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早期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與日本或滿刺加女人結婚，尤以後者爲多。⁽⁴⁵⁾此由阿爾布克爾克倡導並由一批有影響的神甫促進的。這樣，合法、信仰基督敎的混血人種就產生了。儘管澳門與滿刺加的往來幾個世紀前就已停止，那些滿刺加女祖先的痕跡在澳門的人種特徵中依然可尋，雖然這些痕跡隨着時間的推移在逐漸淡化。⁽⁴⁶⁾另外，澳式的庭院也是滿刺加風格爲主，而日本式的特徵除了能在澳門人的身材和相貌中找到蛛絲馬跡外，幾乎未留任何痕跡。⁽⁴⁷⁾
　　人們認爲，殖民地的人口最初衹有500人。到1563年，已有900葡萄牙人(兒童不計在內)——這一增長主要是由於浪白滘的葡人過來和澳門的開拓者住在一起。此外還有幾千名滿刺加人、印度人和非洲人，他們主要充當從事家務的奴隸。關閘建立之前，殖民地沒有中國人⁽⁴⁸⁾，後來中國勞工得到許可進入澳門，條件是不得在此居住，更不得擁有地產，除非是得到中國官員的推薦，並由檢察官頒發通行證才行。那些偸偸摸摸進入澳門的，則遭到鞭笞，就像對待流氓和乞丐一樣。允許進入澳門的中國人通常是手藝人，他們每天下班後，晚上須回到關閘那邊——這樣，關閘就得每天從早到晚都開着。
　　1584年，中國皇帝授予澳門檢察官未入流官銜，有裁決在澳華人事務的簡易司法判決權。檢察官在與中國官方通信時，稱自己爲“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而中國官員則稱之爲“夷目”。遇有重要案件，香山縣令則聲稱他有審判華人犯人的權力。1587年，國王的一項法令指示王室大法官不要干涉這種司法權力。
　　爲了挑起與澳門的爭吵，中國官方常常派些心懷不軌的官員來澳門。一旦這些人受到怠慢，那些幕後操縱者就像演戲一樣，下令停止澳門的供應，以此來泄憤。這時，議事會爲息事寧人，就得向他們送禮。議員們每次開會，都得要處理由中方故意引發的紛爭。慘痛的敎訓使他們認識到，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錢。正如一位議員所言，沒有錢，在中國的麻煩事將會沒完沒了。葡方無論怎麼有理也沒用，因爲他們面臨的選擇衹有一種：退讓，否則餓死。議事會不僅要賄賂那些貪得無厭的官員，有時還得援助那些因剛正不阿而受害的中國官吏。一次，一名香山縣官員欠了別人3千兩銀子的債。此人很正直，不願騷擾地方百姓，搜刮民脂。議事會決定替他償還這筆錢。因爲他若繼續欠債，就可能丟官，而由一個可能會給殖民地惹麻煩的人取代。有時，假如中國總督公正廉明，他也會拒絕同意地方官提出的爲難葡人的手段。假如他見識廣博，就會阻止這種陰謀，並向皇上闡述自己的看法，認爲不應去騷擾澳門的葡人，因爲澳門“乃廣東的左膀右臂”。⁽⁴⁹⁾
　　1593年，議事會在提交國王的文件中談到，要想保留澳門這塊殖民地，就得在中國人身上花一大筆錢。鑒於殖民地的繁榮與重要性日益增加，議事會請求國王讓澳門享有波爾圖那樣的特權和地位。但1595年，國王僅批准其享有埃武拉的特權與地位，並由印度總督負責授予。印度的王家編年史家庫托(Diogo do　Couto)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澳門⁽⁵⁰⁾，稱之爲那個時代東方最好、最繁榮的殖民地。
