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他根據耶穌會士的著述和提供的材枓於1697年寫成《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書，全面地向歐洲國家介紹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化，高度稱贊中國哲學文化之偉大，第一個確認中國文化對於輔助歐洲文化的發展的積極影響説:
“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他非常崇拜中國儒家哲學的自然神觀，認為這種哲學學説或自然神論是經約3000年以來建立的，並且極有權威，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以前。所以在書中還着重指出，中國的儒家哲學是超過歐洲的哲學的，説:
“歐洲文化的特長在於數學的、思辨的科學，就是在軍事方面，中國也不如歐洲；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就大不如中國人了。”
於是乎，他向歐洲國家的有識之士呼吁:
“我甚至認爲，必須請中國派出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12)
萊勃尼兹極力汲取中國儒家的哲學思想，特别是他的單子學説中的“先定的和諧”觀點更是直接吸收老子、孔子和中國佛教關於“道”的儒家思想精華，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後來又傳授給他的學生克里斯提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沃爾夫繼續從事中國儒家哲學的研究，於1722年在哈勒大學發表題為《論中國的實際哲學》的演説，把孔子的倫理學和基督教的倫理學相提並論。他還把古典思辨哲學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第一次將哲學分為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自然神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七部份，認為哲學的一切原理均可用數學或演譯的方法建立起來。沃爾夫的思辨哲學又為他的學生康德所接受，進而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以後，菲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等人，在萊勃尼兹思辨思想的影響下，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辨証法思想。這就説明，德國古典哲學的創立是受到中國儒家哲學思想的激蕩和影響的。法國“百科全書派”的部份思想家如霍爾巴赫、波勿爾(Povre)、魁斯奈(FrancoisQuesnay)等人，經常在耶穌會士的報告、書信中探討中國儒家哲學的實質，從而受到中國無神論、唯物論和自然主義等思想的影響，而成為法國啟蒙運動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為法國大革命準備了哲學思想基礎。
2.中國重農思想對法、英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影響
中國以農立國，歷代君主都提倡以農為本，實行重農政策。重農思想深入人心。中國重農思想傳至歐洲後，為馬克思所説“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的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重農學派學説的形成提供了借鑑。被譽為“歐洲的孔子”的重農學派創始人、哲學家魁斯奈，從傳至歐洲的中國古典經籍中研究伏義氏、堯、舜和孔子的思想，於1758年著《經濟表》和1767 年出版了《中國的專制制度》和《自然法則》等書。《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以七章篇幅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化:第一章導言，介紹了中國的起源、疆域、繁榮情況、社會等級、軍事力量；其他各章分别介紹中國基本法、實在法、租税、行政管理等；第八章又列舉了24條道理呼吁歐洲國家向中國學習按自然法則建立國家的重農制度，提倡以農為本，認為祇有農業能夠增加財富，要求政府改變輕視農業和束縛農業發展的現狀。他高度贊揚中國重農主義和歷代君主的重農政策，要求法國政府重視農業，倡導“中國化”。他利用自己充任路易十五的情婦龐巴杜爾侯爵夫人御醫的方便，竭力鼓動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於1756年仿效中國皇帝舉行春耕“藉田大禮”儀式，以示重視農業生產。他深受《周禮》一書均田貢賦法的啟示，主張法國應象中國一樣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賦，實行土地單一税，以提供國家所必須的賦税(13)。可見中國重農思想和政策對法國重農學派的形成影響之深。重農學派的改革家、法國財政大臣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繼承和發展了魁斯奈的思想，並把重農主義體系發展到最高峯，認為農業勞動是一切財富的唯一源泉，是其他各種勞動所以能夠獨立經營的自然基礎和前提。為了更充分了解中國的重農思想，他委托當時在法國留學的兩名中國青年學生(也是天主教信徒)楊德望、高類思回中國後，為他收集中國的土地、勞動、資本、地租、賦税等農業經濟的資料30條；造紙、印刷、紡織等工藝資料15條；自然地理、物產資料7條，以供他在法國進行財政改革作參考。楊、高回國後，匯編了資料集《北京教士報告》出版，為杜氏改革法國財政提供重要參考。杜氏最後寫成《關於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專著，系統地闡述重農主義學説，形成了重農思想的完整體系。並第一次在農業勞動領域內正確地回答了剩餘價值問題，把地租看成剩餘價值的唯一形式。耶穌會士還根據重農學派的要求，在中國收集有關水稻、桑樹、茶葉等農作物栽培的技術等資料寄回法國。錢德明(Joan Joseph-Maria Amiot)撰寫了《中國乾隆皇帝和韃靼權貴的農業觀》一書，於1770年在巴黎出版，1779年他又給法國御醫勒莫尼埃寄去中國的農業資料，現在大部份仍保存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和各美術館內。其中最珍貴的是一套中國茶葉栽培和加工的圖片。1727年，中國的穀篩傳到法蘭德斯，1730年傳到法國；中國的犁耕方法和嫁接技術也在此時傳入歐洲各國，使18世紀歐洲的園圃業大為改觀。此時，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64-1766年到法國旅遊，認識了魁斯奈和杜爾哥，從魁、杜兩人那裏了解到中國重農主義的經濟思想和有關資料，吸收了孔子“天然自由”和司馬遷的“自由經濟”的思想，於1776年寫成和出版了其著名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称《國富論》)，多處提到“自然自由”或天然自由，再一次抨擊重商主義理論和政策。其受中國重農思想影響躍然可見，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利奇温説的，英、法“重農學派則主要根據中國古代情形，構成他們關於國家經濟基礎的學説”(《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第129頁)。
3.中國古典經籍西傳歐洲各國
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過程中，不斷攻讀中國儒家古典經籍，並把它們翻譯成西文出版，使之在歐洲國家得以傳播開來。1593年，利瑪竇率先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這是中國古典經籍最早的西文譯本。1626年，比利時會士金尼閣(Nicolaus Trigault)翻譯《五經》為拉丁文在杭州印行。意大利會士殷鐸澤(Prosper Intercetta)和葡萄牙會士郭納爵(Ignatius da Casta)合譯了《四書》，把《大學》譯名為《中國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於1662年在建昌出版發行。之後，殷鐸澤又譯《中庸》，名為《中國之政治道德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於1667年和1669年分别在廣州和印度的果阿同時出版。1711年，衛方濟以拉丁文翻譯《四書》《孝經》和《幼學》，由巴拉加(Prague)大學圖書館印行。1772年，法國傳教士傅聖澤從中國帶去中國古典經籍共3980種，全部捐獻給法國皇家圖書館(14)。此時，法國會士馬若瑟(Jos-Maria de Premare)節譯《書經》、《詩經》出版。1752年左右，法國會士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翻譯《禮記》出版。1770年，法國會士宋君榮(Antonius Goubil)翻譯《書經》在巴黎出版。1834年，法國會士雷孝思(Joan -Bapt Regis)翻譯《易經》，由莫爾出版第一册，1839年出版第二册，名曰《中國最古之書<易經>》，全書分三卷，第一卷用十一章篇幅介紹《易經》的作者、《易經》之價值及內容、伏羲創造的卦與五經之價值；第二卷為《易經》原文及注疏之翻譯；第三卷為《易經》之批評。此外，還有雷氏拉丁文《易經》注疏第一卷《評論》。現在梵蒂岡圖書館還藏有當年耶穌會士研究《易經》的中文稿本14種，名曰《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經一》、《易學外篇》、《總論布列類洛書等方圖法》、《據古經考天象齊》、《天象不均齊考古經籍解》、《大易原義內篇》、《易鈅》、《釋先天未變》、《易經總説稿》、《易考》、《太報畧説》等。19世紀中葉，法國神甫顧賽芬(Cohvreur)編譯了《漢語古文詞典》和漢法對照的《四書》、《詩經》、《尚書》、《禮記》、《春秋》、《左傳》、《禮儀》；戴遂良(Wieyer)編譯的《漢學》、《口語基礎》、《近代中國民俗》、《史籍選》、《哲學文選》、《中國佛學》等書在歐洲出版，深受歡迎。
