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葡萄牙人正爲重新獲得廣東貿易的特權而沾沾自喜時，康熙皇帝就於1685年宣佈中國重新開放對外貿易。同時，淸朝的地方官員也不顧葡萄牙人的利益，想方設法要想把澳門變成中國的一個港口。1688年，一艘荷蘭船強行闖入澳門內港，媽閣砲臺爲抵禦入侵，向這艘船開炮射擊。前山寨的淸朝官員爲此召見了議事會的成員。議事會隨後召開了全體大會。這次大會的記錄寫道，這位官員不但就澳門抵抗荷蘭人一事對議員們大加斥責，說這樣做違反了淸朝政府允許對外貿易的法令，而且還指責澳門居民犯有購買中國兒童的罪行。他堅決要求澳門當局引渡購買人和小孩，並當着議員們之面，下令逮捕翻譯，將其戴上鐐鋤。這幫官員還威脅說，他們要離開前山，回廣州去。一支中國艦隊出現在澳門海面。爲了澳門的生存着想，議事會決定採用自這塊殖民地建立以來屢試不爽的權宜之計——行賄。可是兵頭對此表示反對。最後，大家決定衹要荷蘭船向媽閣砲臺鳴槍致意，就放它進來算了。議事會的這種奴顏卑膝導致果阿總督於1689年發出命令，禁止葡萄牙臣民服從任何中國官員的命令。同年，議事會發表宣言，號召葡萄牙公民爲了這塊殖民地的安全，將佔用着葡萄牙人的房產基業的華人趕出去。如若有不執行這項命令，就要被罰金，還要受法律的懲罰。
　　淸朝官員藉口要徵收噸稅和嚴禁走私活動，在澳門派駐了4名海關巡役。這幾個巡役跟中國官吏沆瀣一氣，濫施暴力，對議事會爲所欲爲，議事會對此也是忍氣吞聲。⁽¹¹⁰⁾這種情況直到1688年在澳門建立了中國海關才結束。淸政府藉口在澳門建立海關，就可避免裝滿貨物的船隻駛往廣州而帶來的不便。這個海關負責徵收來往於廣州的中國商船稅收，還負責向外商船徵收噸稅。迄今爲止，這項工作都是由澳門檢察官負責的，他用行賄的辦法說服了淸朝官吏接受了按傳統的丈抽辦法來徵收噸稅的提議。根據1699年的稅則，澳門的商船分爲3等，像福建和浙江的商船那樣交稅。
　　澳門曾經是那麼的富饒，現在卻在痛苦中掙扎，再也交不起對滿淸官吏的日常賄賂。葡萄牙人顧慮重重，非常擔心一旦澳門不再是滿淸官吏的一項收入來源時，自己就會變成像《悲慘世界》中的被泰納爾迪埃斯(Thernardiers)攥在手心裡的可憐的柯賽蒂(Cossette)一樣，遭致更多的騷擾。在一份1689年議事會會議記錄中有這樣一句傷感的話：澳門有錢時，同中國人保持良好關係是很容易的；現在澳門陷入了深深的苦難之中，衹有神聖的上帝才能阻止厄運的發生了。議事會指出，他們花了3年的時間，也未能免除殖民地的地租，甚至一點都沒有減少；是華人翻譯不經意說出用900兩銀子充當3年的租用，現在中國官員正催着要這筆錢。會議決定徵收房租，以支付這筆開銷。
　　實際上，澳門的地租曾經被免除，但滿洲人征服中國後又恢復了。1650年，韃靼人包圍了廣州，一番殺戮之後，終於佔領了這個明朝最後的也是最堅固的堡壘。大兵壓境下的明朝臣子試圖與葡萄牙人結盟；滿淸皇帝順治爲穩住葡人，免除了澳門雖微不足道卻令人煩心的年金。然而1653年，議事會的翻譯在廣州支付噸稅時，被廣州府扣爲人質，以迫使澳門交納地租。議事會就此事召集會議，會議記錄寫道：議事會決定贖回人質，但不能同意中方這種任意勒索的行爲。但是，事實證明議事會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中國官員再次將這種不合法的年金強壓到澳門頭上。