　　此時的澳門是基督徒在遠東的據點。基督敎事業得到了葡萄牙國王的庇護，在這個欣欣向榮的殖民地獲得了熱情的支持。1575年，在塞巴斯蒂昂國王的提議下，敎皇格利高里十三世通過“敎會戰士明鏡”成立了澳門敎區，並提名國王爲敎區庇護人。考慮到這一敎區是由王室供奉的，該庇護人有權提出該敎區的主敎候選人。這一敎區的權限最初延伸至包括中國、日本、高麗在內的大片地區。1588年，西斯特斯五世(Sixtus V)將日本分爲獨立的敎區，敎會在那裡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西班牙傳敎士從馬尼拉麋集澳門，有方濟各會、多明我會以及奧古斯丁敎派的修士。奉印度總督之命，他們最終離開了澳門，將修道院移交給他們的葡萄牙同行。離去的原因顯然是因爲敎會的宗派主義和政治角鬥。
　　馬尼拉總督想與中國建立商業上的聯繫，計劃派使團到北京。爲此，他利用先前與肇慶府那個又老又貪的總督打過交道並結爲好友的耶穌會士來幫他。多明我會的傳敎士被說服去誘使澳門的敎士和那個中國總督爲擬議中的使團鋪平道路。澳門當局得知此事後，懇求耶穌會阻止中國人和西班牙人之間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因爲這將損害澳門的利益。西班牙人掌握着所有的秘魯黃金，假如他們參與競爭，將抬高中國商品的價格，使葡萄牙商人破產。爲了對澳門的一貫支持給予回報，耶穌會決定捍衛葡萄牙人的利益。結果，兩廣總督頒佈一項法令，禁止西班牙使團進入中國，也不允許西班牙人進入中國。⁽⁵¹⁾
　　耶穌會採取這一態度，並不僅僅出於商業利益上的考慮。他們無疑反對任何能導致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及奧古斯丁派敎士進入中國的行動，因爲這會引起宗敎衝突，就像當時日本發生的情況一樣。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衹是在捍衛自己的權利罷了。菲利普二世就任葡萄牙國王時，發誓維護葡萄牙人民的特權，讓他們像從前一樣完全壟斷東方的貿易。根據這一保證，澳門保留了向西班牙領地提供中國生產的貨物這一權利。這些貨物必須經過澳門，由葡籍船隻運往馬尼拉。這一對澳門的繁榮至關重要的壟斷權得到了嚴格的執行。在1595年給印度總督的一份法令草案中，國王提到了上一年的一項法令。根據這一法令，菲律賓和墨西哥與中國的貿易被禁止了，因爲正像總督指出的那樣，這種貿易對葡萄牙的利益是非常不利的。國王還對一艘西班牙船隻帶大筆款子在澳門爲西班牙商人購買中國商品一事表示不快。總督受命盡一切可能的辦法阻止西班牙人參與同中國的直接貿易。國王宣佈衹有他那些在澳門的葡萄牙臣民才有這一權利，同時規定澳門衹能有兩個宗敎派別，即耶穌會和方濟各會的托缽僧或稱方濟各會。⁽⁵²⁾
　　儘管國王明令禁止，1598年，馬尼拉總督的代表胡安·德·扎馬迪亞(Juan de Zamudio)還是和兩廣總督談判，在離廣州12里格的地方建立貿易集散地，西班牙人稱之爲皮涅爾(Piñal)⁽⁵³⁾。澳門對此非常不滿，葡萄牙海軍準將保羅·德·葡萄牙(Paulo de　Portugal)向那位代表提出了抗議。海軍準將請求中國官員將西班牙人從皮涅爾攆走，並說，如果需要，這個行動就由葡萄牙人負責。這個建議遭到了拒絕，敵對狀態使未設防的澳門處於危急之中。根據西班牙人的說法，葡萄牙人不僅勾結中國官員，以世俗和宗敎禁令爲藉口，阻止澳門與皮涅爾之間的交往，甚至企圖焚燬西班牙使節的船隻。不久，一個西班牙到柬埔寨去的遠征隊途中遇到風暴，在澳門沿海失事，旗艦在追逐一隻帆船時擱淺，另一條在靠近海岸時觸礁，撞成了碎片。