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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紀澳門的宗教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
〔英〕 C.R.博克薩
澳門的全稱是“中國的媽閣神之城”。①了解一點這座城市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上澳門就是一個基督教的上帝與財神、十字架與王冠、精神與商業之間有着密切聯係的城市。今天我借此機會，按時代劃分來論述一下這一問題。
(1)與日本貿易的時代(1557年-1640年，日本弘治三年一寬永十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崇禎十三年-清崇德五年)
(2)危機重重的時代(1640年-1670年、日本寬永十七年-寬文十年、明崇禎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康熙九年)
(3)澳門的存在和“日本之夢”(1670年-1700年、日本寬文十年-元禄十三年、清康熙九年-康熙三十九年)
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人們人為地劃分的，上下年代間誤差一二年也是難免的。我想在這篇文章裏談談如何釆用這種研究方法，這點一定會引起一些議論。當然在近一個半世紀中也包含一些不太變化的要素，這是不言而喻的。
(1)與日本貿易的時代(1557-1640年)
這一時代是我們能列舉的三個時代中輪廓最清晰的時代。早在1557年，即澳門開埠之前，葡萄牙人就已活躍地在中國和日本從事貿易活動了。澳門開埠那一年，他們到中國已經有14-15年。這一時代的結束是在1639-1640年。那時，尚未獲准貿易的葡萄牙人被送回澳門(1639年)，并且對要求恢复貿易的使節團處刑(1640年)。在這一時代，澳門、長崎就已經由偏僻的小漁村躍居為世界有名的中轉港的跡象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6世紀末-17世紀初居住在澳門的居民是哪些人種，他們是怎樣充當與中國、日本貿易的中間人的，以及怎樣成為東亞的羅馬天主教急先鋒等等方面來考慮。
塞維拉的印度檔案館收藏了一份參加這個殖民地建設者的證言，在這份没有注明日期的文件裏，有一位名叫格里高里·岡薩爾維斯的世俗教士曾多次談到這個問題。据我所知，這一記事是用西班牙文印刷的，原文是葡萄牙文，大約是在1570年寫成的。神父岡薩爾維斯寫道:“最初的移民是未經官方允許的非法居住者，在蓮花半島取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度過數月。”這大約是1555年前一貿易期與下次貿易期之間的事。他還寫了在他旅居澳門的12年間，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了一個相當大的殖民地，那裏有3個教會，一所貧民醫院和一個稱為‘仁慈堂’的慈善機構本部，這個殖民地目前已發展為擁有五千多基督徒的城市。”1578年有個耶穌會士訪問該地區之後説，居民由持各種信條的人組成，約有萬人左右。
當時澳門人口的准確統計已無据可考，不過在日本貿易的鼎盛時期，包括短期逗留的人數在內的總人數約有15，000 -25，000左右。已婚的葡萄牙男子户主的人數1601年達400 人，1635年850人，1640年600人。如果我們以每户平均5人的係數來計算的話，那麽這個數字就相當於2，000-4，250人。消息靈通人士安東尼奧·博卡里奥在1635年的信中參照了果阿的統計資料寫道，葡萄牙人的家庭裏至少平均有6名以上的奴隸，奴隸“是具有服役能力的，其中的絶大多數是黑奴及其同類。”如果把已婚男子連同妻室、子女、女僕及女僕的子女都計算在內的話，總人數將由4，000上升到8，500。博卡里奧還説，如果已婚葡萄牙男子，同等數量的中國男子和其他亞洲基督徒的通事户主及其他各地來的短期逗留者和水手，以及更多的無具體數字的信奉異教的中國人都包括進去，1630年日本-馬尼拉貿易全盛期的總人數可達20，000人上下。
大多數的已婚男子是出生於歐洲的葡萄牙人，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不一定，其實他們是多少有些亞洲人血統的混血兒。至於最初到澳門的移民主要是從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日本人中娶妻。到1564年，隨着澳門中國人中增長，改宗基督教的中國婦女和少女的雜婚率明顯提高，納妾的現象也愈來愈嚴重。耶穌會的神父阿倫索·桑切斯曾在1582-1585年間兩度長期訪問澳門，他寫道，與其他國籍的婦女相比，葡萄牙人更喜歡同中國女子結婚，這是因為“她們貌美又有不可多得的美德”。1588年，他向菲力普二世提出一份詳細的書面計劃，要把葡萄牙人、日本人、菲律賓人的基督徒擴充到西班牙探險隊裏來征服中國。他闡述了伊比利亞半島出生的遠征者與中國婦女通婚可以得到中國方面的最惠待遇。他寫道，中國婦女“對丈夫特别守貞節、篤實、温和，而且極其忠實、謙虚、順從，她們身上有西班牙人貴婦人同等的甚至更高雅的氣質和美”。他認為這樣優美的婦女通婚可以產生相當或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人種，遠遠要超過西屬的美洲混血兒的優秀子孫。與美洲人混血兒不同，西班牙人同中國(支那)人通婚所生的子女後來成為藝術家、工藝家的自不必説，他們具有能夠勝任大主教和其他地位較高的教士、軍人、政府官吏等各種職位的能力。