　　按照龍思泰的說法⁽¹¹¹⁾，在澳門於1651年承認滿淸王朝的最高權力時，滿淸皇帝同意免除澳門3年地租。龍思泰顯然忽略了年金的由來。他在硏究年金的出處時，妄作判斷，認爲澳門最初就像中國的附屬國一樣，需定期遣使向皇帝進貢；後來由於韃靼人的入侵、宮廷內部紛爭不斷以及進貢使節帶來的危險，中國政府就將進貢改爲支付年金。用中國人自己的話來反駁這種辯解是再好不過的了：“葡人在明朝從未向北京派出進貢使節⁽¹¹²⁾。在一部叫《大淸會典》官書中，澳門也不在進貢國之內：“世界各國需派使來中國進貢的包括：高麗、琉球、老撾、交趾支那、暹羅、蘇祿、荷蘭、緬甸及其他西洋國家；所有其他國家與中國僅有交往與商業關係”。⁽¹¹³⁾
　　滿淸王朝不止一次免除了澳門的地租。1714年的免除總額達1，000元。在呈果阿總督的一份公函中，議事會將康熙皇帝的這一慷慨舉動歸於下面這件事：有一次，5位滿淸高官正式參觀澳門，議員們按照中國的禮節，跪磕聖安。滿淸官員回答時，葡人打了一個手勢，砲臺遂鳴砲敬禮，敎堂也鐘聲齊鳴。這一友善舉動使這些官員大爲開心，也使龍顏大悅。1718年，議事會通過北京的一位耶穌會敎士，請求康熙皇帝免除澳門的地租和噸稅，中國政府就可以租用2艘葡萄牙軍艦巡邏於廣東水面，以防止海盜行爲。這個建議落了空。不過，議事會還是成功地免除了租金，顯然這位皇帝極想從澳門購得2門銅砲才以此作爲回報的。在1720年的一份公函中，果阿總督梅內玆(Meneses)談到此事時，嘲笑議事會不但不將2門銅砲送給中國，而且還尋求免除地租。從今往後，無論澳門多麼貧窮，議事會都不得向中國表明自己所處的困境。即使可以使中國政府永遠免除澳門地租，也不應該僅從金錢這方面考慮此事。這位總督還責備議員們在爲欽差大臣舉行的招待會上，竟7次屈膝跪拜(實際上這種禮節就是平常的打千)。他訓斥道，議事會在此種場合應展示應有的富麗堂皇，不應有任何低人一等的表現，葡萄牙人，更不用說基督徒了，不應向任何民族奴顏卑膝，除非是向上帝。這些誇誇其談的訓斥，不論其用意多好，都是沒有道理的。假如議事會在與淸朝官吏的交往中，僅僅從金錢方面考慮，梅內玆總督閣下也就不會有機會指責澳門放棄中國的對外貿易了。談到屈膝跪拜，衹要議事會的慇憋沒有超過中國的禮儀範圍，也未嘗不可。⁽¹¹⁴⁾主要的問題是中國除了從禮貌方面，是否還從其他方面來看這一禮儀。幾年以後的一件事證明中國方面並沒有其他的意思。廣東的一名淸廷特使和香山縣的官員們照樣向葡萄牙大使行跪拜禮；若干年後的欽差大臣耆英來到澳門時，參觀了洞穴中的賈梅士的半身像。當他得知這位葡萄牙詩人的名聲就像中國的孔子一樣偉大時，就跪下身去，磕首致敬。
　　大人之所以來到澳門，乃是因爲一個關係到殖民地切身利益的問題。1719年，康熙禁止了中國商船出國經商後，試圖將中國的對外貿易集中到澳門來。中國之所以要倒退到閉關自守的狀態，是由於總兵上了一份奏折。在這份奏折中，自由貿易被說成是充滿了危險，歐洲人則被描述爲野蠻不化，而且野心勃勃。移居海外的華人的愛國心也令人懷疑。這些蠻夷和華人從大淸國運走了大量稻穀⁽¹¹⁵⁾。在中國的編年史中，廣東的英國人被當作這一時期最精明的外國人。⁽¹¹⁶⁾東印度公司獲取的種種特權肯定讓中國官員自己都會吃驚不已。同時，英國的船隻也總是以牙還牙，對他們受到的恥辱採取報復性法律。⁽¹¹⁷⁾
