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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

[香港] 全漢昇

　　全漢昇，廣東順德縣人，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後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潛心研究中國經濟史。1949年後，先後任教於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現任新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並爲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學嚴謹，務實求真。半世記來著述甚豐，有《中國經濟史論叢》(1972年)、《中國經濟史研究》(1976年)、《中國行會制度史》(1934年)、《漢冶萍公司史略》(1972 年)等專著和《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等長篇學術論文數十篇。

(一)

　　當十五世紀末葉歐人向海外拓殖的時侯，葡萄牙人首先沿非洲西岸探險，繞航好望角，渡過印度洋，於明弘治十一年(1498)到達印度西岸。到了正德五年(1510)，他們攻佔印度西岸的果亞(Goa)；翌年，佔領馬來半島西岸的滿剌加(Malacca，又作馬六甲)；再過五年，便派船試航中國。此後經過長期的經營，到了十六世紀中葉，因為曾經幫助中國平定海盜，再加上賄賂，葡人便借口舟觸風濤，須曝曬水漬貢物及存貯運來貨物，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得到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的批准，歲納地租五百餘兩，在澳門築屋居住，以便從事貿易。^①
　　澳門又名壕鏡、濠鏡、蠔鏡澳、香山澳(一作

)、或亞媽港(Amacon)，位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治南的海濱。葡人在那裏取得根據地後，市區擴展，人口增加，貿易發展得很快。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廣東御史龐尚鵬報告説:“近數年來，夷人[指葡萄牙人]始人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殆萬人矣。”又説:“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麥至蠔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環大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其通事多漳[州]、泉[州]、寧[波]、紹[興]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效番衣服、聲音[《天下郡國利病書》作:服番衣，效番音]。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②
　　當澳門貿易開始發展的時候，葡萄牙人在那裏不獨擴建房屋，而且加強軍事設備。他們在澳門“私創茅屋營房”，^③“增繕週垣，加以銃臺，隱然敵國。”^④他們又包庇閩、廣亡命無賴之徒，私運糧米、軍器、火藥，販賣人口。不特如此，明帝國沿海地區常常遭受倭寇的侵擾，葡人卻私自容許日本人在澳門居住。^⑤葡人這些舉動，自然要引起中國朝野人士的猜疑和憂慮，認為是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例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龐尚鵬説:“今……夷衆[指澳門葡人]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芒(《天下郡國利病書》作鋩)耀日，火砲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若一旦……擁衆人據香山，……鼓嗓直趨會城[廣州]，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為之慮耶?”又説葡人“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雖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豈忍為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覩未萌，況已著乎?”^⑥又嘉靖(1522-66)、隆慶(1567-1572)間，吳桂芳説:“香山縣濠鏡澳互市番夷，近日聚落日繁，驚横日甚，切近羊城，姦宄叵測，尤為廣人久蓄腹心深痼之疾。”^⑦又説葡人“非我族類，不下萬人，據澳為家，已踰二十載。雖有互市之羈縻，而識者憂其為廣城肘腋之隱禍久矣。”^⑧其後到了萬曆三十一年(1603)左右，徐學聚説:“香山[澳]初議止[佛郎機]一種，許其弔海而市，漸不可收拾，為粵隱憂。”^⑨到了萬曆四十一年(1613)，刑科給事中郭尚賓上疏説:“題為粵地可憂，防澳……孔亟，懇乞聖明……固東南疆圉事。臣惟……廣東濠鏡澳夷，竊據香山境內，……則腹心之疾也。……夷人踞澳為己有，……則盤固之寇也。”^⑩次年，即萬曆四十二年(1614)，廣東總督張嗚岡説:“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¹¹⁾又萬曆四十六年(1618)，廣東總督許弘綱、巡按御史王命璿奏:“澳夷佛郎機……列屋築臺，增置火器，種落已至萬餘，積穀可支戰守。而更蓄倭奴為牙爪，收亡命為腹心。該澳去會[原作渭，誤]城咫尺，依山環海，獨開一面為島門。脱有奸雄竄入其中，一呼四應，誠為可慮。”⁽¹²⁾
　　葡人的佔據澳門，在中國若干人士看來，既然是一種隱憂，因此他們分别提出種種應付的方策。在嘉靖(1522-66)末期，有人建議在澳門附近用巨石填海，來防阻葡人的入侵，但卻因費用太大而作罷。又有人打算秘密前往放火，把整個澳門燒掉，可是卻為葡人察覺而失敗。⁽¹³⁾其後到了萬曆三十五年(1607)，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更主張用武力“盡逐香山

