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歷史概述
[德國] 羅德里希·普塔克
羅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1955年生。1973年進入海德堡大學攻讀漢學、語言學及東亞藝術史，1975年1976年在中國北京語言學院及瀋陽遼寧大學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學，1977年海德堡大學畢業，次年取得語言文學博士。1978-1981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及加拿大多倫多從事研究工作，並獲得加拿大Guelph大學經濟學之文科碩士學位(M.A.)。1983年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副教授，並於1986年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改任教授，自1991年起在美因茨大學任漢學教授。在德國、法國、英國、荷蘭、葡萄牙、中國、澳門及美國的學術雜誌上發表了論文五十餘篇，在德國出版了專著九本，相當部份內容涉及澳門歷史、經濟，鄭和下西洋，歐洲各國在十六-十七世紀在遠東的貿易等方面。
澳門
來澳門的首批葡萄牙人
澳門開拓史十分複雜，至今仍遠遠没有確切地弄淸其來龍去脈。無人知曉首批葡萄牙人何時登上今天這個稱為澳門的城市所在的半島。據説是1553年，一些葡萄牙海員蒙海道副使汪柏允許，登上濠鏡澳，晾曬被暴風雨打濕的“貢品”。
隨着次年索薩(Leonel de Sousa)帶回中國當局簽發的貿易許可證書，最早的葡萄牙移民也就漸漸遷往濠鏡澳了。
1555年，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澳門居留，並在11月間從澳門給教皇狄亞斯(Padre Baltazar Dias)發去一信。
博克薩(Charles Ralph Boxer)在他最近發表的許多文章當中曾有一篇提及一份早年的西班牙文資料，使人得出推論:首批葡萄牙移民在澳門居留並没有得到中國當局的准許。博克薩説，這一份文獻是唯一的一份出自當年澳門開拓者之一的手寫的原始資料。這麽一來，似乎跟前面所闡述的説法，尤其是跟所謂得到中國當局允許居留的説法相互矛盾。不過，即使他們真的根據這一允許而有權建造固定房舍的話，那這個允許也肯定祇限於在浪白澳上，而並非在濠鏡澳上。就是在澳門半島上首批建造固定房舍的具體時間也無從得知。此外，由於關於固定房舍與暫住居室之間可能出現的法律上的區别尚有不清楚之處，因而，我們今天尚不知道澳門的確切建立過程——假如從禮儀的角度考慮，果真有那麽一個所謂“建立”典禮的話。
傳統的歷史記載把“建立”澳門與葡萄牙海員趕走海盜有功聯繫起來。這一提法更擴大了歷史上不清楚之處。據説，葡萄牙人幫助中國人抵禦海盜的侵犯。1554年——這個年份看來是比較確切的——索薩消滅了一支擁有17艘艦船的海盜船隊。然而，這場戰役是在“建”城前還是後進行的，是不清楚的。因為從中並没有提供確切的“建立城市日期”。
1557年，索薩與馬丁一起，再一次驅逐了一支威脅廣州的海盜船隊。顯然，儘管中國人也有防禦工事，但無法掌握海盜們胡作非為的規律。海盜們潛伏在珠江口外無數的小島上，覬覦着獵物的動靜——這些小島也因此被稱為強盜島，祇有葡萄牙人才有能力依仗着裝備精良的艦隊和火砲懲治他們。因此，中國當局默認葡萄牙人的地位，並以某種方式報答他們懲治海盜之功。估計這樣的提法也許是對的。葡萄牙人獲得官方准許在濠鏡澳建立移民區，應當是在1557年前後。
澳門的發展
平托的遊記有許多失實之處，不過，下面這段話倒是十分正確的:
“我們……離開了上川島，中午時分到達另一個島，它位於上川口東北面，距離約爲六個鐘頭的水路，叫浪白澳。在那兒，葡萄牙人跟中國人進行貿易。直至1557年，貿易均在那兒進行。因爲從1557年起，廣東官府根據浪白澳當地商人的申請，把澳門港劃給了我們。於是，在原先荒蕪的島上，我們的人建造了一個大城鎮，裏面有價值達3000-4000克魯查多(Cruzados)的房舍，還有一座配有代理牧師和其它神職人員的中心教堂。居民們選出一位貿易艦隊司令官、一位治安判事官和一位民政長官管理這座城市。這些人以一種把這座城市視作我們的財産的輕率態度以及以爲自己是在葡萄牙最安全角落里的安全感在澳門大行其事……”①
大概是在1557年左右，葡萄牙人開始建造首批固定建築物。他們這樣做，並没有經葡萄牙駐果阿的全權負責東亞事務的機關批准。葡萄牙政府當局對在中國發生的事一無所知，直至很久以後才被知會。
當然，葡萄牙人並非澳門半島的最早居民。在半島北部，即今天建造了一座普濟禪院(觀音堂)之處，原是一個中國漁村，叫望廈村。另外，漁民們和福建商人們在半島南部建造了一座媽閣廟和一處小小的村落。在媽閣廟和內港之間，沿着海岸綫建起了首批帶花園和高高的鑲嵌式圍牆的葡萄牙人住宅，它們很快就組成了整個半島最富有的别墅區。
福建籍居民在葡萄牙人初始移民的年份中，應該説是没有起什麼大作用的。不過，後來不斷地有人從福建遷來，漸漸地跟葡萄牙人混雜在一起，住在半島南部的丘陵起伏地區，因此，就跟香港的北角是冰島人聚居處一樣，直至今天，在澳門南部仍聚居着當年的福建移民的後裔。
1557年前聚居在浪白澳的葡萄牙人，逐漸移居澳門。1562 年，教皇德勒·蒙特(Padre João del Monte)報道:
“目前在澳門居留的葡萄牙人約有800人”。②
一年後，索薩(PadreFranciscodeSousa)認為:
“現在，在澳門城裏有900葡萄牙人，此外，還有大量
本地人改宗的基督徒”。③
澳門居民的構成不單有葡萄牙人，而且主要是從世界各地跟隨葡萄牙人遠洋航行而來的印度人、非洲人、暹羅人、馬來人和日本人。
以其華麗的外表和異常的繁榮使得在廣州的中國人感到驚訝的澳門城市狀況，從龐尚鵬的奏疏中可見一斑:
“近數年來，(葡人)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今(指1564年左右)夷衆殆萬人矣”。④
中國的數字統計往往不準確且多誇大，不過龐尚鵬的奏疏倒是使人明瞭，澳門在龐所處的年代正是其發展的最佳時期。
1565年，澳門已有兩座教堂，其中一座是耶穌會的。1568 年又建起了第三座。在這段時間前後，原為艾窩拉城(Évora)耶穌會領袖的唐麥爾什阿·雷唐(Dom Melchior Carneiro Leitão)建立了聖·拉扎辣麻瘋院(S.Lázaro)、聖拉菲爾醫院(S.Rafael—Krankenhaus，即白馬行醫院)、仁慈堂(Santa Casa de Misericórdia)以及一所孤兒院。
唐·雷唐奉教皇之命來澳門。當時澳門還未建立主教管區，然而，唐·雷唐實際上行使主教的權力。1576年1月23日更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教皇格里哥八世在他的敕諭(Super Specula)中為主教管區機構奠定了基礎。在同一敕諭中，澳門由教皇，也就是由教會方面，正式昇上城市的合法地位。唐·狄阿哥·努尼斯·德·弗桂拉(Dom Diogo Nunes de Figueira)被任命為第一任主教。不過，他在1578年便辭職了，格里哥八世在同年10月22日任命唐·列奧拉多(Dom Leonardo)為他的繼任者。
於是，澳門迅速地發展為負責管理日本和中國宗教事務的巨大的教區中心。不過，若認為澳門因這個地位而導致權力要求或者一種實力地位，那就錯誤了，因為從純粹的世俗觀念出發，城市生活的組織和居民的命運都得依賴於中國官員的寬宏大量。
澳門對中國的依附性
澳門除了教會機構之外，當然還有世俗機構。市政機關的管理機構隨時代發展而變化。儘管澳門有自己的法官、政府和官員，但仍然依附着中國。