　　由於現在實行了海禁政策，康熙提出將中國的對外貿易設在澳門，並在此徵收全部進口關稅。兩廣總督建議在氹仔島建造一座砲臺，以保衛這個通常是英國船隻來澳時聚集的錨地。議事會拒絕了康熙的這一提議。梅內玆總督在1720年的一份公函中嘲笑說，議事會拒絕讓淸政府在澳門駐紮一支5、60人的駐軍乃短視行爲，因爲如果澳門能成爲中國的外貿中心，就會得到巨大的好處。1732年，雍正皇帝重申了上述建議。雖然議事會現在已傾向於接受這一建議，但由於果阿總督佩德羅·馬斯卡雷尼亞斯(Pedro　Mascarenhas)的命令，議事會再次拒絕了這一極好的提議。1733年，議事會在一份給這位總督的公函中稱，雖然葡萄牙政府擔心外國商人住在澳門會帶來不幸和危險，但澳門的上層人士和頭面人物認爲他國商人住在澳門非但沒有任何壞處，反而會帶來極大的好處。澳門殖民地的繁榮有賴於商業的發達，假如我們對這樣一個帝國的全部外貿活動不加考慮，那麼這樣做的理由必須是十分充分的。假如這樣做是錯誤的，這一錯誤在商業史上就會是空前未有的。葡萄牙民族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就曾棄之不顧，現在又要對這一建議不加理睬，難道這就是葡萄牙民族的特性嗎？
　　禁海令起先是由地方官員強加給澳門的，但在一個在當地很有影響的耶穌會敎士李若瑟(José Pereira)的幫助下，議事會派使至兩廣總督處，挫敗了這一行動。1719年，淸廷的一項法令免除了對澳門這塊殖民地所有類似禁令。作爲回報，議事會向康熙贈送了酒、糖果、鼻煙等，可笑的是，這些東西都被龍思泰認爲是進貢的物品。⁽¹¹⁸⁾(這次對禁令的免除證明是一次天賜良機。2年內，澳門的船隊由8艘增至21艘。1725年，雍正皇帝將船隊數量限制在25艘。這些船被登記註冊、予以編號，使之享有以前的優惠政策。
　　澳門的貿易逐漸復甦了。1668年的西葡和約使馬尼拉與澳門的貿易也恢復了。然而，西葡兩國間仍時有矛盾發生，使貿易時斷時續。17世紀末，馬尼拉的3艘船帶了100萬元來澳門購買絲綢，其貿易規模由此可見一斑。1720年，議事會在致國王的公函中稱與馬尼拉的貿易已不再有從前那麼大的利潤。在若昂五世的要求下，議事會給予西班牙船隻以澳門船隻所享有的特權。西班牙船隻抵達澳門時，登記註冊的25艘船中已出航的船號就分給他們使用。這樣，西班牙船就可以享有噸位稅的折扣。作爲回報，假如他們用葡萄牙貨船進口貨物的話，就向葡萄牙人交納關稅。
　　假如葡萄牙國王給予議事會所要求的商業便利，這一時代的澳門還會更加繁榮。實際上，王室也確實給了一些特權，但這些特權對澳門沒有多大好處。1709年的一道王室法令規定，在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停止期間，從澳門出發未經果阿而到印度的船隻，可以免除應向果阿交納的噸位稅。王室對葡中貿易的壟斷也暫時放棄了。里斯本和澳門商人之間的貿易合同有了增長，但在里斯本的託銷並未給澳門帶來任何利潤。於是，議事會於1716年致函國王，建議派一艘小船到里斯本商討恢復王室保護基金，並請求若昂五世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澳門已經日漸衰微，就這樣聽任這位遠東最好的據點衰敗下去，讓她落入中國人之手是否明智呢？1719 年，作爲對另一請求的回應，王室的一道法令給予澳門在5年內每年派2隻船經由果阿到葡萄牙和巴西進行貿易的權利，但附之以下條件：不得向安哥拉運送貨物，否則將予以沒收並取消上述權利；不得從葡萄牙或巴西運出金銀；不得在果阿出售貨物；作爲對果阿港口關稅來源的保護性措施，這2艘享有特權的商船到達葡萄牙之前，澳門須有另外2艘船到果阿進行貿易。⁽¹¹⁹⁾這些特權與葡萄牙在同一時期向英國作出的巨大讓步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令人傷心不已。