4.中國語言文字的西傳
耶穌會士為了研讀中國古典經籍和學習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以拉丁文編寫了中國的字典和文法，寄回歐洲各國出版，為歐洲各國的學者學習中國文化提供了方便。例如意大利會士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編寫的《中國文法》，開中國文法西傳之先河。現此書仍保存在格里斯哥大學亨得爾(Hunter)博物館內。1681年，比利時會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回國時，曾以此書指導德國醫生閔采爾(Christian Mentzel)研讀中國語文，閔氏又據此編寫一本《漢文入門》在德國印行，為德国人學習中文提供了方便。1728年，法国會士馬若瑟(Jos-Maria de Prémare)在廣州編著成《中文概説》，對於漢字之構造和性質進行詳細的論列，舉例達到13，000餘條，成為西歐國家研究中國文字的鼻祖。馬氏以其書寄給法國學者傅爾孟(E·Fourmont)校閲，傅氏又據此自編《中國文典》一書，於馬六甲英華書院印行，1894年香港納匝肋書局重印發行，影響甚廣。其書博大慎密，後有各國譯本，至今仍流行於歐洲國家。1685年，閔采爾還在德國出版了《拉丁漢字小字匯》和《中國字匯式例與文法之建立》，至今仍藏於柏林國家圖書館。1813年，法國駐廣州領事德經(Christian L.Joseph de Guignes)，奉拿破侖之命編寫了《中法拉丁字典》，由巴黎皇家印刷所出版，1853年重印行於香港。1762年，羅馬教廷出版了奧斯定會士P·Horatins Della Perma和Cassia Us Beligatti di Macerata兩人合著的《藏文字典》，以拉丁字母注藏音。1773年，Beligatti又以拉丁文著西藏文法研究，編著《唐古文及西藏文初學》一書，為歐洲國家各界學習中國藏族文化提供了條件。乾隆年間，法國會士錢德明於1789年出版了《滿法辭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dchou-Français》)，和1788年出版了《滿洲語文典》(《Grammaire Tartare-Mandchoue》)，為歐洲國家學者學習滿文提供了方便。之後孫璋又編著《漢蒙對照字典》，為歐洲國家學者學習蒙文化提供了工具。19世紀初，基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ison)編寫和出版了一部六卷本的《中文字典》，麥都思(W·H·Medhurst)編寫兩卷本的《漢英字典》，為歐洲國家學者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和文化提供更好的工具書。
5.中國古典文學的西傳
中國文學也隨着外國商人和耶穌會士來澳門和中國內地貿易和傳教的載體而向歐洲國家傳播。1719年，在廣州經商和居住多年的英國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率先將清初小説《好逑傳》翻譯成英文(其中有四分之一譯成葡萄牙文)，後經英國文人湯姆士·潘塞(Thomas Percy)全部改譯成英文，於1761年在英國出版發行，書末附錄《中國戲提要》、《中文諺語集》和《中國詩選》共四册，向英國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成就。1766年，又由一位署名M的法國人譯成法文，慕爾(Murr)譯成德文，1767年又有人把此書譯成荷蘭文，使得《好逑傳》在歐洲國家廣為傳播。據統計，從18世紀中葉到1904年，《好逑傳》的外文譯本和改編譯本共達20種之多，並被評為“十才子書”中的第二才子書，在歐洲各國深受讀者歡迎，影響廣泛。1732年，曾在中國傳教38年，最後卒於澳門的會士馬若瑟將元初紀君祥著的元北曲《趙氏孤兒大報仇》一書譯成法文，取名《中國悲劇趙氏孤兒》，於1734年在巴黎《法蘭西時報》雜誌刊登一部份。次年，譯本收入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著的《中華帝國全誌》的第三卷，《趙氏孤兒》由於《中華帝國全誌》的英譯本(1736年)、德譯本(1747年)和俄譯本(1744年)相繼出版，而流行歐洲和風靡一時。1753年，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哲學家、作家伏爾泰(F·de Voltaire)將《趙氏孤兒》改編成新劇本《中國孤兒》，於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並於同年在巴黎出版發行。之後，英國的諧劇作家阿瑟·謀飛(Arthur Murphy)又把《中國孤兒》改編，於1759年底在倫敦的德魯里蘭劇院上演，使其成為當時顯赫一時的悲劇作家。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Goethe)的文學創作也備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他讀過中國《四書》的拉丁文譯本。他在1781-1783年的日記中多次説到他閲讀《趙氏孤兒》的譯本，於是以此為藍本改譯編為劇本《埃爾彭羅》在德國上演，轟動一時，受到德國各界人士的贊揚。歌德還十分喜愛《好逑傳》，高度評價中國象這樣的好小説還不少，説:“中國人有千萬部這樣的小説，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里生活呢!”(15)。歌德還於1827年開始將中國的抒情詩移到德國，他根據中國《花箋記》寫成《中德季日即景》14闕，詩中沉浸着他對孔子、老子哲學思想的仰慕，反映了中國儒家的“德”和道家的“道”對晚年的歌德的世界觀和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組成了中德文學在19世紀初期的共嗚。
6.中醫學的西傳
耶穌會士對中醫學和中草藥感到神奇而紛紛加以研究，並把中醫學書籍翻譯成西文傳回歐洲各國。1671年，在廣州居住的一名法國人將晉朝名醫王叔和的著作《脈經》翻譯成法文，名曰《中國脈訣》寄回格諾布爾出版。1658年，波蘭會士卜彌格(Michael Bogm)著《中醫津要》一書，內容包括翻譯《脈經》和介紹中醫以舌苔、氣象診病法，並列有中藥289味。這本書於1688年出版後，譯成歐洲各國文字相繼出版，流傳極廣，影響很深。從此，中醫學成了歐洲人的一種新知識，風靡一時。上述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誌》的第三卷便是中醫專輯，共譯出《脈經》、《脈訣》、《本草綱目》、《神農本草經》、《名醫必錄》、《醫藥匯錄》等中醫著作和許多中醫處方，介紹中醫學的獨特醫術。從此，歐洲人掀起學習中醫知識的熱潮，給歐洲國家近代醫學、動物學、植物學和進化論以深刻的影響。所以，19世紀英國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著《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一書時，就引用了《本草綱目》一書關於金魚顔色形成的資料來説明動物有人工選擇問題。他在另一本著作《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的第二章《人工選擇》中，也一再提到“上一世紀耶穌會士出版的那部主要是輯自中國古代百科全書的偉大著作(指《本草綱目》)”(16)。據統計，在達爾文的生物學著作中，提到中醫學和植物學的達104處之多(17)。這説明中醫學和植物學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影響甚大。法國會士錢德明來廣東和北京後，十分留意中國的實用植物學。他潛心研究中國藍靛和用槐花作黄色染料，並把資料於1747年寄回法國去。韓國英(Martlalus Cthot)在中國曾注意研究中國的動物和植物，積極採集中國植物標本，其中在澳門採集144種，內地採集149種，於1780年寄回法國，現在仍保存在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中國的柑桔由葡萄牙會士移植到里斯本聖浴倫(St.Laurent)公爵的邸宅種植。中國的植物嫁接技術資料也在此時傳至歐洲，使18世紀歐洲的園圃業面貌為之一新。法國會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於1723年起，參考《本草綱目》向西方國家介紹中藥如冬蟲夏草、田七、大黄、當歸、阿膠等，並把樣品寄回法國。法國科學院於1726年舉行一次醫藥報告會，專門討論這些中藥的性質和作用。他後來又將中國預防和醫治梅毒病的方法介紹到法國，對法國防治和醫治性病起了重要的作用。
7.中國工藝美術的西傳
16-19世紀從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至印度果阿(Goa)到里斯本航綫貿易運往歐洲的中國絲織品、瓷器、漆器等貨物，既是精湛的高級消費品，又是優美絶倫的工藝美術品，深受歐洲國家人民的青睞。特别是各國君主更酷愛中國的瓷器。法王路易十四(LuoisXIV)命令其首相馬扎蘭創辦中國公司，派人到廣州訂造標有法國甲冑紋章的瓷器，在凡爾賽宮殿設立專室陳列展覽。德國一些羅柯柯(Rococo)式的宮殿也以收藏華瓷炫耀一時。英國女王瑪麗二世(Mali Ⅱ)更是醉心中國瓷器，在宮內專設玻璃櫥陳列各種各樣華瓷。法國作家雨果(Victor Hugo)對中國瓷器更十分酷愛，他收集大批中國瓷器，並於1851年12月1日寫了一首贊美中國瓷器的詩，云:
“來自茶國的處女，
在你迷人的夢境裏，
蒼穹是一座城市，
而中國是它的郊區。
在我們暗淡的巴黎，
面額純潔的少女，你在尋找
你的金色蔚藍的花園，
那里孔雀正在開屏，
你向我們的天空微笑!