澳門既無主權，也不是殖民地，或者海外省份。這個城市在名義上和經濟上更多地是依附中國。中國人要求澳門繳納地租:
“其澳地歲租銀五百兩，則自香山縣徵之”。⑤
除了地租以外，依附關係還表現在中國人對澳門行使的、儘管是很有限的司法權，不過，這一點權力看來並不被繼續接受下去。
較之所有純屬形式上與中國的聯繫更能反映實質的是廣州官僚的情緒。官員們的不信任態度可能危及整個移民區的存在。為此，特摘錄前面已引用過的龐尚鵬奏疏中的幾行字:
“詭形異服，劍芒火砲，瀰滿山海；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奸人且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疑忌之隙，已開其端。
議者又欲將濠鏡澳以上、雍陌村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臣一員駐箚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出，夷人不得擅入”。⑥
建築一關閘，把澳門半島與中國大陸分離開來的計劃，終於在1575年付諸行動:
“萬曆二年於蓮峯莖半設閘，官司啟閉，上爲樓三間，歲久圮”。⑦
界牆築在地峽之狹長位置，其名字則以該處同名的山名命名為蓮花莖。通向大陸之城門叫關閘，一直保存到19世紀。城樓上悬一額，曰:“孚威鎮德”。不言而喻，這是中國人寫的。自1890年起，在同一地點再建起了一座新關閘，在城樓上則莊嚴地掛着葡萄牙軍隊徽記——近代史留下的象徵物。
澳門“城門”定期開放，開始時是一周數次，後來是一月數次。外國人需在廣東購買半島上没有地方可以生產出來的糧食。另一方面，中國勞力蜂擁通過城門到澳門打日工，傍晚即歸家。後來在澳門掙錢養家活口的中國勞力終於使中國當局每日開啟城門，不再限制祇在少數幾日方能進出了。此外，蓮花莖以南有一個中國人的村落，叫望廈村，開始時形式上歸香山縣管轄。葡萄牙人在這兒不受歡迎。光是由於這個原因就對於大陸與望廈村居民的聯繫没有完全切斷十分有利。當然，今天這個早年曾經存在過一個獨立的漁村的地方也屬於葡萄牙當局的管理範圍了。
界牆和城門使中國人可以控制邊境上的往來。若把城門關閉，葡萄牙人便得不到糧食；打開城門，商品便湧向城門內外。澳門人口的不斷增長當然也導致對輸人中國糧食的依賴性，以致關閉城門甚至成為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當然，商品貿易的大部份是海外貿易。從澳門至省城的陸路交通實在是麻煩極了，因為澳門與廣州之間是珠江三角洲，其間河網交錯，祇能乘小艇來往。反而走水路便可以通過珠江的主河道直接到達廣州，並且行船十分方便。從1578年起，在廣州一年兩度舉辦的大集市上，葡萄牙商人用船艇把他們所能提供的貨物運來進行貿易。
中國人對葡萄牙人的態度，因其財富和抗禦海盜的作用而表現出沉默的容忍，但實際上，時時處處總顯露出不信任。人們對外國人的風俗習慣了解得太少了。長於航海的民族在澳門的確是酗酒毆鬥，十分粗魯，以致人們對外國人無法容忍。不過，澳門已經習慣了中國官員的嘮叨，因為他們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個弱點:貪財圖利，而正是葡萄牙人給他們送來了豐厚的賄賂。
澳門及其鄰近地區
馬尼拉和西班牙人的武裝威脅
澳門人憑藉其遠洋船隊壟斷了與東南亞和日本間的貿易。此時中國仍然實行嚴懲出海貿易的海禁政策，日本人和暹羅人還祇有一些小型船隻，加上他們還缺乏抵抗海盜襲擊的火砲；而阿拉伯人在很久以前就不再成為澳門人的競爭者了。整個葡萄牙的海外政策導致伊斯蘭勢力的没落。要是説阿拉伯商人在幾十年前還定期來廣州的話，那麼，今天他們在廣州便完全絶迹了。引人注目的是，自麥哲倫時代起，從南美洲越過無邊無際的太平洋向東亞進軍的西班牙人引起的競爭，正慢慢取代阿拉伯人的位置。西班牙人佔領了菲律賓。
也許，西班牙人並非是最早登上菲律賓的歐洲人。葡萄牙航海家們在無數次到盛產香料的棉蘭老(Mindanao)、巴喇望(Palawan)、西布(Cebu，也叫宿霧)等島嶼的航行中可能也曾登上過菲律賓的土地。西班牙人的“發現”菲律賓始於1521年。麥哲倫到達哈穆杭島(Hamonhón)，於同年4月，繼續向西布島進發。
數年以後，威拉羅布斯(Villal0bos)的考察成為殖民史的最新的重要里程碑。
菲律賓於1567年4月被西班牙宣佈佔領。同年，佔領軍進駐西布島。奧古斯丁教團的傳教士也跟着到來開始布道活動。6年之後，西班牙人把行政管理中心遷往馬尼拉港。1574年，馬尼拉市奠基。該市很快便被昇格為主教轄區。它的第一任主教是出生於墨西哥的多米尼加人，名叫多明哥·德·薩拉查。
菲律賓的經濟概況如下:馬尼拉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華僑從福建運來的消費品。西班牙商人把這些奢侈品出口到美洲去。還有一部份奢侈品是直接從中國大陸運去的。美洲人對亞洲商品的需求量不斷上昇。為了支付不斷增加的進口物資的費用，美洲向馬尼拉輸出白銀。這樣一來，西班牙本土與美洲間的生意有時會減少，而同樣的生意在美洲與東亞之間卻增加了，在馬尼拉積聚着大量財富。與此同時，西班牙越來越陷入對中國商人運來的商品的依賴關係之中。
“菲律賓的所有鄰國之中，當時祇有中國有能力向馬尼拉提供其所需的商品。儘管在菲律賓的西班牙官員指責中國商人從貿易中賺取的利潤太厲害，但另方面他們又害怕，中國人突然間停止這些貿易”。⑧
西班牙人越來越清楚，菲律賓已深深陷入了中國的財富和與中國的貿易這個旋渦之中。例如，從赫爾南多·里奎爾斯(Hernando Riquels)或者圭多·德·拉瓦查理斯(Guido de Lavazaris)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開往中國的大帆船每年都有所增加。在一份呈給西班牙國王的官方文件中，證實了僅在1574年的頭7個月中便有3艘船開往馬尼拉，3艘船的貨物運抵棉蘭老，而被漏報的船隻就更不用説了。
此外，西班牙人還跟海盜作戰，跟中國的海寇頭領林鳳進行過一場艱苦的戰爭。一些西班牙佔領者並不重視這場雙方消耗極大的混戰，倒是以嫉妒的目光射向繁榮的、富有的和安全的澳門。西班牙人實在太想在中國的海岸綫上也割取到這樣的一隅了!然而，中國的大門仍然緊閉着。
因為無法打進中國市場，同時又得依賴中國的中轉貿易，更因為嫉妒澳門，於是在馬尼拉逐漸形成了一個公開叫囂要用武力征服中國人的集團。他們相信，一場果敢的奇襲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攫取到一些中國的沿海省份，因此，認為可以倣傚當年佔領南美洲的軍隊之所為。安德列斯·德·米蘭多拉(Andres de Mirandola)和馬丁·達·拉達(Martin da Rada)向西班牙國王呈報:中國是強大的，且有設防，但攻破中國人的防禦工事易如反掌，祇在數量上佔優勢的中國軍隊也不堪一擊。曾在1568年欲往中國而不達的傳教士胡安·班迪斯塔·里貝拉(Juan Bantista Ribeira)在1575年寫道:“不存在任何使中國人皈依的希望，看來祇能訴諸武力了”。⑨
並非所有考慮過佔領中國的計劃的人都如里貝拉那樣因為受過打擊而頭腦發熱。一位有權勢的代表人物就曾忠告過國王，認為不可低估中國砲兵的威力。國王終於——置所有的企圖於不顧——作出了反對攻打中國的決定。
然而，這個題目仍然是個棘手的問題。阿朗蘇·桑切斯(Alonso Sanchez)在1581年從墨西哥來到馬尼拉，一年後又繼續前往澳門和中國。可以説，他早就想對這些地方親自進行調查，並且試圖與中國人進行接觸。然而，他的試圖跟以往其它人一樣，也可以説是徹底失敗了。於是，桑切斯便極力爭取馬尼拉總督狄亞哥·朗奎羅(Diago Ronquillo)贊成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他認為，祇需一些艦船和幾千名士兵便可以佔領中國了，甚至連主教也極力支持這個佔領計劃:
“要求從歐洲派出一支一萬名到一萬二千名士兵的遠征部隊，他們當中應該包括盡可能多的比斯克人(Biskayer，西班牙本土比斯克省份的人——譯者)，此外，建議招募五千到六千名本地的米沙鄢群島人(Visayaner)，另外，再加上同樣數目的由基督徒在日本僱傭的日本人。呂宋島北部的嘉牙因省(Cayayan)將被選爲這些武裝力量的集結地，因爲這兒離中國祇有三天水路的距離，而且也有利於日本人到此上岸。奴隸及船上設施等可以很便宜地從葡屬印度買到，尤其是本地土著在爲數不多的西班牙專家指導下已經顯示出他們均已成爲靈巧的造船匠，許多運輸工具可以在本地製造。有人建議，當西班牙人在福建登陸時，葡萄牙人最好也同時對澳門和廣州發起進攻。應該把傳教士利瑪竇(Ricci)和其它基督徒從中國召回到澳門和馬尼拉，讓他們作入侵部隊的向導和翻譯”。⑩
幸虧，儘管在葡萄牙人中也不乏贊成這個計劃的人，桑切斯的“完美理想”卻永遠没有付諸實施。1587年，桑切斯被重新調回墨西哥。當他在這一年12月晉見西班牙國王時，國王已經接受了忠告。1588年西班牙艦隊的失敗導致中國夢終於破滅，最低限度在西班牙本土是這樣。在馬尼拉，儘管有些軍人和傳教士仍在苦思冥想一個“積極的”中國政策，然而，什麼事情也没有發生。
葡萄牙與西班牙之間的衝突
158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加冕為葡萄牙國王。西班牙和葡萄牙從此共屬一王統治，但是，兩國的殖民地狀況卻没有發生什麼變化。海外領土在行政上、經濟上仍然互相分離，而没有出現可能會出現的殖民帝國的融合。在遠東，葡萄牙和西班牙各自的佔領地依然是獨立的經濟實體。
1582年，上文已提到過的阿朗蘇·桑切斯接到了宣告由卡斯提爾人(Kastilien，西班牙人—譯者)接管澳門權力這一困難的任務。他成功地憑藉足夠的耐性和靈活的外交手腕使大喫一驚的澳門人習慣了新的處境。澳門猶豫地承認了西班牙對其形式上的最高統治，但是，葡萄牙人不即不離，並且想方設法保持盡可能多的獨立性。澳門特别害怕西班牙人會插手對華貿易。中國方面則採取觀望態度。他們無法估計歐洲的事態發展，他們對菲律賓知道得也很少，甚至對伊比利亞人(古代西、葡民族的總稱——譯者)在南美建立的殖民帝國也一無所知。
1586年，澳門由果阿總督宣告正式昇格為城市(在宗教方面業已這樣做)。自此以後，澳門的官方稱謂是“神在中國的聖名之城”。果阿現在想方設法把西班牙人從東南亞貿易中趕走，並且保證澳門的壟斷地位。
葡萄牙人擔心，一旦西班牙人用自己的船隻參加到海洋貿易，那實質上由中國商人把持的福建與馬尼拉之間的聯繫就會成為澳門生意上的競爭對手。另方面，葡萄牙人也看到在馬尼拉與澳門間進行商品交易的可能性。也就是説，在繞開西班牙人已經與中國建立了的直接聯繫情況下，存在着獲取巨額利潤的生意的希望。這樣，澳門就會繼續起着中轉貿易港的作用，甚至可以決定着價格的起落。於是，葡萄牙人決定試探一下西班牙人的態度。
1590年，若奧·達·伽瑪(João da Gama)駕駛一艘滿載貨物的船隻駛往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capulco)。出乎意料的是他在登岸時被捕了，他的貨物也全讓西班牙人没收了。西班牙人跟以往一樣厚顔無耻，毫不顧忌他們的所作所為等於向澳門尋釁。馬尼拉總督哥瑪斯·皮萊斯·德·拉斯·瑪里納斯(Gomez Perez de las Marinas)需要武器彈藥，而這些東西祇有在葡屬地區才有。他為了購買武器的目的派往澳門去的所有船隻——也許同樣讓人對發生的事態感到驚訝——都讓葡萄牙人扣留了。澳門感到了來自馬尼拉的威脅，並對西班牙人採取蔑視的態度。為了不再使這種緊張關係進一步擴大，西班牙國王干預了這件事。他向馬尼拉發佈嚴厲的指令，中斷跟澳門的每一項直接貿易，因此，澳門和馬尼拉最低限度在文件上是經濟互相分立的。
中國對這一事態的變化的態度，完全不出人意料之外，仍然是觀望態度。對於中國説來，一方面，這是把另一個外國強權拒於中國海岸綫之外——澳門這個“惡瘤”就已經夠讓人氣惱的了；另方面，中國對葡萄牙人如此自作主張，扣留西班牙的船隻和禁止西班牙商人進人澳門又感到十分氣憤。澳門名義上仍是在廣州府管轄之下，並没有完全的主權，因此，在中國人看來，也没有權利阻止其它外國人進人中國的領土。儘管有許多非議，但廣州仍然是十分鎮靜，僅僅提出抗議而已，並没有發生什麼其它事情。也許，中國人清楚地知道，與葡萄牙人做生意是多麽有利可圖。
更令人驚訝的是，1598年左右，中國人竟正式同意西班牙人在珠江三角洲離澳門不遠的地方開闢一個貿易場所。西班牙人稱這個地方為平海(Pinhal)。西班牙人到平海的機會有多少，而且持續了多長時間，同樣也是個謎。也許，祇有很少西班牙人到過平海。中國的地方志對平海的存在隻字不提。對此堅決反對的是當時的葡萄牙艦隊司令官唐·保羅·德·葡萄伽爾(Dom Paulo de Portugal)，他對在其心目中視為恬不知耻地擠進中國來的西班牙人的行徑深惡痛絶，於是在果阿批准之後，果斷地把西班牙人趕出平海。然而，此時有充分理由對葡萄牙採取強硬措施的中國人依然没有絲毫行動。
平海事件向來在史學著作中都僅僅順便提及一下而已，還存在許多謎團未能猜透。不過，它確實説明了西班牙人如何不斷試圖在中國站穩腳跟。
澳門與印度支那
交趾支那的“發現”是由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與道亞提·科爾哈(Duarte Coelho)共同完成的。大約是在1524年左右。1540年前後，葡萄牙人開始與北大年(亦稱大泥)、柬埔寨和交趾支那發生密切的貿易關係。這些聯繫由馬六甲和後來的澳門維護着。位於今天越南海岸上的飛科市(Faifó)成為主要中轉站。日本人、東南亞人、中國人都到這兒從事國際貿易。文德泉神父(Padre Teixeira)是這樣描述飛科的:
“由於中國禁止其臣民與日本人貿易，於是日本人跟中國人一樣，要尋找一個共同的外國港口，好讓貿易得以進行。這個港口便是飛科。中國人往那兒運去絲貨、瓷器、硫璜、鉛、硝、茶、紙及其它貨物”。(11)
這些貨物——尤其是絲貨——都讓日本人買去了。交趾支那的居民也把土特產運往飛科，如細良木材、糖、絲綢、胡椒、大米等；日本人則提供白銀。
“(飛科的)土地上擠滿了來自澳門、馬六甲、馬尼拉、中國和日本的商人。給安南的財富帶來巨額的利潤……飛科是商人們聚集的大型貿易中心。城裏到處是外國人。相反，安南人的數目相當少。居民的大多數由中國人和日本人組成，他們分别佔有各自的區域，按照他們家鄉的法規和習俗生活”。(12)
澳門與印度支那有密切的關係。這當中不僅是經濟上的往來，同時也包括精神上的幫助和傳教工作。這類工作通常是由澳門傳教士承擔的。有一段時間印度支那的統治者對基督教頗感與趣，以致於澳門不止一次感到難以派出足夠的傳教士到那兒去。
從經濟角度看，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絲綢貿易對葡萄牙有重大意義。這項貿易在1600年以後急劇增加，幾乎與對澳門的絲綢貿易並駕齊驅。於是，這些聯繫便導致出現一個新的、對澳門更為重要的課題:對日貿易。
對日貿易
對日貿易是澳門的最主要收入來源，掌握在艦隊司令官手裏。艦隊司令官是所有葡萄牙海員在遠東的最高權威。不管他在半路上或者在某一海港遇到的船隻都得聽從他的指揮。艦隊司令官通常由果阿派往澳門，在那兒他負責組織每年到日本去的貿易航行。想往日本做生意的商人都得服從他的安排。若然他本人繼續從澳門航行去日本——他可以乘坐自己的船隻或者包租船隊中的一艘船進行航行。那麽，在日本居留的葡萄牙人同樣得承認他的權威。艦隊司令官的特權是每年重新制定的，然而，同一個人可以連續多年被委任為艦隊司令官。若發生了兩位都獲得了艦隊司令官特許權的船主同時到達一個地方停泊之事，則較早獲得這一特許權的船隻優先裝貨。艦隊司令官的職責並不限於組織對日貿易，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還有權處理已死的或已失踪的人的財產問題。因此，他被委以極大的權限，這一切使他成為航行於日本與澳門之間的所有葡萄牙海員的權威。
