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聖方濟各沙勿略去世30年後，他的信徒們仍被嚴禁在中國的大門之外。耶穌會敎區主敎范禮安在從澳門遙望中國大陸時，常常絕望地喊道：“磐石啊，你何時才能打開？”著名的肇慶府之行打開了這一久盼的缺口。羅明堅(Ruggiero)送給總督一隻時鐘和一面棱鏡，這些東西當時在中國簡直是稀世珍寶。總督對鐘着了迷，又看到羅明堅溫文爾雅，感到很高興，欣然同意他留下，並撥了一座廟讓他居住。羅明堅的一個才華橫溢的同行、利瑪竇(Ricci)也來了。這兩個耶穌會敎士穿戴得像和尙一樣。表面上看，他們住下來的目的就是爲了學習中國的語言、藝術和科學，還宣稱自己非常敬仰中國文化。但當他們被要求行使僧侶之職時，卻聲明自己衹爲上帝服務。他們脫下了僧侶的袍子，又穿得和儒士一樣了。在兩廣總督的許可下，他們讓人在肇慶府造了一座樓房。達官顯貴們紛紛來此觀賞利瑪竇做的星盤、渾儀、天體及地球儀。這些凡夫俗子看到利瑪竇用孔聖人的話去敎導信徒，都稱他爲了不起的聖哲。利瑪竇由一位中國官員陪同來到南京，結交了當地最傑出的文人學士。他風度翩翩，到處傳播科學知識，被尊爲名流、專家。他被召至北京，獲得了皇帝的恩寵。爲了討好中國人的民族虛榮心，利瑪竇畫了一張世界地圖，中國標在世界的中心位置，正好應了“中央帝國”的稱謂。皇帝對此極爲滿意，下旨將此圖複製到絲綢上。萬曆皇帝問他從那裡來，利瑪竇回答：大西洋國；那時中國人就是這麼叫葡萄牙的。利瑪竇去世後，耶穌會敎士被指責爲傳播蠱惑人心的敎義。要不是由於利瑪竇的一個頗有權勢的學者信徒的話，他們早就被趕回澳門去了。此人名叫徐光啓，歐洲人稱他爲保祿博士，已昇爲閣老。他設法使皇帝相信，假如皇帝能得到卓有才識的耶穌會敎士和葡萄牙大砲的幫助，中國就不必懼怕任何來犯之敵。其他一些很有天賦的耶穌會敎士保持了才華橫溢的利瑪竇所贏得的聲譽，他們向帝國宮廷展現了幾乎全部的西洋藝術和科學文明。明朝的滅亡未能使他們受到影響。湯若望，這位被順治帝封爲貴族的耶穌會士，成了淸朝的一品高官和數學上的首席權威。他多才多藝，修改過曆法，設計過砲臺，鑄造過槍砲，還修過豎琴。與其齊名的南懷仁(Verbiest)，也在天文和武器製造上做過許多貢獻。張誠(Gerbillon)和白晉(Bouvet)治好了康熙的高燒，使他脫離了危險。張誠還和徐日昇(Tomás Pereira)一道率領一支大軍阻止了沙俄對中國的入侵，還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與費岳多(Golovin)大使締結了永久和平睦鄰友好條約，從而避免了一場一觸即發的戰爭。耶穌會敎士們還承擔了對帝國土地的測量工作，這對中國政府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正是因爲他們在科學和文化方面的辛勤付出，歐洲才獲得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情報。耶穌會敎士在皇宮受到了相當的器重，連康熙皇帝也接受了他們的敎育。皇帝還讓人在皇宮裡建了一座富麗堂皇的敎堂。他們鼓勵康熙皈依基督敎，這位皇帝用充滿哲學味的口吻說，入敎就不必了，因爲他崇拜眞正的上帝。
　　耶穌會的傳敎活動是十分小心的，中國化的。因此，它沒有像別的敎派那樣與中國的民族特性和極端保守主義發生衝突。利瑪竇顯然認識到，要想推翻儒家的社會道德體系，是失策的、非常危險的。他甚至認爲，讓敎徒們用“天”和“上帝”來表示“Heaven”和“Lord of Heaven”是可取的，敎徒們也可以保持他們傳統的祭祖拜孔儀式，這可以使福音在將來更順利的情形下得到更全面的展示。
