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
[日] 藤田豐八
一、問題之範圍
葡萄牙人之佔據澳門①，為西勢東漸史上之一大事件。然關於佔據之經過及其情形，葡人與華人所傳，動輒不同，屢有牴牾，少者亦稍出入，頗為讀史家所迷惑不明。其根本的解釋，據予所知，似未之見。此論文，苟對從前東西所傳之差異或牴牾之點，能與以幾分解釋，及對此大事件之真相，得與以若干之闡明，則幸甚矣。
西方學者，對此事件所引之中國材料，向皆為清朝學者所撰述者，換言之，即副次的以下之史料也。《明史》固不待言，即如《中西紀事》、《澳門紀略》、《香山縣誌》、《海國圖誌》、與夫《廣東通誌》等皆然。僅以此等材料，欲根本解決正德嘉靖年間之事件，實未可厚望，固不待論。不獨此也，廣東一地，因與中央相距太遠，且當時之中國人，又不甚通曉海外事情，故明人所傳，尤其所編輯諸書，不足深信者，固不少。而《明史》以下之材料，系統大抵相同，《明史》之底本為《明史稿》，其所本不外何喬遠之《名山藏》。兹舉該書《王享記東南夷——滿剌加》(Malacca)條末文如次:
正德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未，爲佛朗機②酋所逐，而據其地，使三十人者，從廣東入貢。時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兼海道副使議許之，廣東守臣，以佛郎機故不列於王會，羈其使以聞。詔給方物，遣之歸，使者留不去，刼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剌加來訴，御史丘道隆、何鰲相繼疏言:佛郎機擅奪天朝受封之夷，據有其地，且駕大舶，操兇器，往來交易，爭鬥殺傷，此南服禍始也。昔祖宗時，夷貢有期，毋敢闌入，自吳廷舉議弛禁，於是夷心無厭，射利如隼，揚帆如馳，以致佛朗機伺隙而侮，今宜驅絶之毋留，詔從之。而佛朗機有使者曰亞三，能通番漢，賄江彬，薦之武宗，從巡幸，武宗見亞三，時學其語，以爲樂。他日有事四夷館，兀坐而見禮部主事梁焯，焯怒杖亞三，彬聞大詬曰:彼嘗與天子遊戲，肯下跪一主事耶(焯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以諫南巡被杖)?世宗即位，佛郎機須以接濟使臣衣糧爲名，請以所齎番物，如例抽分，詔復絶之，率其屬疎世利等千餘人，破巴西國，入寇新會縣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户王應恩，截海禦之，生擒别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餘賊復來接戰，應恩死之，海道副使汪鋐遂得其鎗以獻，名佛朗機鎗。但是佛朗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二十六年，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嚴海禁，漳人不敢與貿易，捕逐之，夷人憤起格，盡爲我所殺，語在《日本記》。而廣束督臣林富更言:許佛郎機市，有四利焉，中國之利，鹽鐵爲大，山封水熂，仡仡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蔇舊規，番舶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利一也。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也。廣西一省，全仰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科擾於民計，所不免，若異時番舶流通，公私饒給，利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利四也。助國給軍，既有所賴，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此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以此佛朗機得入廣東香山澳爲市，香山澳之有佛朗機，若懸疣然，而滿剌加國，竟爲佛郎機所據，漸奉之爲真主矣。
《明史稿》將“正德十三年”作“十三年正月，”“使三十人者”作“遺使臣加必丹末等”，“亞三”作“火者亞三”，又言御史丘道隆何鰲之上言為“十五年二月”，且另舉其略文，關於亞三即云:“明年(十六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為番人所使，迺伏法。”關於佛朗機鎗，《明史稿》載嘉靖九年秋汪鋐之上言云:“火砲之有佛朗機，自此始，然將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又云:
“初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復許佛朗機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乃定令。諸番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幾絶。”
更舉巡撫林富之上言云:“自是佛朗機，得人香山澳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往來不絶，”且言及二十六年朱紈之嚴禁通番。此為至當之更正，緣林富之督兩廣，在嘉靖七年至十一年間③，故必在朱紈嚴禁通番之前。惟林富之上言，不能確知其為嘉靖七年至十一年間之何年，然《明史稿》於九年秋汪鋐上言後，始載此事，故似在十年左右。而《明史》之記事，又與《明史稿》略同，是以清時諸書，大抵依之。
葡萄牙方面之根本材料，首推João de Barros 之~'Asia次為Diogo do Couto之續編及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之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uquist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與Manel de FariaeSousa之~'Asia Portuguesa及Gaspar da Cruz之Tractado da China等。其他如Mendez Pinto 之Peregrinação一書，雖有些疑問，然關於中國方面事項，亦屢被參引。依據此等載籍所編而最近出版且可為吾人參考者，Volpicelli之Early Portuguese Commerce and Settlement in China④，及 Danvers 之The Portuguese in India與Ljungstedt之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及Montalto de Jesus之Historic Macao等三書。予不諳葡語，然據此等英文典籍及葡文之翻譯與抄譯等，大抵可知葡人所傳為何。是以本文之目的，在闡明葡人所傳與華人所傳，有何差異，及其牴牾，果有差異與牴牾，則評定孰非孰是，以明真相。
二、關於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氏來航之中國記錄與加比丹末及火者亞三
西曆一五一七年，即武宗正德十二年，安德拉特氏(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葡萄牙艦隊，現於所謂中國灣，換言之，即中國海上，後駛人葡萄牙人等之通商港Tamão(Tamou)，又率二艦，駛至廣東。然不獨《名山藏》，《明史稿》以下均作正德十三年，且明焦竑之《獻徵錄》及茅瑞徵《象胥錄》，莫不如此。(譯者註:獨《殊域周咨錄》作十四年，卷九云:“本朝正德十四年，佛朗機大酋，弑其國主，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人貢請封。”)但明張燮《東西洋考》⑤引《廣東通誌》云:“佛朗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為名”，所言為十二年。二與三頗易譌，故此書之十二年，或十三年亦未可遽斷，然此處有不能疑義之者，即《籌海圖編》卷一三之文是也，曰:
“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朗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朗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四軒公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
正德丁丑為十二年。顧應祥不僅係此事件之目擊者，且係當事者。是故所言，頗足信憑，且又與葡人所傳甚合。加必丹為Capitão之音譯，固不待言，似指安德拉特氏而言，且據葡人之載籍，亦謂彼率海船二隻，駛向廣東省城。陳金曾二任兩廣軍務總督，然為時較晚，在正德十年至十二年之間⑥。緣當時之總督駐梧州，故云:“即報總督陳西軒公金臨廣城。”苟此事發生於陳金氏任兩廣總督之時，則葡人之來廣，其為正德十二年，益臻明瞭。因此人於十二年，離職他去故也。又《明實錄》正德十二年五月條云:
“命番國進貢，並裝貨舶船，榷十之二，解京及存留餉軍者，俱如舊例，勿執近例阻遏。先是兩廣姦民，私通番貨，勾引外夷，與進貢者，混以圖利，招誘七命，略買子女，出没縱横，民受其害，參議陳伯獻請禁之，其應貢番夷不依年分者，亦行阻回。至是有布政使吳廷舉，巧辯興利，請立一切之法，撫按官及户部，皆惑而從之。不數年間，遂啟佛朗機之釁，副使汪鋐盡力剿捕，僅能勝之。於是造船鑄銃，爲守禦計，所費不貲，而應供(貢?)番夷，皆以佛朗機故，一概阻絶，舶貨不通矣，利源一啟，爲患無窮，廷舉之罪也。”
此文雖僅言正德十二年五月，對番國之進貢及商舶，課税十之二，許其貢市，且責提議之吳廷舉氏，謂啟佛朗機之釁，然默殺此年業已來航之事實。鄭曉《吾學編名臣記》卷二五尚書“吳公”(即廷舉)條云:“(正德)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由上觀之，可知吳廷舉立番舶進貢交易法，時為正德九年，而其轉任左布政使，即在十一年，陞為副都御史而移湖南者，在十二年。《名山藏》載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議佛朗機人貢時，欲兼海道副使，以許人貢，時似十二年。立番舶進貢交易法之吳廷舉，於主議上，必出如此之措置。而《明實錄》之撰者，乃混同議佛朗機入貢事及番舶人貢之交易事，遂於十二年五月條下，不問貢船或商舶，皆載許課税交易之事。兼以吳廷舉之在廣東，迄於十二年，故從該年之移湖南推之，葡人之來廣，必不出十二年，益為瞭然。