日本與澳門之間的海上聯繫不是全年進行的。倒不如説，由於船隻得依靠季風航行，因此，去日本的航行跟返回澳門的航行一樣，都祇能在一年中的某幾個月中進行。按習慣，艦隊司令官每年四月或五月離開果阿，取道馬六甲。此時的貨物主要是受居住在馬六甲和澳門的葡萄牙人所歡迎的象牙、橄欖油、酒、紡織品和其它生活用品。在馬六甲短暫停留後，下一航程往往是經過中途站北大年開往澳門。夏天從南方刮向黃海的風，在大多數情況下能保證快速航行。在澳門，大部份貨物被銷售一空。緊接着，商人們到廣州去購買中國的絲貨。然後隨着下一次西南季風繼續航行到九州島(Kyushu)。順風時，到日本的航行需要兩個星期。海盜襲擊以及盛夏在太平洋上有規律地形成、然後刮向東亞沿海的颱風對航行都可能構成危險。因而常常會發生某艘船失踪的事故。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艱苦的航行並不受其騷擾。隨着初刮起的西北季風，葡萄牙人離開日本，在秋天返回澳門。
日本人主要購買中國出產的絲綢。他們用白銀付帳。葡萄牙人把白銀帶到中國。在中國，他們用賺取高額利潤得來的這些白銀又再去購買絲綢。日本人的白銀很多，以致葡萄牙人稱日本島國為“白銀島”或者“白金島”。
日本人不僅需要絲綢，而且需要黄金。到16世紀中葉，日本已有50多座金礦和30座銀礦。然而，所開採的黄金不敷使用，因為日本政府很重視增加黄金儲備，而且，從信長(N0bunaga)時代起，黄金幣已成為流通貨幣了。有時日本人甚至試圖用白銀購買中國的黄金。伊瓦奧(Iwao)寫道:
“黃金是僅次於生絲的最重要的進口物資……黃金和白銀對於支付大名(Daimyo)的軍費開支和作爲對臣屬的禮物以及賞賜都是極爲重要的。因此，黃金因其實際使用價值而越來越被珍惜……一些大名的黃金來源依靠外國船隻供給，而不是立足於本國的出産”。(13)
日本——澳門貿易的主要部份的確是以白銀與絲綢的交易為基礎的。日本的漆貨、刀劍、傢俱、工藝品、奢侈品祇是澳門的次要進口物資，而且大部份是從澳門運往别處出售。日本還從中國得到瓷器。此外，中國瓷器和中國黄金也運往果阿和歐洲。黄金在果阿、瓷器在歐洲，均能獲得最高利潤。
葡萄牙人從來不是經營中國與日本之間白銀、絲綢貿易這一贏利甚豐的生意的唯一海商。更多的是由中國商人與日本商人在交趾支那相會並直接進行貿易。飛科的絲貨貿易成為葡萄牙人的嚴重競爭對手。到了17世紀初，葡萄牙的絲綢運輸與1600年以前比較縮減了幾乎30%。而且，1600年以後，荷蘭也加人到絲綢貿易中，是早已了解的史實。葡萄牙人因此失去了相當可觀的利潤。後來，又加上馬尼拉跟日本的貿易往來日漸增加，這同樣也危及葡萄牙的市場地位。
1604年，日本執行新的絲綢貿易價格體制，規定把優先購買權交給將軍(Shogun)，不得由各家商號單獨定價。這一體制的執行，大大影響了對日貿易。儘管如此，17世紀上半葉白銀——絲綢交易對葡萄牙人仍是有利可圖的。澳門的財富歸根結底該歸功於這項貿易。
船隻
航行日本的成功很重要原因在於葡萄牙船隻特具的航海能力。在備受颱風威脅的對日航行中，小型船隻可能很容易損壤。與之相反，巨型的葡萄牙大帆船則提供了較大的安全性。此外，它們能裝載各種各樣的貨物。這些以其厚實的船體和昇高了的前後甲板與西班牙大帆船相區别的巨型船隻中，有些甚至超過1000噸。因此，它們是16世紀往返於果阿和日本的最大型船隻，祇有航行於馬尼拉與墨西哥之間的西班牙太平洋航綫的帆船可以達到這麽大的規模。
葡萄牙人在果阿、達曼(Damão)、勃生(Bassein)和科欽(Cochin)用柚木製造大帆船較之用葡萄牙的五針松木更為優良和結實牢固。從印度船廠供應的船隻往往可以使用幾百年之久。
巨型的大帆船隻有一個缺點:它對海盜襲擊毫無抵禦之能力。東亞貿易開初年份，幾乎没有一艘荷蘭船不是海盜船，若然遇上荷蘭帆船的襲擊，並且把船隻連同貨物一起刼掠掉的話，那葡萄牙人就更加倒霉了。這樣的一次損失達數千(兩)之多，而且幾乎完全不可能在當年彌補過來。因此，在1618年，葡萄牙人便不再使用大帆船，轉而使用由多艘200噸至300噸小船組成的船隊每年航行日本。這些船雖小，但其快捷、靈巧，對抵抗攔路打刼的海盜起着較好的保護作用。
來自歐洲的競爭
荷蘭人出現
西班牙跟英國戰艦交戰失敗標誌着1588年是歐洲強權爭雄局面的轉折點。伊比利亞人對太平洋的獨裁統治慢慢走向終結，到首批英國人和荷蘭人涉足東亞為止，這一過程還不到20年。
1591年，“天主之少女”號(Madre de Deus)，一艘1600 噸大帆船，落入敵手。這事件就發生在緊靠亞速爾群島的地方，因此引起轟動。它同時又是一連串海盜行為和混戰的開端，在這當中，西—葡政府相當快就深受其害了。
西屬尼德蘭在(16)世紀末起來反抗國王菲利普。荷蘭人於是不得不忍受西班牙人作為對策而採取的貿易禁令。香料、瓷器、消費品和奢侈品突然短缺了。緊接着，荷蘭人開始自己尋求跟遠東的貿易聯繫。
海路及東方國家對他們來説並不陌生。他們曾間中有人跟隨伊比利亞人的船隻到過遠東。楊·胡根·范·林旭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科內利斯·胡德曼(Cor-nelius Houtmann)和迪爾克·格里茨·龐普(Dirck Gerritz Pomp)(後者是第一位訪問過中國的荷蘭人)早就設法取得關於海路的重要情報，並因此使他們在尼德蘭享有盛譽。林旭登成功地閲讀了葡萄牙航海書籍，並且對其中的詳細描述心領神會。1591年他發表了他的經驗之談。不久，他的札記被譯成英文和德文，1599年甚至還出現意大利文版本。這麽一來，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海路在歐洲變得妇孺皆知了。
16世紀下半葉，荷蘭人開始尋找一條通過北歐和北冰洋通往東亞的航綫，然而這一努力毫無結果。直至今天，巴林海峽這個名字仍然讓人們記起荷蘭學者巴林，他曾經到達斯匹茨卑爾根群島(Spitzbergen，挪威地名)和新地島(Nowaja Semlja)。
16世紀末前後，英國人也把他們的觸角伸向遠東。1596 年，他們派出三艘船，在本傑明·伍德(Benjamin Wood)率領下開往中國。伊莉莎白女皇委托船上的商人理查德·艾倫(Richard Allen)和托馬斯·布倫菲爾德(Thomas Brom field)帶去她的推薦信。可是船隊没有到達目的地便在半途上失踪了。
1596年，第一支尼德蘭中型艦隊終於出現在萬丹(Bantam)面前。
四年之後，“里夫德號”(Liefdle)在英國船長維利·亞當斯(Willi Adams)率領下，成為第一艘到達日本海岸的荷蘭大帆船。從此之後，荷蘭人就在日本定居下來，日本人打這時起稱他們為“紅毛鬼”。
同年，楊氏公司建立。於是荷蘭人有了一家負責東亞貿易的組織。
伊比利亞政權與尼德蘭在歐洲的緊張關係很快就在東亞表露出來。第一次重大的襲擊發生在1600年後不久。當時，一艘在奧尼佛·範·諾爾特(Oliver van Noort)統率下的荷蘭船隻出現在馬尼拉，並且把一些西班牙佔領者抓來殺害了。
范·內克在澳門面前
1600年6月28日，雅各布·范·內克(Jakob van Neck)帶領六艘船從荷蘭出發開往東亞。1601年7月，他駛向萬丹和德那弟岛(Ternante)。隨後，他繼續駛往北大年，並在那兒獲准建立一個貿易站。9月27日，“阿姆斯特丹號”(Amsterdam)和“高達號”(Gouda)出現在澳門面前。史稱:
“27日那天，當(荷蘭人)在(中國海岸棧前的)島嶼之間航行時，他們看到一座‘西班牙’風格建築的大城市躺卧(在眼前)。對此，他們感到十分驚訝。……差不多一點鐘時，他們發現這城市就是澳門，我們的人(指荷蘭人)就更是驚訝萬分了……”。(14)
幾乎還没有好好領略一下這分驚訝，荷蘭人便派了一艘船去勘探這個地方了。代理艦隊司令官唐·保羅·德·葡萄伽爾(Dom Paulo de Portugal)截獲了這艘荷蘭人的小船，並把船上的11個人全抓了起來。9月28日早上，荷蘭人又進行第二次嘗試，派出他們一隻艦載小艇進入內港。船上的人又被葡萄牙人抓了起來，還把船長楊·迪爾克斯遜(Jan Dirckszoon)投進監牢。范·內克趕忙設法營救被抓走的國人。可是，他的努力失敗了，不得不在10月3日一無所獲地離開了澳門。葡萄牙人處決了抓獲的17名荷蘭人，剩下的3個人中祇有馬丁·阿沛(Martin Ape)一個人在1604年回到荷蘭。
在去澳門之前，范·內克便已安排了“哈勒姆號”(Harlem，一作Haerlem)和“里頓號”(Leyden)繼續開往日本。1601年10月，指揮官格雷恩卑爾根(Groensbergen)出現在越南海岸綫前。他的兩艘船停泊在歸仁港(Qui Ngon)，荷蘭商人則前往飛科。然而，他們跟兩個葡萄牙奧古斯丁教團的教士發生了衝突，乃至爆發了火拼，因此，荷蘭人不得不再次離開印度支那。
在這期間，荷蘭人與葡萄牙人之間的戰爭已全面爆發。不管何時，祇要尼德蘭船隻與葡萄牙船隻相遇，就肯定出現追擊和火砲決鬥的場面。
荷蘭人繳獲了兩艘滿載的貨船
緊接而來的嚴重衝突爆發於1603年。在新加坡航綫上，雅各布·范·希姆斯蓋爾克(Jakob van Heemskerck)截獲了一艘1500噸大帆船:“聖·卡塔琳娜號”(Santa Catarina)。船上滿載絲綢和瓷器。澳門方面的損失慘重。這一船貨物對歐洲發生了什麼影響，從下面摘錄的克利斯多夫·格拉曼(Kristof Glamann)的描述可見一斑:
“‘聖·卡塔琳娜號’除了其它貨物之外，裝有1200梱(Ballen，巴侖)中國生絲。這在荷蘭總值2，250，000弗羅林(Florentinern)以上。1604年8月，由海軍部在一個官方的拍賣活動中報盤拍賣。由於當時意大利的絲綢生産正出現衰敗，對荷蘭人的供貨反應之强烈非同小可。顧客從歐洲各地湧向阿姆斯特丹”。(15)
不僅是絲綢，而且還有瓷器也留下了它們的踪跡。“聖·卡塔琳娜號”裝來了大量的珍貴的明朝瓷器，它們掀起了搶購中國瓷器的熱潮，到處都供不應求。歐洲人還因此形成了一個新的概念:喀嘞瓷(Kraakporselein)。
這是澳門的第一場災難。第二場災難發生在7月30日。那天，損失了“聖·卡塔琳娜號”的消息剛好傳到澳門。就在這一天傍晚，三艘尼德蘭船——其中兩艘為較大的帆船，一隻為艦載小艇——突然在澳門出現。此時，一艘滿載貨物準備開往日本的大船正停泊在碼頭旁邊。船上空無一人，因為第二天一早就要啟程，船員們都忙於在陸上作最後的準備。荷蘭人乘葡萄牙人毫無防備之機，偷襲了碼頭。他們不費一槍一砲便把這塊大肥肉連同它的貨物一起刼走了。負責指揮這場惡作劇的是維伊勃蘭特·范·瓦艾爾維伊克海軍將軍(Wijbrand van Waerwijk，中譯名為麻韋郎)。有關此人，下文還會提及。
荷蘭人開往澎湖列島
第二年，維伊勃蘭特·范·瓦艾爾維伊克(麻韋郎)又到中國來了。據《明史》記載，中國商人建議他佔據澎湖列島(Pescadores，一譯作佩斯卡多爾列岛)，並且通過金錢賄賂，“買”一份在江浙經商的許可證。
“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即北大年——譯者)，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慾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麻韋郎曰:‘守臣不許，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銀甚，若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必報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錦乃代爲大泥國王書，一移寀，一移兵備副使，一移守將，俾秀、震齎以來”。(16)
數月以後，當第一封信到達收信人手中時則:
“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事，繫秀入獄，震遂不敢入。初，秀與酋約，入閩有成議，當遣舟相聞，而酋卞急不能待，即駕二大艦，直抵澎湖，時卅二年之七月(1604年8月)。汎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內偵探，詭言被獲逃返，當事已廉知其狀，並繫獄”。(17)
為了省卻繼續向明朝報告，荷蘭人開始與中國沿海居民進行黑市貿易。然而這一貿易祇持續了很短時間，因為沿海居民很快就被禁止出海了。幾個星期以後，荷蘭人的庫存空了，從大陸來的供給又被斷絶了，他們不得不撤離了這些島嶼。
繼續摩擦
在以後的許多年中，荷蘭人跟葡萄牙人的衝突不斷發生。
1605年3月，“聖·安東尼奧號”(Santo António)連同它滿船貨物在北大年附近落入荷蘭人手中。
同年，他們把葡萄牙人趕出摩鹿加群島。1606年西班人進行反攻，才重新為伊比利亞人奪回德那弟島(Ternante)和蒂多列島(Tidore)。
5月，海軍上將科內利斯·瑪梯里夫·德·翁格(Cornelius Maatelieff de Jonge)和柔佛蘇丹國王圍攻摩鹿加群島上的葡萄牙人要塞。葡萄牙人進行了一場慘烈的防禦戰，損失嚴重。而尤為不幸的是海軍上將在歸途中又把西班牙人佔領了的德那弟島搶了過去。
1607年6月，瑪梯里夫向中國進發。他打算無論如何要打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在瑪梯里夫的中型艦隊離珠江口不遠時，一年前曾與荷蘭人交過鋒的安德列·佩蘇阿(André PeSsoa)到達澳門。佩蘇阿麾下有六艘艦船。9月9日，他列陣於荷蘭人的來路上，準備大戰一場。瑪梯里夫想保住他的貨物，於是中止了前進，没有應戰，而是返回爪畦去了。
在澳門發生的衝突
當東南亞的形勢在越來越變得危險的荷蘭人與伊比利亞殖民者之間尖鋭化時，澳門則在17世紀初也因一系列的衝突一時陷入了與其中國鄰居的困境之中。
澳門的西北有一個小島，名叫青洲(Ilha Verde)，它直到1900年左右才用一陸橋與澳門半島連接起來。它的碼頭緊貼着澳門的內港。這是個無人居住的荒島，是強盜和海賊的安樂窩。
1604年前後，基督徒開始在青洲建造一座教堂。葡萄牙人還没有考慮佔領該島的相應決定。中國方面十分懷疑這一不尋常的行動，並且認為教堂外形上看來不象神廟而更象城堡，或許是座軍事要塞。謠言四起，香山縣令還準備要摧毀其外牆。
次年，一位叫盧廷龍的人力主盡逐澳門諸多番人，把他們遷往外海的島嶼上。不久，又有人傳説葡萄牙人似乎已制定了篡位計劃，葡人中的拉查魯斯·卡坦留斯(Lazarus Cataneus)還妄圖篡位登基稱帝。兩廣總督認為有理由讓軍隊處在戒備狀態，以便必要時用武力逼迫外國人就範。一時之間，葡萄牙人被切斷了所有生活用品來源。後來，調查委員會終於公佈了整個事實真相，並對所謂葡萄牙人篡位計劃進行闢謠，這一緊張狀況才開始慢慢恢復正常。
1608年11月，又發生了一起引起官府不信任的事件。日本海員在澳門街道上喧嘩鬧事，並且造成流血事件。葡萄牙當局把其中一些人抓起來殺掉了。這一起案件不僅影響了日—葡關係，也影響了與中國的關係。在澳門居住並受雇於葡萄牙人的日本人名聲越來越壞。日本建築工匠也參予了葡萄牙人建造青洲教堂的工程，中國人把他們當成盜賊一般，對他們恨之入骨，極力主張把日本人徹底趕出澳門。1614年，代理總督張嗚岡干預了此事，説:
“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18)
為了表達其不滿，中國人毫不躊躇地把一系列法則刻在石碑上，讓外國人不得犯戒:
“一、禁畜養倭奴。……
一、禁買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
一、禁兵船偏餉……
一、禁接買私貨。……
一、禁擅自興作。……”(19)
作為這些以嚴刑威脅的法規的後盾是對澳門嚴密的軍事監視。緊靠澳門的雍陌村駐軍增加了，準備應付一切事變。這些措施都是來自官方對外國人不信任態度的表徵。澳門一下子陷入了極度困難之中，祇得重新仰仗中國省府官員的鼻息行事。
衰落
對日貿易的終止
1632年至1634年之間，羅泊·薩勉多·德·卡瓦洛(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成功地實現了全年往日本的貿易航行。他的航程並非全無事故。不過，生意大部份都能正常進行。他主要運載澳門製火砲需用的銅。果阿訂造火砲，博卡羅(Bocarro)家族鑄造廠被委托進行製造。困難在於如何把火砲毫無損壞地運往印度。荷蘭人幾乎刼掠每艘葡萄牙船隻，馬來半島附近的道路幾乎不能通行。因此，(葡萄牙人)與英國人簽訂了停火協定，並租用一艘英國船“倫敦號”，承擔把博卡羅的火砲運至印度的運輸。這是英國人和葡萄牙人首次在東亞公開合作，共同防禦荷蘭人。
當葡萄牙人在1636年到達日本時，(日本人)不准他們在長崎登岸，指定第斯麻島(Deshima)作為他們的貿易場地。日本人明顯地表現出不友好態度，並坦白地告訴葡萄牙人，他們是不受歡迎的人。在返航時，唐·貢沙列斯(Dom Gonçales)不得不把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的287位婦女和兒童帶回澳門去。
在這期間，日本商人被禁止到外國旅行和做生意，違者處以死刑。因此，葡萄牙人自動地替代了日本同行，並且似乎完全有理由充分利用他們並非自願持有的優越地位。然而，日本的政策卻是以彻底改變對外國人的態度為標誌的。對此，葡萄牙人一籌莫展。儘管祇局限在第斯麻島上貿易，但在1637年和1638年葡萄牙人仍然再一次獲得高額利潤。然而，從此以後，他們的聲譽就一落千丈了。
享有在平户市繼續開設工廠“特權”的荷蘭人利用一切機會在日本政府面前誹謗他們的伊比利亞對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便在進行一場小小的外交戰。荷蘭人悄悄地把一封信交給日本人，信中嫁禍葡萄牙人與日本基督徒結成同盟，妄圖暴動並且有一個推翻日本政府的計劃。日本政府没有先對該信的真實程度進行詳細的考證，便決定採取預防措施。所謂的叛亂頭領被關進監牢，過了不久便全被活活燒死。葡萄牙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不信任更加加深了。這種關係的惡劣當然也歸罪於葡萄牙人長期以來在日本經營的許多投機生意，並且債臺高築。
次年，葡萄牙人被拒絶在第斯麻島上登陸。葡萄牙人没有做成一單生意便回澳門去了。
儘管形勢如此緊張，澳門在1640年仍決定試圖和解。畢竟，這不僅是為了保護那些經過艱苦的佈道工作爭取到教會中來的日本基督徒，而且也是為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利潤的、與澳門生命攸關的商品交換。這個嘗試並没有多大希望，因為商人們在日本欠下很多債務，而將軍(Shogum)的態度又令人捉摸不透。1640年3月13日，參議會下決心派遣代表團到日本去。選舉了路易斯·派斯·帕謝科(Luís Pais Pacheco)、羅德里哥·桑切斯·德·帕列德斯(Rodrigo Sanches de Paredes)、貢沙羅·蒙泰羅·德·卡瓦洛(Gonçalo Monteiro de Carvalho)和西渺·瓦士·德·派瓦(Simão Vaz de Paiva)為代表團領導人。1640年6月22日，他們與代表團的其它70個人一起乘船出海。當他們到達日本時，可悲的命運突然落到他們頭上。74人之中，61人被殺，日本政府祇留下13個人的性命，讓他們回到澳門，向國人報告這一趟恐怖的出使。
因此，早年以其貿易使小小的城市得以繁榮的日本——葡萄牙關係中斷達200年之久。澳門喪失了它的財富的重要來源。
英國人在澳門
1637年6月27日，4艘英國船在澳門出現。船隊的首領約翰·威迪爾(John Wedell)出身於康沃爾家族(Cornwall)，是一個久經征戰的的勇士。跟他一起來的還有彼得·蒙迪(Peter Mundy)，他那記載了當時歷史的日記，今天仍是一份十分有價值的珍貴資料。
1635年，為承擔葡萄牙的運輸委托，曾有過一艘英國船進人澳門拋錨停泊。如今，威迪爾便有意識地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
首先，他派彼得·蒙迪帶領兩個手下的商人上岸，把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一封信交給葡萄牙人。第二天，艦隊司令官唐·多明哥斯·達·伽瑪拉·德·諾鸞哈(Dom Domingos da Camara de Noronha)派人送覆函給英國人，在信中答應供給威迪爾其船隻最必需的東西，其餘的要求則一概婉拒。威迪爾等了14天，然後他派出一艘三桅帆船沿珠江開往廣州，謀求與中國官方的直接接觸。三桅帆船遇上了一隊帆船，英國人便換乘上其中一艘中國帆船。船上，他們被告知，(他們)不是在廣州，而是必需在澳門爭取貿易關係的確認。威迪爾不為這一反對意見所動，7月29日，他的4艘船直航廣州。途中，一座砲壘的阻攔激怒了英國人，他們衝毀了40隻中國帆船。威迪爾憑借這樣的優勢進行談判。一名中國貿易官員登上英國船，許諾以6天為期，到時將會送達開放貿易的准許證。6天過去了，什麼也没有發生。威迪爾下令起錨。中國人馬上開火，可是英國人派了一小隊人衝上岸去，把砲壘裏的火砲全打啞了。於是，中國方面派來一個叫保羅·諾維特(Paulo Novette)的人作為貿易官員，他向威迪爾保證給予幫助。幾天以後，英國人確實裝載了糖和薑，然而，諾維特隨即便露出其江湖騙子的真面目。葡萄牙人在這期間已向廣州方面通了消息，並且明確告訴威迪爾，他最好還是馬上滾旦!威迪爾的所作所為十分放肆，簡直令人無法容忍。於是，他的一些手下在廣州被捕，並且在9月9日深夜，威迪爾的船隻受到中國方面發動的火力襲擊。幸得英國的警衛很機警，燒着了的帆船才没有做成損失。第二天一大早，威迪爾便進行報复，他攻擊一些船隻，並且大肆蹂躝船隻停泊處兩岸的大片地區。英國人的表現比起先前來過的荷蘭人並不好多少。由於其鹵莽行為，威迪爾自己堵死了通往廣州的每一條途徑，加上他手下好幾個人失了踪，因此，他除了向澳門主管部門請求幫助，希望最低限度能讓被中國方面抓走的人放回來之外，别無它法。為了使他的請求有相應的壓力，他命令他的船隊沿着澳門—日本航綫佈陣，因為此時葡萄牙貿易船隊正在返回澳門途中。形勢令人十分優慮；唐·伽瑪拉·德·諾鸞哈終於讓步了，他邀請這個令人討厌的首領來澳門參加一個歡迎宴會，並且爭取廣州方面把被捕的人放出來。誠然，威迪爾在這一事件中並非完全一無所獲，葡萄牙人委托他把火砲彈藥運往果阿，英國人在這一承諾中總算可獲得一些，當然相對來説微薄得很的利益。
儘管威迪爾的公司是如此的得不償失，但它卻為葡萄牙人和英國人開闢了重要的貿易渠道。自此以後，便可有能把急需的火砲從博卡羅武器製造廠用英國船隻運往印度了。因而，英國人便成為葡萄牙人選中并允許登上澳門的第一批外國人。
同馬尼拉的貿易中斷
假如説，在荷蘭人在東亞出現以前，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大多數是互相躲避的話，自16世紀末、17世紀起，這種狀態就完全改變了。17世紀以來，每年往返於澳門與馬尼拉的船隻越來越多。澳門的第二條巨大通商航道通往馬尼拉。儘管兩個城市之間的直接貿易於官方仍是禁止的，然而，早在1608年，菲利普三世便已准許它們交易武器彈藥了。於是，澳門運去大砲，而從馬尼拉買回船隻。