　　耶穌會敎士極力反對中國的世俗天文學家的錯誤觀念。因此，雖然皇上對他們恩愛有加，卻也引起了中國同行的嫉妒，遭到了排擠。順治帝死後，他的瑪法⁽¹²⁵⁾湯若望就被關了起來。他被銬上鐵鐐，被判凌遲處死，最終因傷心過度而冤死獄中。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æs)——順治帝的另一個親密朋友，也被嚴刑拷打至死。後來康熙爲他平了反，爲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基督敎被作爲有害的東西而遭禁，大部分耶穌會敎士被流放。但知識就是力量；他們的知識，特別是南懷仁在天文學上的精通博學，使他們再次受到了靑睞；康熙帝頒詔准許他們在中國宣傳科學知識。
　　爲了避免不同派別間的衝突和對抗，敎皇格利高里十三世指定耶穌會爲在中國進行傳敎的唯一敎派。烏爾班八世取消了這一規定，結果造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性的紛爭。中國的祭祖拜孔禮儀遭到了多明我會敎士黎玉笵(Morales)的反對，那些還行使這樣的禮儀的中國皈依者就被英納森十世開除敎籍。但耶穌會敎士衛匡國(Martini)又設法使亞歷山大七世相信這些禮儀不是偶像崇拜，而純粹是非宗敎意義上的禮貌和客套；在中國的不同派別之間也簽訂了盟約，在沒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觀點出現前，對這一解釋表示認同。可是不久，多明我會的簽約者之一閔明我(Navarrete)對此提出異議；另一個多明我會敎士——嚴嘉樂(Maigrot)⁽¹²⁶⁾主敎也向衛匡國的觀點提出挑戰。儘管祭祖拜孔爲亞歷山大七世所批准，但他還是禁止這一禮儀。“上帝”一詞被禁止使用，“主”加在“天”的後面作爲God的正確定義。伏爾泰在《巴比倫的公主》一書中對這種玩弄文字遊戲式的可笑爭論作了一番諷刺。在這本書中，中國皇帝在歡迎福摩桑塔(Formosanta)的會說話的長生鳥時，剛剛流放了一批西域和尙，這些人狂熱地期望整個中國能像他們那樣去思想，結果被令安安靜靜地離開(假如他們能安安靜靜的話)，永遠不得返回中國。事實上，康熙皇帝已下決心制止派別之爭引起的騷亂。他發文宣佈，“天”就是眞正的上帝，祭祖拜孔是世俗禮儀。他對傳敎士的黨派之爭作了調查，授權利瑪竇的追隨者在中國佈道，而嚴嘉樂之流則被勒令離開大淸帝國。
　　另一方面，格勒門十一世卻支持嚴嘉樂的決定。他派安蒂奧克的總主敎多羅(Monseigneur de Tournon)爲使節來到北京。此人是一個嚴格守宗敎法規的學者，極端仇視耶穌會的寬容政策。在去北京的途中，他就在本地治里(Pondichery)和馬尼拉等處對耶穌會犬發雷霆。在北京，康熙規勸他不要過分干預世俗的事情，更不要有一些煽風點火的行爲。另外，他的證件衹是給北京主敎和嚴嘉樂的，因此，在一次私人會見後(多羅在此次會見中突然病倒)，康熙令他離開。鑒於多羅頒發訓令，反對調查宗派之爭，禁止行祭祖拜孔之禮，康熙遂派2名耶穌會敎士前往羅馬面謁敎皇，同時下旨將多羅押至澳門，拘禁起來，直到敎皇下令取消多羅的訓令爲止。