夷，仍歸濠鏡故地。”可是，對於他這種主張，“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¹⁴⁾
　　明朝政府為什麽不採取強硬政策來收回澳門，而讓葡人長期佔領?原因可能有種種的不同，但葡人在澳門，以中國大陸為腹地，與亞洲其他地區進行貿易，對中國經濟有利，⁽¹⁵⁾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明代(1368-1644)中葉後的中國，在一六○○年左右，約有一億五千萬人口，⁽¹⁶⁾是當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因為人口衆多，消費力大，在國際貿易中中國這個市場自然不容忽視。在另外一方面，中國出產豐富的物品，如生絲、綢緞及其他工業品，其他國家又需求甚殷。澳門位於華南沿海珠江出口處，交通便利，再加上葡人航海事業的發達，他們正好利用它作媒介來擴展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間的貿易。因此，上引龐尚鵬的文章説他們在那裏“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
　　看見葡人因得到澳門這個優良貿易港而經商獲利的情況，比較晚纔到東方來的其他歐洲國家商人，非常妬羡。西班牙政府於一四九二年派遣哥倫布發見美洲新大陸，於一五六五年自美洲出發佔領菲律賓，其後於一五九八年派遣一艘快速艦在Pinhal(或ElPinal，一説位於澳門西北的香山唐家環，另一説位於香港島上)下碇，打算在那裏經營中國絲貨貿易。可是，在澳門的葡人，認為如果西班牙人在附近佔有貿易基地，澳門貿易便不免因競爭而大受威脅，故於一五九九年用武力把他們驅逐出境。⁽¹⁷⁾其後在一六一八年，一位西班牙傳教士，曾經很認真的建議，由西王(那時兼攝葡國王位)下令放棄澳門，把那裏的葡人強迫遣回葡屬印度。他説這樣便可令馬尼拉成為唯一與日本貿易的愛伯利安港(Iberian Port)，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便可大量賺取日本的銀子，而不必像當日那樣要自墨西哥運銀赴菲。⁽¹⁸⁾除西班牙人外，荷蘭人對於澳門在當日國際貿易中所具有的價值，更非常重視。一六一四年，在東方領導荷人拓殖的柯恩(J.P.Coen)，曾寫信給東印度公司各董事，建議進攻澳門。他指出，荷人如果攻佔澳門，不特能代替葡人成為日本市場的中國絲貨供應者，而且可以打垮在亞洲的葡萄牙帝國的主要支柱。不獨如此，澳門如果成為荷蘭屬地，荷人便可得到經營中國海外貿易的重要基地，從而可以直接接近“全世界所渴望得到的中國財富和物產”。⁽¹⁹⁾到了一六二二年，荷蘭艦隊果然大規模的向澳門進攻，但葡人以逸待勞，卻把荷人擊敗。⁽²⁰⁾其後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前後，荷人對澳門仍然非常重視，他們聲言，除巴達維亞(Batavia)及錫蘭(Ceylon)外，願意以在東方所有屬地來與葡人交換澳門。⁽²¹⁾
　　在歐洲國家中第一個直航東方的葡萄牙，在十六、七世紀間其商業綱遍於亞洲各地，故澳門為葡人佔領後，便自然而然的發展成為國際貿易中心，以廣大的中國作為腹地，而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當日澳門與之發生貿易關係的地區很多，其中最重要的為與果亞(印度)、長崎(日本)及馬尼拉(菲律賓)間的貿易，兹分述如下。

(二)

　　葡人航海東來，最先佔領印度西岸的果亞，然後再向其他地區拓展，同時以果亞為基地來經營歐、亞貿易。因此，他們到達澳門後，自然要發展澳門與果亞間的貿易，同時以果亞作媒介來與歐洲發生貿易關係。
　　當葡人在中國沿海活動的時候，他們中有一些人在一五四二年已經到達日本。⁽²²⁾以後經過長期的經營，自一五七○年起葡船經常開往長崎貿易。在果亞、長崎間航行的葡船，明人稱為“大番船”(GreatShip)，⁽²³⁾載重由六百噸至一千六百噸，但經常為一千二百噸至一千六百噸，⁽²⁴⁾是當日在印度洋與西太平洋間航行的最大的船隻。澳門處於這條航綫兩端之間，地居要衝，自然要成為理想的貿易中心。在另外一方面，澳門又接近中國大陸，葡船自然可以把中國貨物大量運往印度，其中有些更再轉運往葡國出售。
　　由澳門輸往果亞的中國貨物，以絲貨(生絲及絲織品)為最大宗。以蠶絲著稱的中國，產絲遍於全國各地，但其中以江蘇、浙江間的太湖區域尤為重要。江、浙出產的絲貨，有不少遠道南運，以廣州為集散中心。⁽²⁵⁾為着便於絲貨的大量交易，廣州每年夏冬兩季都舉行定期市，每次開市數星期，或長至數月。在冬季成交的絲貨，多輸出至印度、歐洲及菲律賓；在夏季成交的絲貨，多運往日本出賣。⁽²⁶⁾澳門和廣州距離很近，而葡人航海技術又很進步，自然在廣州收購大量絲貨，轉運出口，以便從中取利。其中由澳門運往果亞的生絲，在一五八○至一五九○年，每年約為三千餘擔；其後到了一六三五年，有人記載多至六千擔，不過這個數字顯然有些誇大。⁽²⁷⁾除生絲外，絲織品及其他中國貨物，也都由葡船自澳門運往果亞出賣，可是價值遠不如生絲那麽大。現在把一六○○年左右一艘葡船自澳門運往果亞的中國貨物名稱、數量及利潤，列表如下(見下頁)。
　　由此可知，明中葉後我國貨物的海外市場之所以擴充至印度、歐洲，和葡人在澳門的商業活動具有密切的關係。他們在這條航綫上經營的華貨出口貿易，如第一表所示，有些商品的利潤將近為投資的百分之一百，有些更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獲利可説非常之大。這些自澳門運抵果亞的中國貨物，有不少在印度消費，但其中如生絲，有一部份轉運往葡萄牙出賣，⁽²⁸⁾而樟腦更是全部運葡。當十六世紀自歐洲至東方的航路為葡人控制的時候，華絲的對歐輸出貿易自然由葡人長期獨佔。其後到了十七世紀，荷蘭人海上勢力興起，到東方來與之競爭，葡人的獨佔局面纔開始發生變動。⁽²⁹⁾