西曆一五一七年，即正德十二年，安德拉特氏至中國，並帶一葡王之使者，名曰皮萊資(Thome Pires)，翌年赴廣東時，使節及其一行均上陸。此固為巴洛斯氏(João de Barros)所傳，然卡斯丹希拉(F.L.de Castanheira)等，謂安德拉特已即是使節。關於使節之名，《名山藏》僅云:“正德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未，為佛朗機酋所逐，而據其地，使三十人者，從廣東人貢，”不言使者之名。然焦竑《獻徵錄》云:
“佛朗機近滿剌加，島夷之黠暴者，前代及國初，俱未通，正德十三年，其酋弑國王，遣加必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
文中有加必丹末之名。《名山藏》之蘇端媽末，為Sultan Manomed之對音，固不待言，此言滿剌加王，而《獻徵錄》之加必丹末，即Capitão Mór之對音，為加必丹之首領，指安德拉特氏。吾人於兹乃發見何以中國載籍將所謂佛朗機人貢之年誤為正德十三年之原由矣。試讀上引《名山藏》之文，正德十三年使三十人云云，解為蘇端媽未較妥。是故此使者為滿刺加之使者，非佛朗機使者甚明。然讀下文，則其使者，為佛朗機無疑。是以此項紀事，於滿刺加與佛朗機間，必有混淆，故正德十三年之人貢，實係滿刺加，非佛朗機也。至《獻徵錄》，文畧據《名山藏》，雖曖昧，然所傳完全為佛朗機事，故謂正德十三年人貢，於是自《明史稿》迄《明史》，遂相沿引用，迄今不改矣。尤自朱紈之事件後，一派為政者，覺有故意將佛朗機作滿刺加之必要，因此《明實錄》亦不載正德十二年佛朗機之人貢事，反述番國通商之批令，冀攻擊吳廷舉。可知政爭之弊，至是乃極矣。
據葡萄牙人方面所傳之消息，謂葡萄牙使節之一行，於西曆一五二○年始准其赴北京，次年正月抵京。正德十五六年之交，彼等已在北京，此見當時御史何鰲之上言有:“留驛者違制交通，人都者桀驁爭長”之句，則可瞭然。顧應祥亦云:“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所謂今上者，固為世宗，而言自使者人京至世宗登極之間為“將一年”云云，故其人京，略在正德十五年。而《名山藏》及《明史稿》等，均載佛朗機使者火者亞三之事蹟，甚至有謂係佛朗機使節之名者⑦，然觀其冠火者(Khoja)二字，則知非佛朗機，換言之，即非葡萄牙人；名山藏云:“能通番漢，”《明史稿》有:“明年(十六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為番人所使，乃伏法”之句，知為葡萄牙使節之通譯。顧應祥氏云:“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關於使節，武宗遺詔云:“哈密及土魯番佛朗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而顧應祥之“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云云，似屬事實，又關於葡萄牙之使節，顧應祥乃與船主加必丹分文别載，似如巴洛斯氏所傳為皮萊資氏。其言“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云云之佛書，恐係耶蘇經典，似非常敬虔之人，是故品托(FM.Pinto)所傳彼留中國，從事佈教云云，實未可厚非也。
三、關於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來航之中國記錄
據葡人所傳，安德拉特氏對待中國人，至為克己，且頗調和，此見顧應祥:“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云云，亦可推知其一斑。因而其來航之目的之請通商，似已獲到，《名山藏》云:“詔給方物，遣歸之，”《明實錄》雖無明言係對佛朗機人，但載有課一定税後，始准通商之命令。及西曆一五一八年(正德十三年)，其兄弟西眇(Simão de Andrade)到，局面則完全一變。安德拉特之往來，可謂平靜無事。故向未驚動中國人之耳目。然西眇之來也，則擅置砦栅於Tamão(Tamon)，輒出種種侵害中國主權之行動，或奪財物，或掠子女，傳説紛紛。中國記錄，對此二兄弟之所為，並無分文别載，殆視為同一人。因西眇放恣，結果正德十五年(1520)乃見御史何鰲等之上奏，遂命令驅逐在澳之番船及番人之潛居者。於是彼等被中國艦隊，包圍於Tamão(Tamon)，僅利用風勢藉開一血路，逃回滿剌加。但關於此次戰事，中國記錄，無詳細之記載，但言驅逐之而已。
中國人不知此種情形，謂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氏奉葡王Dom Manuel之命到華。西曆一五二一年，氏由里斯本(Lisbon)啟程，向Tamão(Tamon)航行，與中國通好，並於Tamão(Tamon)或其他適當之地，設置砦栅，裨國人居留，以便通商。由葡王派使中國之情形考之，其目的當易達到，彼又被命為新設砦栅之加必丹。於是乃率六艦，於西曆一五二二年(世宗嘉靖元年)七月，由Malacca出發，八月抵Tamão(Tamon)。未幾即發生如下《名山藏》所載之戰事，其文曰:“世宗即位，佛朗機復以接濟使臣衣糧為名，請以所齎番物，如例抽分，詔復絶之，率其屬、疎世利等千餘人，破巴西國，入寇新會縣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户王應恩，截海禦之，生擒别都廬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餘賊復來接戰，應恩死之。”此事件，《明實錄》亦有記載，嘉靖二年三月條云:
“佛朗機國人别都廬寇廣東，守臣擒之。初别都廬，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滿剌加諸國，横行海外，至率其屬疎世利等千餘人，駕舟五艘，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備倭指揮柯榮，百户王應恩，率師，截海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發，衆兵齊進，生擒别都廬，、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俘被掠男婦十人，獲其二舟。餘賊末兒丁、甫思、多滅兒等，復率三舟接戰，火焚先所獲舟，百户應恩死之，餘賊亦遁逃，巡撫都御史張嵿，巡按御史冷敬以聞，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誅戮梟示。”
《明史稿》與《明史》及其他諸書，其文概據《名山藏》及《明實錄》。對此次戰事，及藉名使臣而請接濟與求市之年度，《名山藏》均言係同一年，然《明史稿》及《明史》等，則載求市為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對戰事則謂二年。而焦竑《獻徵錄》及茅瑞徵《象胥錄》，亦復如此。此等載籍之撰者，似據《明實錄》而立論。對此戰事，《明實錄》記於嘉靖二年三月條下。且是年實為巡撫都御史張嵿等由廣東奏聞，而都察院覆奏經許多手續之後，始見“上命就彼殊戮梟示”之年月。故《實錄》之言戰事，即“初云云”是已。中國檔案，此例屢見不鮮。然僅據《實錄》，則不能斷定此次戰事發生於嘉靖二年三月。吾人所據而知者，僅離二年三月不久之時期。《明史稿》等之二年説，似屬速斷，關於此次戰爭之年月，吾人於中國史料中，未能發見詳細之載文，但以《名山藏》及《實錄》等徵之，其正為嘉靖元年。
據葡人所傳，此次因戰事而被捕者為Pedro Homem氏。是即中國所傳之别都盧。至疎世利則不明，然《實錄》中之末兒丁恐係Martim，甫思為Affonso，多滅兒係de Mello，換言之，即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也。又所謂巴西者，即Pacem(Pasummah)之對音，為Sumatra西北岸上之國。此國與葡人之關係，自一五一○年Albuquerque氏攻Malacca時始。一五一七年安德拉特氏始航中國時，亦於此地購買胡椒。而葡人之服屬此國，在一五二一年，即正德十六年，為嘉靖元年Martim Affonso等至中國之前一年。不論Martim Affonso或Pedro Homem氏，與此次之服屬，均無關係，固無論矣，然自是項消息傳至中國之後，中國人則斷定一切皆係彼輩所為者。⑧
四、Tamão(Tamon)在何處
此處尚留一問題，即一五一七年安德拉特氏航至中國灣，換言之，即中國海上，其首碇之港名曰Tamão(Tamon)是也。先是一五一五年有Jorge Alvares，一五一六年有RaphaelPerestrello二氏之探險的航海，曾航至中國，從事通商，其地聞亦為此港，又一五一八年西眇(Simão de Andrade)設砦栅之地方，亦在此港，而Martim Affonso入港與中國艦隊開火，復在此海上。Danvers氏載此港名為Tamão(Tamon)，且云:“係上川島西北海岸有名之港口，中國及外國商賈，各為販賣其商貨而會於此。”⑨又Ljungstedt氏亦作此言。⑩至Volpicelli氏則作Tamão，云:“在上川島，為S.Francts Xavier之死且葬身之地”，然未言在該島上之何處。(11)Montalto氏作Tomon，謂在上川島隣近之下川島內，且註曰Namo Harbour。(12)於是葡人與華人，對近世東西通商最初之地點，在上川島乎?或在下川島乎?則完全迷惑莫明矣。