　　在澳門，等待這位使節的是更多的麻煩和羞辱，因爲他曾有意漠視葡萄牙國王給予傳敎士的保敎權。正是因爲這一保敎權，傳敎士們才能在國王的庇護下，經過里斯本順利到達他們的目的地。從前，歷屆神聖敎皇都毫無異議地把從非洲海岸到遠東廣闊無垠的異敎徒土地贈與葡萄牙，而如今這一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敎皇亞歷山大六世僅僅用筆一劃，就把尙未完全發現的新大陸贈給了西班牙，作爲對西班牙的補償。基督敎世界裡又早就有一個妒忌心很重的君主憤憤不平，不知道亞當的遺囑裡有哪一條規定將幾乎整個地球都遺留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王。敎皇出自對西班牙的敬意而對葡萄牙君主的復位不理不睬。同時，羅馬敎廷又以一個國王不能行使全球範圍的保敎權爲由，取消了葡萄牙國王對傳敎士的保敎權。從此，里斯本的政府和敎會不再緊跟梵蒂岡了。多羅也以此爲行動的原則，因而引起極大的不快，他的怠慢行爲遭致了嚴重的報復，奉果阿大主敎之命，澳門發出一封致敎友的公開信，禁止承認這位正在中國的主敎爲信徒訪問者。而多羅在廣州發佈訓令，號召澳門敎區放棄利瑪竇的傳敎方法。若昂·杜·卡扎爾(Joãodo Casal)主敎對此訓令提出抗議，因爲它違反了葡萄牙國王對傳敎士的保敎權，而且多羅也沒有資格發佈訓令，來決定敎會的禮儀。卡札爾主敎爲葡萄牙國王的保敎權辯護，指出使節的證書沒有按慣例在里斯本登記；敎皇關於中國禮儀的敕令可能尙未頒佈，即使頒佈了也應是根據有資格發言的人的意見來決定；使節的訓令違反了淸朝皇帝的法令；假如用嚴嘉樂那一套來取代利瑪竇的傳敎方法，其結果不僅會使嚴嘉樂及其追隨者被趕出中國，而且葡萄牙國王爲了基督敎在遠東的事業而花費了很大代價才建立起來的澳門殖民地及其傳敎事業也將毀於一旦；主敎向羅馬敎廷呼籲，將自己、葡萄牙國王和果阿大主敎置於羅馬敎廷的保護之下，來反對葡萄牙民族、澳門敎區和果阿敎區的公開敵人所犯下的暴行。對此，使節回答道，主敎必須遵守他的訓令，否則要受處罰，他駁回了主敎的呼籲，堅持將葡王的保敎權從澳門敎區的登記簿上刪除。⁽¹²⁷⁾
　　多羅一抵達澳門，就有人以神甫和僧侶界的名義告誡他不要觸犯葡萄牙國王對傳敎士的保敎權。他對此置若罔聞，結果引發了一場可怕的動亂。多明我會和奧古斯丁派熱烈支持這位主敎使節，向澳門敎區的管轄權限提出挑戰。據一份當地手稿記載，⁽¹²⁸⁾澳門敎區主敎甚至將那些去過多明我會和奧古斯丁派敎堂的人都開除了敎籍。多羅貼出佈告，取消這一開除敎籍的決定。佈告剛貼出去就被撕毀了。有一張佈告貼在多明我會的敎堂門口，兵頭就叫勤務兵去撕了下來。多明我會的敎士們從窗口裡向勤務兵投擲石頭，還有一些人跑出來圍住了他。兵頭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就以葡萄牙國王的名義命令士兵逮捕這些修士。軍隊衝進敎堂，修士們也撲了上來。經過一翻頑強的反抗，一些人被捕，其餘的退守到了祭壇裡。在上帝的保佑下，他們沒吃一粒米，堅守了三天三夜。最後，他們從神聖的祭壇裡走出來，與其他人一道被抓了起來，關到了一座堡壘裡。
　　現在，這位使節雖然已榮昇爲紅衣主敎，卻被軍隊軟禁起來。他大發雷霆、指責斥罵也毫無用處。一份告誡書貼在他的門上，警告他收回他的責罵並出示證書，否則就開除他的敎籍。死亡最終使這位位尊的囚犯從困苦和屈辱中解脫了出來。在被羈押三年後，多羅主敎極爲突然地於1710年7月8日逝世了。在一份敎皇聖諭中，格勒門十一世取消了一切用來反對這位不幸的使節的措施，並嚴厲斥責了澳門敎區主敎。
　　使節的同黨譴責議事會阻止他們將敎皇的信呈交給康熙皇帝。據1712年的會議記錄稱，議事會決定賄賂淸朝官員，以此作爲反擊這一指責的最有效的辦法。