方濟各會的修道士薩摩拉寫了1595年(日本慶長元年)馬尼拉的西班牙兵船“桑·菲力普”號在土佐浦户海面沉没事件和1597年(日本慶長二年)2月長崎殉教事件的長篇報告。他是這兩起事件的目擊者，後來他與放逐到澳門的人結為摯友。有一次那位老紳士向他解釋葡萄牙人為什麽喜歡事業心很強的西班牙修道士和好戰的征服者來澳門，“我們習慣在這塊土地上栖息、結婚，我們有孩子、有財產。如果卡斯提爾人來到這裏的話，他們是不會安分守己的，説不定還要來騷擾本土，他們的教士來到後會強迫這裏的人們改宗，中國人會殺他們而且還會把我們趕走。因此我們一直保持警惕，這也就是不讓西班牙人來的理由”。
1625年，有一個耶穌會士在澳門情況報告中説，當地的葡萄牙人的妻室大都是中國人和具有中國血統的人。彼得·芒迪也做了這方面的觀察。從1637年整篇“澳門記事”中透露出他的敏鋭觀察力和無限的同情。“据報道，全城除一名葡萄牙出生的婦女之外，居民的妻子不是中國人就是中葡人的後裔(混血兒)”。彼得還回憶起他在澳門所見到的混血兒，特别是1629年航海到日本時見到的荷蘭商業經理阿蘭哈的女兒的美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四位非常漂亮的孩子即阿蘭哈的女兒和他的親戚，具有這樣的美貌和漂亮的膚色的人在世界上除了英國之外恐怕難以找到。他們喜歡穿着價格昂貴的服裝和佩戴貴重的寶石首飾，即使穿着日本的和服也顯得十分典雅可愛”。
當時澳門的混血兒主要是來自中國血統，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血管中流的是日本人的血。1543年漂流到種子島的葡萄牙男子就是與當地的日本女子共同生活的。1570-1636 年長崎成了葡萄牙血統的日本人很活躍的城市，可是到了1636年，住在這裏的所有歐亞混血兒以及他們的日本妻子、母親統統都被趕到了澳門。關於這一時代的澳門-長崎間的社會經濟關係的材料都是由澳門的“仁慈堂”檔案館所藏若干16-17世紀的文獻(十八世紀的謄寫本)所提供的。這個聖澧屋是葡萄牙慈善團體中最有聲譽的機構，有一段時期曾經在長崎(1614年關閉)和馬尼拉(1606年開設)還有分部。
這些文獻大部分記載了1590-1630年間的有關遺產分配的遺書。包括鰥寡在內的户主們在臨終時總想給奴僕和奴僕的子女們自由，當他們到了成婚年齡(一般為25歲)時，這些户主們還饋贈一定數額的金錢，這仿佛已形成一種慣例。這些奴僕及其子女被立遺囑者當作親生孩子般撫養，這部分人有的是中國人、日本人，也有的是歐亞混血兒，其中大多數是已成了孤兒的少女。遺產一般是數十至數百以上的泰依耳，還有中國貨幣、西班牙的里亞爾、銀幣等等，用以供子女們生長到成年、結婚。Carreira de Japain一名即在澳門、長崎貿易投資的執行者，他受到了“仁慈堂”監護會的委托。繼承人到期不僅可以取出所存本金，還可以取到想應的利息。不過，執行人和“仁慈堂”監護會要扣除一定金額。一旦繼承者死亡或結婚，其全部的金額將歸“仁慈堂”。雖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和葡萄牙在世界其他地方(果阿、巴西等地)的虔誠慈善的立遺囑者相比卻有惊人的相似之處。這裏我要提到的是澳門、長崎貿易不僅僅對富翁權貴和參加投資的耶穌會傳教士們有利，對於身份卑微的人來説同樣也帶來了利益。
澳門的日本基督教徒由於1614年、1626年和1636年日本的流亡者和被驅逐者的湧人而激增，就自然地組成了一條街，除了有葡萄牙人的妻妾、奴僕外，還有商人、教士。在教士中有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即一個日本人的在俗教士，名叫保羅·多斯·桑托斯，他是人們議論的人物之一，也是長崎的四名日本人教區教士之一，這在文獻中有過記載。他既是人們贊美的對象，也是人們所非議的人物。他在澳門曾援助建立神學院，這所學院接受了培養12年名日本流亡者成為教士的訓練任務，并使這12人在1613-1614年(日本慶長十八-十九年)日本禁止基督教和大量驅逐傳教士們之後秘密渡日成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就不斷地給在日本的友人寫信，使用化名，向開往長崎的運輸船裝中國產的生絲。然而不幸的是這些信中有幾封落入了日本的官吏(長崎代官)手中，一無所知的葡萄牙帶信人(信是用日文寫的，送信人對自己的危險處境并不知道)被處以火刑。由於這個原故，澳門貿易在這以後不到三年即1635-1636年(日本寬永十二-十三年)就結束了。長崎的“奉行”、“代官”要求把保羅·多斯·桑托斯驅逐到果阿。實際上他祇是到了印度支那的會安，而且他也遭到了教會同行的強烈反對。他死時為神學院留下了一筆可觀的金錢，用來培養日本的(後為印度支那的)傳教士，這所神學院的活動一直持續到1672年。
在澳門的日本人街區裏，也有一些藝術家和工匠，有關這些人的記載也是偶然發現的。最近發現與此有關的1597年2月在長崎殉教的墨西哥奎爾納瓦卡壁畫和一些絹絲織品以及同一時代的繪畫，其中絶大多數是在長崎、澳門制作的，也有一些是在馬尼拉制作的。1598年當殉教的消息傳到馬尼拉之後，總督下令兩天後舉行儀式，其隊列中有人舉着“一幅從日本帶來的聖者像”，據記載這幅畫像是“描寫光榮的殉教者連松畫像”。
方濟各會的神父黎拔登是被免於殉教的會員之一，他到達澳門時，把帶去的“描寫殉教全部過程的連松畫像”公諸於衆，使人們都了解他師兄弟們的命運。“原畫被复製了許多份，經新西班牙(墨西哥)被送至西班牙本土。我在羅馬又印了一些。”另一名修道士在馬六甲又印了一些，這一部分可能經果阿傳人了歐洲。