　　以上是葡船自澳門輸出中國貨物至果亞的情況。復次，由果亞東航的船，如上引林希元《與翁見愚别駕書》所説，載有胡椒、蘇木(作染料用)、象牙、蘇油、沈香、束香、檀香及乳香。⁽³⁰⁾這可説是十六世紀中葉左右的情形。在早期的中葡貿易中，胡椒和象牙都是輸入廣州的價值最大的商品；但當澳門、果亞間的貿易開展以後，銀便成為自果亞運往澳門的最重要的物品，取胡椒及象牙的地位而代之。⁽³¹⁾
　　自果亞運往澳門的銀子，原產於美洲的秘魯、墨西哥，是經由賽維拉(Seville，西班牙西南的港口)、里斯本(Lisbon)運往果亞的。⁽³²⁾在十六七世紀，西屬美洲的銀礦生產非常豐富，其中光是秘魯南部的波多西(Potosi)銀礦，於一五八一至一六○○年每年產量約佔世界產額(除日本外)百分之六十以上。這許多在美洲採煉的銀子，為西班牙人大量運回本國，結果西國內銀幣因供應激增而價值下跌，物價上漲，在十七世紀的頭十年內約為一百年前的三·四倍。因為西班牙物價遠較他國為高，銀的購買力遠較他國為小，他國的貨物便大量輸人西國來獲利，從而西國的銀子便因對外貿易入超而長期流出國外。⁽³³⁾葡國與西班牙為鄰，近水樓臺先得月，自然由西國輸入不少銀子。不特如此，美洲的西班牙人，因為要開發新大陸的天然資源，須向葡人大量購買非洲黑奴，故自美洲運回西國的銀子，有不少轉入葡人之手。⁽³⁴⁾
　　可是，流入葡國的銀子，事實上並不能長期停留國內，而由於歐、亞間貿易的發展，要大量流到東方來。葡人航海東來，他們發見銀在東方的購買力，遠較在歐洲為大。比方在一五九二年及其後若干年內，每兩黄金在廣州換銀五兩半至七兩，在果亞換銀九兩，但在西班牙卻換銀十二兩半至十四兩。⁽³⁵⁾有人計算，同樣數量的銀子，自葡國運至果亞，約昇值三分之一；如由葡經果亞再運往中國購貨，約昇值百分之七十以上。(36)因此，葡船自本國開往印度，為着要賺取鉅額的利潤，經常載運大量的銀子。⁽³⁷⁾
　　葡人把銀運到果亞後，多半由於貿易的關係而轉運往澳門去。曾於一五八五至一五九一年訪問東印度的一位英國遊歷家，説葡人自果亞運銀至澳門，每年約達二十萬葡元(約二十萬兩)，以便用來在廣州購買中國貨物，從中取利。⁽³⁸⁾到了一六○九年，一位曾經經營東亞貿易達二十五年之久的馬德里商人説，葡人自里斯本輸往果亞的銀子，都全部經由澳門流入中國去了。這句話可能有些誇大，但當日這些銀子的大部份都輸人中國，卻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³⁹⁾
　　葡人自佔據澳門後，由於經營與果亞間的貿易，當然獲利不小。在另外一方面，中國出產的貨物，尤其是生絲，因此而大量輸出，其中一部份更由果亞轉運往葡國出賣。因此，由於澳門、果亞間貿易的發展，中國貨物的海外市場，要較前擴大得多。
　　可是，到了十七世紀，隨着荷蘭海上勢力的興起，葡人便不再能獨佔自歐洲到東方來的航路。到了一六四一年，荷人攻佔滿剌加(馬六甲)，葡船航經馬六甲海峽，常受阻擾，此後澳門、果亞間的貿易遂告衰落了。⁽⁴⁰⁾

(三)

　　由果亞開抵澳門的葡船，在那裏裝上大批中國貨物，繼續向北航行，運往日本出售。葡船於十六世紀中葉前後，不斷試航日本，自一五七○年起經常開往長崎貿易。這時東亞的形勢，對葡人經營澳門、長崎間的貿易非常有利。中國沿海地區，在明代屢次遭受到倭寇(日本海盜)的侵擾，到了嘉靖(152266)年間，倭寇之禍尤其猛烈。為着要保持沿海地區的安全，明朝政府禁止本國人民與日本通商。可是，當日日本人對中國工商業品的需求很大，⁽⁴¹⁾當中、日貿易被禁止的時候，中國貨在日本市場上的售價往往激劇上漲，遠在中國國內市價之上。⁽⁴²⁾因此，閩、浙沿海有不少人經營走私貿易，把中國貨私運往日本出售，以獲取暴利。⁽⁴³⁾可是，這些秘密走私的人，既然違犯法律，便常常遭受政府的制裁，故風險很大。和這些走私者的情形不同，澳門的葡人，因為不受明朝政府有關中、日通商禁令的東縛，正好在澳門、長崎間進行大規模的貿易，以賺取鉅額的利潤。⁽⁴⁴⁾因此，明帝國因倭寇而對日本實施的經濟封鎖，由於葡人的佔據澳門而被突破。
　　十六世紀中葉後，澳門、長崎間貿易之所以發展，又由於當日中、日兩國白銀供求情況的不同。中國銀礦的儲藏，事實上並不豐富，礦砂含銀成份也不很高。到了明朝中葉左右，由於過去長期的開採，各地銀礦漸形耗竭，產量有減小的趨勢。⁽⁴⁵⁾可是，明代社會對於銀的需要，卻非常之大。明代的貨幣，本來以大明寶鈔為主。但寶鈔自洪武八年(1375)流通後，因為發行激增，價值越來越低跌，人民為着保護自己利益，免受損失起見，爭着用銀而拒絶用鈔。銀在市場上求過於供的結果，價值自然高漲。⁽⁴⁶⁾當中國的銀因供求失調而價值高漲的時候，鄰國日本卻有豐富銀礦的發現，從而銀產量增加，⁽⁴⁷⁾銀值遠不如中國那麽大。⁽⁴⁸⁾因此，在澳門、長崎間從事貿易的葡國商人，把日本出產的銀子大量運往澳門，用來購買輸日的中國貨物，便可獲得钜額的利潤；⁽⁴⁹⁾同時，日銀的輸入中國，又可緩和當日中國銀兩供求失調的狀況，對中國也很有利。
　　關於葡人自澳門把中國貨物販運往長崎的情況，當日中、葡雙方都有記載。例如萬曆二十二年(1594)許孚遠説:“日本長岐[崎]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每年至長岐買賣，裝載禁鉛、白絲、扣綫、紅木、金物等貨。”又説:“烏鉛乃大明所出，有廣東香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⁵⁰⁾不過，因為當日澳門、長崎間的航綫，主要由葡船來往運輸，故關於自澳門運往日本的中國貨物的種類、數量及價格，葡國方面的記載顯然要詳細得多。現在根據這方面的記載，撰成第二表。
　　根據第二表，我們可知，在十六、七世紀間，廣州市場上各種中國貨物的價格，和在日本的售價比較起來，差别非常之大。兩國間的貨價既然這樣懸殊，葡人自澳門運往長崎出售，當扣除運費、關税等項開支以後，自然可以獲利。不特如此，在當日因倭寇侵擾，而中、日間不能直接通商的情況下，葡人有機會充任兩國貿易的媒介，從而澳門成為日本市場上中國貨物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日本人消費的中國貨物，既然大部份都倚賴葡船運來供應，在日本的華貨輸入貿易中葡人便幾乎處於獨佔的地位，從而更可提高售價。因此，經營澳門、長崎貿易的葡人，把買賤賣貴的原則運用得非常成功:他們在價格最便宜的市場上收購貨物，而在價格最昂貴的市場上出售。⁽⁵¹⁾他們這樣經營的結果，經常獲得的利潤，高達等於投資的百分之一百。⁽⁵²⁾