　　使節的悲慘命運對里斯本宮廷觸動很深。唐若昂(Dom João V)五世下令恢復那些在澳門被關押起來的奧古斯丁派敎士的職位，歸還他們被沒收的修道院，還贈給他們聖餐杯和聖物箱。若昂五世還命令議事會給他們一小筆年金，以獎勵他們對多羅主敎的忠心，也作爲他們爲支持多羅主敎而遭受的嚴峻考驗的安慰金。
　　根據在中國的許多高級敎士的意見，這場重大的糾紛應交由宗敎會議解決。經宗敎裁判所的審問官們提議，多羅使節的訓令由敎皇格勒門十一世在敎皇聖諭“從那天起”中加以肯定。1720 年，另一位使節——亞歷山大的主敎嘉樂(Mezzabarba)被派到北京，受到了朝廷的隆重接待。但他也未能使皇帝聽從敎皇關於廢除中國祭祖拜孔禮儀的決定。在澳門時，嘉樂被說服答應8個條件，以修正敎皇的嚴厲聖諭。北京敎區的一位方濟各會神甫爲此特意去羅馬面見敎皇，但敎皇否定了這8個條件。嘉樂與他的前任不同(前任的遺體就是他運到羅馬的)，他同意葡萄牙國王保敎權的要求，這使葡萄牙政府和人民以及宗敎界都盡可能地爲他提供便利。葡萄牙國王負責使節從里斯本到中國的費用，而議事會則遵照王室的命令支付他在中國逗留期間的花費和回程路費。使節嘉樂在澳門受到了熱烈歡迎。
　　此時，康熙已年老體衰，澳門十分擔心下任皇帝對澳門可能採取的政策。據推測，下任皇帝對傳敎士不會像現在這樣友好、這樣寬容。每個王子都在凱覦皇位，人們擔心康熙死後可能會發生內戰。爲了提供皇帝所希望的可能幫助，議事會於1717年請求若昂五世派50名士兵、100支長槍和500桶彈藥到澳門。1719年，王室的一項法令批准了這一要求，但彈藥的數量被限制爲300桶。
　　不管人們怎麼爭執，康熙皇帝仍奉行一種開明的政策，對福音在他所統治的領土上的傳播抱着極大的寬容。他的大臣們提出警告說，基督敎傳敎士在日本的活動導致了陰謀詭計，製造了事端和災難，中國應記取前車之鑒。康熙一方面警惕地維護着國家主權的完整，反對宗敎統治，一方面又善待利瑪竇那些傑出的追隨者。但是，當他發覺傳敎士們把朝廷的法令當耳旁風，逃避他下令進行的檢查時，他認爲該是將基督敎信仰掃除出中國境內的時候了。但是，他還未能將這一想法付諸實施就結束了他長達60年的光榮統治，於1772年去世了。對於康熙皇帝的仁慈態度，澳門人民是不會麻木不覺的。皇帝駕崩的消息正式宣佈後，議事會命令各砲臺和停泊在港的船隻鳴號砲24小時，軍民服喪3個月，以示哀悼。
　　雍正皇帝完成了對中國基督敎的鎭壓。除少數幾個耶穌會敎士還留在朝廷服務外，傳敎士都被趕出了中國。被驅逐的傳敎士喬裝打扮後又返回中國，結果再次被抓，趕到了澳門。在淸朝官員的監視下，傳敎士們登船離開碼頭。從此以後，許多皈依者又成了異敎徒，荒涼的敎堂成了廢墟。耶穌會敎士們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耐心與聰明才智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傳敎網就這樣灰飛煙滅了。
　　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一出臺即遭強烈反對的敎會命令。尤其是多明我會敎士，他們對那些優秀的對手們取得的輝煌勝利很不服氣，他們出於盲目的派別感情以及受到傷害的自尊，尤其是想起因爲耶穌會的影響他們才被逐出日本時，就總想報一箭之仇。在日本，各派的衝突衹能歸根於相互間的競爭。在中國，祭祖拜孔禮議被看作是有利於傳播基督敎的活動。這種禮儀並不是建立在偶像崇拜的基礎上，但多明我會的宗敎法官卻不加考慮，就將此事上報給敎皇，引起敎皇對此事的不安。