對於澳門由宗教文化轉為商業貿易中轉港的作用，最近中國文學家何炳棣和全漢升強調，葡萄牙人輸人日本和西班牙屬美洲產的銀對明代的經濟繁榮起過一定的作用。何認為由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帶入的大量白銀，對1562年(日本永禄五年、明嘉靖四十一年)為止的明代經濟影響很大。那一年正是澳門創立以後，長崎創立之前的一二年間隔時期。1570年以後，日本產的白銀主要是經澳門流人中國，這是由於明朝政府對本國的國民和海運界實行禁止直接對日貿易的結果。明政府曾三令五申，但這些禁令至多實行二三年後就不生效了，可明政府發布的禁令的貫徹效果是毋須懐疑的，禁令禁止日本船隻到中國來，不管它們是何種船隻，持何種目的。當然祇有倭寇無視這一禁令，後來在豐臣秀吉的鎮壓下違反這一禁令的現象才絶跡。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可以從果阿得到西屬美洲產的白銀和波斯灣地區的拉林(larins)銀幣，這些白銀同樣也輸往日本、果阿和歐洲，為購買中國的生絲，黄金等其他產品又流入了中國。1571年(日本元龜二年、明隆慶五年)馬尼拉開埠後，西屬美洲產的白銀有相當一部分由從事阿爾普爾科到馬尼拉間貿易的商船從馬尼拉運到澳門，其大部分由住在菲律賓的中國僑民商人直接用帆船運到福建諸港。
澳門、馬尼拉的貿易時而表現為澳門和中國、日本、印度支那間的貿易競爭的形式，時而又以相互補充的形式出現。因此，南中國海兩個伊比利亞殖民帝國所屬中轉港相互之間在協同競爭中并存。1580年(日本天正八年、明萬歷八年)菲力普二世就任葡萄牙國王後，托馬爾議會通過了禁止兩個中轉港間貿易的協定(1581年)後，形勢就變得更加复雜了。這屆議會使菲力普奪取葡萄牙王位合理化了，使得這兩個殖民帝國維持了相對的獨立性。議會還通過了禁止兩國間貿易、通信的禁令，由於這個原因，1614年上半年荷蘭對這兩個海上帝國構成了相當大的威脅，至此這項禁令才緩和下來。那時除了寥寥可數的軍需物資和共同對付異教徒的兩國陸海軍協同所需物品外，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個殖民帝國間的貿易仍處於靜止狀態。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希望能同馬尼拉進行貿易，因為西班牙商船把西屬美洲產的白銀從阿爾普爾科-德華雷斯運到了馬尼拉，但是他們不希望西班牙商船直接到中國、日本、澳門，而花大代價通過澳門貿易媒介的西班牙人當然更喜歡直接同中國、日本進行貿易。事實上，盡管這兩國相互不滿和用一紙禁令加以限制，但這兩個伊比利亞的中轉港之間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貿易一直未中斷過。不久以後葡萄牙擺脱了西班牙恢复獨立，這個消息直到1642年(日本寬永十九年、明崇禎十五年亦即清天聰七年)才傳到遠東。
衆所周知，澳門的耶穌會士參與了與長崎之間的“生絲對白銀”的貿易活動，在1614年被島國日本驅逐以後，他們還不斷向開往日本的貨船上送貨。當然他們是通過混在航行長崎的商人，即屬於耶穌會商業代理人來進行的。1629年(日本寬永六年)，一些關於這些代理人和這一業務的備忘錄被匯編成册。這本備忘錄很有意思，其中透露出這項工作決不是一項輕松容易的工作，做這項工作的人必須具備“與地位相適應的天賦”，能夠為此而犧牲一切，將全部一切奉獻給這一事業，在事業上没有同伙，是“可以信賴、講信譽、有錢的商人”，這個人還能夠“從日本人那裏借來銀兩作為船舶的抵押款”，向關東和關西代理人推銷，并不至於被長崎方面退回生絲和其他商品，對賬目必須十分謹慎，不得將鑰匙給其他任何人代管，書籍上留名也須十分小心，不得出借金銀和其他貴重物品，也不得留存他人的物品。擔任這項工作的人還要雇用一名“重友情而不計報酬的人”，必須用复式記帳法，每月對所屬的經營情況進行認真查，在用銀購買當地黄金時必須對其真偽純度進行嚴格的審定，要能做大宗商品交易，不得設店鋪做小買賣，嚴守信用，“必須為廢止已經與澳門所締結的生絲契約而努力”。這樣一名深得日本“大名”或“幕府”官員信任的澳門商人不得設宴，在他們的住所內不得設有特别的廚房或别墅。他的同伙必須是耶穌會所屬的日本人修士。另一個重要的要求也是難以做到的，“指定代理人在廣泛的行動範圍內遇到不利情況時不可束手無策”。要能經得起審查，能夠勝任這一工作。這樣一個有很強責任心而地位十分危險的人所要做的全部工作也是十分有趣的。當然，這樣一個在長崎傳教的耶穌會代理人職務的危險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旦被日本憲兵發現，十有八九可能要象殉教者那樣為宗教而獻身。
同樣艱險的别一項工作是接待香山縣和廣東、北京來訪的中國官員。為澳門市官方首席通譯JM布拉卡和兩位輔助通譯和書記們所寫的饒有趣味的《准則》最近已英譯出版，他們是中國的基督教徒，能流利地説中文和葡萄牙文(也許北京官話和廣東話他們都會講，因為中國的高級官員不會説廣東話)。他們是由市議會任命的，接受任命後和中國人的重要交涉都是在正式代表參議會的貿易代理人塞那多的指揮下進行活動。這個《准則》没注明日期，但從前後關係來看大約是1630 年首席通譯擔任了將口頭、信件、文書的漠語譯為葡萄牙語、葡萄牙語譯為漢語的任務，他向貿易代理人塞那多説明所有中文信件的內容要旨，他倆一起參加市參議會説明中國人提出的要求并討論信函怎樣答复，參議會中即使有也祇有極少的議員懂一些漢字(也許有幾個會説廣東話)，可見市參議會對這些通譯們的能力和忠誠寄予很大的希望。檢查他們的工作是由澳門的耶穌會中幾個懂漢語，能讀點中文書的人來擔任的，但是如果他們不借助别人的力量便不能整理公文和文章。澳門的一切問題首先要看通譯的能力和忠誠。從全局來看，上司對他們充滿了信賴，但有幾個人被對洋人深惡痛絶的中國官吏投入了廣東監獄，嚴刑拷問，處以死刑。