　　由於鉅額利潤的吸引，澳門葡人自然努力擴展對日貿易。在十六、七世紀之交的若干年內，葡船每年運往長崎的中國貨物，約值銀一百萬兩以上；⁽⁵³⁾及一六三七年，增加至2，141，468.05兩；⁽⁵⁴⁾其後更超過三百萬兩。⁽⁵⁵⁾在輸入長崎的各種中國貨物中，生絲更是價值特别大的一種。兹根據有關記載，撰成第三表。

　　由此可知，在十六七世紀間的五十餘年內，葡船每年自澳門運往長崎的華絲，少時約為一千五六百擔，多時約達三千擔；自一六三六年後，數量卻顯著減小。除生絲以外，中國的絲織品，如綢、緞之類葡船也由澳門大量運日出售；當輸日生絲減小的時侯，綢緞等絲織品的輸日卻有增加的趨勢。⁽⁵⁶⁾例如在一六三八年，兩艘葡船運往長崎的生絲祇有230擔，但同時還載有綢、緞等絲織品2，100箱。⁽⁵⁷⁾
　　自一六三六年後葡船由澳門運日的華絲之所以減少，當日荷蘭商人的競爭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荷人航海東來，在時間上要比葡人為晚；但到了十七世紀，他們在東方海上勢力越來越大，到了一六二四年便佔據台灣。此後以台灣為貿易基地，收購華絲，運日出賣；到了一六三六年，當葡船每年運日的華絲銳減至250擔的時候，荷船輸日的華絲卻增加至1，421擔；⁽⁵⁸⁾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的末期，葡船每年祇運二三百擔赴日，荷船卻多至一千二三百擔。⁽⁵⁹⁾
　　以上是中國貨物自澳門出口至長崎的情況。復次，自長崎輸往澳門的貨物，就價值來説，以銀為最重要；因為當日日本銀產豐富，正好用來支付進口華貨價格，以滿足中國市場上對於銀的需要。關於澳門輸人銀的情形，萬曆(1573-1620)中葉左右周元暐説:“粵中惟廣州府各縣悉富庶。……廣屬香山[澳]為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⁶⁰⁾因為自長崎出口至澳門的白銀，主要由葡船載運，故葡萄牙方面的記載更為詳細。現在根據葡方資料，再加上當日其他外國人的記載，撰成第四表。
　　在十六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日本出產的白銀約有一半輸出國外，而輸出的大部份都由澳門葡人運走。⁽⁶¹⁾在這個時期內，自長崎運往澳門的銀子，如第四表所述，每年約為五六十萬兩。其後到了十七世紀，在最初三十餘年內，每年約為一百餘萬兩，有時更多至二三百萬兩。另據一個統計，自一五九九至一六三七年，三十八年間，葡船自長崎輸出銀58，000箱(每箱一千兩)，即58，000，000兩。⁽⁶²⁾這許多自日運往澳門的銀子，大部份都轉運人中國，用來購買輸日絲貨及其他商品。⁽⁶³⁾有人佔計，葡人每年在廣州購貨，約用銀一百萬兩，或一百萬兩以上。⁽⁶⁴⁾此外，當日澳門葡人日常生活的消費品，既然都來自中國，中國人自然有機會自葡人那裏賺取更多的銀子了。

　　可是，十六世紀中葉後盛極一時的長崎、澳門貿易，到了一六三九年日本政府卻加以禁止。原來葡人自到達日本後，他們一方面在那裏通商，另一方面又由耶穌會士(Jesuits)從事傳教工作。傳教的成績很好，但卻為信仰神道或佛教的日人所激烈反對。到了一六三七年，日本基督教徒發動叛變，葡籍耶穌會士亦牽涉在內。日本政府遂於一六三八年平定叛亂，於一六三九年驅逐葡人出境，禁止葡船到長崎貿易。⁽⁶⁵⁾

(四)