　　上帝讓其欲敗之人先瘋。
　　出於對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擔心，葡萄牙尋求英國的保護，結果使自己捲入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梅都恩條約》⁽¹²⁰⁾使葡萄牙變成了栽種葡萄的國家，聽任英國這個由酒店商人組成的國家擺佈。作爲回報，英國對進入本土的葡萄牙酒減免稅收。表面上看這一措施似乎很優惠，但當時法國對本國商品實行保護措施，英國因此對法國酒徵收高額稅收，所以這種優惠是英國必須採取的經濟上的反措施。由於這一標誌着英葡兩國之間友誼的措施，英國獲得了在葡萄牙的商品專賣權。爲了補償它在法國所受的損失，英國幾乎扼殺了葡萄牙的所有工業。它在國內僱傭了成百萬人進行生產以供應葡萄牙的需要，獨佔葡萄牙的國內貿易、金融交易及其與巴西的貿易。總之，英國的重商主義嚴重瓦解了葡萄牙的政治和經濟，以致於在巴西的黃金被發現60年之後，葡萄牙衹剩下不到一百萬純金幣，卻已欠下了五百萬金幣的債。與此同時，英國的軍艦滿載着不下一億兩巴西出產的黃金，不顧任何禁令，定期運出葡萄牙。⁽¹²¹⁾
　　王室的貿易壟斷極大地阻礙了澳門殖民地的發展。葡萄牙商人的盲目的自殺性利己主義又進一步摧殘了殖民地。在澳門，這種惡劣的利己主義行徑到處可見。鑒於這一行徑的毀滅性的後果，果阿總督若昂·薩丹那·達·伽馬(João Santana da Gama)於1728年建議議事會像荷蘭人那樣設立一個商業協會。他指出，荷蘭人的貿易活動之所以很繁榮，主要應歸功於他們的團結精神。與此同時，一項王室法令禁止議員們衹顧私利，將澳門與馬尼拉和巴達維亞的貿易衹留給自己這種武斷手法。
　　1746年，王室法令不但禁止澳門的對外貿易，甚至還禁止外國人在澳門居住。而外國人衹有在航海季節才被允許在廣州停留，其後，中國的地方官便發給他們到澳門的護照。這導致議事會在1757年廢除了禁止外國人居住的法令。此時，法國、西班牙、丹麥、瑞典以及英國、荷蘭都已在廣州設立了商館。
　　基於宗敎及道德因素，基督敎的領導層也極力反對外國人居住。這項禁令的廢除使一位主敎採取一些措施，以避免那些輕浮的女人造成禍害。她們有的被流放到帝汶，有的被收容到他設的馬利亞·馬達萊娜(Asilo de Santa Maria Magdalena)濟貧院。濟貧院敎給妓女適合她們的不同工作，以使她們能體面地生活。另一方面，游民、投機商、妓院老板也成了禍害。1803年，葡萄牙攝政王下令王室大法官對他們起訴，但又要注意在不損害政府又不危及法律尊嚴的情況下，儘量避免牽扯到居民和外國人。這場運動有時導致一些不相稱的婚姻。舉一個例子，一位本地婦女在一種十分浪漫的環境中嫁給了一個外國商人。後來，她將大量遺產捐贈給澳門的慈善機構，從而使自己成了公衆的保護人。馬爾塔·達·席爾瓦·梅羅普(Marta da Silva Merop)這位婦人的晝像至今仍保存在其中一個慈善機構內。