因為尚未見到説明當時的參議會是否雇用了日語通譯的有關文獻，所以對這一情況還不清楚。如果追溯到1614年(日本慶長十九年)，在日本有若干能流暢地説日語的耶穌會傳教士，最有名的是神父邱兹。在耶穌會士被驅逐以後仍有許多葡萄牙人留在長崎和日本婦女結婚，流利地用日語説話，到1636 年(日本寬永十三年)被驅逐時，他們也許會因“代官”、“奉行”的應急要求而在長崎做正式通譯，在他們當中也有叛教的基督徒，他們能流利地説葡萄牙語和閲讀寫文章，他們在葡文害中有的用原來的基督教稱謂和翻譯語言，其中最知名的是安東尼奧·卡爾威里奧。在1647年(日本正保四年)，他作為遣日使節并無成果，在長崎時擔任了首席通譯。
(2)危機重重的時代(1640-1670年)
這一節的輪廓不如前一部分那樣明確。在各個時期中，澳門的歷史常因突起的危機而中斷。1640-1670年可以説是危機最多的時期，因為這一時期內各種重大危機相繼爆發、相互交迭。1639-1644年(日本寬永十六-十七年)丟失了同日本的貿易。1642-1644年，澳門不再對西班牙國王菲力普忠誠，一度失去了利益攸關的馬尼拉貿易，與馬尼拉絶交。荷蘭人持續不斷地騷擾澳門的海上貿易，加上滿人征服中國後南部諸省的明王朝支持者掀起了抵抗運動，又使澳門對廣東的貿易陷入了嚴重的混亂之中。1646年(日本正保三年，明紹武元年亦即清順治三年)和1651年(日本慶安四年，明永歷五年亦即清順治八年)對澳門的瘋狂掠奪自不必説，更嚴重的是1662年(日本寬文二年，清康熙元年)清政府頒布了沿海地區疏散令，這是對臺灣和福建地區鄭成功的追隨者所采取的防範措施，這一命令持續了5年之久。在這一時期內，海上貿易處於癱瘓狀態，數千名沿海居民被迫背井離鄉，餓斃身亡，澳門也同樣瀕於千鈞一發的危機之中。最後還有一個重大事件是16641666年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受到冷遇，澳門也因此再次被卷進歷史上危難時期，失去了最有影響力的庇護者，難怪有人認為澳門是奇跡般地自我生存下來的。
在外部危機四起的同時，內部也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敵對的黨派之間的斗爭由於武裝衝突而日益激化。17世紀澳門的社會騷亂猶如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特别是17世紀40年代的教會與當局之間、社會與當局之間的危機都發展到了空前絶後的階段。教會和當局為了爭奪統轄權而分裂，導致了當地的多明我會修道院遭到了因耶穌會煽動炮兵而引起的威脅性炮擊，但未造成致命的傷亡，而市參議會和總司令官頓·戴奧·孔蒂尼奥的爭論卻導致後者於1646年遭到市民和得不到軍餉的士兵們的襲擊，孔蒂尼奧在其私邸被殺害。
1642年(日本寬永十九年、明崇禎十五年亦即清天聰七年)當勃拉艮薩公爵繼承葡萄牙王位登上約翰四世寶座的消息傳到澳門時，可以説是在警笛聲和動盪衝擊的噪聲中奏出的一曲快樂的和平變奏曲。盡管當時的澳門失去了同日本、馬尼拉的貿易，貧民階層陷於極端的貧苦之中，可市民們還是按計劃為新國王的登基舉行了為期幾周的慶祝活動，特别是中國基督徒街區和日本基督徒街區在這次慶祝活動中起了顯著的作用。日本人街區自7月7日晚間到翌日清晨舉行了火把游行活動，他們身着本國民族服裝，彈起弓弦和其他樂器，“手持扇子，肋下掛戰刀，踏着優美的舞步”。在日本人街區舉行慶祝活動的前幾天，來自廣場教區的中國基督徒(無一當地的葡萄牙血統)一個團，在軍官和下級士官的指揮下舉行了閲兵式，據説“還用自己的武器進行了操練，這精湛的操練彈無虚發，就是一隻麻雀也逃不過他們的子彈”。情緒最高漲、意義最深遠的不是在被放逐的日本人街區而是在中國人街區。
然而，遺憾的是葡萄牙的王政复古的消息所帶來的統一感和幸福感并未持續很久，僅一二個月之後，舊日的敵對、嫉妒關係重又出現，盡管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的忠誠。但是就在當年或者第二年當地的中國基督徒和市民們向新國王提交了措詞強烈的抗議書，這份抗議書直到1644年才由里斯本的國王和海外領土評議會的顧問們進行了討論。
“在澳門的中國基督徒市民共同申明:衆所周知，我們永棄了中國的法律和政治，服從了葡萄牙的法律法制，一如既往地為陛下的忠實僕人。從這座城市產生的那一天起，我們就成了這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了，因此我們有責任參加這一活動和有義務來維持慈善機構和醫院。隨着葡萄牙人人數的增加，他們不僅要將我們(按:指輔助通譯和中國基督徒)排除出去，而且還在許多方面困擾我們，甚至還剥奪了我們養家勞動的自由，使我們陷入現在這樣低下的地位。他們禁止我們的航海和對外投資，禁止我們去廣東出席貿易展覽會，而戰事一起便強迫我們去充當炮灰。為了生活，我們終日疲於奔命，哪裏還有時間?他們還不許我們穿外套來遮掩平素貧苦，也不履行應當歸還給我們的債務。歐洲人是強悍的，法律在他們面前也顯得難以生效了。我們被迫違反有關財產分配遺書，利用死者的資本進行貿易航海。在語言上和態度上，他們對我們進行人身侮辱，更有甚者，他們還在異教的中國人中惡意中傷我們，對待那些中國人異教徒的言辭和態度要比基督徒好得多，這對我們的宗教事業是很有影響的，而異教徒決不會放棄自己的做法，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恩惠。我們知道，陛下在葡萄牙人應遵守的《准則》中命令他們對改宗事業應予以保護和優待，而上述措施是違背了陛下對總督和列位高宦的命令和指示，我們懇請陛下……”
下面就是他們所希望得到的權力:
1允許我們象原來那樣以耶穌會士的身份加入兄弟會。
2允許我們和葡萄牙人、歐亞混血人在同樣的地方進行貿易活動。
3我們的警戒、駐守義務祇限於戰時。
4允許我們穿外套。
5給予我們法律救濟和完全的財產權，我們遺孤的錢禁止他人使用。
6在印度、錫蘭(斯里蘭卡)及其他被允許的捕魚區的漁港居住時，應與當地土著的基督教徒一樣享受同等的特權。
里斯本的海外領土評議會和國王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向駐亞洲的總督下達了指令，命令按居住澳門的中國基督徒的要求予以救濟。但是一個世紀以後，澳門的中國基督徒反映，作為統治者的歐洲出身的葡萄牙人對他們采取的社會上、經濟上、法律上的差别待遇并無改觀。
對他們來説，對日本的貿易已完全關閉，與馬尼拉的貿易也曾一度關閉。不過，澳門的企業家(市民)曾積極試圖開發同東帝汶、望加錫、印度支那、暹羅的貿易，以取代與日本、馬尼拉的貿易。在他們當中有個叫鄭芝龍的官員，曾經巧妙地利用了一些機會穿梭在明、清海盜和沿海警備隊之間，他曾向日本運送了一些絹絲織品。由於對日貿易的關閉，給遠東地區的金銀比價帶來了平衡的局面，這同日本的金銀比價中金相對喪失優勢時期是一致的。他們還通過望加錫與馬尼拉間接貿易。同荷蘭人一樣，他們在長崎的嚴格控制下通過中國商人轉手買賣日本的銀和其他商品。由於明、清以來的長期爭斗，給中國市場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導致大量的難民不斷地湧入澳門。1644年11月，參議會向國王約翰四世呈奏信函，敦促國王無論花多大代價都要和荷蘭人講和，否則，澳門連同將發展起來的四萬人口在二三年內全部崩潰，落入荷蘭人的手中。結果，澳門總算從這一危在旦夕的境遇中擺脱出來了。用長遠的眼光來看，是東帝汶的檀香貿易挽救了澳門，因為那時中國正非常需要檀香。當時，葡萄牙人在東帝汶還没有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而且還被荷蘭人從梭羅苦心營造了16年之久的堡壘中驅逐出來。葡萄牙人的檀香貿易基地是在弗洛勒斯諸島的東端拉蘭圖卡，一般是從澳門出發經望加錫作中途停留。我這裏没有能夠説明這一貿易盛衰的准確數據。不過在1635年博卡洛的報告書和1658年耶穌會士菲拉奧的果阿-澳門的長篇航海記事中可以看出其利潤是相當可觀的。根據菲拉奧的記述，有一位老年的多明我會傳教士為自己得到了40，000帕拉多而洋洋自得。“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檀香貿易是利潤很高的買賣，是一本萬利”。一位耶穌會士曾這樣説過。
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還與越南人進行貿易，當時的越南也同今天一樣，被分成兩個敵對國家，東京以北即廣南由蠶食柬埔寨的阮氏統治。1620-1672年南北越進行了毫無意義的拉鋸戰爭，這場戰爭影響了越南的海外貿易。鄭、阮二氏以外國貿易商為敵，他們不希望同葡萄牙人、中國人、荷蘭人和美國人進行貿易，但是他們都渴望得到外國的大炮，也希望利用征税來向外國人謀取一些利益。早在16世紀葡萄牙人就曾到印度支那諸港，而澳門貿易的隆盛可以説是興於1615-1617年耶穌會教團設立時起，終於1640年喪失日本貿易以後。
有關這一地區與日本的貿易在岩生成一教授所寫的書中已經談到，書中還展示了當地的日本基督徒街區和澳門來的葡萄牙貿易商、傳教士之間的協作(時而是競爭)的關係。正如教授所述，印度支那耶穌會區從1611年(日本慶長十六年)以後就成為耶穌會日本教區的一部分了，這一名稱在當地一直保持到1772年(日本永安二年)耶穌會受到彈劾時。澳門的貿易商停靠最多的地方是峴港附近的會安，它位於南部首都順化的南面，那裏有一個日本基督徒活躍的城鎮，它維持着澳門、馬尼拉、巴達維亞之間的接觸，是這三個敵對的海上中轉港之間進行海上貿易的橋梁。印第安那大學的里利圖書館收藏了一些定居會安的日本基督徒用羅馬字和日本字署名的原文，早在1651年(日本慶安四年)，這些文書就為1622年(日本元和八年)8月19日在長崎殉的奧古斯丁會修道士斯尼卡的遺物的真實性提供了證據。岩生教授還談到東京、柬埔寨、暹羅的日本人街，這裏我引用自1651年開始進行私下訪問這些地方的英國商人勃朗於1664年(日本寬文四年)所寫的贊譽日本人的贊詞:“日本人是這些地方品德最高尚的商人，不欺騙人，交易上嚴守信用，是誠實可靠的朋友，而且他們對度量衡是毫不含糊的”。
如前所述，鄭、阮二氏在長期的內戰中渴望得到歐洲制造的大炮，在這裏我談一談在果阿和澳門的博卡魯以及越南、柬埔寨的達·克羅兹這兩個葡萄牙鑄炮家族的情況。博卡魯在澳門經營鑄炮廠，鑄造青銅和鐵制的大炮，在1627-1680年的經營期間，由中國工人生產。據1655-1657年訪問中國的荷蘭旅行家約翰·紐霍夫和其他同一時代的大量資料證明，這些大炮在東洋一帶的需要量非常大。對於克羅兹家族的鑄炮廠我就不甚了解了，他們最初在澳門，後來活躍在印度支那。阮、鄭二氏，一個炮術精良，一個擁有龐大的兵力，兩者長期抗衡。南越的阮氏為了弄到澳門的大炮和炮手，對根本敵對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的存在多少采取了默認態度，一旦炮手遲遲不達，阮氏便給傳教士們施加壓力，還以驅逐相威脅，而盼望已久的大炮和炮手一到便放松迫害。在澳門和果阿的博卡魯鑄造工廠還為亞洲和葡萄牙殖民地生產教會用的大鐘，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亞諸島上仍然可見到這些大鐘。