　　一六三九年日本政府禁止葡船開往長崎貿易，澳門經濟自然要蒙受打擊。幸而葡萄牙的商業網並不以澳門、日本一綫為限，當長崎貿易被阻的時候，葡人便積極發展澳門與菲律賓間的貿易，以謀補救。
　　自一四九二年(明弘治五年)哥倫布發見美洲新大陸後，經過長期的經營，西班牙的遠征隊，於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自墨西哥出發，佔領菲律賓。因為西班牙人以墨西哥為根據地來從事菲律賓的統治與殖民，西政府每年都派遣大帆船，來往於墨西哥阿卡普魯可(Acapulco)與菲律賓馬尼拉之間，以便加強連繫。大帆船自美洲出發，多輸出白銀，而由菲運美，則以中國絲貨為主。因此，自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後，中國商人(主要為福建商人)每年都以大量絲貨及其他商品運往馬尼拉，而在那裏賺取钜額銀子運回本國。⁽⁶⁶⁾這時中、菲間的貿易，雖然為中國商人所控制，但由於下列三個因素，澳門葡人仍有機會來經營獲利:
　　第一、當中、菲貿易發展，前往菲律賓經商謀生的華人大量增加後，統治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不免與華人發生衝突。例如萬曆三十一年(1603)，馬尼拉華僑暴動，有二萬餘人為西人所殺。其後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中、西雙方又復在菲衝突，各有傷亡，被殺華僑也超過二萬人。⁽⁶⁷⁾當衝突發生後，在短時期內赴菲貿易的華商當然鋭減，華貨的輸入也跟着減少。可是，由菲赴美的大帆船，仍要販運中國絲貨，故澳門葡人乘機把華絲運往馬尼拉出售，以從中取利。
　　第二、西、葡兩國在東方拓殖，雖然時有爭執，但由於共同利害關係，雙方又不得不互相合作。一五八○年，葡王室男嗣絶，西王腓力伯二世(FelipeⅡ)因婚姻關係，兼攝葡王位；自此至一六四○年，葡為西統治。荷蘭在東方的海上勢力，到了十七世紀越來越大，澳門及菲律賓時常感受威脅。為着要防禦強敵，西、葡兩國往往密切合作。⁽⁶⁸⁾在這種情勢之下，葡人自然有機會發展澳門、馬尼拉間的貿易了。
　　第三、上述荷蘭海上勢力興起後，因為與西班牙交戰，在東方有攻佔菲律賓的企圖。荷海軍採取阻擾中國商船赴菲的策略，他們認為，如果没有中國大量物資的供應，西班牙人便要被迫撤離菲島。⁽⁶⁹⁾及一六二四年，荷人佔據台灣，自福建開往馬尼拉的商船更常被騷擾。⁽⁷⁰⁾結果，在馬尼拉市場上，中國貨物供應鋭減，價格上漲，葡人正好乘機自澳門把華絲及其他貨物運往出售，從中獲利。⁽⁷¹⁾
　　由於上述三個因素，在明季數十年內，葡萄牙商船常常來往於澳門、馬尼拉間，從事貿易。在一六二○年，有十艘葡船開往馬尼拉。一六二六年，一艘開到那裏去的葡船，載運貨物價值在五十萬西元以上。到了一六三○年及以後，澳門對馬尼拉輸出總值，每年平均約為一百五十萬西元，⁽⁷²⁾或約為銀一百萬兩。在十六七世紀間，馬尼拉海關的税收，以中國貨物的人口税為主。這些運抵馬尼拉的貨物，有來自中國大陸(主要來自福建)的，有來自澳門的。現在把這些貨物的入口税，及它們在人口税總額中所佔的百分比，列表如下(見下頁)。
　　根據表中馬尼拉華貨人口税的記載，我們可以推知，在十六七世紀間，馬尼拉輸人的華貨，主要由中國大陸直接運往，由澳門轉運前往的華貨，所佔比例不大。但自一六一六至一六二○年間開始，自澳門輸入的華貨卻越來越多，到了一六四一至一六四二年間，更多過直接自中國大陸輸入的貨物。

　　這些輸入馬尼拉的華貨，無論是直接來自大陸，或是間接由澳門轉口運往，都以絲貨為主。⁽⁷³⁾當荷蘭海軍阻擾華船赴菲，馬尼拉市上絲貨因供應減少而價格上漲的時候，澳門葡人便乘機擴展華絲輸菲的貿易。這種貿易，到了一六四一至一六四二年，居然超過直接自大陸輸菲的貨物價值，這顯然是由於一六三九年菲島華人為西人屠殺後，赴菲華船鋭減所致。
　　隨着中國商人來貨的減少，馬尼拉的華絲人口貿易，便大部份操於葡萄牙人之手。⁽⁷⁴⁾葡人自澳門運絲至菲出售，乘機高擡價格，⁽⁷⁵⁾因此獲利很大。一位於一六三五年訪問澳門的英國人，説葡人自澳門開船前往馬尼拉貿易，航程雖然很短，往往來回一次便賺到百分之一百的利潤。⁽⁷⁶⁾因為利潤增大，他們每年自馬尼拉運走的銀幣，有過去中國商人運走的三倍那麽多。⁽⁷⁷⁾
　　澳、菲間貿易的利潤既然很大，不獨葡萄牙人要自澳門運絲赴菲出賣，就是西班牙人也要由菲往澳門收購。⁽⁷⁸⁾可是，因為利之所在，澳門葡人卻設法阻止西人親自到澳們或廣州購絲，以免因互相競爭搶購而購價上漲。⁽⁷⁹⁾由於同樣的理由，有些西班牙人自秘魯開船往澳門貿易，葡人也加以阻撓。⁽⁸⁰⁾
　　除澳、菲貿易外，葡人又有擴展計劃，他們打算以澳門作基地，派船往美洲貿易。早在一五九○年，一位曾任澳門總督的葡萄牙人，已經率領駕駛一艘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抵達墨西哥的港口阿卡普魯可。可是，當日西班牙政府卻禁止外國人與美洲西殖民地貿易，故船上所運貨物，以走私論，被没收，他本人被捕，押解回西班牙加以審訊，不久即死。⁽⁸¹⁾及一六三九年，澳門葡人不能再往日本貿易，又再要求准與墨西哥、秘魯通商，也没有成功。⁽⁸²⁾

(五)