　　在彭巴爾侯爵任職期間，王室對貿易的壟斷被廢除，葡萄牙東印度公司也正醞釀之中。30多位商人爲此捐獻了三百萬元。不過，這一計劃最後泡了湯。當時，這種壟斷被指定給單一外國資本家負責。儘管這種壟斷被賦予多種特權，還是失敗了。
　　這一時期的茶葉貿易也迅速增長。這使彭巴爾侯爵注意到澳門作爲一個出口貿易中心的相對重要性。這位偉大的大臣一方面鼓勵過境貿易，同時十分注意它是否爲王室貢獻了大量稅收。⁽¹²²⁾是，由於其他國家紛紛在廣州設立商館，澳門的前景變得黯淡起來。
　　可以說，茶葉之所以能在英國流行，應歸功於一位葡萄牙公主——凱瑟琳王后。她對茶這種飲料十分偏好，使之風行一時。沃勒贊美道：
　　我們的人民英勇頑強，
　　我們的國家美麗富饒。
　　旭日東昇，物產富足，
　　感謝上帝!我們有着
　　最好的王后，最好的飲料!
　　但茶葉貿易並未成爲葡萄牙的財源，反而幾乎都被英國所壟斷。
　　淸政府又一次提出將澳門變爲中國的外貿中心。中國官員對歐洲人惹下的麻煩深感頭疼，建議將貿易地點由黃浦移至澳門。正如德金所言，這本是一個使殖民地走上富裕之路的機會。但當時代理兵頭職務的主敎拒絕了這一建議，理由是害怕異敎徒會敗壞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中方衹好繼續允許外國人停留在廣州，再未提過這一建議。葡方根本沒有很好地考慮這一建議，就匆匆忙忙拒絕了。澳門人的道德未遭敗壞，但卻更窮了，而貧困更是一種無可挽救的罪惡。⁽¹²³⁾
　　然而，廣州商館的商人卻在定期停留澳門期間，採取各種手段逃避禁止外國人進行貿易的種種措施，想方設法利用自己的資本、信貸和貿易關係來獲取利潤。葡萄牙代理商爲了一點蠅頭小利，竟允許外國人借用他們的名義投資。這些外國投資者以此賺取了大量利潤，遠遠超過了澳門從外國居民身上獲得的任何收益。⁽¹²⁴⁾
　　到18世紀末，葡萄牙在澳門的商船已縮減爲約8至10艘，而且絕大部分衹和暹羅做生意。其時中國對鼻煙的需求很大，但每年也衹有一、二艘葡萄牙船載來巴西鼻煙。

　　註釋：
　　　(110)美羅·卡斯特羅《備忘錄》，第18段。
　　　(111)龍思泰《早期澳門史》，波士頓版，第76頁。
　　　(112)(莊延龄《中國對歐交往4史》，第5頁。
　　　(113)丁韙良《中國》，第1卷，第264頁。
　　　(114)在聖赫勒那島上的拿破侖聽到阿美士德(Amherst)拒絕遵從中國的宮廷禮儀後大爲吃驚。
　　　(115)龍思泰《早期澳門史》，波士頓版，第85頁。
　　　(116)莊延龄《中國對歐交往史》，第12頁。
　　　(117)丁韙良《中國》第2卷，第10頁。
　　　(118)參見《早期澳門史》，波士頓版，第76。
　　　(119)同時又強調澳門必須支付派往中國的一個使團的費用。
　　　(120)指1703年英國同葡萄牙簽訂的商約。
　　　(121)雷納爾《哲學與政治史》第9冊。
　　　(122)斯蒂芬.摩斯《葡萄牙》，第369頁。
　　　(123)參見《北京之旅》，第3卷，第186－187頁。
　　　(124)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2卷，第5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