負有盛名的澳門大炮多數是由日本產的青銅鑄造的，葡萄牙人初到印度時，該地為古拉特和德里的鑄幣生產提供大量的銅，當時進口匈牙利和瑞典產的銅，除了贏利外他們還在果阿生產鑄幣和一些商品，其大部分是供明朝和清朝使用，或者制成銅錢輸出到東南亞。由於中國產銅供不應求，所以自1550年(日本天文十九年)起日本就成了銅的生產國和輸出國了，這主要是改良了采掘技術和開發了新礦山的結果。銅的生產不僅僅是為了滿足通貨上的需要，而且還是為了發展果阿和澳門、印度等地的大炮鑄造業而提供原料。1545(日本天文十四年)-1611年(日本慶長十六年)間，果阿的銅價上漲了三倍。葡萄牙人覺得往澳門進口日本產銅比里斯本運來的銅要便宜得多。當時里斯本的銅奇缺，甚至滿足不了里斯本地區的鑄幣生產，而把日本產銅運往歐洲對葡萄牙人(後為荷蘭人)來説是極為有利的。此後日本產銅不僅同匈牙利、瑞典甚至還有西屬美洲領地的產銅競爭起來。17世紀初，那時的情況就和100年前的情況截然相反了，即使到了長崎-澳門貿易中斷時，葡萄牙人、荷蘭人仍不斷地從中國人手中購進日本產銅用於鑄造大炮。
在伊比利亞半島兩個王朝合并的時代，澳門和馬尼拉之間的槍炮、軍火貿易活躍地發展起來了，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大多數是向澳門購買大型火炮且居住在馬尼拉進行船運事業的西班牙人，但是有時也會象1622年那樣，火炮貿易是澳門向馬尼拉購置大炮，使貿易產生逆轉。1580-1640年在澳門、馬尼拉貿易的全面的或部分的禁止(軍需品和船舶用品除外)時期，這種貿易仍然可以説是興旺的。直接貿易是在1642年葡萄牙發生叛亂的消息傳到遠東時才停止，然而如前所述的貿易關係經望加錫依然繼續存在着。對於希望得到西屬美洲產銅的澳門來説，所需品的大部分由廣東、廈門、漳州而來，這對馬尼拉來説倒是更為有利。1646年果阿的總督在對澳門的總司令官的一次機密談話中説，如果西班牙人同意，是否可以答應恢复和馬尼拉的貿易。正式的貿易是在1668年里斯本條約簽訂，西班牙不得不承認葡萄牙的獨立以後才恢复的，而澳馬貿易經過1580-1640年這樣八十年間的關閉，其間斷斷續續所達到的貿易額和重要程度是後來所不及的。
澳門面臨的最嚴重的危機是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強行疏散時期。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奪回了臺灣以後，北京的滿清政府對鄭成功采取了海上孤立，用前所未有手段來防止沿海諸省人民對鄭成功進行援助和協從。北京政府接受了鄭成功手下的一名叛將吳荒的勸告，於1662年5月制定了一項敕令，命令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居民向內陸遷居20-50公里，其目的是防止為鄭成功的襲擊隊提供糧食和軍事情報。不難想象，這比在1662年6月鄭成功死後跟隨鄭的兒子在廈門、臺灣一帶的游擊隊帶來的社會上和經濟上的破壞更大。
在這一敕令中，有一些是對澳門例外的項目，這是由於居民大多數是定居在這裏已數代的外國人。但是同時發布的禁止任何海外貿易的禁令是對包括在澳門生長的外國人在內的所有市民的，一些非基督徒的外國人當即就離去了。如果按敕令字面上的意思來實行的話，以神的名字命名的澳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了，因為葡萄牙人如果没有他們在果阿、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的海上貿易中所得到的利潤，就不能支付中國的香山縣的人們所提供的糧食和日用品所需的費用。通過賄賂廣東當局和運送船隻武器幫助當局鎮壓不服從敕令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叛亂軍隊，澳門的議事會避免了嚴格的檢查。但是中國的沿海警備艦嚴格地封鎖了這一港口達3年之久，企圖突破這一封鎖的果阿、望加錫所派出的船隻大都在中途被捕獲，祇有1-2隻幸運的船隻也僅能在附近的無人島上夜間偷偷地裝卸貨物，這些船隻所帶來的貨物也被秘密地斷斷續續地流入澳門。1667年(日本寬文七年，清康熙六年)正式解除了封鎖，但是至1669年即對耶穌會士持有好感的年少的康熙皇帝掌握了社稷以後，耶穌會士才得以進京，當時尚未完全擺脱困境。1667年以後，康熙皇帝允許在廣東等待時機的從果阿來的葡萄牙使節團進京。這樣，澳門猶如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外交官塔列朗一樣幸存下來了。
(3)澳門的繼續存在和“日本之夢”(1670-1700年)
17世紀的最後30年對於澳門居民來説并不是風平浪靜的時期，然而早在50年前就出現了升平的跡象，其原因有以下3點:
第一，在京的耶穌會士即葡萄牙人高得在這一時期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寵遇。於1669年定稿，1671年用拉丁文、漢文在廣東印刷出版的題為《無辜的勝利》，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對耶穌會基督教的寬容敕令。
第二，漫長的荷蘭戰爭終於結束了，澳門商人不僅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自由地同東帝汶進行貿易，而且還能定期地和巴達維亞往來。
第三，1668年葡萄牙在和西班牙恢复和平以後，正式地恢复了與馬尼拉的貿易和越南、暹羅的貿易。
在這種形勢下，商人和傳教士們重又燃起了去閉關自守的日本的希望，他們想在加里曼丹和馬辰開闢宗教(傳教)和商業(企業)的新領域，然而這一幻想是短命的，最終未能實現。