一個快樂無邪的孩子，
在釉彩鮮艷的陶土上，
給着天真的象征——藍花”。(18)
有鑒於此，歐洲各國紛紛掀起仿造中國瓷器的熱潮，並有專家對瓷器作專門的研究分析，撰寫專書加以闡析和宣揚，使中國工藝美術得以在歐洲廣為傳播，深為影響。1677年，法國人查爾定(Chardin)在希撒諾(Pierxe Chicaneau)開設瓷廠，仿照中國瓷器工藝，製造出青花軟質瓷。1708年，德國人包特格爾(S·F·Bottger)在麥森(Meissen)仿製中國白瓷，獲得成功。1717年，在江西傳教的會士殷弘緒(Franciscus-Xaverius d’Entrecolles)，將景德鎮的高嶺土標本寄回法國，1750 年，杜爾列昂公爵下令在法國勘探和開發瓷土，1768年發現了類似景德鎮高嶺土的瓷土層，即設置寨夫勒瓷廠製造出硬質瓷器。英國於1750年在斯特拉福設立瓷廠生產首批軟瓷。1760 年，又在博屋(BoW)設立“新廣州瓷廠”，招收300名工匠，利用從廣州運去的製瓷設備，仿製出中國硬質瓷器。這批瓷器把崇尚超脱、純樸的中國彩色花紋工藝和羅柯柯工藝美術風格結合起來，渾然一體。此後，廣州還特别將具有中西工藝風格的瓷器外銷，周緣按等分繪四種不同的五彩圖案，供歐洲國家主顧挑選定樣加工。所繪題材有紋章、神話、宗教和風俗畫中的人物畫、船舶圖和花卉等。1974年英國出版的《中國紋章瓷》一書，便收集了9000多件中國紋章瓷器圖片，供英國以至歐洲國家的軍團、貴族受勛、嘉慶典禮之用。
與此同時，歐洲國家也不斷仿製漆器。如1730年，法國人羅伯特·馬丁(Robert Martin)獨家仿製中國漆器，以藍、紅、綠和金色為底色，以中國婦女、中式欄桿、房舍和牡丹花為圖案，深受法國人之酷愛。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爾夫人邸宅的漆製家具全用此種有中國工藝特征的作品。耶穌會士湯執中十分注意研究中國漆器工藝美術，於1760年發表了《中國漆考》論文(載《法國考古文獻學院集刊》第15期)，附有中國精美漆器圖片。英國商人在廣州購買大塊漆器販運英國，然後改製成屏風，甚受歡迎，甚至有將家具從英國運來廣州上漆的。18 世紀英國的上層女士以學繪中國繪漆藝術為時尚，繪漆竟成為女子學校的一門美工課程。1680年後，國家製造商開始仿製中國漆器家具的色彩和圖案，製造出一批中國式的家具。著名家具設計師湯姆·齊本達爾(Tom Chippendale)和海普爾·華特(Heppel White)設計和製造的櫥、臺、椅等家具，全部仿中國式樣，採用上等福建漆，繪刻龍、塔、佛象和花草等工藝圖案。齊本達爾於1700年引進福建漆檀木椅，後又模仿中國竹節家具，設計和製造雅緻的屏風。18世紀英國的家具被稱為齊本達爾時代，直至今天，還可以看到英國家具保存着當年中國風格的痕迹。這些歷史事實説明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藝已隨着貿易傳至歐洲國家了。正如1840年12月14日《澳門新聞紙》所報道的:
“中國之才藝工作，由來已久。其最著者是織造綢緞、燒瓷器與製造各種之糖。靈巧之法，外國不及，今則亦傳到西邊各國矣。”(19)
英國建築工程師威廉·查布斯(William Chambers)到中國考察後，於1757年編著出版了《中國建築·家具·衣飾·器物圖集》一書，更系統地向歐洲國家介紹和宣傳中國建築、家具和衣飾製作等方面的工藝美術風格。
16世紀，中國的壁紙(墻紙)亦由西班牙、荷蘭商人從廣州販運到歐洲國家。這種每幅通高12尺、闊4尺的墻紙上有花鳥、山水和人物圖案，甚受英、法等國顧客的歡迎。不久歐洲國家也仿製中國的墻紙，生產大批中英、中法結合式的墻紙。1608 年，法國仿製成功。1734年，英國出版了一本新法製造墻紙的專著，系統地介紹中國墻紙的製作方法和工藝美術。此時，英、法雖然已能仿製中國墻紙，但由於他們祇會用單一材料合成，成本高昂，工藝也遜色於中國。所以，直至1766年前後，英國商人仍然從廣州、廈門等地販運大量中國墻紙回倫敦供應顧客需要。今天倫敦古斯銀行客廳內還保存着英使馬卡特尼覲見乾隆皇帝後帶回去的花墻紙，上面繪有300個體態各異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表現了中國極高的傳統工藝美術水平。中國絲綢工藝美術更為歐洲國家的婦女所羡艷，特别是刺繡工藝在羅柯柯風行時期，竟取著名的科布林花氊而代之。1537年，法國里昂已由意大利人佩蒙特創辦了生產絲綢的作坊。18世紀里昂生產的絲綢仍然保持着中國絲綢的工藝美術風格。中國的扇子也作為工藝美術品傳入英國。詩人蓋伊(John Gag)曾寫詩贊咏:
“扇上畫着各種人物，其中有女子，有的細眉細眼，蓮步姗姗；有的吹笛擊鈸，自得其樂；有的老爺踞座就餐，神態儼然；有的彩車上的兵勇，好象是顛七八倒……。”(20)
8.中國繪畫和建築術的西傳
明朝時期中國的繪畫和建築藝術也由耶穌會士經澳門介紹到歐洲各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法國最傑出的畫家華托(Jean Antoine Watteau)的作品，常常仿照中國那種黯淡的流雲和純樸的山景構成畫面中烟霧迷蒙的韵致，被人譽為深得中國作畫六法之佳作。他所作《孤島帆陰》一畫，陳列在美術館，更是一派中國繪畫風格。其他具有中國畫情調的畫家還有倍倫(Berain)、基洛(Gillo)、彼里門(Pillement)等。英國著名畫家柯仁(John Robet Cozen)的水彩畫亦深受中國畫風的影響。他的設色山水，與中國畫毫無二致，常常用棕灰作底色，再塗上紅、藍二色烘托。他作畫時還仿照中國畫家好用毛刷蘸色和墨，以墨草圖，使水彩畫在歐洲初期發展時，顯出了特色。其學生特涅(Turner)等人的人物水彩畫，亦繼承他的畫法。另一位著名畫家康斯保羅的作品也深受中國畫之影響，其傑作《綠野長橋》灑脱而出，一如中國江南風光。直到19世紀，法國的印象派畫家仍然受到中國畫風格的熏染，常用中國的潑墨法作畫。其中莫里斯(Malisse)尤其以模仿中國瓷器工藝美術畫見長。
中國的建築藝術和風格傳到西歐國家後影響深遠。特别是中國的庭園建築藝術，匠心獨具，迎合自然的風格，更使歐洲的佈景呆板、單調的園囿建築大為遜色。因而歐洲國家紛紛仿照中國建築藝術和風格建設房屋和園囿，蔚然成風。德國華肯巴特河旁的費爾尼茨宮(Pillnitz)，開了按照中國式屋頂建築的先河，以後德國波茨坦和荷蘭、法國、瑞士等國家也相競修築中國式的鐘樓、假山、石橋和亭榭。上述英國建築師威廉·查布斯在他著《東方園藝》(A DisertatiOn of Oriental Gardening，1772)一書中，高度贊美“中國人設計園林的藝術確實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和東方燦爛的成就相提並論，祇能象對太陽一樣盡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1750年，他為丘城(Kew)設計一座中國式庭園——丘園，園內有湖，湖中有亭，湖旁有聳高163尺的十四層四角形塔，角端懸以口含銀鈴的龍。塔旁建有孔子樓，圖繪孔子事迹，一派中國建築風格。1763年，他把丘園的建築撰寫成專書《丘園設計圖》出版。另一位建築師哈夫佩尼(W·Halfpenny)也出版了《中國廟宇、穹門、庭園設施圖》專著，系統地介紹中國庭園建築的方法和藝術，使中國庭園建築工藝美術在英國日臻完善，被譽為“中英式花園”(21)。又一建築師威廉·錢伯思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他於少年時曾在一條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上任貨物經理，到過廣東。他在廣東期間，描繪不少中國建築的式樣，於1757年編成《中國房屋建築》專著。後來他索性辭去貨物經理職務，改學中國建築術，被引見給太子妃，受命裝飾她在英國東南部克歐(Kew)的地方的園邸。1757-1762年，他在園中建起一座中國式的建築，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中國式的寶塔，深得太子妃的喜歡。1772年，他又編著出版了《東方園林研究》一書，系統介紹和證明中國園林建築風格的優越性和藝術性(22)。1773年，德國派出了園林設計專家西克爾(F·L·Sekell)等親自到英國去研究中國的庭園建築，並於同年出版了温塞(Ludaig A·Unzer)所著《中國庭園論》一書，以示德國對英國所新興的中國庭園建築應迎頭趕上之意。此後，卡賽爾(Kassel)伯爵也在威廉索痕(Wilhelm-Shohe)地方建築木蘭村(Moulang)，村旁小溪起用中國名字吳江(HuKiang)。村中的一切建築物風格和工藝全模仿中國，儼然江南的蘇州園林。中國庭園建築術對德國的深刻影響躍然可見。
9.中國風俗的西傳
隨着中國茶葉在廣州經澳門出口販運至歐洲各國後，中國飲茶(特别是廣東的飲茶)風俗也率先傳到歐洲了。1610年，荷蘭人首先興起飲茶的風氣。1636年，傳至法國巴黎。1650年，在英國倫敦，飲茶已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1659年傳到莫斯科。1685年，海牙有一位醫生編寫一本《奇妙的草藥——茶葉》專書，向歐洲國家介紹中國飲荼的方法和好處。1700年，桂冠詩人納厄姆·泰特(NahumTate)又發表了《飲茶頌》的文章，大力宣傳飲荼的益處，説:人們有了煩惱，總是去找酒神，哪知道多喝了幾杯，煩惱未去而神志不清了。飲茶則不同，飲茶可以忘憂，而頭腦仍然清醒。……女王安恩(QueenAnne)也愛飲荼，詩人蒲伯説，女王陛下常在肯辛頓宮園閑坐飲茶。蒙塔果夫人(MrsMontagu)是女名士中的首要人物，也説因為飲荼，社交活動更有生氣了；年老的變得年輕，年輕的更年輕了(23)。於是，中國的茶葉源源不斷地從廣州經澳門運入英國，滿足英國人飲茶的需要。據統計，在17世紀，每年從廣州運去的荼葉為20，000磅，到1769-1772年間，每年由英國船舶運出廣州的茶葉達到2，000萬磅；19世紀初又增至2，000萬磅以上(24)。18世紀中葉以後，茶已經成為英國人不可缺少的日常飲料，飲茶已經成為英國人的生活習慣，上至王公貴人，下至車夫走卒，都以飲茶為樂。