上川島附近，明時係由西南海上往中國之要隘，是無可否認者。明曹學佺《廣東名勝誌》新寧縣條云:“半塘之水源出馮村，峒海之水源，出大隆山，其南爲大牌海，又南逕銅鼓山，衆水合焉。風濤觸石，聲如銅鼓，是爲銅鼓海，至上川左右，爲大小金門，又西南二百里，番舶往來之衝，是爲寨門海。”萬曆三十年郭棐《廣東通誌》卷一亦云:“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門海，(在海晏都，流接銅鼓海)右曰小金門海(諸夷人貢，風逆則從此進)其西南曰寨門海(西番舶船往來之衝。)”視上文，則知其大略，《籌海圖編》卷三云: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雷廉，而廣州中處……當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拓林爲東路第一關鎖，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趨中路之屯門、鷄栖、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戌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横金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處也。附海有香山所戌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厓門、寨門海、方斛山、網洲等而西，而望峒澳爲尤甚，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户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戌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不敢以泊此矣。”
此為嘉靖中葉後之事，在上川、下川附近，有所謂望峒澳者，為番舶避風停泊之處。如《廣東名勝誌》及《廣東通誌》等之所謂銅鼓山、大小金門海，中國地圖，大抵均見。至寨門海，似位廣海寨西，徒門附近之寨門小港傍。又《籌海圖編》中之萬斛山，明代地圖有之，今則不見。然從其位置及名稱之類似推之，則似指渀州山西南之礬石山，而網州似磠州，換言之，即
州之譌。至望峒澳，在今寨門東之地，有稱為望頭灣者，殆即指此也。由上觀之，自嘉靖至萬曆，此等地方之要口，易言之，即番舶輻湊之地，似今寨門或望頭。此處被大陸及上下川等島嶼所環拱，形成一大灣，為船舶避風至為方便之處所。
葡萄牙船舶，屢泊上川島，固無論矣。Xavier氏之逝於此，葬於此，為其最有力之證據。第此上川島(Sanchuan，Sanchan)之名稱，葡人及一般西人，皆極為重視，於是遂將彼等最初與中國通商之Tamão(Tamon)，置諸此島矣。關於此島，《明一統誌》云:
“在新會縣西南一百四十里海中，上川石山，而下川土山，皆産香蠟竹藤之屬，而上川爲優，居民以賈海爲業，洪武中遷之，今爲荒壞。”
往時似曾有海賈居住，稍離西北岸之島上，有一天后宮。惟此島之沿岸，並無類似Tamão或Tamon之名之海口。職是之故，如Montalto氏則視為Namo之訛，謂指下川島。所謂Namo者，固為那霧，係下川島西南岸之小港。
今返觀中國史料，嘉靖元年(即西曆一五二二年，史上往往誤為嘉靖二年，)佛朗機侵犯之地，據言係新會縣之西草灣。如前所述，所言為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氏之來航，據葡人之載籍所言，謂此次戰事，發生於Tamão (Tamon)。故此港當在西草灣附近。惟西草灣之名，現刊地圖，均未之見，但在廣海寨稍西，即有南草灣。載籍既言新會縣之西草灣，則似指此而言者。是故所謂Tamão(Tamon)者，當在上川島上或其附近，似指望峒澳亦未可知。但據明張燮《東西洋考》引《廣東通誌》云:
“佛朗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爲名，撫按查無會典舊例，不行。乃退泊東筦南頭，蓋房樹栅，恃火銃自固。”
後刊之《廣東通誌》，文亦採此。此似言安德拉特兄弟之事，尤其:“乃退泊東筦南頭，蓋房樹栅，恃火銃自固”云云，即指西眇之所為也。據葡人所傳，其“蓋房樹栅”之處，名為Tamão(Tamon)。苟《廣東通誌》所傳無誤，則Tamão(Tamon)必在東筦縣南頭或其附近。如前所引，南頭見於《籌海圖編》，在屯門、鷄栖、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等諸澳中，海賊船雲集於此，或在此待潮，或據而為巢穴。此為嘉靖中葉後之事，雖在正德年間，亦無大變化。《廣東名勝誌》云:“《紀事》云東筦南頭城，古之屯門鎮，乃中路也”，關於其附近之杯渡山，《明一統誌》云:“在東筦縣南一百九十里，上有滴水巖，一名屯門山，唐韓愈詩:屯門雖云高，亦應波浪没，即此。”至於屯門，賈耽亦云:“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又《嶺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亦有:“其欲至廣者，人自屯門”之句，為曩昔航海者最注意之山。如上所述，明時稱故屯門鎮為南頭城，呼屯門山為杯渡山，但此外尚有屯門澳之名，該書卷三十“沿海衛所戰船條”云:“中路東筦縣南頭屯門等澳”，將南頭與屯門併稱，則可瞭然。淸代地圖，載南頭沿岸接九龍，有屯門一地，又有澳。此澳似即《籌海圖編》之屯門澳，余相信此屯門澳亦即所謂Tamão(Tamon)也。
據巴洛斯氏云，安德拉特離Tamão(Tamon)向廣東省城(Canton)時，為獲允准計，乃與Nanto之Pio談判。此Nanto，固為南頭之對音，而Pio即備倭之音譯。《籌海圖編》卷三云:
“舊制每歲末夏初，風汛之期，通行府衛所縣捕巡備倭等官，出海防禦倭寇番舶，動支布政司軍餉銀，僱募南頭等驍勇兵夫，與駕船後生，每船分撥五十名，每艚船四艘，一官統之。”
又有:“中路東筦縣南頭屯門等澳(大戰艦八烏艚船十二)”之句，蓋亦指此也。由上觀之，安德拉特氏之談判對手，為南頭之備倭官。如前所述，南頭自古則為廣東省城之咽喉。又據Danvers氏稱，自Veniaga(馬來語市場之義)即Tamão至廣東(省城)之距離約十八League(譯者按:一League約三英里)，又從Veniaga即Tamão至中國港灣警備駐在之一島三League(13)所謂一島者，即巴洛斯氏所稱之Nanto(南頭)港灣警備，則名為Pio(備倭)，苟比較上述二文，則可瞭然，Danvers 所述之距離，所據為何，吾人不得而知，然氏已精通葡史，且其著作又依據印度古書，故頗可信憑。於是所謂Tamão(Tamon)之位置，則大致可知矣，即在離廣東省城十八League (即五十四英里)，離南頭三League(即九英里)之海上或海邊地方。苟此里數大致不誤，則Tamão(Tamon)可考在上川或下川島上，殆無問題。因位廣東省城與上川島途上之香港，其離廣東省城，亦九十英里(約二百五十華里)左右故也。如考Tamão(Tamon)為屯門澳，則因位急水門(吸水門)附近，而廣東海圖又言相距約二百二十餘里，即約八十英里。且又係陸道，如依水道，則更為短縮，又前言從南頭至廣東省城為十八League，實太近也，雖有若干誤算，然從距南頭僅三League 觀之，則不得不視Tamão(Tamon)為屯門澳矣。由是觀之，對音問題，亦易解決。
然關於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來航之中國史乘所載之西草灣，則為葡人載籍之Tamão(Tamon)。而此次之來航，適中國政府下令驅逐佛朗機之時，故吾人可作如下觀，似無謬誤，即:Tamão(Tamon)位西草灣上廣東中路西部之要衝，而葡人未抵其目的地之Tamão前，則在此早被中國艦隊擊破矣。其為非安泊Tamão(Tamon)之後，觀中國史乘“截海禦之”一語，則可瞭然。職是之故，吾人不能以此而疑彼也。
(譯者按:藤田考葡人所稱之Tamão(Tamon)爲《籌海圖編》之屯門澳，位東筦縣南頭或其附近。譯者微有疑義，故特商榷如下。案《日本一鑑》云:“嘉靖庚子，繼之許一許二許三許四，勾引佛朗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自兹東南釁門開矣。”葡人所稱之Tamão(Tamon)，必係此大茅之音譯無疑，《廣東通誌》卷一百《山川略一》引《廣東輿圖》順德縣條云:“茅山在城西北五十里，高七十丈延袤三里，有大茅小茅，兩峯峭秀。”讀音之類似，固不足爲典據，然Tamão已顯指廣東省內葡人所據之某澳，而大茅於位置上，復符合，是以其爲大茅之音譯，無庸置疑。藤田所考，譯者覺有更正之必要，故聊述愚見如上，是非當敬俟君子之指教!)
五、僑居寧波之葡人僑居地來航及其被逐年代
自嘉靖元年一五二二葡人被逐於廣東海上以來，據中國史乘所載，十年督臣林富上奏，又准其互市，其文曰:“自是佛朗機得入香山澳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往來不絶”，此文載於《名山藏》及《明史稿》等，然自是之後，葡人之來廣互市者，寥寥無幾，如香山澳之開放，為期尚早也。傳此聞之實情者，葡人之記錄，首推Gaspar da Cruz氏之Tractado da China及Mendez Pinto氏之Peregrinação等二書。後者姑不論，至前者所傳，與中國記錄，甚為一致。兹畧舉其大意如次。中國禁止人民出海。違犯者欲避罰時，勢不得不留居外國。是Malacca及其他等地華人群居之緣由也。此輩無辜之華人，對於航行及經由中國沿岸之葡人，與以一切幫忙及必要之知識。彼輩在陸上有親戚及知友，彼輩在此買賣必需之物貨，繳納關税時，則借葡友之名。此輩在外之華人，自Tamão禁止貿易以來，則勸誘葡人赴寧波(Liampao)。此等海岸地方，城市不多，然有貧民之大村落，均喜供給物資以外人。此輩華人，則為葡商及本地商人間之居間人，介紹交易，又時贈賄華官，以資默許。因朝廷及地方大官，不知此種私商，故葡人膽量漸大，遂與漳洲(Chincheu)及廣東近島通商矣。事事均得如願以償，惟感美中不足者，即無如自國領土內之行政權耳。然久而久之，葡人及共事之華人間，間有放恣者，遂至掠物殺人，及朝廷與地方大官據知，乃派艦隊，艤裝福建，下令驅逐沿岸盜賊及寧波之犯事者。不論華商或葡商，均被視為海盜之列。艦隊啟碇矣，因風向不順，不至寧波而抵漳州，苟見葡船，立即攻擊。葡人為獲機會以買其物貨計，暫繼續應戰，然因無後援，遂決駛開。然中國艦隊之諸將領，聞及此事，暗夜派人告葡商曰，苟有所贈與，則准其貿易。葡商喜而厚賄，自是之後，物貨之買賣，無何困難而暢行矣。此為一五四八年(嘉靖二十七年)事也。(14)關於僑居寧波之葡人，Pinto氏曾誇張其事實，然中國典籍之《名山藏》、《明史稿》及《明史》等書，於其《佛朗機傳》中，並無所聞。驅逐葡人之當事者為有名之朱紈，然《明史》但云:“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人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朗機諸國人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至關於佛朗機之僑居，亦嘗有言及。是故學者中，懐疑此事實之有無，乃屢見不鮮矣。置信之學者，對葡人之越冬，及其僑居寧波之何處，均未有明確指示。然嘉靖年中，使日本之鄭舜功，於其《日本一鑑》中，有如下述:
“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鄧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獄，嘉靖丙戌，越獄(流)逋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投託合澳之人盧黃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繼之許一(松)許二(楠)許三(棟)許四(梓)勾引佛朗機國夷人，(斯夷於正德間，來市廣東，不恪，海道副使王金(汪鎔)驅逐去後乃佔滿剌加國住牧，許兄弟遂於滿剌加而招其來。)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自兹東南釁門開矣。嘉靖壬寅，寧波知府曹誥，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廣捕接濟通番之人，鄞鄉士夫嘗爲之極拔(詬?)知府曹誥曰:今日也説通番，明日也説通番，通得血流滿地方止。明年癸卯，鄧獠等寇閩海地方，浙海寇盜亦發，海道副使張一厚，因許二等通番，致延害地方，統兵捕之。許一許二等，敵殺得志，乃與佛朗機夷，竟泊雙嶼夥伴王直的(名璟即五峯)於乙巳歲。往市日本，始誘博多津倭助才門等三人，來市雙嶼。明年復行風布(衍?)其地，直浙倭患始生矣。歲丙午，許二許四，因許一許三事故所欠番人貨物無償，卻次姦黨，於直隸蘇松等處地，誘騙良民，收買貨財到港。許二許四，陰嗾番人搶奪，陽則寬慰被害之人，許償貨價，故被害者，不知許二許四之謀，但怨番人搶奪。自本者則舍而去之，借本者，思無抵償，不敢歸去，乃隨許四，往日本國償以歸。舟至京泊津，遭騙之人，寢以番人搶騙財貨之故，告於島主，島主曰:番商市中國，敢搶中國人財，今市我國，莫不懷擄矣。即殺番人，乃以薪粒等物，給許四，使送華人以歸。許四自思，初欠番夷貨物，失番夷商賈歸，竟不敢向雙嶼，卻與沈門，林剪，許獠等合踪(
?)，刼掠海隅民居。許二以兄弟許一三喪亡，許四不歸，所欠番人貨財，不能抵償，遂與朱獠李光頭等，誘引番人寇刼閩浙地方。明年丁未，胡霖等誘引倭夷，來市雙嶼，而林剪往自彭享國，誘引賊衆，來與許二、許四等，合爲一踪(
?)，刼掠閩浙，地方騷動。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楊九澤，以事聞於朝，敕都御史朱紈，調兵征討許四等，以靖閩浙，以安地方。明年戊申，科道交章，軍門購獲，許二許四，逃去西洋，雙嶼港窒。”
此文載於該書海市條，但流通條之記事，亦畧同。此項記事，大抵與Gaspar da Cruz所傳一致，且甚具體的。福建之鄧獠(獠似老之改稱，此見朱獠謝獠等則可知，老係海盜首領之尊稱)，越獄下海，誘引番夷，而私市於浙海雙嶼港者，聞係嘉靖丙戌年，即五年也。惟在此番夷中，有否混雜佛朗機人，尚缺明瞭。然於嘉靖庚子即十九年，許一(松)、許二(楠)、許三(棟)及許四(梓)等，勾引佛朗機夷，絡繹於浙海，又市於雙嶼及大茅等處。此似許氏兄弟，由滿刺加招來者，因該書流通條有由大宜滿刺加等國誘引云云之語。大宜者，大泥也，換言之，即Patani是。嘉靖十九年(A.D.1540)以來，葡人則與大茅及雙嶼等諸港通商，是不可否認者。不獨此也，且有越冬雙嶼，或僑居該處之記錄。《籌海圖編》卷五云:“嘉靖十九年，賊首李光頭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為巢，”又云:“光頭者福人李七，許棟，歙人許二也，皆以罪，繫福建獄，逸人海勾引倭奴，結巢於霩
之雙嶼港，其黨有王直、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出没諸番，分跡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此處之“引倭奴聚雙嶼港為巢”云云，與《日本一鑑》所傳，不論時間，場所及人物，均相脗合，故所謂倭者，似佛朗機人之誤。不然，或倭人與佛朗機人之混合。惟此處有二材料不同，故暫置疑，然《日本一鑑》言，於嘉靖壬寅即二十一年(A.D.1542)，迨海道副使張一厚統兵欲捕閩浙海盜時，許一許二等，抗而破之，而與佛朗機泊於雙嶼。自是雙嶼確為葡人越冬及僑居之處。又嘉靖乙巳即二十四年(一五四五)，自王直導倭後，葡人與日本人之通商始告隆盛。其次嘉靖丁未即二十六年(A.D.1547)，胡霖等誘倭來市，而林剪等亦從彭享(Pahang)誘來賊衆(佛朗機人似亦在內)，與許二許四等合為一隊，剽掠閩浙沿岸，是年七月，朱紈拜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次年二十七年，朱紈令都司盧鏜攻雙嶼，令副使汪柏等泊於漳州，以備海戰，藉塞其南逸人廣之路。Da Cruz氏所傳華葡人之衝突，似指與汪柏等艦隊所發生者。此次戰事之經過，朱紈之捷報中述之極詳，但《甓餘雜集》卷二及《籌海圖編》卷四、五(15)等亦見之。惟後者則以為完全係倭寇，固誤也。(16)雙嶼被破，據《圖編》云:“燬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賊巢自此蕩平”，(17)該年五月條又云:“聚(18)木石，築塞港口，由是賊舟不得復人，而二十年盜賊淵藪之區，至是始空矣，時二十五日也”，凡此均據朱紈之捷報而錄者。當時之雙嶼港，雖不能謂為東西公共居留地，然至少可謂東西公共市場。相傳來商之人，一時雲集萬人之多。《弇州史料》卷三《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密)傳》云:“蓋舶客許棟王直輩挾萬衆雙嶼諸港郡縉紳利互市陰通之。”此中葡人到底有幾許，固不明瞭，然從居住漳州之人數推之，似不下千人，Pinto氏謂居民總數三千人，中葡人一千二百云云，似非妄言也。若如林富之奏所言，果准與廣東通商，則何來彼等如斯蝟集寧波海上之雙嶼乎?對此問題，須更作詳細之研究，但其主因，不外如下:(一)與日本通商之便利，(二)因私商而得脱税。俞大猷《論海勢宜知海防宜密書》云:“市舶之開，惟可行於廣東，蓋廣東去西南之安南、佔城、暹羅、佛朗機諸番不遠，諸番載來，乃胡椒、象牙、蘇木、香料等貨。船至報水，計貨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廣。數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處番徒，勾引西南諸番，前至浙江之雙嶼港等處買賣，逃免廣東市舶之税。及貨盡將去之時，每每肆行刼掠，故軍門朱，慮其日久患深，禁而捕之，自是西南諸番船隻，復歸廣東市舶，不為浙患”(19)，此亦足為參考也。
雙嶼港係互對霩
所海島中之一港。《籌海圖編》卷五定海沿海設備條説明霩
所云:“濱海對雙嶼港，”關於梅山港亦有:“東至崎頭大洋，南至雙嶼港，俱約半潮”之句，又曰:“雙嶼港先年為賊巢，今填塞矣。”霩
所及梅山港，其名今猶存，故雙嶼港之所在，僅據此亦略可知矣。又該書卷一《輿地全圖》陸奧山下，亦記此港名。陸奧山今既音訛而為六横山，山下環拱佛能島及比克島，構成灣形。是即葡人所稱之寧波(Liampo)，實為十六世紀之上海也。
六、漳州之葡人來航及其被逐年代
次關於漳州在住葡人之被逐，據Da Cruz氏所傳，略如下:“次年，一五四九年(嘉靖二十八年)，中國艦隊之警戒，更加嚴備。然欲於星羅棋布之中國沿岸島嶼間，禁止葡船之私商，殆為不可能。惟葡人中亦有不能充分購其所需，且運來之物品，亦有未能全部銷完者，故留船二隻及人員三十名，俾販殘貨。於是中國人乃策略，激怒葡人，使其上岸不能應戰，且乘虚奪船，逃而無路，皆被捕矣。參加此次攻擊之中國官員，欲誇輝其戰功計，乃將被捕之四人稱為滿剌加王，各書其姓名於四大旗上，飜展前面，示衆各城鎮。且為消滅密計起見，殺盡隨伴葡人之中國人。於是被殺中國人之戚友間，乃起不平，遂為特使所查辨，經言語之不通及通事之賄賂與許多困難等，始發見此虚計，於是大半之葡人，乃被放釋。”關於此事件，於鎖港派，換言之，即朱紈等一派，及開港派，換言之，即浙閩鄉紳一派間，所傳大相逕庭。吾人此處雖不能論其是非，然據Da Cruz氏所傳，與浙閩鄉紳一派稍同，殊值注意。《名山藏》敍此事件云:
“此時有佛朗機夷者，來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憤起格鬭，漳人擒焉。紈語鏜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謬言、夷行刼至漳界，官軍追擊，於走馬溪上擒得者，紈業以厲禁，爲浙中二三貴家不樂。先是言官，業請改巡撫爲巡視，以輕紈權，以消浙人觖望之意。至是御史(陳)九德劾紈專擅濫殺，詔罷紈，下鏜喬吏，遣給事中(杜)汝楨即訊，訊報，則滿剌加夷來市，非佛朗機行刼者，專擅濫殺，誠如御史言。詔鏜喬論死繫獄，逮紈至京師訊之，紈驚仰藥自盡。”
既云“夷人憤起格鬭”，“漳人擒焉”，且謂“夷行刼至漳界，官軍追擊，於走馬溪上擒得者”為“謬言”，可知其情形。月港為今海澄縣，屬漳州。走馬溪在銅山所，換言之，即今銅山鎮之南隅，屬詔安縣。故《明史稿》及《明史》云:“至二十六年，朱紈為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追擊於走馬溪，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紈用便宜斬之”，此誠以鎖港派為是而載者。當時福建在住之葡人與中國官員間，其交涉似有許多曲折，開港派之一人，同安林希元於其《與翁見愚别駕書》中云:
“元(希元)前見海道欲攻夷(佛朗機)，曾作書，薦門生汀漳守備指揮俞大猷，又薦門下知兵陳一貫，獻謀夷祕計於海道，未有可用之人。又薦生員鄭岳於海道，雙華喜之，遣暫歸永春，俟有急取用。既而海道自漳至泉，謁巡按，過同(安)語元，機夷害吾人，似不必攻，已遣指揮往夷船，諭令暫避巡按。若邊民賒貨未還不得去，許告官爲追，元亦是之。既而海道見金巡按，急欲驅夷，始移文永春取鄭岳，乘傳至海門，諭夷如告予之言，鄭生過予問計，元曰:前柯雙華曾以此告，今熟思之，官府方欲攻夷，未能，如何又與追債，不唯法上難行，夷人又不信，若令夷人將在船貨物，報官抽分，然後以逋負告官，則法上可行，夷人亦信。又令至夷船，察探其虛實以報，鄭生至海門，諭夷人如予策，夷人果悦，置酒延款，夷舟有九，至者六舟，尚三舟不至。約待會議定，然後報，厚遣鄭生，令還報海道，不至三舟，乃華人假夷者。鄭生行密，遣人通訊，謂已皆華人，故不敢見，願謀夷人自贖，看官府約何日攻夷，願舉兵爲內應。鄭生以其謀告予，元喜曰:前日陳一貫之計，大略相似，但當時未有可用之人，今有人矣，如今之策，更妙於一貫，決可用。雙華遣鄭岳，諭夷人，既有頭緒，如不攻，遣鄭生再往，令報税抽分可也。如欲攻，遣鄭生，密通三舟，約日舉兵，令彼爲內應可也。二者皆勝算，雙華怒元與韓漳南之書，棄不用，乃用捕盜，行狗盜之計，掩取夷人解官，坐以强盜梟首之罪，夫既差人，往諭其報税，而忽攻之，非失信乎?又不顯攻，而用鼠盜之計，非失體乎?彼此皆無所據，撫不成撫，攻不成攻，中國之待夷狄，當如是乎?其失一也。既而狄人修怨，焚青浦之居民，掠海上之舟楫，其勢不得不用兵，其用兵也，躬親督戰。既不能如汪誠齊之滅機夷，因風縱火，又不能如周瑜之焚曹操，庸致大舟自焚，多人溺死，徒費官帑之千金，不得小夷之一毛，其失二也。勢莫如何，始納夷人之書，老人約正捕盜六人，爲質於夷船，僅得一番奴一通事之來，又厚燕勞，張鼓樂，以送之去，則官府之技倆，皆爲夷人識破，其爲中國之羞甚矣，其失三也。既已納之降，而厚待之，今兹之來，待之如舊可也，如何又欲攻之，攻之而得勝算，不如舊歲之喪師辱國可也，如何又踵故智，使數十生靈之命，喪於滄波，府庫不貲之財，蕩於煙火，視去歲之辱，又益甚焉，其禍又將誰委?是皆忽鄭生之謀，用宗善之策，其失四也。似此四失，不但失中國之體捐中國之威，戎心由是而生，將來之禍未已也。今聞捐百金，購敢死之士，爲必攻之計，似也。使捐數十人之命，能殺夷可也，若又不能殺而徒爲所殺其罪不尤大乎?故元於機夷之攻，未盡以爲然，惜其事已壞，追悔無及。”
汪誠齊係汪鋐，柯雙華即柯喬，海門在月港附近，當時之巡檢司，則置於此。書中之所謂“去歲”、“今兹”或“今”等等，不知是書成於何年，故不能確言所指為何年，然既有“朱秋崖又誣元，以渡船載番貨”之句。由此推之，似係朱紈任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時，亦未可知，秋崖係紈之號。是故所謂“去歲”者，係言嘉靖二十七年，而“今兹”或“今”等，即二十八年之謂。果是，則二十七年之戰事，非中國之勝，寧為敗北，然《籌海圖編》僅云:“六月賊攻沙頭嶴，及衝大擔外嶼者再，柯喬禦之嚴，賊乃遁去，”又《明史》亦僅有:“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之句，(大擔嶼與小擔嶼均在浯嶼外，沙
嶴則在月港外。第《圖編》以實地而言，而《明史》即言其所管耳。又《明史》中之沙頭嶴，似指沙
嶴。)故此次戰事之經過，似如Da Cruz氏所言，因林希元書中，隱約可見其蛛絲馬跡。祇因此書，未言及嘉靖二十八年葡人被逐事，殊屬憾事。職是之故，Da Cruz氏所傳僅捕三十名葡人，及Pinto氏所傳之五百名葡人中得免死者僅三十名云云，孰是孰非，尚為疑問。然西方史家，概贊同Pinto説。
但Pinto氏所傳之年月，不足考據，固無論矣。彼謂寧波之驅逐葡人，在一五四二年(即嘉靖二十一年)，殊不足信，此業已由Volpicelli氏引Da Cruz之言而證之矣。(20)可為兩者所傳之差異，不能謂Pinto氏所傳為非。
然關於此事，中國已有精確之材料，故無從懐疑，前已述矣。又因Da Cruz氏敍中國海軍在福建之行動，而無言及寧波海上之行動，故Volpicelli氏遂懐疑關於封鎖葡人居留地之年代，但據中國史料所載，則知係一五四八年(嘉靖二十七年)。至漳州之驅逐葡人，發生於翌年，故不論其前或其後，此等地方均無發生華葡用兵之事。惟Pinto氏所傳關於漳州驅逐葡人之原因及其經過，頗值注意。據彼所傳，當Armenia人某氏死時，判官Ayres Betelho de Sousa氏認其貨物為其遺產之一部，而中國商人乃主張為彼等所有，要求返還。判官拒之，則訴諸華官，於是華人與葡人，遂見衝突矣。(21)此事又見前引林希元《與翁見愚别駕書》，其文曰:
“佛朗機雖無盜賊劫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爲無罪，然其罪未至於强盜，邊民略誘賣與，尤爲可惡，其罪不專在彼，而官府又未嘗以是攻之，官府之攻，起於殺死番徒鄭秉義而分其屍。”
屍為財之譌。鄭秉義係番徒，非中國人，似Pinto氏所言之Armenia人。所謂殺死者，恐係華官之誤認，總之，其原因一如Pinto氏所傳，在“分其資”，是無可否認者。尤自朱紈之任提督浙閩海防軍務之後，葡人與日人，均不能幸免被逐，且因發生此種事件，故愈促結束彼等之命運。由上述之原因，Pinto氏乃謂華官禁止土人與葡人之往來，絶其物資，俟彼等饑餓而徘徊於地方時，土人蜂起，陸兵攻之，海軍焚其船，而五百名中之葡人，幸得免死者，僅三十名。因於葡人之人數，前引林希元《與翁見愚别駕書》云:
“大約機夷之人，不下五六百，欲盡滅之，非陪以千人不可，然捐千人之命，以陪無大罪之夷，亦仁人所不忍也。”
由上觀之，嘉靖二十七八年，交漳在住之葡人，人數五六百，是為事實。此與Pinto之五百人説，略為符合。然Da Cruz氏謂五百人中僅留三十人，於是遂與中國人發生衝突，至Pinto氏則言五百人中幸得免死者僅三十人。關於此次戰事，除上引《名山藏》及《明史稿》外，俞大猷《正氣堂集》卷五《議王直不可詔書》云:
“二兇(王直毛烈)雖猛，孰與佛朗機，曩時佛朗機船數隻，久泊元鐘走馬溪，副使柯喬等，督兵驅之，日久不去，輕視官兵何如耶?一旦一船先登，衆船蟻附，彼有大銃不及灼火，彍弩不及發機，死者胥溺，生者就擒，何其快哉。”
又該書卷九《論鄧城可將書》亦云:“至於舟師，尤其長技，在閩，則有走馬溪之戰，擒佛朗機賊船，一境得生。”又觀其“彼有大銃不及灼火，彍弩不及發機”云云，似葡人不在船中，抑或少數，故Da Cruz氏所傳似確。又“佛朗機船數隻”及“死者胥溺，生者就擒”之語，與該書卷十五《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横書》之“往歲詔安走馬溪，夾板數隻，同日而亡，猷所親見”云云，如Da Cruz所傳，當時之葡船，不僅二隻，故Pinto氏所言，似確而可靠。然欲解決此問題，則非考察當事者朱紈之言不可。其著《甓餘雜集》卷四《六報閩海捷音事》云:
“據委官福建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署都指揮僉事盧鏜，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各呈稱，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等日，舊浯嶼夾板尖艚叭喇唬等項賊船，同佛朗機國夷王船，陸續追出境，內有夷船，於二月十一日復回，至詔安縣洪淡巡檢司地方靈宮澳下灣拋泊。盧鏜柯喬，會同分佈軍門原委中軍福州左衛指揮使陳言，領福州清海滄兵，浯嶼水寨把總指揮僉事李希賢，領浯嶼兵，銅山西門澳水寨把總指揮同知侯熙，領銅山兵，守備玄鐘澳指揮同知張文昊，領玄鐘兵，各督千户陳爵、常江、吳鎮、百户周應晨、鄧城、吳大器、張綬、劉欽、趙祚、兼捕盜石廷器、唐弘臣等。家丁盧宗舜、陳福寧等分哨，盧鏜懸示千金重賞，離間夷心，柯喬委詔安典史陸鐵，撫諭梅嶺田傳巨姓，俱各効順，出兵埋伏賊夷所泊山頂。本月二十日，兵船發走馬溪，次日賊夷各持鳥銃上山，被梅嶺伏兵亂石打傷，跑走下船，盧鏜親自撾鼓督陳，將夷王船二隻，哨船一隻，叭喇唬船四隻圍住。賊夷對敵不過，除銃鏢矢石落水，及連船飄沈不計外，生擒佛朗機國王三名:一名矮王，審名浪沙囉的嗶咧，係麻六甲國王子；一名小王，審名佛南波二者，係麻六甲國王孫；一名二王，審名兀亮哵咧，係麻六甲國王嫡弟，白番鵝必牛。……共一十六名，黑番鬼亦石……共四十六名，俱各白黑異形，身材長大，賊首喇噠賊封大總千户等項名色李光頭，的名李貴……共一百十二名，番賊婦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斬獲番賊首級三十三顆，通計擒斬二百三十九名口顆……前項賊夷，去者遠遁，而留者無遺，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縛，全閩海防，千里清肅等因。”
其言夷王三人與白番十六名，計十九人云云，似指葡人而言者。被中國艦隊所包圍，計夷王船二，哨船一，及叭喇唬船四艘，而叭喇唬為Prau之對音，馬來瓜哇語為船之義。此處似言馬來船。是故此中可認為真葡船者，僅所謂夷王船二艘而已，此與Da Cruz氏所傳符合。又其“出兵埋伏賊夷所泊山頂”及“次日賊夷各持鳥銃上山，被梅嶺伏兵，亂石打傷，跑走下船”云云，亦與彼所傳，略符合。其言生擒佛朗機夷王三名，為麻六甲(滿刺加)國王之子孫弟，與Da Cruz氏所傳，尤為符合(僅四人與三人之差)。職是之故，予相信Da Cruz氏所傳與實情脗合，而Pinto氏則過於誇張。Pinto氏之所以誤，似因彼知漳州有五六百名葡人，但後所聞則僅三十人，故立即以為其餘業已慘死。又關於李光頭之名，《日本一鑑》亦見之，似與許二及王直等同類，原為舶商。據《六報閩海捷音事》云，其本名為李貴，(《籌海圖編》謂呼為李二)，俗稱“賊首喇噠”。海賊首領而有喇噠之號(或作哪噠)者，自嘉靖中葉至萬曆年中，史不絶書，然不知對音如何。惟此輩賊首，從另一面觀之，係外國與本國商人之中間者，為後世Comprador之濫觴。是故由此名號所興之時代推之，或為Comprador之畧稱亦未可知。Comprador為葡語，固無論矣。
此次戰事發生之洪淡巡檢司地方，在走馬溪附近。關於走馬溪，《正氣堂集》卷二《呈福建軍門秋厓朱公揭》云:“今漳州詔安縣五郡走馬溪，兩山如門，四時風不為患，去縣及各水寨頗遠，接濟者，旦夕往來，無所忌避，天與猾賊一逋藪也。諸番自彭享而上者，可數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儲備，而後敢去。日本自寧波而下者，亦可數十日程，其須泊而取備亦如之，故此澳乃寇必經之處，非如他澳則患風水防追捕不得久住。”葡人最後被逐之處，在離此不遠之地，故葡人所傳彼等之居留地，似在此附近。
葡人始與漳州通商之年代，畧在何時?據Da Cruz氏云，當居住寧波之葡人勢力漸膨脹時，則漸與此等地方通商，而不言其年代。幸而中國史乘林希元《與翁見愚别駕書》有云:“佛朗機之來，於今五年矣。”此書果作於嘉靖二十七年，則葡人之來漳州，當始於嘉靖二十三年(A.D.1544)，苟完成於二十八年，則自二十四年始。苟彼等至寧波之年為嘉靖十九年(A.D.1540)，則在四年或五年之後，始至漳州。而彼等被逐於漳州者，實在寧波被逐之次年，換言之即嘉靖二十八年(A.D.1549)無疑。然據Montalto氏云，在寧波破壞後之三年，葡人重賄，得鞏固其在漳州之基礎。(22)其為謬誤，固無論矣。又西方史家，均謂漳州為Second Portuguese Settlement，但似未至成為Settlement。
七、允准通商之年代浪白澳與蠔鏡澳
葡萄牙人自被逐於寧波及漳州之後，先則以浪白澳(Lampacao)(23)為根據地，後移香山澳，換言之，即蠔鏡澳，此事中國史乘，亦屢見不鮮，然至其年代，無從考知。《明史稿》僅云:
“自紈死，海禁復弛，佛朗機遂縱横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境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
至《明史》，其文大同小異。然已云:“自紈死，海禁復弛，佛朗機遂縱横海上，無所忌，”則不無多少可作旁證。《籌海圖編》卷三廣東倭變紀條云:“嘉靖三十三年，海寇阿亞八等引倭入寇，提督侍郎鮑公象賢，總兵定西侯蔣公傳，討平之”，又云:
“先是亞八與鄭宗興等，潛從佛大坭國，引番船，於沿海刼殺，逸往福建，收叛亡數千人，與陳老、沈老、王明、王直、徐銓、方武等，流刼浙福，復回廣東。鮑公遣副使汪柏指揮王沛黑孟陽，督兵捕之，及於廣海三州環(還?)生擒亞八等賊一百一十九名，斬首二十六級，餘黨脱逃。”
所謂佛大坭者，固為Putani無疑，又所謂番船者，似指葡船而言。廣海為廣海衛，至三州(環)，萬曆三十年編纂之《廣東通誌》，有名謂三州山者，屬香山縣，其文曰:“三山並立海中，又名大圜山”，似指此也。現刊地圖，有大金山之名。且與“三山並立海中”又符合，而大圜與大金，發音亦復相近。似西人之所謂San Chow，位離澳門十二英里之海上。總之，自朱紈之殁後，換言之，即嘉靖二十八年之後，葡船尚出没於中國海上，關於此事，中國史料，亦曾載之。至關於停泊浪白，次移香山澳之事，龐尚鵬《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述之較詳，云:
“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麥至蠔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即澳門也。外環以大海，接於牂牁，曰石峽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筦新會人爲之，椎髻環耳。効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以久駐，守澳官權令搭篷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得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芒耀日，大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姦人且導之，陵轢居民，蔑視澳官，漸不可長。”(《百可亭摘稿》卷一)
龐尚鵬為南海人，其上此疏，乃在任浙江巡按之時，故係嘉靖四十四年(A.D.1565)事。可知當時香山澳之繁盛，又可探悉其為短期中急速發達者，惟葡人何年泊於浪白澳，何年移至蠔鏡澳，則尚缺明瞭。反觀葡人之所傳，Pinto氏所言之年月，本不足考據，然DaCruz氏謂一五五四年(嘉靖三十三年)以後，葡人始平穩與中國通商。換言之，即在該年，Leonel de Sousa (capitão mor)始獲通商之允准及約納税，自是之後，廣東遂開放於葡人，聞雙方均獲鉅利而滿足。此事中國載籍亦有其傳，《日本一鑑》海市條云:
“歲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佛朗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比有周鸞，號客綱，乃與番夷，冒他國名，誑報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每以小舟，誘引番夷，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又徐銓等，誘倭市南澳，復行日本，因風逆，回泊柘林。都御史鮑象賢，先命東哨統兵官黑孟陽，統率舟師，伺拏之，徐銓入水而死，餘皆就擒。歲乙卯(三十四年)佛朗機國夷人，誘引倭夷，來市廣東海上，周鸞等，使倭扮作佛朗機，同市廣東賣麻街，遲久乃去。自是佛朗機夷，頻年誘倭來市廣東矣。姦民犯罪深重者，移家受廛於夷島，深根固蒂乎其間，藉以買賣之名，用其賊寇之技，汛去汛來，東南多事。”
迄嘉靖三十三年(A.D.1554)，葡人始獲中國官場之允准，得公然泊於浪白澳(Lampacau)，而與廣東省城通商。《日本一鑑》之著者，謂周鸞係華人，且言彼詐稱客綱首，換言之，即外國船長。然所謂周(Sousa)鸞(Leonel)者，即似Leonel de Sousa 之華名也。既謂此人所率之葡船，曾駛日本，則其言誘引倭夷，來市廣東，似非虚譌。苟知香山澳急速之發達，其負於與日本之貿易大，則益知其為事實矣。
對此，年代僅有一年之差，故事實上稍有混同，但萬曆三十年郭斐等所編《廣東通誌》卷六十九澳門條云:
“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狥賄許之，僅蓬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爲舶簸矣。”
三十二年，為三十三年之誤，當時之葡船，似泊於浪白澳，而不泊濠鏡，迄三十三年，始獲與此等地方易貨之允准，是可推測者。據葡人所傳，一五五四年，換言之，即嘉靖三十三年，自停泊於浪白而正式獲與廣東通商之允准迄割讓澳門Macao(亞媽港)止，此間約經三年之歲月，即至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始見諸實現。然中國方面，據予所知，則未見此時代之記錄。如前引龐尚鵬之上疏，其所言浪白泊船與濠鏡居留間之年代，亦有可疑者。即:“經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以久駐，守澳官權令搭篷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中之所謂往年者，似言嘉靖三十三年以後之事，又所謂近數年者，即指四十年左右，而所謂今者，即上疏之四十四年之謂也。由是觀之，葡人所傳之割讓澳門之年為一五五七年，即嘉靖三十六年，與華人所傳，大同小異。又關於由浪白徙蠔鏡之年代，南海郭尚賓萬曆四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上疏云:“查夷人(佛朗機)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後當事者，許其移人濠鏡。”(《郭給諫疏稿》卷一)自葡人移居濠鏡後，隆慶及萬曆間之人士，亦有一部份主張將葡人再移回浪白外洋者。吾人相信葡人所傳之一五五七年居留澳門，換言之，即佔據澳門之年代，殆無錯誤。已明言此事發生於是年，而當時之情形，僅Pinto氏記錄之而已。關於氏所記之事項，是否可靠，姑置不論，至關於年月，則如Volpicelli氏所論證，殊不足信，又如吾人上述所引，其關於記載寧波及漳州事件，年月又無一不誤。但據Montalt氏稱，Macao之記錄，亦言居留澳門之年為一五五七年，殊不知此項消息，亦依據Pinto氏等載籍，故不足為典據也。然予根據中國可信憑之史料，僅能推定葡人之居留澳門，約在一五五七年頃。苟以此而謂中國政府公許彼等居留澳門，則彼等所傳之事情，則令人不得不深疑之。
八、佔據澳門之情形與其年代
關於佔據澳門之情形，Pinto氏云:“一五五七年，廣東官吏，應士商之要求，將Macao讓與葡萄牙人，彼等將荒涼之瘠地，化為美麗之歐人居留地，如葡萄牙最穩固之地方然，得安居樂業矣。”(24)然Faria e Sousa及Semedo二氏，均謂Macao 本係海盜巢窟，而葡人應華人之請，且附以容許彼等居留其地為條件，將海盜掃蕩，彼等遂擇一地，造屋劃市。(25)尤如Du Halde氏，即將海賊名傳出，稱為Tchang Si Lao，横行於廣東海上，遂取Macao，圍省城，皇帝因而詔此等歐洲商人，給與Macao，彼等遂得居留此地。(26)關於盜首之Chang Si Lao，西班牙史家Fr.Juan de la Concepcion，亦有記載，而謂係侵犯Philippine之海盜Li Ma Hong之遺蘖。
然而Faria e Sousa及Semedo與Du Halde氏等，對此事件之年代，均無明言，殊堪注意。另一方，關於一五五七年之居留澳門，Pinto氏未嘗言及驅逐海盜事。是故如Ljungstedt 氏乃謂因驅逐海盜而得居留澳門，實葡人之揑造耳。此事於澳門史上，且在中葡外交史上，為最重大且最有趣之問題。Ljungstedt氏所依據之中國記錄，例如《明史》，《澳門記略》，及《廣東通誌》等，不僅不能使葡人首肯，即如吾人等局外者，亦不能信服，固不待論。然則Faria e Sousa等所傳，毫無錯誤耶?此又不然，但吾人相信多是少非，其錯誤不在此等史家，實在後世之葡人及史家。換言之，即將Pinto及Faria e Sousa等所傳之記事視為同年發生之同事件及同人也。
據吾人之研究，知嘉靖年間，葡人援助中國政府，且助閩粵官吏，討滅海盜，凡二次。(27)其一例可見林希元《與翁見愚别駕書》，其文曰:
“佛朗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沈朿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鷄之數，其價皆倍常，故邊民樂與爲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吾人民，刼掠我財物。且其初來也，慮群盜剽掠累，已爲我驅逐，故群盜畏憚不敢肆，强盜林剪，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則爲我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據此則佛朗機未嘗爲盜，且爲我禦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於吾民也。”
是書寫於嘉靖二十七、八年，前已述矣。林剪之名，《日本一鑑》亦云:“明年丁未(二十六年)胡霖等，誘引倭夷，來市雙嶼，而林剪往自彭享國，誘引賊衆來，與許二許四等，合為一
，”至嘉靖二十六、七年頃，葡人為中國官府而除之。書中已
有“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之句，則知此輩海盜，早在嘉靖六、七年，既横行於閩浙海上，此與《日本一鑑》“賊獄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云云之福建鄧獠(老)事件，畧發生於同時期。惟此輩海盜，從其年代與場所言，斷非如Faria e Sousa 等所傳之盤據於澳門之海盜，固無論矣。
次為嘉靖四十三年(A.D.1564)發生於柘林之海兵叛亂事件。事之起因，在給餉時而不給，聞亦曾犯廣東省城。當時廣東城內外，非常騷亂。明陳一松於其《賀大司馬督府自湖吳公平倭凱旋序》(《玉箇山堂集》卷一)中，述此次之叛亂云:
“潮有戌卒數百，脱巾以海艚叛，入省言狀，省使者議必誅，卒遂焚掠郭鄙居民以去。後誅失利，勢張甚，羊城大恐，……夫羊城，古南粵百聚之國也，承平日久，變起倉卒，無以應，士大夫多欲他徙者，脱少不戢，則全粵搖動，將益紛紛矣。故論者謂，公擒叛折萌，有功德於東人者尤盛。”
自湖為吳桂芳之號，當時之兩廣軍務提督。柘林位潮州海上要衝，倭寇亦頗馳名，如前所引，《籌海圖編》則以此地為廣東路門户，又云:“柘林乃南粵海道之門户，據三路(東中西)之上流，番舶自福趨廣，悉由此人。”當時之總兵湯克寬嘗禦之，及其敗也，乃焚其戰艦。於是桂芳令俞大猷謀之，獲居留澳門之葡人之助，始討滅之，但中國史籍，大抵無傳。幸俞大猷《正氣堂集》有處理此事之文書，故稍可明瞭其委曲。其卷十五有“處拓林叛兵”之句，此乃彼給計事首吳桂芳之信中所言者，且微露其攻意，謂彼輩必揚帆以去，然因大海汪洋，難以攻之，故須先示以招撫之意，後乘賊之不備出而襲之。尚有題為《集兵船以攻叛兵》一書，亦給吳桂芳者，其文曰:
“叛兵事，決爲攻剿之圖，亦須旬日後，乃可整齊，香山澳船，猷取其舊熟，用林宏仲者數船，功成，重賞其夷目，貢事已明諭其決不許，猷候制出各號帶，即差人分發澳船，並南頭白石船，尅日齊至合攻，此數日且言招以款之，賊與白石人持，一時似未遁走，如恐其遁走草草臨之，亦難萬全矣，乞裁之。”
香山澳船固為葡船，又畧稱之曰澳船。南頭白石，係澳名，至林宏仲，似葡人之華名。據《計叛兵必伏誅》文云:“哨探人三十晚，自彼回，謂各船尚在三門，各徒分財不平，或在山或在船，不相和合”，可知當時叛兵所據之地為三門。三門之名，今廣東海上，處處有之，俞大猷於其《與徐僉憲書》中云:“東筦叛兵，近日撲滅，自湖公雄略，真卓越千古”，由此觀之，柘林叛兵，乃據東筦，又名之曰東筦叛兵，故其謂三門，乃指東筦之三門，至為明瞭。普通之言三門，即指此三門，《廣東名勝誌》東筦縣條云:“三門海縣西南六十里，海中有虎頭門諸山，因名之三門，其門即大步海，海中有媚珠池，珠蚌是出”，然在虎頭門外相距不遠之海中，今尚有三門山。又吳桂芳上奏此役中俞大猷之功績文中，有“撫商夷以助折衝”之句，可知葡人，亦曾參加此役。
葡人參加此役，獲功之後，則恃功恣横。俞大猷《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横》文中有云:
“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又尅金，豈彼物能尅此物，而終無能尅彼者哉?……用官兵以制商夷，用商夷以制叛兵，主在將之功，能使之耳。商夷用强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三門之役，神妙之算，恩威之布，彼亦心服，今欲翦之，豈無良方?若以水兵數千，攻之於水，陸兵數千，攻之於陸，水陸並進，彼何能逞?此夥所用兵器，惟一軟劍，水戰不足以敵我兵之刀，陸戰則長鎗可以制之，無疑也。惟島銃頗精，大銃頗雄，軍令一嚴，冒死一衝，彼自破也。往歲詔安走馬溪，夾板數隻同日而亡，猷所親見，今與之大做一場，以造廣人之福，竊謂唯名公能操發縱之權，唯猷可勉効鷹犬之勞。”
此似獻策於吳桂芳者，惟未見諸實行，然可知當時之葡人，因恃功恣横之結果，遂有擊攘之議，其中必有因緣。
除上述二次外，據吾人所知，未聞為剿滅海盜而華人請助於葡人之事。然對實際事件，華人有時不無故意或偶然不傳者。中國本為文字之國，故對請助於外人之事，不無為國而有所避忌，然對該事件之大畧，必有人筆之於書。何況近代之明，材料頗多，縱令對葡人援助事忌而不傳，然對廣束或香山發生之戰事，謂其一言未及，殊難置信也。至Du Halde氏，竟謂此次海寇，嘗圍廣東省城。關於海盜圍攻廣東省城之記錄，僅有嘉靖四十三年之事件。苟Faria e Sousa與Semedo及Du Halde三氏所傳為同一事件，則據Halde氏所傳之內容推之，彼等所言，必係關於嘉靖四十三年海兵叛亂之事件。因彼等所傳，未載年月，故無必發生於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之理。實際彼等所言者，乃嘉靖四十三年海兵叛亂之事件，其記事雖有若干錯誤，但大致與中國記錄符合。彼等又謂此事件之結果，葡人遂於澳門興屋成市矣。此固誤也。俞大猷之書，亦言葡萄牙船為香山澳船，又云:“南夷用強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又如前所述，經一年後之龐尚鵬上疏亦云:“近數年來，始人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由上觀之，在海兵叛亂葡人援助官兵之嘉靖四十三年，葡人在澳門之聚落，必有五六百户之多。然則何以Faria e Sousa等，犯如此之大誤?彼等亦有相當之理由焉。此觀俞大猷書之“功成重賞其夷目，貢事已明諭其決不許”云云，亦可察其大體矣。由此文意推之，確有出兵條件，葡人必要求貢事。而俞大猷似直接間接任談判之責，然已言功成重賞……明諭其決不許，又兼當時官軍缺乏兵艦，而省城亦告急，從此再推之，更由中國官府對夷欺罔之慣例推之，可疑其詐稱朝廷不許，而向外人實即許之，以塗一時。俞大猷誠為一世之豪傑，且為策士兼權畧家，故不能保無此事。何況俞大猷與葡人間，尚介有俞尚志耶?所謂貢事，其意如何?由表面言，其義為貢北京朝廷，然實即欲藉朝貢，以求朝廷公認居留澳門之已成事實。關於貢事，不以俞大猷之拒否而成敗，然出兵條件，已包居留澳門，故廣東當局，雖為一時之糊塗政策，但終亦許之。葡人似亦作如此之推測，此見龐尚鵬嘉靖四十四年上疏中:“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云云之居留人急速之增加，亦可作如是觀。於戰事後，葡人恃功恣横，而俞大猷乃藉此欲驅逐彼等，此間似有祕事，吾人相信俞大猷等，因一時之權畧，先許葡人居留澳門，而葡人乃認為公然之允許，於是兩者間，遂發生見解之不同。當時果如葡人所傳，給與割讓澳門之敕許金牒Quin Chao(chapa de ouro)，則必係吳桂芳及俞大猷等所偽造，為中央所不知者。因此事不僅為中國史上所未見之先例，且當時果有此事，則無以塗塞御史之口，而大猷及桂芳等之地位，亦無從保留。惟因廣東遙遠，地方官吏之祕事，中央無從探知。何況彼等與外人間之祕事乎?
職是之故，吾人對葡人居留澳門之允許，乃抱上述之見解。廣東地方官吏之真意及實情，彼等已無從探知，故嘉靖四十三年叛兵平定之結果，彼等乃相信因功而獲公許居留澳門。葡人居留澳門之事實，早在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此徵之於俞大猷及龐尚鵬之語，則可瞭然。關於實際居留之情形，萬曆《廣東通誌》云:“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狥賄許之，僅蓬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然事實如何，未可遽斷，(惟對Pinto氏謂依商人之請而許居留，另有見解，殊堪注意)，但龐尚鵬云:“往來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上甚惡，難以久駐，守澳官權令搭篷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人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尤以俞大猷:“商夷用強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之句，較近事實，此似欲依嘉靖三十年泊浪白澳之例。數年之後(依Pinto氏言，為嘉靖三十六年)，彼等移泊濠鏡過冬，並作久住計，但實際上獲居住之允許者(縱令由地方官吏之糊塗政策)，似在嘉靖四十三年。然據Faria e Sousa氏等所言，謂官府之允准及實際之居住，時期相同，以常識考之，亦有其事，因無該國之允准而居住該國，故筆者不得不如此記載。其實官府之允准及實際上之居住，時期各異，至少亦已隔數年，故苟此事為中國獨有之現象，則彼等之誤，似有不得已者。總之，Pinto氏所傳，為葡人最初居留澳門之情形，而其年代及情形，亦與中國所傳，畧為符合。至Fariae Sousa氏等所傳，謂由嘉靖四十三年海兵之叛亂，葡人出兵，後以功獲居留澳門之公許，此與中國所傳，亦復符合。而對此年代不同，事情各異之事件，其所以視為同時又同事者，實因後世葡人及史家之錯誤，故在史上，遂生許多疑雲矣。吾人對此問題之見解，即如上所述也。
九、Li Ma Hong及Chang Si Lao考
Du Halde氏謂葡人允廣東官府之請而由澳門所掃蕩之海盜首魁，名曰Chang Si Lao，而Fr.Juan de la Concepcion氏謂人寇菲律賓之中國海盜Li Ma Hong恐係Chang Si Lao盜首之餘蘖。自嘉靖末年迨隆慶及萬曆間，剽掠浙、閩、粵諸海上之海盜，不可勝數，舍許棟、王直等外，最有名者，為張璉、吳平、曾一本、林道乾及林鳳等。其中侵入外國，於閩粵海上消湮其踪跡者，為吳平與林道乾及林鳳三人。林道乾逃至柬埔寨(Camboja)，次入暹羅，林鳳奔呂宋。《明史稿》《凌云翼傳》云:“時寇盜畧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為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沈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淛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此為凌雲翼代殷正茂任兩廣軍務提督時之事，所謂“是年”者，乃萬曆元年(A.D.1573)，即彼就任之年也。此時恰為張居正專權之期，其文集有許多關於林鳳事而答殷正茂(石汀)及凌雲翼(洋山)等之手書。其答雲翼之書云:“前閩中屢報鳳賊為呂宋番人圍困”，又答閩撫劉堯誨(凝齊)之書亦云:“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狀，鳳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呂宋之説恐不虚也。果爾皆閩人功，若非遣牒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張太岳文集》卷十七)又俞大猷與凌雲翼之信亦云:“海賊林道乾逃去西南番柬埔寨，上山居住，似無復回之理，若回，勢亦不大容易滅也。唯林鳳逃去東南呂宋港中，暫時泊船，勢必復回，但得六水寨二參將兵船齊整，何患不能撲滅乎。”(《正氣堂集》卷一)又據西班牙史家所傳，西曆一五七四年(萬曆二年)，Li Ma Hong現於Manila，又言由閩遣搜查之使率兵船至，東西所傳，均為符合，是以Li Ma Hong之為林鳳，實毫無懷疑之餘地。由上觀之，西班牙史家所傳之Li Ma Hong，不外林(Lim)鳳(Phong)之訛耳。