幸存的120名西班牙人想方設法保護他們的武器以及船上的部分大砲，遠征隊司令路易斯·達斯馬利尼亞斯(Don Luiz Dasmariñas)派2名士兵去澳門，另2名去廣州，請求幫助。澳門的葡萄牙人奉澳門海軍準將之命將來澳門的2名西班牙人關押起來。爲對付其他西班牙人，議事會派代表去廣州，把西班牙人說成是海盜和無惡不作的壞蛋。路易斯·達斯馬利尼亞斯在皮涅爾購買並武裝了一條帆船，在扎馬迪亞離開皮涅爾到馬尼拉去後，這條武裝帆船就游戈於澳門附近。澳門當局通知達斯馬利尼亞斯離開澳門海岸，否則就拘留他，並送他到印度去接受懲處。達斯馬利尼亞斯否認有任何不良企圖，要求澳門當局釋放他的兩名士兵，拒絕對敵對措施的後果負責。葡軍海軍準將保羅·德·葡萄牙立即率領幾艘武裝船隻出發，前去攻擊。接着雙方發生激戰，以雙方退卻而告終。西班牙人回到皮涅爾，在與澳門達成一些商業上的交易後，馬尼拉方面派來一條船，將這些人載回。⁽⁵⁴⁾
　　多明我會和奧古斯丁敎派不顧國王的法令，仍然留在當時享有聖城稱號的澳門，幾乎每一條街道都有敎堂。除大堂外，還有最古老的望德堂、敎區的花王堂和風順堂，另外還有4個敎堂分屬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和奧古斯丁敎派，還有2個屬於其他敎派的敎堂。沿着街道，爲四旬齋第一個禮拜天的行列儀式建了幾座聖祠。屆時，在悲哀的氣氛中，負着十字架的基督像停止行進，人們燃香點燭，行列中的人們虔誠地拜倒，由一個嗓音淸脆的姑娘扮作維羅尼卡(Verõnica)懇求神的寬恕。甚至議事亭都有一個小敎堂，以便在每次開會之前祈禱。這一儀式有助於向議員們灌輸眞正的基督敎的溫順和忍耐思想，衹有具有這種思想的議事會成員才能忍受中國官員的羞辱。澳門的唐人廟是耶穌會用來培養中國皈依者的敎堂。後來，這座敎堂被拆毀，這被認爲是殖民地遭受的最恥辱的事件之一。說來也怪，澳門竟沒有一座敎堂是爲傳敎士的典範聖方濟各沙勿略而建的，這位傳敎士就是在澳門附近與世長辭的。
　　耶穌會的宏偉樓宇値得一提。聖保祿神學院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機構，它向中國、日本、高麗和交趾支那等地輸出大批傳敎士。大家知道，這是一座培養像日本殉道者一樣的人的專門機構。1590年，去謁見格利高里十三世敎皇的日本貴族用日文記述並出版了他們的出使活動及旅行手記。一個耶穌會士將此書譯成了拉丁文，這是首次在澳門刊印的作品。⁽⁵⁵⁾英國私掠船曾在亞速爾群島捕獲過一艘葡萄牙大帆船。他們在繳獲的金銀財寶中，竟然發現了這本書。它裝在一個密封的香木盒子裡，像無價之寶那樣用上好的布包了幾乎上百層。
　　眞希望澳門人也能如此珍愛與澳門黃金時代相稱的不朽之作——聖保祿敎堂的美麗建築。它是當時澳門的繁華、富饒、壯麗的唯一紀念物。現在澳門人破落了，這座尊貴的建築物也孤零零地立在廢墟中。這一輝煌歷史的遺跡與殖民地的公共建築和其他風格質樸的敎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是顯示出日本藝術才華的最早的歐洲藝術品——這些工匠都是日本基督徒。從敎堂底部一直裝飾至山牆的浮雕，富有象徵意義，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是耶穌會利用人們的好奇心理的最機智巧妙的典型，這種好奇心理通常能使人皈依基督敎。《明史》承認在中國還從未見過這樣的裝飾。直到現在，我們依然能看到一層層莊嚴的花崗岩臺階，把我們引向古跡中去。奠基石上的銘文是：“澳門城於1602年自願獻給偉大的聖母”。