由於中國轎子也作為出口商品從廣州經澳門販運到歐洲，乘轎也成為歐洲人的一種風氣和習慣了。在法國路易十四時代，貴族官吏出行均興乘轎。轎頂圍帔的質料和色澤，按等級嚴格規定，以示身份、官階的高低；轎身均以漆繪，流行中國牡丹、芍藥等中國花卉。乘轎者多為貴婦人。與中國不同的是，抬轎夫不用肩荷，而以手舉，法語説是“抬椅”(ChaiseaPorter)。“枱椅”習慣還搬上了舞臺演戲，1659年出版的莫里哀(Moliere)的喜劇《風流婦女》即為例子。抬椅一直在德國、奧地利流行，直到1861年，德國還保持禁止僕役乘轎的法令，可見中國乘轎之風氣影響之深遠。
10.中國數學對西歐國家的影響
作為微積分創始人之一的萊勃尼兹也深受中國古代數學的影響。特别是中國的《易經》一書，對其“數”或“代數”的影響更為深刻。17世紀90年代末期，他在致普魯士國王的一份備忘錄中曾經説到，兩千多年前中國人的一些古老符號，現今還不能懂得，但其中確實保存着某種“新的數學鑰匙”。這里已涉及到萊勃尼兹的“函數論”(《Ars Combinatoria》)的思想，相信祇要用很少數目就可從“無有”中推算出一切。與此同時，開始了萊勃尼兹與會士白晉(Joach Bouvet)關於許論《易經》的著名通訊。白晉在中國傳教時得悉萊勃尼兹編著了《中國新論》一書，極表尊奉。當萊勃尼兹表示希冀以“數”或“代數”去證明抽象的必然原理，並想在中國文字里尋找這些數學符號時，白晉就把《易經》介紹給他，建議萊勃尼兹將《易經》的原理應用到“數”或“代數”的證明中去。他把《易經》的六十四卦圓圖和圓內按八卦配列的方圓相贈。萊勃尼兹對卦的數字配列順序詳加研究，終於發現了從《易經》的易卜配列中，發現了二元算術原理，與他在1679年發明的二元算術的基本原理完全相吻合。這一發現把中西文明大大拉近了。
以上十方面的中國傳統文化經澳門西傳的史實，説明在16-19世紀期間，中國傳統文化在歐洲國家的傳播是極為廣泛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可以説，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以豐富的養料催促着近代歐洲文明的誕生，為人類文化的進步獻出了自己的珍藏。正如法國歷史學米·德衛兹(Devéze)所説:“在1800年以前，中國給予歐洲的比它從歐洲所獲得的要多得多”(25)。在這一期間，一批耶穌會士翻譯、編譯或編著了大量中國古典經籍和著作傳至歐洲國家出版發行，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歐洲國家影響的結晶。據不完全統計，在這300年間，耶穌會士所譯、編、著的書籍不下七、八十種之多，現將其主要的譯、編、著作品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三、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經澳門傳入中國
耶穌會士為了傳教的需要，他們遵循“到中國來傳教……要傳揚聖道，總得憑書籍才行”和“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26)的原則，帶來了一大批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書籍。1620年，金尼閣(NicolausTrigault)來澳門傳教時，“將有裝演(璜)圖書七千餘部”(27)運經澳門進人中國內地，至今仍有500多部保留在北京圖書館。這7000多部書的內容包括“有水法之書。……有算法之書。……有萬國圖志之書。……有醫理之書。……有樂器之書。……有格物窮理之書。……有幾何原本之書。……以上諸書，所非吾國書傳所有”(28)。就是説，包括近代的天文、曆法、水利、數學、地理、物理、幾何、醫學、音樂等科學文化的著作。而“傳教會士得以在中國立足唯一所依恃的是數學”(29)。下面我們即從數學開始，闡述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經澳門人中國的傳播和影響。
1.數學
利瑪竇經澳門到肇慶、韶關並進人內地傳教後，於1605年5月10日向羅馬教皇報告時，指出應用數學來籠絡中國人心，以利宣教(30)。於是，他輯著了《乾坤體義》二卷，專論數學，以邊綫、面積、平圜、楕圓互相容較，詞簡義賅。此為近代西方數學傳人中國之始。1606年，由他口授、徐光啟筆譯歐幾里得(Euclid)所著《幾何原本》六卷，“卷一論三角形，卷二論綫，卷三論圓，卷四論圓内外切，卷五、卷六俱論比例”(31)，向中國介紹了近代數學最基本的內容知識。1607年，利氏和徐光啟合譯《測量法義》一書，介紹勾、股測量知識。1608年，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譯《圜容較義》，證明圓的外接，以引伸《幾何原本》的原義。1613年，利氏又口授李之藻筆錄《同文算指》一書，論述比例、級數、開方等。這是近代算術傳人中國之始。接着利氏又和徐光啟合著《測量異同》、《勾股義》兩書，較詳細地闡述三角法的知識。
繼利氏之後，會士艾儒畧(Julius Aleni)著《幾何要法》、鄧玉涵(Joannes Terrenz)著《大測》、《割圜八綫表》，羅雅谷(Jacohus Rho)譯《測量全義》、《籌算》，穆尼各(Nicolas Smogolenski)著《比例對數》等書在中國印行，對推動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此之後，中國的學者開始研究西方近代數學，並把它與中國傳統計算方法結合起來，出現了一批貫通中西數學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把中國數學向近代化推進了一步。據不完全統計，清代前期從事研究西方數學的學者有112人(32)，撰寫不少中西結合的數學專著。例如梅文鼎著有《籌算》3卷、《平面三角法舉要》5卷、《弧三角舉要》5卷、《方程論》6卷、《勾股舉偶》1卷、《幾何通解》1卷、《幾何補編》4卷；王钖闡著:《曉庵新法》6卷；李之全著《幾何簡易集》4卷；杜知耕著《幾何論約》7卷；年希堯著《對數應用》1卷、《對數表》1卷、《三角法摘要》1卷；毛宗旦著《勾股蠡測》1卷；陳許著《勾股述》2卷、《勾股引蒙》10卷；王元君著《勾股衍》；程祿著《西洋算法大全》四卷；戴震著《算經十書》、《策算》、《勾股割園論》3卷；焦循著《加減乘除法》8卷、《開方開解》1卷、《釋弧》2卷、《釋楕》1卷，等等。這些著作都是中國近代數學的啟蒙之作，為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天文學和曆學
中國的天文學和曆學歷史悠久，很早就有了“渾天儀”和曆書。但中國的曆書需要每年制定，不夠科學準確。利瑪竇首次把1582年3月1日由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依據《儒畧曆》修訂而頒行的現行公曆經澳門傳人中國。他於1605年翻譯《乾坤體義》一書時，在上卷《天地渾儀説》，詳細論述了“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蝕，以七曜地體為比例倍數，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則皆前人所未發，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詳明”(33)。利氏到肇慶傳教時，繪製地圖，製作渾天儀、地球儀、考時晷、報時器等，向廣東人民介紹天文科學知識，並讓人們參觀這些儀器，是為西方天文學傳人中國之始。利氏還著《經天談》一書，將西方國家已測定的諸恆星編成歌訣，便於觀象者背誦和掌握。隨利氏之後，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等從理論上推證“地圓地小之説”(34)；陽瑪諾(Emmanuel Diaz)於1615年著《天問畧》一書，進一步論證地圓之説。湯若望(J.Adam Schall Von Bell)更是以介紹西方天文學、曆學著稱於世。南懐仁(Ferdinandus Verbiest)製造黄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緯儀、天體儀等九種天文儀器，改造和更新北京觀象臺的儀器，又編訂《康熙永年曆法》32卷，推算出康熙以後2，000年的天文數據，為中國觀測天文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據不完全統計，300多年來，耶穌會士所著天文學著作50多部，製作天文、曆法儀器34件，説明西方近代天文學和曆法在中國傳播之深廣。
南京太僕少卿李之藻於1613年向神宗上《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請求按西曆修改中國曆法，説:
“伏見大西洋國歸化倍臣龐廸我，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洞悉歷算之學，携來彼國書籍極多，……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綫，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氣節，種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35)
崇禎皇帝於1629年命禮部尚書徐光啟為監督、李之藻為副(後因徐病由李天經督修)，組織李之藻、鄧玉涵、龍華民、湯若望、羅雅穀等中西耶穌會士，在北京宣武門內的“首善書院”成立“西局”，修改曆書，至1633年完成，定名為《崇禎曆書》137卷，又名《西洋新曆法書》，清朝時易其名為《新法算書》。該書集西方國家天文學和曆學之大成，採用歐洲近代科學方法編成，糾正了元代郭守敬制定的《授時曆》的誤差，是一部天文學和數學的百科全書，具有相當高的科學價值，“其中有解、有術、有圖、有考、有表、有論，皆鈎深索隱，密合天行，足以盡歐羅巴曆法之藴”(36)。