除了允許交易軍用物資之外，一般貿易禁令並不被人重視，因為澳門——這在1590年前後還是不可想象的事——不斷地向馬尼拉輸出絲貨，而不僅在菲律賓，還有在南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十分需要這些絲貨。不斷增長的對絲貨的需求把買價推向高峯，卻減小了中間商的利潤。事實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成年纍月地在澳門和馬尼拉之間往返，絲毫不顧忌這種貿易是被西班牙國王宣佈為非法的。依照法律禁止貿易的嘗試終告失敗。中國的帆船或者西班牙的船隻在晚上裝上對方渴求的貨物，在中國沿海無數島嶼中的某一個島上接頭，以這種方式把衣料和其它貨物運往馬尼拉。就這樣，這種祇有西班牙王朝仍然持阻撓態度，卻得到各方面默許的非法貿易在17世紀頭40年中，是澳門商人，也是馬尼拉和中國商人可觀的財源。
1640年12月，里斯本反對西班牙王室。唐·若奥四世(Dom João Ⅳ.)自行加冕為葡萄牙國王，並宣告重新獨立。這一事件跟往常其它事件一樣，遲遲才傳到東亞。於是，馬尼拉想把澳門拉到自己一方，然而，在葡萄牙方面，對西班牙人這一建議有不一致的反響。結果是:澳門的教會與參議會之間、親西班牙派與民族主義者之間發生了衝突。這種衝突飛快蔓延。巷戰和暗殺很快便成了每日必有的事件。代理艦隊司令官唐·塞巴斯蒂安·羅泊·德·西爾維拉(Dom Sebastião Lobo de Silveira)親手幹掉了西班牙王權代表。反西班牙的態度日漸明朗，最後，澳門終於向葡萄牙國王宣誓效忠。馬尼拉立即作出反應。西班牙人宣告中止所有跟澳門的貿易往來，並放棄了爭取這個城市。從此，澳門失去了它的第二個重要財源。當然，這段時間不象日本事件那樣長達幾個世紀，但也持續了好些年，這就足以使這個葡萄牙城市陷入經濟困境了。
經濟衰落——與東南亞的貿易
在結束了澳門曾經藉以獲得財富的日本貿易以及中斷了歷盡艱險方始取得的與西班牙人貿易聯繫之後，葡萄牙人就祇剩下在東南亞範圍內的貿易渠道了。即使在這一區域，情況也十分不妙，因為每條航綫都受到荷蘭人的騷擾。
1639年11月18日，參議會被迫中止了每年開往日本(途經爪畦)的航行。祇有馬努埃爾·德·莫拉斯·皮門塔(Manuel de Morais Pimenta)獲准航行到望加鍚(Makassar)、蘇禄(Solor)和帝汶(Timor)。次日，參議會把所有貨物都運往交趾支那(Cochin-China)、東京(Tonking，今越南北部)、占婆(Champa)、望加鍚、柬埔寨和暹羅。祇有3個商人獲得航行的許可證。荷蘭方面的危險實在太大，失去貨物和船隻的風險均無法預料。澳門對每一艘船都十分“吝嗇”，以便保證損失在不大的範圍之內。
1640年，荷蘭人準備大舉進攻馬六甲。巴達維亞總督組成一支1400—1500人的遠征部隊，並任命阿特里安·安托尼遜(Adrian Antonisson)為指揮官。6月，荷蘭人開始圍攻。柔佛蘇丹國王全力支持安托尼遜，還派出部隊參戰。馬六甲人進行了頑強的抗擊，然而卻無法守住城池，終於在1641年1月投降。
從此，葡萄牙通往中國航路上最重要的基地丟掉了。澳門處在毫無出路的境地，它不僅失去了最重要的市場，而且還失去了與果阿和祖國的聯繫途徑。
於是，在1639年3月，原先主張從安全角度出發，把所有貨物轉運往東南亞去的參議會，不得不放寬限制措施，以便貿易能重新繁榮起來。終究澳門還不至於退到孤立無援的地步。面臨着危險的局勢，澳門在馬六甲戰役尚未見分曉的1640年11 月便重新加強跟印度支那的往來了。由於通往西方的道路受阻，位於馬六甲南面的少數幾個基地不得不聯合起來互相扶持。
幾十年來，葡萄牙人已經在東南亞建立了好幾塊殖民地。在蘇禄島上，他們建有一個要塞，自1629年起，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厄運，現由多米尼加人守衛着。在拉蘭圖卡(Larantuka)也有一小塊殖民地，它藉經營檀香木維持生計。大多數檀香木來自帝汶，並被繼續運往西里伯斯島(Celebes)上的望加鍚。在這段時間，望加錫成了重要的轉運站，在這兒進行着中國絲綢、印度棉貨與熱帶香料、鑽石、細良木材的交換。當1641年馬六甲失陷後，許多居民逃到望加鍚，因此葡萄牙人更有興趣保持跟望加錫的接觸。與東方國家領袖的友好關係，使澳門與望加錫之間的活躍的貿易不受任何阻礙。當然，荷蘭人除外。望加鍚與澳門之間的往來保持了20年，這幫助了澳門人減少了他們的孤立和經濟的困難。然而，望加鍚在1660年也丟掉了，因為荷蘭人吞併了它。
於是，澳門最後的生路也給切斷了。已經從結束對日貿易便開始的衰落更一發不可收拾。往後的一百年時間裏，澳門陷入一個無關重要的地位。它没有一點經濟權力、没有資本雄厚的商界，它又得重新在中國政權庇蔭下生存，緬懷着曾幾何時的強盛。澳門成了正在支離破碎的葡萄牙海外王國中偏僻的一角。
1644年，明朝被推翻。中國政權的更迭，並没有給澳門帶來任何好處。由於葡萄牙人不再能提供什麽貨物，再也無法供應日本的白銀和大量的香料，中國人也就不再有興趣跟葡萄牙人進行大宗的貿易了。澳門陷入廣州官府的附屬地位置中。若然如此著名的關閘門在一個月中能開啟兩三次，澳門的居民就認為很幸福了。飢餓、貧窮、犯罪、賣淫成了“征服者”一代留給他們的子孫的遺產。祇是隨着英國和其它歐洲殖民國家的強盛，澳門的日子才好過了一點。然而，過去的繁榮盛世卻一去不再復返了。
澳門的人口
任何有關澳門的歷史，如果忽略了該地居民的人種和民族的組成，就不是完美無缺的歷史。當然，有關那時的準確情況並没有詳細的統計資料，不過，從各種資料中可以找到的一些數字和報道仍然能夠大約推斷出澳門人口的增長和結構狀況。
跟大多數葡萄牙殖民地一樣，澳門在開發初期的百餘年間也曾出現多人種、多民族的混合，其中有中國人，葡萄牙人，馬來人，印度人，日本人，暹羅人以及其它一些民族的人。
一艘船從里斯本開往東亞，就得沿着非洲海岸，繞過好望角，停靠果阿、科欽、馬六甲以及印度支那的一些海港，然後再經過幾個月的航程，方能抵達澳門。在沿途經過的所有港口都有人登船，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漫長的印度商路沿綫各個城市裏做生意的商人，還有往别處換防的士兵。由於某些原因，需由印度支那去果阿的神職人員、跟隨主人去日本的黑奴，或者去澳門結婚的馬來婦女。甚至一些印度人也乘坐葡萄牙人的船隻到東非去。在這些外國人當中，不少人就留在飄揚着伊比利亞旗幟的許多港口之一安家立業了。葡萄牙船隻同時也是那個時代從所有其它國家把人運往日本和澳門的工具。因此，澳門在它的歷史初期已經成為各個種族和民族混雜的社會了。
鑒於形形色色的種族和民族混雜的情況，首先要求列出一些表示葡萄牙人所佔份額的數字。平托(Pinto)説，在寜波附近的雙嶼島(Liampó)有2000葡萄牙人，在漳州(Chincheu)有600人，在浪白澳(Lampacau)有500-600人。後兩個數字完全切合實際，而有關雙嶼的數字，因該地的歷史尚有不淸楚之處，估計遠遠少於2000人。
借助於文德泉神父和阿爾默陵多·萊薩(Almerindo Lessa)的史源研究資料，可以列出下面關於澳門人口增長的圖表。(20)
儘管這些數字有許多矛盾之處，並且缺乏分類，但仍可以從中窺得澳門人口發展的若干趨勢。葡萄牙人的比重——無論是暫住人口，或者是常住人口——增長得相當緩慢，而且有時還出現波動。中國人卻增加得很快，以至於葡萄牙人所佔的百分比不斷減少。在居民方面，澳門越來越漢化了。奴隸也是超比例地增長。不斷的傳教使基督徒的數目增加。但是，上述數字可能偏高，因為不是每個居民都是已受洗的基督徒。