就像利瑪竇所解釋的那樣，中國人敬畏祖先，僅僅是因爲祖先給了他們生命；尊敬孔子，僅僅因爲孔子是立法家和哲學家。此外，不守禮儀會被看作大逆不道，不尊儒家也得不到朝廷任何的褒獎和俸祿。這些都有力地說明這種儀式是非宗敎的。就是梵蒂岡批准這一習俗，也不是第一個此類寬容的例子。羅馬敎堂中就旣有拉丁式又有東方式的禮儀。雖然馬龍派(Maronites)⁽¹²⁹⁾、麥爾基派，(Melehites)，亞美尼亞敎會(Armenians)、迦勒底公敎會(Chaldeans)的習俗有許多不同於正統觀念，但還是得到了寬容。而多羅卻因對耶穌會的偏見而蒙蔽了雙眼，竟提出向中國人的習俗開戰。事實上，他作爲安蒂奧的總主敎，名義上還是馬龍派(Maronites)的首領呢。這些人卻被允許保留那些他們還是異敎徒時所信奉的古老而獨特的禮儀。這樣，異端邪說可以明正言順地與正統觀念相結合，而世俗的祭拜儀式卻不行。格勒門十一世的目光短淺的政策使多明我會戰勝了耶穌會，卻葬送了整個中國皈依的希望。康熙皇帝對格勒門十一世的做法極爲驚訝。他怎麼也想不到敎皇竟會對中國的傳統禮儀指手劃腳，因爲敎皇對此一無所知，就像他自己，一個中國皇帝，對歐洲的習慣毫不瞭解一樣。雍正皇帝在回答讓傳敎士返回中國的請求時，他的一番話也是十分中肯、尖銳的：假如他也派一些和尙到歐洲去，毫無疑問，這些和尙也會被認爲是擾亂公共秩序的狂熱分子。那時中國就是這樣看待這些傳敎士的。
　　澳門的命運一直緊緊地與基督敎事業聯繫在一起，現在它衹好有賴於雍正反基督敎情緒的弱化。1724年，議事會在一份呈若昂五世的報告中，指出了中國對基督敎的迫害所帶來的危害，並建議國王派大使來中國，設法贏得中國皇帝的好感，以避免澳門殖民地及其肩負的神聖使命遭受毀滅的厄運。
　　正巧，派使前往北京一事已被確定下來。1721年，康熙曾派傳敎士張安多(António de Magalháes)回葡萄牙，敦促若昂五世利用他在梵蒂岡的影響，說服羅馬敎廷支持中國的基督敎徒並允許他們祭祖拜孔。這位特使從康熙那裡帶來了60箱的禮物；張安多自己又送給若昂五世7顆精貴的珍珠。在這些珍貴的皇家禮物中，有一些是康熙皇帝親手做的假花。⁽¹³⁰⁾迄今爲止，還沒有一位歐洲君主從中國的天子那裡收到過這種禮物呢。
　　高級官員麥德樂(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e Menezes)被任命爲大使，張安多陪同前往。他們帶着一隊儀表堂堂的隨從，乘着“奧利韋拉聖母(Nossa Senhora d’Oliveira)”號帆船，於1726年6月10日抵達澳門，並於3天後在莊嚴而隆重的儀式中登岸。
　　議事會將大使抵達的消息正式通知了兩廣總督，而總督僅將使團作爲一般進貢使節上報給皇帝。香山縣令也按進貢使節的禮節接待了大使，並建議向北京發快函。麥德樂宣佈，倘若將代表團僅看作是進貢的使節，他將無意去北京。他送給兩廣總督一封信，請他立即轉交皇上。他在信中要求皇上給使節以恰當的榮譽。總督把信扣了下來，稱他可以提供一切方便。後來發生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兩廣總督指使香山縣令向代表團解釋說，他們所反對的“進貢”一詞完全是下面辦事人員造成的誤會；同時他還要查明大使甚麼時候上路，以便爲迎接這位從9千英里以外的國土上來的賀使作好充分的準備。總督的代表由香山縣令陪同，攜帶禮物和徽章拜訪代表團，並跪倒在大使面前以示順從。他們被告知這樣的禮節是不必要的。