　　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為葡萄牙人佔領後，澳門由一個小小的漁村一躍而變為國際貿易港，構成廣大的葡萄牙商業網的一個重要樞紐。當日葡人航海設備比較完善，而澳門因位於華南沿海珠江出口處，交通非常便利，故以中國大陸為腹地，而海外貿易發展起來。那時內地出產的貨物，有不少經由澳門出口，而澳門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費品，又完全倚賴內地供應，故靠近澳門的廣州，首先因受到影響而商業發達，財貨積聚。⁽⁸³⁾因為經濟富裕，廣東每年租税收入特别增大，約為他省的三、四倍。⁽⁸⁴⁾
　　明代中國的蠶絲生產，幾乎遍於全國各地，但以江蘇南部、浙江北部的太湖盆地為最重要產區，⁽⁸⁵⁾故由澳門轉運出口的絲貨有不少來自江、浙各地。換句話説，江、浙的產品，因有澳門居中作媒介而輸出越來越多。隨着絲貨海外市場的擴展，江、浙人民的就業與所得自然增加，從而經濟自然富裕起來。俗語説:“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明、清間蘇州、杭州經濟之所以繁榮，原因可能有種種的不同，但澳門的興起，毫無疑義的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十六七世紀間，全世界有兩個銀礦生產豐富的地區:一個是西屬美洲；另一個是日本。西屬美洲出產的銀子，或經由歐洲、印度，或經由菲律賓，輾轉流入澳門。至於日本的銀子，也由澳門葡人自長崎運走。這些長期大量輸入澳門的白銀，因為要用來購買華絲及其他貨物，大部份都流人中國。由於大量白銀的輸入，中國國內銀的流通量自然激增，故明中葉後國內各地市場上能夠普遍用銀作貨幣，政府能夠廢除實物租税和徭役，而改為實行以銀納税的一條鞭法。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九龍
　　(補記)關於萬曆(1573-1620)中葉左右，葡人運銀至澳門，再轉運至中國的情況，王臨亨《粵劍編》(筆記續編本，廣文書局)卷三，(頁一九下至二○)説:“西洋古里[CaliCut，在印度西岸果亞以南]，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三四月間入中國市雜物，轉市日本諸國以覓利，滿載皆阿堵物也。余駐省[廣州]時，見有三舟至，舟各齊白金三十萬。投税司納税，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又説:“西洋之人往來中國者，向以香山澳中爲艤舟之所，入市畢則驅之以去。日久法馳，其人漸蟻聚蜂結，巢穴澳其中矣。當事者利其入市，不能盡法繩之，姑從其便。……夷人金錢甚夥，一往而利數倍。……」
　　註釋
　　　①藤田豐八著，何建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頁四○○至四○六，《葡萄牙占據澳門考》；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第六卷第二期，頁二九五至二九八；印光任等《澳門記略》(廣文書局，有乾隆十六年序)頁三下、一三至一四；《史料旬刊》(國風出版社)第八期，頁一五五至一五六，阮元等摺。按葡人每年所納地租，後者説是五百余餘兩，但《澳門記略》頁三下載薛馧《澳門記》則作“歲輸廛緡五百一十有五。”
　　　②徐孚遠等輯(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市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影印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第二三册(卷三五七)，頁二五一至二五二，龐尚鵬題為陳未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雅書局本)卷一○二，頁一一至一二，廣東六，嘉靖四十三年廣東禦史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又《明史》(百衲本)卷三二五，頁二二，(佛郎機傅》説:“佛郎機<Frank，按指葡萄牙人>遂得混入<壕境>，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懼之，遂專為所據。”
　　　③《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一册(卷三四二)，頁三八一，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約上於嘉靖、隆慶間，參考《明史》卷二二三，頁一一至一二《吳桂芳傳》)。
　　　④郭尚賓《給諫疏稿》(叢書集成本)卷一，頁一一。又《明熹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以下簡稱史語所校印本)卷一一，頁四，天啟元年六月乙亥條説:“萬歷三十四年[1606]，<澳夷>于對海築青洲山寺，高可六七丈，闳敞奇秘，非中國梵刹比。[香山]縣令張大猷請毀其垣，不果。”又參考《明史》卷三二五，頁二二，《佛郎機傳》。
　　　⑤萬曆四十一年(1613)七月二十一日，刑科給事中郭尚賓上疏説:“在夷人佛狼機，以番舶易達，故百計求澳而居之。……迺閩、廣亡命之徒，因之以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于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于夷者更多焉。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于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于澳夷之市，晝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番夷無雜居中國之理，彼且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處此土。夷人負固懐奸之罪，不可掩也!”(《郭給諫疏稿》卷一，頁一一至一二)
　　　⑥《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二册，頁二五一至二五三，龐尚鵬前引文；《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頁一一至一二，龐尚鵬前引文。
　　　⑦《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一册(卷三四二)，頁三七八，吳桂芳《議築廣東省會外城疏》。
　　　⑧同書第二一册，頁三八一，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
　　　⑨同書第二六册(卷四三三)，頁六二八，徐學聚《初報紅毛番疏》(約萬曆三十一年或稍後)。
　　　⑩《郭給諫疏稿》卷一，頁一一。
　　　(11)《明史》卷三二五，頁二二下，《佛郎機傅》；《澳門記略》頁一四下。
　　　(12)《明神宗實錄(史語所校印本)卷五七六，頁八，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寅條。
　　　(13)《皇朝經世文編》第二二册，頁二五三，龐尚鵬前引文説:“議者慾于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舶潛行，以固香山門户，誠是也。然驅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慾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為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
　　　(14)瀋德符《萬曆野獲编》(中華書局)卷三○，頁七八五，《香山澳》。