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更重視曆法。他覺察中國的舊曆法不夠科學準確之弊端，便毅然決定採用西洋曆法，並徵召深明西洋曆法的耶穌會士恩理格(Christian Heidtricht)、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徐日昇(Thomas Pereyra)人京恭奉內庭，日夜輪流進講西洋天文學和曆學。同時先後任用了湯若望、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戴進賢等15個會士為欽天監監正和監副。在皇帝重視西洋曆法和會士的情況下，知識界掀起一個全國性的研究西洋天文學和曆法的熱潮，湧現出一批融貫中西的天文學家和曆法學家和著作。例如李之藻著《渾蓋通憲圖説》，是為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方近代天文學的專著。從此，“地圓”，“地動”學説衝破了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説”，正如時人劉獻廷所説:”地圓之説，直到利氏東來，開始知之”(37)。後來王鍚闡、梅定九、明安圖、何國宗等人，更深得西方天算之秘，精通西曆之術。到了乾隆、嘉慶時代，學者多數兼通西法天算了(38)。
3.地理學和地圖學
利瑪竇經澳門人肇慶傳教時，曾將帶來的一幅《萬圖輿圖》挂在臥室，肇慶知府王泮見狀，喜其繪製之精巧，請利氏譯為中文。利氏據西文地圖重新摹繪，附上中文注釋，説明地球大勢。圖成之後題名為《山海輿地圖》。此是利氏繪製中文世界地圖之張本，亦是西方地理學和地圖學傳入中國之始。後來南懐仁著《坤輿圖説》，闡述近代地理學地質學；蔣友仁(Michael Benoist)著《補坤輿圖説》，闡述歌白尼(Copernieus)關於地動的原理。1602年，利氏為奉迎神宗之請，測量南京、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别繪製一幅符合神宗心意的《坤輿萬國全圖》，把中國畫在中央，此為中國有世界地圖之始。全圖把西歐經緯製圖法，有關世界五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末亞〔非洲〕、南北墨利加〔南北美〕、墨瓦蠟尼加〔南極〕和五帶(熱帶、南北温帶、南北寒帶)的地理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1839年3月在廣州禁煙的林則徐聘用通曉英語和外國情況的梁秩、袁德輝兩人將英國人慕瑞(Hugh Ma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1836》)一書譯編為《四洲志》，介紹世界五大洲30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從而，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據統計，在這300年間，耶穌會士著、繪地理、地圖書籍共43種，其中包括全中國地圖一册，和蒙古、直隸、黑龍江、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兩廣、四川、雲南、貴州、兩湖等分省地圖17册。這可説是中國地圖學的創始。
在西方地理、地圖學的影響下，康熙皇帝於1708年傳諭耶穌會士白晉(Joach Bouvet)、雷孝恩(Joan-Bapt Régis)、杜德美(Petrus Jartoux)和費隱等人，和中國學者何國棟、明安圖等組織測繪隊，跋山涉水，走遍中國各省，費時10年(17081718)，使用最先進的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法等，繪成比例1:1400000的《皇輿全圖》，亦名《皇輿全覽法》。這是當時在世界上工程最大、最精密的地國。它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39)。該圖於1718年由會士馬國賢在歐洲製成銅版41幅印行，現在瀋陽故宮博物院有藏本，名為《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可供閲覽研究參考之用。1760年，乾隆皇帝又命耶穌會士傅作霖、高慎思、蔣友仁(Michael Benoist)等繪製《乾隆皇輿全圖(亦名《乾隆中國地圖集》)共104幅，比例為1:1500000，製作比明代《皇輿全圖》更加精密，顯示了中國地圖繪製術已走在世界前列。所以時人劍華堂為此拍案叫絶:“嗚呼!今日之天下，與古之天下異矣!……西人東來，地球圖書，夫然後五洲之土地，數十國之名號，粲然而分呈”(40)。説明當時西方國家的地理學、地圖學傳入中國和中國地圖學、地理學的成就，確使中國人周知世界之大勢，擴展世界的眼界。
4.西醫學和西藥學
西方國家的醫學和醫藥傳入中國是以耶穌會士在澳門辦西醫院為張本的。1568年，卡內羅(Melehoir Carneiro)來澳門後，計劃集資在廣州建立一所癩醫院，但不得中國當局批准，於第二年在澳門“開設一座醫院，不分教內教外之人，一律收容”(41)。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即張汝霖所説的“醫人廟”(42)，亦即是拉法醫院(俗稱白馬行醫院)。該院分內外兩科，看內科者除診脈外，還以玻璃瓶盛溺水驗其色，以識其病根。此醫院所用藥皆露汁，此為西藥蒸餾製造技術傳入中國之始。徐光啟十分贊賞這種西藥，説:“西國用藥法，……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髒腑肌骨間也”(43)，看外科者，“有安哆呢，以外科擅名人”，所用“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計，冰片油以瓢計”(44)。1755年，方濟各會也在澳門辦起了西醫院。182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名醫生温斯頓在澳門亦辦起一間西醫院，另一名醫生郭雪樞在澳門辦起了眼科醫院，免費為眼疾者治療，據説五、六年間共有6000名眼疾者得到醫治。與此同時，種牛痘防天花病的防治醫術也傳人澳門、廣州以至中國內地。1803年10月，英屬孟賈總督贈給澳門東印度公司一批痘苖，首次在澳門試種牛痘，但失敗了。1805年，英國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ndre Pearson)利用從馬尼拉運來的另一批痘苗，再次在澳門種牛痘，取得成功，並撰文加以宣傳。時適逢廣東十三行商鄭崇謙來澳門，將其文編譯成《牛痘奇書》出版。當年，皮氏到廣州行醫，得十三行商巨富伍秉鑑、潘有度、盧觀恆之資助，在洋行會館內設牛痘局施種牛痘，八日一次，計30年間為廣東人種牛痘者達到100萬人次之多。後邱熹、譚國又奔走於廣州、澳門之間，專種牛痘。此後，廣東人種牛痘者日益增多，“凡問接踵而至者，纍百盈千”(45)。由於種牛痘取得顯著效果，很快得以在全國傳播開來。1828年，番禺人潘仕成到北京，設痘局於南海會館，請廣東人氏余心穀主辦種牛痘。北京的醫生爭相來學習種牛痘技術。從此以後，種牛痘防天花病之醫術遂傳播中國各地，深得人民的歡迎和贊揚，有南海人伍秉鏞的詩為證:
“人事補天天無功，天心牗人人樂從。
牛痘自種始夷城，傳來粵海今成風。
等此批卻導大竅，化盡陰厄調鳴蒙。
爺娘未省喫惶恐，保爾赤子碩且豐。
邱君挑剔最純熟，兩臂按穴霏輕紅。
……
曲突徙薪計最早，汝獨不有群兒童。”(46)
同時，行商伍怡和等又在新荳欄街出租一部房屋給美國傳教士裨治文(Reve·C·Bridgman)於1835年創辦了一間眼科醫院，(又稱普愛醫院)，是廣州有眼科醫院之始。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在此行醫20年。之後，英國人羅克哈忒(William Lockhand)隨貿易來到廣州、澳門充任醫院院長。然後又到上海、北京開辦醫院，為後來北京建立協和醫院奠定了基礎。
利瑪竇經澳門、廣東傳教時亦把西醫學和西藥學的理論帶來了。他於1594年撰寫《西國記法》一書，其中《原本篇》，“記含之室在腦囊，蓋顱囱後枕骨下”，是為神經學傳人中國之始。其次，鄧玉涵於1670年抵澳門行醫時，已作臨床病理解剖。次年，他以西醫解剖學始祖韋爾撒魯斯的解剖理論架構為依據，著《人身概説》二卷，此為人體解剖學傳人中國之始。後來羅雅谷、龍華民合譯著《人身圖説》一書，更進一步系統地介紹人體內的臟腑、脈絡、溺液、婦女子宮、胚胎、臍絡等28篇，和五臟軀殼圖21幅，成為《人身概論》的姐妹篇，使中國的人體解剖學理論知識日臻完善。
到了康熙年間，西醫學在中國進人實用階段。1693年，玄燁皇帝先後患瘧疾、脣瘤、心悸等疾病，耶穌會士洪若翰(Joames de Fontamey)等用金鷄納霜治愈其瘧疾，又用西藥醫好其脣瘤和心悸等病。從此，康熙皇帝更增強了對西醫、西藥的信心，於是徵召有西醫專長的耶穌會士人宮充當御醫，史稱:
“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臟弱，跳得很快，卧病幾死’。羅德先進藥痊愈，遂榮任內廷御醫”。(47)
在西醫學和西藥學的傳播影響下，中國出現了一批有成就的西醫生和西醫學家，以及中西結合的醫生，例如王宏翰研究並吸取艾儒畧的《性學觕述》、高一志的《空際格致》和湯若望的《主制群征》等西醫學理論的精華。於1788年寫成《醫學原始》一書，成為中國最早的西醫著作和西醫生。王清任接受了鄧玉涵的《人身概説》和羅雅穀、龍華民的《人身圖説》的人體解剖學的理論，於1830年著成《醫林改錯》二卷，論述了利用屍體解剖來驗證病人生理和實施醫療措施，開創了中西醫結合的醫療理論和醫療技術，使中醫更加科學化。