Li Ma Hong既為林鳳，則其所隸屬之Chang Si Lao為誰?據《明史稿》及《明史》“俞大猷傳”所載，張璉為“廣東饒平賊。”饒平係潮州管轄之一縣。又云:“海賊曾一本者，吳平黨也。”此事散見於各史籍，徵而有信。惟吳平與張璉之關係何如?俞大猷傳云:“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犄角”，可知吳平在潮州，然與張璉之關係，則缺明瞭。但明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十六《熊公(桴)墓誌》云:
“會閩師討(曾)一本，一本曾敗閩師於馬甘澳，兹閩稍勝輒敗，諸將益懼，公命縛閫將，乃死戰獲一本，先是平張璉等，執渠魁數人，吳平逃於安南，餘黨至是始平。”
徐中行為當時之人，故其言較可信。觀其所云，可知吳平亦為張璉之餘黨。關於吳平走安南事，《明史稿》及《明史X吳桂芳傳》，均有詳細之記載，或言被湯克寬攻走，或云被擒，更曰溺死，然實際則不明瞭。該傳又謂林道乾係“平黨”，但據《張元勳傳》云:“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寳”，又云:“良寶黨林鳳。”又《殷正茂傳》載各處之群盜云:“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由上觀之，林鳳為諸良寳之黨，而諸良寶又係林道乾之黨，三人略同時期。又有謂林道乾為吳平之黨，及曾一本為吳平之黨者，似係當時比肩之群盜也。而此等海賊，均為潮州產，可謂皆係張璉之遺蘖。西班牙史家知林鳳為潮州(Tiuchiu)人。而此時潮州海盜之元祖，卻係張璉。是故吾人疑Fr.Juan de la Concepcion氏之所謂Chang Si Lao，舍張璉莫屬。
中國之“老”為尊稱。《廣東新語》謂廣盜有:“頭目自大老至十老”云云，據予所知，此數字似指兄弟之順序，第一子呼為一老，第二子名之曰二老。而張璉為排四，故或呼為四老。於是所謂ChangSiLao者，似張四老之音譯。惟關於此種呼法，在目下各書籍中，均不能尋見確證，殊為遺憾(請參考許松之呼為許一，許楠為許二，及李貴之為李二等。)
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張璉被吳桂芳及俞大猷等所擒。此事在柘林海兵叛亂前，僅隔三年，柘林係潮州饒平縣內之海口，為一澳，故與海兵叛亂事，極易被人混同。或海兵等，借張璉之名，亦未可知。總之，Du Halde氏混同兩者，將張璉，換言之，即Chang Si Lao視為叛兵之首魁。然叛兵之首魁，為潭允傳及廬君兆等，其為非張璉，固無論矣。
註釋:
①澳門一名香山澳，又曰蠔鏡澳。澳為海港之義。此澳名以蠔鏡為正。屬香山縣，故名香山(Gaoxam)澳，澳之人口，換言之，即門，有南北台，澳門之名，實起乎此。即龐尚鵬《百可亭摘稿》中:“由雍麥至蠔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門也”云云是也。此門又似名曰龍厓門，《日本一鑑》云:“比有佛朗機號海王者，官市廣東龍厓門，”又稱:“稱海王者，蓋屋居止龍厓門。”關於龍厓，霍韜《文敏公全集》卷五下有《龍厓序》，云:“香山海濱有峭壁石立，世呼為龍厓。”蠔鏡又作濠鏡，然以前者為正。又西名之Macao，似因其地有天后宮，即亞媽宮，故名。
②佛朗機又作佛朗機及佛狼機。東方海上諸國人呼西歐人，一般均稱Frank，此在宋元時代既然，嗣後因近世葡萄牙人，航至東方，故遂變為其特稱。佛朗機係葡語Frangues之對音，據Barros氏云，當時之東方人，即如此呼葡人矣。(Asia，Decada Ⅲ.Liv.Ⅵ.Cap.1.p.7.)惟明時有時又混呼呂宋之西班牙人。
③《弇山堂别集》卷六四。
④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VⅡ.
⑤(5)《東西洋考》中有萬曆四十五年及六年之《序》，今傳者為萬曆三十年郭棐等編之《廣東通誌》。《東西洋考》所引與本文異，似嘉靖年間者。
⑥《弇山堂别集》卷六四。
⑦不僅中國史家，即如Montalto亦為其一(Historic Macao，p.8.)。
⑧嘉靖初期，中國人至忌葡人，此見霍韜之下文，則可瞭然，云:“若欲知備倭以下官賢否，觀其處番夷入境，畧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見之矣。東南夷皆由廣人貢，因而貿易，互為利市焉。中國不可拒之自困，惟佛朗機之夷則賊虜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朗機，併拒諸夷，非策也。為今之策，在諸夷之來，則受之，在佛朗機則斥之，否則厲兵以防之，示之必誅，庶機失得，賢否辨矣”(《文敏公全集》卷十下《兩廣事宜》。)霍韜死於嘉靖十九年，此處所引，乃嘉靖初期之著作。
⑨The Portuguese in India，I，p.338.
⑩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p.7.
(11)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VIII，p.40.
(12)Historic Macaop.2-3.
(13)The Portuguese in India，volI，p.338.
(14)根據Volpicelli氏抄譯C.B.R.A.S.vol XXVⅡ，p.62-63.
(15)Asia，DecadaⅢ.Liv.Ⅱ.Cap.VⅢ.文中Barros氏又舉廣東大官，計有Tutam(提督)，Cantam(海道)，Chumpim(總兵)及Puchancij(布政使)等，又言財務官中有曰Concam者，為宦官之對音，似市舶中宦。
(16)Pinto氏謂由此年始與日本貿易，而此地之富大增。
(17)中國艦隊擊雙嶼，葡人亦為被攻之一，朱紈《甓餘雜集》卷二《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這事》奏文云:“生擒哈眉須國黑番一，名法里須；滿咖喇國黑番一，名沙哩馬喇；咖呋哩國極黑番一，名嘛哩丁牛，”又於《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文云:“又據上虞知縣陳大賓甲抄，黑鬼番三名口詞，內開一名沙里馬喇，年三十五，地名滿咖喇人，善使船觀星象，被佛朗機番，每年將銀八兩雇用駕船。一名法哩須，年二十六歲，地名哈眉須人，十歲時被佛朗機番買來，在海上長大。一名嘛哩丁牛，年三十歲，咖呋哩人，被佛朗機番自幼買來，同口稱，佛朗機十人，與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寧波大小七十餘人，駕船在海，將胡椒銀子，換米布綢緞買賣，往來日本漳州寧波之間。今失記的日，在雙嶼，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載麵一石，送入番船，説有綿布綿綢湖絲，騙去銀三百兩，坐等不來。又寧波客人林老魁，先與番人，將銀二百兩，買緞子綿布、綿綢，後將伊男，留在番船，騙去銀一十八兩。又有不知名寧波客人，哄稱有湖絲十擔，欲賣與番人，騙去銀七百兩，六擔，欲賣與日本人，騙去銀三百兩。今在雙嶼被獲六七十人，內有漳州一人，南京一人，寧波三人，及漳州一人斬首，一人溺水身死，其餘遯散等語。”此似指捕獲一葡商船中之黑人，當時之貿易情形，實如口哄。惟據朱紈之捷報云，被捕番人，僅此黑奴三名，而葡人多遯散。當時被捕之日本人僅二名。所謂滿咖喇者，非Bengal即Mangalor，否則必係滿喇咖(Malacca)之倒寫。哈眉須即Habish(Abyssinia)，咖哩呋似言Galle。Pinto氏謂此事件發生於一五四二年，固誤矣，而Danvers氏乃依此，實因不知關於此事件中國有正確之記錄也。(Portuguese in India，vol.I.p.462.)
(18)朱紈之捷報云:“……入港投邏，將雙嶼賊建天妃宫十餘間，寮屋二十餘間，遺棄大小船二十七隻，俱各焚燒盡絶。”此地之葡人，被逐於中國兵船，暫時逃至漳州，此見朱紈《六報閩海捷音事》中舉柯喬等之報告:“佛朗機夷船，先次衝泊擔嶼，皆浙海雙嶼，驅逐南下”云云，亦可瞭然。惟Pinto所言之葡人被逐於寧波時，為中國兵殺害者，計基督教徒一千二百人，其中八百名為葡人，被燒死於二十五隻海舶及四十二隻戎克內云云，實誇張之言耳。
(19)《正氣堂集》卷七。
(20)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VⅡ，p.68.
(21)詳見Voyages Adventureux de Fernand Mendez Pinto，Chap.CCXXI，p.999-1000.
(22)HistoricMacao，p.14.
(23)葡人寫浪白澳作Lampacao，Lampekao，Lampaco，Lampacan，Lampazau 等。最後之Z或為C之誤亦未定，即浪(Lam)白(pac，pek)澳(ao，o，au)也。今代地圖，於澳門西約十英里海上，有名浪白灣者，大林及鷄心洲等環圍之。
(24)Voyages Adventureux de Fernand Mendez Pinto，chap.CCXXI，p.950.
(25)引自Historic Macao，p.24.及semedo，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PartⅡ，Chap.I，p.168
(26)History of China vol.I，p.251.
(27)如葡人所傳，正、嘉年間之香山，實為賊巢。嘉靖三十三年秋，聲勢頗大，俞大猷在其《論鄧城可將書》中有云:“今秋香山賊，雖流遁失勢，人知必死，似瑕實堅，向微鄧城衝其復心，離散其黨，恐未可唾手而取也。”此為海寇何亞八及鄭宗興等一派之所為，《籌海圖編》云:“潛從佛大泥(patani)國，引番船，於沿岸刼殺，”似指此也，而葡人殆全為其黨徒，故謂其嘗為中國官兵擊賊，不能置信。何況其年代亦在嘉靖三十七年之四年前，而葡人尚未獲通商浪白澳之允准耶?
最後是文之成，多蒙村上、池內、箭內、及石田諸君之賜教，或供給材料，殊為銘感，又富岡君允借《日本一鑑》，特誌於此，以表謝意。
(原載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