爲與聖保祿這一稱號相符，建築風格是希臘式的。底層的柱子是愛奧尼亞式的，上面的則是科林斯式的。底下的三層，點綴着拱門和棕櫚樹，壁龕中華麗的耶穌會聖徒像有剛宣佈昇天不久的聖徒，如雕刻在柱腳上的著名的聖方濟各沙勿略。這個雅致的錐形建築中間的一層最爲精美，中心的一個壁龕裡是聖母瑪利亞像，那高浮雕刻畫的是祈禱中的天使，噴泉，生命樹和一個醜陋的女人，它們顯然象徵着希望和敬畏，還有一個啓示錄中的妖怪和一副乾枯的骷髏，對反對基督敎的人來說，這些或許意味着死亡。上面一層爲耶穌受難的徽紋所環遶，壁龕裡供奉着聖保祿像，頭頂上是聖靈，山牆的背景是太陽、月亮和星星，頂上是耶路撒冷的十字架。這些高浮雕是傑出的工藝品，但靑銅製的塑像和聖靈看上去有點笨拙，可能是由澳門的勃卡羅(Bocarro)兵工廠鑄造的，這家工廠當時很興旺。一座華麗的時鐘(路易十四的贈品)裝飾着聖保祿敎堂。敎堂的內部也與外部風格相當和諧。這座當時澳門最神聖、最富麗堂皇的敎堂保存着許多珍貴的遺物。著名的有聖方濟各沙勿略被帶到羅馬去的手臂的一部分，以及來自日本和交趾支那的幾個殉道者的遺體。聖保祿敎堂是在從前一個敎堂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它也於1835年被一場大火燒燬。這場大火起自附近一座被徵作兵營用的修道院。接着發生了彭巴爾(Pombal)的反耶穌會運動。耶穌會敎士被逐出澳門，並且像聖殿騎士一樣，被剝奪了全部財產。
　　假如考慮到澳門當時的人口數量，澳門敎堂的數量之多就顯得更不尋常了。根據曾德昭的記載，十七世紀初，澳門的葡萄牙人約有1000人，還有很多歐化的中國基督敎徒。澳門的總人口約有5千或6千人，大多數是異敎徒。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都很富有。他們過着奢侈的生活，和印度殖民地最好的家庭有親戚關係。考慮到可以獲得豐厚的彩禮，當時的許多貴族家庭爭相與澳門葡人通婚。澳門確實引人注目，因爲她慷慨大方，向國外的貧窮基督徒發放施捨物，無論他們在何處傳敎。法利亞·索薩也提到那個的時代澳門的葡萄牙人與印度殖民地中最優秀的葡萄牙人一樣強大，不是在數量上而是在質量上，是一個高尙的、有權有勢的、富裕的人民。
　　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屬地已經衰敗，澳門卻昇到了繁華的峰頂。澳門與日本的貿易也同與馬尼拉的貿易一樣獲得了豐厚的收益，西班牙人則放棄了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計劃，澳門從雙嶼繼承了利潤豐厚的日本貿易。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對葡人在雙嶼的豐厚利潤所作的估計，被澳門與日本的貿易來往進一步證實。據統計，這種利潤至少達百分之百，此外還有返航途中所獲的收益。
　　日本的大名們對誰的領地能享有與外國人貿易的權利進行了激烈的競爭，由此還導致了一個轟動的事件。1567年，平戶的大名要求將對外貿易限制在他的領地之內，但他領地上的基督徒生活條件很差。若昂·佩雷拉(João Perreira)帶着一船貴重的貨物離開澳門後，被通知駛向平戶，他卻前往大村(Omura)的福田(Facunda)海灣。平戶的大名旋即派海軍上將上方殿上統率的40 艘船組成的艦隊圍攻這隻葡萄牙商船。佩雷拉爲了擺脫被包圍的不利局面，敏捷地搶風轉變航向，衝出了包圍圈，然後突然轉向撲向日本艦隊。一場殊死的戰鬥後，日本人被擊退了。艦隊的殘餘者上岸灘逃走了。在這次戰鬥中，大名的幾個親戚和上將被打死，還有來自帝國宮廷的兩個著名武士也喪了命。大村的基督徒給佩雷拉以熱烈的歡迎。從那時起，葡萄牙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勇敢的民族。⁽⁵⁶⁾