5.物理學
西方物理學也是明清時期經澳門傳人中國內地的。利瑪竇來澳門、肇慶傳教時，曾帶來自嗚鐘和望遠鏡。1620年，湯若望又帶來新色望遠鏡，並於1626年用中文著《遠鏡説》一書，詳細地向中國介紹望遠鏡的原理、性能和製作工藝，是為西方近代光學傳人中國之始。1634年，鄧玉涵將望遠鏡送給崇禎皇帝，中國學術界為之震動。清初，望遠鏡已在廣州、澳門等地流行起來，屈大均曾記述:“有千里鏡，見三十里外塔尖，鈴索宛然，字畫横斜，一一不爽”(48)。鄧玉涵又於1627年口授，由王征譯繪《遠西奇器圖説》三卷，介紹重心、比重、扛桿、滑車、嫘旋、斜面等近代物理學的最基本原理，和起重、引重、轉重等力學的應用方法。這是傳人中國的第一部近代工程物理學的著作，“其製器之巧，實為甲於古今，……書中所載，皆裨益民生”(49)。在工程物理學的水利學方面，熊三拔於1612年著《泰西水法》六卷，集西方近代水利工程學的精萃，第一次向中國介紹水利科學的“取水蓄水之法”(50)。徐光啟研究了熊氏本書，結合中國原有的水利知識和實踐經驗，撰寫了《農政全書》60卷，其中卷12至卷20的水利部份，皆依據《泰西水法》，更系統地、通俗地介紹西方國家有關修築水庫的技術和方法，創立了中國水利科學。
耶穌會士帶來的自鳴鐘，使近代自動機械技術得以經澳門傳人中國內地。首先是廣州的工匠仿照利瑪竇等人帶來的自鳴鐘原理製造出廣州的自嗚鐘(51)。目前北京故宮保存的許多自鳴鐘，除了少數是外國人當作禮品贈送外，大部份是廣州工匠仿製的。清代還在頤和園如意館設立鐘處，聘請精通自鳴鐘技術的會士指導工匠仿製和修理自嗚鐘(52)。康熙年間，陸伯嘉、顔家樂、安文思和乾隆年的西澄元，楊自新、江達宏等人為皇室製造了各種形態不同的大小自鳴鐘。蘇州等地的工匠也仿製了自嗚鐘。清皇室還請工匠利用自嗚鐘的自動機械技術製造出自動風扇(53)和自行虎、自行人(54)等自動玩具，獨具一格，引人興趣。
6.農業科學
明清時期西方農業科學傳人中國，除上述從工程學角度所述的水利學外，更重要是西方國家的農作物新品種經廣東引進影響最大。例如，番薯原產地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哥倫比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逐漸傳到歐洲各國和東南亞各地播種。到1582年，到安南經商的廣東東莞縣人陳益率先將番薯由安南帶回虎門區小捷村(今梁屋)種植，獲得成功，然後傳人中國內地播種。其族譜記載此事，云:
“萬曆庚辰(萬曆八年)，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指陳益)偕往，比至，酋長延禮賓館，每讌公，輒飨土產曰薯者，味甘美。公覬其種，賄於酋奴，獲之。地多產異器，造有銅鼓，音清亮，款製工古，公摩挲撫玩弗釋，尋購得，未幾伺問遁歸。酋以夾物出境，麾兵逐捕，會風急帆揚，追莫及。壬午(萬曆十年)夏，迺抵家焉。先是鄰蠡盧其武斷鄉曲，公嘗排擊其惡，盧銜之，闞公歸，摭其事，首白當道，時航海關防嚴肅，所司逮公下獄，定庵公(指陳益兄陳履)方轉部郎，聞報大駭，適同譜御史某奉命巡按東粵，詣訴狀。抵任，首擇釋之。初，公至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閑物，栽植花塢，冤白日，實已蕃滋，掘啖益美，念來自酋，因名“番薯”云。嗣後種播天南，佐糧食，人無阻饑。……公置蓮峰公(指陳益祖父陳志敬，號蓮峰)墓右税三十五畝，招佃植薯。遺囑歲記以薯薦食，歷代遵之”。(55)
由於番薯適應性強，能耐旱、耐風、耐瘠，病蟲害少，宜於旱地山地種植，所以陳益在東莞試種成功後，很快傳到福建、江蘇、浙江各地種植。至清代前期，除了新疆、西藏、內蒙、東北等地外，關內各省均已廣泛種植番薯了。因為番薯產量高，“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56)，所以成為當時中國的重要糧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種，濟通省民之半”(57)。其他地方也有“紅薯半年糧”的諺語流傳。
與此同時，西方的蔬菜品種也紛紛經澳門傳人廣東以至內地種植。例如荷蘭豆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由荷蘭傳人廣州西關種植；椰菜原產英國、西班牙，於清初傳人，清末在珠江三角洲普遍種植；辣椒“大約明末清初由南傳人廣東，輾轉傳入中原”(58)；木瓜原産地墨西哥，於明末清初傳入廣東:番茄原産秘魯，“約在1621年葡萄牙人將番茄傳到中國”(59)；南瓜原産美洲，在明中葉傳人中國；馬鈴薯原產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於順治七年(1650年)左右由荷蘭人引入台灣種植；椰菜花原產歐洲，“在十九世紀中葉傳人，以福州、漳州、汕頭栽培最盛”(60)，等等。這些蔬菜品種的引進和種植，對於明清時期廣東以至中國商業性農業的發展起着推動的作用。
7.建築學和建築術
西歐近代建築學和建築術傳人中國是由耶穌會在澳門、肇慶、韶關、廣州等地建築教堂開始的。據統計，自1562年至1672年間(嘉靖四十年至康熙十一年)，耶穌會士在澳門建有聖保祿堂、聖母望德堂、聖老楞佐堂和唐人廟等10大教堂，又在肇慶建立內地的第一西式教堂，進而在全國各地建立教堂183座，會士住宅53所(61)。這些教堂多是“樓三層，依山高下，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狀者，其覆俱為螺旋形”(62)的西方近代建築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為聖保禄堂(大三巴)，整個建築宏偉巍峨，富麗堂皇，氣概非凡。前壁有16 根石柱並列鼎上，高4層，金字屋頂，中心為大圓頂。既有古典建築的藝術傳統，又有新的巴洛克式的建築風格。教堂雖然於1835年被雷擊起火付之一炬，但前壁石牌坊一直巍然屹立，至今成為澳門的象徵，供遊人參觀憑吊。清朝在廣州的廣東十三行商館亦多仿西洋建築模式而建。而歐洲建築術傳至內地，則以圓明園中的長春園為最典型。此園將意大利和法國巴洛克建築藝術渾然一體，如郎世寧設計的“西洋樓”，有西歐建築物12處，即大水法、諧奇趣、蓄水樓、花園門，養雀籠、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觀水法、行亭、綫法山，湖東綫法畫，各色俱全，各具特色，至為壯觀。在這一典型的中國園囿中，能看到凡爾賽宮、德·聖克勞式的大噴水池和巴洛克宮苑。這是世界造園史上堪稱劃時代的建築。所以，王致誠在1743年給沙達的信中，稱贊圓明園是“萬園之園”(63)。乾隆皇帝為此建築題詩序中亦稱:“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轉飛扇。冷冷瑟，非絲非竹，無籟遙聞，林光愈生淨綠”(64)。1933年，漆固著:《圓明園歐式宫殿殘迹》一書，是系統地介紹圓明園歐式建築風格和藝術的專著，備受建築學界的重視和歡迎。
8.教育學
耶穌會士為了傳教需要，吸取了龍華民、羅明堅、利瑪竇關於凡人華傳教者必需在澳門專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禮儀的經驗，於是遠東教務視察員範禮安向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建議，在澳門創辦一間大學，專門培養進入廣東各地和中國內地以至到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結果，果阿耶穌會長魯得拉斯於1594年委托方濟各·內勒兹、代宰拉和平托三位司鐸(神父)，將原來小學規格的聖保祿學院擴大和升格為大學。此為西方近代大學體制傳人中國之始。聖保祿學院按大學規格設置中文、拉丁字、神學、哲學、數學、醫學、物理、音樂、修辭學等多門課程為必修課，其中中文一科為基礎課，人人要學，學時最多。招生對象是歐洲的耶穌會士及中國和日本的修生。學生畢業後授予學位，作為入華傳教的資格。據統計，曾在聖保禄學攻讀畢業的學生達200多人，曾在此任院長及任教授者有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等30多人，計有教數學的艾儒畧(Julius Aleni)、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鄔若望(JeanUrecmon)；教哲學的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安文思(Gabriel Magalhaens)；教神學的王豐肅(Alphonsuo Vagnoni)、李若望(J0annes Pereira)、湯瑪諾(Emmanuel Diaz)(65)。到了清代，在西方教育學的影響下，不少官、紳、商人士，在廣州地區辦起的30多間書院，開始學習西方的教學體制和教學方法。例如，1824年創辦的學海堂書院，打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除了開設文學、音韻、訓詁等傳統課程外，還仿照西方國家開設了數學、天文、地理、曆法、物理等新的自然科學課程，開創中國學校學習自然科學的新風，提高了學生的科學知識素質。許多廣東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這些改革了的書院里學習而成才的。如朱次琦，先後畢業於羊城書院和越華書院，他“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66)。後來他又以新學教育他的學生康有為，使康有為形成完整的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思想體系，於1891年在廣州租賃長興里邱氏書屋(在今中山四路長興里3號)創辦萬木草堂書院，培養了3，000學生。