　　　(15)約嘉靖二十七八年(1548-49)，當葡人還没有得到中國官方許可在澳門居住的時候，林希元撰《與翁見愚别駕書》(《皇明經世文編》第一一册，卷一六五，頁三四九至三五○所載，文字有删減；兹據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業攷》，頁四○三至四○四，《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考》所引文。)説:“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瀋速[藤田豐八《東西交涉史の研究》，東京，昭和十八年，《南海篇》，頁四七三引文作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于吾民者，如米、面、豬、鷄之數[類?]，其價皆倍常，故邊民樂與為市。……則佛郎機……有利于吾民也。”又嘉靖(1522-66)、隆慶(1567-72)間，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一册，頁三八一)説:“當其互市之初，……各夷遵守抽盤，中國頗資其利。”又萬曆四十二年(1614)，廣東總督張嗚岡説澳門葡人“日食[《萬曆野獲編》作夕]所需，咸仰于我。”(《明史》卷三二五，頁二三，《佛郎機傅》；《澳門記略》頁一四下；《萬曆野獲編》卷三○，頁七八五至七八六。)澳門葡人日常生活的消費品，既然要由中國人供應，中國人當然因此而賺到不少錢了。
　　　(16)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ge，Mass；
　　1959，p.277.
　　　(17)W.L.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pp.66-67，131: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以下簡稱Fidalgos)，Hong Kong，1968，pp.55-47.
　　(18)C.R.Boxe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以下簡稱ChristianCentury) ,Berkeley,1967,p.242.
　　　(19)Boxer,Fidalgos, 72-73.
　　　(20)同書， pp.72-92;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以下簡稱Creat Ship),Lisbon,1963,pp.105-106.
　　　(21)同書，PP.170-171.
　　　(22)Boxer,Fidalgos, pp.2-3.
　　　(23)《皇明經世文编》第二一册，頁三八二，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
　　　(24)Boxer,Christian Century，pp.93，122.
　　　(25)鄭若曾《籌海圖编》卷一二説:“浙人……買絲、綿、水銀、生銅、藥材、一切通番之貨，抵廣變賣，復易廣貨歸浙，……日走廣。”原書未見，兹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一九六三)頁四四。
　　　(26)Boxer,Creat Ship,pp.5-6.
　　　(27)同書,p.6.
　　　(28)同書,p.55.
　　　(29)Schurz，前引書，pp.27-28.
　　　(30)見第一節註15。
　　　(31)Boxer,Creat Ship,p.7.
　　　(32)同書,pp.63-64.
　　　(33)拙著《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民國四十六年)第二八本，頁五一七至五一八；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九龍，一九六八)第一卷，頁三○。
　　　(34)C.R.Boxer,“Plata es Sangre:Sidelights on the Drain of Spanish-American Silver in the Far East,1550-1700,”in Philippine Studies,Manila,July 1970,vol. 18,no.3,pp.459-460.
　　　(35)Boxer,前引文，Philippine Studies,vol.18,no.3,p.461;Boxer,Great Ship,P.2.
　　　(36)Bal Krishna,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 (1601 to 1757),London,1924,pp.44-45;Boxer,Christian Century,pp.426-427.
　　　(37)C.R.Boxer,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London,1969,pp.215.216;Krishna,前引書,pp.44-45.
　　　(38)Boxer,Great Ship,pp.7,182;Christian Century,p.l05;Fidalgos,pp.6-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l.XVIII,no.2,August,1965,p.253.
　　　(39)Boxer,前引文, Philippine Studies,vol.18,no.3,pp.460-461.
　　　(40)Boxer,Great Ship,pp.17-18.
　　　(41)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頁三二。
　　　(42)例如《籌海圖编》卷二《倭國事略》説:絲:所以為織絹紵之用也。……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
　　紅線:……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乏，每百斤賣銀三百兩。
　　……
　　藥材: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為常。
　　原書未見，兹引自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民國五十四年)第三六本，上册，頁三八七。又《明神宗實錄》卷四九三，頁三載萬曆四十年三月辛醜，右給事中彭惟成説:“倭夷…得我…硝、鐵、金，皆二十倍于土價；而他錦、綺、器物，不過數倍。”
　　　(43)陳文石前引文，同上刊物第三六本，上册，頁三七五至四一八。
　　　(44)Boxer，Christian Century，pp.106-107；Fidalgos，pp.5-6，55-56；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p.63.
　　　(45)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書院學術年刊》(香港九龍，民國五十六年)第九期，頁二四五至二六七。
　　　(46)拙著《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新亞學報》(香港九龍，1967)第八卷第一期，頁一五七至一八六。
　　　(47)George Sansom，A History of Japan 1334-1615，London，1961，p.257；A.Kobata，前引文，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XVⅢ，no.2，p.248；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九期，頁二六二至二六三。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五册(卷四○八)，頁二六六，張位《論東倭事情揭帖》(約撰于萬曆中葉，參考《明史》卷二一九，頁一○本傅)説:“前見倭志所載，彼地產金銀，而不用金銀。”
　　　(48)例如在一五九二年及以後，金一兩在廣州換銀五兩半至七兩，在日本卻換十二、三兩。參考Boxer，GreatShip，p.2.
　　　(49)Boxer，Christian Century，pp.106-107；Fidalgos，5-6.
　　　(50)《皇明經世文编》第二四册(卷四○○)，頁六四○、六四三，許孚遠《疏通海禁疏》(萬曆二十二年)。
　　　(51)Boxer，Fidalgos，5-6.
　　　(52)在一六○四年，把中國貨物自澳門運日出賣，如果利潤達不到百分之一百，便被認為低到今人失望。(BoXer，Fidalgos，p.51.)其後到了一六三七年，這種貿易的利潤，仍等于投資的百分之一百。(M.A.P.Meilink-Roelofsz，Asian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n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The Hague，1962，p.375；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一册，頁一八六。)又參考Boxer，Great Ship，p.17.