　　自1569年長崎被大村的大名割讓給葡萄牙人後，長崎就成爲日本對外貿易的中心。主要商品都是來自歐洲和印度，獨具特色，包括古玩、藝術品、火器和描寫戰爭的圖畫，以及香料、藥材、葡萄酒、棉花和羊毛製品，還有來自中國的大量的生絲。葡人用這些貨物換取黃金、白銀。
　　當時，日本的黃金比較充裕，黃金與白銀的比値比其他任何國家都低⁽⁵⁷⁾。在葡萄牙與日本貿易關係良好的日子裡，日本每年向澳門輸出的黃金據說超過300大桶，也就是說，超過3，000，000英鎊⁽⁵⁸⁾。據說在葡萄牙人和日本人最後決裂的前幾年，一艘小小的商船就能運走100多桶黃金。一位歷史學家談及此事⁽⁵⁹⁾，又說道，假如葡萄牙人在25年或更多的時間內能像開始那樣享有對日貿易的利益，他們將獲得更多的黃金，澳門也將會有像耶路撒冷傳說中的所羅門時代所擁有的那麼多的黃金、白銀。
　　在中國，葡萄牙人的貿易享有特權和豁免，這是後來的外國商人享受不到的。譬如，一艘葡籍商船第一次被估爲約200噸，將交付1，800兩銀子作爲噸稅，以後每次僅需交納此數目的三分之一。龍思泰認爲這種特權衹有澳門的船隻能夠享有⁽⁶⁰⁾，同樣噸位的船隻若是懸掛其他任何一國的旗幟，要交付5，400兩銀子的噸稅，而且以後每次要交付同樣數目的稅金。葡萄牙人在廣州購買的所有商品交納的稅金比其他國家的商人少三分之二，葡萄牙的軍艦不用交納噸稅，而其他國家的軍艦則必須交納。若葡萄牙船隻失事，假如船隻被中方搭救，朝廷將負責將船轉送到澳門。中方還對因此所需的費用給予補償。其他國家的船隻則無此殊榮，一旦失事被中方救起，要爲此支付全部的花費。⁽⁶¹⁾
　　一個連續數月的集市首次在廣州舉行後，以後1年2次，1月份澳門商人開始購買發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的商品，6月份則購買發往日本的商品，以便及時備好貨物，使商船能在東南和東北季風開始時按時啟航。
　　遠東與歐洲的貿易爲葡萄牙王室所壟斷。一支王家船隊每年從里斯本起航，通常滿載着羊毛織品、大紅布料、水晶和玻璃製品、英國造的時鐘，佛蘭得造的產品，還有葡萄牙出產的酒。船隊用這些產品在各個停靠的港口換取其他產品，船隊由果阿去柯欽，以便購買香料和寶石，再從那裡駛向滿剌加，購買其他品種的香料，再從巽他群島購買檀香木。然後，船隊在澳門將貨物賣掉，買進絲綢，再將這些連同剩餘的貨物一起在日本賣掉，換取金銀錠。這是一種能使所投資本成2倍或3倍增長的投機買賣。船隊在澳門逗留數月後，從澳門帶着金、絲綢、麝香、珍珠、象牙和木雕藝術品、漆器、瓷器回國。葡萄牙國王爲自己保留了東方貿易中最大的特權。他給予有功的大臣的最大實惠就是准許他們用一兩艘大帆船運來東方商品，賣給里斯本的商人，以獲巨大利潤。⁽⁶²⁾
　　澳門作爲當時的商業中心繁榮起來，毗鄰的中華帝國的財富經澳門流向了其他國家。當時的里斯本充滿着東方的浮華奢侈，他們對於能替代威尼斯成爲歐洲尋歡作樂的首都而感到驕傲。
　　註釋：
　　　(45)之所以和這些滿刺加女子結婚，顯然是因爲第一支葡萄牙遠征隊到達滿刺加後發生的一個極具浪漫色彩的事件。當地人打算在岸上爲葡萄牙軍官們舉行的宴會上殺死他們，並同時摧毀艦隊。一位當地的姑娘愛上了一位葡萄牙水手，她游泳到情人的船上，揭露了這一陰謀，所以計劃未能得逞。