他任萬木草堂總教官，親自講課，宗旨征“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每論一學，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67)，講授泰西哲學、地理學、數學、群學(社會學)等新課程。後來康有為、梁啟超成為近代維新派人物，與他們在廣州所受新學的熏陶不無關係。某些傳教士還在廣州或其他地方辦起了新式學校，招收學生學習西方科學文化，如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畢業生塞繆爾·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於1839年在澳門辦起了第一間西式學校——馬禮遜學堂，招收兒童來學堂“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68)，修讀算術、代數、幾何、生理學、地理、歷史、音樂等課程，還一度開設過化學課程。此為近代中國第一所洋學校。近代中國著名改良思想家容閎就是在馬禮遜學堂讀書後，去美國耶魯大學留學的，成為我國最早到美國的留學生。他學成回國後，在上海開辦工廠，成為中國開辦民族工業的先驅之一。1862年設立的北京同文館、1863年設立的上海廣方言館和1864年廣州設立的同文館，除了學習外文外，同樣開設了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國際法、地理、歷史、機器製造、航海測算等課程。到了近代，我國辦起來的中小學和大學的教育體制及課程設置，跟明清時期西方國家傳人的近代學校教育理論和方法是密切聯擊的。
9.哲學
1605年5月，南京教案發生後，耶穌會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被逮捕押回澳門居住兩年。高氏在澳門靜心著作《裴錄(哲學)匯答》2卷和《空際格致》兩本書，宣傳火、氣、水、土宇宙四大原素的哲理。是為西古希臘哲學傳人中國之始。艾儒畧於1673年著《性學觕述》一書，論及靈魂、知覺、心夢、心理等哲學原理。特别是傅汛際(Franciscus Furtado)於1628年、1631年與李之藻譯著《寰有銓》六卷和《名理探》十卷，前後介紹了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宇宙觀和倫理觀。這是西方哲學傳人中國最系統的哲學著作。但由於中國傳統儒家學説深邃而濃烈，所以西歐哲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不甚大。
10.語言和音韻學
中國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不採用字母拼音方法。耶穌會士為了解決學習中文和華語不易掌握的困難，利瑪竇和羅明堅於1584年編寫了一本《葡華字典》，運用羅馬字母拼音方法，在每個中文字旁邊，注上羅馬字母拼音，以見其字即能讀其音。這是以西文字母拼音漢字之始。利、羅兩氏所注羅馬字母拼音，共26個聲母，43個韻母，4個次音和5個字調符號。每個中文，注有聲、韻兩字母，標明清平、濁平、上、去、人五聲符號(69)。以便西人學習掌握漢語。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著《西字奇迹》一書，是以拉丁字母拼音漢字之始。金尼閣於1625 年著《西儒耳目資》3卷，是更系統地運用羅馬字母注音漢字的中文字典。全書分3編，第一編是《譯引首譜》，第二編是《列音韵譜》，第三編是《列邊正譜》。其編排是按形、聲、義為序，“首册言文字學及譯者之大意；次册是依字之音韵排列華字，末册是從字之邊畫排列華文，而以西字拼其言”(70)。本書不僅是便於歐洲人學習中國漢語，而且對中國漢字拼音也發生了直接和深遠的影響。方以智著《通雅》一書，其中《切韵聲原》一章所附的音韵圖表，四次直接引用《西儒耳目資》。民國初年，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林語堂等語言學家，倡導以羅馬字母拼音方法來注漢字，與《西儒耳目資》的羅馬字母注音漢字不無關係。
11.美術學
利瑪竇初抵澳門、肇慶時，在教堂內懸掛着兩幅手抱嬰兒的天主聖母像和一幅天主像，並於1600年人北京時作為禮物送給明神宗，是最初傳人中國的西洋美術作品。羅明堅在廣州時，亦將意大利的美術印刷品公開陳列，任人參觀。這些美術印刷品不特印工奇異美妙，而且裝訂堂皇，內中生動的圖畫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吸引了無數的中國觀衆和畫家參觀。以後，耶穌會士又將西洋的雕版圖畫帶入中國，如程大約墨苑中私人收藏的四幅西洋宗教畫就屬此類。1629年，會士畢方濟著《睡畫二答》兩書，宣傳西洋畫及雕版之藝術方法。時人顧起元將這些西洋宗教畫與中國畫進行對比研究，認為西洋畫是一種透視方法作畫，具有中國畫不同的優點和特點。他向利瑪竇請教，利氏回答他，説:
“中國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平正，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象者皆此法用之，故能使畫象與生人亡異也。”(71)。
這就是西洋畫立體感強、人物栩栩如生的奧妙。人清以後，耶穌會士利類思、南懷仁、郎世寧等紛紛作畫，使西洋畫在中國風靡一時。郎世寧還口授，由數學家年希堯撰寫了《視學》一書，向中國系統地介紹了西洋畫透視法的知識和技術(72)。此後，中國畫家十分注意研究和吸取西洋畫的優點，運用透視法和中國畫的傳統畫法結合起來作畫，使中國美術别開生面。例如明末福建人曾瓊採用西洋透視法作畫，重墨骨而後傅彩加暈染，使得畫照傳神，獨步藝術，形成了江南畫派的寫實手法。康熙年間，欽天監正濟寧人焦秉貞和冷枚、唐岱等人，亦效法西洋透視法作畫，出現了一派中西結合的畫派風格。以後民間美術受西洋畫美術影響者亦屢見不鮮。如1747年，刊本《西廂記》所附版畫，即題名為“仿泰西筆意”；《紅樓夢》第92回，説到馮紫英向賈府求售的《漠宮春曉》屏風畫，也是吸收了西洋透視法而畫出的國畫，别具一格，引人觀嘗人勝。
12.音樂
西洋音樂之傳人中國，也是以耶穌會士經澳門傳人廣東以至中國內地的。王臨亨記述:
“澳門夷人，……製一木櫃，中寘笙，簧數百管，或琴弦數百條，設一機以運之。一人扇其竅，則數百簧皆嗚，一人拔其機，則數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鏗然可聽。”(73)
當時澳門的教堂還流行一種演奏風樂的風琴，十分悦耳好聽。史稱:
“三巴寺樓有風琴，藏革櫝中，排牙管百餘，聯以絲繩，外按以囊，嘘吸微風入之，有聲嗚嗚自櫝出，八音並宣，以和經唄，甚可聽。”(74)
還有利瑪竇在肇慶、韶關傳教時，帶有西琴一張，其結構“縱三尺，横五尺，藏櫝中，弦七十二，以金銀式煉鐵為之弦，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75)。他到北京時亦作為禮品呈送給明神宗，還特意譜寫《西琴曲意》，供以彈之。神宗對西琴甚感興趣，特派樂師四人學習彈琴。利氏還送給神宗一種“其製異於中國，用鋼鐵絲為弦，不用指彈，祇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76)的鐵弦琴。除利氏外，會士徐日昇、德格里等亦精通西洋音樂，康熙初年，南懐仁向玄燁皇帝推薦徐日昇。玄燁即於1674 年派人到澳門請徐氏到京入內廷供職，曾以能仿奏中國樂曲而獲賜錦綢。玄燁喜歡西洋音樂，於是又迎請德里格入宮，指示其必須教授皇子學習樂理音律。史稱: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首領張起麟傳旨:西洋人德里格教的徒弟，不是爲了他們光學彈琴，爲的是要教律呂根源。若是要會彈琴的人，朕什麽樣會彈的人没有呢?如今這幾個孩子，連鳥、勒、明、法、朔、拉七個的音卻不清楚，教的是什麽?你們可以明明白白説與德理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們懂得音律，要緊的根源”(77)。
於是，德里格在宮庭供職5年，專向皇子教授西洋樂理。今天音樂所通用的簡譜“1、2、3、4、5、6、7”七個音符，即沿用當年西方國家傳入的音律而來。德理格為教授皇子樂理，於1713年與徐日昇合著《律呂正義》三編，上編為“正律審音”，下編是“和聲定樂”，續編是“協韵度曲”。其中續編卷一，專論西洋音樂的樂理，特别着重介紹西洋音樂的五綫譜的編寫和唱法。此為五綫譜傳入中國之始。因為康熙皇帝喜愛西洋音樂，於1699年在宮廷建立了一個小型西樂團，由徐日昇任首席樂師。
此時，西洋管弦樂器和管弦樂也傳入廣東和中國內地了，而且在各地教堂流行一時。趙翼曾詳細地記述北京天主教堂盛行管弦樂的情形，説:
“有樓爲作樂之所，一虬鬚者坐而鼓瑟，則笙、簫、罄、笛、鐘、鼓、鐃、鐲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鞴以作氣，氣在夾板中，盡趕於鉛管下之縫，由縫直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系於琴弦，虬鬚者拔弦，則各絲自抽擊其管中之關捩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竅，以象諸樂之聲；故一人鼓琴，而衆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奇巧!又有樂鐘，並不煩人挑拔而按時自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爲巧絶。”(78)