　　　(53)Boxer，Chistian Century，pp.98，282；Great Ship，pp.77，101；Fidalgos，p.61.
　　　(54)Boxer，Great Ship，pp.191-196:
　　　(55)同書，p.169.
　　　(56)Kobata，前引文，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XVⅢ，no.2，p.253；Boxer，Great Ship，pp.5，169；Christian Century，p.119.
　　　(57)Boxer，GreatShip，pp.155-156.
　　　(58)Boxer，Fidalgos，pp.114-115.
　　　(59)Boxer，Great Ship，p.169.
　　　(60)周元暐(萬曆十四年進士)《涇林續記》(《叢書集成》本)，頁三四。文中記載運銀抵澳門的海舶，作者雖然没有明説由日本運來，但根據下文所説，我們可知這些運銀抵澳門的海舶，有不少來自日本:“過洋之船，……自倭囘者，……日本無貨，祇有金銀。”(《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頁二六)
　　　(61)Boxer，Great Ship，p.7.
　　　(62)矢野仁一前引文，《經濟論叢》第二六卷第二號，頁一○○。又據新井白石的計算，自慶長六年(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至正保四年(清順治四年，1647)，四十六年間，日本出口銀共約74，800，000兩，其中有不少由葡人輸出。參考小竹文夫《自明季至清中葉外國銀的輸人中國》(日文)，《支那研究》(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昭和七年)第二九號，頁一一四至一一五。
　　　(63)Boxer，Great Ship，pp.64；Fidalgos，p.16.
　　　(64)Boxer，Great Ship，p.6；Christian Century，p.107；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Taipei，1966，vo1.1，p.17.
　　　(65)Boxer，Great Ship，pp.158-163； EdWin O.Reischauer and John K.Fairbank，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1958，pp.582，588-589，597-599.
　　　(66)拙著《明季中母與菲律賓間的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頁二七至四九；《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同上刊物(一九六九)第二卷第一期，頁五九至七九；《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同上刊物(一九七一)第四卷第二期，頁三四五至三六九。
　　　(67)陳荆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九龍，民國五十二年)，頁一四○、一四五。
　　　(68)Schurz，前引書，p.130；Boxer，Fidalgos，pp.132-133.
　　　(69)Schurz，前引書，pp.130-131.
　　　(70)例如《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頁九，瀋鐵《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説:“泉[州]、漳[州]二郡商民，販東西兩洋，代農賈之利，比比然也。自紅夷[荷蘭人]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嚴，民生憔悴。”(秦炯纂《詔安縣志》，康熙三十年，卷一二，頁一三下，瀋鐵《上南撫臺經營彭湖六策書》略同。)按荷艦隊阻擾赴菲華船，在佔領臺灣之前已經開始。張爕《東西洋考》(惜陰軒叢書本)卷六，頁一八説:“萬曆四十五年(1618)，[紅毛番，按指荷蘭人]在呂宋港口迎擊華商，大肆刼掠，舶主苦之。”又卷七，頁一七説:“今歲[萬曆四十五年]紅毛酋為梗，舶貨被掠，僅存其半。”又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光緒九年刊本)卷四二，頁三三至三四載崇禎十二年(1639)傅元初《論開洋禁疏》説:“萬曆年間[1573-1620]，開洋市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至于未年，……紅毛番時來倡奪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絶開洋之税。”(又見于朱東觀輯《禎朝詔疏》卷五，頁二九至三○；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七，頁一四下至一五，海禁。)後來到了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戰爭結束，荷海軍始停止騷擾福建、菲律賓間的海上交通。參考Schurz，前引書，p.355.
　　　(71)Boxer，Great Ship，p.103.
　　　(72)同書，p.7；Schurz，前引書，p.132.
　　　(73)拙著《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二期，頁三四五至三六九。
　　　(74)J.H.Parry，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London，1966，pp.131-132.
　　　(75)Fray Juan de Medina，O.S.A.“History of the Augustinian Order in the Filipinas Islands”(Manila，1630)，in Phil.Isls；vol.26，pp.149-150；Boxer，Christian Century，pp.239-240；Schurz，前引書，p.133.
　　　(76)Boxer，Great Ship，pp.17-18.
　　　(77)Schurz，前引書，p.133；Joseph de Navada Alvarado，and others，“DisCussion Regarding Portuguese Trade at Manila”(1632)，in phil.Isls.，Vol.25，pp.135-136參攷拙著《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二期，頁三五五。
　　　(78)Schurz，前引書，p.133.
　　　(79)Boxer，Great Ship，p.49；Christian Century，p.426.
　　　(80)Boxer，Fidalgos，pp.44，132.
　　　(81)同書，pp.43-44；Schurz前引書，pp.131-132.
　　　(82)Boxer，Fidalgos，pp.137-138.
　　　(83)《皇明經世文编》第二一册(卷三四二)，頁三七五及三七七，吳桂芳《議築廣東省會外城疏》(嘉靖、隆慶間)説:“看得廣東省城正南歸德等門外，壕畔、高第、賣麻等街，商民綢繆，財貨積聚，迺兩廣所恃以為利府，姦宄垂涎以為奇貨之地也。”又説:“廣東省城，為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郭外，正諸商貿易之區，生民之湊集如雲，財貨之積聚滿市，真一省豐阜之最，兩廣通利之源也。”
　　　(84)郭尚賓《郭給諫疏稿》卷一，頁一七載萬曆四十一年(1613)十月初四日疏説:“粤東濠鏡澳夷，蓄聚萬餘不軌之徒。……以浙江、福建、湖廣大省，監税止各五六萬兩。止因當時粵東撫按失計，税金遂三四倍于大藩，至今尚十八萬金。加之商税不足，又派之糧差，又派之稻榖，又派之宰牛、魚、蝦、菜、果等項，又派之濠鏡澳貨二萬兩。”又頁一七載萬曆四十二年(1614)二月二十九日疏説:“粵東民非衆于他藩，地非廣于他藩，然粵東一時之税，他藩三四年之税也。江四七萬，而四萬取之贛關。福建六萬，而三萬取之東西二洋。迺粵東取二萬于澳夷，猶不足額，每年湊解十六萬，無一非民膏民脂也。”
　　　(85)拙著《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二期，頁三四七至三四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