　　麥德樂含蓄地批評了“下面辦事人員的過失”，並要求在公文中予以糾正。香山縣令因此發佈公告，說葡萄牙大使來北京是向皇帝表示恭賀，而不是像不瞭解情況的人聲稱的那樣是來進貢的。像“進貢”這樣的稱法是失禮的和帶有誹謗性的，誰再重複這樣的字眼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兩廣總督也宣佈葡萄牙使團與那些進貢國家的使團不同，所以要做好準備，以新的方法歡迎他們。儘管這樣，麥德樂一再聲明，如果他的信不能直接送到皇帝手中，他還是拒絕從澳門動身。衹有這樣，他才能弄淸皇帝是否打算不僅在廣東給予他這樣的接待、而且在皇宮也會給予同樣的禮遇。信使帶着這封信以及另一封兩廣總督寫的信出發了。兩廣總督信中解釋這件事時，評說道這個使團同其他使團確實不同，單從他們華麗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來。
　　不久，張安多作爲使團的先遣代表到達北京。皇帝向他詢問此次使團的用意何在。張安多答道，就他所知，使團的目的是向康熙駕崩表示哀悼，向新皇登基表示祝賀，並請求皇上對澳門的居民以及葡萄牙在中國的臣民給予保護。這一回答未能使皇帝感到滿意，他擔心使團將談及讓他十分反感的宗敎問題，在這一問題上他下決心決不讓步。不管怎樣，他希望使團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視，使他們不致有任何不滿。隨後，一名親王去傳敎士那裡打探情況。這些傳敎士向他保證使團將避免提及任何不愉快的問題，於是親王答應說大使將得到前所未有的榮譽。
　　親王又詢問傳敎士外國人怎樣理解“進貢”一詞，爲何大使對這個詞有強烈的反感。敎士們解釋說這個詞的意思很不好，包括“納貢、封建制、被征服和附庸等含義；最好選一個好一點的詞來形容這一使團。親王承認此詞僅僅適用於那些納貢國家的使節。親王請示過皇帝後宣佈，使團應被稱爲恭賀使團，派一名大臣與一名歐洲人去澳門陪同使團來京。一個對葡萄牙人頗有好感的朝廷大臣和張安多被選中。隨後，朝廷諭示兩廣總督給予使團一切方便，讓其確信皇帝的親切敬意。
　　至此，使團已在澳門停留了5個月，麥德樂對澳門的情況都很熟悉了。像往常一樣，使團從澳門出發，經過廣州沿陸路前行。使團離開澳門的儀式也極爲壯觀。他們乘的船華麗無比，經過了精心的裝飾。船頭掛着繡着葡萄牙徽章的綠旗，桅杆上懸掛着另外2面綠旗，上書“泰西王國大公朝賀”；船上並排排着兩塊匾，上書“泰西大公”。張安多和那位大臣在途中遇到了使團，大使快到北京時，朝廷官員爲他準備了點心，還準備了人馬供他驅遣。
　　1727年5月18日，使團進入北京。順序依次是：最前面是200個韃靼騎兵引導，3排樂隊緊隨；接着是262個穿紅衣的黑僕抬着整整30箱的葡萄牙王室的禮物，都是用黃綢覆蓋，裝飾得富麗堂皇；身穿藍灰色制服的鼓號手舉着鑲金邊的鮮艷的綠綢做的葡萄牙旗幟；然後是王室衛隊；騎士、紳士、隨從們騎着馬，穿着金色或銀色的衣服，戴着羽毛裝飾的帽子，佩着銀光閃閃的長劍，每人各有一僕人在前牽着馬；接着是更多的王室衛士，穿着藍色和銀色的服裝，戴着頭盔，上刻大使的盾形紋章；大使本人穿着金色和灰色衣服，坐在藍絨轎子裡。8個轎夫是綠綢服、紅腰帶、羽翎帽；一隊長槍手護衛着轎子；澳門議事會的隨從們舉着官傘，捧着韃靼軟墊；大使的馬匹都披上了華麗的馬衣；神甫、翻譯、京廷內傳敎士；其他隨從及地方官吏——總共將近800人。路兩旁站滿了衛隊；使團沿路拋撒銀元，黑壓壓的人群對從天而降的銀元感到又驚又喜。