這説明當時北京的教堂專門設有演奏管弦樂的樓堂。為了把管弦樂進一步在中國傳播，有些耶穌會士還用西洋樂理作中國曲子進行演奏，可謂中西結合。例如魏繼晉(Florianus Bahr)、魯仲賢(Joannes Walter)兩人曾譜寫成16首中西音樂相結合的樂曲和歌詞，為清廷演出。1670年，意大利會士曾經組織一個樂隊，在清庭中演奏當時流行一時於羅馬和全歐洲的皮契尼所作的歌劇《賽乞娜》(《Cechina》)。
以上是16-19世紀三百多年間西方科學文化東來經澳門、廣州、肇慶、韶關傳人中國內地的具體情形。這些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傳人中國的最終表現形式，則是反映在耶穌會傳教士的各種著作之中。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傳教士所撰、譯出版的各種科學文化著作共有187部之多，其中明代出版的102部，清代出版的85部。現存藏於上海徐家匯圖書館的有62 部。兹將這些著名稱列表統計如下，以見一斑。
註釋:
①裴化行著、肖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第188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②費賴之著、馮承鈞譯:《人華耶穌會士列傳》第34頁，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③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30。
④禮德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第60頁。
⑤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第101頁。
⑥陳垣:《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5頁；軍機處檔:《福建巡撫雅德拏獲西洋人方濟各筆摺》。
⑦參閲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7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⑧參閲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第123-128頁。
⑨《中國叢報》1836年。
⑩《明史》卷326，《外國傳·意大利》。
(11)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光明日報》1979年5月8日
(12)轉引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4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利奇温著、朱傑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第71頁，商務印書館，1991 年版。
(13)《魁斯奈經濟著作選集》第412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14)參閲維特克(Witek):《傳聖澤與王家圖書館的中國書籍》，見《第二屆尚蒂伊國際漢學討論會論文集》，巴黎，1980年版。
(15)轉引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版。
(16)參閲《北方論叢》1981年第4期。
(17)潘吉星:《中國文化的西漸及其對達爾文的影響》，載《科學》1954年10月號。
(18)參閲維·利·施瓦茨:(Schwartz):《近代法國文學中對遠東的想象解釋》(The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1800-1925Paris，1927)
(19)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69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20)蓋伊:《詩集》第1卷，第59頁。
(21)1770-1787年間，法國出版《中英式花園》(Le Jardin Anglo-chinois)一書，其中有法國宮廷收藏的中國園林宮室銅版圖和瑞典使者切弗爾(Cheffer)收藏的100多幀銅版圖，從此這一專名流行法國。
(22)此書於1773年的第二版上，錢伯思還附印了從法文轉譯的乾隆皇帝的兩首詩。
(23)蒙塔果夫人:《書信與著述》，第376頁，1837年。
(2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 Vol I，p295。
(25)米·德衛兹(Devéze)著、達觀譯:《十八世紀中國文明對法國、英國和俄國的影響》，載《法國研究》(季刊)，1985年第2期。
(26)裴化行著、王昌社譯:《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第2册，第216頁；費賴之著、馮承鈞譯:《人華耶穌會士列傳》第1卷，第42頁，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
(27)楊廷筠:《代疑篇》，見楊振鍔:《楊淇園先生年譜》。
(28)《徐文定公集》卷60。
(29)魏特著、楊炳辰譯:《湯若望傳》第2册，第422頁。
(30)《利瑪竇書信集》(全集)第2卷，第275頁，
(31)(33)(34)(36)(49)(5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二》；《子部十九·農家類》；卷115，《奇器圖書提要》。
(32)諸可寶:《疇人傳三編》。
(35)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册，第118頁，《李之藻傳》。
(37)劉獻廷:《廣陽雜記》卷2。
(38)唐黄:《明末清初西來天算對於清代學術的影響》，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3卷，第2期。
(39)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第235頁。
(40)《皇朝經世文三编》卷49。
(41)《Lettre de 1575 dans Lettere》p.215、217。
(42)(44)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畧》下卷，《澳藩篇》。
(43)轉引方豪:《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第118頁。
(45)《陳修園醫書》(五十種)第1頁，邱熹:《引痘畧》自序。
(46)伍秉鏞:《淵六墨妙詩鈔》下卷。
(47)閻宗臨:《從西方典籍所見康熙與耶穌會之關係》，載《掃蕩報》(桂林)，《文史地周刊》第4期，1941年3月19日。
(4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澳門》。
(51)《履園叢話·銅匠》。
(52)清檔:《内務府造辦各作成做活計》(雍正十年三月初九日。)
(53)清檔:《內務府造辦各作成做活計》(乾隆二年六月十三日》。
(54)清檔:《乾隆二十年活計檔》(如意館項)。
(55)《鳳岡陳氏族譜》卷7，轉引《宣統東莞縣志》卷13，《物產上》，“藷。
(56)陳耀:《甘薯錄》引《金薯傳習錄》。
(57)施保鴻:《閩雜記》卷7。
(58)《民國廣東通志稿》，《物産·蔬菜類》。
(59)(60)《台灣農家要覧》，“園藝作物·蔬菜篇。”
(61)Intorcetta:Compendiosa Narration 1672年刊本。
(62)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畧》下卷，《澳藩篇》。
(63)參閲王威:《圓明園》第8-9頁。
(64)向達:《中西交通史》第95頁。
(65)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人華耶穌會士列傳》(各傳)，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
(66)康有為:《康南海自编年譜》
(67)梁啟超:《南海康有為先生傳》。
(68)《中國叢報》1841年10月，第569頁。
(69)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韵學上的貢獻》，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3分册。
(70)徐宗譯:《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摘要》第321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71)顧起元:《客座贅語》卷6。
(72)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畧》下卷，《澳藩篇》。
(73)向達:《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載《北平圖書館館刊》第10卷，第5號，1936年。
(74)王臨亨:《粤劍篇》卷3，《外夷志》。
(75)《續文獻通考》卷120。
(76)馮時可:《蓬窗續錄》，轉引方豪:《中西交通史》第5册，第3頁。
(77)《康熙與德理格》，載《扛蕩報》(桂林)，1941年4月23日，《文史地周刊》。
(78)趙翼:《簷曝雜記》。
(原載澳門政府雜誌《行政》第6期(1989年)，收入本集時，筆者重寫第二、三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