　　　(46)迄今爲止，澳門人的生活習俗中仍保留了很多滿刺加的特徴。如食物、器具以及服裝的名稱等。
　　　(47)澳門方言中仍有一些常用的馬六甲方言詞匯，如saiang，murung，liching，kopo kopo，kankang，gossó，chubi，chuchú，chingechang，champurá，cudung，bongkó及bantu。澳門人聽不懂馬六甲方言，而且有別扭奇怪之感。另一方面，日語中也有幾個單詞來源於澳門的詞匯，如biba，castella(來自bolo castellano。這是在澳門製作的糕點。)還有一些來自葡萄牙語的詞匯，如banco，bidro(來自vidro)，botan(來自botão)，copo，caia，confeto(來自confeitos)，nino，kiristan(來自critão)，patera(來自padre)，tombo，等等。奇怪的是，澳門方言中的中文詞匯卻不多，僅有“茶(tea)”。該詞已葡語化爲chá。“颱風(tufão)來自tai－fong”。還有源自葡萄牙語動詞命令(mandar)的mandarim(滿淸官員)一詞已通過漢語詞根及葡萄牙語進入歐洲諸語言。
　　　(48)這可以從一分奇特的中方文件中得到證實：“在香山縣治內，離香山縣城一百里的地方有一個海岬，與大陸僅有一地峽相連，就像睡蓮的莖支撑着葉子一樣。海岬上建了一座小鎭，鎭中居民全爲外國人，沒有一個中國人；關閘處建起一海關，以檢查來往人員及貨物。此地旣不出產稻米、鹽，又不生產蔬菜，一切皆靠內地供應。鎭內有一歐洲官員主持政務，官銜相當於我國的總督。政府文告及通信都通過翻譯傳達給他們。他們有一個奇特的風俗，即脫帽致敬。我們從他們處購買象牙、龍涎香、粗羊毛製品、紅木、檀香木、胡椒和玻璃”。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S taunton)《中國與中英關係雜評》，第1卷，第87頁。
　　　(49)《葡萄牙在澳門領土主權備忘錄》，第28－32頁。
　　　(50)這位歷史學家似乎認爲澳門不在他們的硏究範圍之內。他的著作中衹有極少地方提及了澳門。
　　　(51)《基督敎遠征中國史》，第2卷，第7章；古伯察《基督敎在中國》，第2卷，第2章。
　　　(52)《東方葡萄牙檔案》，第3分冊，第1部分。
　　　(53)金註：Piña1在西班牙語中意即“松林”。此指新會崖山。詳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8，第66頁，註釋8，《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年，第60 頁，註釋1及《生存之道——澳門政治史》，澳門，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9 年葡語版，第85頁，註釋80。
　　　(54)莫爾干(Morgan)博士的《菲律賓群島逸事》，里查爾(Rizal)博士註釋，1890 年巴黎版，第115－133頁。
　　　(55)《日本遣羅馬使團》。
　　　(56)G·梅斯尼爾：《日本》，第68－70頁，澳門版，1874年。
　　　(57)麥卡洛克《貿易詞典》，古版本，長崎。
　　　(58)一噸黃金價値10，000英鎊。
　　　(59)坎普偉《日本史》，第1卷，第4冊，第5章。
　　　(60)《 早期澳門史》，波士頓版，第87頁。
　　　(61)美羅·卡斯特羅《備忘錄》，第41－44段。
　　　(62)里貝羅·達·席爾瓦《葡萄牙史》，第4卷，第4章。