1667-1669年，年少的康熙皇帝同意讓薩登哈使團進人廣東和北京，其收獲是使團中澳門去的澳門人法利亞任首席，從東非帶去了一頭雄獅和一頭母獅作為貢物，這人是使團中最温和的，曾擔任過薩登哈使團的秘書，他接替了死在歸途中的薩登哈的職務，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但是在兩頭獅子中，雄獅在途中死掉，祇有母獅無恙到達，到達時還產了兩仔。這件事在皇宮裏引起了很大興趣，象當年宦官提督鄭和時代，這些幸運的麒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一樣。
1678年皇帝在太和殿召見法利亞，贈給法利亞和葡萄牙國王許多禮品。使團的出訪使澳門的情況大大改善，這與1680 年皇帝賜藩王尚之信自刎大概也有關係。尚之信犯有許多其他罪行，但主要是從澳門侵吞了許多珍寶。他的死還有一些不解之處，中國的書面記載和當時的廣東傳教士的信件記載説法不一。澳門檔案館中收藏的方濟各會修士約瑟夫·特·伊穌·瑪利亞寫的《亞細亞、中國和日本》的文章中概要地説明了這件事，但他所查閲的參事會記錄由於保存不當現在已有很多無案可查了。根據記載，他錯誤地將王族尚之信誤認為廣東總督。這個王族從澳門掠奪巨額金錢，以滿足他的需要的平衡，主張將教會的白銀全部禁止輸出。皇帝知道後就命令他退還所有侵吞的全部財產，并在退還財產之後予以處刑或賜予自刎。據廣東的傳教士所述，“藩王尚之信兄弟3人和其親屬225人全部被滿人軍隊所殺”。
關於這一悲慘事件的真實性姑且不論，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雖不甚安定，不過至少顯示出了繁榮的跡象。1678-1683年(日本廷寶三年一天和三年，清康熙十七年一二十二年)臺灣收复後，中國沿海處於軍法管制之下，禁止外出航海，澳門在這場封鎖中屬例外。澳門與荷蘭人進行競爭，象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前一樣，荷蘭人每年都往浪白澳島嶼派船進行秘密交易。1683年中國解除了貿易航海令之後又設立了四個接納外國貿易的海關，其中一個很快就在澳門展開了工作，這一“短期經營”標志着官辦壟斷時代的結束。1700年(日本元禄十三年，清康熙三十九年)隨着英法商人定居廣東，澳門也就結束了歷史上動盪的一頁。
澳門的商人、傳教士始終未放棄再度去日本的希望，1685 年(日本貞享二年)他們認為時機已到，一艘日本漁船受到了颶風的襲擊，漂泊到了澳門附近的一個島嶼上，戰勝了饑餓的幸存者來到了澳門。曾經興旺過的澳門日本基督徒區這時祇剩下一位老太太，她幾乎忘記了日語。漁民們受到了參議會和耶穌會士的保護，後者租了一條小船帶去一封説明原因的給長崎的“奉行”、“代官”的信件，漁民的引渡未遇到什麼麻煩。不久他們得到的答复是:葡萄牙船隻不得用任何借口強行渡海赴日。
這一嚴厲的拒絶對幻想借助於這一天機來打破鎖國東渡日本的傳教士來説無疑是個痛苦的打擊。然而盡管這樣，直到1773年耶穌會解散時止，耶穌會士們打入日本的幻想都没有破滅，這是不足為奇的。自在日本創立該會的方濟各·沙勿畧時代以來，日本的傳教就猶如“掌上明珠”一般，這個人與耶穌會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那時起傳教士們就渴望常去日本傳教，因為去日本傳教會收到立竿見影的反應和結果。這一事實已在全世界得到普遍的承認，甚至那些對葡萄牙人方濟各會會士耶洛寧特·伊穌這類耶穌會士限制其傳教活動并批判他們的方濟各會的修士也認識到這一點。1594年(日本文禄四年)他在給一位從日本到馬尼拉的同行的信中寫道:“耶穌會的神父在當地被人作為最有教養的聖人般人物受到擁戴。因此他們將布道事業視為最珍貴和最熱愛的。”
他們確實是這樣做的，但大多數的耶穌會神父憑着一些表面現象，自以為是地提出一些毫無根據的主張。他們最後不得不放棄再度去日本的奢望也許可以用這一原因解釋。1639-1640年(日本寬永十六-十七年)在最後一次“鎖國”之前到達澳門的西班牙耶穌會士，由於方濟各·沙勿畧的妙手回春，他曾死而复活，之後他立志“為了使日本天皇改宗而不惜以身殉教”。他的主張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683年他到澳門後要求給他一艘船讓他到長崎，當這一要求無法實現後，他決心要求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實現這一目的。他穿上前耶穌會士馬爾塞洛·馬思托里利(1637年10月17日在長崎殉教)的道衣，他説“這件道衣具有魔力，穿上它能履萬頃波濤如平地”。參議會會員對這一愚蠢的行為予以干涉，可他卻説:“即使你們把我的腸子從嘴裏拉出來，我也要去實現我的目標。”有的同行認為他瘋了，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极端認真的人。在這一類人中有位長者，耶穌會的巡視師李瑪諾“已年過80，過去他也曾是個有識和堪為師表的人物”。在無知的居民中，他擁有許多崇拜者，這些人把他看作聖人，在他歇斯底裏地説教時常常誘來暴徒。1639年底參議會要用船把他送回果阿，而他卻乘船去孟加拉，途中經過了馬六甲、柬埔寨、老撾，經歷了種種冒險和災難，後來他被耶穌會驅逐了。在此之前(1642年3月31日)他曾取消了荒唐要求，對此并未作過多的説明，但後來他又撤回他的取消，拒不承認耶穌會對他的驅逐(這次驅逐已是第三次)。他仍然穿着耶穌會道服，以商人的身份活躍在望加錫和孟加拉，1647年終於被果阿的宗教裁判所的偵採逮捕。這也許是個很特别的事例。無獨有偶，在地球的另一側，也有一個與此相似的事例:一出生在孟加拉·希娜·波普萊娜的少女，1619年作為奴隸被販到墨西哥(經馬尼拉)，1688年死在普埃布拉。她死時已是一位很有聲望的人了，她是以幻想和預言而出名的。一位耶穌會員，神父阿倫索·拉莫斯在她死後出版了她的預言幻想集。在那篇幻想集中最能引人們關注的是她曾多次以一個歐洲傳教士的身份去中國和日本，狂熱地向人們進行基督教説教，她預言“日本將通過和世界上最大的國王——西班牙同盟”很快地改宗。這本書被墨西哥宗教裁判所以“無益的、荒誕的幻想和暗示”為由定為禁書，因此這本書目前已成為珍本。令人惊奇的是這位婦女為麽什能在出身卑微的下層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層人士中都如此廣泛地得到傾心的崇拜者呢?在後一類人中還包括一名有名的大主教唐·璜·巴拉富克和總督卡爾伯伯爵以及普埃布拉有名望的主教、神學家。