1557年前後，當葡萄牙人來到今天被稱為澳門的地方時，那兒祇住着幾家中國漁民，還没有較大的居民點。
這塊外國殖民地的早期移民大多數是葡萄牙海員、傳教士、冒險家、商人和士兵。其次還有一些非洲奴隸、印度人、馬來人和其它東南亞國家的人。
開拓澳門的那一代人同時也把妻子——馬來婦女和印度婦女——從馬六甲和果阿帶來了。没有歐洲婦女。中國居民對這些外國人採取審慎和拒絶的態度。因此，從表象上看，早期澳門似乎没有出現外國人與中國人通婚。
祇是到了文德泉稱為“第二代人”的時侯，才開始中國人與葡萄牙人的通婚情況。1582年訪問過澳門的阿倫蘇·桑切斯(Alonso Sanchez)這樣寫道:
“葡萄牙人寧可娶她們(指中國女子)，而不娶葡萄牙女子爲妻、因爲她們有許多優點”。(21)
1637年，馬可·德阿瓦羅(Marco d’Avalo)報道:
“葡萄牙人娶中國女子爲妻，這樣，澳門才開始慢慢地發展起來”。(22)
再摘錄一段萊薩1625年寫的文章:
“大多數所謂‘葡萄牙’婦女是中國女子。或者，她們都有一些中國婦女的特徵”。(23)
那麽，這些中國女子來自哪個社會階層?混合進程“是一件困難的(事)，實際上祇有同貧苦的女子(結婚)才有可能混合，尤其是因為出生於上等階層的婦女對我們(葡萄牙人)没有好感，我們當中的船長和大商人偶爾還可例外”。(24)在彼得·蒙迪(Peter Mundy)的日記中也可以發現，大多數跟葡萄牙人結婚的女子都不屬於上等人。
大多數中國女子完全是為了有口飯喫而賣掉自己——人口貿易，尤其是販賣年青姑娘，在舊中國是一項盛久不衰的生意——隨後便消失在富有的葡萄牙人的後院中，充當他們的婢女或者情婦。婦女一旦得到受洗證書，便自動成為合法的夫人，並且可以昇人澳門的上流社會。因此，姑娘們為了跟葡萄牙人結婚的需要而斷然地在形式上皈依基督教的事並不罕見。這可以説明基督徒的人口比重之所以特别高的部份原因所在。
葡萄牙人，大部份是商人，在澳門早期積纍了大量財富，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能夠過奢侈的生活，因此，奴僕如云、嬌妻美妾成群便成為社交排場的必需品。於是便正規地從中國和東南亞“進口”女子，澳門婦女很快便增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這些妻妾之中有少部份是日本人。其實，在澳門很早就已經有日本移民了。緊密的貿易聯盟和葡萄牙人與日本基督教徒締結的不計其數的異族婚姻，使日本人的份額不斷加大。來澳門的不僅有女子，還有到神學院深造的日本神職人員，甚至有全家來澳門定居的。另一個來澳門的原因是日本大規模迫害基督徒。1614年，有5艘滿載被驅逐出境的日本基督徒從長崎開往澳門和馬尼拉。1626年，路易斯·派斯·帕凱哥(Luís Pais Pacheco)又帶來了一些流亡者。1636年，有287個婦女和兒童來到澳門。4年後，日本強行斷絶與這些人的一切關係，他們祇好留在澳門了。
與非洲女子——多數是南非説班圖語的卡菲爾女子——締結婚姻同樣是澳門生活的常事。當然，黑人居民有别於葡萄牙人和亞洲人，他們總是屬於下等人。
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一致認為，對黑人祇能給予卑微的地位。
極少歐洲女子到澳門來。從葡萄牙到東亞，要忍受長達一年多的艱難困苦的航程，這使大多數人望而卻步。彼得·蒙迪報道:他在澳門訪問期間祇見過一位白人婦女。那時已經是1637年，距澳門建城80年之久了。很明顯，人們就是喜歡同中國婦女和馬來女子結婚。人種混合很快就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並且，混血兒——同在幾乎所有的葡萄牙海外殖民地一樣——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當時，葡萄牙這個國家不大，祇有100萬人左右。光憑數字看，它也幾乎不可能往海外派遣大量的人以保持純粹的葡萄牙人屬地。因此，葡萄牙人在殖民地除了與其它民族結合，就别無他法了。當然，作為殖民地的主人，他們自然而然地組成上等階層。另方面，在葡屬地區生活的本地人，經濟上最合算的莫過於攀上一門富有的葡萄牙親戚。
文德泉神父所舉的一個附有數字的例子，説明澳門對外也是以一個多民族社會出現的。1640年，澳門為謀求恢復日澳貿易，曾組成一個74人代表團前往日本(交涉失敗)，在61位有名有姓的成員中，祇有16個葡萄牙人，其余是3個西班牙人，4個在澳門出生的中國人，13個已改奉基督教的中國人，以及25 個印度人、卡菲爾人、馬來人、帝汶人等。他們的共同任務是代表澳門及其居民同日本當局協商。
當然，今天澳門居民的“國際性”組成已因中國人在數量上佔壓倒優勢而改變了。然而，在1600年前後，澳門的確呈現出一派多人種、多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五彩繽紛的景象。
註釋:
①平托(Pinto):《遠遊記》(Peregrinaç~ao)，第221篇。
②③文德泉:《澳門人》(“Os Macaenses”)，第19頁。
④⑥《澳門紀畧》第113頁；Gomes，LuísGonzaga:《澳門概畧》(“Ou-Mun Kei Leok)，第83頁。
⑤《澳門紀畧》第165頁；Gomes，Luís Gonzaga:《澳門概畧》，第136頁。
⑦《澳門紀畧》第71頁；Gomes，Luís Gonzaga:《澳門概畧》，第37頁。
⑧陳泰明(Chén Tai-min)，第325頁。
⑨拉赫(Lach):第一卷，第297頁。
⑩博克薩(Boxer):《日本的基督教一百年》(“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第257、258頁。
(11)(12)文德泉:《澳門與她的主教區》(“Macau e a sua Diocese”)，第15卷，第19 頁。
(13)伊瓦奧(Iwao):《十六、十七世紀日本對外貿易》(“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第6頁。
(14)格雷恩維爾德(Groenveldt):《荷蘭人在中國》(“De Nederlanders in China”)，第6頁。
(15)格拉曼(Glamann):《丹麥——亞洲貿易》(“Dutch-Asiatic Trade”)，第114 頁。
(16)(17)《明史》卷廿八，第8435頁(中文版，第325頁)；格雷恩維爾德:《荷蘭人在中國》，第19頁。
(18)《明史》卷廿八，第8433頁(中文版，第325頁)。
(19)《澳門紀畧》第117、118頁；Gomes，Luís Gonzaga:《澳門概畧》，第87頁。
(20)文德泉:《澳門人》第35頁:萊薩(Lessa):第153頁。
(21)帕斯蒂爾斯(Pestells):第三卷，第LIX章。
(22)博克薩(Boxer):《澳門在復興時期》(“Macau naépoca da restauração”)，第84頁。
(23)(24)萊薩(Lessa):第106頁。
(本文摘自普塔克教授著:《葡萄牙人在中國——葡中關係及澳門歷史概述》[Protugal in China-Kurzer Abriss der Portugiesisch-Chinesischen Beziehangen und der Geschichte Macaus im 16. und beginnenden 17.Jahrhundert，Klemmerberg Verlag Bad Boll，BRD，1980]中有關澳門歷史的章節，由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馮令儀副教授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