　　大使的這種豪華舉動讓朝廷官員們忐忑不安，他們已習慣了別國使節的卑順態度。禮部請大使去排練覲見皇上的例行禮儀。大使認爲這與他的尊嚴不相稱，就推說他很熟悉這一套，用不着再練習。禮部又對大使坐着8人大轎出覲見皇上提出異議。大使見中方對此疑心太重，就放棄了這一做法⁽¹³¹⁾。雙方又對如何呈遞國書意見不一，皇上的接見被推遲了。按照宮廷禮儀，國書應放在朝見廳的一張桌子上，而大使希望能像俄國大使最近做的那樣親手把國書交給皇帝。皇上寬厚地答應了這一要求。
　　接見於5月28日在一個金碧輝煌的大廳中舉行。大使由幾個高級官員領着，雙手高舉國書至臉平，從西門進入。他跪在皇帝面前，呈上國書。皇帝將國書交給了一名大臣，這位大臣在接見過程中就一直舉着國書。依照宮廷禮儀，大使從原路退至中門(表示順從的舉動)，然後他被領到靠近御座的一個位置，跪在軟墊上向皇帝講話，詳細叙述康熙皇帝與若昂五世的和睦關係。大使說，他希望這種友好關係繼續下去，不受損害；爲了在中國和澳門葡萄牙人的幸福，懇求得到中華帝國的保護。皇帝的答覆親切友好，使麥德樂大使確信了他的友好意向。按慣例，大使用完茶退出。翻譯離開時，聽見皇上評價大使聰明幹練，値得尊敬。
　　在又一次接見中，使團向皇上獻上了葡萄牙王國的禮物。雍正對收到這麼多象徵葡萄牙國王友誼的禮物感到非常滿意。他向若昂五世回贈了30箱同樣昂貴的禮物，還送給大使7箱禮品。
　　在京城呆了一個月後，使團被邀請前往圓明園。在那裡，皇上用金杯向麥德樂敬酒，使他感到非常榮幸。在最後一次接見中，大使再次懇求雍正保護澳門，並下令廣東官員也照此行事。皇帝點頭表示同意。
　　大使意識到自己肩負的光榮使命，向皇帝身邊的大臣們申明皇帝必須以同等條件答覆國王的公文。否則，他無法向他的國家傳送有損尊嚴的消息一位護送使團返回澳門的朝廷要員叫他對此放心。
　　耶穌會敎士巴多明(Parennin)當時在宮廷服務，他爲使團做翻譯。用他的話來說：“我們必須公正地看待麥德樂大使。儘管他在出任大使過程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但他總是知道該如何來保持本國和歐洲所有國家的榮譽。迄今爲止，中國宮廷接待外國使節時，衹說附屬國來進貢，而麥德樂大使卻成功地改變了這一切。”⁽¹²²⁾
　　使團的豪華確實讓澳門破費不少。一個新成立的銀行因此破了産：從1720年起，議事會已擺脱財政拮据，額外的税收已確保能成立一家銀行；憑抵押品预支的船貨抵押借款，每一季風期能給議事會帶來20%的紅利。使團不僅耗盡了這些資金，而且使議事會被迫抵押它的稅收。直到1762年，議事會才重新掌握了足夠的資金來恢復它的金融事務。⁽¹³³⁾
　　使團平息了雍正的怒氣，但未能使他就傳敎士一事作出妥協。傳敎事業依然毫無希望。
　　在中國的傳敎士都禁忌中國的習俗，澳門的宗敎偏見更是可想而知了。對那些狂熱的信徒來說，媽閣廟眞像眼中釘、肉中刺；儘管市政當局批准並承認中國的戲劇和舞龍，但敎會還是禁止這種娛樂形式。一位華商曾在祭祖拜神時誇示基督敎的聖物箱和禮拜用品；要不是葡萄牙人害怕殺死佛敎信徒、砸碎佛像會使殖民地受到危害的話，他們肯定會對這種褻瀆神靈的行爲予以報復⁽¹³⁴⁾。正是因爲有這一層擔心，澳門才沒有發生對異敎徒處以火刑的事情，這些修士在聖若昂節焚燒赫羅德及其女兒的像也就滿足了。
　　1702年，一名滿淸官員及其隨從與喪葬隊伍在耶穌受難日發生衝突，隨即發生了一場衝突。澳門檢察官在爭端中被抓，帶到中國官員處。整整三天時間裡，澳門一片混亂。⁽¹³⁵⁾第二年又發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乾旱，接着又是災荒。澳門人認爲這是老天爺的懲罰，他們用懺悔、用列隊遊行來請求寬恕。從敎堂到敎堂，都走着對天祈禱的懺悔隊伍，場面異常壯觀。還是滴雨不下。人們又抬着聖安東尼奧像，列隊向天祈禱，這還是打動不了無情的上天。接着，卡扎爾主敎向藥劑聖母呼求幫助。1703年5月3日，人們抬着藥劑聖母的像，進行了一場莊嚴的遊行。第二天下了一點雨，接着大雨傾盆而下，直到九天齋的最後一天。聖母的信徒們驕傲地寫道，這使那些不信敎者驚奇萬分。