更確切地説，再進人日本的希望鼓舞着去中國的傳教士們，他們去中國是作為去鄰國日本的跳板，他們中間有幾個人在財政和其他方面得到了虔誠的葡萄牙婦女阿培洛·阿爾古斯和瑪開達公爵夫人(1630-1715年)的贊助，阿培洛與西班牙的阿爾古斯公爵結婚，但是1678年按法律又與他分居。她被譽為“布道之母”，她得到包括加利福尼亞的吉諾和北京的南懐仁在內的世界傳教士們慷慨相助。1597年(日本慶長二年)她對援助追隨去長崎殉教的人，尤其是對想去日本傳教的傳教士們，特别感興趣。在這些人中間有比利時的數學家安東尼·托馬斯，他於1681-1686年接受了葡屬印度總督阿爾威爾的援助。另一位被保護者，阿拉貢人耶穌會士雷蒙德·阿爾霍為了掩蓋自己懂日語決定裝成一名又聾又啞的乞丐去日本。
這些計劃没有一個是發展成熟的。但是，從公爵夫人的書信集來看，這些計劃都經過了深思熟慮。葡萄牙人每次進人日本的計劃和“幕府”的畏懼并非是無稽之談。這種幻想一直持續到耶穌會解散，甚至連耶穌會士宋君榮、主教哥特弗里·薩維埃·雷姆别克霍芬那樣的深孚衆望的傳教士對此也是想入非非。
“鎖國之門”没有打開，澳門商人和傳教士祇好去尋找其他潛在的市場和布道地。當時比較理想的一個是南加里曼丹的馬辰，以前澳門人和中國、荷蘭等國家的人曾去過那兒做過短期的胡椒貿易。1692年，當地的酋長肅清了在那裏的商館，據説“有一艘自馬尼拉赴馬辰的西班牙人的船”也參加了這一共同的行動。澳門的商人，除去他們所卸下的貨物以外，還喪失了47名白種人和有色人種。在和暹羅王接觸時澳門人就比較幸運了。1662-1667年滿人封鎖最嚴的時期，暹羅王還給他們借款并答應他們在60年內分批地還清。他們没有卷進1688 年的大城宮廷革命，康斯坦丁、富爾空就死於這次事件中，法國人也被趕出暹羅，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大城的澳門人的地位比起法國人和荷蘭人來説更無足輕重。
17世紀最後的十年是葡萄牙的保護權，即支持國王在亞洲羅馬天主教會保護權的人們，與葡屬地以外不承認這一保護權的法、西、意的傳教士之間的斗爭進一步激化的時期，澳門對此態度曖昧，因為中國人希望并早已在這裏實施管轄權。關於保護權的斗爭我不想作更复雜的説明，我想談的是在不同的時代裏澳門人頑強的恢复能力。經過1639-1640年失去同日本貿易，1662-1669年滿人的封建和相繼而來的危機、悲慘事件，澳門頑強地生存下來了。他們的恢复主要是因為有堅定不移的宗教信仰，這一點在1656年(日本明歷二年、明永歷十年亦即清順治十三年)這一地區最危急的時刻耶穌會神父安文思從北京給澳門總司令官和參事會的信件中可反映出來，他寫到:“不同種族的善男信女和衆多的修道士每天進行彌撒和領聖體儀式，這樣一座對上帝無比虔誠的城市，上帝怎會忘記呢?除這座以神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之外其他地方有多少宗教避難所呢?上帝不會忘記自己的諾言，在艱難時期一定會百倍地賜福予民”。
這并不僅僅是贊頌的辭語，去日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的傳教士們都要在澳門逗留，直到辦妥所去國别的入境手續，他們可以在澳門作短期或長期避難，澳門已形成了葡萄牙傳教士在遠東的集結地、中轉港和根據地。17世紀末-18世紀，從卡斯提爾的保護權(Patronato，西班牙國王的宣教保護權)和羅馬宣教神學院等處出來的人們所受到的限制逐漸緩和了。在邦拜爾對葡萄牙耶穌會鎮壓之前，澳門作為中國和日本耶穌會管區的基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國籍的耶穌會士可在這裡相會，這樣，聖約瑟住宿處成了學校。這里還對教士們進行學習中國話的訓練。
基督教的上帝在澳門有大批的善男信女，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商業之神的作用，諸如中國的生絲、黄金、瓷器，日本的銀、銅、漆器，印度尼西亞的沉香、暹羅的獸皮、蘇木之類的東方商品，產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區，而澳門成了這些商品貿易的中轉港，宗教和商業不可避免地就結合到了一起。正如耶穌會神父安東尼奥·威拉在他所著的《未來史》(História do Futuro)中所寫的那樣:“如果没有去東西印度尋寶的商人，那麽有誰能把探寶的傳教士帶到那裏去呢?傳教士帶來了福音，商人帶來了傳道者”。在中國找不出第二座像澳門那樣用中國的媽閣神命名的城市。
黃鴻釗 陸亞玲譯自《東方學》第46輯第1-37頁
(原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5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