　　據說，衆人在狂歡中看見一位身披鬥篷的美女在天空高處護佑着這座城市。奇怪的是，從沒有人聽見過聖卡特琳娜的聲音。議事會於1646年將她奉爲澳門的保護女神，此舉或許是爲了和果阿協調一致，因爲她也是果阿的保護神；或者也是因爲自從趕走荷蘭人後，大家就把聖徒施洗約翰看成是不忠於職守的保護者了。
　　在整個基督敎世界，澳門以擁有很多品質優秀的聖徒像而自豪。據說，媽閣砲臺裡的聖詹姆士晚上喜歡巡視海灘，他的靴子每天早晨都沾有泥土。還有人說，栩栩如生的肩負十字的我主(Senhor dos Passos)⁽¹³⁶⁾像拒絕由非奧古斯丁敎派的人運上岸。爲進一步表示對奧古斯丁敎派的善意，它將自己的聖祠選在聖奧古斯丁敎堂：這尊像曾一度被搬至聖保祿敎堂，後來它又自己回到了原處。人們抬着聖安東尼奧像遊行時，衹要他們敬奉的錢偶而少於通常數目，神像就在原地不肯動了：議事會習慣在遊行前給這位士兵的聖徒一個錢袋，內裝相當於一個上尉的薪水。後來，一名議員下令廢除這一套。結果，他冒犯了聖徒，不幸降臨到他的頭上，不久他就變得一貧如洗了。這樣一傳，人們對這個家喩戶曉的聖徒更加敬奉了。在他連續十三天的節慶裡，一個儀仗隊每天早晨都要在他的敎堂做彌撒時行鳴槍禮。在家裡的聖安東尼奧像前，人們即使自己餓肚子也要保持油燈長明。在下層群衆中，要是他允諾了所求之事，人們就用鮮花、貢香、長蠟燭向他進貢，要是他拒絕了所求之事，就是責備甚至苛待他。有人忘了或丟了東西，就糾纏聖安東尼奧指出東西所在，因爲祈禱文中有“聖安東尼奧能使失物復得”這樣一句詞。
　　不幸的是，葡萄牙人需要彌補一個最嚴重的損失，去創造一個最令人神往的奇跡——即消除嚴嘉樂的毒害。正是因爲他，中國才未能產生出一位聖徒，雖然據說利瑪竇是在神聖莊嚴的氣氛中去世的。
　　註釋：
　　　(125)金註：滿語，意即父親。
　　　(126)金註：亦稱閻當。
　　　(127)《中國宗敎狀況逸事》，第3冊，第2部分。
　　　(128)《澳門歷史大事記》，第62、80頁。
　　　(129)馬龍派(Maronites)，東方天主敎會之一。傳爲公元5世紀叙利亞人馬龍(Maron)所創。麥爾基派(Melchites)是叙利亞和埃及的一個敎派。亞美尼亞敎會(Armenians)流行於西亞美尼亞一帶，曾爲故代亞美尼亞國敎。迦勒底公敎會(Chaldeans)流行於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的東方天主敎會。
　　　(130)引自法國駐里斯本的一位公使的批件。《澳門開埠備忘錄》，第27頁。
　　　(131)一說麥德樂坐轎子入內，另一說不是坐轎子進去的。《澳門開埠備忘錄》，第47頁。參見《綜合檔案(Archivo Pitoresco)》，第4卷，第246。
　　　(132)引自巴多明致西班牙王子導師的信。參見《耶穌會士書簡集》，第21卷。
　　　(133)安德拉德《印度及中國來札》，第1卷，第21章。
　　　(134)閔明我《中華皇朝歷史、政治、倫理與宗敎論》，第6冊，第10章。
　　　(135)《澳門歷史大事記》，第30頁。
　　　(136)金註：參見《早期澳門史》，第181頁，註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